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士同：仇恨、暴力和苦难 - zmike1993/hello-world GitHub Wiki
转载自： CND刊物和论坛
人之性，原本是善还是恶，历来众说纷纭。其实，人性中既有善的一面，又有恶的一面，关键看他生存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中；也就是说，人所处的外部环境，才是引发人性善恶的决定性因素。恰如古人所言“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涉及今天，我们之所以倡导构建一个和谐社会，其目的就是为了创造这样一个环境，让人性中善的一面得以充分地发扬和光大。
然而回顾一下几千年的历史，不难发现我们的社会所提供的，并非一个抑恶扬善的环境，时时处处仿佛都充满了邪恶的诱因。在几千年漫长的极权社会里，恶，可以大行其道，社会上无时无刻不是充满了仇恨和暴力，乃至连绵不断的战争。我们常说中华民族是一个苦难深重的民族，可这多灾多难的境遇，不正是仇恨、暴力和战争造成的吗？更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当我们在谴责假丑恶、歌颂真善美的同时，为什么又往往会情不自禁地煽动仇恨、宣扬暴力和赞美苦难呢？
自古至今，史家为我们留下的那些汗牛充栋的史书，一部部几乎都是暴力与战争的历史；文人为我们留下的那些家喻户晓的故事，则几乎都是对恩怨情仇的津津乐道。仅以最为中国的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三国》与《水浒》为例，这两部以历史为背景的小说，抛开其正统的皇权思想不说，那些对权术与暴力、血腥与仇杀的倾情描写，那些对各种战争的“宏大叙事”，还不足以令人触目惊心的吗？
有史可据的，从秦国开始就是以将士砍下的“敌人”头颅的数量来论功行赏的，为了领功请赏自然是杀人越多功劳越大了，因此，中国每一次的改朝换代，人口几乎都要锐减大半。“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这就是一代枭雄曹操对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真实描写。军阀混战，三国鼎立，竟造成如此生灵涂炭的凋敝景象，这难道是我们应该赞誉和欣赏的吗？梁山好汉“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不说，又有几个贪官死在他们的刀下？
李逵的两把板斧一路砍去，倒在血泊中的不全是无辜百姓么？正是诸如此类的宣讲和文本，长期以来误导了广大读者的价值取向，直到当今充斥荧屏和出版物的武侠题材，依旧脱离不了此类“恩怨情仇”的窠臼，因为只要拥有强权或武力，便是英雄豪杰了。说是“冤冤相报何时了”，但炮制者所热衷热卖的，又恰恰是这“何时”也难“了”的“冤冤相报”。当然，历史与现实的真实中，也确实不断地延续着这种“冤冤相报”，某些欲成大事者，更是善于利用和制造这种“冤冤相报”，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满足自己对权力的欲望。
仇恨历来是有“私仇”和“公仇”之分的，武侠小说所描写的大多是私仇，即个人或家族之间仇恨；革命文学宣扬的则是公仇，即阶级仇、民族恨。这样，利用、煽动、甚至以激化矛盾的手段来制造这种仇恨，就成为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水浒传》中的宋江就深谙其道，“霹雳火夜走瓦砾场”和“黑旋风残杀小衙内”这两个故事，是最能说明宋江之流是如何制造仇恨，如何将一个个好汉“逼”上梁山的了。
现代革命似乎也并未逃脱这一窠臼，“土改”可以提供这方面最有力的佐证。所谓“土改”就是“打土豪（或曰‘斗地主’）、分田地”，而要发动起这一“暴风骤雨”般的群众运动，其关键词则是“诉苦”。就是“诉说自己被阶级敌人迫害、剥削的历史，因而激起别人的阶级仇恨，同时也坚定了自己的阶级立场”。用当时所总结的经验来说，就是“越诉越苦，越苦越冤，越怨越恨，越恨越有气，越有气越有劲斗地主”。于是，阶级仇恨就这样被煽动起来了，土改的最终目的——“启发农民认识到自己贫穷的根源在于受剥削，进而达成对地主阶级的仇恨心理”——也就达到了。（见叶匡政《土改学：诉苦》）从当年各地领导总结和推广的“诉苦”“经验”来看，有些农民实际上并无什么“苦大仇深”，有些农民的“苦”跟地主阶级并无直接关系，但他们都不由自主地被纳入了这种集体无意识。而阶级仇恨一旦被煽动起来，“群情激愤”一旦达到疯狂的状态，那就很难控制了，因此许多地方的土改都出现了所谓“过火”的行为，比如当时的冀晋区的“阜山县不到半月打死300余人，平山县三天就打死100多人，冀晋区在复查运动中被杀者多达4000多人，直接受到这种乱打乱杀风潮冲击的就有七八个县几十万人之多”。（见杨奎松：《1946——1948年中共中央土改政策变动的历史考察》）许多地主在土改运动中被“乱打乱杀”，而那些幸免于难得以逃亡的地主或其子弟，便带领“还乡团”反过来复仇，这样，“你死我活”的阶级对立与阶级斗争自然就愈演愈烈。这种对立与斗争，也许正迎合了某些人或某些集团的政治需要，但给人类社会造成的，却是无休无止的痛苦和灾难。由于人所具有的忌妒心、自卑感、对权力和金钱的欲望、以及浪漫的幻想、青春的激情等等，都很容易被利用和煽动成这种莫名其妙的仇恨，并汇聚成一种可怕的集体无意识，因此，我们必须尽快走出这种充满敌对情绪的仇恨怪圈，趋于理性，走上向民主与法治。近年来，已有不少学者和作家对“土改”进行了深入的反思，以他们求实求真的天良之作，让我们了解到更多的历史真相，进一步认识到仇恨与暴力所造成的种种恶果。
仇恨的产生原本来自人性中的征服欲和权力欲，这种欲望必然促使人们崇尚武力和暴力。如果一个社会允许凭借武力征服他人，允许凭借暴力夺取政权，那么某些人为了满足自己的征服欲和权力欲，就必然会滥用武力和滥施暴力，这样，仇恨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所谓“成王败寇”，所谓“弱肉强食”，正是各式各样专制社会的真实写照。当一方可以无端地煽动仇恨时，另一方自然可以理直气壮地进行复仇。这样，仇恨引发复仇，复仇又引发新的仇恨，相互之间都要“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如此循环往复，“怨怨相报”“了”得了么？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军事独裁的国家，之所以政变不断，盖源于此。因为通过暴力（或曰“枪杆子”）夺取的政权，如果不及时走上宪政民主的道路的话，那么它只能通往暴政，而暴政迟早都将引发新一轮更大的暴力。某些野心勃勃的政客，当他们尝到暴力的甜头之后，对暴力就越发地情有独钟，甚至怀有一种“暴力崇拜”的情结。令人大惑不解的是，我们一边口口声声地倡导和谐社会的构建，一边却在媒体上反复品味《三国》、宣讲《水浒》，相关的电视连续剧更是拍了一遭又一遭。难道国人就如此地热衷于权术和暴力？再不就是历来所宣扬的“斗争哲学”使然？整日沉溺在仇恨和斗争之中，明明可以化解的矛盾却偏偏要激化它，似乎非如此不能显示自己的强势权威；明明可以化干戈为玉帛，却偏偏要大动干戈。在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共同主题之下，这种“斗争”思维必须彻底改变，才可能适应社会的进步。对立的双方何必偏要选择你死我活的斗争方式呢？折衷、调和不好吗？必要时双方都不妨相互妥协和退让一步，通过对话、交流与沟通，达到谅解、互补与双赢，那么，仇恨也就自然会消泯，暴力也就无从产生了。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一度竭力灌输“斗争哲学”——如笔者这一代人无一不是在“仇恨教育”中成长起来的，可到了八九十年代忽然又宣扬起“苦难美学”了，当年因煽动仇恨广泛斗争所造成的苦难，在某些作家和学者的笔下居然成了“财富”，可供欣赏和把玩。那些公开赞扬苦难的人，尤其是一些小有名气的作家，似乎他们之所以“成名”，之所以“成绩斐然”，正是由于他们曾饱经磨难。这些人的自我感觉未免过于良好了，一个人事业上的成就跟他（她）经历没经历过苦难，根本就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就以作家为例吧，法国的雨果和巴尔扎克经历过什么苦难吗？俄国的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经历过什么苦难吗？我们那些自以为吃过苦并最终成了名的作家，其成就恐怕无法望及他们的项背吧？一个人为了历练自己，主动前往某些艰难困苦的地方，和一个人平白无故地承受人为的灾难，这完全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
文学史上所谓的“国家不幸诗家幸”，窃以为并非是在得意于社会的动乱激发了诗人的创作，而是在庆幸当“国家不幸”时，专制王朝对文人控制的相对宽松——创作环境的宽松自如——这大致是中国的诗人与作家仅有的一点可怜的要求了。这也正是为什么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诸子百家，而安史之乱成就了杜甫的原因。然而，倘若杜甫不幸死在了逃难的流亡途中或沦陷的长安城里，中国还会有“诗圣”和他写下的“诗史”么？同样，倘若索尔仁尼琴在集中营了也不幸被折磨致死，世界文学史上还会有《古拉格群岛》这样的巨著问世么？我想，索尔仁尼琴决不会因为荣获了诺贝尔文学奖，而去感谢惨无人道的“古拉格群岛”，认为是“古拉格群岛”为他积累了苦难的“财富”吧？他之所以写出这部不朽之作，目的正是为了让诸如此类苦难的悲剧不再重演。自然科学家就更不待言了，独裁专制的国家、战乱频仍的社会，是不可能产生科学巨匠的。李政道先生正是有条件在安定舒适的环境中从事他的研究，才成为第一个问鼎诺贝尔奖的华人；而他的老师，身为天才物理学家的束星北先生，经历了将近三十年的痛苦磨难，其成就却根本无法跟他本人的才华相称。
面对这些真实确凿的历史，我们怎么能轻易地去颂扬苦难呢？孟子所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肌肤，空乏其身”，不过是为了勉励那些身陷困苦之中的人不要气馁和沉沦，仅此而言，孟子的这句话确乎值得记取。可几千年来，某些人却常常以此来愚弄民众，让人们安于贫困和苦难，似乎惟有这样才能成就大事。民间所谓的“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不啻是这一训导的翻版。那些颂扬苦难并把苦难当作财富的人，有的要么是忘记了当年的苦难，要么他本人当年也曾参与过制造那些苦难。如今既然已成为“人上人”，那还不该怀念一下当年的“苦中苦”么？
笔者并非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对“斗争哲学”和“苦难美学”，对于“斗争”我们最好彻底清除其中的“火药味”，将其限定在思想层面，取其反对和批判的内涵；对于“苦难”则必须抛除其人为的因素，更不能拿它来炫耀和把玩。美国的《独立宣言》中有这样一句话：当“政府企图把人命置于专制暴政之下时，人民就有权也有义务去推翻这样的政府”。然而，我们可以用暴力去推翻暴政，却无法也不可能用暴力去建立民主与自由。如果有人以斗争的名义去煽动仇恨，以暴力的形式去制造苦难，那我们更是绝然不能认同和容忍的。我们只能将苦难变成一种意义——一种对历史的反思、对当下的拷问和对未来的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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