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信仁者无敌的宋襄公，的的确确是个仁义的人，是个道德高尚的人，但是宋国人都骂他。在诸侯大会上悍然绑架一国君主，这种缺德事也是前无古人。楚成王的的确确是个特别“缺德”的人，但是他的谥号是“成”，非常好的字，楚国人很爱戴他。

其实一开始，人们对宋襄公的“不鼓不成列”并没有给予负面评价。公羊高就说：“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春秋公羊传·僖公二十二年》）就算周文王遇到这种情况，恐怕也会选择和宋襄公一样的做法。

首先就是地形。春秋时候的战车驾驶起来非常麻烦。不仅车体长、横面宽、轮子大、底盘高，而且还得用缰绳同时驾驭四匹桀骜的骏马，这可不像我们现在参加一两个月驾驶班就能速成的，那得从小就开始训练，以为先秦时贵族的必修课。所以，即使最优秀的驭手也需要足够的平坦的地形，否则随时有可能整车倾覆。

其次就是阵形。由于战车笨重，驾驭困难，机动性太差，所以只能使用大排面横列方阵作战方式：两军对垒的战车都以横排前进，迎面对冲，敌我车辆俩俩交错，战车兵从车上立直了身子，趁着与敌车一错轴的时刻，拿戈往旁边车上的人脑袋上招呼，或者用矛去戳。正因为如此，所以前后排间隙要足够，这样才不会追尾；左右列的间隙也要足够，这样才能确保错车时两两夹击对方战车——就好比《尚书牧誓》里面讲到武王伐纣，每行进个五六步，就要停下来整顿队形，并不单单是为了展示军队纪律，那是有实际用途的。

由此可见，春秋时车阵作战，谁占据了有利的地形，谁的阵形更稳固更整齐，谁就更有可能获胜。众所周知，渡河之时阵形紊乱，很容易被对方趁乱击溃，那么楚军统帅成得臣作为一名优秀的军事将领，怎么如此不加防备就渡河呢？

大多数人的看法，是认为楚军人多势众，根本没有把宋军看在眼里，认为随便打都能获胜，所以才会不加防备大摇大摆的渡河。

少数人的看法，是说成得臣此乃诱敌之计，他就等着宋军钻进自己的埋伏圈里，好来个瓮中捉鳖。

两种见解都有道理，我在这儿不予置评，但当时宋军大司马公孙固显然认同的是第一种看法，他对宋襄公说：“敌众我寡，及其未济也，请击之。”提议半渡而击之，打他个首尾不能相顾。

但是这条妙计在毕生尊奉古军礼的宋襄公看来，是绝对不被允许的。他摇了摇头说道：“不可。吾闻之也，君子不推人危，不攻人厄。吾虽丧国之馀，寡人不忍行之也。须其出。”原来，在春秋早期那样一个贵族时代，战争通常只是贵族之间的游戏，荣誉比胜利更重要，一个贵族，如果不是通过堂堂正正的战阵而打败敌人，那是一件非常羞耻的事情，身为春秋霸主，更加不能违反规则，否则何以服众？

更何况，宋国的国力确实远不如楚国，就算这次通过偷袭打败了楚军，也必定会遭到楚国更疯狂、更残忍的报复。所以，宋襄公的选择有其合理性，并不能简单斥为蠢猪。

事实上，在原始史料春秋三传之中，宋襄公的答词虽略有不同，但都很朴素庄重，尽显其君子之风。可在流传更广的明代《东周列国志》中，小说家冯梦龙给宋襄公编了另外一套说辞，说是宋襄公于战前在车上预竖了一面大旗，上绣“仁义”二字，待得此时便道：“汝见‘仁义’二字否？寡人堂堂之阵，岂有半济而击之理？”

弘水之战

“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於泓（今河南柘城縣西）。宋人旣成列，楚人未旣濟，司馬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旣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旣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旣陳（陣）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

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擒）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

“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 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耆，穫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軍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

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以討其不與盟於齊也。夏，五月，宋襄公卒，傷於泓故也。

第十一月的冬天, 己巳, 新月, 宋襄公与楚国人大战于泓水. 宋国人已经成列, 楚国人尚未已经渡河, 军长说:“敌人众多而且我方人数少, 到他们尚未渡河, 请攻击他们.” 宋襄公说:“不可以这个样子.” 已经渡河而且还没有成列, 军长又通过相同的告诫请攻击他们. 宋襄公说:“不可以这个样子” 楚军已经阵列然後攻击宋军, 宋军失败, 宋襄公的卫士也被杀了.

宋国人民都归罪宋襄公. 宋襄公说:“有道德的人不重復伤害他人, 不擒拿鬍鬚头髮变白的人(代指老人), 不使用险要地形(位阻大的地形)阻止敌人. 我虽然是商朝亡国者的後代, 但我坚信对方不擂鼓我就不成阵列”

军长子鱼说:“你不知道战争. 劲敌因为险要地形还没有成阵列, 这是上帝支持我方. 敌人受制于险要地形而我方提前擂鼓进攻, 不也是可以的吗. 难道还要害怕什么? 并且现在的强者, 都是我方的敌人. 即使对于老人, 抓住就应该擒拿, 有什么可以对老人好? 让士兵明白什么是耻辱并教导作战, 来求得杀更多敌人. 敌人受伤但是没死, 为什么不可以重復伤害他们? 如果爱这些受到多次伤害的敌人, 就相当于没有伤害敌人; 爱敌方的鬍鬚头髮变白的人, 就相当于屈服于敌人. 军队利用有利战机, 军鼓通过声音扬气势. 利用这些有利条件, 比如说敌人受制于险要地形; 声势盛大可达到志向(目标, goal), 不整齐的军队也是可以的.”

勍敌：强敌。

宋公：宋襄公。名兹父。

泓：泓水，在今河南省柘城省西。

既：尽。

及：趁着。

济：渡过。

既济：已经渡河。

司马：统帅军队的高级长官。指子鱼。

陈：同“阵”，这里作动词，即摆好阵势。

股：大腿。

门官：国军的卫士。

重（chong)：重复，再次。

禽：通“擒”。

二毛：头发斑白的人。

鼓：击鼓（进军）。

赞：帮助。

胡耇：很老的人。

服：向敌人屈服。

用：施用，这里指作战。

金：金属响器。

声气：振作士气。

鼓：击鼓进军。

儳（chan)：杂乱不整齐，此指不成阵势的军队。

译文：

宋襄公与楚军在泓水作战。宋军已摆好了阵势，楚军还没有全部渡过泓水。担任司马的子鱼对宋襄公说：“对方人多而我们人少，趁着他们还没有全部渡过泓水，请您下令进攻他们。”宋襄公说：“不行。”楚国的.军队已经全部渡过泓水还没有摆好阵势，子鱼又建议宋襄公下令进攻。宋襄公还是回答说：“不行。”等楚军摆好了阵势以后，宋军才去进攻楚军，结果宋军大败。宋襄公大腿受了伤，他的护卫官也被杀死了。 宋国人都责备宋襄公。宋襄公说：“有道德的人在战斗中，只要敌人已经负伤就不再去杀伤他，也不俘虏头发斑白的敌人。古时候指挥战斗，是不凭借地势险要的。我虽然是已经亡了国的商朝的后代，却不去进攻没有摆好阵势的敌人。”

子鱼说：“您不懂得作战的道理。强大的敌人因地形不利而没有摆好阵势，那是老天爷帮助我们。敌人在地形上受困而向他们发动进攻，不也可以吗？还怕不能取胜！当前的具有很强战斗力的人，都是我们的敌人。即使是年纪很老的，能抓得到就该俘虏他，对于头发花白的人又有什么值得怜惜的呢？使士兵明白什么是耻辱来鼓舞斗志，奋勇作战，为的是消灭敌人。敌人受了伤，还没有死，为什么不能再去杀伤他们呢？不忍心再去杀伤他们，就等于没有杀伤他们；怜悯年纪老的敌人，就等于屈服于敌人。军队凭着有利的战机来进行战斗，鸣金击鼓是用来助长声势、鼓舞士气的。既然军队作战要抓住有利的战机，那么敌人处于困境时，正好可以利用。既然声势壮大，充分鼓舞起士兵斗志，那么，攻击未成列的敌人，当然是可以的。

宋襄公：春秋时代贵族精神的最后挽歌 被误解千年的宋襄公到底是仁义还是愚蠢?

摩之孤单

宋襄公是春秋时期宋国国君，在齐桓公死后，诸侯霸主之位空缺，宋襄公想效仿齐桓公，会合诸侯，确立霸主地位，被陈列为春秋五霸之一。宋襄公虽然被后人列为春秋五霸之一，但实际上他并没有真正的得到过诸侯霸主的地位。泓水惨败让后人对宋襄公贻笑千年，但是他的仁义，道德还是值得赞颂的。

帮助齐孝公

公元前642年，是宋襄公一生中的高光时刻。他成功帮助齐国太子昭夺回王位，小小地风光了一把。太子昭是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的儿子，按理来说应该是他来继承齐国的王位。然而，齐桓公晚年的时候，没有听进丞相管仲的建议，铲除身边的小人，最终导致自己被软禁起来，活活饿死。齐桓公去世后，齐国马上陷入混乱之中，齐国五公子为了争权夺位相互攻打。最终，公子无亏成功上位，太子昭无奈之下逃到宋国，向宋襄公请求帮助。

当时的宋国还十分弱小，而且公子无亏已经当上了国君，如果帮助太子昭去夺回王位，需要冒的风险还是比较大的。成功了，自己就是齐国国君的恩人;失败了，则被强齐视为眼中钉。尽管如此，宋襄公还是决定帮助太子昭，毕竟他是个仁义有信之人。在他还没有当上国君的时候，他就做过一件贤德之事。

宋襄公的名字叫做兹甫，他是宋桓公的嫡长子，本应继承君位，然而在宋桓公临死之前，他却恳请将国君的位置让给庶兄目夷，理由是目夷比自己年长，而且品行超群。目夷也确实忠义，他认为兹甫能这样让位，就已经是最大的仁义了，因此不愿意接受让位，逃出了宋国。兹甫没办法，只能自己继位，成为了宋襄公。这之后，目夷才回到了宋国，宋襄公封他为丞相，辅佐自己治理朝政。

如今，公子无亏罔顾礼法，不符合道德，且齐桓公曾在葵丘之会上委托宋襄公照顾太子昭，像宋襄公这样重视仁义道德的君主，当然会决定帮助太子昭了。于是，宋襄公就通知了各诸侯国，一起派人将太子昭送回去。可能是牵扯到的利益太多，很多诸侯国都打算先冷眼旁观，最后只有卫国、曹国、邾国三个小国派出了一些人马，宋襄公就这样带领着四国的军队，护送太子昭往齐国去了。

还好，他们的运气不错，此行可以说是非常顺利了。齐国的贵族心里很感念太子昭，又不清楚宋襄公的实力，就杀死了公子无亏，赶走了他身边的一些势力，在国都临淄迎接太子昭回来。于是，太子昭顺利即位，也就是后来的齐孝公。经此一事，宋襄公增加了些名气，也助长了些志气。

图谋称霸

齐桓公在世的时候，由于有管仲等贤臣的帮助，坐上了诸侯霸主的宝座，而他一死，这个位置就空出来了。宋襄公就盘算着，也许自己可以当这个盟主。于是，他就召集诸侯在曹南会盟。这一行为，跟他之前主动让位于兄的美谈大相径庭。那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一种说法是，他想要继承齐桓公的霸主之位，是为了更好地匡扶周室;另一种说法是，他只是贪图仁义的虚名，并非真的仁义，之前没有爆发，只不过是因为诱惑不够大罢了。

无论是哪种说法，宋襄公都不该为了盟主之位而不择手段。即便帮助了齐孝公即位，宋国终究还是一个小国，号召力不够，因此，在他召集诸侯会盟之后，只有曹、邾、滕、鄫四个小国愿意来。会盟开始后，曹、邾两国的国君按时参加了，而滕国国君则迟到了，鄫国国君直接借故不来。宋襄公一怒之下就扣押了滕国国君，不得不感叹一下他的情商，难道不是应该先审时度势，思考一下为什么只有四个小国愿意来吗?

滕国国君没有被白白扣押，鄫国国君在听说了这件事之后，心里十分害怕，最终还是赶来参加会盟，只不过，一到现场就被宋襄公派人给杀掉了，当做人牲用来祭祀东夷的神庙。东夷是先秦时代中原王朝对中原以东各部落的称呼，宋襄公这样做是想威胁东夷各国，好让他们臣服。到这里，已经看不到一丝仁义的影子。只可惜，宋襄公的如意算盘还是落空了。同年冬天，陈、蔡、楚、郑等国在齐国结盟，形成了比宋襄公集团更大的势力。

泓水之殇

两年后，宋襄公在鹿地首次会合各诸侯，他以盟主的身份自居，引起了楚王的不满。后又自作主张，约定该年秋天各诸侯再次会盟。目夷担心宋襄公惹祸上身，就叮嘱他会盟的时候带上军队，宋襄公却说他已经跟楚王说好了自己不带军队，不能不守信用。结果，因为盟主之位与楚王发生争吵，被楚王的军队给抓起来了，真不知该说他是天真还是无邪……

后来还是鲁僖公在中间调停，楚王才把他给释放了。然并卵，宋襄公根本就没有吃一堑长一智。他回国之后，得知郑国支持楚王做盟主，就打算攻打郑国。因此，郑国请来了楚军支援。宋军和楚军在泓水相遇，两军即将交锋，宋襄公又秒变“傻白甜”。《史记》记载，楚军渡河时，目夷建议宋襄公趁机进攻，宋襄公不听。楚军渡过河，尚未排兵布阵之时，目夷又说可以进攻，宋襄公说等他先摆好阵势。如他所愿，阵势摆好，就大败宋军了，宋襄公还伤到了大腿。

国人都怨恨宋襄公，宋襄公仍然认为自己没有错，说出了“君子不困人於戹，不鼓不成列”这样的话。仁义当然没有错，战争中坚守仁义也没有错，但是，宋襄公错就错在将仁义的对象搞错了。他对敌人楚军的仁义，其实是对自己以及麾下士兵的不仁不义.

当初，武王伐纣，高举仁义大旗，是为师出有名，最终以少胜多，纣王自尽。然而，武王的仁义，不是对纣王及其军队仁义，而是对天下百姓的仁义。其次，成功伐商的主要原因也不是仁义二字，而是有姜尚等谋臣辅助，运用了正确的战略和战术。

战败后的第二年夏天，宋襄公就因为泓水之战中的伤病去世了。回过头来看，宋襄公貌似只会欺负比他弱小的国家，这不得不让人开个脑洞，他也许是怕打不赢楚国惹人笑话，不如干脆就让人以为他是因为仁义才输掉的，而不是实力不行(比如苏轼就这样认为, 这也是历史上最早批判宋襄公的言论)。毕竟，能做到如楚霸王项羽那般自刎乌江的人并不多。

贵族精神的消亡

宋襄公一心坚守原则，一心践行贵族精神，为此纵然身死国败，他也不曾动摇过。这与中世纪欧洲贵族视荣誉胜过生命的骑士精神是一脉相通的。叹息的是，从早在2000年前的韩非起，他在历史的长河中就一直以一个迂腐不堪不知变通的反面典型被世人无情嘲笑、谩骂。

如果说宋襄公“蠢”，那也应该说“蠢”得可爱。作为上古战争道德的践行者和最后的守护人，宋襄公保留了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些难能可贵的东西，他是那个时代最后的贵族。在那个“礼崩乐坏”的混乱年代里，宋襄公依然坚持恪守着作为一个合格的“士”的行为准则，其行堪称后世楷模。

正如徐杰令所说：“春秋战争礼最大的特点，在于讲究承诺，遵守信义，不以阴谋狡诈取胜。”宋襄公所说的“不重伤，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和《淮南子》所说“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正是那个时代普遍的战争规范。这种战争更像是君子之间光明正大、堂堂正正的角逐与较量，与后世尔虞我诈、为了取胜而不择手段的权谋是截然不同的，世界早已变了模样。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封建制度事实上已经瓦解。至于历史书中说的历代封建王朝，笔者觉得如果仅从封建的准确定义上来讲，秦之后的历代王朝，既没封、也没建，称之为“封建”未免滑稽。春秋时期的贵族精神，也从历史舞台上逐步消失了。先秦时代遗留的贵族精神，在两汉不断加强中央集权与弱民的政策倾向下不断泯灭，最终在魏晋时代烟消云散。

士大夫评论

实际上还是保留了些业力残馀, 至少不同程度地持续到宋朝、明朝甚至民国(怪不得台湾至今不愿接受中国共产党的统一, 台湾至今说: 最美麗的風景是有道德的人, 与大陆笑贫不笑娼形成对比), 以至于直到毛泽东“蠢猪式仁義论”(比苏轼还要狠)、三反五反、大越进与三年饑馑、文化大革命、六四事件前夕的1989年第6月4号凌晨, 依然有敢于背十字架承担责任的反抗者.

有人说，魏晋士族继承了先秦时代贵族精神的遗泽，但笔者却觉得不然。魏晋门阀士族虽然利用九品中正制等垄断了仕途官场，却不似西周、春秋战国时代的贵族那般尚武，勇于承担责任。南朝至隋唐，门阀士族之所以衰落，主要原因就是门阀士族鄙薄武职、脱离军事，因为他们不必像春秋时代的贵族一样在享受优渥的待遇与特权的同时也要承担“执干戈以卫社稷”(相当于背十字架)的责任，反而是一副“权利我要，义务你来”的情况。

南朝宋齐梁陈四代开国君主，无一不是出自寒门庶族出身的将领，而非门阀士族显贵，就可见一斑。及至赵宋王朝对武力极度抑制，汉人不再以立功疆场为荣耀，整个民族开始朝文雅的方向发展，春秋时期贵族阶层引以为豪的“执干戈以卫社稷”在宋朝却成为了最低贱的职业，宋朝的武将子弟都“耻于习弓马”，到了宋朝后期，竟有秀才如带兵器外出，便会遭乡人耻笑，被视为不才，令邻里惊愕不已的现象。

失去了尚武精神，华夏民族不再追求强健体魄与开疆拓土、马革裹尸，留下的只是为赋新词强作愁的浅唱低吟……也因此雷海宗称秦汉之后的中国文化为“无兵的文化”，“秦以上为自主、自动的历史，人民能当兵，肯当兵，对国家负责任。秦以下人民不能当兵，不肯当兵，对国家不负责任。”

中国的贵族传统中断太久，今天的中国人确实已经很难理解先秦时代祖先们的精神面貌。今天中国人往往认为贵族只意味着特权，意味着挥金如土，意味着为富不仁，意味着有好处时先上、有危险时先逃。其实在春秋时代，权利也往往意味着责任。在享受特权的同时，也意味着他们在关键时候必须能挺身而出，为国家和君主献出生命，这与后世士大夫阶层“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甚至为了苟且偷生，做了叛徒与汉奸的做派是完全不同的。

春秋时期的贵族阶层，往往在享受更多的财富与地位的同时，也坚守着更多的原则，承担着更多的责任。贵族特别崇尚武力，上古贵族几乎都是武士，贵族男子也都以当兵为职业。他们常常不畏生死，他们将勇敢、尊严、优雅、荣誉看做是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

在目睹了孙子推崇的兵行诡道、三国的尔虞我诈、两晋的率兽食人、元清的烧杀掠夺与当今社会的钱本位与官本位之后，笔者深刻的怀念起2000年前那个讲礼仪、守道义的时代，深刻的怀念宋襄公宁死也要维护的贵族精神。当世人不再耻笑宋襄公的“愚蠢”与“守旧”的时候，才是我们民族精神真正回到讲诚信、守礼仪、重道义的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的时代。

宋襄公的贵族精神，为什么被称为“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同样是以“仁”著称，与宋仁宗的一片赞誉之声不同，宋襄公却是毁誉参半，他的贵族精神甚至还被称为“蠢猪式的仁义道德”。《大学》有言：“为人君，止于仁。”既然“仁”是评价君主的最高标准，宋襄公又为什么会因“仁”而被嘲笑了两千多年呢？

读史者喜欢把历史上的帝王进行分类，比如贬义的“暴君”和“昏君”，以及褒义的“明君”和“贤君”，除此之外，还有备受推崇的“仁君”。

纵观历史，凡是能登上九五之尊宝座的帝王，大多都是心狠手辣之人。所以，帝王身上表现出的“仁”因罕见而珍贵。比如宋仁宗赵祯就因为仁政宽容而受到千古颂扬。

但若论“仁”，宋仁宗之“仁”远不及宋襄公之“仁”。此“宋”非彼“宋”，宋襄公与赵宋王朝无关，他来自遥远的春秋时代。

同样是以“仁”著称，与宋仁宗的一片赞誉之声不同，宋襄公却是毁誉参半，他的贵族精神甚至还被称为“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大学》有言：“为人君，止于仁。”既然“仁”是评价君主的最高标准，宋襄公又为什么会因“仁”而被嘲笑了两千多年呢？

（宋襄公）

先让我们认识一下宋襄公其人。宋襄公子姓，宋氏，名兹甫，是春秋时期宋国的第二十任国君，春秋五霸之一。（笔者注：春秋五霸有两个版本，《史记索隐》—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 《荀子·王霸》—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

宋襄公之所以名震古今，倒也不是因为他位列春秋五霸之一，后世最津津乐道的不是他的雄图大业，而是他“愚蠢的仁义”。

诚然，宋襄公的一生，始终贯穿着一个“仁”字，还因此诞生了一个成语—宋襄之仁。

宋襄之仁其一：让国之美

宋国的第十九任国君是宋桓公，他的长子叫目夷，是侍妾所生的庶子，他的次子是兹甫（宋襄公），是正室所生的嫡子。

周襄王元年（公元前652年 ），宋桓公病重，按照古代遵奉的嫡长子继承制，兹甫理所当然成为继承人。但是，兹甫却恳求父亲，决意把太子之位让贤于庶兄目夷，并说：“目夷比我年长，又我仁义，他才应该成为国君。”

宋桓公把兹甫的想法告诉了目夷，目夷坚辞不受，说：“兹甫能把国君的位置让给我，这才是最大的仁啊！我比不上弟弟。况且废嫡立庶不合礼法。”为了躲避弟弟的让贤，目夷甚至逃到了卫国，兹甫这才勉为其难成为新一任宋国君主。宋襄公继位后，拜兄长目夷为相，兄弟共同治国。

（宋襄公剧照）

宋襄之仁其二：拥立齐君

宋襄公因仁义而美名远扬，连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都对他十分赏识。齐桓公晚年，齐国五公子各率党羽夺嫡争储。齐桓公未雨绸缪，嘱托宋襄公助太子昭一臂之力，确保他日后顺利继位。

周襄王九年（公元前643年），齐桓公被奸臣竖刁和易牙控制，活活饿死，五公子为夺储位相互攻打，齐国陷入混乱。太子昭逃到宋国，向宋襄公求救。齐国称霸天下，宋国只是小国，但宋襄公因为答应过齐桓公会照顾太子昭，于是不顾群臣反对，坚决要帮助太子昭回国登基。

宋襄公号召各国诸侯一同护送太子昭回齐国即位，但大国纷纷坐山观虎斗，只有卫、曹、邾三个小国响应。明知形势相当不乐观，宋襄公还是亲率四国军队向齐国进发。

幸运的是，齐国贵族不清楚来军的实力，再加上同情太子昭，于是杀了竖刁，赶走了易牙，主动迎回太子昭。太子昭就这样顺利登基，是为齐孝公。宋襄公又一次因仁义之举名声大振。

（春秋形势图）

宋襄之仁其三：守信被俘

齐桓公死后，宋襄公企图顶替其霸主地位，便以盟主自居，会合天下诸侯。目夷劝宋襄公说，宋国是小国，不顾实力争当霸主会招致祸患，宋襄公听后仍一意孤行，目夷又劝他会盟时带上军队，以防有变，宋襄公却说：“是我提出来不带军队，怎么能不守信用呢？”结果，正如目夷所料，会盟当日宋襄公因与楚成王争当霸主发生争议，被事先埋伏好军队的楚成王抓走，囚禁了起来。直到这年冬天，在鲁僖公的调停下，宋襄公才被释放回国。

宋襄之仁其四：泓水之战

前面的仁义之举只是抛砖引玉，最著名的宋襄之仁发生在泓水之战中，宋襄公因此成为千古笑柄。

周襄王十四年（公元前638年）初冬，宋襄公率军攻打郑国，郑国请来楚国当援兵。宋楚两军在泓水（今河南省柘城县西北）相遇。目夷建议趁楚军渡河之际将其一举歼灭，宋襄公却以仁义之师自居，坚守战争礼仪，非要等到楚军渡河后再打。等到楚军渡河完成，目夷催促趁乱攻打，宋襄公却又要等楚军列好阵。结果，宋军寡不敌众惨败，宋襄公身受重伤。

泓水之战后，宋襄公生命垂危，宋国也陷入险境，但宋襄公仍“初心不改”，说道：“古人作战，不靠关塞险阻取胜，不攻打受伤的敌人，不攻打头发花白的老人，作为有仁德的君子，这些战争礼仪必须遵守，即便是宋国就要灭亡了，寡人也不忍心去攻打没有布好阵的敌人。”

不久后，宋襄公因伤痛发作不治身亡，宋国从此走向衰微。

（宋襄公的仁义之师）

笔者言：

回看宋襄公的仁义之举，有人称赞他的君子之风，但更多人嘲笑他的机械和愚蠢，更有甚者认为他是假仁假义、沽名钓誉。

笔者认为，宋襄之仁或许的确有些机械和愚蠢，但是，他并非假仁假义、沽名钓誉。要理解宋襄公的仁义，还要从他的贵族身份说起。

宋国是周天子根据“兴灭继绝”传统封的三恪之国，第一任宋国国君是商纣王的兄长微子启。也就是说，宋襄公是血统纯正的前朝贵胄，对他来说，保持贵族精神，维护贵族尊严比生命和权力更重要。

我们常说：“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这里那个注重礼节的古代指的就是春秋早期。那时候，即便是两国开战，也讲究“以仁为本，以义治之”。宋襄公的仁义，不是他个人的心血来潮，而是遵循古礼，这是他作为一个贵族的自我修养。但问题是，与宋襄公同时期的其他诸侯已经丧失了这种修养，这才是他成为千古笑柄的原因。

岂不知，泓水之战中宋襄公的惨败标志着以“成列而鼓”为主的礼义之兵退出历史舞台，以“诡诈奇谋”为主的作战方式取而代之。这何尝不是一种道德沦丧。

骑士精神的绝唱____论宋襄公的仁义精神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们华夏历史上，百花齐放，人才辈出，，文化繁荣，百家争鸣，儒家、道家、兵家、墨家等学派相继登上舞台，学术气氛活跃，涌现出了一批文化精英，士人阶层开始的出现，意气昂扬。同时，春秋战国时期是社会大变革时代，由于周王室日渐式微，王权旁落，宗法制和分封制逐渐破坏，各诸侯逐渐坐大，不再把周王室放在眼里。礼乐崩溃，“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篇》）就是社会风气日益败坏，人心越来越浮躁，争权夺利，不守规矩。

然而，在诸侯兼并，个人渴望建功立业而可以不择手段的年代，却有一个宋国宋襄公，是当时的一个耀眼的存在。其于乱世中坚持仁义，坚守信用、坚持原则的精神，在历史长河中如惊鸿一瞥，闪耀春秋，成中华骑士精神之绅士风度绝唱。

先说说宋的历史由来宋，是西周的一个封国，周武王灭商后，实行分封制，以“公侯伯子男”作为划分诸侯国爵位高低的标准。封商纣王的儿子武庚于殷，并封管叔、蔡叔、霍叔在殷附近建立邶、鄘、卫三国以监视，史称“三监”。后武王崩，成王年幼，由周公旦监国，“流言于国”，武庚拉拢三监发动叛乱，被灭。周公旦辅佐周成王平定“三监之乱”后，遵循“兴继灭绝”（意思是使灭绝的能重新振兴传续下去）的传统，封商纣王的长兄微子启于商朝旧都——商丘建立宋国，并且特别允许其用天子之礼乐来祭奉商的宗祀。微子启，子姓，宋氏，名启，所以其封国称为宋，宋的地位比较特殊，被周天子尊为“三恪”之一，“三恪之制”是一种帝王之制，即是前三代王朝的子孙，都给予王侯的称号，以示敬重。

宋国虽然是公国，但周王朝并没有放心殷商遗民，除在宋周围安排姬姓诸侯国监视之外，周公还“分化其国，迁徙其民”，殷商部族，一部分留在宋、卫，一部分迁到鲁国、还有一部分驱逐迁往东北及至朝鲜半岛上。宋国是“武庚之乱”后遗民后裔受封建立，战战兢兢，不敢造次。况且旁有姬姓卫国统领殷八师监视，自然不敢发展军事，唯有发展经济文化，反而造就了宋的商业文化发展。而且宋本是商人后裔，文明程度较高，手工业也比较发达，商丘是当时著名都市，商业贸易发展相当繁华，文化也相对发达，孔子即是宋人迁鲁后裔。

在春秋时期，宋国多次作为发起国成功召集诸侯国在宋国参加“弭兵之盟”，即是和平大会，取得了诸侯国的认可，取得了一定时期的和平。

再说说宋襄公的事迹

イ, 忠于所托，守信而侠义的君子。

宋襄公，齐恒公称其为贤而谦恭，当宋恒公薨后，他是嫡长子，世子，依礼制理所当不然由其继位，但是他却要把王位谦让给他庶兄目夷，目夷字子鱼，子鱼不受，才勉为其难登位。话说当时齐恒公没有嫡子，六个庶子中，他认为公子昭才德兼备，故立为世子。并且把这事托付给宋襄公，请其以后主持公子昭继位的事。后齐恒公薨，尸骨未寒，果然他的五个儿子就争得你死我活。权臣竖刁、雍巫联合庶长子无亏赶跑公子昭。公子昭到了宋国，宋襄公明知实力不如齐，仍义无反顾履行承诺，曰：我以仁义为主，不救遗孤，为之不仁；受人所托不履行，是为不义。于是联合卫、曹、邾三国，护送公子昭回齐国继位，安定齐国内乱，完成所托。

ロ, 坚守信用，诚信待人。

公元前639年，宋襄公会齐、楚于鹿上，相约齐孝公、楚成王在宋国盂地会盟诸侯，并约定都不许带兵马。秋，宋襄公到盂赴约，公子子鱼劝道，楚人不讲信用，应带上军队预防不测。他却回答说:“是我自己提出来不带兵马的，已与楚人约好，怎么能不守信用呢？”而楚成王却狡猾，带军队伏兵于盂，并把宋襄公抓获拘押，后才将其放回来。

ハ, 仁义君子，不乘人之危

公元前638年冬，“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人既列，楚人未既济。司马曰：‘敌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公曰：‘不可。’既济而未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陈而后击之。宋师败绩。”宋军已经排好战斗队列了，而楚军还在河里渡水没有全部上岸。子鱼说，对方人多，我方人少，趁着这机会攻击。宋襄公不肯。当楚军渡过河，但没排好阵势时，子鱼又请求攻击，宋襄公还是不同意，等楚军摆好阵势才开战，宋军失败，连宋襄公大腿也中了箭。

对于屡次贻误战机，以致失败，宋襄公却振振有词：“君子不再杀伤已受伤的敌人；不俘虏头发斑白的老人。不凭借险要地形阻击敌人，不攻击没有排成阵势的敌人。”坚持仁义原则，不乘人之危。

于我看来，泓水之战是中华贵族式的礼义之兵、骑士精神的最后荣光，在那个礼乐崩坏的年代，宋襄公还坚守着当时上流社会典型的贵族式礼乐制度，尤其是“军礼”制度，坚持仁义精神，坚守原则，崇尚公平竞争。虽然看来愚蠢，但闪耀着人性的光辉！是中华人文精神的内涵，对于个人荣誉和礼节的注重与讲究，尤胜于对个人得失的追求，这其实就是中华传统文化里的绅士精神。直到《孙子兵法》“兵者，诡道也。”本质上打破了后世社会层面的道德体系。从此，尔虞我诈、背信弃义的价值观泛滥世界，骑士精神在中国成了绝唱，湮灭在历史的烟尘中。

最后的贵族传统：大讲仁义的一代霸王，为何却成了千古笑谈？

“宋襄公趁齐国内乱帮助公子召登上王位，再通过一系列手段获得了霸王一席位。由宋国、齐国、楚国三国牵头，在鹿上举行会议，召开各路诸侯国的会盟。

宋襄公趁齐国内乱帮助公子召登上王位，再通过一系列手段获得了霸王一席位。

但争霸这种东西，向来是认实力不认人的，要做霸主，老霸主指定没有用，关键一点，还要整个诸侯国的组织鉴定，也就是说，必须要让整个诸侯国承认你是老大。要想让大家承认你是老大，就要靠实力来折服大家，宋襄公有实力吗？有，但是还远远不够。

对于这一点，宋襄公本人心里也是清楚的，所以在干掉滕国国君之后，他立刻就挟此威风组织会盟，可是他也清楚，以自己的这点影响力，是远远不够的，要想达到目的，必须要得到一些强国的支持，这时期最强大的国家，已经换成了在齐桓公时期曾与之交手的楚国。

齐桓公称霸时代，楚国才是名副其实的老二，在北方诸侯里，也只有齐国有抗衡楚国的力量，而且在和齐国争霸失败之后，楚国多年来一直埋头苦干，发展生产。宋襄公想，为什么不能得到楚国的支持呢，我有在诸侯中的影响力，他有大国的实力，如果我们在一起合作，我的霸主地位，说不定就立刻成功了。

宋襄公不但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他立刻派人联络楚国，出乎他预料的是，楚国的回答非常爽快，表示愿意参加这次宋襄公组织的会盟，并且愿意以自己的名义，来联络各路诸侯国家参加，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由宋国、齐国、楚国三国牵头，在鹿上举行会议，召开各路诸侯国的会盟。开会的通知发下去以后，有了楚国参与，各个国家都响应了，纷纷表示愿意参加这次会盟。这下宋襄公得意洋洋了，有楚国捧场，有老霸主齐国力挺，有常年当老二的巨大影响力，这次会盟，我肯定顺顺利利地当上盟主！

从当时的局面看，宋襄公这么想也是很有道理的。在齐国内乱事件后，他确实风光了一段时间，在中原大地见谁灭谁。这时候晋国正蒙受内乱，秦国无力东进，中原地区的国家郑国、曹国、鲁国、卫国、邢国，比起宋国来，都是小鱼小虾的角色，至于齐国，连国君都是他扶持上去的，当然也得听他的话，楚国虽然实力强，但他是个外来户，一直不被中原国家待见，他能来参加会议，本身就是中原国家给他面子了，他要是想当霸主，那就是蹬鼻子上脸了。

看似有道理，其实是没道理的。因为宋襄公在这件事情上的最大失策，恰恰就是他的亲兄弟公子目夷的一句话：宋国是个小国，如果要去争夺盟主，是会招祸的。

这话确实说到点子上了，宋国当时的国力，根本没有办法和楚国相比，就是和齐国比，也是占了齐国元气未复的光。宋襄公拼命拉拢楚国，也是因为他知道这一点，但是他知道的远远不够。宋襄公的如意算盘是，大家怕楚国，如果楚国支持了我，也就等于大家都会支持我，这样我就可以当上霸主了。这个逻辑，是那个著名的“狐假虎威”的故事，但问题是，在这个故事里，没有愚蠢的老虎，反而有宋襄公这个自作聪明的狐狸。

被宋襄公当成“傻老虎”的楚王，就是楚国历史上的杰出国王之一——楚成王。他在位的时期，内修文治，引进中原先进的政治和文化，促使楚国文明化，对外大力扩张，兼并广阔的南中国领土，从个人能力上说，是一个绝对不亚于齐桓公的狠角色。这样一个胸怀大志且能力出众的人，凭什么会听你的吩咐?楚国之所以这么爽快地答应宋国，不是因为给你宋国面子，而是楚国一直想努力北进，吞并中原诸侯国，但因为中原诸侯采取了联合抗楚的战略，使得楚国的对外扩张，往北一直很难突破江淮流域，这次的会盟却是一个最好的机会。楚国的想法，就是要通过会盟，把他们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在谈判桌上统统得到，这一点，宋襄公是不清楚的。

所以从会盟的一开始，楚国就注定不会安好心，即使如此，宋襄公本人也是很有机会的，因为会盟的地点，毕竟是在远离楚国本土的北方。楚国人就是再有野心，也不可能把强大的军队全搬过去，但是这里离宋国地盘近，宋国可以很容易调兵过来，所以，只要宋国能够在会议之前做好准备，布置好强大的军队，到时候逼迫楚国就范，貌似还是很有希望的。

但是宋襄公本人，把这个貌似的很有希望，变成了没有希望。公子目夷曾经建议宋国带足军队，到时候以防备楚国人耍花招，但是宋襄公却很高尚地说，那不行啊，我当盟主就是凭着仁义，如果没有仁义，我还当什么盟主。就这样，宋襄公一个兵不带，一个光杆司令去会盟。

事实果然如公子目夷所料，会议上宋襄公刚刚提出要当盟主，呼啦啦地来了一群全副武装的楚国士兵，当场把宋襄公给抓了。这样一来可坏菜了，宋襄公本人不但被扣了当人质，楚国更大举进攻宋国，眼看着宋国不但称霸不成，连国家都要不保，危急之下，宋国全国上下同仇敌忾，公子目夷带领军民殊死抵抗，硬是打退了楚国人的进攻。后来，经过鲁国和齐国的调解，这次会议选楚成王做了盟主，楚王这才“仁义”了一下，放宋襄公回来。

被楚王耍了一把，按说宋襄公应该梦醒了，但是宋襄公却不干，他认为这次失败，绝对不是仁义的错，而是楚国一时运气好，公子目夷劝说他悬崖勒马，但是宋襄公却说：“楚国的奸诈可以占一时的便宜，但是最后胜利的，一定会是仁义！”

在鹿上会盟结束之后，楚成王做了盟主，但他并不是春秋五霸之一，原因就是这次盟主位的获得，是用卑劣的手段得到的，会议结束之后，归国的各路诸侯们纷纷变脸，不承认楚成王既得的盟主地位，宋襄公觉得形势大好了。他决定趁这个机会，兴兵报仇。

当然，以宋襄公的脑子，他绝对不会有主动进攻楚国的胆量，楚国的国力和宋国之间毕竟差了太多了，楚国我不敢打，楚国的小弟，我总是敢打的，第一个要打的，就是郑国。这个郑国和宋国之间，也是好几代的世仇了，特别是在齐桓公做霸主的时候，宋襄公凭借着老二的地位，经常欺负郑国，郑国早就受够了气，为了不再受气，郑国成为中原诸侯中第一个投靠了楚国的，宋襄公打的就是这个出头鸟，他要通过这场战争让所有人都知道，和楚国人合作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想得没错，但是打起来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公子目夷曾经劝说宋襄公说，如果我们要打郑国，楚国必然会援救，到时候和楚国的战争不可避免，我们如果没有打败楚国的实力，就不要轻易冒这个风险。但一心复仇的宋襄公什么也听不进去。

公元前639年秋天，宋国悍然发动了对郑国的侵略战争，按照宋襄公战前的想法，你楚国要是不救援，我就灭了郑国，你楚国要是来救援，我就正好设个包围圈，来一个围点打援。不管哪一种方法，我都是稳赢的。

让宋襄公没有想到的是，楚国却采取了一个他做梦都想不到的方略，直接“围魏救赵”，进攻宋国的本土，这下战火烧到了宋国境内，原先是宋国要牵着楚国的鼻子走，现在反而变成被人家楚国牵着鼻子走，无奈之下，宋襄公只好回兵救援。

这个时候，关于是战是和的争论再起，当时宋国的大臣们，比如辅佐宋襄公多年的公孙固，就认为以宋国此时的国力，是根本不可能和楚国作对的，就算这一战打赢了，下一战也很可能失败，因为宋国的地理位置外加军事实力，是无法和楚国相抗衡的，所以利用大国之间的矛盾来保证自己的安全才是最好的选择，盲目的争霸战争，只会断送了宋国。但是宋襄公却什么都听不进去，他的脑袋里，满是他所崇尚的“仁义”二字，他反复地说，我是一支仁义之师，还怕楚国的虎狼之师吗？

十月，宋襄公率军在泓水列阵，和楚国军队决战。这场战斗，宋国军队机会还是把握得非常好的，当时他们抢在楚国前面抵达了战场，这时候的楚国人，正浩浩荡荡地准备渡河，这正是宋国军队发动攻击的好机会。公子目夷发现了这个战机，连忙要求宋襄公立刻出击，趁楚国渡河的时候发起袭击，将其彻底消灭，但是宋襄公却拒绝了，他认为这时候如果发动进攻，是一种非常不仁义的表现。

楚国人渡河以后，紧锣密鼓地排阵，公子目夷一看着急了，他拽着宋襄公的袖子说，如果现在不立刻发动进攻，那么等着楚国人排好阵势，我们就会全军覆没的。宋襄公还是很固执，这你就不懂了，这叫礼数，如果敌人还没有排好阵容，我们就发动进攻，这是不仁义的，就算打赢了也不光彩。

就这样宋国大好的获胜机会，就白白地浪费了。楚国在成功渡河之后，立刻发动了进攻，弱小的宋国军队根本不是楚国的对手，彪悍的楚国人一轮冲锋，就把宋国军队打得崩溃了。结果宋襄公本人被包围，幸亏公子目夷拼死保护，总算从楚国人的包围圈里逃出生天，但宋国军队，却因此全军覆没，宋襄公本人也大腿受伤，可谓损失惨重。

泓水之战，宋襄公很仁义，后果很严重。宋国的精锐军队在这场荒唐的战役中，几乎全部一次性赔光，宋国这样一个小国，一旦经历了这样的惨败，也就意味着几代都恢复不过来。在宋襄公之前，宋国好歹还能保持一个老二的地位，这样一来，就彻底沦落成弱者了。

可笑的是，即使惨败到如此，宋襄公也依然不认为自己有错，回国之后，大臣们埋怨他不该和楚国打仗，打仗也不该这么个打法，宋襄公却仍然十分嘴硬：“我这是仁义，打仗就应该这么行仁义，比如看到对方头发花白的士兵，就不要抓了，看到对方的士兵受伤了，就不要再伤害他了。”公子目夷听后冷笑说：“打仗就是为了打败敌人，像你这种打法，又有什么意义呢？”宋襄公无言以对，其实他也来不及反思了，就在这场战败一年以后，愤恨交加的宋襄公离开了人世。

在泓水之战后，楚国之所以没有乘胜追击，灭亡宋国，还是多亏了公子目夷的从中斡旋。公子目夷走访了齐秦两个国家，请他们出面干涉，在两大国的干涉下，楚成王也做出高姿态撤军，也正因为如此，楚国知道了此时中原诸侯还是铁板一块，很难轻易北进。所以，在此后的一些年里，楚国还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南吞百越，积累实力上，他真正开始再次北进，应该是晋文公重耳争霸的时候了。

不过愚蠢的宋襄公，在临死之前总算英明了一把，他对即将即位的太子说，宋国现在的局势很不妙，秦国、齐国都靠不住，楚国肯定有一天会再次北上，宋国到那时候将再次面临危险，如果是那样的话，到时候能够帮助我们的，只有晋国公子重耳，他将来一定会成为霸主，也一定会成为宋国的保护者。在之后的晋楚城濮之战中，最后的战局，证明了宋襄公的正确，假如大多数时间他都能保持这样的睿智，他和他的宋国，也不会落到这个结果了。

宋襄公争霸的失败，与其说是一个国家的失败，不如说是一种社会旧秩序的失败，宋襄公所坚持的，依然是西周宗法制社会的旧道德，可是他生活的年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期，大家都不按照套路出牌，那么按照套路出牌的宋襄公，也就只能吃亏了。泓水之战的另一个意义是，从此开始，像西周时候那样摆开阵势开练的打战，越来越少了，战争的手段日益丰富，兵法诡道，渐渐成为战争的主流。

宋襄公让国，既不虚伪也不是愚蠢，而是一出精心炮制的大戏

“宋襄公假仁假义，恐怕不只是为了钓名那么简单____传统的力量是巨大的，宋国一直以来都没有“嫡长子继承”的明确概念与规定。所以，很有可能，宋襄公兹父与目夷俩兄弟这是合演了一出让国大戏。

在春秋中期，出现了一个“宋襄公让国”的故事，其中颇多争议，试论之。

宋襄公为太子时，名兹父，他有个同父异母的庶兄叫目夷，字子鱼，是宋国很有名的贤人，宋桓公很喜欢这个聪明的孩子，也曾想过改立他为太子，但由于兹父也一向表现良好，所以才最终作罢。

但兹父此时却做出了一个非常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决定，硬要把自己的太子之位让给哥哥，他对宋桓公说：“请使目夷立，臣为之相以佐之。”

宋桓公也很摸不着头脑，便问他为什么。这可是国君之位啊，不是孔融让的那颗破梨。

兹父回答说：“臣之舅在卫，爱臣，若终立则不可以往，绝迹于卫，是背母也。且臣自知不足以处目夷之上。”大孝子兹父认为，自己母亲闹矛盾去娘家不回来了，如果自己是个公子，还能经常去卫国看母亲，若当了国君就不可能了，而且他自认能力不及目夷，所以才主动让贤。

如果单从这句话来看，兹父似乎是个孝顺又谦虚的好孩子，而且高风让贤，品德高的不得了。事实的真相是否如此，我们不是兹父，当然不得而知，不过对人性对政治都有着深刻了解的毛泽东同志在小学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宋襄公论》，里面就指出兹父明知这样违反了当时的礼法和继承制度，还要坚持让位，明显是做给宋桓公和天下人看的，目的就是为了给自己博得“仁爱”的美名。

过让则伪，过谦则矫，毛泽东这个说法貌似挺有道理，他的国文老师也因此给这篇作文破例打了105分的超满分，可见其见识独到非同凡响。但可惜宋桓公不是毛泽东，他的脑袋拐不了那么多弯儿，于是竟在兹父的坚请之下真的决定换太子了。

如果兹父真如毛所言是个野心勃勃且狡诈伪善之徒，这会儿一定哭死了，不过好在目夷听说了这件事儿后非常上道，他坚决不肯接受太子之位，说：“兹父能以国让之，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庶立而嫡在下，不顺也，不顺而使目夷为之，目夷将逃。”于是逃到卫国。

兹父一看目夷跑了，他也跟着跑，哥俩儿前脚跟后脚全都逃到卫国去了。

目夷为啥放着大好的太子之位不要，除了兹父“仁孰大焉”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即他认为这样的人事安排很“不顺”（不符合立君的顺序）。

宋是商纣王同母长兄微子启的封国，当年周灭商后，周天子采用“以殷治殷”的策略，将殷商遗民们迁到了东部黄淮平原，封微子启于宋，以延续商之宗祀，管理商之遗民，所以，作为殷商民族直系后裔的宋人，保留了浓厚的殷商文化的传统和风俗习惯，信鬼神、好祭祀，与周人之文化迥异。据《左传》记载，有一次晋宋两国盟会，宋平公提出用殷商的传统祭祀乐舞《桑林》来招待晋悼公。这个乐舞，据说由用鸟羽化装成玄鸟的舞师与化妆成简狄的女巫进行表演。由于它描写了简狄吞玄鸟卵而生殷商始祖契的具体过程，非常之神秘怪诞，竟把不识殷礼的晋悼公给吓病了。

除了文化风俗，商与周继承制度也大有不同。商人的传统君位继承制度是：“以弟为主，而以子继辅之。”也就是以“兄终弟及”为主，“父死子继”为辅（殷商为农牧兼营之民族，而“兄终弟及”制度应为游牧氏族之继承规则，因为游牧民族时常迁徙，需要能征善战的马上首领，而只有“兄终弟及”才能确保首领是拥有强大射猎能力的成年人），但这种随意性很强的君位继承制给商朝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宋国早期也是如此。

据《史记·殷本纪》：“自仲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亦可见殷人这种混乱的继承制度，远比周人的嫡长子继承制要来的落后，统治阶级由于君位继承中因名分不定而产生的祸乱纷争，或许就是殷商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吧！（所以古语有云“胡虏无百年之运”，这就是游牧民族周期性继承危机）

可惜，宋国在西周与春秋之初，并没有吸取他们祖先的经验教训，仍然固守陈规时常采取这样的落后政治制度，从而造成了宋国长时期的政局不稳，也导致宋国错过了很多大好发展机会，以至在宋殇公（宋桓公的堂伯父）时开始从一等大国渐次沦为二流诸侯。司马迁在《史记 宋世家》最后说：“《春秋》讥宋之乱自宣公废太子而立弟，国以不宁者十世。”宋国自公元前729年宋宣公去世将君位传给弟弟宋穆公，一直到公元前681年宋桓公在内乱中即位，短短五十年的时间，宋国就经历了两次弑君事件（注1），以及六次不正常君位继承，其中有兄传弟、父传子、叔传侄，甚至还有堂兄弟之间互相传的，这种频繁的宫廷政变与君位继承，造成宋国数十年国无宁日，这种混乱局面是兹父与公子目夷都不愿意再看到的。

总之，旁人只看到诸侯国君的八面威风，谁能体会他们内心的恐惧与悲凉，正如京剧《刺王僚》中吴王僚的那几句唱段：“列国之中干戈构，弑君不如宰鸡牛。 虽然是弟兄们情义有，各人的心机各自谋！”春秋时代的兄弟相残，已经上演了无数次，历史不能够再次重演，正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宋人必须有所改变，只有坚定的学习贯彻周人的“嫡长子继承制”不动摇，才能摆脱内乱，让宋国平稳健康地发展下去！

所以，看到两个儿子跑了，宋桓公并不生气，反而既得意又欣慰，他终于可以放心的死而瞑目了，公元前652年，做了三十年太平国君的宋桓公病重不起，赶忙派人去卫国召回太子兹父，传话说：“若不来，是使我以忧死也。”意思是说兹父你再不回来，是想把老爹我愁死啊！

身为大孝子的兹父当然不愿意老爹被愁死，于是赶紧回国看望父亲，次年春天，宋桓公很高兴的死掉了，太子兹父即位为君，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宋襄公。

见到弟弟顺利继承君位，目夷不久也从卫国放心地回来了，宋襄公于是任命目夷为司马，主管军政大权，辅佐自己处理朝政。从此兄弟齐心，其利断金，二人让国之壮举，名传天下，成为时代的道德楷模，且世代称美之，就连日人竹添光鸿著《左氏会笺》都引朱元英之言表示：“若宋襄公者，虽入孤竹之国，与伯夷、叔齐衣冠揖逊可也。”

但并非所有人都认同宋襄公之“仁义”的，后世很多学者都批评他这是虚情假意，沽名钓誉，徒以不仁之资，盗仁者之名尔（苏轼语）。这其中的代表人物仍然是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指出，从后来宋襄公的争霸行为来看，他明显是个有极大政治野心的人，他怎么可能轻易放弃权力呢？如果他真的仁义无双，也完全可以在继承君位后再自己做主行禅让之举，但并他没有这么做，由此可见他的所谓仁义，只不过是骗人的把戏而已。

我非常赞同毛泽东同志的看法，但我们是否也可以换个角度想一想：宋襄公假仁假义，恐怕不只是为了钓名那么简单——宋国数十年的内乱教训惨痛，宋襄公身为储君岂有不知？那么当他看到公子目夷能力卓著德才兼备，且又如此受到宋桓公的宠爱与国人的尊敬，他难道不会对可能发生的内乱感到忧虑吗？即便他坚信公子目夷的品行没有问题，但他也不能保证宋国的其他公子或权臣不会横生枝节从中捣鬼，毕竟传统的力量是巨大的，宋国一直以来都没有“嫡长子继承”的明确概念与规定，宋国的国君也一直都是令人垂涎而又高危的工种。所以，很有可能，宋襄公兹父与目夷俩兄弟这是合演了一出让国大戏（注2），这出戏既可以改革宋国的继承制度，为宋国政局的平稳过渡保驾护航，还可以让其他大国那些正在争夺君位的同志们自惭形秽（注3），给大家看看什么叫做兄友弟恭，什么叫做让国大义，什么叫做和谐美好，什么叫做真正的贵族！

可惜，宋襄公与目夷的努力并没能影响太久，殷商民族已立世一千多年，早已养成殷商遗民陈腐守旧的习惯，他们很难接受新的事物而做出适当的改变，宋襄公死后仅十七年，宋成公（宋襄公之子）的弟弟就起而叛乱争夺君位，此后这等事情还时有发生，于是宋国内乱不止，政局动荡，一步一步向下沉沦。

无法为自己注入新生的民族是可悲的，比如殷商，自虞舜时代就已立族（其始祖契为舜帝司徒），后又代夏以为天下共主近六百年，曾经灿烂，曾经辉煌，绵绵延延两千多年，老而不死，亡而不灭，幻化成宋，荣光早已不再，却好似依然活在梦中，画地为牢，最终将自己活活困死在内。

注1：分别是公元前710年，太宰华督弑宋殇公；以及公元前682年，猛将南宫长万弑宋闵公。注2：从后来的事情可证知，宋襄公与目夷手足情深，可称终生不渝。乃至目夷多次忤逆君意，跟宋襄公唱反调，二人却始终没有反目，甚至襄公临终，仍能接受目夷批评。可见二人肝胆相照，绝无伪饰试探之心。而也正因为如此，宋襄公才敢放心大胆地让国，因为他知道目夷贤德孝友，绝对没有争夺储君之位的野心。注3：当时齐国五公子争立的局面已经萌芽，另外周王室也正嫡庶相争，晋国和郑国更绝，干脆尽逐诸公子。

评论

吕祖谦《宋襄公欲合诸侯》：“公羊子以宋襄之战，为文王之过。呜呼！宋襄何足以知文王？若子鱼乃真知文王者也。子鱼谏宋襄之伐曹曰：“文王闻崇德乱而伐之，军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复伐之。因垒而降。”其言薰然而不伤，退然而不伐。妙得文王之本心。至于泓之战，其谏宋襄之辞，发扬激厉，奋起劲悍，骤与前日异，若与文王不相似。与变推移，不主故常，此真学文王者也。知子鱼之善学文王，则知宋襄之不善学文王矣。”。[2]

张宏杰作书《宋襄公的愚蠢诠释了贵族精神》为宋襄公平反：“春秋时期的军队都是以贵族为主体，战士人数不多，几百辆战国（战车）而已，每次战争一般不超过一天。因此那个时候的战争更像是一次大规模的绅士间的决斗。贵族们在战争中比的是勇气和实力，偷袭、欺诈、乘人之危都是不道德的。正如徐杰令所说：“春秋战争里最大的特点，在于讲究承诺，遵守信义，不以阴谋狡诈取胜。”宋襄公所说的“不重伤（不让人二次受伤，就是不攻击伤员），不禽二毛（不俘虏老年人），不鼓不成列（对方没有排好队列时，本方不能进攻）”，和《淮南子》所说“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正是那个时代普遍的战争规范。作为殷朝贵族后代、从小受到严格贵族教育的宋襄公，讲究贵族风度是他根深柢固、深入骨髓的观念。在战争中，他既要取胜，也要赢得“漂亮”、赢得“合理”、赢得“高贵”。甚至在一定意义上，风度大于胜败。那些今天看起来迂腐的礼仪其实不仅仅是仪式和礼节，更是一个阶级不可更改的文化信念。宋襄公的“愚蠢”，其实是那个时代贵族风度的光彩流露。”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