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学 - johanzumimvon/zh.bitterwinter1 GitHub Wiki
劝学, 又名学问のすすめ, 是福澤諭吉写的文章, 主张人人平等, 认为学问不止是读懂文言文、识得生僻字、解得奥数题、背小九九很溜, 更认为数理化、普世价值等等知识是学问.
日本福泽谕吉为何说：中国孔孟可耻！
2020-11-03 17:55 对于孔孟之道，我们中国人都是十分熟悉，在孔子与孟子的思想中，其实是充满仁义礼智信的，他们所指导出来的道路自然也是一条高尚的道路。
士大夫评论
孔子的祖师曾经流氓夺政, 把商纣王称为昏君.
孔子与孟子的学说根本没有可信性.
然而，孔孟之道在现实生活中其实很难达成，具体到他们思想中的每一项精髓，很少有人能够面面俱到，因此，尽管他们的思想十分的高尚，却总是欠缺一些可行性，经过千百年的流传，仅仅成为了文化的象征。
实际上，也不乏有人真正想要施行孔孟的理论，但往往收效甚微，这使得孔孟之道一般都浮于表面，仅仅能够作为精神的指导思想，不能完全约束于一个人。
而对于这样的现象，其实后来就经常有一些人提出了质疑，比如日本的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就曾经说过这样的一番话：中国孔孟可耻！那么福泽谕吉又有哪些更加深邃的想法呢？
历史的必然选择
说到福泽谕吉，很多人都很熟悉，尤其是那些频繁同日本人打交道的人，对于这样一名出现在日本万元纸币上的人物更是了如指掌。
福泽谕吉作为日本著名的思想家以及教育家，在十九世纪时推动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在日本的影响，并对日本后来的发生起了至关重要的引导作用，也因此他被印在了日元纸币上，以彰显其崇高的历史地位。
被誉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的福泽谕吉，其实从小也是接受中国文化思想的熏陶的，彼时对日本影响深远的黑船事件尚未爆发，日本国内主流仍然崇尚中华文明，那时的日本文化本源其实还是中国儒家那套，孩子们都接受了潜移默化的孔孟思想教育。
不过由于他家里穷，所以受到的影响不是很深，他更多的忙于为家计奔波，以及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只为了养家糊口。
直到福泽谕吉15岁的时候，他才第一次开始学习中文书籍，那以后他的进步就飞快了，不过，黑船事件也在这段时期悄然爆发了，美国人以炮舰打开了日本国门，给日本人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冲击。
日本天皇带头开始学习西方制度，后来更是发生了明治维新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而当时还是学生的福泽谕吉也首当其冲，受到了西方思想的猛烈冲击。
又过了几年，二十一岁的福泽谕吉前往了长崎，学习“西学”，他见识到了不同于中华文化的另一种文化，并受到了深深的吸引，他在学问上大放异彩的同时，也变得十分推崇西方文化。
而在反思日本制度失败时，以孔孟为首的儒家文化自然也饱受诟病，当时大环境下日本都沉浸在无边无际的自省之中，为了更好地推动日本学习理性文明的文化，这其实也是历史的必然。
福泽谕吉的理论
当时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对于日本人来说简直是闻所未闻的，福泽谕吉认为，欧美之所以会强于日本，甚至强于清政府所领导的中国，都是由于文明以及政治的先进，换言之，就是鼓吹理性文明的文化。
不过，他还提出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观点，他认为道德水平与社会文明的进步没有必然的联系，这无疑是对推崇善其身以济天下的孔孟之道做出了严重的批判。
福泽谕吉认为，道德是无法被衡量的，而且一个人的自我道德水平终究只是私德，既不可以学习，也不可以控制，以这种方式去推动国家的发展和依赖于宗教无疑，毫无疑问是痴人说梦。
而对于当时的日本来说，与其追求私德上的进步，不如追求民众的集体智慧上升来得更有效率，而且读书写字这样的教育程度完完全全是可以量化的，与道德这种水中月完全不同。
“我真为圣人感到可耻”，福泽谕吉如此评价孔孟，他认为圣人以不能量化的道德思想作为标准，将人分为三六九等，并自诩为智者，这不仅仅难以在政治上推行，同时也很容易带来更多的问题。
福泽谕吉的这些思想被写进了他所著的《文明论概略》之中，往往被如今的专家学者视作“群体精神文明论”，不过当中对道德与文明关系的批判却有着十分重大的价值。
而事实也确实按照福泽谕吉所设计的一样，日本在此后走进了富国强民的道路，最终甚至步入了军国主义的歧途，当然这其实也与福泽谕吉这名教育家所构筑的未来蓝图也不无干系，他就曾经多次发表言论鼓吹日本向外扩张，甚至还公开提出过一些侵略中国的主张方略。
他的这种强盗哲学后来被日本当权者付诸行动，并使得日本政治产生了无数的后患。
士大夫评论
孔孟根本没道德, 孔孟之道根本就是撒旦之道、哈拉姆之道(孔孟喜好猪肉、饮酒, 甚至用猪肉亁(束脩)作为学费; 穆斯林禁止猪肉、饮酒), 孔子、孟子就是骗了中国人二千年的骗子.
只有理性文明的普世价值(比如基督教的爱人如己、伊斯兰教的禁止利息等等)才会产生道德.
福泽谕吉与梁启超少年时均学习儒学，对传统文化却持截然相反态度
福泽谕吉是在一个儒学氛围非常浓厚的环境中长大的，他的父亲福泽百助热心于儒学，在福泽幼小的心灵中留下在汉儒的印痕。
福泽谕吉少年学习了儒学经典四书五经，成年之后开始独立思考国家的将来
少年时他先后投身在父亲的同门野本真诚，和儒学家白石常人的门下，由于他聪明好学，所以在六七年间，就比较系统的学习了儒学经典四书五经，而且对中国的历史书籍非常感兴趣，广泛涉猎了中国的史籍。
他曾经将《左传》通读过十一遍，“成了一个小小的汉学家”。但是成年之后的福泽，面对日本的内忧外患，开始独立思考国家的将来。他将日本社会停滞不前的原因，归结于作为官方统治意识的儒学。
并且，在儒学的发源地，自诩为“天朝上国”的中国，面对西方列强坚船利炮，却无力摆脱弱肉强食的历史命运。为此，福泽深刻反思，认识到儒学的所造成的弊端会导致国家的灭亡，中国就是前车之鉴。
如果日本仍将儒学奉为圭臬，固步自封，那么今日的中国就是明日日本的命运。所以，他竭力呼吁全面向西洋先进文明学习，以达到日本独立的目的。因此，他在明治初期撰文，深刻批判儒学给日本带来的消极影响，力图彻底否定儒学，全盘吸收西洋的文明成果。
福泽的思想，立足于日本国情和国际现实，致力于宣传以民权为核心的西方文明
福泽谕吉生平有两大誓愿，一是使广大民众从日本传统的封建束缚中解放出来；另一个是使日本国家独立和强大，解除西方列强的威胁。对于第一方面，竹越与三郎曾经评论道“要获得自由，首先必须怀疑现状，破坏现有秩序。这是怀疑家空前活跃的时代，当时的福泽就属于这类破坏家。”
由此可见，正是由于福泽的思想，立足于日本国情和国际现实，认识到西方文明的洪流不可阻挡，于其拒绝不如主动将其引进，方可使日本与西方列强比肩，他才能够致力于宣传以民权为核心的西方文明。
福泽谕吉照片
终其一生，矢志不渝。他的著作能够受到广大民众的欢迎，不仅因为顺应了时代的潮流，也因为他将深刻的思想与通俗的语言相结合，所以才有持久的吸引力。 梁启超自幼学习儒学，秉持“修齐治平”的观念，试图探索中西结合的道路
梁启超自幼也生活在儒学环境很浓厚的氛围当中，对儒学的教诲有很深的理解。在跟随康有为之后，进一步处于儒学的熏陶之下。儒家“修齐治平”的观念充斥着他的头脑。
在他进行民权理论宣传时，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在其言论中随处可见。他不忍割舍传统文化，试图探索出一条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的政治理论融合在一起的道路。认为不仅可保存传统中固有的长处——儒学对伦理道德的规范，而且能吸收西方文明的优点——先进的政治制度。
梁启超照片
这样既可以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同时又能减少来自顽固守旧派的阻力。对于本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是梁启超与福泽谕吉民权思想的差别之一。
福泽谕吉向日本大众普及民权思想，贯彻“自由平等”思想和实学精神
福泽谕吉依据西方的天赋人权理论，认为人生下来本无高低贵贱之分，都是平等的，并且肯定了人都是有私欲的，也都有追求现实幸福的权利。在幕府统治下，官方的意识形态禁锢着人们的头脑，儒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和三纲五常的观念深入人心。
而福泽谕吉的有关民权的言论，在当时幕府统治下的民众闻所未闻，不啻在人们的被麻木的头脑中放下一个思想炸弹，对人们的固有观念造成重大冲击。
福泽谕吉照片
有日本学者认为，他“生于旧世界但彻头彻尾地抛弃了旧世界。他虽然在新世界拥有广大的领地，但是哪怕一根手指也没有置于旧世界中。他是平稳的大改革家。”所以说日本民众思想的大解放，福泽谕吉的民权理论起到了重要作用。
福泽谕吉向日本大众普及民权思想，贯彻“自由平等”思想和实学精神，目的是为了实现个人的独立。两人在宣传民权过程中，存在许多相同之处。如两人都是在国家面对西方列强的威胁，欲图使国家独立而提倡民权的。 福泽谕吉与梁启超都强调发展民众智力的重要性，也存在其他方面明显的差别
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前提下，都对本国的封建专制进行激烈批判，启迪了民智。他们都强调发展民众智力的重要性，认为只有开启了民智，才能真正提高民权。在对民权的理解上，两人都重视民众在精神上的独立方面。
福泽谕吉照片
两人还存在其他方面明显的差别。福泽谕吉认为民权除了包括独立精神之外，还要求经济上独立，即真正的民权包括无形与有形两方面。而梁启超的民权思想，并没有意识到个体经济独立的重要性。
由此可看出福泽谕吉对西方近代民权精神的把握，比梁启超更加深刻。二人宣传民权的侧重点也不相同，福泽谕吉对民权的宣传重点是基本人权，而梁启超则注重的民众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其人权认识比福泽谕吉狭窄不少。
造成两人民权思想差别的原因，跟他们的求学经历有关，福泽谕吉懂英文，所以他通过直接阅读英文原著，接触西方近代文明。而梁启超自幼就开始接受儒家的正统教育，拜康有为为师后，方才接触到有关西洋文明的书籍，对西方文明的认识是有限的。
梁启超石像
两人对传统文化表现出截然相反的态度，福泽认为应该坚决排除儒家思想，梁启超则对儒家文化表现出深深眷恋
在宣传民权过程中，两人虽然都反对专制主义，大力批判封建专制造成的民众愚昧，认为只有提高民众的智力水平，才能真正提高民权意识。
但是两人对传统文化表现出截然相反的态度，福泽谕吉认为传统文化是造成日本社会停滞不前的原因，为了使日本向文明国家迈进，应该坚决排除儒家思想对人们头脑的“腐蚀”。
与之相反，梁启超则对儒家文化表现出深深眷恋，他试图在中国儒家文化的基础上，将西方民权思想改造并嫁接到中国固有传统上，所以就不难理解为何他总是将儒家经典，追根溯源阐述民权理论。
梁启超画像
从中可看出，福泽谕吉对中西方文明表现出，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态度，而梁启超则囿于儒家的道德中心主义不能自拔。 总结
两人民权思想的政治实践，一成一败。日本民族的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特征，在面对西方列强威胁的情况下，充分体现在福泽谕吉的民权思想中，使其能务实地吸收西洋文明的精华。
最终日本在1889年以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的形式，实现了民权与君权的结合。就本人观点来看，福泽谕吉的民权思想，含有回归人的自然权利的一方面，也有将实现人权，作为实现下一步理想的手段的一方面。
两者相加，才能从其上看，他的政治理想在明治年间达到的预期目的。但正因为有《通俗国权论》等，所以在长久的后来，却未能如他所想。
《大日本帝国宪法》
梁启超民权理论所表达的，主要也是改良主义的政治理想。由于中国专制传统浓厚，儒家观念根深蒂固，造成梁启超等维新分子发动的戊戌变法终失败。但他的民权思想对中国走上近代国家，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并且，通过其改良主张的失败，广大民众进一步认清了清政府的反动腐朽的本质，促使了民众的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