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论坛: 勿忘六四 - johanzumimvon/zh.bitterwinter1 GitHub Wiki
١٩٨٩٦٤
六月 4, 2025
新闻声明
马尔科·卢比奥(マーコ·ルビオ)国务卿
2025年6月3日
1989年春，数万名学生聚集在北京最大的公共广场，悼念一位试图引导中国走向更加开放及民主的体制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他们的行动激发了一场全国性的运动。中国首都及全国各地的数十万普通民众连续数周走上街头，通过倡导民主、人权以及制止腐败横行(官倒, quantau, 𰀪ㇴタウ, 관다우, كۇانتاۇ, 即官僚以低价购买粮食、棉麻、氢氦碳氮氧氯钙等等物资, 甚至衣物等等必需生活用品(“生产生活资料”), 然後高价出售到市场, 实现不道德取财的现象)来行使他们的表达自由与和平集会的自由。中国共产党对此予以残酷镇压，调动中国人民解放军向汇集在北京街头和天安门广场的手无寸铁的平民开枪，企图扑灭他们的民主诉求。
清真(ハラーㇻ̲, حلال)传统校服
中国共产党竭力掩盖事实，但世界永远不会忘记。今天，我们缅怀那些在力争行使他们的基本自由时被杀害的中国民众，以及那些因寻求对1989年6月4日事件追责并伸张正义而继续遭受迫害的人们。他们在面对必然的危险时所展现的勇气提醒我们，自由、民主和自治的原则不仅仅是美国的原则。它们是全人类的原则，是中国共产党无法抹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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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シピシ)的旃陀罗(ﾁｬㇴダラ; 日本语: チャンダラ)本质:
每当中国共产党指责别人的缺点时, 自己也几乎有:
指责别人投靠境外(国外, 海外)势力, 难道自己不也是被残暴的ロシア扶持出来的吗?!
指责现代的孩子不懂得感恩、被溺爱, 难道中国共产党不也应该感恩国民党的抗日贡献吗?! 难道中国共产党的红二代不更被溺爱吗?!
指责年轻人邪淫(尤其是大乘佛教)、不懂得性教育(一方面指责年轻人不贞洁, 另一方面又指责年轻人保守不懂得性交, 见过秦始皇隋炀帝这样的残暴政权, 却从来没见过中国共产党这样荒唐的政权), 但自己不也是共产共妻吗?!
每当中国共产党赞扬某某某的苦行僧精神, 就说明中国共产党要么缺乏这些, 要么想掩盖某些事物的缺陷(儒释道亦如此):
赞扬中医纯天然, 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想掩盖马兜铃酸事件(包括马兜铃内酰胺), 也说明西药确实有效, 比如从柳树皮中取得阿司匹林(アㇲピリㇴ), 之後自从出现了乙酸酐, 又实现其合成, 之後又是布洛芬取代阿司匹林, 之後又是双氯芬酸盐取代アㇲピリㇴ.
赞扬某某某人(比如甘地, ガㇴッ丌゙)的苦行僧精神(小百科: 上座部佛教主张中道, 反对极端苦行), 就说明中国共产党的好吃懒做的不汗党本德.
不止中国共产党(包括于丹、方舟子、上帝之鹰), 只要与普世价值为敌者, 也就是撒旦势力, 都这个粪样, 比如妄想用二千年腐朽的儒释道枷锁治国齐天下的儒家胶、净空法师、犹太权贵资本(小百科: 伊斯兰教、早期的基督教、早期的犹太教是反对利息(リバー, ربا)的)等等.
现在中日韩的学校, 说实在些, 就是犹太权贵资本的附庸(我反的是犹太富豪的利巴资本, 但我同情犹太老百姓), 就是撒旦的基地; 应试教育、辅导班、超纲习题、奥数题就是犹太哈拉姆权贵资本發明的新型偶像崇拜.
说实在的, 东亚儒释道文化还不如古希腊(コライキア)人的一声反问更加高级; 还不如穆斯林的一声敬拜更加神圣; 还不如上座部佛教在家人的一次佈施更加善良; 还不如维吾尔语的一个词汇更加严谨; 还不如基督徒的一次禁食讲真相更加讨上帝欢喜; 当然更谈不上与笛卡尔、帕斯卡这样的神级人物的对比了.
澳門記者採訪時被警方帶走 引新聞自由爭議
更新: 2025年06月03日 7:48 PM 人氣 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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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oku2025年06月03日訊】今年4月中旬，有兩名澳門獨立媒體記者前往採訪澳門立法會時遭警方帶走調查。這是首次有澳門記者被警方帶走，由此引發新聞自由爭議。有受訪者表示，澳門新聞的發布機制和做法趨向與中國大陸一體化。
據英國廣播公司（BBC）中文網今天（6月3日）報導，今年4月17日早上，澳門立法會舉行施政辯論，澳門獨立媒體「論盡媒體」2名記者前往採訪，被禁止進入議事廳，2人隨後被至少四名警察包圍帶走調查。
其中一名記者為「論盡媒體」的總編輯甄小島，2人當天早上10時許被送往警局，直到晚上9時才獲准離開。
澳門警方在聲明中稱，有強烈跡象顯示2人擾亂機關運作，案件將移送檢察院偵辦。
據報，此事已發生超過1個月，仍未知檢察院是否會起訴兩名記者。
在當地一家小型報章工作的余偉英是當天唯一一位目睹全過程的記者。事發後他連夜寫稿，晚上10點交到編輯室，但次日稿件沒有見報。
據悉，澳門幾乎所有媒體都受政府資助，包括余偉英供職的報社。余偉英雖明白報社有局限，但仍然感到憤懣。因為記者採訪時被警方帶走並面臨刑事檢控的情況在澳門史無前例，但報導卻發不出去。
澳門葡人律師何睿智批評說，澳門社會已受嚴密控制，但澳門當局仍然不滿足。他說，「在澳門，尤其是中文媒體，獨立新聞已無立足之地」。
獨立網媒《愛瞞日報》前副社長崔子釗表示，政府是要整肅所有「不受控制」的媒體。而「論盡媒體」就是澳門極少數的獨立媒體中聲音最響亮的一個。
據悉，「論盡媒體」在2012年成立，英文名叫All About Macau，旨在「將事情講清楚」，資金全靠募捐及廣告。
「論盡媒體」曾報導不少涉及當地官商勾結、利益輸送的土地案件。但此前媒體記者採訪報導從未受到任何阻撓。一直到大半年前、上一任特首賀一誠任期尾聲，官方的限制與審查突然加強。
在澳門，向新聞局登記的媒體會收到官方活動的採訪通知。但自去年10月開始，活動僅邀請日報、週報、電視台、電台及通訊社的記者到場採訪。
去年中共黨魁習近平赴澳門出席主權移交25周年活動，「論盡媒體」報導了保安加強情況。但該報導最後因「不得已」原因被撤下。當時官方舉辦的周年活動也對出席的媒體實施嚴格報名限制，有香港媒體「被打招呼」，被要求不要派資深的記者去。
最後更發生這次立法會採訪記者被帶走的事件。
此外，本來有相當大自由度的葡文媒體近幾年也被整治。2021年3月，澳廣電執委會向葡文新聞部下達9條「愛國」指引，包括要「愛國愛澳」、不能說違背中央的話，該事件觸發葡文記者離職潮。
2025年新政府上場，報導說，新任官員直接避見傳媒，連一向被視為官方喉舌的澳廣視和《澳門日報》都無法跟訪。當地資深記者徐婷婷（化名）表示，澳門新聞的發布機制和做法慢慢「跟大陸一體化」。
在「無國界記者組織」上個月公報的新聞自由排行中，中國2025年排名再次後退，位居第178位，與2024年相比更後退了6個位次。中國排名是全球倒數第三，最後兩名是朝鮮和厄立特里亞。
六四36周年 賴清德：正視歷史才能走向未來
紀念六四天安門事件36周年，中華民國總統賴清德（圖）透過臉書發表一張圖片及貼文，資料照。（宋碧龍／epoku） 台灣
更新: 2025年06月04日 1:12 PM 人氣 664 Facebook Twitter Line 複製鏈接 字號
【epoku2025年06月04日訊】（大紀元記者鍾元台灣報導）今天是六四天安門事件36周年，中華民國總統賴清德透過臉書發表一張圖片「正視歷史，才能走向未來」，貼文強調拒絕遺忘歷史，也提到「台灣站在全球民主防線最前線，堅定守護民主自由。」
中華民國總統賴清德表示，36年前的6月4日，中國發生舉世注目的天安門事件。在全球民主浪潮下，無數青年學子走上街頭；他們的勇氣與責任感，為人類追求理想的行動，留下深刻的見證。 紀念六四天安門事件36周年，中華民國總統賴清德臉書發表一張圖片及貼文。（中華民國總統賴清德臉書）
賴清德說，對於人權理念的堅持，是台灣與全球民主社會共享的價值，跨越了不同世代、國族與疆界；每年的六四，台灣社會都基於普世價值，點亮紀念的燭光。
「紀念六四天安門事件，不只為了悼念歷史，更是為了延續這段記憶。」賴清德指出，威權政府往往對歷史選擇噤聲與遺忘；民主社會則是選擇保存真相，拒絕遺忘那些為人權理念付出的人—以及他們所懷抱的夢想。
他表示，台灣經歷白色恐怖，至今持續努力落實轉型正義；台灣更經歷民主化洗禮，在歷史的分水嶺上，從威權走向民主。「我們感念前輩的犧牲奉獻，深知自由的可貴，更不能漠視威權主義擴張對全球民主與法治的侵害。」
時隔36年，他說，威權主義造成的威脅，仍是國際社會須共同因應的挑戰；不論是對民主國家的軍事恫嚇、灰色地帶侵擾，或是對自由社會進行滲透監控，以長臂管轄、跨境壓迫等手段侵犯人權，在危及台灣珍惜的生活方式。
賴清德指出，台灣站在全球民主防線的最前線，會持續與所有理念相近的夥伴肩並肩合作，堅定維護現狀、守護民主自由。「我們不僅拒絕遺忘歷史，更要在每一天落實核心價值，抱持著自信與韌性，確保世世代代在自由的土地上成長茁壯。」
港人悼念六四遭严打 台六四晚会在恐吓下进行
记者：陈子非
2025.06.04 12:19 EDT
台湾的六四悼念活动在炸弹恐吓之下仍然有逾300人出席。
台湾的六四悼念活动在炸弹恐吓之下仍然有逾300人出席。 (陈子非摄)
今天是六四36周年，昔日曾举办多次六四悼念晚会的铜锣湾成为“敏感地”，在警方严阵以待下，仍有部份港人用不同的方式进行悼念。在能办六四悼念活动的台湾，陆委会等政府部门和活动场地均收到炸弹恐吓，陆委会严厉谴责。晚间有超过300人无惧恐吓和风雨，为六四死难者悼念。
香港实施《国安法》和支联会解散后，六四悼念晚会已成绝响，每年的六四香港警方会在昔日晚会主办地点维多利亚公园(ヰㇰトリア公园)和铜锣湾一带严密布防，周三(6月4日)早上已派出装甲车和大批警员全天戒备。从下午起带走多名到ヰㇰトリア公园附近作出疑似悼念行动的市民，包括手持白花静默行走的年长妇人和手持白花现身ヰㇰトリア公园的2名中学女生。也有男子因手持电子白蜡烛在ヰㇰトリア公园闭目默坐，被大批警员包围押上警车带走。
据港媒集志社报道，香港警方在六四当天派人在象征香港精神的狮子山扎营驻守。 港府六四前巡查“黄店” 售小蜡烛“黄店”外有便衣警察徘徊
另外，多个政府部门在六四前夕巡查多家“黄店”。去年六四因涉邹幸彤脸书专页煽动帖文被港府以《基本法》23条拘捕的民主派前区议员陈剑琴，在自家店以6.4港元出售印有“守护真相，承传记忆”字句的自制香薰小蜡烛，在六四前夕遭人向海关举报外，周二(6月3日)起已有多名不明身份男子在店外徘徊。她接受本台查询证实，徘徊人士是便衣警员，她不揣测该行动是针对她或针对买蜡烛的人，又说，6月是充满集体回忆的日子，六四不会因此关门不做生意。但她认为，警方的行为会对正常商业活动造成滋扰。
陈剑琴说：“昨天(6月3日)徘徊的陌生人特别多，连商场保安人员也问我是否有警察来，我说我真的不知道。直到晚上11点多商场关门、海关快要检查完成，在我店外的2名白衣男还没有走，我去问他们身份，其中1人才承认是警察。这些没有表明身份的陌生人，不是构成压力的问题，而是滋扰我做生意，是不能接受的情况。”(小蜡烛会继续卖吗？)没有指示不能卖就没有问题，六四我会正常开门做生意，我会确保我卖的产品合法。”
没有ヰㇰトリア公园的晚会，在囚的前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选择在监狱中绝食36小时；多国的驻香港领事馆则在六四早上，同步于脸书(Facebook)发放烛光的照片。美国领事馆将专页的封面照改成烛光；澳大利亚和加拿大驻港总领馆分别发帖文，表示不能忘记六四事件；英国驻港总领事馆则在空椅照片上写有“不想回忆未敢忘记”和36的字句。
中央财政吃紧维稳照常 六四前夕全国异议者遭严控
CCTV cameras overlook Tiananmen Square in Pekin
北京天安门广场的监控摄像头。 (THOMAS PETER/Reuters File)
“六四”事件三十六周年临近，中国多地维权人士、异议者与人权律师再度遭遇行动限制。尽管各地财政吃紧，当局在这一政治敏感节点的维稳力度丝毫未减，反映出官方对历史记忆与潜在群体抗争的持续高度戒备。
在北京，本台获悉，自上周末起，大批维权人士陆续被警方约谈并告知将“被上岗”一周。维权人士周先生本周一（6月2日）对自由亚洲电台说，众多异议者从5月30日开始被限制人身自由，包括高瑜、季风、吴强、浦志强、何德普、查建国等人。他说：“我也被上岗了，院里停着一辆警车，里面有几个警察。除了高瑜被带出去‘旅游’，其余人多数被软禁在家。”
“被旅游”、“被上岗”以及“被喝茶”，是近年来当局惯用的人身控制和警告政治异议的常用手段，每逢六四纪念日或者“两会”前后便会上演。
“上岗”成限制异议人士常用手段
资深媒体人高瑜上周在社交平台X发文写道：“六四纪念日一天一天临近，国内国保、公安已动，当然是严防死守，网络一片沉寂，不能出现一个字。”她提到，海外社会持续发表纪念言论，“我在忙着看录像，认真听演讲，不要小看36年——毕竟过了30年、又过了35年，哪怕只多一年，也会有变化。”
一天后，高瑜再次发文：“今天已经不能发了，推友，再见！”
另一位北京异议人士王先生表示，由于公安系统经费吃紧，许多过去被带往外地“度假”的人，今年一如去年，改为就地监控。“查建国、何德普、李蔚等人被困在家里，连去超市都要由警车接送，全程有人盯梢。”他说，“三十多年了，他们还在维稳，一点都没松，究竟是在怕什么？” 异议人士被纳入多维度监控
据本台了解，北京多名维权人士居住的小区内，有警车戒备，街道办人员与便衣警察轮班驻守，形成“多维度监控”模式。高瑜的友人透露，年逾八旬的她因身体状况不佳，不确定是否会被带往北京郊区“看风景”或远赴外地“游山玩水”，她特意准备了十天药物，以应对可能被延长的‘被旅游’行程。”
类似的监控行动也在外地同步上演。常在每年“六四”期间被限制自由的“贵州人权研讨会”成员，今年亦未幸免。贵阳市南明区花果园小区的王勤对本台透露，包括他在内的多名成员被“上岗”，“陈西、廖双元、黄燕明、曾宁等人都被限制出行。”黄勤感慨道：“国家财政都这么紧张了，还在撒钱搞维稳。我听说南方有些地方已经‘没钱搞维稳了’。”
在广西南宁，异议人士周启明表示，国保近日多次警告他不得离家，甚至要求他每天发送定位并上传自拍照给派出所。“现在‘旅游’这个说法已经不用了，改叫‘打招呼’、‘就地监管’。派出所都嫌麻烦，大家都在踢皮球。”
人权律师群体也受到打压。河南一位不愿具名的709案律师透露，数名同行被要求返回户籍地接受“看守”，但有人以身体等原因拒绝配合。北京、河南、山东等地曾代理维权案并被吊销律师执业资格的人士均被当局“打招呼”监管。
从检察官到访民均被控制
在安徽合肥，当地人士说，前检察官沈良庆被警方警告不得接受外媒采访；北京房山，访民汤女士则指出，多名外地访民遭遣返或被秘密关押。她说：“吉林来的几位访民，全被送到久敬庄，再遣送原籍，送去‘学习班’。”
贵州退休讲师冯南指出，自中美贸易战以来，国内财政愈发紧张，但当局仍维持对敏感节点的高压维稳，显示维稳体系所面临的制度性困局：“现在的维稳手段呈现出‘降本增效’趋势，从异地旅游改为就地看守，但本质仍是对基本人权的漠视。”
冯南说，尽管当局年年排练维稳剧本，但“六四”的阴影始终未曾散去。“面对不断变形的记忆封锁与人身控制，一代人的沉默与抗争，这一切，也成为中国社会‘不敢忘却’的真实注脚。”
独家专访张先玲：“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怕我” 被严密看管仍坚持说六四真相
张先玲表示，无惧当局的严密看管和打压，挺住丧子悲痛，坚持说出六四真相，相信终有一天能公开悼念。 (张先玲提供)
今年是六四36周年，由遇难者家属成立的天安门母亲群体每年都会向外界发表祭文和公开信，呼吁当局公开六四真相，也因此受到打压。本台在今年六四前夕，独家专访天安门母亲发起人之一张先玲。她表示，已年届88，行动不便，不明当局为何仍要严密看管她，反问：我有那麽可怕吗？她表示，会坚守说出六四真相的承诺，不会噤声。
久未露面的天安门母亲发起人之一张先玲，在六四36周年前夕接受本台独家访问。她表示，虽然年事已高，行动不太方便，需要坐轮椅，但只要身体状况可以，一定会在六四当天到万安公墓拜祭在六四时遇难的儿子王楠。
因为坚持说出六四真相和天安门母亲发起人的身份，张先玲多年来被当局严密看管。她表示，在当局所谓的敏感时期，手机必定会受到干扰，去年在六四前夕电话曾一度完全打不通，对外失联，今年当局对她的看管也没有松懈，早在4月她从外地回北京后已被严密看管。
张先玲说：“他们(当局)对我盯得很紧。我举个例子，我从海南回来，到家的时候已经夜里快12:00了，他们(国保)就非常紧张打电话通知，要在我门口派岗，第二天早上6:00就派人守在我门口了。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怕我。我也八十八岁了，走不了200米就要坐轮椅了，我有那么可怕吗？”
当局提交换条件 张先玲：说出真相是我的信念和承诺
张先玲表示，曾就当局经常派人在门口设岗一事抗议，要求在设岗前必须要事先通知，又说，负责看管她的人也答案会提前通知的要求。她表示，已就今年临时设岗一事提出抗议，对方却提出交换的条件。
张先玲说：“我问那个经常跟我联络的警察，我说你们在我门口设岗，我没办法反对我也反对不掉，我也能够理解你们(国保)是为了吃饭。但是你们是侵犯人权，你们是刽子手，在看着我们被害的家属，我说你们是不是犯法他们也承认，他说我们也没办法，就是不让我见记者。他们要求我说保证不见记者不说话，我说那我做不到。我说要是我造谣你们把我抓起来，我一点意见没有。我说的都是真话呀，你们(中国政府)不说这个真相，人家来问我我还不说吗？是人来找我，是记者不是记者问我六四的事情我都说。”
36年丧子痛锥心蚀骨 平反心愿未成感痛心
张先玲不认同当局把每年的六四定义为敏感时期，对她严密看管的做法。但她承认，每年快到儿子遇难日时，内心都会很难受，又说，丧子之痛不会被年月淡化和抹去。
张先玲说：“到了4月份到6月份之间，现在的政府不是说是敏感时期，我自己就会难过起来。作为一个母亲淡忘是不可能的，尤其是这种突然的死亡。在这种强权镇压下的这种遇难不会忘掉，痛苦是深深刻在心里头的。(36年后)这个跟原来的悲伤不太一样，就是一种痛苦。一个是思念的痛苦，也是还没有解决这个事情的痛苦。”
张先玲表示，天安门母亲的成员分散各地，不能常常见面，但从每年参与联署公开信的人数看，有不少难属的家人和她一样坚守平反六四的承诺，也坚定了她的信念和意志。
张先玲说：“我有坚定的信心，我不会停止抗争，我永远要把真相说出来，永远要维护正义和寻求良知。政府怎么打压那是他的水平问题，他(政府)自己不觉悟他不面对现实那是他的能力问题，我们坚持不坚持是我们的良心问题，我们原来说过的诺言就是说出真相、拒绝遗忘、寻求正义和呼唤良知，我实践我的诺言。我们要为六四死难的人讨还公道，我们有这个坚定的信念，所以就能够坚持到现在。我就是要告诉孩子说妈妈还在坚持，也是告诉当局我们还在坚持。”
台湾等地举办六四悼念活动 张先玲：还有人纪念已是安慰与支持
张先玲表示，中国政府一直想抹去六四真相，但她相信，政权力量再大，也不能完全抹去已发生过的事，也因为这份信念，还有每年在各地悼念六四的人们，支持着她和天安门母亲群体。
张先玲说：“这个(六四)屠杀是在这个众目睽睽之下，所以这件事情不会那么轻易忘掉。虽然(香港)维园的烛光为狂风吹灭了，但是它(维园烛光)的正义火花，在每个有良知的人心中还是在燃烧的。只要有一个火种、一个人在纪念，对于我们家属来说都是有意义，何况现在还不止是一个人一个地方。不管人数多少，都是于对我们的一种安慰和支持，也是给了我们精神上的力量。”
张先玲表示，不想评估自己能否看到六四平反的一天。但她说，只要大家都记住当年在北京和天安门有发生过的屠杀，深信总有一天能在中国能公开真相和悼念。
本台也尝联络天安门母亲另一名发起人丁子霖，但电话已无法接通。据了解，丁子霖的身体状况还可以，但听力已退化至接近耳聋的阶段，已不能通过电话对外联络，难以再作公开的发言。
责编：许书婷
六四36周年：天安门母亲首次遭全面通讯封锁 公安严控祭奠活动
“六四”事件36周年，天安门广场戒备森严。
“六四”事件36周年之际，北京“天安门母亲”群体成员低调前往海淀区万安公墓祭奠逝去亲人。今年，当局首次切断她们与外界的所有通讯，禁止携带手机和相机，实施全面信息封锁。
6月4日清晨，警方安排专车护送天安门母亲进入万安公墓，悼念1989年被射杀的亲人。记者多次拨打发言人尤维洁、成员张先玲等电话，均无人接听或提示号码不存在。加密通讯工具亦无法联系，显示“已离线”或“无法接收信息”。记者尝试联系其亲属、维权律师及关注群体的学者，也未获回应。
最终，一位因安全考虑要求匿名的知情人证实，今年祭奠确实举行。他回忆：“几位年迈母亲手捧白菊，静默步入墓区，在亲人墓前献花默哀。我尾随和远距离观察，发现公墓安保尤为严密，大门口和周边均有便衣人员巡逻，路边禁止停车。”
公安严控祭奠现场 禁止携带手机和相机
5月31日，“天安门母亲”发布由108名难属联署的公开信，悼念过去一年中离世成员，重申诉求：要求公正调查事件、公布死难者名单、赔偿家属、追责相关责任人。87岁的张先玲日前在视频中哽咽：“36年来，我们一再寻求与当局对话，却只有监视和打压。”
据知情人透露，6月3日晚，国保警告参与者“不得携带手机和相机”，并强调“文明悼念”。祭奠当天，警方派车接送张先玲等人，现场布满便衣拍摄监控，公墓入口悬挂告示：“入内者需登记，部分区域禁止拍照”。
六四36周年当天，埋葬六四死难者的万安公墓入口，警卫站在门口。 (GREG BAKER/AFP)
张先玲的儿子王楠于1989年6月3日深夜在北京南长街与长安街交叉口被子弹击中，年仅19岁。
网络空间异动 微信头像被统一替换为“绿色企鹅”
与此同时，中国网络空间也出现异常反应。6月初，腾讯旗下游戏《金铲铲之战》中，所有微信用户头像被统一更换为绿色企鹅且无法更改，引发玩家广泛关注。一位网民在X平台感叹：“企鹅本是娱乐象征，如今却成了审查的面具。”此外，六四当天微信及腾讯用户均被禁止更换头像。腾讯称此举为“高考期间净化网络环境”，但网友纷纷质疑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政治审查。独立观察者指出：“头像、颜色、表情包，这些看似无害的符号，均可能被视为政治威胁。”
每年六四前后，中国社交平台都会封锁“广场”“坦克”“8964”等关键词，相关内容即刻被删除，发布账号面临封禁。
驻华使馆纪念活动引发国内删帖禁评
6月4日当天，人权律师浦志强在X平台发表纪念言论后遭公安警告删除内容。与此同时，德国、英国、加拿大等驻华使馆在微博发布纪念信息，英国大使馆更上传“坦克人”照片及动漫视频，引发国内大量删帖和禁评。
一位经历六四的《人民日报》前记者李先生感慨：“今年当局对六四的敏感度史无前例，天安门母亲的祭奠本是最基本的人性表达，却被视为政治行为。”
记者多次致电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询问头像事件和六四难属通讯被切断，电话始终为忙音，无人回应。
六四36周年 赖清德：正视历史才能走向未来
正值六四36周年纪念日，台湾的总统赖清德在社交媒体脸书及X上发布中英文感言。
赖清德表示，36年前的6月4日，中国发生举世注目的天安门事件。在全球民主浪潮下，无数青年学子走上街头；他们的勇气与责任感，为人类追求理想的行动，留下深刻的见证。
他在文中指出，对于人权理念的坚持，是台湾与全球民主社会共享的价值，跨越了不同世代、国族与疆界；每年的六四，台湾社会都基于普世价值，点亮纪念的烛光。
赖清德强调，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不只为了悼念历史，更是为了延续这段记忆。威权政府，往往对历史选择噤声与遗忘；民主社会，则是选择保存真相，拒绝遗忘那些为人权理念付出的人—以及他们所怀抱的梦想。
赖清德引用台湾经验，指出台湾经历白色恐怖，至今持续努力落实转型正义；经历民主化洗礼，在历史的分水岭上，从威权走向民主，深知自由的可贵，更不能漠视威权主义扩张对全球民主与法治的侵害。
他表示，时隔36年，威权主义造成的威胁，仍是国际社会须共同因应的挑战，在在危及珍惜的生活方式。
赖清德最后指出，台湾站在全球民主防线的最前线，会持续与所有理念相近的伙伴肩并肩合作，坚定维护现状、守护民主自由。台湾不仅拒绝遗忘历史，更要在每一天落实核心价值，抱持着自信与韧性，确保世世代代在自由的土地上成长茁壮。
纪念六四 美国务卿：中共无法抹去自由民主的人类共同价值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美国时间6月3日，在国务院网站发布新闻稿，内容指出，“1989年春天，数万名学生聚集在北京最大的广场，悼念一位曾试图引导中国走向更开放与民主体制的中共领导人。他们的行动激发了一场全国性的运动。数十万名普通市民在首都及全中国各地走上街头，历时数周，以言论自由与和平集会的方式，呼吁民主、人权，并要求终结猖獗的贪腐。中共则以残酷镇压回应，派遣解放军开火镇压，企图扑灭在北京街头及天安门广场集结、手无寸铁民众的民主诉求。”
路透报道指出，美国最高外交官发表此番声明之际，美中关系正处于动荡时期。美方官员本周表示，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很快将举行会谈，解决包括关键矿产的争端等贸易问题。
卢比奥在声明中并指，“中共至今仍大力封锁事实，但世界不会遗忘。今天，我们纪念在1989年6月4日为争取基本自由而丧生的勇敢中国人民，也纪念那些至今仍为追究责任与伸张正义而遭受迫害的人们。他们在明知危险的情况下仍展现出的勇气，提醒我们：自由、民主与自我治理的理念，不只是美国的价值，而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____这些价值，中共无法抹去。”
吉林松原出現龍捲風 屋頂被掀 大樹被折斷
6月2日，吉林省松原市長山鎮出現龍捲風，所經之處一片狼藉。（視頻截圖） 天災人禍
更新: 2025年06月03日 5:23 PM 人氣 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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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oku2025年06月03日訊】6月2日，吉林省松原市長山鎮驚現巨型龍捲風，所經之處一片狼藉。目擊者直呼，「太嚇人了，我頭一次見哪！」
網傳視頻顯示，一輛汽車在田間馬路上行駛，天空陰沉沉的，還下著雨，突然看到前方出現一個巨大的龍捲風。車上一名女子表示，「太嚇人了，這是龍捲風呀，別往前開了！……我從小長這麼大第一次見這麼大的龍捲風，沖天了。完了，這稻苗全廢了。」
有視頻顯示，龍捲風所到之處屋頂被捲走，樹枝被折斷，道路被堵。
據長山鎮一商舖老闆告訴極目新聞，6月2日下午3時，他看到遠處有龍捲風呼嘯而過，風力很大，有房屋頂棚被颳掉，道路上的樹木也被颳斷，大風所經之處一片狼藉。
長山鎮政府工作人員回應當地媒體《二三里-今日吉林》表示，龍捲風經過四克基村和新立一石家子村，（損失）不大，莊稼沒事，苗還沒出來呢。
工作人員並稱，龍捲風持續不到一小時，受災狀況正在統計，具體情況等官方通知。
官方的回應引發不少網友質疑，「苗沒出來？不大？房子都幹塌了。」「啥苗還不出來啊，不秋收了啊？」「噓，都知道，隱晦點。」「我就想問，受災款能打到每個鄉親手裡嗎？」
王友群：中共賣官買官大案何時了？
更新: 2025年06月04日 6:12 AM 人氣 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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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oku2025年06月03日訊】習近平軍中第一親信是中共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何衛東，習軍中第二親信是中央軍委委員、軍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華，兩人雙雙落馬是當今中共政壇最大的醜聞。
何衛東落馬雖然還沒有官宣，但從國內外媒體的公開報導看，應該沒有任何懸念了。
何、苗為什麼落馬？原因很多，其中少不了賣官買官。因為他們是習提拔重用軍隊高官將領的兩個重要把關人。
何衛東是分管政治工作的中央軍委副主席，苗華是軍隊政治工作的最高專門領導。從中央軍委15部門，到五大戰區，到各軍兵種，到武警部隊，到軍事院校等，所有高級將領的提拔重用，都必須先經過苗華這一關，再經過何衛東這一關。何、苗因此成為許多想要獲得提拔重用的軍官「又跑又送」的關鍵目標。
據旅澳法學家袁紅冰援引中共體制內消息人士的話說，苗華被關押審查的第一天，徹夜未眠瘋狂交代，初步揭發超過80名軍中人員。隨後更在他的三名祕書配合下，供出多達1,300名軍職人員，包括近百名上將與中將級高官。這些軍官多為習近平本人或親信提拔的。
袁紅冰的這個說法，目前無法證實，但可以肯定的是，苗華被抓後必定會牽出許多高級將領來。何衛東很可能就是苗華供出的。
下面，我對近些年來查辦的四個買官賣官大案作一個簡要回顧。 中共官場四個大案中的買官賣官 第一，徐才厚郭伯雄案
2014年、2015年，原中共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徐才厚，原中共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郭伯雄相繼落馬。
徐才厚在審判前病亡；郭伯雄被判處無期徒刑。徐、郭的一大罪狀就是買官賣官。
2015年3月中共「兩會」期間，中國軍事科學院少將楊春長接受記者採訪時說：「徐才厚他們事出了之後，身邊人說了，他們權力太大了，人家一個大軍區司令，給他送了一千萬，再有一個送兩千萬的，他就不要一千萬的。」
據辦案人員講，徐才厚在彌留之際說，大區正職的將領幾乎都給他送過錢。也就是說，包括中央軍委副總參謀長，總政治部副主任，中央軍委紀委書記，總後勤部、總裝備部、陸軍、海軍、空軍、第二炮兵、各大軍區的軍政一把手，武警部隊編制為上將警銜的軍政一把手，軍事科學院、國防大學的軍政一把手，幾乎都給他送過錢。
2016年4月《中國新聞週刊》報導，郭伯雄的兒子郭正鋼曾揚言：「全軍幹部一半以上是我家提拔的。」這個說法或許有些誇張，但是，郭伯雄當中共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10年，向他買官的高級將領肯定很多。比如，香港《南華早報》報導說，軍隊內部流傳，原軍委政治工作部主任張陽曾向郭伯雄「進貢」2500萬元人民幣。
徐才厚、郭伯雄落馬後，網上傳出一份軍隊買官賣官的價格表：大區級軍官（軍長以上軍官）：1000萬元；軍級軍官：500萬元；師級軍官：100萬～300萬元左右；團級軍官：100萬元左右；營級軍官：30萬～40萬元；連級軍官：20萬～30萬元；士兵：男新兵3萬元（包括體檢不過關收1萬，政審不過關收2萬元）；女新兵6萬元；西藏男兵6萬元，女兵10萬；士兵被提拔為一級士官，和一級士官提拔為二級士官、三級士官等：1萬～3萬元不等。
據了解中共軍隊內情的人講，上述價目表，所言不虛。徐才厚、郭伯雄把持中央軍委十年，把軍隊搞成了一個買官賣官盛行的大賣場。 第二，蘇榮案
2014年6月14日，中紀委網站發布消息，全國政協副主席蘇榮，涉嫌嚴重違紀違法被查。蘇榮是中共十八大後落馬的第一個「黨和國家領導人」。
2017年1月23日，蘇榮因犯受賄罪、濫用職權罪、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被山東省濟南市中級法院判處無期徒刑。蘇榮的一大罪狀也是買官賣官。其中，他在任江西省委書記期間買官賣官最瘋狂。
2015年5月29日新華網發表的《賣官鬻爵 巧取豪奪 誤黨毀業——全國政協原副主席蘇榮案件警示錄》一文中講：
蘇榮在「懺悔錄」中寫道：「我算了一下，副廳級以上幹部給我送錢款和貴重物品的人數達40多人。」「我家成了『權錢交易所』，我就是『所長』，老婆是『收款員』。」
文章稱：「蘇榮賣官，什麼人都收，上至省級幹部下至副縣級幹部；什麼東西都要，既有巨額現金也有名貴字畫、瓷器，連價值僅千元的小擺件也來者不拒；辦成的收，辦不成的也收，還有收錢不辦事的。」
蘇榮的妻子于麗芳一方面讓蘇榮安排請託的幹部，一方面依仗蘇榮的影響，直接給省市領導打招呼提拔使用幹部，對於辦得不得力的，還向蘇榮施加壓力。于麗芳還經常以「要不要老蘇幫忙」暗示官員送錢送物。蘇榮的兒子「毫不遜色」，多次插手江西幹部任免。蘇榮的其他有關親屬也曾應江西幹部之託，向蘇榮提出提拔重用的要求。
多名江西幹部表示：「用人是一個核心問題。用人用壞了，其它的就都壞了。」
蘇榮在江西期間，大肆賣官鬻爵，導致很多幹部不把精力放在工作上，而是整天琢磨蘇榮喜歡什麼。
許多幹部都談到，「與幹出成績、苦熬資歷相比，送禮行賄顯然更簡單、更節省時間。」特別是看到業績、資歷不如自己的人，因為和蘇家拉上關係而得到重用，也開始走偏門。
第三，茂名書記羅蔭國案
2011年2月11日，廣東茂名市委書記羅蔭國被抓捕。
經過與辦案人員一番苦鬥之後，羅蔭國心理防線崩潰，一口氣交代出一百多個給他送錢送物的官員，涉及整個茂名官場的腐敗大窩案浮出水面。
在羅蔭國被抓的當天，辦案人員在他家裡發現了一個還未拆封的信封。就在幾天前，為了能提拔為茂港區區長而「跑官」的茂港區常務副區長譚某，剛剛給羅蔭國送上約30萬美元。
信封裡附著譚某的簡歷和名片。他已經在副處長的位置待了8年。譚某成為最後一個給羅蔭國送錢買官的官。
經查，羅蔭國腐敗窩案，涉及廣東省廳局級官員24人、縣處級官員218人，涉案黨政部門105個，茂名市下轄兩區三市的主要官員全部涉案。159人涉嫌行賄買官。
2013年7月，羅蔭國因犯受賄罪、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被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
向羅蔭國買官的近50人中，涉及茂名市下轄兩區三市和茂名市各部門的主要負責人，買官的金額，大都在20萬元以上，以40萬～50萬元最普遍，最高的一筆是30萬美元。
在市委書記的帶頭作用下，茂名官場買官賣官也很瘋狂。向羅蔭國買官的原茂名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朱育英，賣出57頂官帽，獲利1700萬。
買官的官員中，絕大部分是為自己買官，也有一部分是哥哥幫弟弟買、爸爸幫女兒買、商人幫官場朋友買、丈夫幫老婆買。 第四，綏化書記馬德案
2005年7月，原黑龍江省綏化市委書記馬德，因犯受賄罪，被北京市第二級中級法院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馬德最主要的罪狀就是買官賣官。
馬德的官帽是向時任黑龍江省委組織部長韓桂芝買來的。
馬德被抓後交代，他為了當上綏化市委書記，向韓桂芝送去80萬元人民幣。一位知情人士透露，2003年年底，光大銀行哈爾濱分行副行長、韓桂芝的大兒子陳紅波因為收受巨額回扣被檢察機關拘捕。陳紅波供稱，他的母親的確收過馬德一筆巨款。這筆錢由韓桂芝的妹妹代為保管，馬德出事後，韓桂芝令其妹妹將存單銷毀。
馬德賣出的官帽多達260多頂，涉及綏化市下轄10個縣市眾多處級以上幹部，僅綏化市各部門的一把手就有50多人，從鎮長（鄉長）、鎮委書記，縣長、縣委書記，到市直屬機關正職、副職，都明碼標價，市委大院成了「烏紗帽」批發中心。
據大陸媒體報導，馬德賣官始於他任牡丹江市副市長之後。隨著他的職務提高，接觸面日漸廣泛，一些人開始尋找機會接近他。起初，逢年過節請客送禮，並未提出具體要求，只希望建立「朋友」關係。
據他的妻子田雅芝回憶，馬德有一段時間晚上回家不敢開燈——「燈一亮，上門送禮的人就排著隊了」。開始他們不開門或者乾脆躲出去。後來有人勸說：「你們不食人間煙火怎麼地？送上門來的再不要，人家會以為你們不信任他。這不把人都推到別人那去了嗎？你看人家每天又吃又喝又按摩的……你們這樣不成光桿司令，工作怎麼幹？能幹長嗎？」
「後來馬德就和我說，以後再來人送東西、送錢，你就先收下吧。」
上行下效。馬德的許多下屬也有樣學樣。綏化市下屬的綏稜縣縣長李剛，向馬德行賄30萬元買官。李剛夫婦被捕前，辦案人員從他家裡抄沒、扣押的錢款達579.9萬元，共有31本存款單或存摺。
一位紀委官員接受《中國新聞週刊》採訪時說：「李剛送了30萬，兩年內受益500多萬，收益率高達15倍于成本。天下哪裡有這麼高利潤的行當？」
英前特種兵登山隊倫敦出發 僅5天登頂珠峰
更新: 2025年06月04日 7:23 PM 人氣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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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oku2025年06月04日訊】（大紀元記者陳俊村報導）英國幾名前特種部隊成員組成一支登山隊，藉由攀登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瑪峰（又稱聖母峰）為退伍軍人慈善機構募款。該登山隊從倫敦出發到成功登頂，只花了5天的時間。
據法新社報導，這支登山隊由4名英國特種部隊前成員組成，包括現任英國退伍軍人事務國務大臣卡恩斯（Alistair Carns）。在5月16日離開倫敦之前，他們已經為本次挑戰進行了幾個月的準備，包括睡在模擬高海拔環境的低氧氣帳篷裡。
規劃本次活動的奧地利探險家和登山家弗滕巴赫（Lukas Furtenbach）告訴法新社，他們4個人再加上一名攝影師和5名雪巴人（Sherpa）所組成的團隊於5月21日上午7時10分攻頂成功。
除了卡恩斯之外，另外3名前特種部隊成員分別為米勒（Garth Miller）、史塔吉克（Anthony Stazicker）、高德靈頓（Kevin Godlington）。他們一起為父母在軍事衝突中喪生的兒童募款。
現年45歲、曾5次前往阿富汗服役的卡恩斯在從倫敦出發前說：「我在阿富汗的多次行動中都見過一些人，他們再也沒有回來。」
不一樣的登頂方式
在過去幾十年來，想登頂珠穆朗瑪峰的人都必須在山上待至少兩個月的時間，才能適應高海拔的低溫和缺氧環境。但由目前擔任商業飛行員的米勒所領軍的這支登山隊選擇了一條不同的路線。他們在抵達尼泊爾之後，直接搭乘直升機前往珠穆朗瑪峰大本營（Everest Base Camp）。
米勒在攻頂前說，這是「攀登8,000米高峰的新方法」。他們運用了「最新的運動科學」來鍛鍊體能，以便「更快地攀登更高海拔」。
海拔8,000米以上的地區被稱為「死亡區」，因為稀薄的空氣和低氧水平會增加登山者罹患高山症的風險。
為此，該隊隊員在家中使用低氧氣帳篷和特殊訓練技術預先適應，然後在出發前兩週接受氙氣治療。弗滕巴赫稱，氙氣可以加快爬升速度，並降低高山症的風險。
不過，國際山嶽聯盟（International Climbing and Mountaineering Federation）在今年1月對氙氣的使用提出了警告。該聯盟說：「沒有證據顯示吸入氙氣可以提升登山表現，不當使用可能會很危險。」
雖然該隊隊員很快登頂珠穆朗瑪峰，但他們並非最快登上這座世界最高峰的人。
依據吉尼斯世界紀錄（又稱金氏世界紀錄），尼泊爾男子夏爾巴（Lhakpa Gelu Sherpa）於2003年5月26日從大本營出發，只花了10小時56分46秒就登頂成功。
責任編輯：葉紫微#
The Uyghurs: Surviving in China
Police patrol the streets as Uyghurs leave the Id Kah Mosque in the old town of Kashgar in Xinjiang, on June 26,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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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ober 7, 2018
In August, a UN human rights panel reported that around 2 million Uyghurs and Muslim minorities have been forced into political indoctrination camps in Xinjiang Uyghur Autonomous Region, as part of a brutal crackdown. In this series, The Epoch Times delves into the persecution of the Uyghurs in China as they try to survive amid increasing surveillance and rights violations.
By Jocelyn Neo
Since 1949, after China came under the rul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many religious and minority groups have been targeted and persecuted. Some of these groups include the Christians, Tibetans, Falun Gong, and Uyghurs.
In this article, we will be focusing on the persecution of the Uyghurs, one of China’s 55 ethnic minorities, who have been subjected to discrimination and marginalisation for years due to their culture and religion. History of the Uyghurs
So who are the Uyghurs and where do they live?
The Uyghurs are a Turkic ethnic group, native to Central Asia, that live primarily in the Xinjiang Uyghur Autonomous Region, commonly known as Xinjiang, in China’s northwest. The region, which borders eight countries, including Mongolia, Pakistan, Afghanistan, Russia, and India, is home to a number of ethnic groups with the Uyghurs making up more than 40 percent of Xinjiang’s population. The rest of the population is made up of Han Chinese and other ethnic groups.
Xinjiang was also known as East Turkestan, while West Turkestan consists of Kazakhstan, Kyrgyzstan, Tajikistan, Uzbekistan, and Turkmenistan.
The area was historically known for its rich resources like oil, gas, and minerals. Though the area is landlocked, it could produce enough fish for local consumption through rivers, fishponds, and lakes. In addition, since the 19th century, it has been known for its cotton industry.
But how did East Turkestan end up under China’s rule?
The Xinjiang region was ruled for 2,000 years by nomadic Turkic empires, especially the Uyghur Khanata, after the Uyghurs migrated there. In the 14th century, following one of their leaders, Satuk Bughra Khan, the Turks converted to Islam.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in 1884, or more accurately between 1759 and 1862, East Turkestan was under the Manchu government and became known as “Xinjiang”. In Chinese, the name means “new territory” or “new frontier”.
In history, the Uyghurs had twice declared the region independent in 1933 and 1944. However, after communism took over China in 1949, the region has since remained under China and was renamed Xinjiang Uyghur Autonomous Region in 1955.
A Culture That Sets Them Apart
Being from a different ethnic group, the Uyghurs differ greatly from the Han Chinese in terms of their appearance and culture.
The Uyghur people speak the Uyghur language, a Turkic language similar to Uzbek but written in Arabic script. Spoken by more than 10 million people in the region, it is an official language, together with Mandarin Chinese.
The language is also spoken by some people in other countries such as Kazakhstan.
What about Uyghur food?
Most of their food dishes include mutton and one of their famous foods known in China is their kebabs, or kawap, a meat grilled and covered with cumin and other spices.
Another traditional food is fresh hand-pulled noodles known as laghman, served with vegetables, lamb, and spicy sauce.
The polo rice pilaf is another traditional dish, a food made of seasoned rice, lamb, cumin, and vegetables such as carrots.
Unlike most cuisines prepared with exact measurements, Ekber Kayser, an Uyghur chef who opened a restaurant in Washington, D.C., told VOA News that they do not follow such cooking methods.
Instead, taking cooking polo as an example, Uyghurs taste the dish every few minutes.
“When he or she feels right about it, then that’s where it’s right,” he said. “So, it has to be tasted and confirmed by the person who cooks it. There’s no way to measure.”
He added that the dish, which is a popular food to be eaten at any time of the day, is often served at gatherings.
“Polo is traditionally served at parties and weddings—gatherings—as a way of showing respect to your guests and to your friends or family,” he said. “And it’s also a way of celebrating or enjoying the rich cultural elements, I mean in this case, Uyghur cultur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usic, many would be familiar with the guzheng, a Chinese zither.
So what musical instruments do the Uyghurs have? Is there any instrument that has spread to China?
The Uyghurs have various instruments ranging from plucked string to percussion. One of them is santur, a dulcimer that looks and plays with a pair of little hammers that have ends covered in rubber, just like the Chinese instrument yangqin.
According to James A. Millward, a faculty member of Georgetown University in Washington, D.C., the yangqin and some other Chinese instruments like suona were actually originally from Central Asia or India.
In modern society,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religion and belief. However, this is not the case for the Uyghurs, who have been discriminated by the CCP for being different. Restriction of the Uyghurs after 1949
After the CCP took over China along with Xinjiang, there was not a moment when the Uyghurs were not suppressed or controlled, be it ethnically, religiously, culturally, or politically. Moreover, the Uyghurs have their culture restricted and faced being sent to forced labour camps if they are found to be disrespectful to the CCP.
The Uyghurs are discriminated for being who they are and they are increasingly feeling uncomfortable in their homeland. Uyghur men at a local market in Kashgar, Xinjiang. Migration of the Han Chinese
The numbers of Han Chinese migrating to Xinjiang have been rising since the CCP took over the area. By 2000, there were 7.5 million Han Chinese in the area, compared to less than half a million in 1953, Al Jazeera reported in 2008. The mass migration increased the Han population from six percent in 1949 to 38 percent in 2011, AFP reported.
And the Uyghurs are feeling the pressure from the increase in population.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Han arriving here all the time,” said Tursuntay, who lived at the Xinjiang border city of Ily. “When I was young there were very few – this place belonged to us.”
Hislat, a young woman from Urumqi, added: “Before, looking for work was easy, but now they all want Han people, they don’t want us. It’s really difficult, but there’s nothing we can do about it.”
The increase in Han population was due to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Xinjiang by the government in Beijing at that time, or to be more specific, in 2010 by the then general secretary and state president of the CCP, Hu Jintao.
After the deadly riots between Uyghurs and Han Chinese in Urumqi in July 2009, Hu Jintao visiting Xinjiang and told the local officials: “The fundamental way to resolve the Xinjiang problem is to expedite development in Xinjiang.”
According to research analysis, the CCP’s restrictive religion policy plays a part in the issue in Xinjiang.
The CCP’s atheist, anti-religion ideology has restricted the Uyghurs in practising Islam, thus leading to many Muslim Uyghurs joining underground Koran study groups, just like the Christians.
And in Hu’s speech, he had reiterated that the CCP’s stance on religion remained unchanged: “[Fully] implement the Party’s ethnic policy and religion policy, fully strengthen and improve propaganda and ideological work…”
In May 2010, the Xinjiang Work Conference was held to propose a new solution—invest hundreds of billions of yuan to the region to boost the economy and improve the living of all ethnic groups.
“The economic issue in Xinjiang is an immigration issue. Encouraging economic growth means to encourage more Han Chinese to move to Xinjiang,” explained Dilshat Reshit, spokesman for the World Uyghur Congress, the Epoch Times reported. “It is the outsiders who will eventually benefit from the increased economic investment.”
By 2008, Xinjiang had been maintaining a 10 percent annual growth for over 10 years and the economy was dominated by two organisations—oil industry and the Xinjiang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Corps—which accounted for almost 70 percent of Xinjiang’s GDP in 2008. The organisations were dominated by Han Chinese. In the Xinjiang Petroleum Administration, it was reported that less than one percent of the 40,000 employees are Uyghurs.
The Han Chinese also enjoy several government incentives that the Uyghurs don’t receive.
“The government has plenty of money, but any subsidies we’re entitled to just get taken by officials,” said Abduljan to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But we can’t do anything, we have no voice, no power.”
“Han Chinese immigrants have the advantage of being able to convert unused land into farmland because the government pays for all of their agricultural expenses. That is why they have more land,” one farmer from Kashgar told RFA on condition of anonymity. “Farm equipment is expensive and Uyghur farmers have no money to purchase it.”
“Let alone an expansion, we can’t even work on the land that we own because we have no money—no subsidies from the government,” the farmer added. “Even if we had money, we would not be allowed to expand like the Han Chinese.”
An Uyghur farmer from Aksu said that in addition to the subsidies, the Han farmers enjoy the resources provided by the authorities.
“The government is not only refusing to subsidise our farm equipment, but they are also cutting our access to water resources,” the farmer said. “The government cut the water for us, but not for the Han Chinese. We had no water so we couldn’t use the rice farm. But the Han are given water and have squeezed into our land.”
Another reason for the migration was the reforms of the hukou, i.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which allows residents entitlement to education, social insurance, healthcare, etc. For larger cities, new migrants will need to have special skills, a higher degree, or a job at a reputable company in order to secure their hukou.
But in Xinjiang, a hukou is available for those who have no skill or education.
“The hukou reforms are about trying to encourage Han migration to southern Xinjiang, even though it’s not phrased in that way,” James Leibold, an expert on ethnic relations in China at Australia’s La Trobe University, explained the reason for the reforms.
Compared to the Han Chinese who benefitted from the hukou reforms, the Uyghurs are not able to move as freely.
“If they are from Kashgar or Hotan, the higher-level authorities will decide accordingly. But, in short, [granting hukous] is not applicable to people from southern Xinjiang,” said a police officer from Ghulja (Yining) city, in northwestern Xinjiang’s Ili (Yili) Kazakh Autonomous prefecture. “We don’t know why it is like this. This is an order from the top.”
The migrants have also affected prices in the southern Xinjiang area, a businessman told RFA.
“The migrants coming from Chinese cities have affected transportation fares in the area, increasing them—no matter whether it is by airplane, bus or train, fares have become prohibitively expen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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