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蜕变的超生命体——我眼中的中国历史（2014.9.22更新） - wutong92120/KFQ-POST GitHub Wiki
不断蜕变的超生命体——我眼中的中国历史
本人自幼酷喜历史，从小到大，所有能找到的，所有我能看懂的历史书我都看过，从高中历史教材到汤因比，从史记到全球通史，从翦伯赞到钱穆，这些不是装逼，也不是掉书袋，而只是证明本人是一个典型的半吊子，因为我从事的工作和历史一点关系都没有，偏偏本人的视角又过于宏大，对于《XX朝的那些事儿》、《XX皇帝秘史》之类的历史大众消费读物一点兴趣没有，所以，有的时候想写一点关于历史的体会和想法，又因为自己的资料广度和剖析力欠缺而只得作罢。
但是，这些都不能妨碍我思考，本人最喜欢思考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历史、现在和命运之类大而无当的东西，比如：中国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我们的民族究竟是注定的天选之民还是世界的普通一员，只是因为偶然站住了东方这篇肥沃的土地才幸运地活到现在？西方对于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和西方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其本质到底是同向的落后还是文明性格的差异？
几年前，在读研究生的时候，装模作样读了几本类似王守仁《传习录》之类的东西，突然有个“顿悟”，那就是：虽然是很粗浅的，很鄙陋的，很有些“大而无当”的，我慢慢有了一套自己的历史观，又经过几年的学习和思索，特别是经历了工作与实践的磨练，这套历史观，至少在我看来越来越经得起考验。这几年来我所思考的东西，归纳起来就是两句话：我们中国文明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将走向何方？传统的史观已经崩溃，而MARX主义史观，开始被越来越证明与实际有着相当的不符，而我所建立的历史观，在我看来将初步解答这两个问题。
以下的文章，是我几年来深思熟虑的结果，在这里，我希望的是，和志同道合之辈，哪怕是极少数，进行有建设性的探讨，如果你有兴趣，请耐心看完全文。
一、 一切的起点
现在得到世界公认的是，中国文明大概独立起源于距今3500多年前的黄河及其支流流域一带（当然之前还有神话时代的三皇五帝，以及传说中的有待考古证明的夏朝，但我本人认为中国能够作为一个较为成熟的国家形态的文明跃上人类历史舞台应当不会早于公元前17世纪），我在这里当然不会再赘述一般历史爱好者都明白的先秦时代的代际兴衰，我想要说明的是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所发生的事情，对于中国文明究竟产生了哪些根本性的影响。
我们可以打一个不大恰当，但是又比较能说明问题的比方，每个文明都是一个孩子，每个孩子都有不同的成长曲线，在成长过程中，特别是在幼年和少年时期，这个孩子周边的环境以及他所遇到的事情，对于他长大成人以后的性格和特征，会形成潜移默化的，不可逆转的影响。
商周和春秋战国，直到秦灭六国，是中国文明的幼年和少年时期。
在这段时期，发生了三件对中国文明的走向和历史特征形成深远影响的事情。
（一）周代商
商代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奴隶制国家，依靠商王的占卜、庞大的奴隶制官僚机构和军队对首都附近和周边的民族进行统治。尽管由于自然灾害，商王几度迁都，但中国的农业、手工业迅速发展起来。出现了黍、稷、稻、麦等粮食作物和桑、麻、瓜果等经济作物，经济发展加快，私有制度进一步完成。在这段时期，可以说中国这个“孩子”和其他奴隶制文明没有什么太大不同，商代，古代中东文明，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尽管发生年代有先后，但实际上都是高级部落联盟——祭司和军队领袖成为国王——国王在“神”的名义下，带领大家南征北战，掠夺其他民族的财富和人口，并将战败者作为奴隶，以此为基础，发展出各具特色的政治、文化和宗教、社会形态——也就是所谓的上层建筑。
我们要注意的是，基本上这些伟大的奴隶制文明都是多神崇拜，在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之前，古埃及，古希腊，古代闪族和古罗马这些西方文明的起源的神祗都是乱七八糟的，实际上只是人的神格化。商王当然也不会向固定的某位全知全能的“上帝”祈祷战争获胜，商代的鬼神崇拜，也是典型的多神宗教。
但随着文明的发展，世界各地的统治者发现，多神崇拜这个东西实在不利于社会稳定和他们统治的稳固，因为每个人都崇拜不同的神，带来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宗教习惯，容易发生纷争，思想和舆论也不容易控制。同时，统一的一神崇拜带来的是交易成本的降低（试想，在多神时代，一个商贸中心要建立许多不同的神庙，以满足来自各地的商人的需要，但现在只需要一个教堂就够了），随之而来的文化与经济的交流，会更有利于社会的发展。于是，西方的统治者找出了圣经这本被禁止了几百年的小书，用基督教一统天下。而在东方，却没有出现“一神教代替多神教”这种看似符合历史发展逻辑的现象，在中国，祖先崇拜和礼法代替了原始的多神教，而这种现象出现的最直接的推动力就是周灭了商，代之成为天下共主。
可以假设，如果商代不灭亡，那么真的有可能和西方一样，慢慢地发展出一位东方的“上帝”，但是周这一新兴民族的领导人目睹商朝贵族对平民和奴隶的残酷压迫，目睹商政府对周边民族的血腥掠夺（周文王自己就被商政府关押了），他们经过深思熟虑，认为在变革的年代，要保护大家的生命财产，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和文化发展，更好的办法是用一套人为设定的完美道德规则来规范每个人的行为，使每个人明白自己的位置，做自己该做的事情，这样大家都能安分守己，社会也就和谐了。这就是“礼法”的本质。以“礼法”为核心，在经济制度上，周政府建立了井田制，使人人有田产，同时又能按时缴税；在政治体制上，周政府建立了“封建制”，使每一派政治势力都有自己的土地和人民，并且可以世袭，不至于随便闹事；在文化上，周发明了“六艺”和一整套繁琐的礼仪规矩（几百年后孔老夫子想恢复的就是这套东西），以供贵族娱乐，社交之用；在心灵家园上，周发明了祖先崇拜，人们拜祭的不再是神灵，而是自己的死去的亲人，这一点直到现在都产生着强烈的影响。
在生产力和科技水平极度低下，人类知识水平极度匮乏的年代，周人能设计出如此完美的制度，相当于七八岁的小孩写出《红楼梦》，很不可思议，但中国文明这个人类世界里的“神童”相当早慧，他确实做到了。
不过，由于周人完美的建立了“礼法”制度，并有效地予以实施，使社会失去了对一神宗教产生的需求，因此中国再也不可能像西方或者阿拉伯民族一样产生一位唯一的“真神”。
这一点并不遗憾，就像早熟的神童可以直接浏览报刊，根本不需要像其他孩子一样背单词，遗憾的是背单词的孩子最后牛逼了，他形成了这么一种舆论：神童之所以在竞争中失败，是因为小时候没有背单词。
（二）百家争鸣
百家争鸣的意思大家都明白，指的是春秋战国时期儒法道墨阴阳各种流派各个大师在思想和政治舞台上争奇斗艳的故事，这种事情倒不是中国独有，在同时期的希腊半岛，人类伟大的物理和社会科学先驱们也基本上在干着同样的事情，而这两段时期对各自文明性格的影响都同样重要。
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礼法”再也无法回答人们对于利益重新分配、身份重新界定、阶级重新划分的需求，于是以周王为核心的传统封建制度崩溃了，与之相适应的一切思想、文化都崩溃了，但是，新的思想和文化体系又没有建立起来，于是，大家争相表达自己的意见，一切都陷入混乱，大师却层出不穷，颇有点类似于民国的文化界。
百家争鸣的结果是法家取胜。
不论是孔子也好，老庄也好，墨子也好，他们的政治主张都没有被当时的统治者所接纳，原因无他，儒道墨三家，都不适合在一个激烈竞争的年代，富国强兵，开疆拓土。儒家主张的是回到过去，道家主张遁世逃避，墨家主张和平博爱，这些政策在春秋战国年代都是自杀。
当时的各国统治者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面临的不光是外国竞争者，而且还有本国占有大量田产和人口资源的大贵族，这两者都对统治造成严重威胁，而法家主张的严刑峻法，土地国有和权力集中为统治者实施君主*河蟹*统治提供了理论依据，任何有头脑，有野心的君王，都不希望外有强敌，内有独立于政府的大地主，所以他们一方面要对外扩张，一方面要对内剪除大贵族，收归他们的土地为国有。从群众的角度看，大家都不希望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被大地主兼并，大家都希望政府对土地重新分配，以期获得属于自己的土地，在上下两种力量推动下，中国的封建制度开始走向衰亡，但其影响仍旧遗留深远直至今日，这一点我将在今后予以详细说明。
用一句现代的话来说，在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中国人民选择了法家理论，彻底消灭了以周王室为代表的腐朽落后的封建制度。
封建制度衰落带来的后果，就是君主*河蟹*的兴起，和郡县制、土地国有化的产生，这一切，为一个空前的大帝国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三）秦的统一
和中国历史其他重要事件一样，中国的统一也是早熟的结果，在公元前三世纪的中国，虽然已经有普遍的君主*河蟹*，郡县制的试点以及铁器的普及带来的农业升级，但是，可能距统一的成熟条件还有一段距离，就像人类的性成熟一般是13到16岁之间，但中国这个早熟的儿童，早在10岁之前就已偷尝禁果，其带来的影响无疑是深刻的。
多个国家和多个民族不断融合走向统一，形成一个大帝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实质上是统一市场的需求，是交易成本不断降低的需求，同时也是各民族文化相互融合的需求，在技术手段上，还需要一个能对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资源进行统一调度、统一管理的中央政府，这一点在古代人类社会几乎是不可能的，当社会还没有成熟到这一地步，还没有诞生这一需求，强行统一也只能是暂时的，就像马其顿，罗马和阿拉伯帝国，蒙古帝国的统一一样，只是军事征服罢了，很快就会陷入分裂和纷争，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印度甚至基本上几乎从来不统一。
在古代社会，最科学，最正常，最符合实际的形态就是分裂，就是不统一，就像小学的学生不能去高考一样，是最简单不过的道理。
但中国真的是一个超级神童，神到了有点变态的地步，它真的去高考并且成功了。
在秦政府实施的诸多政策中，统一文字，度量衡，修建灵渠和全国性的驿道是最可怕的几项，这些，毫无疑问对于统一市场的形成都是极为重要的，但是，在当时的中国，还根本没有对促进全国性的贸易流通的需要，这就像在几乎没有市镇的地方修建密如蛛网的高速公路网络一样，是极为超前，极为浪费的基础设施建设，任何企图这么干的政府都必将倒台，秦政府也确实倒台了，但是它干的那些事情都保留了下来，对于今后的中国文明，产生了怎样评价都不过分的影响。
如果一个不到10岁的孩子，能写《红楼梦》，能考上大学，还能结婚生子，那他就不再是一个儿童，甚至不像是人类了，但是，他的大脑和生理成熟程度又是一个不到10岁的孩子，他的很多方面确实还远远不成熟，那么，究竟该怎么解释这个现象？
我知道这可能带点唯心主义色彩，但我认为冥冥之中可能真的有一股力量，并不是人格化的，但有着自己的规律和方向，与其说是这股力量在引领中国前进，不如说中国文明就是这股力量本身，一个超级巨大的超生命体，就像蜂群是由无数蜜蜂组成，但它又不等于蜜蜂的总和，而是有着自己独特的生命周期，站在更大的尺度，许多科学家相信遥远的高级外星智慧文明可能不是个体外星人，而是是某种超级智慧，由技术已经发展到变态级别的外星社会组合而成，如果这种现象真的在我们的宇宙中存在，那么怎么肯定又不会在地球上发生？
我认为中国文明就相当于某种超级智慧，或者说超生命体，它有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发展过程，它的发展规律不同于已知世界的任何文明（如果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也能被看作是独立发展的超级生命体的话），任何外在的影响，都不过是它进行自我修正和完善的手段。如果能理解这一点，那么就能解释在我们和西方进行交流和对抗中发生的所有事情。
当然，这只是第一步。
（辛苦打了这么多字，算是我的初步设想，下面，我将在对中国历史的论述中验证我的观点，希望耐心看完本文的各位不要喷，有兴趣地可以讨论，没兴趣地直接关掉，以后增加的篇章我会编辑在首页里）。
二、第一次蜕变：统一民族的形成以及抵达农业文明的扩张极限
虽然秦对于统一的初次尝试失败了，但是中国内部对于统一的内在需求始终存在，并且随着战争带来的文化交流而越来越强大。
同时，由于秦强制性地在文字工具、经济手段等方面推行同化政策（当然，这种同化是顺应几百年来的历史潮流的，它不过是加快了而不是阻碍了历史的脚步），中国的同一性变成了不可逆转的东西，在今后的岁月中，尽管发生了许多分裂割据的事情（本质上也是一种经济保守主义的表现形式），但战国七雄的本部，也就是中国淮河以北的北方地区从长远来看始终牢牢地凝固成一个整体。
这种现象为一个伟大的时代开启了序章：形成统一民族和对南方诸古代民族的征服。
（一）统一民族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毫无疑问，民族先于国家，国家只不过是民族为了保护自身安全，维持社会稳定，发展自身利益而发明出的政治形式。从西周到战国，经过近千年的战争和经济文化交流，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人民逐渐形成了统一的生活方式、语言文字和社会心理习惯，反过来，统一民族的形成又加剧了人们对于统一市场和安定生活的渴望，人们逐步认识到，“天下”的统一，意味着生活的稳定幸福，意味着商贸的繁荣和文化的发展，意味着人们将免于战乱之苦，对于全社会都是有利的。欧洲人直到今天才深刻地认识到统一的重要性。
当人民认识到这一点，不论是楚汉之争还是七国之乱，都只是某种插曲，中国已做好准备，迎接一个伟大的帝国。而这个帝国只不过是这个统一民族维持自身安全和利益所发明出的第一个重要工具，或者说是第一次蜕变。
战国时代，人们忙于相互厮杀，忽略了南方的广大土地，而一旦统一，人们就会发现，长江和珠江流域蕴含着宝贵的资源，广袤耕地、渔猎资源、各种珍贵木材、药材、矿产和动植物，对于汉族的统治集团和广大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会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于是，伟大的征服南方的征程开始了，整个过程持续长达千年，直到南宋时代中国人才彻底地把农业文明的边界推进到南海和北部湾一带，但是，这一过程是绝对值得的，中国人拥有了东亚大陆适应耕种地带的南部地区，并且对南方民族成功进行了同化，这种意义和西方人发现新大陆一样伟大，如果没有南方，中国文明可能和罗马一样，彻底地被野蛮人摧毁。
拥有了南方，中国文明实现第一次蜕变的最后一块拼图终于完成。
（二）蜕变的实质：平民阶层的崛起和文官体系的形成
为了更好滴理解这次蜕变的伟大意义，我们可以做这么一个假设：如果现在社会没有高考，也没有公务员考试，更没有司法和注会考试，所有的官职都由河蟹的子弟世袭，所有的重要岗位和资源都被某个家族或者某几个家族垄断，那么社会将会变成什么样？果脯的四大家族已经给我们一个很明确的答案。亚非拉的一些国家到现在还是这个样子，如果不是干爹扶持和石油资源，早就被愤怒的民众进行一波一波的革命，无法进行任何政治和经济建设。
战国和秦汉到南北朝时代，尽管中基层职位一直向社会底层开放，但是要进入统治集团的核心，出身是最关键的，刘邦确实是一个异数，但要知道秦汉之交是一个一切既有规则都被摧毁的时代，而且他实际上代表的是六国残余贵族的利益，他不可能建立一个让其他平民向上攀升的通道。
重要官职被贵族把持并不是说就绝对不好，毕竟贵族从文化水平、思维能力和执政经验来说都比平民要好，但问题在于平民占据人口的绝大多数（如果贵族占据大多数就不是贵族了），而人的智商和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却是公平的，如果你不给一条平民获取财富和权力的渠道，社会将是不稳定的。在西方，尽管到了近代，其政府官职还是被国王的亲属和大贵族把持，但平民通过资本主义这个东西获取了社会的重要资源，并且成功进行了革命，不过在古代社会，资本主义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没有市场，西方有教会愚民，平民相信尘世的一切痛苦都会在天堂得到补偿，所以维持千年社会体系稳定，但中国在礼法这种东西崩溃之后，人们发现一切都是赤裸裸的，我们不再相信社会位置是注定的，我们要抗争，要奋斗，所以才会有那句著名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的社会将无法稳定，历史证明，在世族统治的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尽管文化繁荣，但是中国作为一个整体陷入分裂，软弱无力，险些被北方蛮族灭亡。
事实上，聪明的最高统治者也发现贵族大多腐败无能，而民间往往英才辈出（当然这种民间是包括诸葛亮、徐庶、庞统这种中小或者边缘世族的），但在发明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之前，即使是曹操这样强悍的领袖，也只能通过颁布《招贤令》这种非正式手段来吸纳民间人才。
尽管汉朝和魏晋的皇帝们试图通过建立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这种手段，来使得平民寒门中的英杰进入官僚体系，但就像中国的一切事情一样，政策执行到了基层就变了味，实际上不论是察举制和九品中正，看似看重一个人的品行和才德，但最终完全是以家世来选拔人，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官二代必将当官，平民的儿子几乎不可能当官，还真有点类似西方的贵族体系。
这种制度是不可能解决平民上升通道问题的，所以在南北朝乃至到了隋唐初期，世族和庶族之间的矛盾相当激烈，而且由于世族坐大，势必威胁到皇帝的权力，一旦皇族弱势，大世族将变成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东晋的“王与马共天下”就是如此。
如果没法建立一个让广大平民得以分享社会资源的政策和制度，社会将不可避免的陷入贫富分化和动荡，王朝更迭的频率将大得多，对于最高统治者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因此，经过几个世纪的尝试和积累，隋炀帝发明了科举制，这种制度和西周的礼法一样，是中国得以飞跃的关键因素。
尽管希望很小，但通过考试，贫苦家庭的子弟确实可以改变自己和整个家族的命运，并且通过自己的才学，进入帝国的最高统治层，这种制度看似简单，但它的建立是相当艰难，而且在世界的角度来看是不可思议的。
从此以后，中国的皇帝可以在社会的每个阶层选拔人才，充实他的官僚体系，提高各个环节的行政效率，同时又能有效地削弱贵族的权力（因为不再依靠贵族来进行统治），这样形成了两种结果：第一种是皇权越来越大，这一结果大家都能明白，但对中国文明的影响还不是特别大，由于能力强且勤快的皇帝毕竟是极少数，皇帝最终还是要依靠官僚来统治国家；第二种是形成了文官体系，中国有着独一无二，庞大且繁琐的文官体系，尽管在理论上，文官不论大小，都只是皇帝委任权力以统治国家的助手，但文官体系历经千年的发展，最终形成了一个“超生命体”，实际上，文官体系根本不受皇帝制约，反过来，是文官控制皇帝，不仅如此，文官还控制了整个国家的权力和话语体系。
表面上，皇帝可以任免任何一个官僚，但是皇帝不能不使用官僚，任何一个企图摆脱官僚的皇帝都最终会被冠之以“昏庸无能，任用宦官，不理朝政”的恶名，明朝的几位皇帝都是被文官集团抹黑的可怜虫。文官集团的政治对手：宦官集团，更是被极端妖魔化，到了今天的一些港台武侠电影中，还能看到这种妖魔化的痕迹。任何一个企图触及官僚利益的皇帝，尽管他的改革取得了不小成就，为广大群众谋得了利益，都会被抹黑成篡位夺权、刻薄寡恩，冷酷无情，乃至不得好死，比如雍正和明成祖。或者由于威望太高，文官们不敢公开攻击，只能暗地里散播谣言，或者通过力所能及的手段，夸大其错误，降低其历史地位，比如明太祖。
只有在任期间吏治松弛，让官僚们捞得盆满钵盈的皇帝，往往会被歌颂为“圣主”，比如康熙、乾隆之辈。
官僚集团的利益和皇帝往往是不一致的，官僚倾向于认为：天下是你一家的，和我无关，我退休了也就完了，对我来说最有利的是结党营私贪污腐败，不捞白不捞，换个皇帝我继续捞。最典型的案例是晚明，当李自成兵临城下，崇祯皇帝无法从大臣家中搜刮出一毛钱军饷，因为这些大臣认为不论是朱家皇帝还是李家皇帝，只要能让他们捞钱就行。
在清朝，由于皇帝更多依靠满族勋贵集团进行统治，文官的恶性作用有所收敛，但到了晚清，满族勋贵最终和汉族文官沆瀣一气，成为皇帝推动改革的最大阻碍。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平民的崛起——官僚集团的形成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是中国实现第一次蜕变：形成统一、稳定、不断扩张的大帝国的基础；另一方面，它却是中国完成今后蜕变的最大阻碍。有点类似于资本家在西方历史上起到的作用。
但不论如何，在公元6——13世纪左右，中国结束了长期的分裂，并且依靠科举制度，缓解了社会矛盾，实现了阶层之间的和解和流通，维持了长期的稳定和繁荣（几乎就像西方的民主制度一样），但是，由于北方蛮族的两次沉重打击，汉族中央政府两次崩溃，第二次甚至全境沦为蒙古帝国的属地，好在蒙古的文化和中国差距太大，几乎不可能同化中国，因此蒙古的统治没有持续多长时间，但是，辽、金、蒙古等民族对中国的进攻和毁坏给中国人留下的印象太过深刻，很自然的，就像一个人如果出门老是被抢劫一样，他会倾向于不出门，并且把门锁得紧紧的，这是官僚集团做出的决定（毫无疑问野蛮人的进攻对官僚的利益是巨大的损害，因为蛮族除了烧杀掳掠外，他们根本就不需要文官来统治），而再伟大的皇帝，长期来看也无法和官僚集团对抗，所以，在永乐皇帝的北征和下西洋壮举结束后，中国的官僚集团决定闭关锁国，维持小农经济的长期低水平稳定。
此后的岁月，尽管有玉米的引进，有隆庆开海，有晚明的“科学启蒙之光”，有中西文化的初步交流，有清朝的开拓边疆，但从总体来看，中国的实际统治者——官僚集团，以及它所挟裹的皇族、贵族集团，通过认真思考、全面讨论和历史反思，认定中国农业社会的发展和扩张已达到极限，如果执意继续扩张，将大大地得不偿失。再加上蒙古在漠北始终虎视眈眈，中国的官僚集团经过精心考虑，面对周边民族如蒙古、日本选择了总体防守的策略（从明英宗时期宦官集团当政做出的主动进攻蛮族的结果来看，不得不承认文官集团的战术是明智的），到了清朝，尽管执政智慧颇为高超的早期满族贵族解决了蒙古问题，但面对俄罗斯和西南沿海的欧洲殖民者，它仍旧沿袭了明朝官僚集团的战略。保守，成为了中国文明在明清时代的主题。
很多人站在后世的角度批评这次历史转折，认为它结束了中华文明向上、开放的姿态，进入历史的下滑区间。这种批评有一定道理，但是，从本人的历史观来看，这恰恰是为中国文明的下次蜕变做准备，如果说汉唐帝国的高飞耗尽了中国文明这个超级生命体的能量，那么明清的低调则是一种养晦，一种蓄力，在长达六百多年的蛰伏时代，中国文明将完成伟大的第二次蜕变。
（未完待续）
严禁歪楼
三、第二次蜕变：民族国家的形成、传统社会结构的断裂和新兴力量的萌芽
明清总体来说是一个负面评价大于正面评价的年代，现代的人们认为这个年代要为中国文明的落后负责，由于人们的参照系是同时代的西方：文艺复兴——宗教革命——大航海时代——工业革命——全球殖民体系，一连串辉煌的成就，所以得出中国文明落后的结论也就不奇怪了。
我无意为明清翻案，实事求是地看，中国文明不论在物质、精神还是制度层面，从16世纪之后就确实不如西方，并且越拉越远，从而导致在19世纪和20世纪受制于西方，以及西方的衍生物——近代日本。
如果把世界文明比作一场接力赛，中国在前三棒并没有落后，甚至稍稍领先，但在最后一棒跌了个狗啃屎，只能看对手望尘兴叹。所以现代人对那个时代咬牙切齿。
但是，如果把明清看做中国文明这个超级生命体一个特有的，不可替代的，具有重要意义的蜕变阶段，事情可能会变成另外一个样子。
我认为，从14世纪到20世纪的中国历史，本质上是文明在向更高阶段蜕变时的一种蓄力和扬弃，如果不把负面的，腐朽的，堕落的东西尽可能的清除，就不可能迎来新生。
（一）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最终形成
今天，网络上的一些极端汉民族主义分子以明清两代皇族的民族出身不同为由，将明清硬性割裂，他们认为明朝产生了近代*河蟹*和资本主义的萌芽，是满洲入侵打断了中国进化为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可能，他们为此痛心疾首，并列举了种种证据表明晚明是多么的繁荣美好，明清易代战争是对汉族人民的种族屠杀等等。
实际上，这种看法即使不是愚蠢的话，也是相当幼稚和肤浅的，并且容易成为外国势力的口实。从本质上看，明清社会没有什么不同，满族人由于人数太少，文化太低，并且主动汉化，他们最终没能创造出一种与汉族统治集团大不相同的方式来管理这个帝国，来改变知识分子和群众的生活方式，“清承明制”，这个论断基本上是正确的。
相反，由于爱新觉罗皇族和满洲勋贵集团在早期连续诞生颇为优秀的领导核心和班子，也由于蒙古势力相对衰退，清政府基本上解决了困扰中央政权长达数千年的西北少数*河蟹*。清初，通过建立了与漠南蒙古、漠北蒙古、西套阿拉善蒙古的和亲制度，清政府完美地实现了对北部蒙古部族的控制。在此基础上，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清政府连续策动了多次对蒙古准噶尔汗国的进攻，消灭了叛乱势力，控制了天山南北地区，完成了西北蒙古、维吾尔边疆地区的统一。
对于西藏问题，清政府采取极为巧妙的制衡政策，在驱逐蒙古对西藏的统治后，先后敕封了“班禅”、“*河蟹*”两大世系，并在西藏设置了地方政府，总体上将西藏纳入帝国版图。
彻底解决边疆少数*河蟹*，对于中国文明意义深远。中国人终于不用再担心北方野蛮民族的入侵（当然后世俄罗斯的崛起另当别论），汉族中心地区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在中央政府的统治下连为一体，大大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为多民族统一大帝国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在今天，我们可以很顺理成章地把西藏、蒙古、新疆和东北当做中国的一部分，但是，如果没有在清朝时期各民族的大融合，没有后来PLA的东征西讨，这些地区独立建国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实质上是秦统一的加强版，“天下之内、莫非王土”，在汉族中心区域外，拱卫着一圈广袤的少数民族区域，形成了与中亚伊斯兰文明的缓冲区，这些少数民族服从中央政府管理，并逐渐把自己视为与汉、满为一体，使中国文明内部民族矛盾、教派矛盾降至最低，为发展统一市场，促进更大范围的经贸文化交流清除了一大障碍，也为民族国家概念最终进入中国打下了一定基础。
（二）官僚体系的僵化与堕落
如前所述，中国庞大的官僚体系起初是皇族为了更好地管理国家，为了抵御大贵族势力，为了缓解社会矛盾而做出的伟大发明，曾经起到了极为正面的作用，试想，如果没有这个官僚体系，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风俗习惯方言文化有很大不同的国家，是很难实现长期稳定运行的。
但是，正像我们前面说过的，官僚体系从它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就朝着独立的利益诉求而去了，到后来，它根本不再是皇帝的统治工具，反过来，它控制了皇族和这个国家的一切。
由于官僚体系的不可替代性、巨大封闭性和垄断性，加之人本性的自私、懒惰和贪婪，官僚体系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腐化和僵化。
如何描述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统治集团呢？我可以概括它内部存在的几对矛盾，通过认清这些矛盾，可以更好地理解官僚体系的问题究竟何在。
1、理论与实际的矛盾，表面看起来，读书人含辛茹苦参加科举加入官僚体系的理由冠冕堂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当官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为了上报朝廷，下慰百姓，看起来，真是实现了人生幸福的真谛：工作和理想的结合。但是，当通过科举考试的愣头青进入官场之后，他们发现事实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当官最主要的工作是欺上瞒下、结党营私、贪污腐化，为自己和自己的家族谋取私利，即使因此损害朝廷和百姓利益也毫不在乎。并且，事情发展到了这么一个地步：如果官僚个体企图和这种潜规则对抗，企图让当官回到它理论上的那个样子，那么他就会被其他官僚排挤，很快就无立足之地。海瑞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而涉及到晋职升官这种核心问题，其标准也不再是表面上的政绩和廉洁，而是上级领导的眼光、裙带关系和送礼金额的大小，从而使得大小官员从根本上失去了“为朝廷效力、为人民服务”的动力。
2、中央和地方的矛盾，看起来，地方政府只是中央的派出机构，地方首长只是皇帝或宰相委任的总督，但是，很快中央政府就发现，地方的官员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受中央控制的，你可以更换这个官员，但你无法让他全部执行中央的政策和命令，实际上，他只是执行对他有利的政策罢了，一旦对他不利，就会采取各种方式来拖延、推卸和应付，而“各种方式”，在中国官场文化里可以说是蔚为大观。反过来，地方一旦出现对官员不利的事件或信息，地方政府绝不甘心按规定报送中央，而是采取各种方式进行掩盖、扭曲或直接无视，这里的“各种方式”，大家也是心照不宣。这种央地矛盾一方面造成中央政策难以执行到基层，另一方面造成中央难以真正了解基层实情，对决策进一步造成干扰，大大降低行政效率。长此以往，这种矛盾造成了一个新的可怕后果，中央和地方互不信任，导致在核心问题：财政和税收上彼此割裂争夺，地方政府不愿为了中央税收而得罪地方乡绅，对上缴国税并不积极，长期导致了中央财政的枯竭。明清两代中央政府，到最后都是穷的一塌糊涂。
3、局部有序和整体混乱的矛盾。表面上看，中国的官僚机构设置“科学合理”，在几乎任何一个社会生活领域，都有相应部门进行管理，而且彼此之间有着理论上良好的沟通配合机制，在中央行政部门，有兵刑吏礼工户六部，司法上有三司，搞纪检工作的有都察院和御史，六部上还有内阁大学士（相当于国务委员），大学士的首脑叫做首辅，作为总理主管政府日常运作。清代由于皇帝比较勤快，把内阁架空，设置了皇帝私人的秘书机构：军机处，但除了理藩院内务府等少数几个机构外，基本沿袭明制。中国这些庞杂的机构设置，看上去是多么的符合理性而又科学，但是，实际上各个部门，各个部门领导之间利益虽有重叠，但也有抵触，造成了彼此工作的不配合甚至对抗。如果皇帝精力和能力强，还能进行仲裁和引导，但一般情况下，朝堂之上的政争并不是为了把国家管理的更好，而只是私利之争罢了。
4、形式与实质的矛盾。应当说，整个官僚机构是为了解决管理国家问题而存在的，而官僚体系也确实在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但是由于中国过于庞大，政府工作内容过于庞杂，上级与下级之间、横向各个部门之间沟通联系、检查实绩、考核奖惩的依据只能是纸面上的，比如市里要想知道县里某项工作进行地如何，出于成本考虑，不可能总是派人来进行实地检查或者考核（即使是实地检查，也会出现第2个矛盾里所分析的问题），而多数通过县里的汇报来了解，这样就出现一个问题：既然上下级的工作成绩在大多数情况下市依靠文字汇报来体现的，而中国文字又是如此的精妙，那么夸大乃至造假也就不足为奇了，政绩可以是假的，数字可以是假的，甚至文件都可以是假的，造成假大空的极度弥漫。
5、内行与外行的矛盾。一项机构既然是为了解决某个问题而设置的，那么必然带有一定的业务性，需要领导懂得业务知识，熟悉业务流程，才不会出错。但是，由于中国官僚体系很重视流动性（否则大家的升迁机会何来），必然造成很多岗位上的领导并不熟悉业务，因此“外行领导内行”是相当普遍的，聪明地领导会学习，并放手让下面的人做事，但“瞎指挥”、“乱指挥”造成恶劣后果也并不鲜见，打个比方，为人熟知的中国足球，就是一个可悲的例子。一旦这种现象蔓延，所造成的后果就是业务官僚的缺乏和政府专项业务的效率低下。
（第三章未完待续）
上接第三节第二段
（三）平民阶级的庸俗化
与官僚集团的堕落和腐化相对应的，它的产生土壤——平民阶层，由于统治集团有意识的奴化教育和思想禁锢，再加上大众文化的过度“解放”，在明清时期，也逐渐丧失了活力、朝气和尚武精神，逐步走向庸俗化甚至极端恶俗化。中国的平民，再也吼不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也无法孕育伟大的诗人、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者。
平民阶层庸俗化的一个集中表现就是它的杰出分子——知识分子的集体堕落，由于世族统治被皇权*河蟹*所取代，因此知识分子丧失了自己的经济来源，再也无力像魏晋南北朝一样敢于和强权对抗，更不可能像春秋战国时一样站在理性和文化的高度指引整个社会，知识分子整体上成为了官僚集团的附庸，只有他们中的佼佼者才得以进入官僚体系，中国的文人所思考的不再是济苍生平天下，而是如何在统治集团内讨得一杯羹，为了活下去，为了荣华富贵，中国的知识分子们终于彻底地出卖了自己的灵魂。
举个例子吧，明清易代，被一些激进文人如顾炎武称作“亡天下”，在江南也确实出现了一些中小地主兼知识分子率领军民抵抗清军的现象，但当人们发现清朝皇帝跟蒙古人不一样，他们愿意开放科举让读书人继续有当官发财的机会的时候，“反清复明”也就丧失了社会基础，即使这样的代价是异族统治，是汉族人永远不可能登上权力巅峰（乃至政府核心中枢），但那又怎么样呢？理想早已背弃，现实的饱暖才是最重要的。
由于清朝是满洲贵族统治，出于统治稳定考虑，清朝政府实施了大规模的文字狱政策，它明确传达了这么一个声音：“不要有任何企图反对现有意识形态的思想或言论，否则就是死路一条”，于是，中国的文人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不再具备提出整套哲学或思想体系的能力或想法，清朝的文人，能留给他们的只有考据，也就是在故纸堆里查资料而已，而且这种故纸堆，还是被大规模删减消灭之后的文件资料。
文人尚且如此，普通农民，城镇手工业者更凄惨，由于人口激增，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土地和财富集中到极少数人手中，同时还受到官僚集团和走狗文人、土豪劣绅的压迫，广大群众民不聊生，社会矛盾异常激烈。
到了清中叶，也就是乾隆中后期，中国人口突破一亿，但却陷入了令人绝望的普遍贫困和愚昧之中。
（四）官僚体系的实质——金字塔式中央集权管理制度遇到前所未有的瓶颈
前文说过，周代这种典型的封建王朝，为了巩固统治，实施“井田制”，将土地通过诸侯间接地分给人民，但在平民阶层崛起的浪潮中，封建的土地制度崩溃了，实际上取而代之的是市场化的、私有化的土地所有制度，虽然在每一个王朝建立的初期，政府都试图把原有社会结构被严重破坏的农村土地收归国有，并平均分配给农民耕种，以此达到政府财政税收最大化的目的。但是，由于缺乏必要的信息和监管工具，土地兼并——佃农破产——大地主和大官僚合二为一的现象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由此导致了两种严重后果：一是政府由于缺乏税收而面临财政窘境，加之腐败愈演愈烈，管理和动员能力日益削弱；二是土地分配的严重不公平导致了社会的极端贫富分化，社会矛盾逐渐激烈致使农民起义层出不穷。
打个简单比方，现在的房子就像以前的土地，如果房子的总数有限，并且全部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大部分人辛勤劳作一年的收入还不够付他们房租的（当然，他们是不可能将房子卖给群众的，要卖也是极高价格，群众根本买不起），一旦拖延房租面临的后果就是被黑社会断手断脚，告官？官员本身就是大地主，这种情况下，群众还能不反？
那么，统治集团有没有看到问题所在？有，出身贫农的朱元璋对此已经看得很深，他的解决方案是，将从汉唐宋一脉相承而来的中央集权制度进一步强化，构建一套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金字塔结构的，中央高度集权的政治和社会管理制度，将皇帝与士大夫共同治天下变成皇帝一人治天下，以此加强对官僚地主阶级的监管，防止发生严重侵害农民利益的问题，保证农民的基本生计。但是，就像前面说过的，不论皇帝本人能力和意愿多么强，不论皇权在一段时间内多么具有压倒性优势，长期来看，皇帝及其少数亲属、亲信无法有效管理国家，他必须依靠官僚集团，通过官僚集团来监督管理官僚集团，通过官僚集团来维护基层群众的利益，这显然是违背逻辑和人性的。
实际上，以朱元璋的历史局限性，他不可能清楚认识到，官僚集团不是权力行使的工具，它就是权力本身，就是中国独有的金字塔式中央集权管理制度的外在表现形式，而形式是无法解决实质本身存在的问题的。
那么，这种中国独有的金字塔式中央集权管理制度到底遇到了什么问题？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它已经无法解决它被用来解决的问题了，看似绕口，其实很简单，那就是这种制度之所以被设计出来，其根本目的在于化解社会矛盾，维持社会长治久安，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它解决该问题的能效不但越来越低，而且本身就成为一种激化社会矛盾的制度性因素，最典型的就是明末，政府低能和底层社会矛盾双重凸显。
这种制度的外在表现形式——官僚体系的诸多弊病前已一一赘述，但这种制度真正难以解决的根本缺陷在于，它无法真正对自身进行有效的修正和监管，在社会经济总量没有大幅增长的情况下，它无法抑制土地兼并和贫富分化。
应当说，明清两朝，统治集团内的一部分有识之士也隐隐约约意识到这种制度本身严重的内在缺陷，并且积极做出努力探索，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康熙的永不加赋，雍正的摊丁入亩，都是企图解决土地兼并导致政府财政困难，导致基层农民破产问题的有效尝试，但是，统治集团内部的种种努力、种种改革，不管主观愿望多么美好，不管具体政策设计多么精妙，它都无法逾越一道人性的高墙，那就是“人是不会把自己的利益改革掉的”。
因此，中国这个绵延数年前的巨大生命体终于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瓶颈，究竟是这样看似没有尽头的王朝兴替，治乱循环下去，还是找到一条新路？
如果没有中西文明在十九世纪的正面对撞，这个问题有答案吗？没有人知道。
（未完待续）
不好意思，楼主回来填坑了
首先非常感谢关注和肯定此文的朋友们，如果没有你们的支持，这篇文章多半是写不下去的。
时隔近两年，重看此文，因为楼主的工作经验和社会阅历有所增长，又有不一样的感觉和想法，总体上，我仍然坚持本文的核心观点，那就是中国文明自成体系，本身的内在规律未被西方打破，只是进入另一种更新更高的阶段。同时，对一些具体的论证，又有新的想法，或者说前文的论证，大体正确，但确实有一些不足之处，比如有些地方过于狭隘，过于书生气，有些地方又过于简单化，不一而足。
这几年更多接触社会现实，读了更多的书，也有了更多的感悟，这些思考的成果都将体现在第四章及以后的章节。
如前所述，第二次蜕变取得了重大成功，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大帝国，它不仅巩固了第一次蜕变的成果，而且基本上解决了北方边患问题，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以皇权高度集中为特征的，具有较高水平的，中央集权管理制度。换句话说，看上去官僚体系是皇帝的工具，但实际上皇帝这个机构或者说位置只是官僚体系维持存在、获取和发展利益的必要品罢了。
但是，这次蜕变远远不是终点，在明清时代，中国遇到了诸多问题，土地兼并，两极分化，平民阶级堕落，但更为核心的问题是，当时的官僚体系已经无法解决社会本身提出的问题了。各种社会矛盾相互交织，日益激烈，政治腐败，经济凋敝，民不聊生，而改朝换代式的方法已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像是黎明前的黑暗一样，无数的劳苦大众，无数的官僚体系内部有识之士，无数的知识分子都发出打破这个现有格局的呐喊（尽管他们要打破的对象，要争取的东西都不一样，甚至他们作为统治集团和被统治人民是尖锐冲突的，但本质上，他们是同向而行的）。可以说明清六百年来，就是在不断地为下一次蜕变准备条件，在这种情况下，西方资本主义的介入，就像是在危如累卵的积木上轻轻推了一下一样，为伟大的第三次蜕变拉开了序幕。
四、第三次蜕变：天朝的重建
明清六百年，最核心的矛盾是官僚地主集团和群众求生存、社会求发展的矛盾。要知道官僚地主是最狡猾，最现实，最厉害的，他们不在乎当皇帝的是谁，是哪家，只要能维持他们的统治，继续保持和发展他们的利益就行了。而官僚地主集团又是极其强大的，皇帝单凭自己，除非有超强的威信和能力，是很难镇得住他们的，明朝中后期皇帝靠宦官，不仅斗争很尖锐，而且经常被抹黑，清朝皇帝靠满洲贵族，情况又好一点。
当出了几个圣君，能把官僚地主管好，有效协调这一矛盾时，就是所谓的盛世了，但从长远来看，是无法抑制官僚集团制造土地兼并和贫富分化的，清朝比明朝要好一点，但到了乾隆后期，农民起义已经是此起彼伏了。如果照这样下去，下一个明朝很可能出现，但是在这个时候，即使下一个明朝出现也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华夏这个古老的生命体，需要一个直接的，深刻的外部力量，来帮助解决自身的困境。就像鸡蛋需要合适的外部气温来孵化，花粉需要风来吹送一样，生命在内部已经酝酿深刻的转变，但它还需要一个决定性的外部推动。
这个外部力量就是西方，种种具体的冲突和交流也不说了，总体看，西方告诉了中国人两点：
一，对自然的观点，天人合一原来是错的，自然是要靠科学的方法来观察，来分析，来演绎，来论证的，由此爆发出的产业和科技能力，是超越一切的现实力量，不容得不承认，否则就要不停挨打。
二，对社会的观点，天子与士大夫共治，上面是皇帝和官僚地主，下面是金字塔般的中地主，小地主，富农，贫农，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都不是绝对的唯一的最好的社会组织形式，西方有更先进的，那就是*河蟹*，民族，民生，*河蟹*就是民主共和，民族就是民族国家，民生在中国有一定基础，实际上就是民本思想。
中国人承认了自己是错的，西方是对的，这是接受西方力量影响的起点，之后一百多年的革命史，就是探索如何把西方影响和自身的生命正确的，有效的结合在一起的道路的历史，其核心也就是要解决官僚地主集团和群众求生存、社会求发展的矛盾。。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影响只是辅助的，就像气温和风只是辅助一样，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华夏的生命演变。
为了解决官僚地主集团和群众求生存、社会求发展的矛盾，靠打倒官僚地主行吗？中国人曾经很努力的尝试，但结果告诉我们，这样不行，因为社会经济基础不变，官僚地主即使从肉体上被消灭了，打倒他的人也会成为新的官僚地主，这就是北洋军阀和KMT的蜕变过程。
中国人经历了无数的血与火，终于明白，要解决这一矛盾，首先要解决土地的所有权问题。解决办法就是消灭土地私有制，实行土地国有制。实际上这一办法也不新鲜，很多战乱之后的新王朝，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实行的禁止买卖，国家分配的土地国有制，只不过这次在本质上不一样了，因为这一次，是从皇帝到村，彻底的消灭土地私有，即从社会上消灭了地主这一集团。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