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纣王, 又名帝辛.

帝辛非常重视农业和生产力发展，实施社会变革，使其国力强盛。在位期间，他持续对东南方的人方（东夷）用兵，直至彻底击败，使商疆域扩至江淮一带。由于战争持久导致国内空虚，使一向俯伏、自称“小邦周”的武王乘机联合西方各方国一同伐商。在史称牧野之战中，商军夜遭偷袭而败，帝辛玉衣自焚以成“天命”，“大邑商”从此退出历史舞台[1]。周武王在帝辛生前称他为“商王受”，而在建国之后，给他一个恶谥之名纣（“纣”，绑马臀的皮带，引申为残义损善），因此帝辛以纣王一名为后世人所知。

商纣王：含冤3000年的历史迷雾

　　商纣王，作为商朝的最后一位君主，其形象在历史的长河中一直备受争议。他被后人描绘成一位残暴不仁、昏庸无道的暴君，然而，近年来有关商纣王“含冤3000年”的说法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那么，这一说法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イ, 商纣王的暴君形象

　　商纣王，名帝辛，是商朝末代君主。在古人的评价中，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暴君。他沉迷酒色、穷兵黩武，使得朝内人心惶惶，最终落得众叛亲离的下场。这些负面的评价主要来源于后世的史书和文学作品，如《尚书》、《史记》等。这些典籍中记载了他诸如炮烙之刑、酒池肉林等残暴行为，使得他在历史上的形象极为恶劣。

　　ロ, 商纣王的功绩与改革

　　然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新审视商纣王的历史形象。他们认为，商纣王并非完全是一位暴君，而是有功有过的人物。商纣王在位期间，曾开疆扩土，让中原的面积进一步扩大。特别是在对东夷的战争中，他取得了重大胜利，将中原先进的文化与生产技术带到了淮河、长江流域，促进了人类文明的传播，为当时社会的进步做出了贡献。

　　此外，商纣王还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商纣王反对铺张浪费，在祭祀活动中只用简单的祭品；他改变了用人策略，破除了贵族们的世袭制，重用中下层人才；在农耕生产上，他改变了处罚战俘的方法，将他们赶到田地种植庄稼，从而增强了国力。这些改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商纣王的政治智慧和治国才能。

　　ハ, 历史评价的复杂性

　　关于商纣王的历史评价，其实存在着很大的复杂性。一方面，他的残暴行为确实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另一方面，他的功绩和改革也不容忽视。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其定性为暴君或明君，而应该看到他的多面性和复杂性。

　　同时，我们也需要考虑到历史记载的局限性和主观性。由于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因此商纣王在史书上的形象很可能被后世统治者所歪曲和抹黑。特别是周朝建立后，为了稳定民心、证明自身政治正确性，周武王对商纣王进行了大肆抹黑和污蔑。这使得商纣王的形象在后世更加恶劣。

伯夷与叔齐

伯夷、叔齐, 是商朝人, 属于华夏族人(汉族人的前身).

伯夷、叔齐正值商纣王时期, 商纣王并没有儒家经典所说的那样是个以酒为池、以肉为林、大兴土木、比干剖心的暴君, 而是励精图治、开拓边疆、安抚奴隶回家耕地的明君.

虽然商纣王为华夏族作出很大的贡献, 但由于当时的边疆开始开拓到长江附近, 长江附近缺少铜矿, 却盛产大量的铅, 导致工匠在铸造铜製酒杯时用铅代替铜.

由于当时的酒含有一定浓度的乙酸, 铅容易被乙酸侵蚀; 而铜即使被侵蚀, 其产物也比铅安全得多

Cu + [O] + 2CH₃CO₂H ══ Cu(CH₃CO₂)₂ + H₂O

Pb + [O] + 2CH₃CO₂H ══ Pb(CH₃CO₂)₂ + H₂O

其中, 乙酸铜中的铜元素很快会被人体排出来; 而乙酸铅中的铅元素则会不断蓄积在骨骼中, 造成慢性铅中毒.

工匠的偷工减料导致了商朝贵族的铅中毒, 智力下降, 执政水平下降, 结果商朝被周朝打败, 亡国之馀, 伯夷、叔齐隐居采薇

登彼西山兮

采其薇矣

以暴易暴兮

不知其非矣

神農虞夏忽焉没兮

我適安歸矣

于嗟徂兮

命之衰矣

登上那座西山, 采集薇草. 通过暴戾来取代暴戾(当时商朝也有不甚合理的执政方式), 是不知道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 神农、虞、夏突然灭亡了, 我就算适合怎能安息呢? 嗟叹地走到那, 我的命衰微了.

一开始, 伯夷与叔齐通过隐居表示对周朝政权的不满. 後来, 周朝统治者邀请他们当官, 但是伯夷与叔齐看透了周朝的流氓、伪善, 遂绝食而死.

士大夫评论

古人重气节甚至生命, 比如伯夷、叔齐、屈原.

千古奇冤！还原历史上真实的商纣王

导读：在中国历史上，商纣王和夏朝的亡国之君桀一直都是暴君的代名词，我们多数人也都传承着这个观点。然而，历史上为纣王翻案的声音一直没有断过。历史上真实的商纣王究竟是怎样的？

　　商纣王历来被认为是荒淫无道的暴君典型。然而他其实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他的失败只是在于 "俘虏政策做得不太好 "。

　　牧野之战的风云际会与喧嚣变幻，在后代史书上却被搞得模糊不清。《尚书》中说这次战役的牺牲是"流血漂杵、赤地千里"。我们看到的是战死者的血流成河，敌人踏着他们的血尸像洪水一样涌上来，商人拼死扞卫政权，周人则用极其残酷的手段夺取之。

　　周武王为了解释自己伐纣的合理性，在《尚书》中开列了纣王六条罪状：

　　第一是酗酒；

　　第二是不用贵戚旧臣；

　　第三是登用小人；

　　第四是听信妇言；

　　第五是信有命在天；

　　第六是不留心祭祀。

　　编者以为这些罪状不管放在哪个朝代都不算严重，也完全没有后人形容纣王时的荒淫残暴。用现代价值观判断，甚至富于进步意义。如"不用贵戚旧臣、登用小人"。这里的"小人"是出身贫贱的下层人。纣王不录用王族中的亲贵和从前商王的旧臣之子，而是提拔录用出身卑微之人，这是打破用人唯亲的血统论，用现代眼光来看属于进步的用人观，是"唯才是举"，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任用出身低微的人而停掉亲戚不用，会遭到亲贵集团的蜂拥攻击，甚至纣王的敌人——周武王都不原谅他。

　　同样，纣王为了挽救帝国的颓势，进行的这些必要的人事调整——录用人才取代腐朽的权贵，必然导致亲贵和旧臣集团的极力反对。部分贵族甚至采取不合作的政策，带着自己的人怒而出走，从而分裂了商王朝的统治核心，破坏了商王朝的国运。

　　纣王的叔叔比干被处死，另一个叔叔箕子被下狱，也可能是新的用人制度调整触及了这些叔叔的亲贵家族利益，加上其他的"政见不合"，最终与纣王发生严重冲突，以致有人为此而死。这也是商王朝之积弊已久，问题之复杂，现实之难办，一点改革都阻力重重。

　　其实，也正是纣王任用的诸如飞廉、恶来这些出身低微的小人，帮助他三征东夷，并且与商王朝共生死，战斗到生命最后一息，倒在战场血泊中。

　　至于第四条罪状说纣王"听信妇言"，其实是少见多怪。商朝女性在政坛上颇有作为，如商王武丁时期的妇好就是一位巾帼杰出人物，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尊重女性的客观状况。纣王听信妲己，即便这是事实，我们也不要奇怪。当"贵戚旧臣"都不支持，甚至分裂而去，当社稷危荡，如蜩如螗，如沸如羹，人心惶恐，各怀叵测，那纣王也只有跟自己的女人妲己合计军国大事了，毕竟自己女人还是跟自己坐在一条船上，值得信赖，并且一直坚持到最后，共同自焚于鹿台。

　　而所谓第五、第六条"信有命在天、不留心祭祀"的罪状，这是与国计民生无关的小节，而且并不属实。从出土的甲骨卜辞上看，到了纣王的父亲（帝乙）和纣王（辛）时期，祭祀祖先的典礼系统比起前代商王，倒是显得更加成熟完备。

　　总之，周武王给纣王定出的这六条大罪，只有第一条"酗酒"还算是有点儿分量。但是商朝人好酒，喜欢以酒佐餐、聚众豪饮，这是他们一贯的风气。从出土器物来看，商朝后期的饮酒器具明显激增，这表示社会饮酒之风蔚然，甚至有些商代遗址中还曾挖出来好几坛子当时的酒呢！

　　但一个帝国积累年头久了，财富丰厚，人们闲逸，走上饮酒的路子，是必然的事情。商朝人崇尚音乐，边喝边唱，是很流行的。史学家分析说商朝社会的饮酒风气都是纣王影响的。可是放眼如今，美国吸毒问题严重，这都是布什影响的？

　　商朝晚期饮酒成风，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原因该是广泛而复杂的。纣王想推动也好，或者制止也好，移风易俗也好，都不是那么容易的。就好像清朝末年吸鸦片蔚然成风，不是一两个皇帝能改变的。

　　成王败寇，于是，尧、舜、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这些古代成功人士，都被锦上添花似的包装成了极好极好的完人、圣人而推出。

　　我们追溯所谓历史的轨迹，看看脏水是怎么一点点泼到纣王身上的。

　　春秋时期，关于纣王的罪状还只限于"比干谏而死"。到了战国，比干的死法就生动起来了，屈原说他是被投水淹死，吕不韦的门客说他是被剖开了心。到了汉朝，刘向更进一步说纣王剖开他的心是为了满足妲己的好奇心，想看看"圣人"的心是不是七窍。

　　到了晋朝，皇甫谧这位喜欢写历史书的医生干脆说，纣王在妲己的怂恿下，除了剖开比干的心，还解剖了怀孕的妇女，想看看胎儿形态。

　　至于纣王最着名的"酒池肉林"、"炮烙"的事情，大周朝初期的文献上也从来没有过，春秋时代也没有，是到了战国末期的韩非子首次描绘出来的。我们不得不承认他写得非常了不起："昔者纣为象箸而箕子怖，以为象箸必不加于土，必将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则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于茅屋之下，则锦衣九重，广室高台。居五年，纣为肉圃，设炮烙，登糟丘，临酒池，纣遂以亡。"

　　韩非子罗嗦了这么半天，只是想证明自己论点："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细。"意思是防微杜渐，告诫他所爱戴的君王们：不要"大错不犯、小错不断"，否则就成了纣王那样的亡国之恶君！纣王使用象牙筷子，不在乎这些小错，不断积累，终于错越来越大，酒池肉林，以至于亡国！

　　这种牵强附会，把纣王亡国的主要原因简单归结于为纣王设想出的"奢侈"，而忽视了商朝的累代积弱与外族的迅速强大，是韩非子的肤浅与片面。

　　到了西汉，司马迁在韩非子"酒池肉林"的基础上又加了"男女裸奔其间"，从而使他的文章也很生动，很吸引人，于是后人视纣王淫荡。

　　汉朝的刘向也不甘寂寞，他把纣王鹿台的面积升级为"大三里，高千尺"，显得更为奢侈。并且详细设计了炮烙的图纸，还让妲己坐在嘉宾席上旁观，一有罪犯掉到火炭里，鼓掌而笑。到了接下来的东汉，纣王脸上留的空白不多了，只好把酒池的面积扩大到可以行舟，牛饮者达到三千人。

　　时光到了晋朝，皇甫谧医生咬咬牙，把鹿台的建筑面积，比汉朝又提高了十倍，达到高千丈的地步，同时他可能觉得炮烙还不过瘾，又"亲自"为纣王和妲己设计了一个热铜斗，让商王朝的犯人举着，一会儿手就烂了。可是有常识的人都会在想到，千丈是一个什么概念？汉朝的丈的单位和古代丈的单位差不多，都是三尺一米，三尺一丈，也就是一丈差不多是3米，那时候的生产力水平是不可能造出千丈鹿台的！

　　据正史所载，商纣王博闻广见、思维敏捷、身材高大、膂力过人。他曾经攻克东夷，把疆土开拓到我国东南一带，开发了长江流域。殷商末年，它有两个主要的敌手：西部的周方国及东部的夷人部族（甲骨文里被称作人方）。

　　由于周方国在西部行征伐之权，国势迅速强大，自周侯季历至西伯姬昌仅仅两代，周方国开辟的领土已"三分天下有其二"，只不过文王曾与纣王在山西黎城恶一场，被打得大败，如果不是来自东夷的军师姜子牙在商王国东部策反东夷作乱，恐怕文王的统一大业将就此完结，而文王被俘、囚于羑里很可能就发生在这场战争中，最终姬昌很可能被纣王处死，而不是像史书上所说的那样被释放回家？

　　自此，武王姬发韬光养晦、励精图治，而纣王则变生肘腋、两面受敌。击败周军以后，纣王略作休整，便兵发东夷，无暇西顾，使周方国得以重整旗鼓。

　　在对付东夷的战争中，纣王一方占尽优势。为了永绝后患，纣王甚至建起了一条通往东夷的大道，以便迅速调兵镇压夷人的反抗。

　　夷人尽管善弓，但商军的箭镞以青铜打造，精巧而锋利，其射程远、杀伤力大，而且商军作战部队中甚至出现了"象队"，古书上说："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大象象牙轻易地戳穿了东夷人的胸膛然后把尸体抛向空中，东夷的军队一批批倒了下去。被纣王指挥的商军一阵冲杀，层层包围，东夷人的部队大部分做了俘虏？

　　据说，商军如秋风扫落叶一样，一直打到长江下游，降服了大多数东夷部落，俘虏了成千上万的东夷人，取得大胜。从此以后，中原和东南一带的交通得到开发，中部和东南部的关系密切了。中原地区的文化逐渐传播到了东南地区，使当地人民利用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发展了生产。

　　说实在地，这个历史贡献，应该记到纣王身上。从《左传》记载的时间看，他很可能是在这次征伐东夷的战争中，路过有苏氏部落掳获了妲己。

　　但这场旷日持久的征战却几乎拖垮了大商王朝。西陲的周武王得知纣王大军尽出，指向东方，都城内防御力甚弱，便在一部分叛商部族的带领之下，奇兵突袭，于牧野一战功成，而这时商王的大军远在东南，无力援手，牧野之战的商军，并非商王朝的精锐之师，而是临时武装起来的奴隶和囚徒。

　　即便如此，牧野之战也打得惨烈非常，而不是像史书上所说的那样，奴隶与囚徒们临阵倒戈，周武王几乎是兵不血刃地赢得了胜利。其实，从武王对纣王的处置来看，他也绝不是什么仁德之君。

　　周武王攻下鹿台，用大钺砍下商纣王烧煳了的脑袋，悬挂在大白旗上，一并被割下脑袋的还有纣王的两个妃子：有苏氏（即苏妲己）和有莘氏。其中的有莘氏，据说还是周武王送给殷纣王的"贡品"。伍子胥对楚王掘墓鞭尸，还遭到后人的非议，为什么武王如此对待已死的纣王与妲己等人，却没人说他残暴。这就是历史是后人撰写的的原因吧。

考古研究

考古学者认为，殷墟遗址的第1567号墓是帝辛的墓。

周朝灭商以后，纣王与夏桀一起被当作是暴君的典型，不过近年以来有不少学者对此提出怀疑。

有人认为商纣王帝辛其实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但损失很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虚进攻，大批俘虏倒戈，结果商朝亡了国。商纣王是很有本领的人，周武王把他说得很坏。这是因为帝辛的俘虏政策做得不大好，所以以后失败了。

近代史学家顾颉刚也曾综合考证，发现纣的70多条罪状都是周朝以后逐渐增加，剧情也逐渐强烈，战国时期增加了20项、西汉增加21项、东晋增加13项，至于比干之死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深入研究发现与史记上纪载有出入的证据逐渐增多，现存比干墓寺庙中碑文有显示其比纣王还晚死十多年，不可能是纣王所杀，此一证据不能说是铁证，但已经构成怀疑探讨点，而所谓比干谏言而死是到春秋时期才有纪载，已相隔甚远，且诸多文献表明随着历史推演纣王的描述越来越残暴，新增的情节也越多，炮烙之刑详细纪载为夏桀发明，后不知怎么也成了纣王，不能排除后人丑化的可能。到了战国时期又有了屈原的说法比干其实是投水而死。

史书中对其暴虐事迹的记载

《史记》记载，帝辛“知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又说他“好酒淫乐，嬖于妇人，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为人凶残成性；杀害忠臣义士，如其叔父比干；囚禁异己，如西伯昌被幽禁羑里（ユーリー, 今河南汤阴）七年之久。他为了观察胎儿，竟残忍地让人剖开孕妇的肚子。他想知道冬天跣足过河的农夫为什么不怕冷，竟叫人砍掉他的双脚。《战国策》记载“昔者鬼侯、鄂侯、文王，纣之三公也。鬼侯有23子而好，故入之于纣，纣以为恶，醢(ハェ11)鬼侯；鄂侯争之急，辨之疾，故脯侯；文王闻之，喟然而叹，故拘之于牖里之库百日，而欲令之死。”

《韩非子·喻老》亦有记载：“昔者纣为象箸而箕子怖。”司马迁在《史记·宋微子世家》亦云“纣为象箸，箕子叹曰：彼为象箸，必为玉杯；为玉杯，则必思远方珍怪之物而御之。舆马宫室之渐自此始，不可振也”。

《帝王世纪》记载，帝辛在位期间，西伯的嫡长子伯邑考在殷商做人质，当时负责替帝辛驾车。但某日，帝辛派人烹杀了伯邑考，并将他做成了肉羹赐给西伯昌，并说：“圣人应当不会吃自己儿子做成的肉羹。”西伯昌最后还是吃了肉羹。帝辛评价说：“谁说西伯昌是圣人？吃了自己儿子做成的肉羹尚且不自知。”

在众多文献中，帝辛是一个实行炮烙之刑，滥杀无辜，开设酒池肉林，穷奢极侈的昏暴之君。他与夏桀并论，在中国一直是暴君的代名词。这一段历史，后人加上想像，写成了《封神演义》。遂有成语“助纣为虐”。

对暴虐记载的质疑

在《尚书·牧誓》中，周武王只列举了帝辛的四条罪状，分别是听妇人言、不认真祭祀、不重用亲戚、任用逃犯做官，然而“听妇人言”、“不重用亲戚”与“任用逃犯做官”在商代社会并不罕见，周武王有此一说可能是因当时周已演化出了完整的礼乐制度，而对商朝的作为表示怀疑。

商朝时女性地位很高，女性可以拥有封地，还可以担任辅政大臣或将军；到了西周时，女性地位就大大下降了，不仅不能拥有封地，也不能参与国事。“商纣王与苏妲己淫乱失国”的故事其实反映了殷人男女平等的历史。商朝时用人不重视家庭身份，王族成员并没有太多被委以特权；而西周时期的等级制度比商代要森严很多，实行宗法制下绝对的世官制，在周人看来，不任用亲戚为官是严重罪过；商代政治组织松散，人口流动性强，诸侯中常有人逃往他国，其他国家的奴隶、农奴逃往商国，就获得自由，一部分贤能之人甚至被任用为官员；殷墟甲骨文中有许多“小臣某某某”之类的人名，大多是出身卑微之人；周代政治组织严密，从周文王开始就实行“有亡荒阅”在全天下搜捕逃亡者，周人才指责帝辛“遗其王父母弟不用，乃维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

殷墟考古来看，商朝末期的人祭和人殉都很少，甚至没有西周中早期严重。从各种文物中，看不出帝辛有太多暴行。西周初年时所宣扬的帝辛的罪状，除了《尚书·牧誓》中的那四条，也就只有酗酒、相信自己有命在天了。到了后来，西周统治者和商朝的叛徒继续指责帝辛，并造出了“纣”这个字。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不了解历史真相，为了向世人宣扬“恶有恶报”，便又给纣王增添了不少新的罪状，例如作炮烙之刑、把人剁成肉酱、剖割孕妇之胎等。汉朝以后的统治者继续把纣王作为反面形象宣传。纣王的“荒淫残暴”实际上是千年积毁的结果。

有人曾说过：“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认为帝辛许多的罪过并未发生，是被后人所加的。南宋士大夫罗泌在他的著作《路史》中，也认为商纣王的许多罪行并不真实。

在某某某中提到，费仲劝谏帝辛杀掉西伯姬昌，但帝辛却认为“夫仁义者，上所以劝下也，今昌好仁义，诛之不可”（仁义的人，君主可以用来劝导臣民。姬昌就是这种人，不应该杀。）没有采用费仲的建议。

根据古代诸多文献以及殷墟甲骨文，帝辛征服了淮夷 ，派飞廉出使北方，对中国古代的统一与各族文化的交流和发展有过一定贡献。武王靡不胜。武王载旆，有虔秉钺。经现代学者考证，这里的“武王”是指帝辛，他在殉道前曾深受百姓的爱戴，是殷民心目中的“武王”。河南淇县朝歌镇有后人修建的纣王之墓，当地人民均以帝辛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