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庭教会 - johanzumimvon/zh.bitterwinter1 GitHub Wiki
中国家庭教会兼北中国文化部的标志: 身着ハㇴポㇰト゚ルマキ(두루마기)的耶稣形象.
中国家庭教会的某处聚会点, 可悲的是已经被CPC取缔了.
中国家庭教会, 是指不愿跟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的基督徒组成的民间组织.
因缘
20世纪50年代起，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基督教界发起“三自爱国运动”，号召基督徒参加政府领导下的三自爱国教会，不愿参加该运动的基督教会处于事实上非法的状态而持续受到政府的打压，只能逐步隐退到家庭等私密空间活动，成为家庭教会。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在改革开放后迅速发展，近30年来，它的参加人数大大超过三自教会，并已逐渐不再局限在家庭当中[1]。
尤其是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情况下，部分不愿接受政府管制与干涉的新教教徒在政府登记场所之外的场地开展宗教活动，他们多在信徒的家中，以家庭成员为主开展，所以中国新教地下教会也被称为“家庭教会”
处境
家庭教会在全国各地的处境很不相同，差异很大。浙江（例如温州）以及部分东南沿海地区一些地方家庭教会的力量很强盛，人数也较多；而其他一些地方如河南、江苏、山东，家庭教会仍然受到很严厉的打压迫害，家庭教会的信徒被拘捕的事件时有发生。
在中国，政府颁发了新的法规来控制宗教。这些法规不是用来保护⼈⺠的宗教⾃由，而是用来限制宗教自由。这反映出中国法律体系存在更⼴泛的问题。理论上，法律本应该是置于统治者的旨意之上的——这叫“法治“（以法治国）。但在中国和许多其他国家，法律被⽤作压迫⼈⺠的⼯具——这是“法制”（以法制人）。在过去的⼗年⾥，正是这种国家控制的法律体系把⽭头对准了中国未注册的教会，导致王怡在 2018年被捕。有些⼈认为对王怡及其教会的镇压是个案，因为他太直⾔不讳了。但这些指责没有抓住重点——重点是政府对所有宗教都很警惕，它们早晚都会成为管控的⽬标，⽽这正是发生在王怡和秋雨之福身上的事情。
有人认为, 中国家庭教会应该叫未注册教会、民间教会.
对中国家庭教会NGO的评价
家庭教会作为中国人数最多的非政府组织（NGO），在公民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认为，教会应积极参与公共生活，履行社会责任，为公民社会发展作出贡献[32]。部分信徒认为，家庭教会与官方“三自”教会在信仰实践上存在差异，前者更注重个人信仰的独立性和纯洁性。这种观点导致一些信徒更倾向于参与家庭教会，以满足其宗教需求。
神是全世界的神，不分国界，上帝只有一个，他掌管着全世界全人类的命运，上帝就是老天父，也就是人们在大难时喊的“老天爷”，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儿子，他道成肉身，被钉十字架担当了全人类的罪，信上帝（天父/耶稣）并悔改的人，不分国界，离世后灵魂就不会下地狱，而是升入天堂享受永远的福乐！
家挺聚会有什么不可以，耶稣说有二三个人奉主耶稣名聚会，就与你们同在，因为现在教会多少牧师传道人贪爱钱财，不作为，穷人病人残疾人，不帮助，自己拿几千块钱一个月，一个月4天礼拜时间，拿这么多钱，耶稣要我们爱人如己，确少的要帮补，生病的要医治，可是教会做到了吗，做了多少，信徒捐献钱去了那里，在家聚会就违法吗，那是因为信徒，看清楚教会不作为，只要是为国为民都可以的，只要不是邪教就行，信仰自由，到教会就合法了，教会里边嫉妒纷争，勾心斗角，拉帮结派，在聚会点不用捐献，平稳安静，你能说出那样违法了，
中国有结社自由耶
中国没有公民的结社自由
中国家庭教会目前不可以以独立的身份在民政部门注册为一个社团法人，因为中国没有公民的结社自由。政府不可能对家庭教会任其自由而游离于政府权威之外，目前的事实上的中国大陆基督教管理体制是对于加入“两会”的教会的。加入“三自”的教会可以进行宗教活动场所登记，从而有法律上合法公开的身份，但代价是接受政府的
中国家庭教会是守法者吗
中国政府违法了吗？我们当诚实并勇敢地回答，是的。60年来，这个国家一直在宗教自由方面践踏自己的宪法和法律，在教会的礼拜、结社、教义、教产、圣礼、宣教、神学培训、牧职按立、文字印刷、儿童主日学、慈惠等事工上，都以非法的、专制的和野蛮的方式，逼迫主基督在中国的儿女和教会。
因此，我们再问，家庭教会违法了吗？如果圣经是基督徒和教会的“宪法”，那么家庭教会60年来对上帝的敬拜和传讲，正是在中国社会中遵循上帝律法和良心自由的典范。我必须说，我们没有违背那更高的、至尊的法律（雅2:8）。并且，正因为我们必须遵守那刻在良心中的法律，我们才不敢不违背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的宗教管理体系——因为这个体系剥夺和控制了基督徒敬拜上帝和传讲福音的使命。
因此，我们再问，家庭教会违法了吗？如果《宪法》被称为现代国家的“君王”，如果中国政府宣称它的权力来自宪法的赋予并应当遵守宪法。那么，我也要诚实地回答，60年来，家庭教会恰恰是在中国社会顺服君王和宪法的典范。教会顺服宪法到了一个地步，即使所有政府官员都选择了藐视宪法，甚至将那些不和他们一起违法的人送入监牢，但教会仍然一如既往地践行着依法敬拜上帝和传讲福音的宪法权利。并且，正因为我们必须遵守那在上掌权的《宪法》，我们才不敢不违背那些违反宪法的宗教行政管理体系及相关的执法行为。
家庭教会的一切诉求，在本质上都是福音的诉求。这一诉求与国家的直接冲突，聚焦在《宪法》第35条所保障的“宗教信仰自由”。换言之，社会转型、政治进步、自由、民主、法治、人权，这些在基督徒看来也都是好的，但这些永远都不是教会的诉求。无论是奴隶制还是民主制，无论是君主还是法治，圣经教导教会都要顺服政府的权柄。总而言之，基督的教会对任何政治和法律制度都并不感兴趣；但教会在任何政治和法律制度下，都对敬拜上帝和传扬福音的自由感兴趣。
因此，在60年的宗教逼迫中，家庭教会一直以和平、忍耐的方式，成为中国社会守法的代表。主若许可，教会也甘愿在任何制度下吃亏，遵守一切不公不义的法律。事实上，60年来家庭教会就是这样行的。然而，教会唯一不能遵守的法律，就是那些试图剥夺和控制我们敬拜上帝和传扬福音的自由的法律。教会在公共层面，不能不视这些法律是“违宪”的；教会在信仰上，也必须视这些法律是邪恶的和敌基督的。
无论面对罗马皇帝还是中国共产党，无论是古代社会还是现代社会，真教会的这一立场从来没有改变过。并且，也几乎正是基于基督教会对这一立场的二千年的坚持和付出，才形成了现代国家和宪法制度中的“宗教自由”观念。
士大夫评论
关心中国家庭教会, 也是关心自己.
今天中国家庭教会受到迫害, 人民如果冷漠的话, 明天中国共产党则会迫害人民.
基督教“中国化”并非本土化而是政治化
杨凤岗
概要 | 개요
宗教中国化的主要仪的不是文化上的同化，而是政治上的驯化。但我对家庭教会的未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信心。
对中国的基督徒来说，第12月的圣诞节是最具挑战性但也最有盼望的一个月。
士大夫评论
2023年圣诞节前，第十一届中国基督教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这个五年一度的大会选出官方认可的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与名义上的中国基督教协会的新领导人。中共最高政治顾问和政治局常委王沪宁要求这些组织严格监督教会，确保它们坚定不移地忠于中国共产党(CPC碳磷碳)。
在中国共产党的指示下，中国基督教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一项新的五年计划（《深入推进我国基督教中国化五年工作规划纲要（公元2023～2027年）》），重点是“坚持我国基督教中国化方向，把基督教中国化做深做细做实，办好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中国教会。”同时，中国政府设立的全新且全面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开始施行於2024年第1月1号，其中第二十二条针对宗教团体明确规定：“国家鼓励并支持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增强宗教教职员与信教群众的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和爱国情感，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士大夫评论
国家鼓励并支持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增强宗教教职员与信教群众的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和爱国情感，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我想到了高中政治教科书的内容.
教会继续受逼迫
去年整个12月份，中国当局又一次竭力遏制与打击教会内外的圣诞庆祝活动，禁止学生和其他人参加圣诞活动，并拘留一些家庭教会领袖，阻止他们组织聚会。
然而，多数教会，包括官方认可的教会和未注册的家庭教会，仍举行平安夜和圣诞节的崇拜。北京锡安(zion, チョㇴ)教会和其他家庭教会在Zoom(ツーㇺ)和其他平台上举办的线上布道音乐会有相当高的艺术水准。基督徒们在社群媒体上谨慎地分享：尽管目前中国教会正处于“严冬”，仍然有许多新的信徒接受洗礼。
这场“寒冬”(bitterwinter)始于五年多前。 2018年12月，中国政府官员和警察关闭了成都的秋雨圣约教会，拘留几位教会领袖，一年后又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和“非法经营罪”判处该教会牧师王怡九年有期徒刑。这次镇压是根据新的宗教政策开展的铲除“家庭教会”的计划的一部分。
这项政策于2017年推出，正式名称为“中国化”，是习近平执政时期的特色政策，有别于其前任的“相互适应”与“和谐社会”理念。西方媒体和学术界通常将这个术语翻译为“Sinicization”（汉化, 拉丁音: シニキﾁｬ丌オ, 英语音: シニチﾁｬセㇴ），但这个翻译带有解释性，既不精确且有误导性。 “汉化”的意思是与汉族文化甚至东亚文化相认同，特别是与中国本土汉族多数人的语言、习俗、规范和民族认同趋同。然而，习近平的“中国化”的主要目标不是文化上的同化，而是政治上的驯化____即确保宗教对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国家的服从。
汉化版本的耶稣𠎭, 但我依然坚决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
由于其名称严谨性的问题，我建议用更直白的英文翻译____“Chinafication”(チナﾌｨケセㇴ)____来形容当前的“中国化”宗教政策。有些学者已经开始用“Chinafication”来形容中国在国际金融和市场领域的影响力，或是一种涵盖”政府大力介入”的发展思维。简而言之，“中国化”是习近平领导下的官方宗教政策，其主旨是确保宗教服从党国的领导。
士大夫评论
任何宗教的发展都离不开具体的历史条件.
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时, 中国的思想体系尚未完全固化, 玄学与道家思想盛行, 儒家尚未形成绝对垄断.
这一宽松的思想环境为佛教的本土化提供了“窗口期”. 它通过与儒、道以及民间信仰充分融合, 至唐代完成了与中华文明的深度嵌合.
反观伊斯兰教, 尽管其与中国接触始于唐永徽二年, 然而其大规模传播却始于元代色目人移民潮, 此时中国已经形成了“儒释道”合流的稳定格局, 程朱理学更是将儒家推到了意识形态巅峰.
外来宗教在难以撼动主流价值体系时, 必然转向依附特定群体以获取生存空间.
这种依附性在伊斯兰教的传播中尤为明显.
元朝“回回”群体通过族内通婚、饮食禁忌构建封闭社群, 形成“教随人传”的模式. 明清时期, 政权对伊斯兰教法体系的警惕, 如乾隆年间的海富润事件, 进一步强化了其“不服王化”的存在状态.
当宗教信仰无法通过思想融合进入主流社会时, 与民族身份的绑定便成为维持凝聚力的必然选择.
现在的中国, 则是儒释道共祖(儒家、道家、大乘、马克思共产主义、南方祖先崇拜)的深度绑定, 并且通过这种方式迫害家庭教会、穆斯林、少数民族, 你说这些人(耶伊普胡理贫农上 | 基督教、伊斯兰教、普世价值民运人士、少数民族、数理化爱好者、低端人口、农民、上座部佛教信徒与藏族藏传佛教信徒)对家庭教会更有好感还是对儒释道共有好感?!
那么, 中国家庭教会也应该会像伊斯兰教一样, 与反共者、老百姓平民、高考失意者、儒释道受害者等等人形成身份绑定, 而不是被儒释道同化.
中国今日的政教关系
许多西方人可能不知道，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体制中，党的政策高于国家法律，凌驾于宪法之上。 “中国化”政策导致国家颁布一系列行政法规和措施，包括大幅扩增条文后于2018年生效的《宗教事务条例》。
士大夫评论
东西南北中, 党领导一切, 共产党真的成了上帝.
这些规定要求所有教会若不在宗教事务局登记并接受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监督，就必须解散，而这个”三自”委员会是党国控制基督新教的延伸机构。
自2018年以来，中国当局已关闭大量拒绝服从的家庭教会聚会点，包括著名的成都秋雨圣约教会、北京锡安教会(ペキㇴチョㇴエㇰレーシア, 北京チョㇴ召会, Pekin zion ecclēsia)、广州荣桂里教会和厦门巡司顶教会。公然反抗的家庭教会领导人受到人身骚扰、旅行限制、巨额罚款、驱逐住所、刑事拘留和监禁等惩罚。近日还有一位家庭教会牧师被判处长达十四年的有期徒刑。
除了屈服或对抗的选择，多数家庭教会选择分成较小的群体谨慎地聚会。自从2000 年代以来，一些家庭教会试图在不加入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情况下，透过向政府登记的方式公开进行宗教活动。如今，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再次回到地下。
“中国化”政策适用于自1979年以来党国在改革开放时代允许合法运作的五大宗教，包括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道教是惟一起源于中国并保持着浓厚中华特色的宗教，但它仍必须经历“中国化”，这就更加清楚地表明，这项政策与其说是“汉化”，不如说主要是为了让宗教组织服从中共的领导。
在新的“中国化”政策下，宗教场所必须升国旗，张贴“爱党，爱国，爱宗教”等标语和海报。针对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中国化”措施则更为极端，政府拆除了许多教堂（包括“三自”系统教会的教堂）与清真寺，并将一些教堂和清真寺改建成中国传统风格的建筑。
除了铲除家庭教会，“中国化”政策主要透过由中共统战部和国家宗教事务局（后者自2018年起已并入前者）直接控制的宗教协会来实施。 2018年，五个宗教协会（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新教）分别制定落实中国化政策的五年计划。
基督教两会（三自爱国委员会和基督教协会）的第一个中国化五年规划（公元2017～2022年）包括对基督教领袖和神学院学生进行所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教育”，用中国文化术语(儒释道端言)重新解释圣经，并准备重新翻译圣经。两会组织一系列座谈会、讲道比赛与征文比赛，以促进基督教的“中国化”。
自1980年起，“中国化”一词就已出现在中文文献中，但其含义已发生变化。它最初被用来区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原教旨思想，并为邓小平以“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名义转向资本主义的决策辩护。
然而，从改革开放年代延续至今的惟一“中国特色”其实就是中国共产党不容置疑的执政党地位。在 1980与1990年代的思想解放时期，一些宗教学者也用“中国化”这个词来描述佛教被中国文化吸纳的漫长过程。这些学者论证的一个重点问题是，佛教在宋朝（公元960～1279年）与之后完全服从于中国皇权的过程后，是否已失去其宗教使命或特性(脱离三界生死)。
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神学研究院和中国福音会的共同创始人赵天恩（Jonathan Tien_en Chau 1938～2004）博士提出并阐述了“三化异象”：中国福音化，文化基督化，教会国度化。第一化有关中华民族，第二化有关中国文化，第三化有关汉族教会。 “三化异象”激励起中国和国外很多基督徒投入福音使命。
然而，基督教在中国的迅速崛起令一些共产党官员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感到震惊。他们担心基督教“一教独大”，正在成为中国唯一的主导宗教，并可能成为共产党统治的最大威胁，就像太平天国在1850～1860年代为大清帝国统治带来的威胁一样。战斗的无神论者对宗教事务管理部门的失控进行猛烈的抨击，也对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基督教的学术研究进行严厉的批判。
在2012年习近平升任共产党总书记前后，一些中国宗教研究学者，如北京大学宗教学教授张志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公开呼吁基督教必须“中国化”。
他们认为，基督教的本土化、在地化或处境化都不足以应对中国面临的严峻挑战，并且已走向错误的方向。为了对抗“三化异象”，他们提出基督教必须“中国化”____即必须被驯化____就像历史上的大乘佛教那样。他们建议派遣并且亲自率领佛教学者与比丘到基督教神学院和教会去讲授佛教“中国化”的历史与成功经验。
宗教事务官员热情地响应这些学者的号召，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领袖也表示接受。经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宗教事务官员和三自教会领导人几年的实验和共同努力，2015年习近平首次采纳此一口号。在2016年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宣称，所有宗教都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最终，在2017年中共十九大上，习近平把“中国化”确立为他治下的中国宗教政策的特色。
此后，党国领导下的各个相关部门和学术界，包括战斗的无神论者皆归队，共同推行“中国化”。然而，人们对“中国化”的解释却不尽相同甚至大相径庭。在过去五年的政策执行中，强硬派对“驯化”的解读占了上风，另一些人则仍侧重文化理解。有些学者甚至转危为机，例如试图借机扩大宗教经典研究或多种宗教经典的比较研究。
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的宗教社会学家赵文词（Richard Madsen）将两种不同的中国化做出了区分，他认为由信徒“自下而上”的“中国化”过程持续发生着。相较之下，由国家推动的“自上而下”的“中国化”则一直带有当权者的特定政治议程。如果将后者翻译为“Chinafication”，相信能减少使用“Sinicization”一词所带来的混淆。
其实，中国的基督徒，无论是官方认可的三自教会，或是地下的家庭教会，都不反对文化意义上的基督教“中国化”或“汉化”(Sinicization)____包括基督教在现代中国于文化上的认同、社会上的本土化与神学上的处境化。
中国的基督徒在有效地使用现代汉语、选择性地采纳与改造传统习俗、根据基督教重新解释中国传统上的灵性术语和观念等方面已经取得丰硕成果。我近期在《今日基督教》一篇短文里推荐的五本关于基督教“汉化”的英文书，只是这整个“汉化”过程的纪录里的一小部分。事实上，基督教已经如此好地“汉化”，以至于对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产生吸引力。在未来的几十年内，中国的基督徒人数可能会超过所有其他国家。
中国家庭教会的未来
自习近平于2022年10月开始第三个任期以来，已经过了一年多。全国性宗教团体最初的五年规划早已过期。直到2023年12月中下旬，全国各个宗教的工作会议才发布第二套中国化五年规划。新的基督教规划开宗明义地承认，上一个五年规划的实施进展有限，包括人们对此的关注度不够、工作流于表面化、缺乏具备足够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人进行经文阐释等。新的规划包括一长串施行“中国化”的措施。未来几年将落实哪些措施，尚待观察。
五年前，我曾在《今日基督教》的一篇英文文章中提出这个问题：“中国家庭教会能否在政府最新的镇压行动中幸存下来？”根据我的观察，我如今的答案是肯定的。
事实上，今天的中国家庭教会要举行数百人以上的现场崇拜聚会已经变得非常困难，但要举行数十人参加的聚会并非不可能。人们聚会的愿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一些基督教会采取游击战术，经常变换聚会地点。如果他们的聚会被警察和宗教事务官员发现，可能会遭到破坏和驱散。教会领袖可能会被拘留或罚款。然而，中国基督徒仍坚持遵守“不可停止聚会（希伯来书10:25）”的教导。
同时，许多家庭教会在COVID_19封控之前、期间和之后都保持并扩大线上敬拜与祷告聚会。我曾见证过许多基督徒在Zoom上举办的聚会，有时参与者高达数百人，甚至上千人。更重要的是，教会领袖持续为新信徒施洗、建立新的教会。
在1980年代与1990年代，中国农村地区的基督徒养成了每天早晨5点钟举行祷告会的习惯，这些祷告会推动了席卷这片广大土地的基督教复兴。现在，成都的秋雨圣约教会除了主日礼拜和布道会外，还在网路上组织每天下午五点钟的祷告会。王怡牧师和其他囚犯在那个时段可能会有狱中放风时间，能与监狱外的人同时祷告。
越来越多来自中国其他地区以与国外的人们加入了这个“中国的下午五点钟”的祷告会。他们相信齐心热切的祷告能改变人心、改变教会、改变社区、改变国家，甚至改变世界。
对华援助协会发布《中国大陆境内基督教会和基督徒遭受政府逼迫的2011年度报告》
by CMIUSCA
Feb 2, 2012
对华援助协会 2012年02月01日
中国大陆境内基督教会和基督徒遭受政府逼迫的2011年度报告
目录
序：《圣经•尼希米记》6：9； 2011年度主题新闻图片
一、2011年度教会和基督徒在中国大陆境内遭受政府逼迫状况的总结与分析
二、2011年度教会和基督徒在中国大陆境内遭受政府逼迫的案例列表
三、2011年度教会和基督徒在中国大陆境内遭受政府逼迫的情况示意图表
结语：“北京恐怖主义”无法胜过基督的教会
——序——
“他们都要使我们惧怕，意思说，他们的手必软弱，以致工作不能完成。上帝啊，求你坚固我的手！”——《圣经·尼希米记》6：9
一、2011年度教会和基督徒在中国大陆境内遭受政府逼迫状况的总结与分析 ——“北京恐怖主义”与“教会发光”之年
2011年度，基督教会和基督徒在中国大陆境内遭受政府逼迫的综合程度严重升级。根据迫害事件总数、迫害总人数、抓捕人数、判刑人数、虐待事件总数和受虐待总人数，这六项衡量指标综合计算评估，相对于2010年上扬了42.5%。参照对比对华援助协会往年的报告数据可知，在过去6年里逼迫程度持续上升，年度几何平均增长率为33.1%。
1、综合分析2011年度的逼迫主要特点和原因——遏制基督教的社会影响力
2011年度的逼迫，除了继承2008和2009年“针对家庭教会领袖、针对城市教会”，以及2010年度“打击基督徒维权律师团体、虐待酷刑和黑社会手法”的四个特点之外，还重点加强了针对有社会影响力的“家庭教会和基督徒”的打击力度。
2010年12 月份，中共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下发秘密文件，针对中国家庭教会实施专项打压的“震慑行动”。之后，根据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2011年4月20日发布的声明，国家宗教事务局的局长王作安在2011年2月的一次讲话中，要求各级政府部门“引导”那些未注册家庭教会的基督徒，去三自教会参加聚会，并且要把类似守望教会的那些大型教会，“拆分”成小型聚会。他还作出原则性指示，包括如何进一步否决中国天主教册封需要梵蒂冈同意，穆斯林必须通过政治考核才能够前往朝圣，以及更有力地管理西藏喇嘛寺院和未登记的神龛朝拜场所。（http://www.chinaaid.net/2011/04/blog-post_20.html）
回顾2011年可知，教会整体受到的逼迫和中国整体宗教自由状况的恶化，正是按照王作安的指导方针严格执行的，而这毫无疑问是中共中央政府的决策。这项决策方针的效果，就是为了压制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在中国日益增强的社会影响力。
2011年针对有影响力家庭教会的逼迫，主要有两大代表性案例：针对北京守望教会持续38周的大规模打压；继续对2009年遭取缔的山西临汾教会的严厉监控和压制。
针对有社会影响力的教会：从2011年4月10日～12月25日，在连续38周中，北京守望教会共计1000多人次被抓捕关押；另有数以百计被公安国保看守在家无法外出。期间，有的信徒在关押期间遭到言语和身体上的暴力虐待；也有信徒的工作单位和房东受到政府部门的压力，中止工作和租房合同；还有的被遣送回原籍。教会的牧师等负责人在此期间在一直被监禁在家，外出自由被剥夺。
山西省临汾教会至今遭受政府的严厉监控和打压。2009年9～11月，拥有约5千名信徒的山西临汾教会遭到政府残酷逼迫：100多人被打伤，10位教会领袖被集体判刑7至2年不等。之后，政府继续打击该教会的信徒，严格禁止教会重新运作。2011年圣诞节期间，出动大量警力甚至装甲车，封锁该教会最大的金灯台教堂。
特别需要提到的是，加拿大的华人基督徒陈萍女士及其女儿在圣诞节期间，探望北京守望教会和山西临汾教会的弟兄姐妹，遭到国保警察的跟踪威胁。2012年1月，陈萍女士遭到天津国保的绑架、秘密审讯和殴打。 （参看http://www.chinaaid.net/2012/01/blog-post_26.html 和http://www.chinaaid.net/2012/01/blog-post_8674.html ）
此外还有一些指标性的案例。例如，2011年10月前后，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的11位家庭教会领袖和信徒遭到政府抓捕，关押近一个月后相继释放。期间，一些基督徒遭受侮辱和殴打，被没收的藏文版《圣经》约2000册。这次逼迫也是因为教会和基督徒在西藏的社会影响力与日剧增。2011年9月，内蒙古乌兰察布市的“蒙福学生团契”遭到取缔，负责人被拘留和罚款，罪名是向学生传播基督教信仰。等等。
针对有社会影响力的基督徒：2011年度中国政府对具有社会影响力基督徒的打压，始于2010年12月对范亚峰博士和余杰的迫害。范亚峰是著名宪政学家兼家庭教会领袖、教会和公民维权运动的领袖；余杰是著名的基督徒作家和公共知识分子。在被软禁一年多后， 2012年1月，政府允许余杰携妻子来到美国。范亚峰、妻子和小儿子至今被软禁在家，国保警察昼夜住在范家的门口看守。
2011年度，还有另外一些有影响力的基督徒遭受不同的迫害。新疆维吾尔族基督徒家庭教会领袖阿里木江已经服刑4年，而2010年提出的复议于2011年2月被驳回，维持15年徒刑原判；中国家庭教会联合会副会长施恩浩于2011年7月被判劳教2年。许多著名的基督徒维权律师遭到严酷迫害：北京的江天勇和李方平、广州的唐荆陵，都遭到政府的绑架和酷刑；北京的倪玉兰和丈夫董继勤在狱中正等待判决；北京的维权律师高智晟失踪遭官方绑架失踪20多个月后，被送到新疆一处偏僻的监狱里服实刑3年。一些著名的基督徒持不同政见者也遭到严厉惩罚：四川的陈卫和贵州的陈西，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和10年；浙江的朱虞夫还在狱中等待庭审判决。此外，北京著名基督徒电影艺术工作者蒋雅西女士在狱中等候审判。等等案例。（参看本协会的《2011年度基督教会和基督徒在中国遭受逼迫的10大案例》）
基督教会的迅猛发展，不可避免地在中国黑暗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中，形成“山上之城____社会之光”效应，带给中国人美好的希望和更新心灵的强大力量。这种积极的影响显然导致了对共产主义极权意识形态的冲击，而这正是那些极权维护者们所恐惧的，因此就不择手段进行严厉镇压和分化。这是作为极左政治意识形态代表的胡锦涛政府执政以来，针对基督教以及所有具有强大社会影响力宗教的基本态度和政策。
2、数据图表分析表示教会和基督徒在2011年度遭受迫害的总体情况
相对于2010年，2011年教会和基督徒在中国遭受政府逼迫的总体程度，大幅上升约42.5%。需要说明的是，“对华援助协会”所收集到的逼迫案例，在整个中国范围内只是冰山一角。尽管如此，这一小部分信息涉及中国的大部分省市地区，且具有多样性，涉及城市和农村的家庭教会、三自教会、天主教会，以及遭受逼迫的基督徒个人，包括牧师、维权律师、政治异议人士和文艺工作者，足以反映2011年教会和基督徒遭受逼迫的整体状况和程度。
本协会2011年收集到的全国迫害总案例达93件，比2010年上升3.3%；受迫害总人数4322人（教会领袖337人），比上年增加29.3%；被抓捕总人数1289人（教会领袖267人），比上年增加131. 8%；判刑4人，比上年下降33.3%；虐待事件（打骂、酷刑、心理或身体摧残）24件，比上年上升33.3%；被虐待人数76人，比上年上升20. 6%。
根据迫害事件总数、迫害总人数、抓捕人数、判刑人数、虐待事件总数、受虐待总人数，这六项指标综合计算对比可知， 2011年的逼迫程度较2010年上扬了大约42.5%，比2009年度上升了大约63.7%，比2008年度上升了大约95%，比2007年度上升了大约261%，比2006年度上升了大约318.1%。请参看下列图表说明：
2006—2007—2008—2009—2010—2011年度全国逼迫情况的数据对比 （1）列表对比 （参看全文附后链接）
（2）示意图对比
在介绍了2011年度教会和基督徒在中国大陆受逼迫的总体情况、主要特点和原因分析之后，本报告将在下面两部分，通过大量的案件细节和数据汇总以及图表，具体详细地说明该年度的逼迫情况。
二、2011年度教会和基督徒在中国大陆境内遭受政府逼迫的案例列表 （参看全文附后链接）
三、2011年度教会和基督徒在中国大陆境内遭受政府逼迫的情况示意图表 （参看全文附后链接）
结语： “北京恐怖主义”无法胜过基督的教会
中国共产党政府在过去的一年里，在全国范围内尤其是在北京，通过绕过司法系统，对公民实施违反国家法律的惩罚手段：绑架、失踪、酷刑、虐待、心理和人格摧残、株连亲属，等等，成功地在广大民众当中营造了恐怖气氛。2011年，全国范围内超过100位有影响力的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律师、维权人士和异议人士遭受失踪、酷刑、监禁和判刑；遭到警察和国保约谈喝茶和威胁的人士多达1000多人。
2011年，教会和基督徒在北京遭受了大规模的逼迫，占据了全年和全国很高的比例。全国许多地方的教会和基督徒在遭受恐怖逼迫之后，被迫沉默，不敢公开自己的遭遇。鉴于这种原因，本协会保留了一些案例未作报道或未及时报道。
这种“北京恐怖主义”的逼迫手段主要有两种：酷刑和株连。用这样的手段对付基督徒，始于维权律师高智晟，并从维权运动领袖范亚峰博士开始形成固定的模式。
已经实施的酷刑有多种方式，旨在摧毁人的身体健康和精神意志。其中，连续抽打受害人耳光是常用的方式。例如，高智晟、范亚峰、余杰、江天勇、加拿大华人陈萍女士，等等，都受到这种旨在摧毁心理人格的暴力虐待。打耳光在中国文化中，表示极大的侮辱；而对于男性来说，其严重程度不亚于女性的身体受到凌辱。
株连是另外一种“北京恐怖主义”手段。自从高智晟开始，那些遭受逼迫的在教会和对社会有影响力的基督徒，他们的家属几乎无一例外遭到不同程度的威胁和惩罚。常用的手段是：软禁、跟踪、威胁、监控、侮辱、骚扰、殴打、通过成年人的工作单位和未成年人的学校施加压力，等等。例如，高智晟的妻子和孩子们，范亚峰的妻子和孩子，江天勇的妻子和孩子、唐荆陵的妻子和母亲、施恩浩的子女，对华援助协会工作人员在国内的亲属，等等。
酷刑和株连在中国历史中由来已久。作为在毛泽东时代深受其害的邓小平，在掌握中国权力之后，部分成功地废除了株连的邪恶传统。然而，在过去的5年里，胡锦涛政府又重新开始肆无忌惮地使用酷刑和株连。这个中国文化中的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就难以关上，并会形成恶性循环。
“北京恐怖主义”之所以能够形成，除了胡温政府奉行极左意识形态和破坏法治的统治管理方式之外，也与西方世界态度的软弱有关。北京当局通过高智晟、刘晓波、范亚峰、滕彪、陈光诚、维吾尔族基督徒阿里木江这几个典型案例，试探到了以美国政府为首的西方国家针对中国人权包括少数民族人权受到践踏的软弱态度底线。因此，北京的对内镇压和对外的金钱外交，正变得更加有恃无恐。
上述的尴尬事实，不仅是中国的悲哀，也是世界正义力量失败的证据。国际正义力量的失败，并不是因为共产主义中国比二战时期的德国和日本以及冷战时期的苏联更强大，而是因为国际社会主要是西方社会对人权、正义和自由的理念不再一如既往坚定的持守，由此产生的对必要而高尚的牺牲的畏惧以及在代价面前的退缩，加上难以抗拒金钱和个人利益的诱惑，从而导致内在精神的腐化和勇气的丧失，并如经济危机一样正在大范围地蔓延。
然而，在这种令人不安的局势中，我们也看到了积极意义的出现。那就是，中国教会纯粹为了信仰所采取的非暴力依法维权抗争模式，以及所相应产生的社会、政治、文化和伦理道德效果，标志着中国的家庭教会已经成为促进中国宗教自由、法治和人权的中坚力量，是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房角石。
对华援助协会创办人和会长傅希秋牧师说：“中国的家庭教会，由于跟随唯一的元首耶稣基督并坚定地忠于福音使命，就不可避免地成为‘非法团体’，并从事所谓的‘非法宗教活动’。因此，教会和基督徒必须要做好准备，承受来自国家的惩罚。”
是的，中国教会的基督徒们不需要寄希望于任何政府和团体，而是要完全依靠教会之元首——主耶稣基督，并无比忠诚于大使命。中国教会在过去60年里“国家惩罚”的血雨腥风中，日益发展壮大和成熟，这本身岂不是圣灵做工最好的证明吗？让我们指着耶和华夸口，并这样回答逼迫者和讥笑者吧。
“愿主我们上帝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作的工；我们手所作的工，愿你坚立。”____《圣经·诗篇》90：17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家庭教会的迫害
1988年3月，河南北部一个家庭教会神学培训中心被公安冲击，抓走十几个神学生，和几个教会负责人。
1999年11～12月，中共地方当局在浙江沿海城市温州附近地区捣毁或没收数百座教堂或祷告场所。
2000年秋，福建省宗教局和公安局人员8月19日到福建省长乐县金峰镇上陈堂逮捕正在举行宗教仪式的高依华神父和与会教友。
2001年冬，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邪教”等罪名，将“华南教会”17名负责人判刑，其中2名创办人龚胜亮及李英，分别被判死刑及死刑缓期2年执行，其他15名负责人分别被判处2年至无期徒刑不等[33]。
2002年8月，河南永城市地方教会位于顺和镇的主要接待家庭被当地警察抓捕，两个月后，负责接待的基督徒夫妇被开除教师公职，被迫离家逃亡多年。
2002年10月，河南永城市地方教会同工刘玉屏在家中被国保大队警察抓捕，刘玉屏被关押28天，酷刑折磨，并被勒索1.5万元，同年12月，地方教会同工胡引领等人被国保大队警察抓捕。后被判刑2-3年不等。[34]。
2005年2月25日，中国警方驱逐了十几位海外福音派教会领袖。《宗教事务管理条例》2005年3月1号生效之际，中国当局对地下新教教会的迫害也在不断升级。
2008年10月16日，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联合会会长张明选在北京的家人遭到约15名暴徒袭击，大儿子张建遭到毒打。报导称暴徒为国保公安和派出所便衣员警[35]，也有报导称暴徒为员警找来的无业游民[36]。
2008年11月28日，中国民政局以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团体名义进行活动为由，宣布取缔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联合会[37]。12月9日，包括范亚峰、郑恩宠在内的15位知名法律界人士发表联合声明，谴责民政局对家庭联合会的取缔，并呼吁人大撤销违宪条例[38]。
2008年12月9日深夜，北京警方闯入基督徒华惠棋家，将在此借宿的张明选强行押送到河北省燕郊。[39]
2009年1月16日晚，警方再次将张明选从华惠棋家带走，并押送上一辆前往河南的汽车。此前，张明选在华家探访华惠棋91岁的父亲华再臣，并于两名来自新疆的穆斯林人权活动者会面。[40]
2009年2月11日下午5点，超过60名家庭教会领袖，以及2名韩国牧师，在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被当地警方逮捕。截至2月16日，至少还有4人受到关押。[41]
2009年3月8日，福建仰恩大学教师刘爱新因在自己的博客发表宣扬基督教文章而遭校方单方面解聘。[42]
2009年6月5日早晨，北京家庭教会华惠棋牧师在太原车站转车时被抓捕，并遭到毒打。行凶的国保人员同时称：“我掐死你，再让你传福音，以后再到外地我就打断你的腿。”“我打你是上帝让我打的，三个月之内我凑足材料把你和你妻子一起抓起来判刑”“我们国保就是专门打压你们信耶稣的”。[43]
2009年6月10日，印发和免费赠送圣经，基督教书店老板和家庭教会领袖石维翰被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判处三年徒刑，并罚款15万元。石维翰的其他同工亦遭判刑罚款。[44]
2009年6月21日，成都民政部门宣布取缔秋雨之福教会。[45]2010年8月，教会开始修订《治理章程》，并正式注册并更名为（成都）秋雨之福归正教会。[46]
美国中部时间2009年7月3日，在中国基督新教家庭教会联合会第四次代表会议闭幕之前，南阳市员警和有关当局包围会场，将与会50多名代表全部抓捕，张明选会长和20名各地分会长现被拘押在金都宾馆，逐一进行登记。[47]
2009年9月13日凌晨3时许，山西省临汾市浮山县当局出动400多员警及身份不明的暴徒，野蛮殴打集会所集体宿舍内的基督徒，导致百余人受伤，严重者当场昏迷不醒，被送往医院急救。同时，当局还出动推土机和挖掘机，捣毁几十间建筑物，并将聚会所内的圣经和财物洗劫一空。[48]这段视频显示了事后当地基督徒和平集会祷告，当局试图阻止拍摄的场景，以及被毁坏的聚会场所。视频最后则显示了当地公安试图偷拍摄像被基督徒阻拦的事件。[49]
2009年9月17日，北京家庭教会牧师华惠棋被公安人员带走。被秘密关押5天后，华惠棋在5个北京国保员警的押送下在北京天坛医院与病危的哥哥华会林短暂见面。[50][51]
2009年9月26日，在北京工作的一名家庭教会带领人陈天石被迫返回老家广西玉林容县回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的庆典，10月3日才能返回北京。[52]陈天石返回北京后，再次受到逼迫，可能被迫搬离刚住下两月的房子。这已经是他今年第三次被迫搬家。[53]
2009年9月26日，山西省临汾市教会继续遭受打压，教堂被武警严密监控，禁止信徒聚会，四位主要同工杨荣丽、杨旋、李双平、杨红珍被抓走，另有多人受到监控失去人身自由。[54]
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周年国庆前夕，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联合会领袖张明选牧师夫妇遭当局软禁，与外界失去联系。[55]
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周年国庆期间，任不寐的博客被连续遮罩三天，而该博客纯属讨论基督信仰，并未涉及政治。[56]
2009年10月3日，山西省临汾市政府指控教会带领人王晓光夫妇违法，要彻底清理。[57]
2009年11月3日，基督新教家庭教会领袖范亚峰博士被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以“政治”原因开除。此前，范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副研究员。[58]
2009年11月8日，尽管牧师被非法软禁在家，北京守望教会仍按原定计划在海淀公园聚会，遭到当局的骚扰，并被警告会用高音喇叭进行干扰。[59]
2009年11月10日，上海万邦教会被上海市闵行区民政局取缔，是继北京守望教会后又一个遭受逼迫的大型家庭教会。[60]
2009年11月12日晚，上海市政府相关部门围堵万邦教会的聚会场所，信徒被迫在室外雨中举行祷告会。11月15日，上海市有关部门则把看守教堂的刘弟兄一家三口强行赶出教堂，用木板封锁所有入口，并拆毁教堂内外的广告牌。并且，还有人假冒崔权牧师之名给教徒发资讯，称取消聚会。[61]
2009年11月22日，上海市万邦教会的崔权等四名牧师，被当局以进行非法社团活动的名义带到派出所进行审问。其中，刘全勤牧师被弄伤手指，其物品也被损坏。而崔权牧师则被审讯长达七小时。尽管牧师缺席，教会500多教徒仍然坚持在室外聚会。[62]
2009年11月25日，山西省临汾市教会再次遭受打压，传道人杨荣丽等五人被法院以“非法占用土地”、“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等罪名，分别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63]
2009年11月30日，山西临汾教会又有五位领袖被判劳教两年。其中，杨才珍、杨红珍、李双平三人被以聚众扰乱交通秩序为名判刑两年，高琴和赵国爱的消息则在进一步确认之中。同时，山西临汾公安局并未出具劳教通知书，而只让家属签字。[64]
2013年3月28日，新疆伊犁自治州新源县杨爱霞等人参加的家庭聚会受到当地政府打压，聚会场所被查封，村长也被要求限期拆毁该聚会场所。[65]
2015年～2017年，中国政府推行基督新教中国化，修改《宗教事务管理条例》，使中国天主教及基督新教的家庭教会在法律层面上严格控制，不再有法律生存空间。所有家庭教会都被定为邪教加以取缔[66]
2018年1月9日，继2012至2017年对基督新教的持续打压迫害后，山西临汾出动武警部队，炸毁了一家庭教会的聚会场所金灯堂。[67]
2018年9月2日，广州圣经归正教会遭到公安、特警、消防人员共百余人冲击，教会被查封。该教会牧师黄小宁和邓庆高律师及数名信徒被警方带走。[68]
2018年10月14日，由中国著名基督教牧师林献羔于1950年创立的家庭教会荣桂里教会遭查封。[69]
2018年12月9日晚，中国最知名的家庭教会之一成都秋雨圣约教会遭当局突袭。王怡牧师夫妇二人均遭到抓捕，同时该教会至少80名信徒也被警方带走。[70]
2021年4月25日，深圳三一福音丰收教会遭到该市龙岗区宗教局人员及警察冲击，该教会两位牧师毛志斌、曹源及教友十多人被带到派出所传唤，当晚获释。[71]
2021年7月12日，深圳市三一丰收福音教会信徒网上主日敬拜时，被当地国保和宗教局人员上门阻挠。[72]
2024年9月22日，北京锡安教会海淀堂点主日聚会受冲击，参加聚会的大学生相继被学校和派出所约谈。蔡菁长老、周思叡传道和吴琼分别被行政拘留。
中国家庭教会的贡献
社会公益
当基督徒为2008年惨烈的四川地震提供救援时，教会就表现出了全社会性的影响力，而政府对这场灾难的处理却很缓慢。
文化建设
中国家庭教会对中国人权、普世价值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的看法
中国当局认为, 中国家庭教会是非法聚会, 而三自等等官方教会才是合法的, 会出现滋事推翻政府的情况, 因此大多打击、迫害家庭教会, 结果事与愿违.
不过, 我认为中国家庭教会的意义是让更多人知道天赋人权. 虽然也有人们对共产党不满这一原因, 但更多的原因则是人对真理、普世价值的寻找.
就算真的此消彼长, 家庭教会彻底消失, 人们不会忘记人民对真理的追求.
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家庭教会是如下原因引起的:
基督教家庭教会在中国快速发展的原因十分复杂。具体来说，有如下几个方面：
(1)从信仰的需求角度来说，新中国成立后，执政者采取各种方式限制民众对传统宗教的信仰，而强迫人们把以无神论为基础的共产主义作为信仰。虽然宗教信仰的有形部分被冲击得七零八落，而民众的宗教观念并没有被肃清。文革后，也就出现了信仰真空。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基督教的发展，“实际上是传统宗教观念极普遍的中国老百姓在信仰对象上的一种转移或移情”。
（2）从社会方面来说，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生活状态和平而稳定，民众对精神生活的要求也随之提高。而且，由于当前中国社会贫富分化日益严重等社会问题的存在，使民众的精神压力日益增大，人们需要宗教的慰藉。
（3）还有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基督教内在的驱动力。基督教的教义规定：传福音是耶稣基督复活升天时颁下的大使命，要求信徒广传福音；将“见证”和“异像”讲给其他人听等，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就极大地推动了农村基督教的发展。农民们看病难、农村医疗设备差、病者难以支付高额医疗费用等，使病者及其家人往往把病愈寄托在神灵保佑上，特别是信教者宣讲：“信仰基督教，心诚祷告病就会好”，再加上其他有重大疾病的信徒祷告后病愈的“见证”，使许多有病的村民及其家人感受到基督教的神奇和力量，纷纷皈依了基督教。根据我们在河南农村的调查，基督徒有80%以上因家人有病才信教。这也是农村基督徒病者多的一大特点。
（4）农村教会的社会功能也是十分有吸引力的。教会的信徒多是邻里、亲属，或乡里其它熟知人员，这些人在农闲时很愿意聚到教会，信徒在此进行交心、攀谈、查经等，而且此时教会也时常举办音乐班、学习班、诵经班等活动，在文化娱乐活动较为贫乏的农村，教会对于孤寂的人来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5）农村信徒的团队观念也很强，信徒间彼此关爱也非常明显，若某位信徒家中出现事故或有困难，其它信徒会自发地组织起来，给予无偿的援助和关爱。最为常见的是，农忙时没有能力完成农田作业的信徒家庭往往在其它信徒无私的帮助下，提前完成农活作业，有些信徒甚至将自家的农活拖后，也要献爱心和奉献。农村教会的这种社会功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特别是对五保户、孤寡老人和其它孤寂者。
（6）家庭阻力的助推力也是存在的。20世纪80～90年代，农村信徒中出现妇女多的现象（现在这种情况也存在）。一般而言，中国农村妇女在家中的地位不高，有的还要受到丈夫和公婆的管束，早期的一部分妇女信徒顶着家里重重压力，特别是为教会奉献财物、无偿帮助其它信徒时，有时还会受到不信教丈夫的辱骂甚至毒打。但是坚定信仰的妇女表现出博大的胸怀，在家中默默��多干活、孝敬公婆、照顾孩子、改掉以前吸烟、喝酒、赌博等恶习；特别是家中出现事故时，得到其他信徒的无私帮助；家中病者在信仰者的祷告下病愈等。这些都逐渐感化了不信教的家人，有些家庭也就不反对信教和奉献，有些妇女还将福音传给家人。
（7）目前农村青年信教群体开始出现，这些人多数是在长辈的感染和熏陶下，经常接触基督教教义和见证，对基督教越来越抱有好感，并自觉、不自觉地信仰基督教。但是许多信教的青年人多碍于情面，一般都不主动公开自己的信仰，也很少到教堂礼拜，担心其它同龄人笑话他们迷信。这种无形的社会压力也促动他们在同龄人中寻求知音，劝说朋友们信教，以期达到同等认同身份。特别是到了成婚的阶段，信仰者一方一般都极力向结婚对象传福音，以便在今后共同生活中有共同志向。
（8）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目前基督教发展的这些情况与国家对农村基督教管理比较宽松相联系。地方宗教部门一般都认为，当前宗教局工作的侧重点并不是担心信徒的剧增，而是引导信徒爱国，维护社会稳定、和谐。若发现某乡村有50多人在家庭聚会，宗教管理局的干部会主动与这地方的信徒联系，批准他们建立教堂；若人数少，不具备建立教堂的条件，他们会责成地方“两会”人员做这些信徒的思想工作，引领他们到正规教堂活动，待条件成熟后会立刻批准建立新教堂。正是由于有适宜的政策空间，使乡村新建教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反过来，教堂的增多又吸引其他不信者入教、信教者的宣教热情升温，特别是没有教堂的乡村，信徒为了能在本乡村建立教堂，会更加积极主动地发展新成员。
其他研究
不过, 也有人认为我国地下基督教有多泛滥? 他们在信什么? 应该尽可能取缔中国家庭教会, 比如《治得了邪教, 却动不了家庭教会？》, 虽然大多数人反对这样做.
基督徒内部的研究
刘同苏牧师谈中国家庭教会现状（三）：当下所面临的六大内外挑战
在最近几年里面，教会里面基本的跌倒或者衰落不是由于当局的逼迫，而是权力、金钱、女色的诱惑，或者世界的引诱，这就构成了我们今天主要的挑战。”刘牧师进一步解释说：“今天魔鬼不是用惨烈的方式；来逼迫你，而是用这些。逼迫的内在没有变，唯一改变的是形式。很多教会没有正确的认清这点，还是强调‘为主受苦、为主坐监’，但是教会却在没落，为什么？因为魔鬼进攻的方向改变了，但是我们应对的方面没有改变。
其他宗教
除了基督教, 伊斯兰教也存在类似情况, 即地下讲经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对地下伊斯兰教的研究(其中, 其所说的【基督徒】是三自而不是家庭教会)
有人认为地下穆斯林讲经点是宗教信仰自繇的表现, 也有人认为这是拘束, 也有人认为伊斯兰教要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