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论坛: 海富润案对中国ムㇲリㇺ的影响 - johanzumimvon/zh.bitterwinter1 GitHub Wiki
身着东亚风格服装(汉服、韩服、和服)的穆斯林
中国穆斯林, 又名中国ムㇲリㇺ, 回族人(ホイ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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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富润事件对中国ムㇲリㇺ的影响是:
彻底撕开了汉族(儒释道)与回族(イㇲラㇺ)的不可痊癒的伤口, 也就是回族人再也无法对儒释道文化产生任何信任, イㇲラㇺ中国化突然中止, 并持续到今朝甚至公元2126年第8月15号(北京时间 | 东经120度地方时).
海富润事件造成儒释道的名声碎了一地, 甚至导致间接导致中国家庭教会的产生.
比如在海富润之前, 穆斯林试图用儒释道诠释天方イㇲラㇺ之理, 甚至连建筑形式都是东洋风格(东亚文化风格), 但现在儒释道要把我们(笔者士大夫虽然是汉族人“华人”, 但与回族人在这件事上有同感)不吃猪肉不饮酒的人当成敌人, 我们何不把那些儒家胶当成卡菲勒(كافر, 音カーﾌｨㇻ̲, 口语常常略作カーﾌｪㇻ̲, 音似卡废尔; 维吾尔语则谓之曰كاپىر, カピㇻ̲, سادىق ئەمەس)呢?! 就这样, 回族、维吾尔族等等10～20个民族的教族捆绑思想遂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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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不吃猪肉, 还有个重要原因, 是因为猪肉携带各种病菌、病毒、寄生虫甚至裂头蚴(猪可通过吃青蛙感染裂头蚴, 严重时腿部肌肉有数十条裂头蚴)
毒金属超标，对养猪业的危害远远超过瘦肉精！为什么一直没有引起重视？
我不想吃猪肉, 不止是因为对猪肉不安心, 还有原因是因为中国的检疫制度形同虚设、人情至上; 我没有多少钱、看病贵; 即使有钱, 中国医疗充斥着莆田系骗子、看病难.
我的生命这么可贵且只有一次, 我不想在作光作人间眼目之前就变成残废. 我的生命伤不起, 为此我不如放弃猪肉.
马天英教授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我到埃及开罗(カイロ)大学参观，院长指着一个瓶子，内有用福尔马林(ﾌｫㇻ̲マリㇴ)泡着的细蛇般的绦虫。他说:‘这绦虫是来自中国的。’我听后不大高兴，马上问道：“为什么。”院长说:‘因为中国是世界上吃猪肉人数最多的国家，所以害绦虫病人也占世界首位，旋毛虫和蛔虫均居世界第一，故世界各国都向中国购买这种虫做标本。’我听后无话可答。”
______圣海《嚮肉食说No·你吃的那块肉健康吗》
アメリカ男子吃生猪肉身上长满绦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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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肉绦虫很容易發生自体感染(反胃时甚至肠道蠕动异常时)甚至成虫的异位寄生
近日，美国佛罗里达(ㇷロリダ)大学急诊医学助理教授萨姆·加利，发布了一组令人震惊的X光片，显示一名男子因烹饪时不小心犯下严重错误，导致体内感染绦虫，遍布钙化囊尾蚴。加利医生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这一病例，称其为“见过最难以置信的X光片之一”。
加利医生介绍，这名男子因食用未煮熟的猪肉，导致猪带绦虫的幼虫囊尾蚴在体内寄生，并在骨盆周围的软组织中留下大量虫卵。这些虫卵在X光片上呈现为小白点，遍布男子下半身。
囊尾蚴病可由猪带绦虫的幼虫囊尾蚴引起，可遍布全身，主要集中于臀部和腿部的肌肉和软组织。加利医生警告称，如果囊尾蚴游走到大脑并在那里停留，会导致头痛、意识混乱、癫痫发作甚至死亡等严重神经症状。
医生提醒公众，千万不要吃没熟的猪肉，以免感染寄生虫。此前已有类似案例，一名男子因食用生猪肉导致大脑中寄生一条绦虫，经过治疗才得以康复。
男子吃未煮熟猪肉致听力急剧下降
近日，深圳龙岗，53岁男子老詹的左耳顺利植入了人工耳蜗。三个月前，老詹把冰箱里的菜和猪肉炖在一起凑合吃，第二天竟出现头痛、听力急剧下降、走路不稳等症状，甚至出现了喷射性呕吐，经检查是猪链球菌导致的脑膜炎，医生怀疑是老詹吃了未煮熟的猪肉导致的。经过一系列治疗，老詹脑膜炎的病情逐渐好转，但双耳却永久失去听觉功能，平衡功能也受到损伤，最终植入了人工耳蜗。
医生介绍，细菌性脑膜炎会对患者的听力造成永久性的不可逆损坏。细菌性脑膜炎可引起耳蜗纤维化和骨化，这一过程最早可在脑膜炎感染后3天内发生，并可持续多年。
由于儒释道总是要把全世界的人变成像印度种姓制度那样(也许, 儒家文化的三纲五常尊卑长幼有序思想就来源于白色人种早期种姓制度, 让我想到了虚伪的来自白色人种的马列共产主义, 希望对考古学感兴趣的有志之士能探索探索), 而海富润事件彻底嚮全世界的“猪”暴露了儒释道的撒旦本质, 即儒家与法家的本质是动态化的种姓制度, 因此海富润事件表面上是ムㇲリㇺ之事, 但也影响了基督徒甚至上座部佛教.
海富润事件间接导致了中国家庭教会对中国共产党的不服从; 也导致了一些汉族人(华人)对大乘佛教的质疑(大乘非佛说).
更长远地说, 海富润事件还与云南回乱、六四事件等等事件有着一定的联系.
最难以置信的是, 海富润事件还导致中国家庭教会(基督教)、回族人等等十几种胡人(イㇲラㇺ)、上座部佛教等等信仰的互相学习甚至联合.
海富润事件
海富润事件, 又名海福润事件.
1781年在中国境内发生的社会事件
中国清代乾隆时期对回族穆斯林进行的一起文字狱迫害。
中文名
海富润事件
发生时间
17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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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详情
海富润
海富润，回族。海南岛崖州三亚村人。虔信伊斯兰教。曾在广西、湖南、湖北、安徽、陕西等省回民地区游学8年，并在陕西大荔、渭南等地长期居留。
事件详情
乾隆四十六年(1781)海润富自陕西返乡，途经汉口，居住礼拜寺内，结识附近一热心刊印汉文经籍的南京回民袁国祚。袁赠送他《天方至圣实录年谱》一部10本与《天方字母解义》、《清真释疑》、《天方三字经》各1本。回归海南途中，在桂林被知府贵中孚搜查出阿拉伯文经籍2l本与上述各书后当即逮捕，并上报广西巡抚朱椿。朱椿一面行文通报江南各省查办，一面上奏朝廷，以“各书内大义，通系揄扬西域回教国王穆罕默德之语”为由，罗织3条罪状： (1)“其书名《至圣实录》已属僭妄”。(2)“于庙讳不知敬避”。(3)“序、引、凡例、纪事、辩论等类，狂悖荒唐之处，不一而足”。且怀疑海富润是“漏网甘肃番回”(即苏四十三起义分子)，要各省对向他传经供饭之人逐一查处，并焚毁书籍版本，法办著者、译者、刻版者、散發者。湖北巡抚接到朱椿行文后，即将袁国祚逮捕。江南巡抚即明令江宁、镇江、松江各地查办。将袁国祚之兄袁国裕及有关人士谈在文、改绍贤抓捕解往北京。各地回民闻讯惊恐不安。乾隆皇帝接朱椿奏折后，立即严词训斥，认为“所办殊属过当”，指出“旧教回民，各省多有”，“其平日所诵经典多系相沿旧本，并非实有谤毁，显为悖逆之语”。下旨释放被捕人士，发还书籍，“俱不必查办”并不得“藉端需索滋扰”。袁国祚在汉口被释放后，北上京师，以《至圣实录》敬呈乾隆，经御批布告天下，使此类书籍得以合法印行。乾隆四十七年(1782)内阁奉旨将朱椿革职留任，有关省份将奉旨办理此案详情上奏。此案处理对清代前期一些地方大吏迫害各少数民族穆斯林之风有所遏止。
海福润事件
清代官员
清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农历5月，广东崖州三亚村回民海富润因携带《天方至圣实录年谱》等伊斯兰教汉文经籍，在广西桂林境内被官府逮捕入狱，由此引发史称为清代回族伊斯兰文字狱的海富润案。
中文名
海福润事件
主要人物
海福润
海富润，广东崖州(今海南省崖州)三亚村人，回族。清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离家北上学习伊斯兰教知识，先后在广西、湖南、湖北、安徽、陕西等地游学，并在陕西大荔、渭南等地清真寺内长期进修，学有所成。
清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海富润结束了七年的游学生涯，自陕西启程返乡。途经汉口时，因病暂住观音桥礼拜寺内，在此结识了裕兴帽老板袁国祚。袁国祚，又名袁二，字景初，江宁府上元县(今江苏南京)人。出身经学世家，对伊斯兰教满怀热忱，他曾于清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捐资刊刻刘智所著的《天方至圣实录》，并为之作序。他非常体谅那些迢迢数千里负笈游学的念经人，当得知海富润染病住在礼拜寺内时，主动前往住处探望，并赠送《天方至圣实录年谱》等伊斯兰汉文经籍十余部。海富润痊愈后，便携带这些经书自汉口南归。
此时，正值苏四十三领导的回、撒拉等族穆斯林起义失败之际，各省督抚官员皆奉旨缉查“匪徒”及违碍书籍。海富润行至桂林时，因自己发辫病愈后脱落，招致巡查官兵的注目。官兵见他初蓄发辫，状似还俗僧人，于是叫来问话。海富润答道：“小的名叫海富润，系广东崖州三亚村回民，游学已阅七年，发因病脱，新蓄未长。”官兵查其行李，从中搜出所携带的经书，随即上报知府。桂林知府贵中孚查看了《天方至圣实录年谱》等经书后，以书名“至圣实录”及其内容僭妄狂悖荒唐为由，拿海富润下狱。
在中国封建主义社会中，都有避讳之说。如在清朝，玄字、烨字、胤字、弘字等，都要缺末笔，因为这些字都被皇帝的名号采用过，再如写玄烨的“烨”字及弘历的“历”字时，还要在烨字旁添写“烨”字，在历字旁添写“历”字，为此烨字应以烨字恭代，历字应以历字恭代，如果不按此规定，就会被以不知避讳、僭妄之罪论处。据此，海富润所携带的《天方至圣实录年谱》中，“至圣”的“圣”字就属未敬避康熙的庙号“圣祖”，“实录”两字则只能由“帝王纪载”之用，如《高宗乾隆皇帝实录》等。知府贵中孚想以此请功领赏，于是借题发挥，拿海富润下狱，逼问事情缘由。海富润如实供道：“小的是广东琼州府崖州三亚村回民，乾隆三十九年四月，小的自家起身，到广西，湖南，湖北、安徽、陕西，除安徽无人传经，其余俱有传经供饭之人。至四十六年十月间到湖北汉口观音桥礼拜寺养病。本年春间，有江南袁二在汉口礼拜寺左首相离二十多房子开张帽铺，送小的《天方至圣实录年谱》一部十本，《天方三字经》一本，《五功释义》一本，《清真释疑》一本，《天方字母解义》一本。是书板是江南才有。袁二人人称为太爷，约六十多岁，中样身材，苍白胡须。”
桂林知府将此详禀广西巡抚朱椿。朱椿将汉字书五种逐一签出开单进呈皇帝御览，恭折由驿驰奏。另外通知江南各省查办，除海富润所供裕兴帽店老板袁国祚外，所有传经供饭之人，要另行逐一缉拿研讯。湖北巡抚姚成烈接到朱椿来咨，当即经密委司道前赴汉口镇将袁国祚拿获，搜出所存书籍。
提讯中袁国祚供道：“系江宁府上元县旧教回民，年已七十。其书皆得自江宁已故回人刘智从回经译出，给同教回民诵习，伊曾转送广西盘获之海富润五种，并未传给民人诓骗银钱，亦无别项不法事情。”姚成烈又传询保、邻舍，都供称袁国祚在汉贸易，实系安分守法，遂将所办理之事一一回禀。
此时，两江总督萨载也接到朱椿来咨，咨文称：“拿获回匪海富润，搜出汉字书五种，回字经二十一本。讯据供有同教之江宁袁二送《天方至圣实录年谱》等书，板片现在江南等情。查汉字书内语多狂悖，签出进呈恭奏：飞咨檄饬所属将袁二所赠海富润各书籍、板片搜查解京销毁，并严查袁二及作序之华亭县人改绍贤及著书之刘智、金天柱等，速拿到案，迅速办理”。萨载看过咨文后，立即命地方官员查办。 江宁布政使刘墫同上元、江宁、华亭等县查拿刘智、金天柱、改绍贤及袁国祚家。此时刘智早以去世多年，金天柱也久经外出，不知音讯。官府无从追查，后将刘智之孙刘梦义拿获。
经审讯得知《天方性理》、《天方典礼》两书板存镇江谭在文家，遂又通过镇江官府将谭在文连同书本、板片查抄。时任提督衙门书办的改绍贤，也被松江府饬发到县讯问。不仅如此，两广总督还令皂司及雷琼道府搜查了省城礼拜寺及远在崖州三亚的海富润家，云贵总督富纲也密札石屏州知州亲赴为《天方至圣实录年谱》作序的、年已八十六岁高龄的赛玙家搜查。其它各省官员也在慌手忙脚地查拿曾给海富润传经供饭之人。一时间，普天之下回民皆“贼”。
朱椿将此事写成奏折上呈乾隆帝，他在奏文中详述了查拿海富润案件的经过，奏文说：“查其行李，箱内有抄录回字经二十一本。据称或系自抄，或系买来，至其中有无违碍，无从识辩。又汉字《天方至圣实录年谱》一部十本，《天方字母解义》一本，《清真释疑》一本，《天方三字经》一本，俱系江宁回人刘智所著，袁国祚等于乾隆四十暨四十三等年刊行，板系袁氏家藏。各书内大意通系揄扬西域回教国王穆罕默德之语，其书名“至圣实录”已属僭妄，且以本朝人译刻而于庙讳御名不知敬避。又序，引，凡例、纪事，辩论等类，狂悖荒唐之处不一而足。严讯海富润，据供于乾隆三十九年间自籍起身，历经广西，湖南、湖北，安徽，陕西等省，除安徽无人传经外，其余均有传经供饭之人，而在陕西大荔，渭南等县最久多所带前项五种汉字书系四十六年自陕西回至汉口，因病居住礼拜寺，有寺侧开张帽店之同教江宁人袁二所赠等情。并据两司禀同前事，由臣查回字经二十一本。臣因愚昧，不能辨识有无违碍之处，而汉字五种实多狂悖荒唐。且该犯系陕西回粤，恐系甘省番回漏网逆党。其供认各省均有传经供饭之人，似此煽惑人心，尤应逐一究明，从重案拟治罪。臣现在提犯研鞫确实情节，飞咨该犯原籍广东，严查有无另有悖逆不法字迹；并咨江南暨各省督抚查缴前项书籍板片，解京销毁；并咨拿译刻，散布暨著书、赠书各犯审拟治罪。谨将搜获各书敬缮清单同书咨部，恭呈御览；所有盘获回匪搜获书籍缘由，恭折由驿驰递奏闻。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乾隆大帝看过奏章后，考虑到西北地区苏四十三起义刚镇压不久，回民紧张情绪尚未稳定，担心由此激起民变而“不胜其扰”。因此，精于统治权术的乾隆大帝不但没有深究此事，相反却降旨斥责查办官员，这使本想借此博得皇帝赏识的朱椿等人，一时间不知所措。
乾隆大帝在给朱椿的上谕中说道：“据朱椿奏盘查回匪、搜获书籍，现在严办一折内称：据桂林府知府贵中孚禀报，盘获广东崖州回民海富润有抄录回字经二十一本，又汉字《天方至圣实录年谱》等书，系江宁回民刘智所著。书内大意约略，揄扬西域回教国王穆罕默德之意居多。据该犯供称，得自江南回民袁二所赠。已咨各督抚查缴书籍，恐系甘省漏网逆党以此煽惑人心，现在逐一严究，从重审拟等语。所办殊属过当！甘省苏四十三系回教中之新教即邪教也，至今已办尽根株。其于旧教回民，各省多有，而在陕省及北直居住者尤多．其平日所诵经典亦系相沿旧本，并非实有谤毁，显为悖逆之语。且就朱椿现在签出书内字句，大约俚鄙者多，不得竞指为狂悖。此等回民愚蠢无知，各奉其教，若必鳃鳃绳以国法，将不胜其扰。况上年甘省逆番滋事，系新教与旧教相争起衅，并不借经典为煽惑。朱椿独未闻知乎了朕办理庶政，不肯稍存成见。如果确有悖逆狂吠字迹，自当按律严惩，不少宽贷。若如此等回教书籍，附会其词，苛求字句，甚非朕不为已甚之意。此事著即传谕朱椿并毕沅等，竟可毋庸办理。嗣后各省督抚遇有似此鄙俚书籍，俱不必查办，将此一并传喻知之。钦此。”
该上谕递往各省巡抚衙门后，乾隆大帝又相继接到湖北巡抚姚成烈、江苏巡抚闵鹗元及两江总督萨载等人关于查办该案中赠书、作序、刊书之人的折子。这使本不愿看到事态扩大的乾隆大帝极为恼火。遂通饬各省督抚立即省释拘押人员，停止查办，并以朱椿不谙事理轻重，将其革职降二级调用。此外，各省参与查办该案的官员，均受到降旨斥责。
乾隆大帝在给两江总督萨载的上谕中说：“萨载接准朱椿咨会，并不权衡事理之轻重，遽行飞饬各属将改绍贤等搜查解押究审，如此矜张办事，殊非大臣实心任事之道，实属可鄙可笑。萨载久任封疆，在督抚中尚属老成历练、明白晓事之人，乃亦与朱椿之初任巡抚、遇事茫无主见者相同，能不知所愧乎？地方大吏遇有奸民倡立邪教即惑众敛钱之事，自当实力严查究办，务净根株，以除风俗人心之害。若回教民人，各省多有，无论西北省分，居住者固多，即江南一带零星散处，其饮食作息俱与平民相等，不过不食狗豕肉耳。如以传习经典与邪教悖逆之书一例查办，则安分守法之回民转致无所措其手足。且从前山东王伦及甘省王伏林等滋事不丸回民中即有首先奋勇打仗者，即上年苏四十三之事，其旧教回民倡义率众协同官兵剿捕，甚为出力，经朕节次奖赏，则朕之视回教民人皆吾赤子，各省督抚安得歧而二之乎?现在所办此案查拿之改绍贤诸人，虽已据萨载折内声明业经遵旨概行省释，其书籍、板片亦即给还，并当出示详晰，晓渝回民务使循分守法，各安本业，毋致惊惶扰累。”
至此，惊扰大半个中国，使当时穆斯林民众人人自危、胆战心惊的“海富润案”告终。尽管该案的解决是以乾隆大帝为了达到其羁縻政策的需要，在统治权术上所做出的让步实现的，但客观上压制了当时各地政府满族、汉族官员歧视和迫害穆斯林之风，使他们在这方面借题捞取政治利益的行为有所收敛。
乾隆年间一起波及镇江回族的“文字狱”
“文字狱”是中国封建皇权专制的畸形产物，清朝尤甚。乾隆时，共发生一百三十余起“文字狱”事件。
士大夫评论
CPC不了擅长文字狱吗?!
乾隆四十七年发生的“海富润案”文字狱，就曾波及镇江谭氏回族。
广东崖州（今海南省）三亚村回民海富润，曾先后赴广西、湖南、湖北、安徽、陕西等地学习伊斯兰教知识。乾隆四十六年（1781）学成，自陕西启程返乡。当年十月途经汉口，因病暂住观音桥礼拜寺内（今汉口民权路清真寺）。其间，结识裕兴帽店老板南京回民袁国祚，袁对海富润多有照顾，时常前往探望，并赠送《天方至圣实录年谱》、《清真释疑》、《天方性理》、《天方典礼》等阿拉伯语和汉语书籍二十一本。次年初春，海富润病愈，便携带这些经书自汉口南归。
当时，正值甘肃苏四十三领导的回族、撒拉族等反清起义失败之际，各省官员皆奉旨缉查“散逃余匪”。海富润行至桂林时，因其发辫病愈后脱落，初蓄发辫，招致巡查官兵的注目。因他是回民，又从西北过来，从其行李中搜出经书若干册，随即上报。桂林知府贵中孚查看《天方至圣实录年谱》等经书后，发现“至圣”的“圣”字未敬避康熙的庙号“圣祖”，且擅用“实录”二字。遂想借此邀功领赏，于是借题发挥，拿海富润下狱，刑讯逼问事情缘由，并连夜详禀广西巡抚朱椿。
朱椿接报后，将五种汉语书逐一签单，于五月十三日专折驰奏，进呈皇帝御览。同时，朱椿通知江南各省协办，要求所有曾给海富润传经供饭之人，都要逐一缉拿讯问。咨文称：“拿获回匪海富润，搜出汉字书五种，回字经二十一本。讯据供有同教之江宁袁二送《天方至圣实录年谱》等书，板片现在江南等情。查汉字书内语多狂悖，签出进呈恭奏：飞咨檄饬所属，将袁二所赠海富润各书籍、板片搜查解京销毁，并严查袁二及作序之华亭县人改绍贤及著书之刘智、金天柱等，速拿到案，迅速办理”。
湖北巡抚姚成烈接到朱椿来咨，当即派人前赴汉口镇将袁国祚拿获，搜出所存书籍。两江总督萨载接到朱椿咨文后，立即命地方官员查办。江宁布政使刘墫同上元、江宁、华亭等县查拿刘智、金天柱、改绍贤及袁国祚家。而此时刘智早已去世多年，金天柱也久经外出，不知音讯，官府无从追查。为了交差，后将刘智之孙刘梦义拿获。经审讯得知《天方性理》、《天方典礼》两书板存镇江回民谭在文家，遂又通过镇江官府将谭在文一家老小连同书本、板片查抄。时任提督衙门书办的改绍贤，也被松江府饬发到县讯问。不仅如此，两广总督还令皂司及雷琼道府搜查了汉口礼拜寺及远在三亚的海富润家，云贵总督富纲也密札石屏州知州亲赴为《天方至圣实录年谱》作序的、年已八十六岁高龄的赛玙家搜查。其他各省官员也在慌手忙脚地查拿曾给海富润传经供饭之人。一时间，普天之下回民人人自危。
乾隆接到奏章后，考虑到苏四十三起义刚镇压不久，回民紧张情绪尚未稳定，担心由此再次激起民变而“不胜其扰”。善营统治权术的乾隆，非但没有深究此事，相反却降旨斥责朱椿等查办官员。上谕递往各省巡抚衙门后，乾隆又相继接到湖北巡抚姚成烈、江苏巡抚闵鹗元及两江总督萨载等人关于查办该案中赠书、作序、刊书之人的折子。这使本不愿看到事态扩大的乾隆，大为恼火。遂通饬各省督抚立即释放拘押人员，停止查办，并以朱椿不谙事理轻重，将其革职降二级调用。此外，各省参与查办该案的官员，均受到降旨斥责。至此，这场从乾隆四十七年五月十三日到六月二十二日，惊动大半个中国的“海富润案”落下帷幕。
“海富润案”事件中，迫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生存本能，镇江部分谭氏回族改姓“谈”，融入本地的谈氏回族中；另一部分则隐藏个人信息，远徙西北陕、甘、宁地区，至今他们的后人都一直坚称：自己的老家在江南。
“海富润案”后，袁国祚不顾年迈，专赴京城，托内务府呈奉全套精装《天方至圣实录年谱》给乾隆详阅，为安抚因此事受牵连的大批回族人士，乾隆特予赏赐。袁国祚兴奋返回南京，联系镇江谭在文，联手再版《天方至圣实录年谱》数部，特在前几页增加“恩纶叠沛”、“御览”等字样，并把广西巡抚朱椿的奏折，以及乾隆皇帝的御批全文刊录，致使该书一时呈“洛阳纸贵”之态势。谭在文刻版《天方典礼》还被收入《四库全书总目》。此后，谭在文把自家经营多年的各类经书木刻板片悉数捐赠山巷清真寺收存。直至新中国成立后，镇江木刻版回族伊斯兰教典籍仍在全国发行，并被北京民族文化宫、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以及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等机构收藏，可见其影响力之广。可惜的是，这些数以万计的伊斯兰教木刻经板于“文革”中被付之一炬。
相关链接
镇江伊斯兰教木刻版经书
我国早期伊斯兰教汉文译著和伊斯兰哲学理论书籍大部分由镇江刻板、印刷和发行，为传播伊斯兰文化，促进文明对话，引导伊斯兰教与中国社会相适应，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和积极贡献。
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对此曾有客观的评价，“在全国，其名较著、贡献较大者，则民国之初时成都经书流通社、镇江山巷清真寺、云南振学社、北平清真书报社。”（《中国伊斯兰史存稿》）
镇江历史上伊斯兰教刻经处有：京江谈氏刻经处、清真堂刻经处、西大寺信一堂刻经处、穆源学堂刻经处、德润书局、启承堂刻经处等。
从康熙年间到解放初期，镇江参与印书的穆斯林，以谭在文最早。其他还有童国谨、童琮、童镕、金全义、杨德诚、杨贯之、夏容光等，多以“京江童氏”、“京江谈氏”、“镇江清真寺”、“镇江城外清真寺”、“京江清真寺”等署名刊印。
清朝时期伊斯兰教文字狱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的苏四十三起义被镇压后，乾隆视马明心创立的新教哲赫忍耶为“邪教”，心生警惕，对全国穆斯林从上到下进行严密的控制，下达圣谕缉查“散逃余匪”、搜查所谓违禁书籍。
各省官员对此圣谕不敢疏忽,自发动员起来，改行当了缉查员，秉着对“余匪”认定标准从宽的态度，挖地三尺，在各自辖区里翻了个底朝天，闹得四处鸡犬不宁。几乎所有的清真寺和每户回民都受到了盘查和监视,连与伊斯兰教关系很少的奉天、广西、广东边远乡村都不例外。
那段时期的穆斯林日子过得真是苦哈哈，虽然守自己的本分，可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一件莫名其妙的事牵连就要被抓进县衙里过夜。期间最经典的案例莫过于海富润事件：
这位广东崖州（今海南三亚崖城镇）回民穆斯林海富润同志，当时出外游学归来，一路风餐露宿积劳成疾导致生病，痊愈后头发大部分脱落，虽不至秃顶，但也无法编结发辫，为他后来埋下了祸根。海富润行至桂林时，巡查官兵发现他“不僧不俗，形迹可疑”，二话不说立马拘捕。接着又从他行李中搜出经书《天方至圣实录年谱》《清真释疑》《天方性理》等书籍二十一本。通过刑讯逼问，广西巡抚朱椿得知刻书人是袁国祚，经书作者是刘智、金天柱、改绍贤等人，还有一路上为海富润传经时提供过饭食的各省百姓的名单。
朱椿为了邀功领赏，以“五百里火票”飞速驰奏朝廷:“该犯(海富润)从陕西回粤 ,极有可能是苏四十三反清的漏网逆党，其供认各省均有传经供饭之人。以此煽惑人心。”同时还紧急行文通报广东、湖南、湖北、江苏、云南等地督抚,缉拿讯问袁国祚及各本经书的作者，严厉查办海富润南归途中为他“传经供饭之人”，旨在一网打尽,斩草除根,不留子遗。
各省督抚邀功心切,积极配合行动,臭名昭著的特务组织锦衣卫、东厂、西厂、内行厂纷纷赤膊上阵。
崖州官府首先抄搜了海富润之家,还搜查了三亚村清真寺,经籍搜缴殆尽；
湖北巡抚赴汉口镇将袁国祚拿获,搜出多种汉文经籍，其兄袁国裕也在江宁被捕；
刘智早已去世,金天柱不知踪迹而得以幸免,为了交差，便将刘智之孙刘梦义拿获，其家均被查抄；
改绍贤被捉拿后,因书中提及胡世雄，江苏巡抚就迅速通知安徽巡抚,提胡世雄来江苏归案；
因《天方性理》等书版片存镇江谭正安家,谭正安也被查抄；
为《天方至圣实录年谱》作序的、年已八十六岁高龄的赛玙家也被搜抄......
风声鹤唳，普天之下穆斯林人心惶惶!
乾隆接到各省的奏章后，不愿看到事态扩大，毕竟在苏四十三起义中 ,杀了不少人 ,地方残破,各族人民敢怒而不敢言。今若在内地回民中再兴起文字狱，唯恐再次激起民变，于是乾隆便降旨斥责朱椿等查办官员，还连续下诏告示：“海富润所持经典自唐宋以来早流传中国，回民中亦家喻户晓”、“上年甘省逆回滋事属新教与旧教相争,不应借经书为煽惑”、“回教民各省多有,若把传习经卷与邪教之书一并查办,则安分守法的回民将如何是好”......
至此，这场惊动大半个中国的伊斯兰教文字狱就此平息。
但是，乾隆在上谕中又称穆斯林“愚蠢无知”,称《天方至圣实录年谱》等书为“鄙俚书籍”,说明乾隆至始至终都不改变对穆斯林的歧视态度。
清朝时期穆斯林苏四十三起义
苏四十三起义是乾隆年间西北地区的回族与撒拉族穆斯林的起义。西北的甘、宁、青是穆斯林聚居区，清廷为了加强对穆斯林的控制，采取“以回制回”政策，用各种手段拉拢这些地区的穆斯林上层人物，给予他们高官厚禄和各种封建特权。
从乾隆二十年(1755年)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的20多年中，西北地区交替发生雹灾和旱灾，加上生态环境本身恶劣，风沙大植被少，导致穆斯利农民有些年几乎颗粒无收。即便是这样，官府和穆斯林地主阶级也没有实行轻徭薄赋，他们继续横征暴敛，鱼肉乡里，搜刮民财。底层百姓生活极其贫困，迫切需要寻求精神上的解脱和安慰，而此时伊斯兰教“格底目”派带给教民的宗教负担也很沉重，除了要缴纳“天课”、“费图尔”、“乜贴”外，碰到红白喜事、婚丧葬礼等仪式时，请阿訇(伊斯兰教学者，也叫毛拉)到家里来念《古兰经》不仅要付给阿訇丰厚的报酬，还要设宴款待，请客送礼，这令教民不堪重负。更别提那些赤贫的人，他们不单念不起书，也信不起教。
在这种背景下，西北地区的穆斯林投向了能带给他们某种慰藉的苏菲派的怀抱，苏菲派在西北的影响越来越大，逐渐成了占主导地位的派别，改变了自唐代开始800年来“格底目”派一脉相传的局面。
当时苏菲派有四大门宦(哲赫忍耶、虎非耶、戛迪林耶、库布林耶)，每个门宦中又分别形成若干个小的支派门宦。这些门宦的宗教头人(教主，也是导师)，原是一些有声望的专注于精神修炼的传教者，有些门徒跟从他们学习和修炼，慢慢发展为类似教会的机构，最终形成门宦。
花寺门宦就是虎非耶的其中一个支派，创始人马来迟曾赴麦加朝觐，游学阿拉伯各地，后马来迟之子把花寺门宦传入青海循化。马来迟给教民所念的《冥沙经》要比《古兰经》短得多，因此念经取酬也很低，且不主张遇到吉事和丧事必请阿訇，这也是花寺门宦初期获得人心的地方。
对于苏菲派各门宦而言，对外传教是教派扩张的主要途径，教派的经费来自教民的捐助。期间教主的能力很重要，如果能力不行，便吸引不了其他的穆斯林。各个门宦的第一代导师(有的也包括第二代)大多都是学识渊博，淡泊名利，乐于奉献，富有人格魅力的人。然而因为一些门宦把教主职位由传贤制变成“父传子受”的世袭制，导致他们去世后的子孙除极少数外，大都慢慢丢弃了先辈们热衷修炼、淡泊名利的传统，开始走向聚敛财富，追逐权势的道路。
随着门宦的不断扩张和教民们的束修供奉，门宦的教主、掌教、阿訇的宗教收人和个人财富不断扩大。教主从而变成富甲一方的大地主，掌教、阿訇等自然也成了小地主。他们利用这些财富购置土地，再把土地租给教民耕种以便收取地租，或由教民出钱请人代耕，或由教主直接使唤贫苦教民无偿耕种。
门宦宗教活动越来越繁多，阿訇动则以各种理由、如以修拱北(圣徒墓)为名，向教民强派硬要，大兴摊派之风。花寺门宦还通过念经向教民勒索羊只和布匹，为此回族、撒拉族穆斯林很是不满！恰好听说甘肃阶州有个回回马明心，从西域学成归来后创立了一个新教派---哲赫忍耶，此新教所取念经钱仅要五十文，从不多收钱，村里每个角落里都在议论着这位老人家传的是穷人的宗教，说他真的不要海地耶（施散财物）。于是大家就把他请到循化来传教，与花寺门宦唱对台戏。
哲赫忍耶门宦传承奉行“传贤不传子”，马明心主张把教主这个位置传给贤能的人，并以此为教规作为打击世袭制花寺门宦的有力武器。不仅如此，哲赫忍耶还提倡减轻大众负担，周济穷人，他的做法符合穷民的利益，赢得了中下层教民的拥护，成为四大门宦中人数较多、传布地区最广的门宦。众多原本花寺门宦(清史称之为旧教)的信徒由此改奉新教哲赫忍耶，10个撒拉人中就有8-9个改奉新教。
《钦定兰州纪略》卷六阿桂、和珅奏折中，称撒拉人“共有千余户。随苏四十三新教为逆者八百余户”。由此看来，新教的声势“反盛于花寺门宦“。
哲赫忍耶创立之初，花寺门宦就诬新教为'摇头教’，意指新教念经时双膝打跪，肩膀左右摇摆之态。面对新教在自己的地盘上迅速的发展、争夺教众，马来迟深感不安。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你新教动了我花寺的蛋糕，我当然要跟你产生冲突。于是花寺门宦向官府控告新教是“邪教”，官府遂判将马明心驱逐出循化。马明心虽被驱逐，但他所传播的新教在循化依然得到发展，其中得力的信徒中就有贺麻路乎和苏四十三。
1769年，两派又向官府互告、结果官府把新教的贺麻路乎(马明心的大弟子)一顿枷打，充军到乌鲁木齐给兵丁为奴，还查封新教3座清真寺。1773年，又有20多户改奉新教，花寺又去控告，在路上遇见新教的人，双方又打起来，这种教争持续近20年。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新老教双方在循化连续两月械斗不止，互有杀伤。陕甘总督派兰州知府杨士玑同河州副将新柱前往查办。循化地区新教领袖苏四十三等率众假扮花寺教员到白庄迎接新柱，以便探听官府的意图。新柱问“你们是新教还是老教？”苏四十三答“是老教”，新柱遂当众表露心迹，说“那你们不要担心了，新教若不遵法，我当为老教做主，尽洗新教”(《循化志》卷八)。清朝官员毫不掩饰自己仇视新教的恶劣态度,能不激起新教的愤慨吗？
这场新老教之争,不仅仅是单纯的教争,还包含着维护和反对封建特权的因素。老教反对新教,是由于自身封建性越来越雄厚,其上层为了维护它的特殊地位和既得利益,不承认新教的合法地位。此时若官府采取调解平息教派争端的做法，苏四十三也不至于起义，谁知这些官吏为了维护其共同的经济、政治利益，选择偏袒老教,并要“尽洗新教”。
苏四十三搞清官府的意图后，造反的信念更加坚定。当晚便率领新教1000多人攻进白庄，杀死新柱，正式揭开了反清起义的序幕。参加起义的不仅有撒哈拉人，还有许多回回人。第二天，起义的群众包围了旗台堡，杀死在那里坐镇的杨士玑等十余位官吏。3月21日，2000多名新教穆斯林越过大力加山，直捣河州城，杀死多名官吏，并打开监狱，释放全部犯人，此举受到各族人民的欢迎，一路上又有回、汉等500余人加入起义行列。
总督勒尔谨获悉河州被苏四十三等义军攻陷后，为了等待清朝援军的到来，下令逮捕了此时在官川的马明心及其子婿，把他们关在兰州监狱里，作为人质。苏四十三为搭救导师马明心、率众夜渡洮河，直奔兰州。
布政使王廷赞推马明心登城劝苏四十三平息战争，马明心在城头“俯向城下作番语数句，声色甚厉，俄挽头巾掷城下”，表示了对清廷的极大愤慨和为穆斯林献身的决心。起义教民见状，倍受鼓舞，纷纷“滚鞍下马，口称‘圣人’，挥泪如雨，跪拜诵经，且作番语”。总督勒尔谨恼羞成怒，待马明心走下城坡后便杀害了马明心。
苏四十三的起义军围攻兰州后,朝廷大为震惊,乾隆在处理这个问题时,首先采取的是“以回制回”，利用新老教之间的矛盾，挑动穆斯林之间“公报私仇”。于是清廷把老教武装起来,用他们去打前锋,使回族撒拉族的穆斯林自相残杀。苏四十三在兰州攻城不下，退守华林山，7月被清军攻破，苏四十三等全部牺牲。 《钦定兰州纪略》记载： 贼人狠戾成性，虽负伤甚重，苟有残喘俱尽力抗拒，不肯束手就缚，有中箭五六枝尚持石奋击者！ 冲出血围的数百余名战士，仍抢夺尸体、抢夺粮食雨水。六月二十一日消息，他们又断水三天。 七月五日，官军最后屠杀开始，激战至七月六日黎明，四百五十名勇士殉教，近七十名勇士被俘，后被杀，无一人投降。
哲赫忍耶的起义圣战，至此结束。
苏四十三反清起义失败后,清朝统治者对参加起义的新教信众及其家属,采取了斩尽杀绝的残酷镇压措施。马明心和苏四十三的家属,以及所有跟从他们念经礼拜的新教男壮穆斯利全部被斩决。上述被害者的妇女家属被发遣伊犁赏给厄鲁特兵丁为奴,幼男发往云南普洱、广西百色极边烟瘴地方充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