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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中国化
低端人口
习近平如何自我“造神”？
民族主义煽情曾被视为是中共稳定民心的最后一招，但这一招几近失宠，近年已做策略微调，即重新恢复掀起对领袖的个人膜拜。中国正上演一场新的“造神运动”，这回供人膜拜的“金牛犊”（典故源自希伯来人经典妥拉）主角不再是毛泽东，而是换上中共的现任党魁习近平。
文革宣传画（图：网络） 过去三十年，中共基本放弃了昔日的“造神”运动，甚至逐渐淡化宣传部精心炮制的英雄人物模范形象。社会呈现出的反思热潮认为雷锋生活的时代浮夸风盛行，雷锋事迹被疑掺有水分。党员的集体腐败加剧损害党国形象，英雄神话亦随之扑灭。中国社会出现精神真空，经济成就无法代替国民的精神滋养，物质富裕的同时，感官欲望的刺激被作为枯燥生活的润滑剂，但其作用被过分夸大。
中国社会经历巨大的宗教复兴证实人们物质之外的信仰渴求。单以基督教为例，城市中产阶级基督徒的增长引人瞩目，教会俨然成为党外公民社会最具规模、系统独立的生命共同体。这被执政的共产党视为一个公开的竞争对手。
执政党尝试过各种遏制其发展的法外手段，但成效不佳，数量是实力的展现，因此政教关系变得格外敏感纠结，两者处于“非敌非友”的复杂关系。为求争取市场配额，可选择的方案并不多。共产党人表面宣扬的是无神论，但苦于无法抹杀人们的宗教热情。宣传部门意识到信仰真空必须得到填充，而替代方案是恢复“造神”，将领袖个人崇拜与对“党国”崇拜混合起来。
文革（Photo：BBC） 中国人对造神运动并不陌生，回顾上世纪毛泽东时代狂热的个人崇拜至今心有余悸，现在则闻到死灰复燃的焦味。习近平政权希望通过个人膜拜用以加强民众的向心凝聚，新一轮“造神运动”有愈演愈烈的倾向。模仿宗教的行为模式动机与目的出于内政稳定的意图考量。
有必要澄清以下“造神运动”、“个人崇拜”、“偶像崇拜”这一组相互关联的概念。维基百科提供简要的解释，“造神运动”（Apotheosis）是指一种大规模驱动民众力量，把一个人高举至神的地步。“个人崇拜”（Cult of personality）也有类似表达，指以大规模宣传手段将某个人在一个社群中塑造成崇拜对象，通常通过媒体手段将其人格形象理想化、英雄化甚至神化。
可以说，“造神”是个人崇拜的异化。“偶像崇拜”常指对任何一种人物的崇拜，与一神论的独一神（上帝）相对，因其都是人手所造的物体。在亚伯拉罕诸教中，被认为是一项主要的罪。神学家将概念扩大理解为，任意非神灵的事物神化，包括世俗生活中的事物，而不仅仅是某一具体图像。只要是将所造物抬高到上帝的位置，不论这是其它神灵、或是魔鬼、权势、享乐、种族、祖先、国家、金钱等，都被认为是偶像崇拜。
在古代君主和帝王形象一般都有着极高的社会敬畏和宗教崇拜，拥有称之为“君权神授”的光环，配合当地的宗教系统，使得统治者地位神圣不可动摇。这在古代中国和古埃及、日本、印加帝国、西藏、泰国等都很常见。罗马帝国甚至认为他们的帝王具备“神性”。
至18至19世纪，随着民主自由思想和世俗思想在欧洲和北美洲的传播，君主很难再保持“神权”的光环。但由于传媒广告、影音技术、电影、电台等出于商业目的大众传媒技术的发展，以及公共教育的建立，一些政治家和政客发现这给他们进行个人政治宣传提供绝佳的技术条件，个人崇拜在20世纪上半叶得以迅速发展。
当政府利用媒体、宣传及其他形式予以不质疑的奉承和颂扬美化，将某一政治领袖塑造为英雄、神化、完美的公众形象，则会产生个人崇拜的群众现象。这些崇拜与人类本身具有的英雄仰慕心理类似，区别在个人崇拜是非自主性仰慕，必须伴随大量可操纵的单一媒介，将一位人物进行一边倒形象包装、刻意过度渲染领袖特质等荒腔走板的宣传。对偶像的负面批评则不被容忍或不配存在，会被视为错误、反动思想，到不配合表达效忠就被整肃程度。
朝鲜金日成金正日塑像 （Photo：AP） 中国亲密的兄弟国家北朝鲜是最热衷造神运动的国家。朝鲜将其主体思想列为世界十大宗教之一，朝鲜人民要时时刻刻贯彻主体思想精神，早晚各进行一次类似宗教的仪式，来崇拜伟大领袖金日成及金正日。这种宗教式的精神崇拜即个人崇拜，唯一目的是为了维护世袭体制的延续。
朝鲜的家庭每家必须悬挂金日成父子的画像，须经常打扫，画像上不能落上灰尘，否则以不敬罪论处。最麻烦的是刊登有金日成、金正日画像的报纸，既不能丢，也不能乱放，一旦不小心弄脏弄破报纸上的画像就要被判罪。根据祖辈的回忆，在中国的毛泽东时代，有人因为把印有毛像的报纸当手纸来用，遭人揭发后被批斗示众，最终被判处死刑。
一些公开的资料将个人崇拜简单的归纳为如下几条： ·崇拜对象个人及其理论被绝对化、神圣化、教条化 ·崇拜对象以“救世主”或“解放者”的形象出现，人们对其不再具有批判、质疑的权力 ·崇拜的程度达到迷信的程度 ·由政客群体、社会群体共同参与的，有时甚至包括所有社会成员 ·被崇拜者通过一切手段来巩固和强化，并利用人们的崇拜来维系他的地位与权利 ·对异见者处以逮捕、酷刑、禁锢甚至死刑
个人崇拜需不断地统一宣传洗脑并排斥不协调意见的流行，这需要一些机构和政治群体来维护，当这些机构和群体是个人崇拜的受益者时，他们有足够的动力维持现状。但当崇拜对象死亡或发生意外时，容易加剧政治形势剧变而发生动荡，其负面影响更为深远，甚至是破坏性的，所以受到当今文明社会的普遍抵制。
斯大林搞个人崇拜给前苏联带来灾难，中共五十年代曾有过不提倡个人崇拜的计划，但其后毛泽东却以个人崇拜制服党内对手，结果“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个人崇拜风大盛，毛一手制造浩劫。中共在整风运动与文革时期极端发起对毛的个人崇拜，其中红卫兵对毛的个人崇拜、朝鲜对金家三代的个人崇拜演化为登峰造极的神化运动。
文革（Photo：BBC） 对毛的个人崇拜造成严重恶果。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总结这段历史时说：“我相信我们的党总有一天将会作出这样的历史性决议：永远永远地严禁个人崇拜。因为一搞个人崇拜，就根本谈不上什么民主，谈不上实事求是，谈不上解放思想，就必然要搞封建复辟。其危害之列，莫此为甚。”邓小平在中共八大修改党章报告时强调，“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
文化大革命邮票 （图：网络） 1982年，中共十二大提出修改党章，在党章第十条（六）中规定：“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有党史专家说，党章在过去30余年中作过多次修改，仅十八大就对党章作了30处修改，但禁止个人崇拜的规定一字未动。
造神运动往往以“破产”结束。作家曾伯炎警告造神运动的危害，古代商鞅李斯以苛法酷刑效忠，赵高以指鹿为马媚权，下场都死得很惨。当代搞个人崇拜的人皆未获善终，刘少奇与林彪都是捧毛捧得最高的推手。殷鉴不远，记忆犹新。中南海领导人及其幕僚坚持一党专制与维护既得利益者特权，选择神化党魁，将穷途末路，愚不可及。
习近平的幕僚走不出文革红卫兵的角色记忆，青少年时期“精神受孕”，成年后故伎重演。当年联动的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演得张扬奇诡。世界日报一篇社论《习近平有意“个人崇拜进行到底”》：中共中央和地方掌权的一批领导人都成长于文革时代，文革思维根深柢固，文革语言烂熟于心，操弄政治手段驾轻就熟。
周永康（左一）徐才厚（左二） 令计划（右二）薄熙来（右一） （图：网络） 个人崇拜所致的集权，破坏法治，发动派系大清洗，将思想斗争转变成对异己的肉体消灭。2012年秋中共十八大后，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一职，成为中共第五代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上台后借反腐打贪清除包括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孙政才在内的政敌，强悍树立个人威权。
中共媒体在习近平独揽权力后展开个人形象宣传。新浪微博出现“学习粉丝团”、《领导人是怎样炼成的》、《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等。官媒把习夫妇昵称为「习大大」和「彭麻麻」，大力宣传习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学等方面的造诣，塑造习是一个有高超非凡、才干和领导艺术、个性鲜明的世界新领袖。
歌颂习近平的民间歌曲出现并在网络流传。2013年习近平到庆丰包子铺吃包子，民间作曲家吴颂今创作《包子铺》称赞“亲民爱民的习大大，包子铺一场巧遇，寒冬里温暖了老百姓的心田”。2014年，歌曲《习大大爱着彭麻麻》在网络上出现官媒跟进报道，被纳为“广场舞”曲。其后出现系列吹捧歌颂习的歌曲，其中《东方又红》模仿毛时代歌曲《东方红》，凸显「习近平继承了毛泽东」。2016年，官方制作颂习歌《不知该怎么称呼你》。
人民日报巨幅习近平头像 （图：网络） 中共十九大前后，官方对习近平的形象宣传达到文革以来的最高点，以“最高领袖”、“最高统帅”、“伟大统帅”、“总设计师”称呼习近平，地位直逼拥有“四个伟大”的建国领袖毛泽东。2017年公布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立项名单》仅以“习近平总书记”开头的接近一百个立项。
中共高官歌颂习近平已到迷信，执迷不悟的狂热地步。军方喊出“三个一切”：一切重大事项由习主席决定、一切工作对习主席负责、一切行动听习主席指挥，“三个凡是”：凡是习主席提倡的坚决响应、凡是习主席决定的坚决执行、凡是习主席禁止的坚决不做的个人崇拜口号，带有典型“文革烙印”。
最新一届政治局常委公布后，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是习近平的巨幅肖像占据主要位置，政治局7名常委合照与之相比，尺寸颇小。路透社指出，自邓小平时代起，为了防止再次出现毛泽东式个人崇拜，不再推出个人照片占据版面大部分位置的版面编排，头版头条都是常委的合照。今次刊登照片方式有悖传统，显示习近平放弃集体领导。
书店布置（图：网络） 中央电视台CCTV新闻联播节目，有关习近平的消息有时占20分钟，新闻联播总共才30分钟；全国各地书店最显眼的位置摆放习近平文章和讲话集，官方组织出版的学习、研究、领会习文章讲话精神的书籍；在今年官办CCTV农历新春晚会上，演员以习近平的大投影图象为背景载歌载舞，高唱“把心交给你”。中国政治问题专家、资深记者林和立说，当今中国的个人崇拜“正在达到可笑的水平。”
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文章指出：习近平的政治口号铺满整个头版，他的演讲占满晚间新闻。他的声音穿过巨大的电视，充斥着繁忙的购物中心；他的形象挂在人们的家中、餐馆里、出租车内，还时常和毛泽东像摆在一起。
河南省常委集体瞻仰凝望“习桐” （图：凤凰网） 11月5日，河南省委书记谢伏瞻，省委副书记陈润儿、王炯，省委常委一行从郑州一早驱车到兰考县，到焦裕禄干部学院集体参观由习近平亲手种下的一棵泡桐（习桐），报道称常委们在亭亭如盖的桐树下，听取介绍、仰望沉思、心潮澎湃。
黔西南日报截图 （图：网络） 11月10日，贵州贫困老区的《黔西南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万众一心开拓进取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前进》，在习近平巨幅标准像下配以图注「伟大领袖习近平总书记」。时隔5天，该报14日在头版以红色大字标题刊登《「伟大领袖习近平总书记」——黔西南各族干部群众的共同心声》，再度称习近平为伟大领袖。在头版正中位置报道中共黔西南州大会，习近平头像被投射在大屏幕正中，两侧招展红旗，这种会议布置近40多年来相当罕见。
江西上饶市余干县黄金埠镇政府以“帮教”为名，推动“信教向信党转化”，11月上旬，胁迫该镇基督徒清理悬挂在家居墙壁上的基督教乡土艺术品，用习近平画像取而代之。南华早报称：中共地方政府说：耶稣不会帮你们摆托贫困和治愈你们的疾病。只有习近平才会！
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和毛泽东崇拜突出的共同特点是，两者都由中央宣传部门所塑造煽动。由中央宣传部门鼓动的习崇拜产生的效果，报纸首页满是习近平的一举一动，音乐视频表达对领导的热爱和忠诚。历史学者孙万国说，习崇拜抛开集体领导，其个人崇拜相当集权独裁，要求意识形态上的忠诚：宣传部门塑造习近平反西方、对普世价值不屑一顾、以恐惧统治、打压持不同政见者，对媒体、教育及文化收紧控制，都是走毛泽东崇拜的回头路。
习近平和毛泽东工艺品（图：网络） 习近平本人未有阻止这种崇拜。市面上各式习近平头像物品在民间热卖。习近平大搞个人崇拜以巩固政权。无论出于何种原因，重启个人崇拜的“造神运动”，沉滓泛起令人作呕，把国族推向集体堕落的深渊。
极端自我表现不仅在公众视域中盛行，更蔓延到社会各界甚至私人领域，政客将传媒网络变成推销自我的舞台。根据梅奥诊所(Mayo Clinic)专家的说法，有自恋型人格失调的人把自己想得极为重要，因而把自己捧上神坛，认为自己比其他人更有价值。在他们外表行为之下，可能是“隐秘的不安全感、羞耻感、脆弱感和耻辱感”。在受到批评时，为了抵抗这些感受，他们可能会“用愤怒、蔑视和试图贬低他人作为回应”。
伯戈医生（Joseph Burgo)在他的《你身边的自恋者》一书中称极端自恋者表现出一些普遍特征。对于遭遇极端自恋者的人，他给出的一般性建议是：“保持清醒理智”，而不是“把他们卷入他们总会赢的争斗中去”。尽管他们自吹自擂，但自恋者无法满足自我期待，一旦无法成为公开宣布的那种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时，也会倾向抑郁、滥用药物和自杀。这种人格失调可以治疗，但是疗法生效缓慢，也并不容易。
心理学家将个人崇拜与自恋神经症联系在一起。对权力的神经症需要表现在渴望支配他人的愿望；根本不尊重他人的个性、尊严和感情，只关心他人的服从；盲目崇拜强者、蔑视弱者；害怕局面失去控制；害怕自己软弱无力。同时，同样表现出对个人崇拜的神经症需要。言过其实的称赞自我（自恋）；需要被人恭维，根据的是想象中的自我，自我评价依赖于他人的称赞；害怕失去称赞。神经症盲目地偏执于强迫地、潜意识的、不由自主地去追求满足。
自我欣赏的关注导致整个社会开始逃离现实，去追求浮夸的幻想。“自恋狂”特质之一就是喜欢做梦。想方设法制造个人崇拜，将公众传媒变成自恋狂的舞台，自恋文化在官民中间流行开来。自恋果然令人生厌，他们是理想主义者，但也是真正的无赖。
一篇文章《不称职的领导，因何当上领导？》尖刻的指出：无领导力的人群自然而然地会倾向于推选以自我为中心、过于自信和自恋的个人担任领导。弗洛伊德认为，领导力的心理过程发生的原因在于群体，也就是跟随者，用领导的自恋倾向取代了自身的自恋倾向，这样，他们对领导的热爱是一种自爱的伪装形式。或者其缺乏自爱能力的替代物。他指出，“他人的自恋情结对于那些已然部分放弃自恋的人群有着莫大的吸引力......类似于怀着喜悦的心情来羡慕他人。”
偶像崇拜之风开始滋长，造就了大家“快看我！”的心态。尽管自恋短期内也许带来某些益处，但长远来看，它对他人、社会，甚至包括自恋者自己都会造成危害。自恋带来的负面影响恰恰就是人们希望通过提高自尊心来避免的东西，包括攻击行为、物质主义、缺乏对他人的关爱，以及肤浅的价值观。
商贩出售习近平和毛泽东像 Photo： REUTERS/Stringer （2015年1月30日山东高平 习近平以惊人速度为自己取得各种头衔，营造出全范围“全能神”的虚假形象。中国传统价值形态提供造神的肥沃土壤，历来需要皇帝维持统一和秩序，极端的个人崇拜正是偶像粉丝自恋的映衬，习惯被奴役的人不习惯独立，非神论的虚无人生观有助于滋生偶像崇拜。有人担心中国社会是不是已经病的不轻，竟然跟风吹捧一个极为普通的人。
尽管神化的吹捧铺天盖地，但只能迷惑一部分的人，仍有人保持大脑的清醒。人们揭穿习近平的“神化”形象，纽约时报记者引用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教授、图像取证专家汉尼·法里德(Hany Farid)的话说，报纸头版的习近平照片的颜色和饱和度都经过了处理，白发和皮肤瑕疵都看不见了，让照片看着就像一幅画。经过处理的图像让人想起了使用相同视觉风格的毛泽东像。其实最普通的人对相机美拍的操作都很娴熟。
公众以及清醒的共产党人都有责任提醒习近平回到“作人”，拒绝“造神”，作人的界限绝对不能僭越。中国亿万亚伯拉罕源流诸教的男女信众亦有责任宣告捍卫独一神信仰，严格禁止任何形式的偶像崇拜，对人工铸造“金牛犊”的罪行说不，个人崇拜贻害后世，“造神”运动留下臭名昭著的恶名。
“拒用海归”？！野蛮恐惧文明的疯言狂语
据媒体报道，4月22日，格力电器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董明珠再当选珠海格力电器董事长，进入她执掌格力电器的第五个三年任期。五连任的董明珠在春风得意下回应外界关于人才培养问题时称，公司“绝不用一个海归派，这海归派里面有间谍，我不知道谁是、谁不是”，“我只能保守地选择，在国内的高校里培养我们自己的人才。”
此言论一出，引发网络热议，有网友质问：“宁右勿左：格力和日本大金合资过生产空调吧，请问算什么？”“土鳖里面就没间谍？”，同时有网友说：“一个企业家有什么权限去指控谁是间谍，她真的失控了。”
董明珠此番“绝不用一个海归派”言论当然不代表她失控了，而恰恰代表她得控了。这种得控当然不只是表示她被外在的某种力量控制着，而且也表示着她心甘情愿充当起某种力量的控制体，进而传递出某种控制的信息。
事实上，董明珠这种言论绝不是代表她自己，因为类似董明珠之流是从来没有自己的，她只有成为强权的工具与傀儡，而不可能有自己独立人格与意识。她放出这种言论正是表达自己完全服从外在的支配意志，是外在权力意旨的企业表达。
也就是说，与其说董明珠在表达格力企业的用人之道，不如说董明珠在表达支配她企业的权力要求企业用人之道。因为随着中共极权统治近年来极速左转，返回马列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将抓间谍反敌特作为专政重心下，企业反间谍也成为了权力专政的内在要求。作为被权力操控的董明珠，自然充当起权力在企业运行中人才使用标准遵行的急先锋。
从中共历史来看，仇视西方文明，抵制西洋文化，防范外国渗透，进而将一切从西方回来的人士当作敌对势力，可说是有悠久的传统。早在中共夺取大陆政权之初的土改与公私合营中，就将那些留学归国人士当作改造专政对象，为此中共在众多文艺作品中，不断塑造出种种留洋归国后的人士具有没落腐朽资产阶级意识的形象，用以敲打那些归国人士，让社会形成留学归国人士思想落后的意识。当然到了反右，那些专政对象如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等等至今不予平反的“大右派”，无不都是留学归国人士，而他们的被批判专政，就代表着中共对留学知识分子的普遍歧视态度。到了文革，在无产阶级专政白卷英雄下，对留学归国知识分子的轻视、蔑视乃至仇视便成为了统治集团的共识，以致将留学归国者列为臭老九中的最臭之类。由这一切可见中共仇视留学归国知识分子由来已久，并非今天才由董明珠首倡。而董明珠今日喊出格力拒招留学归国学子，只是中共集团一以贯之的作派反映，不足为奇。
今天之所以网络对于董明珠拒招留学生有如此强烈反响，除了因为国人健忘外，那就是在中国历经几十年的所谓改革开放吸纳外国人才后，今日再度收紧国门，拒斥外来人才，喊出不招留学生时，显得有些久违而刺耳，并与中共多年来声称的所谓开放不那么合拍。但如果细究中共历史，其实不难发现，接纳或者说欢迎留学人士，是中共历史中的短暂与偶然，而拒斥甚至仇视留学知识分子才是中共长期与本质的反映。
如果再进一步观察，便不难发现，纵使是在改革开放大旗下的欢迎归国留学人士，那也是区别对待。中共对那些自然科学类留学人士，基于工具性需要是有过一段时期的欢迎与重用的，但对那些社会学科，无论法学、哲学、政治学等等，都是限制性使用，是从来没有委以重任，也不会真正相信的。
放眼看看今日中共各种重要岗位，通常都是以国内马列系为重点，而非用留学归国知识分子担纲。尤其是中共十八大后新党魁登台，祭出所谓红色基因说，将国外留学回来的知识分子当作需要提防的可能威胁极权统治的力量，于是不仅在使用上一再限制，明确控制高校招录留学人员任教，而且严格控制留学人员申请国家研究经费，使大批留学归国人士无用武之地。而相应的中国高校本土化马列研究却蓬勃兴起，数以千计的马列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暴发。
在如此形势下，近年来，中国留学生不仅谋职困难，而且研究西方文明的各类学科也渐次被压缩乃至被消灭。
所以，中共近年来不只是对留学归国人员歧视与限制使用，而是对整个西方文明采取了敌视与防范。在这种背景下，董明珠喊出“绝不用一个海归派”，可以说简直是顺理成章的事。
中共之所以如此仇视与敌视留学归国知识分子，本质上就是中共极权意识形态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恐惧与抵制。
沉迷于专制极权意识的中共统治集团，唯恐西方三权分立、民主法治、宪政等等文化意识渗入，威胁自己的野蛮落后的特权统治稳固，自然千方百计要防范那些被西方文化熏陶过的留学生。
但是，从人类历史发展来看，任何野蛮愚昧对文明先进的恐惧、防范与抵制，都是逆历史潮流，是螳臂当车，终归是徒劳无用。
诸一丁: 趣谈中美之异同
中美之间有许多不同之处，也有相同之处。两国的面积相当，两国的经济总量相当。现在有人提出G2概念，二者可以互补。笔者也觉得G2有道理。我再例举一些两国间相同与不同的地方，即哪些地方可以互补。
中美都搞民主，也都搞霸权。美国是对内搞民主，对外搞霸权。中国是对内搞霸权，对外搞民主。美国参选人为了赢得大选，极力拉拢美国民众的选票。中国为了赢得联合国的交椅，竭力拉拢非洲众国的选票。
美国领导人对内撒钱。疫情期间，每人发钱补助若干。不管是为了人民的福利也好、还是为了人民手中那张选票也好，总之那点美元留在了美国。中国领导人对外撒钱，是为了给世界带路也好，还是为了选票也好，总之那点美元流出了中国。
两国领导人都是谎话连篇。美国领导人为了当选，承诺不加税（Read my lips），结果一上台，就加税。中国领导人为了当选，承诺这也自由，那也自由，一上台，基督徒就没有几天好日子过。那些糊里糊涂的知识分子，说了两句自己都不记得的话，出了洞，就被打成了右派，一辈子最美好年华都被断送。
中美两国都喜欢朝令夕改。特朗普扬言，一上台就要改掉拜登的许多政策。中国一会说计划生育是国策，一会儿又鼓励生育。一会儿反美，一会儿要加强与美国的友谊。
中美两国许多政策实际上是受利益集团的操纵。美国方面我就不说了。中国也差不多。一段时间，政府下令不许农民散养生猪，说是为了环保。实际上是保护养猪工厂的利益。一会儿市场上的生猪肉太贵了，平民百姓有意见，于是又鼓励散户养猪，每户补贴一百元。一会儿鼓励大家买电动自行车，一会儿又查禁，叫老百姓摸不着头脑，实际上都是后面的大公司在作法。
两国的官僚主义都十分严重。中国要办成一件事，不知道要经过多少个图章。美国马斯克要提高政府效率，扬言要砍掉教育部，等众多部门或削减政府工作人员。有国人提议，建议以后政府部门多使用智能机器人，只能机器人处理政府公务更加公平、效率极高，不需要拍马屁，走后门。
美国有种族歧视，黑人常常受到莫名其妙的攻击。担任高管的都是白人，但毕竟领导阶层的少数民族裔的还是不少了。像美国现任国防部长就是非裔。有个非裔女性做到了国务卿。中国有各种各样的歧视。城里人与乡下人的养老金截然不同，城里人每月数千，向下人每月一百元，好的地方也不过三百元。先进无神论者（先无）与普通民众的待遇很不同。国家的所有重要岗位、从科长到国家头头都只能由先无们担任。国家的福利大部分都由先无们所瓜分，话语权在他们手中。
美国舆论只注重负能量，报纸上不给任何人专门正面的报道，担心瓜田李下有受贿嫌疑。美国报纸天天报道社会的问题、阴暗面。获新闻奖的人和文章大多是揭露丑闻、报道社会问题的作品和人。中国舆论绝大部分只注重正能量，报纸上天天不厌其烦地宣传领导人如何如何英明伟大。就是报道普通人，也是报道他们如何跪拜在领导人前，因为接受了伟大英明的领导人领导，他们才能取得一点点成绩。运动员接受奖牌是都如是说。企业给报纸送钱换取正面的报道是大家都理解、能接受的正常操作。
中国国防部2024年年底报告说，美国最大的敌人是自己。美国军费是全球最高。如果美国垮，拖垮他的就是他自己。说得有道理。其实，中国最大的敌人也是自己。中国每年的维稳费超过军费。中国军事上与他国的冲突仅仅是派几架飞机逼近钓鱼岛，在空中与日本空军探戈一番，或者与印度放放空枪。而中国与自己的人民纠缠那是没完没了，监狱不够用，连精神病医院都利用起来，警察不需要任何法律手续就可以将一个正常人投入到精神病医院。警察可以时时刻刻坐在一个牧师家庭门口来看守一名没有犯法的牧师。如果哪天中国政府倒台了，那一定是自己把自己整垮的。
中美都有顽疾。美国的顽疾是，枪杀案泛滥。每年有几万人死于枪伤。中国的顽疾是贪官，贪官无处不在、无孔不入。中国官员最瞧不起美国官员的地方是美国官员捞钱的本事，一个贪污两万美元的美国州长竟然在舆论的压力下辞职，还要接受法律的制裁。中国一个省级干部、一个司法厅长如果贪污不过亿，都不好意思介绍自己是如何混江湖的。
中美报纸都时刻评价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美国报纸对美国政府天天批评，好像美国政府一无是处。中国报纸对中国政府是天天歌功颂德，只恨报纸的版面不够。如果给它一百个版面，它可以写出一百零一个版面的颂词。
中美两国都注重孩子的成长。美国人觉得要让孩子快快乐乐，不必有什么远大理想，所以每天下午三点就放学，不许给孩子们布置家庭作业。中国人觉得孩子必须有远大理想、要超过美国，所以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中国日后是否能超过美国就要由六岁时的教育来决定。于是给孩子一天16个小时的灌输教育，让孩子们苦不堪言。
中国之耻：错把人民作江山
都说中国文字🔯🔯🔯🔯，只要看“江湖”与“江山”两个词组，就可以印证此说不假。这两组词看上去一样，似乎是同义词，都是说江呀湖呀山呀，但就像“风月”与“风云”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一样，这两组词内涵差别大矣，值得我们稍微玩味一番。
“江湖”与“江山”并不是真正指江或湖或山，它们的含义已经大大扩充、扩广了。
江湖，不能单看字面意思，误读为“江与湖”。江湖更多指的是社会，以及相对于皇帝以及官僚阶层的民间社会。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云：“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庙堂”指的是皇帝政权，而“江湖”指的是草根社会。杜牧的名句：“落魄江湖载酒行，”就是说他已经脱离了皇家体系，所以是个落魄之人，然后在社会底层飘荡，只能以饮酒为乐。又如，“他是个跑江湖的人。”此处“江湖”的意思是他在草根社会上混、谋生。“江湖好汉”意思是，一个在民间社会享有好名声的人。
了解完“江湖”，现在来看“江山”，“江山”的含义又更广，可以指历史，例如：清代诗人赵翼的“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但“江山”最主要意思是国土与政权。所以“江山就是人民”的英译是“The country is the people”即用country(国家)来翻译“江山”。
中国大陆人都熟悉这个句子：“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此处的“江山”指的是政权，不是大自然的风光，此处的“英雄”指的不是游客，而是像刘邦项羽有当皇帝的野心、有愿意为获取政权抛头颅的人。所以当曹操对刘备说：“天下英雄为操与尔”，这里的英雄并不包括关公诸葛亮等，因为诸葛亮也好，关公也好，并没有要当皇帝的野心。“折腰”就是所谓的英雄对皇权的觊觎。当李白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时，就是要表明他拒绝屈服皇权的高贵人品。
当“英雄”获取“江山”（政权）后，接下来的挑战就是“守江山”了，即如何治理江山，即治理这个国家。国家由两部分组成：自然与人，也就是国土与人民。作为自然部分的江山是被动的，是死的，可随皇帝去指点、改造、污染。今天秦始皇要修阿房宫，便砍光山上的所有树木（蜀山兀，阿房出），树木对此不能发表意见。明天隋炀帝想穷奢极欲，挖一条运河去畅游享受，大地也不能拒绝。但人是活的，有生命、有思想。中国古代皇帝希望采取治理自然土地的方式去治理人民，也就是可以随心所欲地统治老百姓。泥土被锄头锄来锄去，泥土不能有怨言，那人民被锄来锄去，最好也不要发怨言。治理江山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江山作为不动产，是完全可以继承的。一个农民承包的土地可以传给下一代。同样，皇帝的江山一定要传给自己的儿女。同时，皇帝也要提高警惕，防止江山落入异姓人手中。就像刘邦要求所有的大臣起誓：“若非刘姓，天下共诛之。”所以“守江山”有两个含义：一方面是随意管理人民，另一方面是继承这个国家。
中国最古老的《诗经》有这么一名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普天之下莫非王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非常准确地描述了封建社会的特征：皇帝治民如治土，以及政权由家人继承。今天推陈出新，将《诗经》的这古老的名句演化成“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由此看来，“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是一句彻头彻尾的封建主义口号。也由此可知，今天的治国理念实际上是相当封建的。当林昭在囚室中血书呐喊 “只应社稷公黎庶，哪许山河私帝王”（1）时，她便揭露了封建社会的本质，就是一个皇帝、一个党派在私分国家。她如此透彻地了解了中国社会，又有胆量去告诉周围的人，所以中国社会绝不容她。一颗子弹夺去了她年轻的生命。
封建时代，尚有一小块独立于庙堂的江湖，如今，探视头密密麻麻遍布全国，再也没有存在于民间的江湖， 通通成了皇帝家的江山。对于这么美好的江山与人民，今天的掌权者与封建社会的掌权者并没有不同：就是为了手中的权力而愿意折腰一辈子。
注释：（1）“只应社稷公黎庶，哪许山河私帝王”意思大致为：社会是属于整个国民的，哪里能让帝王来私吞国家？
全民暴戾，需要全民拯救
小百科
暴戾是指暴力, 是严复的译法
2024年11月的珠海樊某撞车杀人案不仅引起了全国轰动，也引起了全球为之侧目。这种犯罪在任何国家肯定被定性为恐怖袭击事件，也就是说，恐怖主义的犯罪活动已经不局限于美国或中东了，在中国也在传开。就在珠海樊某的罪行之前三个月前，有长沙粟某某同样开车撞击人群杀人，死人也高达两位数。如果认真统计，中国2024年，这种恐怖分子犯罪至少有上十起。很多人以为，这种恐怖分子行为只是中国社会底层人员的偏激、暴戾，然而，果真只是社会底层人员的行为吗？
在中国进入大学排行前十的复旦大学的共产党员沈逸教授在最近的一次电视节目中公开声称，在对中国统一的问题上，完全没有必要考虑台湾人民的感受，如果台湾人民不愿听北京中央政府的话，那么直接揍台湾人一顿就行了。这个揍当然不是他白面书生用他的肉拳去揍，而是他在唆使解放军用导弹、用坦克去屠城。沈逸教授的恐怖分子言论一出，立即引起了台湾人民愤怒的反应。此时此刻，但凡头脑还稍微清醒的人都知道，台海发生战争不会有赢家。大陆的坦克也开不过台湾海峡。一旦战争爆发，便是两岸横尸无数。沈逸的言论仅仅表明，暴戾之气不仅存在于社会的基层。
无独有偶，同样是复旦大学的共产党员教授张维为叫嚣要与美国开战，在一个小时内就可以打沉美国所有航母。（张维为在《这就是中国》上发言）
这两位共产党员教授的狂暴、无知透顶的言论绝对不只限于复旦，而是普遍存在于中国的一些红色教授、红色智库中。
看完底层和高层，再看中层，中国有个网红叫项立刚，没有读过多少书，却拥有不少拥趸，他就叫嚣“中国需要一场战争来证明自己。”中国有上亿的小粉红认同项立刚，认同暴力。
由此可见，中国从上到下到处充满了暴戾言论和行动。虽然，中国政府在不断声明绝不允许提倡暴力舆论，但实际上暴力思维一直是中国政治正确的主流。中国当今的主流思想主要就是建立在暴力理论之上。带头推动暴戾的往往是政府部门的一些工作人员。前几天，成都公安局就以法律的名义暴力对付肖荦彪基督徒家庭，不许他们在自己家中，几个人庆祝平安夜。这些无神论者崇尚暴力，不待见喜爱平安夜的人，哪怕他们那天晚上要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祈求平安。
2024年前，圣灵通过马利亚将神的独生子降到了人间。圣灵又启示约瑟和马利亚，要他们给这婴孩起名“耶稣”，就是“神拯救”的意思，因为神看到五洲大地，罪恶泛滥，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当我们看看中国的现状时，难道耶稣诞生不正是为了中国人吗？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除开台湾（因为我不知道台湾），哪里有净土？小学生从小在学校就学会了满嘴谎言，学会了给老师行贿，学会了拍马屁。病人不在上手术台前片刻给医生递上红包，病人就不会有安全感。医生曾经被誉为天使，现在令人畏惧三分，因为中国医生乱诊、乱开刀。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都是贪官，下面的法官怎么可能作出干净的判决呢？法官接受了贿赂，人民怎么可能期待在中国有正义的声音与判决？连个踢足球的教练也能贪过上亿，真是三百六十行，行行出贪官。
一方面，中国人的灵魂急需拯救，一方面中国政府对递送急救包的人大开杀戒。在过去十年内，不知道多少教堂被封杀，十字架被销毁，教堂被夷为平地，多少传道人和普通基督徒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投进了监狱。
而礼仪之邦的中国人又是如何回报西方基督徒的呢？义和团运动，杀了几万中外基督徒。解放后，第一件事就是驱赶西方基督徒。改革开放后，又有不少国外基督徒自愿来到中国从事慈善事业。人数至少在数千吧。十年前，中国政府觉得自己翅膀硬了，就翻脸不认人，将所有在中国从事慈善事业的外国人驱赶出中国。又对家庭教会发起了持久的逼迫，大批基督徒被投入到监狱。在逼迫基督徒时，中国的官僚甚至连法律的遮羞布都懒得来用，将基督徒投进看守所，一关就是两年、三年，既不放人也不审判，这是根本就是违背法律的事。但是，官僚的底气很足：老子掌权，老子说了算。
当政府的劣币驱良币政策实施后，正能量受到打击，直接后果必然是暴戾之气开始蔓延。献忠杀手、巨贪、躺平、外资大面积撤退，等等，这些问题的结症都在于，中国官僚毫无根据地对基督教的敌视。你打击和平的君王，暴戾之气就必笼罩中国。
诸一丁:中国之耻-中国警察、辅警，其他警
最近一则消息，引发了全中国上亿网民的关注，这则消息是江西南昌青年女士李宜雪遭遇辅警员猥亵，辅警不仅没有受到公安局的惩戒开除、接受法律的制裁，反而李宜雪“被精神病”，而被关在精神病医院长达两个月之久，期间受尽折磨。她走出精神病医院后，向外界揭露了中国精神病医院就是公安局用来镇压、收拾眼中钉的一个法外之地，里面被公安送去的人形形色色，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他们根本就不是精神病患者。
李宜雪的遭遇让我们遇到了两个名称，一是辅警，二是精神病医院。本文就是要来带你对中国式维稳有个初步了解。
中国新闻联播说，说中国警察只有200万，中国是全球最安全的国家，而美国也是大约有200万警察1。美国人口只有中国的五分之一，换算一下就知道，一个中国警察可以顶五个美国警察。而中国社会治安何等好，美国治安何等差，可见，中国两百万警察发挥的作用是何等的大。这一番话说得全国人民心服口服。
李宜雪一案中出现了“辅警”一词，那么大家要问，“辅警”是什么警？严格说来，辅警不是正式的警察，只能算是临时工。
警察自认为他们的工作强度太大，超出了一个正常人的工作量，必须添加人力。但是，一个警局的人员编制是有规定的，不能随意扩充。在这种情况下，公安部允许各基层单位雇佣一些临时警察，这些人员不必需要是警校毕业，也不用参加入警考试，只要没有犯罪记录就可以。这种临时性质的警察叫辅警，属于临时合同工，可以随时被解雇。辅警并没有逮捕人的权力，以及正常警察所有的各种执法权力。
辅警只是警察队伍的辅助力量，他们穿的制服与正规警察略有不同。他们的肩章上没有星，杠杠也是斜的，而不是像正规警察的肩章上的杠杠是直的、并有星。杠杠加星表明警官的警衔。辅警在单位属于打杂的角色，所以地方相当低，相当于小工，在正规警察面前要低三下四。警局招辅警，主要是拿他们做奴才使唤，添茶倒水，维持秩序。
“临时工”不仅工资待遇低，地位低，待遇还往往得不到保障，其他正规警察所能享受的福利也不能得到，就因为“一编之隔”，境遇却大不同。当下要找个工作很不容易，所以就是要当辅警也不容易。身穿警服，一般人并看不出正规警察与辅警的区别，走在街头还是比较体面。每次警局招辅警，应聘人也是排长队。但就是这样并没有什么权力的辅警都能为非作歹，性侵犯李宜雪，那么手握实权的警察有时候会多么猖狂就可想而知了。
据报纸报道，中国的辅警大约是500万，是正规警察的两倍多。
除开穿警服的辅警外，中国还有大量不穿警服的“辅警”。简单分述如下。
每个城市都有城管，城管实际上也是一种警力。城管的主要职责是维护城市的市容，协助警察维稳。例如刚看到一报道，有商家在自己的店面贴了一个招聘广告，城管就出手，叫商家撕下，并罚款。商家争辩说，我要招聘人员，我才能开店营业，到网络上招聘，很麻烦，且费用高，我这小本生意无法承担。我贴在自家的门面，碍你什么事？但城管不管，不由分说，开一张罚单。在中国，城管常常把小商小贩打得鸡飞狗跳，去小餐厅吃饭都是吃霸王餐。如果市民敢反抗，他们马上叫来警察。警察不分青红皂白，一定站在城管一边。城管虽然对城市管理起了一定作用，但是城管在市民中口碑极差，被比作日本鬼子。中国的城管大约是300万。
在农村，与城管对应的是乡管。乡管主要是看农民有没有挖野菜吃、有没有晚上在管制河流里钓鱼，有没有打吃粮食的麻雀，有没有在自家院子里打井，等等。乡管的主要职能就是想方设法给农民去罚款。农民说，他们是一群合法的强盗。
武警也是维护城市治安的重要手段。在省会城市，在一些重要的部门门口、或者火车站，人们可以看到装甲车，车上还露出一挺机枪，这些人是武警。武警，就是武装警察的简称。与一般警察不一样，武警可以配备精良装备。像市委、机场、火车站、监狱等要害部门，都会有武警看守。一个城市有多少武警这是属于国家机密，至少上千。
城市治安除了警察与辅警，还有一股类似警力的重要的力量，这就是社区工作者。社区工作者又有两类，一是街道办事处，二是“居民委员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其实这都是政府部门，里面的工作人员都是拿纳税人的钱生活，只是里面许多工作人员都是临时性质的。例如，成都一基督徒家庭，根据公安部的政策，属于严管对象。街道办事处就安排一些无业年轻人一天24小时坐在公寓楼的电梯处，一班四个人。他们出来活动，像遛弯、买菜，这些值班的年轻人就粘了过去，随时用电话向后台控制人员汇报。这是一股庞大的工作人员，每个街道、社区都有固定的工作人员。有专门的办公室和经费。
与此平行的还有“党群服务中心”，英文标识是：“Party and Mass Service Center”，看来是在为一带一路推广经验做准备。这样的“中心”一般占有小区最好的楼房，大多有两层或三层。我进去“中心”看过一次，办公室宽敞明亮，只是不知道里面十几个人都在干嘛。当然，里面的人还是有说辞，解释他们的存在：“党群服务中心是面向党员、基层干部、入党积极分子和周边群众开展党务政策咨询、办理党内业务、传播党建理论知识、提供党员政治生活的场所。”但他们的实际责任还是维稳。
据政府部门的网络资料介绍：“中国共产党现有基层组织493.6万个，其中基层党委27.8万个，总支部31.6万个，支部434.2万个。”如果每个支部都对应有一个“党群服务中心”做驻点，那这个维稳的力量少说也是几百万吧。
总之，这是绝对只有中国才有的特色社会主义。
另外每个城市还有数量庞大的保安人员。银行、大酒店、各个学校、各个地铁站等等，都布置了大量的安保人员。重要的一些地铁站、医院还有派出所的岗亭。每一个地铁站每班至少有十个保安，一条地铁线至少有二十个站，一天两个班，也就是一个站得有三、四百名保安人员。这还只是一条线，把全国的地铁保安人员都算上，又是上百万。
本文一开篇提到，精神病医院也可以用来维稳，像李宜雪被关在精神病医院长达两个月。有些长期上访人员令当地政府不胜其烦，政府就干脆把他们弄进精神病医院去算了，说是国家免费照顾“精神病患者”，像董瑶琼，这个人将墨水倒在了一幅肖像上，这个动作被鉴定为带有“精神病患者”性质，所以被关精神病院数年。因此中国又多了一个新词组：被精神病。据李宜雪揭露，她被关期间，看见精神病医院有几十号像她这样的所谓精神病病人，都是警察强行送进去的。那么为什么警察不把李宜雪等送去看守所，而送去精神病医院呢？因为送进精神病医院不必要什么手续，想关多久就关多久。而警察抓一个人，二十四小时必须立案，三十七天必须决定是否逮捕。这要涉及到检察院、法院几个部门。而把人送到精神病医院去惩罚一下则不必经过任何法律程序。
2022年4月，河南禹州新民生村镇银行、上蔡惠民村镇银行等四家村镇银行的储户发现他们无法取款。数百名储户随后到河南银保监局办公楼外举横幅抗议，指被银行侵吞存款约300亿元。部分储户前往河南省会郑州维权，团市委书记、市冠病疫情防控指挥部社会管控指导部副部长张琳琳以防疫为由，将这些人被赋“红码”限制了他们的上访行动，结果这些人动弹不得，哪里也去不了，进退两难。这些人最后连家都回不了。一个团委书记就有如此大的控制人的生存权力，真是不是警察，胜似警察。张琳琳后来还升了官。
有时候，物业管理人员也会被动员起来做维稳工作。成都秋雨教会的吴武清弟兄，他租住的房子长期被物业停电停水。在四十度的高温日子里，房内就如一烤箱，没有空调根本就无法呆。没有水，饭都无法煮。上面授意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法将吴武清赶出成都，从而达到维稳。秋雨教会另一成员，是一位孕妇，也被物业逼着搬家。
各个单位的党委、工会也是维稳的基本元素。如果有工人敢为待遇工资福利闹事，工会就会马上出面劝阻。全世界的工会都是为受苦的劳工说话，只有中国的工会实际上是为资方、国有企业所有者-国家服务的。中国工会最好的表现就是国庆节时给职工发两张电影票。有年，一所学校因为国庆节要调整教学日程，好形成一个一周的长假。有的课就调到了星期天。这所学校有一位基督徒老师，拒不主日时上课，她给系领导解释，她主日要去教会聚会。校党委以她拒不服从安排为由停了她的课，长达半年。
现在基层党委给党员下达了死令，不允许参加基督教的任何活动，包括庆祝圣诞节的活动。
中国政府还擅长全民皆兵。中国颁布了一部法律，叫《国家安全法》，大街小巷、广播电视，都反复给人灌输，特务就在你身边，保卫国家，人人有责。这样，中国人都培养出来了偷窥癖，总想打探邻居家的私事。许多私人旅馆，给房间安装了针眼摄像头。中国人偷窥旅客的隐私，对邻居横眉冷对，等等怪异行为，这些都是《国家安全法》给整出来的先进产品。中国十四亿人，七亿人监视另外七亿，另外七亿人又反过来监视这七亿。只要人人都处于你监视我，我监视你之中，中国人势必一盘散沙，这维稳目的也就达到了。这套维稳的理论依据就是搞阶级斗争，一个社会越斗越稳，所以阶级斗争在中国没完没了。最后受益者只有一个，就是国家安全局和公安局，因为他们可以因此不断向国家要钱。这是中国制度的优越？还是中国的耻辱？
据揭露，在大学，每个班有两名信息员学生，就是专门向学校专门的部门打小报告，密告老师在课堂上的出格言论，或者看同学是否与宗教人士接触。这些信息员的报酬是奖学金。这两个信息员是独立作业，彼此都不通气。如果一个信息员报告了一件事，而另一个信息员明明知道而不报告，说明这名信息员失职。所以两名信息员之间是互相制衡的。一个五十人的班两个信息员，全国1000万大学生，就有40万的信息大军。老师上课战战兢兢，生怕说错话了被自己的学生举报。
事实上，这些信息员不仅活跃在校园，在各行各业都感受到他们的身影。国家安全局在“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都安插有信息员。2010年，在南非召开第三届洛桑会议。中国家庭教会200位牧师应邀出席。结果在海关一一遭精准拦截，无一漏网。大家都在问，海关如何获知这份名单的？这份名单应该只有洛桑会议主席和洛桑在中国的总代理知道呀。这足以证明，家庭教会内有国家安全局的“信息员”。
除了上述的各种维护社会治安的机构外，还有许多其他机构也参与到社会维稳之中。宗教局是其中之一。每次公安局决定对家庭教会下手时，都会协调宗教局的工作人员到现场联合执法。宗教局，顾名思义，应该是为宗教信徒办事的一个机构，但却沦为打击宗教信徒的工具。有时候，宗教局自己打击家庭教会不过瘾，甚至会拉上“三自”教会的牧师去执法打击家庭教会。这批人也为数不少。前不久报道的常昊案中就有一个情节：宗教局副局长在警察抓捕常昊的现场，当面指正常昊违法了宗教法，所以警察抓捕常昊是合法的。
有时候，政府会为了打击某间教会而设立一个专门的办公室，例如，为了打击贵州贵阳的活石教会，贵阳政府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办公室，后来这个办公室的文件流传了出来，人们才知道，还有专门成立阴暗机构的套路。而公布了这份办公室文件的仰华牧师则被判两年徒刑。610办公室也是属于这一套路。另外还有“网管办”、“计生办”、各级政府的“信访办”等等，不一而足，这些都是用来维稳的机构，起着警察和法院的作用。610办公室的年预算高达十亿。“信访办”从北京到地方都设有，这机构的费用那不也是天文数字？
总之，在中国，维护社会治安绝对不单单是警察和辅警的责任。警察之外，还有一只庞大的安全力量，数千万的编外“警察”，总人数大大超过美国维护社会秩序的警力。如果把警察、国家安全局、武警、辅警、信访办、街道办、居委会、党群中心，工会、保安、信息员、等等这些人加在一起，全国少说也得两千万吧。民间传说，维稳费超过军费，这绝非空穴来风。这么一个庞大的队伍，其中用来真正对付刑事犯罪分子不过是两百来万人。绝大部分的维稳力量都是用来对付无辜的老百姓，诸如家庭教会之类公民。这不是中国的耻辱是什么？
诸一丁: 为何石头越摸越大，越摸越多？
邓小平有两句中国家喻户晓的语录：一是黑白猫论，二是“石头记”。
“石头记“理论是说：我们共产党人搞社会主义，没有现成的经验，共产党难免会犯错误。我们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只要能改正错误，我们就是一个成功的政府，成功的党。
邓小平说得有道理。邓小平是个实在的人，不喜欢玩“辩证法”那套鬼把戏。他所说的石头，就是改革开放中的错误、贪腐、甚至是灾难（如六四）。错误、贪腐、灾难不可避免，但只要能改，也不失为正确。
根据邓小平的理论，我们可以理解为，过河的过程中，石头应该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小吧。比如环保方面的污染石头。北京曾经是雾霾之都，经过治理，现在晴朗天气渐渐多了起来。所以污染石头是越来越少。但是在中国的很多领域，情况却恰恰相反：是石头摸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多。
改革开放初期，贪污犯贪了十万，全社会就会感到震惊。到一九八九年，中国民间觉得当时的贪官太放肆了，于是发动了上天安门运动，要求政府严查贪官。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政府竟然下令对这些反贪群众发射了子弹、派出了坦克。贪官本来以为会面临坐牢的危险，结果一看，是那些反贪的先锋一个一个坐了牢。贪官们一个个大喜，于是贪得越发有劲。
中央有人发话，贪官再这么肆意妄为，将危及社会稳定。于是，出现了个王岐山,2013年十八大后主持反贪工作，有人评价说“王担任中纪委书记是贪官的一大灾难“，他抓了不少贪官，据说有四、五百巨贪，最高贪污金额达一亿人民币。王岐山也因此在70岁时被任命为国家副主席。王岐山的成功与胡耀邦的成功原理差不多，都是建立在前人所造成的灾难上。胡耀邦纠正了毛所造成的大量冤案错案，所以赢得了高位。也就是说，中国一部分受人敬佩的高官不是因为他们为什么创造了多少财富，而是摸到了许多石头。
王岐山既然卓有成效，那么贪官会少了下来。大部分善良的老百姓会这么认为。但是现实世界却是十分残酷，因为大家看到的是石头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大。
现在被挖的贪官动辄是上千亿级了。中石油一把手王宜林贪污9000亿。人们以为这应该是贪官史上的冠军了，但没有过多久，又传闻，有贪官贪了9600亿。因腐败而丢官的是越来越多。连续三任国防部长都因腐败而下马：董军、李尚福和魏凤和。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这部“石头记“的续集没完没了，石头越来越大、越来越多？
一个社会有两个贪官，一个贪污了一颗针，一个贪污了一个国。相比起贪污了一个国的皇帝，那些贪污针的人就是小儿科了。如果有人能贪污一个国，那么贪污小针的人就会多于过江之鲫。
他看出的石头问题至今没有对策。如果一个人连国都可以贪污，那下面贪官不拼命贪才怪呢。9600亿对比一个国就不过是一根毛了。贪污国的人只能依靠贪污针的人来帮他。所以这必是一个腐败的国家。
俄罗斯也提供了一个佐证。独裁者普京贪污了一个国，他下面的官僚一个比一个贪。普京的国防部长也是巨贪。观察者普遍指出，俄罗斯军队之所以如此拉夸，腐败是其中原因之一。普京在世界上是个孤家寡人，他的朋友屈指可数，而且都是些贪国之徒。
有个记者相信，中国是无官不贪。他给出的理由是，他通过新闻知道了上层的贪污，他通过实地考察，知道了基层的贪腐。他推论说，不可能存在一个中间不腐败的情况。所以，官僚体系是全面腐败。他说，如果真要反腐败的话，这个政府就会坍塌似崩溃。
贪国者是导致全面腐败的原因，另一个原因是，中国的文化容忍、鼓励贪污腐败。中国文化是以儒家为主体的官僚文化。权力导致腐败，所以儒家的学说就是一套维护贪污腐败的学说。贪腐已经融化在中国官僚血脉之中。中国文化不脱胎换骨，层层、结构性的贪污是不可能去掉的。
这就涉及到了一个巨大的文明工程：中华文化基督化。中国官僚也看到了这一点，如果中华文化接受了基督的光辉，那么他们这群特权阶层的黑暗就会曝光。这是政府官僚要打击基督教的根本原因。同时，我们也看到，只要政府持续打击中国基督教、特别是家庭教会，中国的石头就只能是越摸越大，越摸越多。
诸一丁: 中国法治的十大硬伤
中国政府自称中国为法治社会。至于中国是不是真的法治社会，此文暂且不论，至少，中国法治有十大硬伤。
一 中国宪法随意遭修改、遭践踏。1949年，新政权在成立后不久就颁发了第一部宪法，到今天短短的75年，就修改过不下十来次。文革中，宪法将某某定为终身领袖，又将另一个人定为接班人，结果接班人没有活到接班的那一天，让宪法沦为笑话。这可能是全世界宪法史上最大的笑话。最近一次的修改是2018年。宪法改来改去，让人无所适从，也丧失了其应有的威严。宪法被人改来改去，说明人可以凌驾在宪法之上，因而这个社会是人治，而不是宪法来约束人。
二 法律被用来做政治的工具。在政治斗争中，强势的一方用法律来整肃、迫害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中国政府提倡的理论是，法律是统治阶级用来巩固政权的工具。如果法律是一个政治力量的工具，那么凡是执政者看为不顺眼的人都有可能被法律所制裁。文革结束后，所谓的“四人帮”站到了被告席上。当时全国人民大呼过瘾，但事后一想，觉得这不过是以法律的名义在搞政治斗争了。“四人帮”所整之人中，有很多也整过别人。中国政治本来就是今天你整我，明天我整你的一场残酷博弈。得势者可以把“四人帮”打倒，但不应该以法律的名义。那个薄熙来的案子也是如此。在封建时代，一个院子长大的人到了成年反目成仇的比比皆是，但很少有得势者会用法律去整肃对手。今天，一些基督徒莫名其妙地成为执政者的眼中钉，执政者用法律的名义来整肃、逼迫这些基督徒，有许多罪名，像“诈骗罪”“扰乱社会治安罪”等等皆为莫须有。执政者逼迫基督徒能满足他们斗争哲学成瘾，但是对法治中国伤害相当大。今天没有多少人对中国的法治持有信心，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大家相信中国的法律是政治斗争的工具。
三 株连。株连是战国末期秦国商鞅沿袭奴隶制法律而建立，旨在维持秦始皇的专制统治。按说，新中国的终旨是在彻底消除封建思想，但是株连这一毒瘤仍旧在中国有相当大的市场。中国的法律规定，服过刑的人，他们的下一代，甚至是下下一代，不得考公务员，不得参军，等等。警察在给基督徒发出停止聚会的通知后，又通过各种关系，找到这些基督徒的家属，对他们进行恐吓，威胁他们以后考学校会有麻烦、他们的领退休金会腰斩。然后，这些受不了的家属就会将压力转移到这些基督徒身上。基督徒的家属离犯法尚有十万八千里，却要受到执法机关的骚扰，只因他们是基督徒的家属。这就叫株连。
四 法律极不透明。法治社会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没有公开的法律就不能算做法律。但是，中国却存在大量的暗箱操作。中国法律除了公开的版本外，还有一些不为外人知的决定性因素。A 上级指示。律师要求法官出示法律依据，法官会说，这是根据上级指示。上级指示高过公开的法律。中国的公、检、法统一接受政法委书记的领导。政法委书记凌驾在法律之上。B 最高法院的解释。最高法院对法律的解释多达几十卷，而且绝大多数时候都没有公开，但这些司法解释对法律起着关键性作用。不要说律师不知道这些最高法院的解释，就是从业多年的法官也难以全面了解。C 随意变动。几年前，法院将所有的案子都公布在网络上，这样便于律师、学者、相关人员查找。但是，现在所有的案子都下架。网络上查不到任何案子，就是相当有名的案子，在网络上也没有踪迹，似乎没有发生过。
五 法官霸凌操控法庭。中国法官有着莫大的任意解释权，可以随意将庭审延迟，延迟一年、两年是常见的操作手段。被关在看守所等候开庭超过两年的基督徒大有人在。羁押得越久，法律就越被践踏。一个基督徒被非法关押超过两年，那法官肯定就要判他有期徒刑至少两年。因为如果只判这位基督徒一年的话，那就意味着国家要赔偿这位基督徒。法官是国家专政机器上的螺丝钉，因此不可能让基督徒有机会向国家索赔，也就是一定得“坐多久、判多久”。基督徒的家属根据法律有参加庭审的权利，当法官可以随意剥夺这些家属的权利、禁止他们参加庭审。法官可以霸凌律师，不许他们在法庭发言、不许他们查阅卷宗、不许他们会见当事人。
六 一仇仇到底。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的江湖文化塑造了中国人性格。江湖文化有一条，叫“仇必仇到底”。一旦生了仇隙，便无解，因此江湖文化又有个词叫“世仇”。中国司法制度沿用的思维方式仍旧是这个江湖文化的套路。贵州贵阳有个牧师叫仰华，他为信仰受逼迫坐牢两年。五年前，他刑满释放。释放后，贵州司法部门仍旧不放过他，天天在他家门口安排有哨兵。监视他的一举一动。逢年过节，他和家人要被旅游。今年初获得释放的曹三强牧师也是如此，他坐了整整七年的黑牢，据他说，他是走出了小监狱，进入了大监狱。他仍旧没有多大的自由，不能在国内自由地外出旅行，更不用说获得护照去国外旅行了。张展出狱后，仅仅是因为私自到了西安探望一位朋友，又被抓了进去，遭到正式逮捕。这才距她获释三个月。据一些老囚犯报道，他们获释二十年了，至今仍旧要时不时被喝茶。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这么说，许多犯人一旦犯法，便被判了无期徒刑。这便是中国的“仇必仇到底”的江湖文化对中国法律的影响。
七 纠错极难。法官一旦错判，要想纠错是件难于上青天的事。聂树斌蒙冤于1994年，被控杀人，被判死刑并执行。2005年，杀人犯真凶王书金被抓获，王书金也承认了是该案的真凶。但是法院就是不给聂树斌平反。聂树斌的母亲毫不放弃希望、努力，仍旧不断向最高法院申诉，一直到2016年年底才获得平反。这离真凶被抓获已经整整十一年了。在中国，纠错，意味着当年判错案的法官会受到处罚。所以，法官就是明明知道判错了，也绝不认错。中国的冤案成千上万，根本得不到纠错的机会。更何况，许多错案是上级授意、指示下进行的，也就无法获得纠错的可能。还一种错案无法纠错是因为政策的错误、法律本身的错误。例如，在中国以计划生育为国策的年代，多生一个孩子就要获得严厉的惩罚。王怡牧师力挽狂澜，高声呐喊，“计划生育是错误的。”他被指控为破坏国策计划生育。但是现在形势翻过来了，又要提倡多生育，那么也就是说，王怡牧师当年的努力是对的。但是政府是绝对不会为当年错怪王怡牧师而道歉。
八 涉及经济利益。中国政府说，法院、法律要为经济改革保驾护航。在中国，这意味着，法院可以与经济实体名正言顺地建立利益关系。例如，好些省法院都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人们要问，一个法院为什么要与保险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关系”呢？原来，很多车祸发生时，涉及到保险公司要赔偿，保险公司当然是赔得越少越好。但要赔多少，很多时候由法院来定。这样，法院与保险公司签“战略合作协议”的目的就很清楚了。法院要庇护保险公司，尽可能少判，从而保险公司就少赔。而保险公司要将利益输送给法院。最近有一个案例就能很好地说明这个问题。今年八月，河南省漯河市王佳佳法官将受害人党某某应该得的赔偿少判，导致党某某将王佳佳法官私刑处死。这就是法院与保险公司签“战略合作关系”的直接恶果。正因为法院涉及到了公司巨大的经济利益，法院的法官也就偏向了这些经济实体公司。公正随之丢失。
九 司法腐败。当今中国面临三大腐败：教育腐败、医院腐败、以及司法腐败。这三大产业原来被社会认为是良知行业。一旦这三大行业腐败，就意味着全社会全面堕落。在中国，被抓的法官比比皆是。例如， 中国最高院原副院长沈德咏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600万元。法院被判刑的法官从最高级法院到基层法院不计其数，这就清楚的证明，冤案也就不计其数。每十万元的受贿就必然产生一个冤案，沈德咏受贿1000万，就意味着他要促使产生100个冤案。有位前法官说，中国法官的最高境界是，在一个案子中，法官已经写好了两份判决，一份判原告赢，一份判被告赢，两份判决都写得天衣无缝。至于法官将哪份判决拿出来，就看是原告还是被告哪个拿出来行贿的钱多。司法如此腐败，要想有公义的判决是不可能的事。
十 搞运动 中国政府喜欢搞运动，而法院是中国政府的一个有机部分。当中国政府决定发动一场运动时，司法部门就有责任配合。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整肃地主，临时法院从做出死刑判决到执行只需要三天时间。1955年，伟大领袖搞政治运动，整铁杆红色学人胡风，后弄出个“胡风反革命集团”，法院逮捕了九十二人，这些人与胡风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胡风被判十四年有期徒刑。后来又上升为无期徒刑。胡风一辈子只干了一件事，就是天天歌颂共产党，就是在牢里仍改不了这个癖好。到了改革开放后，用搞运动的方式来进行法治仍旧大行其道。1983年，邓小平下令“严打”，短短一年，就抓捕了177万罪犯，三万人被枪毙。有些人不过是在公共场合亲个嘴也被当流氓枪毙。搞运动定的口号是“从重从快。”如果允许复查，可以断定，83年严打中，99%的都是冤案。就是2018年搞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其中的冤案也不少。这一年全国共打掉涉黑组织3644个，涉恶犯罪集团11675个。全国1299个县，平均每个县有两个黑社会和十个左右的犯罪集团。每个县的公安局和法院都面临巨大压力。那么多县都有黑社会，你这个县没有，说明你在包庇黑社会，是黑社会的保护伞。所以，公安局和法院要拼命去拼凑黑社会和犯罪集团。一个真实的案例：一个新疆的女子到南方卖淫被抓，警方便将凡与该女子有个接触的人都被纳入了犯罪集团，其中，一个出租司机，接了以前一位客人的电话，要他拉了该名女子，结果他也被算为犯罪集团一员。眼下，许双军被控为黑社会犯罪分子，张凯律师发现这个案子疑点太多，本着律师的职业道德，为他尽力辩护，但却面临警方的陷构。他只得赶紧写信给最高法院、公安部求助。张凯律师的信在网络上广为流传。
单单从这十个方面来看，就知道，中国的法治离正常的运作有多么遥远。其实，中国法治的硬伤也远远不止这十点，办案的律师应该知道得更多、更专业。期待有专业人士来谈中国法治建设，提出可行的改革建议。但愿中国少点冤案。
诸一丁: 邓小平的平庸与伟大
在中共党史中，邓小平的地位仅次于毛泽东。如果说毛泽东打造了一个新中国，那么邓小平就打造了一个新新中国：邓小平的“新”，也就是改革开放，基本上否定了毛泽东的“新”。有人提出，如果有人能很好地解释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奇迹，那么此人便可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中共历来擅长于给普通人头上套上一个神秘的光环，让人感到那些人似乎高不可攀，例如雷锋，一个小学程度的普通战士，现在他的塑像到处可见，还有大学以雷锋冠名，叫“雷锋学院”。邓小平其实与雷锋类似，不过是一个极为普通的国家领导人而已。但有人马上会说了，没有邓小平，就不会有今天的改革开放，就不会有今天中国举世瞩目的成就。是的，从改革开放来看，邓小平也的确是位伟人。不过，邓小平的伟大与他的平庸之间是互相拧巴。
毛泽东带领部下建立了新中国，然后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社会实验。首先，他打倒了地主。根据统计，在50年的这场土改实验中，大约有200万地主遭到镇压。这200万地主的后代遭受了比父辈更为惨烈的待遇，那是生不如死的生活，无法上学、参加公务员行列、参军、难以找到合适的配偶，在社会上受尽歧视。地主自己被镇压，祸还延续至孙子。后来他又搞大跃进社会实验，直接导致“三年自然灾害”。据保守统计，大约3000万人因饥饿遇难。这数字大大超过了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的死亡人数之和。与此同时，他又引蛇出洞，开展了“反右”运动，旨在通过实验将“右派”改造成左派，也就是引导他们脱离错误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有些旧知识分子还真的被改造好了。例如郭沫若，此人被有些人誉为的文坛泰斗，说自己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作品“拿今天的标准来讲，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不过，更多的知识分子在没有来得及改造之前就成了新时代的祭品。许多大知识分子在劳改农场活活折磨致死。即算侥幸活了下来，“右派”们和他们的子孙共三代也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紧接着，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次社会实验让上亿的人受到不同程度的逼迫，许多人那点本来就薄弱的家底被洗劫一空，他们的身体被那些“夺过皮鞭抽敌人”的红色基因者抽打得皮开肉绽，北大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在未名湖自杀，未名湖遂得名“自杀湖”。全国这类似的“自杀湖”、“自杀山”不知道多少。能熬过去的“文革”地富反坏右实属幸运。
文化大革命又给中国加添上千万的现行反革命和历史反革命。
在农村，农民被紧紧地捆绑在了土地。没有迁徙的自由，甚至没有种什么作物的自由。一个壮劳动力一天的价值大约只有当时人民币5毛钱，或更少。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一年，结果倒欠人民公社几十元。所以农民都觉得是国家在养活了他们。因此他们觉得自己确确实实翻身作了主人。
农民以及工人就像被五花大绑，同时还要劳作。这时农民只能用脚挥舞镰刀，工人只用脚抡起铁锤。
在这么多运动中，邓小平一半时间是毛泽东路线的贯彻着，还有一半时间是被捆绑对象。他数次被打成了走资派。
邓小平终于熬过了毛泽东以及所有的第一代中共领袖。毛泽东又没有像金日成一样留下血脉来继承王位，而邓小平在第二代领袖中的资历最老，所以他名正言顺地接班。
因为有过被捆绑的经历，邓小平知道一个人很难在被五花大绑时还能正常地劳动。于是他提出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口号：松绑。这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当人们还沉浸在阶级斗争的狂热中，这两个字的确不同凡响。松绑二字经过党内理论家的一番润色，上升为“改革”理论。松绑的第一年，农民被松开了一只手。第二年一看，效果不错、粮食有所增加。邓小平又说，那就继续松绑，或许能抓更多只老鼠。于是邓小平又给工人农民解开了绑在另一手上的绳子。后来，经过反反复复的实验，邓小平确信，把绑住农民手和脚的绳子同时去掉，农民能抓更多的老鼠。邓小平又大规模地给“右派”平反、让农民自己决定如何种田，工人去寻找市场。邓小平的这项实验足可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了--有些人会这样认为。但他做的事真的再简单不过了：毛泽东把人给绑起来，他将绑人的绳子松了松，但也没有完全去掉，大部分仍在。
邓小平留过洋。他有理想要追赶欧洲。他在给农民工人松绑的同时，他也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你要追赶欧洲，就一定得以欧洲为参照。后来，吉米卡特邀邓小平去了一趟美国，让他凡触目处无不惊心。欧美已经超过中国太多太多。然后，邓小平决定对外开放。所谓对外开放，实际上就是要对欧美开放。因为，中国从来就是对非洲、对越南、朝鲜、阿尔巴尼亚开放的。但那种开放对中国毫无意义，只能是拖中国的后腿。
邓小平的确是个伟人。但他的伟大完全是建立在前面一位领袖的灾难上。如果前面那个人不抓“右派”，不抓“现行反革命、历史反革命”，不把国家搞得百孔千疮，就不会产生邓小平的伟大：给“右派”和反革命分子平反。如果前面那个人不把本来就自由的农民、工人五花大绑，就不会有邓小平的伟大松绑--也就是所谓的改革。在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农民本来就可以自由迁徙，至少可以在灾年时逃难。后来你成立了一个新的体制，把农民、工人五花大绑，没有饭吃时，也不允许农民外出讨饭。现在邓小平给他们松绑，你又说你如何如何伟大。1949年时，许多人出走中国、或移居香港，这说明那个年代，人民本来就有迁徙的自由。是前任伟人把门给堵上了，这才有了邓小平的对外开放的思路。这才造就了邓小平的对外开放的伟大成就。两千五百年前就有了春秋时代的百花齐放，后来有了“反右”，才万马齐喑。再后来邓小平说，要让人民说话，这才稍稍有了点思想自由的空气--虽然这空气中的氧气成分仍旧稀薄。总之，邓小平的每项伟大都是建立在前人的愚蠢与严重灾难之上。
最近几十年，美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每年大约只有2%，而中国大约是平均8%，其速度远远超过美国、日本、欧美发达国家。因而取得了叫全球惊艳的成就。但这个速度也是因为1949年到1979年这三十年的失误上建立的。如果从1949年开始，中国平稳地发展，没有政治运动，没有人斗人的内耗，那么只要以每年2%的速度递增，那么也能成就出今天的繁荣。1949年，中国的国民总产值就遥遥领先日本。一直到1954年，日本才追上中国。中国第一任领袖用政治运动把中国人为地搞垮了。事实证明，只要不搞政治运动，中国就能崛起。
不搞政治运动、不搞阶级斗争，这需要极大的智慧吗？解释中国这四十年的成就根本不需要经济学家去用功，解释了这四十年的成就也根本不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稳定，经济大步向前迈进，但是好日子似乎没有过上几年，中国人又开始热衷搞阶级斗争了。这十年来，不断抓无辜的牧师、“709”整肃律师、不断铲除民间企业家、逼退外资。虽口号仍旧说，中国的门会越开越大，但实际情况是中国的门越开越小，西方国家来中国的游客寥寥无几，但拥挤着要外出走线的人却越来越多。甚至因为迫害的来临，集体逃亡他国，申请政治避难。澳大利亚的留学生编造各种理由纷纷申请政治避难。今天的中国版“五月花”实在是在给中国打脸。
搞政治运动需要极端的狂妄与无知，在中国，我们平民百姓需要的是平庸的政治家，是不想做火车头、不想给他国一一带路的平庸领导人。在中国，平庸的领导人就是最伟大的领导人。邓公就是这样一位既平庸又伟大的领导人。其实这就是老子的核心智慧—无为而治。“无为而治”不是说政府一点事都不做，而是说，不要瞎折腾、不要搞政治运动、不要将人民当敌人。如果当今的领导人真的想青史留名的话，还是像邓小平一样，做个平庸的领袖吧。
中共全面复兴传统文化，“就是二字：帝制”
帝王崇拜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图为湖北武汉市场上出售的以中国领导人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画像为封面的2021年日历。
（路透社2020年12月7日资料）
春节刚过，中国一些网站再次刊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 引起广泛的议论之后又撤回。有评论说，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中共破坏的。还有人说，所谓复兴就是两个字：帝制。
高调仰视旧有文化 各方议论不绝于耳
共分四大部分18条说明的意见书说，“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实际上，这份意见书早在2017年1月25日已经发出，此后每年都会在一些官方网站上重提；而本次再度重提之后又被神秘撤回，不过，却受到更加广泛的关注和议论。
“中国瞭望”称，中共执政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系统性破坏，现在声称要“复兴传统文化，本身就是巨大的讽刺”。
中国政治评论人士吴强博士。(美国之音中文网2020年9月2日资料)
中国政治学专家吴强博士在接受“明镜”采访时说，提出复兴传统文化，应该是为了“弥补和代替早已解释不通的马克思主义学说”。
吴强说：“文化保守主义在习近平上台以后一直存在；现在再度提出，可以为明年的中共第二十大的意识形态的修正起铺垫作用，为习的第三和第四任期在文化上作准备。”
吴强指出，二十大基本将围绕解决理论瓶颈的困难。现在，理论学者、大学教授要在此之前做文化取向上的意识形态建构，“看得出，习会在明年二十大上以一个帝王君王的角色出现。”
北京天安门八九中国民主运动领袖之一王丹在脸书上说，全面复兴传统文化，“就是两个字：帝制。”
加州州立大学教授宋永毅告诉美国之音，撇开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不说，儒家文化讲究“道高于君”，就是理道高于君王，这与西方民主理念不谋而合，“中共能复兴这点吗？”
吴强说，这种所谓复兴的提法根本没有新意，“无非是用来规训中国精英和老百姓的那一套，结果就是僵尸复活、沉渣泛起”。
有分析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哲学理念各有视觉和主题，比方说儒家、法家、墨家、道家和佛家世界观都不相同。中共要取哪一家呢？
中国知识界高举“中国人”旗帜
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中国问题专家欧恩彼教授
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大卫·欧恩彼(David Ownby)，在接受美国胡佛研究院采访时说，在前苏联垮台、中国崛起和美国2008年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很多知识分子认为，历史进入了转折时期，感到“现在进入了中国世纪，这当然导致了中国的自我庆贺。我看到的是，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利用这个机会，几乎重新思考了所有的事情，包括中国的过去、今天和未来。”
欧恩彼指出，这其中就包括一派新儒家知识分子。这个流派认为，一百年前摆脱儒家思想的五·四运动，“是一个负面的思维，是试图用西方的方式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就是用自由民主或者苏联社会主义来解决问题。这两者都不对。他们的意思是，中国现在的成功，是中国重新发现其文化核心，与强大的民族传统相结合的产物；他们认为，我们成功了，因为我们是中国人。”
英国广播公司BBC刊文称，所谓的中华民族，或者中国人，应该是包含蒙古族、藏族、维族等在内的五十六个民族。但实际上，中国官方主流所说的中国人，主要指占人口90%的汉人；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的是汉文化的复兴。
有网友调侃说，实际上，无论回到中国历史上哪个朝代加以复兴，“那些都没有能够延续下去呀。”
马列已僵，知识分子助推中国梦
欧恩彼指出，清华大学的甘阳教授提出，要统一三大“传统”，即儒家思想的人格主义、毛的公正感和邓的市场效率；“他认为，正是挑选了这三个传统并加以合并才实现了腾飞；所谓的中国梦，就是既是保守主义，又是乌托邦”。
欧恩彼认为，这样的思考大概从2000年就开始了，持续了大约15年，发生在习近平提出中国梦政治口号之前。
欧恩彼说：“习近平上台之后，还是试图听从知识分子的声音，后者提供内容，习近平将之推上台面。知识分子向习近平提出了建议，让他采用儒家内容，加上新左派思维，生产出一个中国梦和伟大的民族复兴之类的理念。”
欧恩彼指出，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种种思考，都不是关于个人自由，也不是关于脱离共产主义极权的自由。
有分析称，“自由”才是中国与文明世界的分水岭；即便在传统的专制制度下，人民仍然享有很大的自由，包括言论自由和迁徙自由；而在二十世纪初期开始出现的共产极权下，人民不仅没有发言权，连基本的日常生活自由都丧失了(大饥荒时期，人们出去要饭都需要凭证明)，可见，极权比专制要可怕得多；“而极权的对立面就是民主和自由。”
欧恩彼教授说：“美国幻想过，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自由和民主将成为必然的结果，但是这没有发生。为什么？我认为，部分原因是来源于前苏联的坍塌。美国人认为，苏联奔溃太妙了，共产主义终于倒台了；但是，中国人却完全没有庆贺苏联垮台，尽管我不知道中国和苏联之间存在多少爱。中国看到的是广泛发生的政治混乱，帝国的奔溃，国家影响力的消失。这点对他们影响深远。西方观察者不知道是否注意到这一点。”
研究中共政治运动史的专家、加州州立大学的汉学家宋永毅教授 (美国之音2020年1月资料）
加州州立大学的宋永毅教授对美国之音说：“总体来说，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民主自由的追求，大大低于狭隘民族主义，和所谓的富兵强国的追求。这是他们的一个老传统。”
宋永毅说，举例说，1949年，时任美国国务卿艾奇逊(Dean Acheson)发表了中美关系白皮书，希望中国民主派人士的中间势力发挥作用，“但是，中国的所谓民主党派为代表的中间势力，以及他们所代表的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其实不像美国所以为的那样，是带有西方思维的自由主义者，他们根本不是中间势力，只是中共的帮闲。”
宋永毅说，不过，镜头回到今天，最近几十年，这样的格局有所变化，像许章润等这样一批知识分子，已经放下了狭隘民族主义思维，“前景还是乐观的”。
政治学专家吴强博士说，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中共过去一百年中，一直把自己打扮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儿、承袭者和旗手；但是，今年中共百年，不会再提五·四，而是要成为叛逆者，回到被自己打倒的孔家店的店铺。
逸风：落後民族因為奉行“拿來主義”而貽害子孫！
當年《圍城》熱之前我在高中時期就讀了《圍城》，之後，《圍城》出版後也購買了再讀。 《圍城》裡有一個場景，描述了方鴻漸在歐美留學鬼混後回到家鄉，在一所鄉村學校裡一個很有趣的演講：西學東漸之後，中國人從西方拿來的基本上都是鴉片梅毒之類的東西。
其實，我在高中時候不僅讀了錢鍾書的《圍城》，也讀了《魯迅全集》二遍，但是魯迅帶給我的只有內心的苦毒和仇恨，根本解決不了任何問題，甚至帶來傷害。
現在回顧一下中國近現代史，竟然是一個徹底抵制真正文明引進垃圾文化的歷史。鴉片戰爭之前，這個民族最熱愛的不過是裊裊上騰的鴉片煙和把玩女性的小腳而已。對於什麼是真理道路生命根本沒有追求的必要，傳教士在漢人當中傳福音是最為艱鉅的任務。反而有一些少數民族竟然容易接受福音，比如苗族，苗族的文字乃是傳教士整理，後來的苗文聖經也是傳教士熱心翻譯，不過流傳到了至今，CCP反而到處收繳苗文聖經焚燒銷毀。可以看見是誰在違逆上帝的道路而行？是誰在抵擋救贖的降臨？是誰和當年的群氓義和團一樣在關押甚至屠殺神的僕人們？
苗语字母
士大夫评论
还好, 我整理出了汉语片假名, 用片假名拼写汉语.
用于转写外来语的汉语当用片假名表
用于书写母语的现代汉语的新型汉语拼音方案与片假名转写方案
他們當年難道不是從俄國“拿來”了列寧的梅毒思想嗎？至今貽害廣大的中國人民。
恰恰西方文明最有價值的基督教思想卻被大批知識分子拒絕。民國精英和CCP合作興起的非基運動才是導致整體中華民族墮落到紅色深淵的主要推手。這些留洋過來報效國家的所謂的精英們，再次將西方的垃圾文化帶入中國，讓年青人在所謂的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之中浪費時間和生命，從而更多地偏離了上帝之道。
當然，那些留在大陸繼續所謂革命的民國文人和將領們的結局都很悲慘，這也是他們違逆上帝之道所贏得的懲罰，但是，我們反問，這個代價是否太大了？因為，隨後的數十年的紅色統治，不僅僅是這些所謂的文化精英受到了苦難，那些無辜的最底層的百姓也有數億聖靈變成了殉葬品。成為撒旦巴力和摩羅的祭品。
更可怕的是，非基運動也導致了當今世界的格局變化____各种红色毒液和左派思維方式擴張全世界。世界格局的變化不僅僅掌握在大國之間的博弈，其實也掌握在每個神的兒女的手中。宣教士的腳踪和這地上的國家的變化也息息相關。
當年約書亞帶領以色列百姓政府迦南各族，乃是因為上帝與約書亞和以色列民同在。迦南各族因為墮落敗壞拜偶像乃是當滅的。耶穌來到這個世界上，也是宣告了天國的福音，祂要吸引萬國歸於主耶穌。但是，目前，地上王國竟然服侍撒旦魔鬼，連美國這個燈塔國家也敗壞不堪，處於危亡之際。如果，沒有持守真道的川普總統在力挽狂瀾，美國的未來將會是黑暗的。美國一旦墮入黑暗，全世界將會一起墮入黑暗之中。目前這個局勢的出現，和當初所謂的民國高級知識分子的錯誤選擇是否有很大的相關？
我們看的很清楚，中國人自49年之後，數代人正在承受這個代價，目前不僅僅是中國人承受邪惡的代價，全世界正在為此付出代價。
所以，一個文化落後拜偶像的民族用自己的眼光的“拿來”只有害處沒有好處。魯迅的“拿來主義”只不過屬於義和團民式的愚蠢的叫囂，變成中國人的毒瘤，也成為中國人狹隘民族主義的隱形的推手，他的拿來主義只能不斷地成長也不斷地毒害數代人。
除了拿來主義不可以用之外，那麼，中國人的出路在哪裡？
在耶穌基督身上。只要我們學會謙卑，信奉這位獨一的真神，中華民族才會有救。
耶穌基督告訴我們說：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我心裡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軛，學我的樣式；這樣，你們心裡就必得享安息。因為我的軛是容易的，我的擔子是輕省的。 」【馬太福音11：28-30】
基於此，我學生時代曾經敬佩的魯迅先生乃是中華民族的大罪人，和毛一樣，要成為中華民族的反面教材。
唯有謙卑下來，求真理耶穌基督，才是未來之路！
願主耶穌基督祝福中國！
纳粹旗挂进教堂——希特勒灭亡前的疯狂
十九世纪美国作家詹姆斯.拉塞尔.洛厄尔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美国在多大程度上背离了她真实的历史，尤其是基督教信仰的根源，便会在多大程度上迷失于当今的世界。”
几百年来，这个国家就是在基督信仰的指引下，一次次走出历史危机，回到正确的航道上来。
然而，在大洋彼岸的德意志，这个古老的基督教国家就没有这么幸运。虽然也有教会牧者及作家持有詹姆斯.拉塞尔.洛厄尔那样的远见，但这个国家却硬着心，不愿听先知要其悔改的呼吁和呐喊，用监狱和屠杀来对付他们。
其实，在纳粹党上台之前的魏玛共和国，已经远离了基督教信仰，人们日益转向享乐主义、马克思主义、实用主义。据说从1918年到1931年，有240万德国新教徒和50万天主教徒放弃了他们的信仰。
因为在去基督教的道路上越行越远，导致了纳粹主义的兴起和纳粹党上台执政。
纳粹，是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简称。有学者指出，纳粹的民族社会主义反基督教的目标始终如一，那就是全面摧毁最后的、根深蒂固支持基督教的力量。
掌权不到一年，希特勒就说：“基督教不能团结德国人民，只有一种全新的世界观理论才堪当此任。”
纳粹不仅要掌控人民的身体，还要掌控人们的灵魂。他们掌权后，出版了一本《德国宗教二十五条论纲》，其中第十五条说——
德国宗教谴责一切原罪的信仰，也反对犹太—基督教关于堕落世界的教义。这种教义不仅是非日耳曼的，也是非德国的，它是不道德的、非宗教的。谁要是鼓吹这种教义就是对人民道德的威胁。
1937年2月，第三帝国宗教部长汉斯.克尔公开宣称，关于耶稣基督和基督教是什么已有了新答案，那就是—阿道夫.希特勒。
为希特勒走上神坛开路，纳粹对基督教会展开疯狂逼迫。
1936年11月4日，纳粹党下令从奥尔登堡地区的学校拆除十字架，理由是它是“迷信的象征”。就在同一年，纳粹当局拆除了明斯特兰地区所有的十字架。当基督徒在一些学校又把十字架放回原处后，即遭到纳粹当局的逮捕。
他们把儿童从坚持向他们传授基督教道德的教会和父母那里夺走。1937年，纳粹政权下令取缔所有认信教会的学校，禁止进行宗教教育。两年后，又下令关闭了所有私立宗教学校。
为了把基督教信仰彻底消灭，纳粹政权规定在德国境内停止出版和传播《圣经》，组织人员按照民族主义的需要重新改写《圣经》，把耶稣说成是雅利安人，甚至要求把希特勒的《我的奋斗》直接放到教会的圣坛上；要求各教堂必须拆除十字架，把绘有纳粹标志的旗帜挂在教堂里。
希特勒时期，教堂围墙悬挂着纳粹党徽。
在上帝向人类颁布的“十诫”中，第一条就是“除了耶和华神之外，不可有别的神。”这是基督信仰的根基，也是坚决抵制个人崇拜的信仰基础。
基督教会从诞生以来，就遭受了专制独裁政权的种种逼迫，必然也会和希特勒及其纳粹党狭路相逢。
1939年，纳粹杂志在一篇文章中说：“基督教这一诫律与我们的道德良心相抵触”。第三帝国的儿童被教导要向希特勒祈祷而不向上帝祈祷。纳粹福利委员会给贫穷儿童提供食物后的谢恩祷告词是“我的元首，感谢您赐予我们食物。”
平心而论，希特勒和纳粹并不想把德国人民带到灾难中，他们自以为要担当起复兴德意志的历史使命。然而，当他们背叛基督信仰，不但迷失了一个民族前行的方向，而且也丧失真正的善恶标准。
他们以为自己行的是善，担当的是历史重任，但却把人民带进苦难的深渊，直至他们自己跌落神坛，遭到彻底覆灭。
《传道书》中说：“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历史何其的相似，虽然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但在纳粹帝国覆灭70多年之后，在某些国家，依然正在发生拆毁十字架、篡改圣经、取缔教会学校，甚至要求宗教场所悬挂旗帜的荒唐行为。
美国的开国领袖虽然大部分是基督徒，但在宪法第一修正案明确写明，不允许把任何一个宗教定为国教，也不允许把任何一个宗教定为邪教。
真正的信仰，是一个人凭着心灵诚实敬拜神，绝不允许任何外在力量的干扰。宗教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前提，正是依靠自由，这个国家一次次走出风暴险滩，重新回到光明的道路上来。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非常热爱自己的国家。我们盼望这个国家能够繁荣昌盛，更盼望这个国家能够给人民以最起码的信仰自由，盼望每一个中国人不再委曲求全，而是按照诚实的良心活出上帝所赐尊贵形象。
这也许是这个国家能够走出困境，融入文明世界的最重要选择。
教会在法西斯政权下打压的见证
最近，中国政府对国内宗教特别是基督教的打压和逼害，已到了无法无天和疯狂失控的状况。
根据不同中外媒体报道，河南近期已被拆除的教堂十字架，已达四千个以上（甚至有说七千个），远超出当年浙江拆除的一千多至二千个。除了强拆十字架外，中共当局还要求所有三自会教堂内一定要装上摄录装置，又严禁十八岁以下人士进入教堂，要求教徒做礼拜时唱国歌和唱红歌，销毁圣经和诗歌集，又强行把教堂合并，令多间教堂被关闭。
家庭教会方面，情况更加恶劣，数以千计家庭教会被当局取缔（近日连著名的北京锡安教会也被取缔），多间家庭教会的教牧人员被抓补和拘留（部份被殴打） ，甚至教堂物品也被捣毁，信徒们则被警告不得再参与教会聚会，甚至有一些地区官员要求信徒签署离教声明。
除了基督教外，其他宗教包括回教和佛教，同样受到中国政府的压迫。在新疆多个区域，中共当局透过兴办类似二战集中营的「再教育营」，令数以十万计维吾尔族回教徒被强迫接受爱国洗脑教育。维吾尔人在教育营内要背弃伊斯兰信仰，并膜拜毛泽东与学习习近平思想，不服从者被施以酷刑。此外，就连嵩山少林寺，近期僧人们也要参与隆重的升国旗仪式，表达对国家和党的效忠。
著名时事评论员林和立近日（9月10日）便于《苹果日报》撰文，指习近平近期的多番行动，是要向国内所有宗教宣战。林和立指出，习近平于去年开始，已提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都要接受党的领导，意思是所有宗教都要服从于党的领导之下，并向自诩为「廿一世纪毛泽东」的习近平效忠。
林和立又说，其实习近平上台后不久，便筹划和推动用以驯服教会的「五进」与「五化」政策，其中「五化」政策包括「宗教本地化、管理规范化、神学本土化、财务公开化、教义适应化」。所谓宗教本地化与神学本土化，就是指基督教要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尤其是要接受中共全面指挥。
随着近期事态发展，香港教会必须认清一个事实，就是我们面对的并不是一个正常管治国家的政权，而是一个泯灭人性打压人民的邪恶政体。如果法西斯主义如维基百科所讲指向「一种极致国家民族主义的政治运动，强调民族复兴、国家富强、强人主导国家政治、国家专权集中于一党专政，对外渐进式侵略，对内铲除或打压反对声音，破坏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司法独立等，缺乏权力制衡」，则毫无疑问，我们所面对的中国政府，就是一个法西斯主义政权。
问题是，当面对这个法西斯政权的步步进逼，作为堂会教牧或长执、领袖，我们应如何回应？还有，在这样恶劣的处境中，我们如何向香港人解释基督信仰确是好消息？
我认为香港教会逼在眉睫的需要，是从新反思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应该如何在当下处境延续基督对世人的服事并为基督作见证，和如何适切地兴起和装备耶稣门徒。
面对中共政权对国内教会的严厉打压，教牧人员或堂会领袖首先不应只关注堂会营运发展的空间会否收窄，或各式各样聚会能否继续进行，又或能否继续做布道差传工作等。
「何谓公共神学？」座谈会（上）
台南神学院教授赖信道（Stephen Lakkis博士）主题演讲 （图：台湾教会公报,2018年6月7日）
「何谓公共神学？」座谈会（上）
主讲/赖信道（台南神学院教授），与谈/叶浩（政治大学政治系副教授），整理/廖斌洲（台湾大学政治学博士候选人）
（台湾教会公报编按-2018年6月7日）：神学礼拜日@台北3月11日于济南教会主办「何谓公共神学」座谈会，邀请台南神学院教授赖信道（教授Dr. Stephen Lakkis）进行主题演讲，以及政治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叶浩与谈。此文为座谈会内容整理，分上下两期刊登。
主讲：赖信道博士（Prof. Dr. Stephen Lakkis，台南神学院教授）
从人类的历史发展开始，我们的信仰就和这个世界有关系，因为上帝是世界的创造者。因此，我们的信仰不仅帮助我们了解上帝，也帮助我们了解我们所处的社会和文化，以及我们自己。基于这个理由，基督徒不仅要用信仰去了解这个社会，更要用信仰去影响我们的社会，文化和生活。
然而，近代的启蒙运动却为人类历史带来了极大的影响：科学的发展大幅地扩展了「科学上可知的事物」（科学上已知），同时大幅地缩减了「科学上不可知的事物」 （科学上未知）。这种现象使许多人以为自己可以了解这世界的创造，不再需要信仰，甚至可以取代上帝的角色。
正是这种启蒙运动所带来的乐观主义气氛，为基督徒带来了焦虑。基督徒们担心若科学不断发展下去，科学家将在未来取代上帝的工作，使人们再也不需要神，这世界再也没有上帝存在的空间。简言之，在科学发展达到高峰的未来，在这世界将没有透过科学不能知道的事物。
提倡属于个人内在经验的士来马赫神学
德国神学家士来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1768〜1834年）为了解决有信仰者对于启蒙运动以来这种科学主义的焦虑，尝试提出方法来解决启蒙运动后，上帝逐渐被科学取代的困境。
他的著作“论宗教：对鄙视宗教的知识分子的演说”（主观真理）。把信仰的领域，从逐渐被科学所占据的外在「客观真理」上，转移到人类内在「经验」或「主观真理」上。
士来马赫透过让宗教超越理性和科学批判，让神学的根基座落在主观的经验和感觉上，使神学进入了「安全的港湾」。在士来马赫神学的认识论里面，没有人可以攻击我们的信仰，因为信仰是属于个人内在感觉的事情。我们可以允许别人批评我们的上帝，但是却不会允许别人批评我们的信仰。举例而言，当有人批评你不爱你太太时，这个批评是无效的，因为个人的主观感受是他人无法批评的。对士来马赫来说，即使信仰逐渐被其他领域取代了，但它仍然存在于人们的心里。士来马赫的神学工作，就是试图捍卫在科学主义盛行下，信仰能在人类知识体系中存留的最后堡垒。
这个神学方法论为近代人──尤其是有宗教信仰的人，带来了巨大影响，因为它区分了「神」和「外在世界」如果我们曾听人说：「宗教不是信仰，而是个人事务，跟外在世界没有关系。」这种观念就是受到士来马赫的神学方法论影响。
人们会喜欢这种方法通常基于两个原因：首先，基督徒会喜欢，是因为这种方法既可以捍卫上帝，又可以捍卫基督徒的信仰如果信仰只和我们的感觉有关系，就不需要去证明它是对的，并且可以拒绝别人的批评。
其次，非基督徒会喜欢这种方法，是因为如果他们认为信仰基督教的人都是很愚蠢的，那么他们便没有必要倾听基督徒说话。信仰是属于「私人的」，跟他人和外在世界没有任何关系。
但士来马赫神学的认识论也有其盲点，最大的问题就是：人们信仰的神变得和这个世界毫无关系外在世界会自己发展，上帝对世界是完全没有介入的。
我们之所以谈士来马赫的神学观，是因为现在有许多基督徒抱持的信仰观念都是带有士来马赫色彩的。对这些人而言，好的基督徒意味着，拥有好的个人信仰状态，不用去管外在世界和公共事务。对他们而言，没有所谓的「公共神学」。
强调落实与改变今时今刻的上帝国
然而，之所以要谈「公共神学」，正是因为基督徒是耶稣的门徒，门徒的工作就是要去外面传福音，并且改变世界。耶稣给门徒的工作是，不只要爱自己，更要爱上帝及这个社会里面的所有人;改变这个世界，让它变得更好，更有公义。
「上帝国就在此时此地」是思考「公共神学」的起点。「上帝国」是什么？很多人会认为上帝国就是「天堂」。其实，会有这样的解读主要是因为受到马太福音的影响;马太福音中使用许多「天国」的概念，这是因为当时写作的对象有犹太教的背景，犹太教徒不喜欢用「上帝」，而喜欢用「神」至于在其他福音书当中，我们则可以清楚看到「上帝国」的概念。
然而，将「上帝国「等同于」天堂」的看法并不正确，因为若是这个等式成立，我们生活的世界就会和天堂完全分割开来。如果我们细看耶稣的教导，就会发现对耶稣而言，上帝国其实就在这里，它就在世界当中。主祷文中「愿祢的国降临」，这句话的意思不是指上帝国降临在天堂，精确地说，「愿祢的国降临」在希腊文里面的意思是「上帝国统治上帝的人」。
如果上帝是我们的王，我们就得听从祂要我们做的事情举例来说，如果两个人吵架，其中一人伤害了另一人，那么这个伤害人的人就是让邪恶或罪恶统治了他。相反地，如果我们看到有人去帮助有需要的人，那么在这个人身上，我们就看到了上帝的公义和爱。对耶稣来说，当人把爱或公义实践在生活时，我们就是在实践上帝国。
相较于上帝国就在此世的观念，有些人认为上帝国在天堂里，上帝国和此世或现在的生活没有什么关系，要到死后才会看到它。然而，这并不是耶稣的意思。对耶稣来说，上帝国是现在就临到的，而实现上帝国，有赖于人们积极去改变世界，去爱人，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从这里，我们也得出两种面对「邪恶」（恶）的信仰观念，一种是去拒绝并放弃这个邪恶的世界，另一种是试图去改变这个邪恶的世界，让它变得更好，实现上帝国。而后者，正是公共神学所要采取的态度。
公共神学并不认为这个世界不存在邪恶，相反地，它强调，正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充满了邪恶，所以我们有责任去改变它。公共神学认为，现在的一切景况并非世界的结束，我们都「在路上」（on the way），在这过程中，上帝会带领我们迈向更美好的目标。
莫特曼强调带来盼望的基督教信仰
（一）两种耶稣形象与「在路上」的人类
德国神学家莫特曼（JürgenMoltmann，1926〜）对当代公共神学带来很大启发。他曾写道：「要认识上帝，创造，历史，自己，我们必须看那被钉十字架且复活的耶稣。」意思是，我们不只要看「被钉十字架的耶稣」，也要看「复活的耶稣」他透过辩证法来建立神学观首先指出：。「在十字架上我们看到：人的死，上帝创造的死，上帝自己的死;我们看到『被上帝所弃绝』的世界」就此而言，世界是一个充满邪恶，没有盼望的世界，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就是邪恶世界的极致象征。然而，莫特曼却认为世界并非仅是如此。
其次，莫特曼认为基督教信仰同时带给人复活的盼望「但是在复活我们看到：新生命的应许，再创造;我们看到上帝的临在和上帝胜过罪恶」。在受苦的耶稣所凸显的邪恶世界之外，耶稣的复活则为人类的救赎带来了盼望。上帝应许人类，祂将会改变人类与世界。
第三，在描绘了现在不完美世界以及未来的美好盼望之后，莫特曼强调：「所有一切都同时是堕落和受苦的，但也正向所应许的完全迈进」意即，我们都在通往上帝所应许更美好未来的路上。
对莫特曼而言，上帝的应许不仅是针对个人，针对社会，还是针对一切的创造对个人而言，上帝应许了复活的生命;对社会而言，上帝应许了上帝国;对一切的创造而言，上帝则应许了新天新地的到来。
（二）「应许」的力量
莫特曼的盼望神学为公共神学建立了一种寻求改变的驱动力;由于我们用上帝应许的完成来衡量一切，因此，我们必然会不满当前的状况正是基于这种不满，我们会迫使自己向上帝的应许迈进，而想要改变这个世界。
莫特曼认为「应许」所牵涉到的，是我们期待它会成就而向前看的期待应许的信仰观强调：我们知道「现在」的世界不完美，但这种不完美是一种「尚未」成就的状态。应许并不是两个实体，而是一个：「应许」和「成就的应许」（fulfilled promise）。整个世界作为应许，它会指向未来的成就。
余杰：潘霍华在中国--家庭教会是一个历久弥新的生命共同体
天主教温州教区全体神父反对强拆十字架 (图：对华援助协会)
在没有宗教信仰自由的独裁国家，教会的存在本身就是反抗的标志，教会形成了特殊的生命共同体，在公民社会尚未形成之前，它是「前公民社会」中最美好的部份。我的保守主义思想，经过教会生活的打磨与历练，不再是书本上的条条框框，而是活生生的生命体验和信仰实践。
挺身反抗纳粹暴政并以身殉道的德国神学家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的生命与神学，在中国教会中刺激出闪亮的思想火花。他的名言「危害基督教传播福音的政府，就是在自取灭亡」，给中国基督徒以极大的启发。
潘霍华为中国基督徒提供的反省维度
潘霍华给包括我在内的中国基督徒，提供了信仰反省的三个维度。首先，潘霍华强调「团契生活」，也就是说，基督徒彼此之间形成关系紧密、超乎血缘亲情的生命共同体。宗教改革之后，基督徒与上帝之间不再需要天主教的神职人员作为沟通中介，每个生命个体都可以与上帝单独发生关系——通过读经和祷告直接来到上帝面前；但是，另一方面，基督徒的信仰之旅却不是一个人的「天路历程」，需要与一群弟兄姊妹搀扶著同行。基督徒必须在团契和教会中彼此相爱、彼此扶持、彼此代祷，就像枝子不能离开葡萄树，一旦离开，生命就枯萎了，如潘霍华所说：「借着上帝的良善，我们共同的生活就像一棵树一样，必须从最深的根部安静、隐匿、强壮又自在的成长。」
尽管每个人都如同浑身长满刺的刺猬，却仍要簇拥在一起抱团取暖。我特別感恩的是，当我成为基督徒之后，从来没有一天离开过教会和团契，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我都生活在一群心意相通的弟兄姊妹之间。这就是真基督徒与「文化基督徒」之间的根本差异。在当下的中国，很多具有知识份子身份的「文化基督徒」拒绝参加教会，并以法国哲学家西蒙娜薇依的名言「我是基督徒，而不是基督教徒」来自我辩解。他们所理解的基督教是一种希腊式的「智慧」，只有少数人才能掌握，绝非愚夫愚妇所能享有。但耶稣拣选的是那些愚拙的人，耶稣斥责的偏偏是文士和法利赛人。我在教会中找到了信仰，我不相信那些从未有过教会生活的基督徒的信仰是又真又活的。
其次，潘霍华的信仰是战斗性的信仰。他向纳粹政权发起了一场螳臂挡车、蚂蚁对抗大象的战斗。在这场实力悬殊的战斗中，潘霍华从耶稣那里寻找智慧和力量。他深信，既然「耶稣基督是一个为他人而活的人」，那么追随耶稣的基督徒也应当这样做。他从安全的美国神学院回到纳粹横行的祖国，帮助正在恶浪滔天中摇摇欲坠的教会站稳脚跟、持守信仰，「在我们攀登到彼岸前，必须穿越一条非常黑暗的幽谷，我相信这幽谷比我们想像的还黑暗」。同时，潘霍华严厉谴责那些可耻地背叛信仰的教会和基督徒，他用「廉价的恩典」这个概念揭示了为甚么那么多基督徒会欣然支持纳粹：「廉价恩典是传扬不需悔改的赦免，不用认罪的圣餐，和不必本人亲身认罪的救恩。」
今天的中共政权正在走向法西斯化，潘霍华的处境与中国教会和基督徒的境况如此契合：中国新兴城市教会经过过去二十年的高速增长，已明显缺乏后劲，「廉价的恩典」在中产阶级化的教会泛滥成灾，而在西方教会盛行多时的「虚假福音」也在中国病毒式地扩散。面对习近平政权对教会新一轮的逼迫，根基不稳的教会难以招架。
第三，潘霍华发现，纳粹这种「邪恶思想」的源头是狂热的民族主义和冷酷的唯物主义，是人对上帝的背叛和人对自身的崇拜。一九四一年，潘霍华帮助教会起草了一封交给军方的请愿书，谴责纳粹党和盖世太保铲除新教教会的企图，劝说军方不要助纣为虐。潘霍华也从纳粹的《安乐死法案》中看到其「敌基督」的本质：「各宗派的基督徒对杀害所谓『不配活的生命』一事（现在教友已经更了解内情，而且对受害者深感同情）都非常注意而深表反对，尤其此事已经明显违背十诫以及所有的律法，因此认为这明确显示出帝国领导阶层反对教会的立场。」
今天的中国教会和基督徒不也应当为自身的怯懦、自保而深切忏悔吗？当共产党政权在各大城市驱赶「低端人口」时，当计划生育政策每年杀害数千万胎儿时，当中国的小学诱骗孩子们戴上红领巾并公开作接受共产主义信仰的宣誓时，有多少在装修漂亮的写字楼中聚会的城市教会为此发出抗议的声音呢？「只要他们迫害的对象还不是我们」，就足以构成沉默的理由。然而，潘霍华和他的同伴们指出，仅仅以认信的方式反抗是不够的，还必须以反抗的方式认信。中国基督徒準备好做这样的认信吗？
与纳粹组建「日耳曼教会」并任命「国家主教」的模式相似，中共也创建了所谓的「三自爱国教会」____其实它只有教会之名，而无教会之实，是共产党控制、迫害乃至消灭教会的工具、爪牙，是圣经中所说的稗子和淫妇。真的信仰者不会被「三自会」所掳掠，真的信仰者宁愿坐牢也不会加入「三自会」。而中共政权最害怕的就是「三自会」之外的、不在其掌控之下的真教会，正如罗马帝国害怕初代教会成为一股颠覆性力量一样，共产党将教会视为与之争夺人心的强劲对手。
今日中国所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是民众与统治者一样堕落、一样卑贱、一样没有道德底线。并不是推翻了共产党，中国的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共产党崩解之后，还将经历一场深刻的、全民的精神变革，才能恢复上帝所造之人的自由与尊严。那么，教会如何成为「世上的光」和「世上的盐」呢？当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对婚外情、包二奶「宽容以待」、笑贫不笑娼时，教会应当勇於说不；当堕胎行为司空见惯、人们不再将婴孩当作生命看待时，教会应当勇於说不；当农民工子女被剥夺与城市居民子女平等的受教育权时，教会还是应当勇於说不。可是，有多少教会发出声音呢？
保守主义是「知行合一」的价值
未被挑战的信仰如同温室中的花朵，无法承受寒流的侵袭；不敢面对混浊俗世的教会宛如纸糊的房子，经不起风吹雨打。在无数婚姻走向破裂、离婚率超过半数的时代，教会自当倡导来自圣经的婚姻观，举行圣洁而简朴的「主内婚礼」仪式，重建婚姻和家庭的根基；在公立教育崩溃、连儒家都广设私塾的时代，教会自当恢复清教徒传统，创办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各类教会学校，培养敬虔而有智慧的后代；在慈善机构丧失公信力、「郭美美式」的蛀虫层出不穷的时代，教会自当以「好撒玛利亚人」为榜样，用「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立场参与慈善事业……
如果教会这样做了，教会的存在，乃是活的「见证」，由此展现出一套与统治者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换言之，教会当仁不让地是保守主义价值的持有者。而保守主义并非像《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增广贤文》、《古文观止》那样仅仅用于背诵的教条，保守主义是「知行合一」且行之有效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如果保守主义不能实践，它就是死的、假的、毫无价值的。
方舟教会和很多中国家庭教会在争取宗教信仰自由的过程中，也进而争取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私有产权保障等基本人权与自由。我和妻子在方舟教会服事的十年，是直接面对警察打压的十年，是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十年，也是「压伤的芦苇，祂不折断；将残的火把，祂不吹灭」的十年。方舟教会曾在两个月内被迫搬家六次，也曾两度在礼拜的过程中被大群警察冲击和骚扰。我们在北京郊外的水库举行洗礼，需要凌晨四点出发，赶在游人和警察都尚未起床的时候完成。方舟教会的会友包括异议作家、人权律师、摇滚歌手、画家、记者、上访村「访民」，很多都是共产党的眼中钉、肉中刺。他们并非「国家的敌人」，而是真的爱国者。不过，即便他们真是「国家的敌人」，教会也要对他们敞开大门，接纳他们为「最小的弟兄」。
十多年以来，在对抗中共政权这个巨大的「利维坦」的战斗中，我没有绝望，没有投降，也没有变得跟共产党「精神同构」，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教会这个生命共同体的滋养。如果没有像磐石般可以依靠的教会，我会不会像宋江那样接受朝廷条件优厚的招安呢？感谢主，我不是为自己的名誉或理想而战，我是为信仰自由而战。
超越血缘之上的爱
最让我得安慰的一个例子是：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之后，我和妻子被国保警察非法软禁在家，对外通讯手段如电话、手机、网络统统被切断。在此之前若干年，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如老师、同学、老乡等已经从我的生活中消失。我是「国家的敌人」，跟我接触常常会给对方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同学会、同乡会等社团从来不会邀请我参加。这一次，专制机器呲牙咧嘴、磨刀霍霍，自然不会有北大的老师和同学前来探视，他们大都在体制内各就其位，奉行趋利避害的生存原则。
那些日子里，我与妻子在家诵读约伯记，从中汲取精神力量。有一天，我们隐约听到楼下有人叫我们的名字，我到窗口向下张望，发现楼下站著几位教会的弟兄姊妹，便立即叫妻子也过来。原来，这几位弟兄姊妹发现我们悄无声息地「人间蒸发」，主日没有来教会，所有的联络方式都无法联络上，便相约来我们家探视。结果，守候在楼门口的便衣拦阻他们上楼，他们只好在楼下呼喊。他们是我们被软禁后第一次见到的友人，亲人见面，份外激动，虽不能握手，却可以相望。
我们楼下对面的墙壁上，祕密警察安装了两台昼夜运作的摄像头，楼下有保安轮班守候，警察则在物业公司的办公室中监控摄像画面。方舟教会那些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无畏地对着摄像头，仰起脸来一起唱赞美诗。「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那么优美、那么有力、那么坚韧、那些执著的歌声，穿云裂帛。我与妻子在阳台上应和著，直至一群警察跑出来将这群弟兄姊妹驱离现场。那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时刻。
这几位弟兄姊妹，大都不属于「知识份子阶层」，有在发廊打工的刚二十出头的小女生，有在天安门民主运动中参与工人组织的老工人，有餐厅中的侍应生……他们或许不懂政治，不懂文学，不懂神学，甚至从来没有读过我写的书，跟我毫无任何世俗意义上的利益相关性。但是，他们是教会里的弟兄姊妹，只要有这一层关系就足够了。正是这种超越血缘之上的爱，让他们无畏地前来探视患难中的肢体。其实，他们无权无势，最容易被警察伤害，警察若去他们打工的地方跟他们的老板说一句威胁的话，他们就会失去来之不易的工作。然而，他们却不怕被摄像头录影录音，也不怕这样做会给自己带来负面影响。中国有一句古语说：「仗义半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那一天，这句话被改写成：「书中没有两肋插刀的朋友，教会却有生死相依的同工。」
经过文革，中国人失去了群体生活的能力。但是，教会重新将爱的团契带到我们生活之中。教会这个历久弥新的生命共同体，对于无论在政治意义上、环保意义上还是心灵意义上的「废墟中国」来说，是重建的最大希望。与活出「群体性见证」的教会一样，保守主义也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保守主义」，而是「一群人的保守主义」，犹如葡萄树上的枝子，各安其位，各自结果，每个人都是上帝独一无二的创造，彼此却有生命的连接。
教會快速成長是否泡沫的崩塌？宋軍談中國教會面臨挑戰值得深思
中國新的宗教事務條例於二月1日實施，對中國教會的挑戰與機遇為何？
中華福音神學院於三月1日舉辦「新宗教政策—新一頁中國教會史」講座，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中華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宋軍分享「中國教會面臨的挑戰」時，特別用「泡沫的崩塌？」來形容當下中國體制外教會的危機。當中國教會在數量上大幅度成長，若是質上仍有很多問題，就會讓人反思「這個泡沫是否會崩塌？」
他也談到「後洛桑現象—教會的蛻變或更新」對於中國教會大躍進心態，希望能超英趕美，稱「未來廿一世紀是中國的世紀！」或「宣教的一棒已交到中國人手中！」然而內部存在很多問題，值得令人深思。
這是華神舉辦的第一場中國教會系列講座，宋軍因簽證問題無法來台，華神國際事務處主任胡維華特別趕到香港錄製宋軍的上午第一場與晚上第二場「在光與影之間—中國大陸體制內外教會在新《宗教事務條例》下的挑戰與機遇」講座內容。
從中國文化和歷史向度來看教會
宋軍一開始從文化向度來看，1.中國文化是以家和家族為核心的遠近秩序，外延為以本土為中心的地方主義。當面對外來挑戰時，判斷會從甚麼是與我有關？甚麼是極力保護的？2.父家長制及地方精英為主導的威權體系，決定了誰說話才算數？
3.中國以儒家倫理道德為言行規範，是以何為善？其對中國教會不自知地造成影響。但是聖經往往挑戰我們的價值觀，可能我們以為好的，神看為不好；但是神看為好的，我們以為不好。4.中國人的宗教心態，關注的是生存現實需要的趨利避害的功利主義，關心的是能夠有求必應。中國人以積德行善為根本自我的救濟，而教會是否也與上述提到的文化向度有關。
從歷史向度來看，宣教士最初建立的教會，對後來影響深遠。他說，中國教會第一代新教信徒大部分為草根百姓—追求基本生存需要（衣食、安全、教育），特別是本土化進展緩慢，信徒在社會多是沒有聲音的一群人，對教會觀薄弱，對社會缺乏承擔。宣教士主導教會治理，與社會互動出現兩極化，走關注社會變革的李提摩太或是宣教的戴德生路線。民眾眼中的基督徒則是吃洋飯、告洋狀的，直到現在有很深影響，所以我們要在歷史中學會反省。
他提出要反省的三部分：一、分別為聖，遠離不潔與罪惡。中國在19世紀到20世紀初，民眾反基督教運動，一波波的教案暴發，迫使宣教士思考調整宣教策略的改變。二、效法基督，跟隨主的腳蹤行。當年戴德生在揚州教案後經過反思，認為要放下條約賦予他們的特權，甘願吃虧。三、教會自立，承擔整全福音使命。教會在自立、佈道與關心社會必須整合在一起。
教會快速發展後產生的問題
宋軍說，自從文革後，教會迅速發展、基督徒人數激增，有稱5、6千萬，也有稱1億人。若以1949年的基督徒有60到100萬人，現今來看，有十倍、廿倍或卅倍的成長。但是對中國體制外教會來說，他提到，世俗主義對教會的侵蝕嚴重，譬如用套餐式的佈道、快餐式的崇拜學習效率，希望帶來快速眼見成果的服事方式。另外，很多教會採用公司式的治理，事工項目導向的牧養。其實，傳道人感到沮喪不解的是，儘管付出各種努力，花很多時間精力，為何弟兄姊妹仍感到缺乏牧養，這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而且，紅色文化DNA不自覺深植在教會內部，所以產生紛爭，對外界發出的信息往往經過片面的宣傳；領袖展現高大權的形象，很難與親密同工分享自己的軟弱，沒有屬靈的同伴，一直孤軍奮戰，生命中很多需要處理的，而牧者往往高處不勝寒。譬如上海和溫州傳統的教會有長輩把關，但是不少新興城市教會缺乏長輩，他們常說自己是「沒有父輩」，領袖容易把自己包裝起來。
而且領袖缺乏責任倫理，只要認為設定目標是正確，往往採用各種手段，然而對弟兄姊妹安危的考量是不足的。譬如現在很多好大喜功的「面子」工程，教會要宏偉，投入大量資源在建造教堂，只要能引起國際關注就會去做，反而不願去做默默無聞的工作。
宋軍也提到，成功神學在教會的影響，往往抽去十字架的福音，認為信主後就不會遇到困難和身體疾病，會考上好的大學，工作會順利，會賺大錢。另外，為迎合會眾消費者心態，尋找宗教服務，以牧師的講道好不好？有沒有兒童主日學？交通方不方便？會堂空調夠不夠？成為信徒選擇教會的條件。所以，教會成長不再是傳福音，而是從其他教會加入，特別是Maga Church都市型大教會，為迎合弟兄姊妹需要而建更大教堂和更high的敬拜。
他表示，世俗主義對教會的侵蝕也反應在神學認知與生命之間的脫節。他觀察很多弟兄姊妹的靈性低迷，外面表現得傲慢與偏見，讓中國教會在生命的見證上受到虧損。
德先生訪問中國教會的挑戰
他說，不能忽略的是「德先生（民主）訪問中國教會」，對教會產生很大的影響。自從五四運動以來，德先生和賽先生分別在中國歷史進程扮演重要角色。「德先生」進入到中國教會，影響到教會對民主治理的追求。「權威」和「權柄」在中國教會非常敏感，所以「教會論」是非常需要解決的問題，何為教會？教會何為？治理模式：長老治或會眾制？弟兄姊妹提出要知情權、決策權、監督權、彈劾權，所以每個教會在制定模式架構次序都會面對這樣的挑戰。
宋軍提到，分化的中國教會，也是後宗派時期的特點，所以不論在教會、公司各層面都需要表明立場「歸邊」。中國教會分門別類：分體制內和體制外，所以信徒會問：「你是三自或家庭教會」；神學上是改革宗歸正教會或福音主義聯盟？地緣關係：是溫州、河南、安徽的教會？階層分為：農民工、知識分子、專業人士、海歸。回應政府方式：登記與否、分散抑或抗爭。
他提醒，教會是否變成非黑即白，要求大家保持一致性才稱為「合一」，即使在同一合理的光譜也不能尊重不同選擇？這也是教會面對的挑戰。
失去年輕人 抗爭行動可行否？
他也憂心，教會正失去年輕一代，學生福音事工全面受限，陷入低迷，牧養實踐難以回應青年信徒的需要：如婚戀、職場、社會思潮、網絡文化、同性戀平權運動；青年信徒、信徒第二代流失嚴重。他談到，教會的辦學潮是「土法上馬」，在缺乏師資，能教的老師真正受過師範教育的人又很少，滿腔熱情希望能教導下一代以信仰為基礎的教育，但是是否已準備好了再開始？因為教育不是白老鼠，如果辦學失敗是無法逆轉。
另有教會弟兄姊妹或傳道人是否合宜委身民運？教會版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主張公民抗命方式，是否可行？另外，網絡暴民：基督徒的「憤青」？語言諸多攻擊漫罵…等。
他期望在上述粗略宏觀觀察教會面對很多危機，也提出幾個深思的問題：甚麼是教會的本末、主次？教會該如何避免與罪汙有份？教會是否應該及如何維護自身的權益？在權益爭取中獲勝是否是教會優先考慮的事情？甚麼是教會該堅持的？甚麼又是可以放下的？教會建築重要，還是跟隨主的人重要？教會該努力進入主流社會？教會要回到權力寶座，還是回到十字架旁見證主？教會該如何影響社會？都值得教會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