作者:陆挺，特许金融分析师 (CFA)，北京大学经济学学士、硕士，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博士。2018年5月，加入野村证券，任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加入野村前，曾任华泰证券研究所所长、首席经济学家和董事总经理，美国银行美林证券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和董事总经理。本文转自财新网。

中美英德日加几个大国在抗疫期间的纾困政策。各国国情不同，政策不可生搬硬套，但仍可取长补短，借鉴他国经验教训。国内关于抗疫经济政策的讨论，绝大多数拘泥于选择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在我们看来，这种以货币和财政来区分政策制定的理念不适合中国国情，不符合中国多年的实践经验。疫情之下，给定有限的政策空间，真正需要把握的平衡是在需求刺激政策和纾困政策之间。过去十几年中国逆周期宏观政策调节的思路都是以信贷支撑下的需求刺激为主，纾困政策为辅，但这种思路未必适用于当前全球疫情之下的复杂形势。

　　中国在抗疫方面以巨大牺牲换取了骄人的成绩，目前已经处在抗疫后期。但由海外疫情加重带来的外需崩塌难于避免，因倒灌国内出现疫情复发的风险也在不断上升。通过对各国纾困政策的梳理，从信贷支持、税收优惠、现金补助、社会福利和其他政策方面进行比较，我们认为中国的纾困力度过小，在疫情和外需暴跌的双重冲击之下，或不足以保持国内经济和金融形势的基本稳定。当前虽然有必要推出一定规模的需求刺激计划，但纾困政策仍是关键，况且很多纾困政策本身也能拉动需求。政策应加大扶助家庭和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的力度，防止大规模的企业和家庭破产违约，避免失业率快速上升。这样在疫情之后，需求能够快速反弹，作为供给侧核心的企业能够快速复工复产。

　　具体执行方面，政府可提出一个约相当于年度GDP总量7%-10%的综合纾困和刺激计划。纾困既救急又救穷，应尽量避免各类产业补贴和各种寻租行为。通过货币还是财政政策来纾困不是问题的关键。为加快纾困速度并避免占用市场资金，央行宜起关键作用。在加大力度给市场提供流动性支持的同时，央行可通过量化宽松工具，以及通过购买特别国债等方式来增加基础货币投放和中央财政支出。

高度重视纾困政策的三个原因

　　首先，疫情在全球蔓延，对全球经济和中国外需造成重大破坏。截至3月28日凌晨，全球累计确诊病例已达60万例，死亡病例高达2.7万例。疫情在3月11日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定义为大流行病，与过去100多年的流行病相比较，其严重程度仅次于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全球经济遭受1930年代大萧条以来的最大冲击，中国经济一度停摆，一季度GDP同比下降可达9%左右，二季度也有可能出现负增长。欧美经济势必大幅衰退，二季度萎缩程度可能创一个半世纪以来的纪录。遭受重创的实体经济进而剧烈冲击本来就已杠杆高企的全球金融系统，造成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严重的美元荒和金融资产价格暴跌。尽管世界各国政府紧急出台了大量宽松刺激和纾困政策，全球失业率必然快速上升，大量企业将倒闭破产，或将导致比全球金融危机时更为严重的企业债违约风险。疫情本身的高度不确定性将导致投资和消费需求萎缩，全球贸易会迅猛下滑。未来一两个季度中国出口可能大幅下跌，造成约1800万人的失业。疫情本身会导致逆全球化，一定程度的脱钩不可避免，外商直接投资可能会严重下滑。中国未必是全球资产的避风港，外资撤出不可避免，中国金融体系本身也将因为过去十几年高速累积的杠杆和近期的经济萎缩而面临系统性风险。

　　第二个原因在疫情本身。目前中国疫情已经得到基本控制，但在全球疫情蔓延的情况下，中国很难独善其身。由于海外疫情倒灌和国内的复工复产，疫情发展还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新冠病毒的传播及针对其疫苗的研发的不确定性非常高，疫情即使在短期内得到控制，冬季也有可能卷土重来。因此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既在需求侧，也在供给侧，这种双重冲击还将在未来几个季度并存。

　　第三个原因是传统需求刺激的有效性在快速降低，而带来的扭曲则越来越大。2008年以来经过三轮大规模的需求刺激，中国刺激需求的空间已经远不如以前，不能再简单套用传统的政策工具组合。

　　首先，虽然中国城市化尚未完成，基建还大有作为，但经过二十多年的大规模基建投资，边际回报确实在降低。基建有明确的区域属性，如果基建放错位置，比如在一些人口净流出财政状况恶劣的三四线城市建造地铁，回报很低，拖累当地经济发展。最近被市场热议的“新基建”，除了5G基站确实有新型基建的特征外，其他几类或是传统基建，或与基建无关，更多是产业应用而已。

　　其次，传统需求刺激所带来的扭曲在上升，比如在过去五年进行的大规模货币化棚改，通过行政主导对三四线城市的地产和基建实施了一轮大规模的刺激，耗资达3.6万亿人民币，总体上来讲这是与中国人口流动和城市化发展长期趋势相违背的。

　　最后，需求刺激若过于频繁，效果会明显降低。再以三四线城市房地产为例，若现在再度加码央行的抵押补充贷款（PSL）来刺激，由于居民的杠杆率已经大幅上升，效果可能明显小于2015-2017年，而风险会显著上升。以汽车为例，上一轮降低汽车购置税结束于2017年底，在2016-2017两年汽车销售因购置税阶段性调低而上行后，2018-2019连续两年汽车销售负增长。原因很简单，汽车是耐用品，这种购置税减半的办法就是预支未来的购买力，寅吃卯粮。如果2020年因为疫情政府再次降低汽车购置税，考虑到居民的汽车保有量比之前更高，离2017年上一轮汽车购置税减免结束其实只有两年时间，因此刺激效果可能比2016-2017年还要低一大截，而且一年过后汽车厂商可能再一次面临销售萎缩的局面。

　　在外需暴跌的情况下，我们认为政府确实需要推出一定规模的刺激计划来稳定总需求。疫情延续时间越长，全球波及越广，对总需求打击程度越深，疫情之后针对基建和其他板块的刺激规模就应越大。在基建方面，我们也确实应该紧跟科技前沿，通过建设一批新项目来推动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但我们也应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清醒地认识到以下几点。

　　一是不能将产业混淆为基建，不能借疫情让政府过度补贴某些产业。二是基建不分新老，关键是提高回报，应根据国情来选择合适的项目和确定基建的区域布局。三是在逆周期调节方面，积极推进在建基建项目和房地产项目的复工，加速推进已规划项目的开工，而非仓促审批新的基建项目、重走产业补贴的老路，导致新一轮的寻租行为。

政策工具选择方面，无须拘泥于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

　　应对疫情，目前大多数讨论都还聚焦在是选择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之上。我们认为这种争论的意义不大，原因有三点。

　　第一，由于大量政府收入和支出不在官方财政赤字率计算范围之内，盯住赤字率缺乏实际操作意义。海外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在2008年后的实际赤字率在8%到10%之间。

　　第二，央行近年来通过一系列诸如PSL（抵押补充贷款）、MLF（中期借贷便利）、再贷款再贴现等方法给实体经济输送了大量资金。有些工具如PSL是通过政策性银行将央行、政府与实体经济打通，政策性银行实质上扮演了财政的作用，因此不能单纯将之称为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

　　第三，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商业银行承担了供给信贷的大头，为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央行实际上要为绝大部分的商业银行坏账买单，2019年央行就已经扮演最后贷款人的角色救助了若干家城商行和农商行。因此在中国，信贷增速本身就是最重要的政策变量，不管背后动力是货币工具还是财政工具，最后补窟窿的都是央行或财政部。

　　在我们看来，为应对当前紧急的疫情和经济形势，央行应该起到最为关键的作用，财政做好资金分配的工作。今年一二月份财政收入同比下降9.9%，未来几个月财政收入下降幅度可能还会加大，财政方面捉襟见肘，也需要通过大量融资来弥补赤字。为加快速度并避免挤兑金融市场中的信贷供给，央行宜扩张其资产负债表，较为直接地货币化这些赤字。另外，目前中国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只有1.5%，远低于当前5.0%左右的CPI通胀水平，虽然我们预测央行为引导贷款实际利率下降，近期将有可能降低存款基准利率，但空间已经非常有限。央行只有通过增加资金供应才能从真正降低市场资金利率。增加资金供应的途径有三个：降准，贷款给商业银行，以及通过特别工具如特别国债来变相直接货币化国债。前两个渠道对商业银行来讲都有成本或机会成本，而第三个渠道最为直接，也是通过最低成本方式来提供社会紧急所需的资金。纾困是紧急状态下的特殊政策，是中央政府的托底政策，因此以发行特别国债给央行的方式更为妥当，不会去挤占商业银行资金的其他用途。这既是财政政策，也是货币政策，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强调不应拘泥于是否用货币还是财政政策的争论。

　　限制大规模纾困政策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通胀，尽管当前CPI通胀较高，在5%左右，但全球大宗商品尤其是石油价格暴跌，有利于降低通胀压力。全球疫情之下，解决通胀问题也主要在供给侧，尤其是做好粮食和肉类的供应，因此通胀压力不应成为央行宽松货币政策的障碍。另外，纾困政策本身也有抑制通胀的作用。若纾困不够，造成很多工厂无法生存，降低有效供给，则会造成滞涨的局面。第二个因素是国际收支。这方面压力确实有，但还是有一些空间的。虽然中国外汇储备已经从高点的将近4万亿美元下降到如今的3.1万亿美元，但总量还相对较高。尽管未来几个月出口会大幅下跌，但进口也会同步下降，今年国际油价暴跌可能还会为中国节省上千亿美元的外汇，因此在国际收支方面中国或许会受益。另外，如政策设计得当，纾困资金主要用在溢出程度较低的内需，则不会明显恶化国际收支。执行纾困政策时也可从严管理资本账户，防止资金外逃。纾困政策能够保障中国出口企业的生存，维持一定的出口量，这也有助于赚取外汇。当然，任何政策都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把握好度，特殊时期的纾困政策尤其如此，在适当的时候纾困政策也应该及时退出。

纾困政策的国际比较

　　综合比较各国纾困政策，可以总结为如下几点。从纾困对象来讲，主要分为针对企业和针对个人两部分。从纾困的形式来讲，主要分信贷支持、税收优惠、现金补助、社会福利和其他政策。从纾困的目的来讲，就是在经济按下暂停键的时候，让接近停摆的经济维持基本运行，让企业和家庭熬过难关，在疫情过后能迅速重新启动。正如李克强总理最近所强调的，当前的政策重心之一是“要想尽一切办法让中小微企业和个体户生存下来。”从纾困的原则来讲，是既救急又救穷，尽量向小微企业、贫困家庭和弱势人群倾斜。从纾困资金的来源看分三类：1）央行直接提供流动性和贷款，但资金属于信贷性质，需要偿还；2）央行借道财政部或其他政府机构提供补助，这属于补贴，不需偿还；3）财政部通过市场融资获取资金，此类资金的使用一般也都属于补贴，无需偿还。接下来我们从纾困的形式来做一些国际比较。

信贷政策的国际比较

　　各国近期的纾困政策主要围绕以下四个方向：定向增加信贷供给，延长贷款期限，减免贷款利息和保障信贷资产二级市场的流动性。其中定向增加信贷供给是各国央行与政府的主要政策发力点。

　　从增加定向的信贷供应来看，美国迄今出台的政策主要包括如下几条。 一、设立新的信贷支持计划为消费者和企业提供3000亿美元的信贷资金。与此同时，财政部将通过外汇稳定基金为这笔信贷资金兜底300亿美元。 二、建立针对债券发行和贷款发放的一级市场公司信贷融资便利机制（PMCCF）。 三、重启定期资产抵押证券贷款工具（TALF），以支持信贷流向消费者和企业。TALF将允许发行由学生贷款、汽车贷款、信用卡贷款，小企业管理局担保贷款等作为基础资产的资产支持证券。 四、向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企业、城市和州提供5000亿美元的贷款。 五、向规模在500人以下的小企业和非营利组织提供3500亿美元部分免偿还贷款。 六、美联储表示将很快推出一项大众商业贷款项目（Main Street Business Lending Program；MSBLP），向符合条件的中小型企业放贷。 可以看出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的政策力度非常大，覆盖面广，政策推出的速度较快。应该说2008-10年期间美国政府和美联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积累的众多教训和经验在这次美国抗疫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英国出台的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点。一是为企业提供总计3300亿英镑的政府贷款，其中英国央行直接为遭受疫情冲击而发生流动性问题的大型企业提供贷款。设立基金，为因疫情而中断营业的每家中小型企业提供总额不超过500万英镑的贷款额度，前6个月免息。二是设立5亿英镑的“困难基金”，更好地帮助地方政府为本地受疫情严重冲击的弱势群体提供支持。三是引入新的中小企业定期融资计划（TFSME），通过央行为中小企业提供额外资金支持。TFSME将在未来12个月内以等于或非常接近基准利率的水平，为银行体系提供4年期资金支持。四是英国央行承诺增大公司债持有规模。

　　德国政府宣布设立一个总规模6000亿欧元的救助基金和追加2020年预算1560亿欧元，作为应对疫情的额外支出。救助基金包含4000亿欧元的企业担保、1000亿欧元的企业股权纾困资金，以及1000亿欧元的借由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国有政策性银行）发放的国家支持贷款。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州宣布成立一个规模为100亿欧元的基金，帮助地方公司应对疫情。员工数不超过250人的公司可以申请5000欧元至3万欧元的贷款。该基金也将为无法按时偿还贷款的公司提供80%的贷款担保。

　　日本政府近期出台政策，为受疫情影响导致经营困难的中小企业等提供支持资金周转的金融援助，融资、担保等规模达1.6万亿日元。日本首相安倍承诺其中一部分贷款额度为无利息、免担保贷款。日本央行将今年企业债和商业票据购买规模上调两万亿日元，承诺将会继续购买更多的企业债和商业票据直至9月末，并将日本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购买目标翻倍，提升至每年1800亿日元。日本开发银行（DBJ）等机构将获得2000亿日元资金，用于支持希望将生产转移回日本的公司；日本国际协力银行（JBIC）也将获得约2500亿日元资金，主要用于支持日本公司的海外业务。

　　中国央行于2月初推出3000亿财政贴息的专项再贷款，向重点医用物品和生活物资的生产、运输和销售的重点企业提供优惠利率信贷支持，确保重点企业实际融资成本降至1.6%以下。2月25日国常会之后，央行增加再贷款、再贴现额度5000亿元，重点用于中小银行加大对中小微企业信贷支持。政策性银行获得3500亿元专项信贷额度，以优惠利率向民营、中小微企业发放。政府要求国有大型银行上半年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速要力争不低于30%。

　　在延长贷款期限与减免贷款利息方面，各国政府各有侧重。

　　美国政府允许学生贷款延期至9月30日偿付，并且不收取罚息；纽约州州长库默宣布90天的房贷纾困政策，要求银行根据民众的财务困难程度，为他们的房贷提供90天的还款宽限期，而且不会影响自身的信用报告。

　　英国政府要求对于受到疫情影响而陷入困境的个人，抵押贷款机构将给予至少3个月的“付款延长期”。

　　中国政府出台政策规定，对于2020年1月25日以来到期的困难中小微企业贷款本金，以及2020年1月25日至6月30日中小微企业需支付的贷款利息，银行业金融机构应根据企业申请，给予企业一定期限的临时性延期还本付息安排。还本付息日期最长可延至2020年6月30日，免收罚息。除了前文提到的财政贴息专项再贷款计划，央行下调支农、支小再贷款利率0.25个百分点至2.5%。

　　在保障信贷资产二级市场流动性方面，各国有如下政策。

　　美联储设立了用于为存量公司债券提供流动性的二级市场公司信贷便利机制（SMCCF），并重启商业票据融资便利机制（CPFF）。其中，CPFF的具体运作机制为：美联储通过特殊目的机构（SPV）为合格的商业票据提供贴现，从而为企业短期融资需求提供流动性。

　　英国央行将逆周期资本缓冲率（Countercyclical Capital Buffer）削减至银行对贷款需求方风险敞口的0%，并持续至少12个月（此前，逆周期资本缓冲率为1%，英国央行金融政策委员会原计划在2020年12月份将其提升至2%），该举将为企业提供高达1900亿英镑的银行贷款。此外，英国央行宣布取消2020年银行业压力测试。

　　欧央行启动了私有和公共部门证券临时购买计划——大流行病紧急购买计划（PEPP），总额达到7500亿欧元，采购将进行到2020年底，包括现有资产购买计划下所有符合条件的资产类别，并将合格资产范围扩大到非金融商业票据，使所有信用质量较高的商业票据都可以在企业部门购买计划（CSPP）框架下被购买。德国作为欧元区核心成员国，也会受益于此计划。

　　中国政府要求监管机构适当提高对商业银行（尤其是受疫情影响较大地区的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容忍度。

税收优惠方面的国际比较

　　查阅美英日三国的政策，税收方面的纾困政策以暂缓缴税为主，免征部分税收为辅。美国联邦政府将大多数企业与个人纳税人2019年纳税截止日由4月15日延长90天。英国政府规定，对于零售、餐饮、娱乐等受疫情影响严重的行业，将免除企业12个月营业房产税；缓征下个季度的增值税；公司和个体经营户也可以延期纳税。德国政府规定允许企业延期纳税、降低预付税款金额等。

　　中国政府迄今为止出台的政策有：一、阶段性减免企业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单位缴费和实施企业缓缴住房公积金政策。湖北省以外的中小微企业和湖北省各类企业可在2020年2月至6月免缴社保费。湖北省外大型企业在2020年2月至4月社保费减半。职工住房公积金缴纳推迟至6月底。二、自2020年3月1日至5月31日，对湖北省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免征增值税。除湖北省外，其他省市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减按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三、北京市政府在三个月内（2020年2月至4月）减半征收大型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各类社会组织三项社会保险单位缴费部分，五个月内（从2020年2月至6月）免征中小微企业和其他特殊类型单位三项社会保险单位缴费部分。四、月收入10万元以下、季收入30万元以下的小店（属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总的来说，减税幅度过小，湖北以外几乎只限于五险一金和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对于湖北省内的企业，除了五个月的社保费免缴，也只有小规模纳税人享受到增值税暂免的优惠。

家庭和企业现金补贴发放方面的国际比较

　　美国联邦政府规定，年收入低于7.5万美元的个人现金补助1200美元，年收入低于15万美元的已婚夫妇最高2400美元，每个孩子最高500美元。收入超过限制的个人或家庭相应的现金补助会相应下调。加拿大政府规定为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失业人群、生病人群、隔离人群，在家照顾孩子的父母，以及因为受疫情影响公司运转不畅失去收入的工作人群）提供每月2000加元的援助，最多可连续领4个月。加拿大政府承诺，递交申请后，10天内补助资金就能到账。德国政府放宽劳务补助政策，对受疫情影响减少工时的劳工提高补助标准，新标准4月1日起生效，持续至今年年底。日本政府规定，自2月27日至3月31日，向企业支付每人每天最高8330日元补贴，用于补偿作为子女监护人的员工停工的费用。该现金补贴虽然直接提供给企业，实际上帮助受疫情影响的员工稳定工作与收入；此外，向因子女停课而停工的个体户与自由职业者每天补助4100日元。

　　英国政府的政策较为详细，有如下几点：1）政府向所有受到新冠病毒疫情影响而无法开工的各行业员工，补贴其工资的80%，补贴上限为每人每个月2500英镑；2）给“所有被建议进行自我隔离的人”发放法定病假工资；对于员工数少于250人的企业，政府最高将返给企业14天的费用；3）对于零售、餐饮、娱乐等受疫情影响严重的行业，英国政府将为每家企业提供25000英镑现金支持；4）对于英国70万家小规模企业，英国政府将为每家企业提供10000英镑现金支持；5）无需缴纳营业税的小企业将获得3000英镑现金补助。

　　中国到目前为止的现金补贴仅限于湖北省所有新冠病毒肺炎确诊人群中的贫困人口，按每人1万元人民币帮扶资金的标准补贴，援助方为中国扶贫基金会。但与此同时，地方政府较为热衷于通过发放消费券来启动本地经济。目前已有浙江、江苏和河北等地向居民发放各种形式的消费券，用来刺激餐饮、旅游、体育等行业领域的消费。其中南京发放的消费券总额超过3亿元人民币，浙江超过10亿元人民币。除此以外，浙江省杭州市于3月27日宣布通过支付宝发放16.8亿消费券，覆盖广大商家和消费者。3月27日-4月2日，限量领50元券，使用方法是是满40元减10元面值消费券，支持杭州城中实体店线下支付通用。

各国政府在社会福利和其他方面的纾困政策

　　美国政府承诺开展免费新冠病毒检测。支持疫情期间带薪病假。增加个人的失业保险，在受益人现有申领基础上，每周增加600美元，最多持续四个月。申领资格扩大到个体经营者和独立承包商；扩大食品补助；并要求接受信贷救助的企业在9月30日之前维持3月24日时雇佣规模的90%以上。英国政府为社会福利系统增加60亿英镑的额外资金，要求为临时工提供更便捷的社会福利。德国政府放松对企业申请短时用工补贴的限制，降低企业申请启动短时用工补贴的门槛。这一政策将为企业灵活采取短时用工制度、降低成本提供便利。

　　中国政府出台措施对工商业电价进一步阶段性降低5%；鼓励各地通过减免城镇土地使用税等方式，支持出租房业主为个体工商户减免物业租金；为裁员率低于5.5%的中小微企业与裁员率不超过20%的30人以下企业返还企业上年度所缴纳失业保险费的50%。此外，中国多个地方政府提高失业保险金标准，中国贸促会积极运用不可抗力事实证明帮助受新冠病毒疫情影响的企业维护合法权益并减少损失。

如何借鉴其他国家的纾困政策

　　上文罗列他国纾困政策，意在取长补短，借鉴其经验教训。但我们切忌生搬硬套，前文所举的其他国家皆为发达国家，人均GDP都在中国的四到五倍左右，人均国民财富积累更是远高于中国，社会保障体系也远比中国发达。此外，中国地区之间差异较大，遭受疫情打击的程度不一，接下来遭受外需冲击的幅度也会迥异，因此全国划一的纾困政策未必合适。除非发生疫情二次爆发，中国防疫最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因此纾困政策和正处于疫情高峰的欧美国家也应该有所不同。出台纾困政策还要注意其他事项。首先，若纾困不当，资金分配不公，也会引发社会矛盾。其次，纾困资金也可能会大量流入股市和房地产。2014年到2015年期间，政府持续降息降准，但大量资金先是流向股市，造成股市泡沫，最后导致股灾。股灾之后，大量资金又扑向房地产，造成众多一二线城市在一年内房价飞涨50%左右。

　　具体纾困方案制定的涉及众多领域和环节，不是本文的重点。我们通过对各国纾困政策的比较和中国的实际情况，列举纾困的三个原则：救急，救小，救穷。就是要救助受疫情冲击最大的企业和家庭，尤其是位于湖北的企业和家庭。企业救助方面，尽量救助小微企业；大中企业的救助原则上只限于流动性支持；救助资质较好、但因为外需暴跌和产业链断裂而面临现金流断裂风险的企业。

　　从总体方案来讲，我们认为中央政府在已公布的政策措施之上，为提振信心，可宣布一个数额较大的综合纾困和刺激计划，比如说在年度GDP的7%-10%左右。这个计划包括三部分：1）真金白银的补贴和转移支付，这部分资金宜由财政部向央行发行特别国债来筹集。这部分应该是整个纾困和刺激计划的大头。2）央行直接提供的流动性支持和信贷资金，也就是说未来需要偿还的，资金当然由央行提供，但可借助商业银行来操作；3）需求刺激，尤其是基建投资方案。这部分资金宜由财政部门或者政策性银行通过金融市场来融资。这中间包括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的额度。去年地方政府专项债额度是2.15万亿，我们预测今年可达到3.5万亿到4.0万亿左右。若金融市场上信贷需求较高，为避免挤压金融市场，政府也可考虑让央行通过诸如PSL的渠道来提供资金。

　　具体在补贴和转移支付方面，可考虑以下几点：一、对于受疫情影响较大而陷入困境的家庭，可申请推迟偿还按揭贷款和其他个人消费贷款。二、减免小微企业尤其是湖北省小微企业的贷款利息。三、延长助学贷款最长期限和还本宽限期，减轻新毕业大学生的压力。四、阶段性系统地降低湖北尤其是武汉的各类税收，增加对湖北的转移支付。五、阶段性免征湖北省内小微企业所得税免征，阶段性降低湖北省外小微企业所得税。六、加大对医疗的投入，免除医学院和护理学院学生学费，增加其生活补贴，条件是毕业后服务中国医疗系统。七、按一定标准补贴不裁员或者少裁员的中小企业，相关款项专门用来支付最低保障工资。八、加大失业保障，放宽失业保险金领取的标准。失业人员子女若在义务教育期间，免本学期学杂费，并给予子女一定生活补贴。最后，直接补助受疫情影响的居民。武汉封城之后，武汉城内的本地居民和外地人士为中国的疫情防控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中央政府应给予一定的补贴。疫情之后，湖北尤其武汉可能还会面临企业复工、人员就业、部分服务行业需求不振等种种困难，国家也应该出手相助。这些补贴可以现金或者购物券的形式按人头发放，当然我认为从便利角度，现金形式更为妥当。需要强调的是这些补贴的资金应该由中央提供，最好是如上所述，通过向央行发行特别国债来提供。

　　从流动性提供方面，政府和央行已经做了大量工作，我们认为还可以考虑以下几点。一是监管机构适当提高对商业银行（尤其是受疫情影响较大地区的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容忍度，阶段性适度放松一些监管指标。二是未雨绸缪，给信用债市场提供足够的流动性。2018年7月中国高收益债券市场发生违约潮和流动性危机时，央行及时通过窗口指导商业银行，将额外给予MLF（中期借贷便利）资金，用于非金融信用债投资，AA+及以上评级按1：1比例给予MLF，AA+以下评级按1：2给予MLF资金。我们认为必要时央行可重启这个项目。三是简化出口退税的程序，加速出口退税的支付，中间的流动性可由央行委托某些商业银行来提供，如企业只要拿到海关出口证明，即可从商行获取资金，从而帮助出口企业改善现金流。2019年，中国外贸企业出口退税总额为1.65万亿人民币。不少企业反映出口退税的流程还是较复杂，支付过慢，占用太多现金。四是失业人员可申请适当推迟住房按揭贷款的偿还。五是扩大已有的中小微企业临时性延期还本付息安排，受疫情影响的大型企业也可申请。这方面的流动性应该由央行来提供。

　　在有关基建支出的需求刺激方面，除5G等代表新型基础设施的领域之外，政府可考虑借此鼓励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发展。资金拨付可根据城市实际建成区户籍人口、个人所得税或社保缴纳人口的增加来发放，此举能够用中央政府资金来撬动户籍制度改革、城市基建发展和房地产投资。这个过程中，为避免区域差距和民众贫富差距扩大，中央政府除了通过直接补贴鼓励较大城市吸纳农民工之外，还可设立专项基金来鼓励兴办更多农民工子弟学校。这次疫情暴露出中国不少大城市缺少基本的防疫设施和能力，疫情之后，如需拉动内需加速GDP增长，中央政府可补贴地方政府，在一定规模以上的城市新建永久的而非临时的防疫中心兼传染病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