قايتا تەربىيەلەش لاگېرى - johanzumimvon/zh.bitterwinter1 GitHub Wiki
维吾尔斯坦再教育营(再有第二次之义), 又名قايتا تەربىيەلەش لاگېرى(カイタ タェㇻ̲ビヤェラェㇲ゚ ラゲリ), 维吾尔斯坦第二次教育营, 新疆再教育营, 是由中国共产党设计的维吾尔人集中营.
联合国已确认中国向伊斯兰开战____伊斯兰世界还要沉默多久？
加拿大众议院通过反对党动议，承认中国政府对新疆维吾尔人实行种族灭绝
记者来鸿：新疆“再教育营”受害者恐怖经历
联合国对"百万维吾尔族人在新疆被拘"的报道感到震惊，并呼吁释放以反恐"借口"被拘押的人。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图像加注文字，联合国对“百万维吾尔族人在新疆被拘”的报道感到震惊，并呼吁释放以反恐“借口”被拘押的人。 Article information
Author, 约翰·斯威尼（John Sweeney, ヨㇴ·ㇲヰーニー）
Role, BBC记者
2018年9月6日
我们索性叫他“阿扎特”好了，因为他要求匿名接受采访。他坐在椅子上，开始回顾他在“再教育营”的见闻。
他说，那时正是晚饭时间，有至少1200人手里拿着塑料碗，排着队。他们必须唱支持中国政府的歌曲，才能吃到饭。
阿扎特说，这些人看上去就像机器人一样，似乎已经丢掉了自己的灵魂。
他解释说：“我熟悉他们中的许多人，我们从前曾经坐在一起吃饭。但现在他们看起来都不正常了，好像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就好像是出车祸以后失去记忆了。”
这听上去像不像是洗脑？确实是。在中国西部的新疆地区，正发生着非常黑暗的事情。虽然共产党使出浑身解数掩盖真相，但关于当地大规模关押、酷刑和思想控制的信息已经开始泄露出来。
“学习班”扩张 高压下的新疆日常
中共喉舌环球时报则发表社评回应，称"捍卫新疆和平稳定，就是最大的人权"。 图像加注文字，中共喉舌环球时报则发表社评回应，称"捍卫新疆和平稳定，就是最大的人权"。 2018年8月15日
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CERD）上周发表报告称，多达100万维吾尔族人可能被中国秘密关押在新疆的的“再教育营”。
该报告发布后，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在日内瓦举行了检讨会议，中国派出50人的代表团参会。在会上，中共统战部副局长胡联合表示，“所谓100万维族人被拘留在再教育中心的说法，根本不是事实，没有任何再教育中心的存在”。
中国外交部对此也发起反击，称报告是“某些反华势力出于政治目的对中国进行不实指责，少数境外媒体歪曲报道此次审议情况，污蔑中国在新疆的反恐和打击犯罪措施，是别有用心的。” 所谓的“再教育营”是什么？
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提及的“再教育营”（re-education camps)，从未出现在中国官方文件或相关报道中。新疆老百姓提及这个问题时，用的更多的词是“学习班”一词。 广告
在新疆官方媒体中，出现频率较高的词为“去极端化培训班”、“教育转化培训中心”。 Skip 热读 and continue reading 热读
2025年5月27日，数百名学生在哈佛大学校园内举行抗议活动，以支援国际学生。
“哈佛难民”的五月过山车：有中国学生“已经在看机票准备离开”
两名中国警察在执勤
因两年前匿名发表“极端言论”，中国女子遭举报并被取消“考公”资格
2025年5月28日，美國總統唐納德·川普在美國華盛頓特區白宮橢圓形辦公室參加哥倫比亞特區臨時美國檢察官珍妮·皮羅的宣誓就職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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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圖片：大學戴著畢業帽的學生背影
美国国务院：将撤销中国学生签证，加强对中国及香港申请人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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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接近南疆、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士告诉BBC中文，这些“培训中心”是2014年莎车县暴恐袭击案发生后建立的，最初针对的是“被极端宗教洗脑的特定人群”，“就是给这些人讲讲宗教是什么，但是现在已经变了。” An Uighur woman holds the IDs of her relatives who are currently detained, as she and others protest on a street in July, 2009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图像加注文字，过往不少维族人曾经维权，图为2009年，一批妇女称自己家属被中国当局囚禁。
上述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士还称，南疆正兴建大量住所，因为开办“学习班”需要地方。
联合国：中国秘密囚禁百万维族人对其政策“洗脑”
英媒：中国以体检名义采集新疆人DNA样本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原常委、纪检委原书记符强曾于2015年9月在《新疆日报》上对和田市的“去极端化”教育培训中心有过描述，称当时的培训规模可达3000人，“对受宗教极端思想影响比较深的人，通过政策教育、民族团结教育、心理辅导、开展文体活动等人性化的方式，进行教育转化。还对他们进行两个月的技能培训，让他们更好地掌握技能，出去有活干”。彼时，和田已经举办过了五期教育培训。
综合新疆官方媒体报道，2014年开始，新疆各地就开始了“去极端化”工作，并出台了《乌鲁木齐市公共场所禁止穿戴蒙面罩袍的规定》。
伊宁县宣传部长米娜瓦尔·克力木曾在2015年一场“去极端化”宣传教育工作会上表示，伊宁县开展了四个月的劳动力大培训，“有4,000余人报名参训”，在“技能培训”期间，还组织播放红色电影、唱红歌比赛等活动。
家人均在北疆的陈远（化名）告诉BBC中文，这些“学习班”都是强制性的。去年上半年开始，家人给他打电话就开始提到“学习班”一事，但说得很隐晦。“家里人说了几次，谁谁谁又被送去学习班了，现在还没回来。”
“我一个在自治区省级单位工作的朋友跟我说，他一个朋友此前在商场当安检员，因为安检工作过于繁杂，就比较烦躁，在朋友圈用首字母代称不点名骂了自治区书记，就被抓去学习了，现在都不知道出来没有。总之，你的发言一定要拥护政策，态度很重要。”陈远说。 高压政策下的新疆日常 新疆的维族女性在看刊有热比娅和达赖喇嘛照片的维文报纸。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图像加注文字，新疆的维族女性在看刊有热比娅和达赖喇嘛照片的维文报纸。
2016年，原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接替张春贤成为新疆的党委书记，陈全国在西藏时以强硬政策而知名。《纽约时报》的报道显示，陈全国在上任不到半年后，新疆政府就招募了三万多名新警察，同时还增加了街头流动执勤站。
陈全国上任不久后，新疆官方媒体就报道称，乌鲁木齐将建设949个便民警务站。这些警务站都配有最新的防暴装备，部分还有面部识别设备。
一名今年三月去新疆伊犁了解情况、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士告诉BBC中文，伊犁一名电视台记者因为在公司上了外国网站，被送进“学习班”学习了一个多月才出来。
“我到了当地，手机网速变慢很多，很多地方都上不了网。大街上每隔20到30米就有一个警务站，警务站里面一般都有十几个全副武装的警察。”上述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士说。
陈远家所在的北疆县城几乎没有维族人，都是汉族和回族，但他仍然感觉现在整个氛围都变了。
陈远说，他家里有多名亲戚在新疆政府部门工作，目前新疆会给所有的公职人员派发一户“农村亲戚”，公职人员每个月要去“农村亲戚”家住几天，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还要拍照。“其实就是打着扶贫的名义监控"，陈远说，"这种派发不管民族，农村的汉族家庭也包含在内。”
陈远还说，他们村的人一到周一就在微信发升国旗的照片。村里每户都要派一个人去升国旗，长时间不去优惠政策就没有了。“我们村每天晚上都有村里组织的卫兵巡逻，一个人一个棍子。治安很安全，都可以夜不闭户了。”
陈远的妹妹在新疆一个事业单位工作，每天晚上都要学习新疆的政策。“要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没有反省怎么办呢？那就得找点东西反省。她们每周有一天晚上不能睡觉，要在监控室值班盯着监控，期间不能玩手机，不然罚款。她们图书馆的书，如果发现有与现行政策不符的，都要销毁。”陈远说。
（应采访对象要求，为保护其安全，文中所述“陈远”为化名。）
存档: 国文化现状让人揪心！（上）(可能会被当局删除)
人们总爱分类的处理事情，这样做很合乎自然之道。中国人对文化的分类很早，如春秋战国有道家、儒家、墨家、法家、易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纵横家、兵家、医家等数百多家。自然是一个整体，文化亦应是一个整体。分类越多，分歧越多，矛盾越多，人心越乱。在世界文化大对流的今天，也很有必要对文化进行另一种分类，为的是便于了解。我们不妨把文化分为：根文化，枝文化，叶文化，也可称为骨血文化，皮毛文化，衣服文化三类。历史、文化、文明三者互为一体，密不可分。历史不清，文化难明。说文化也应与讲故事一样，从头道来，这样就能于来龙去脉中辨是非曲直，通因果关系，以警世人。中国文化源于远古，我们可以感知那些时代的文化，但很难去清晰的认知。因此，文化应从文字文化说起。中国文字文化产生于什么年代，学术界尚存争议，但众多依据告诉我们，文字文化出于夏。详细内容见之前发表的“禹王碑带你揭开中国文字的神秘面纱”一文。夏禹文化为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契机，为推动中华民族取得辉煌成就提供了强大的原动力，进而也推动和影响着中华文明的发展。错误文化云谲波诡，正确文化亘古不变。大禹文化之所以经历了四千多年的历史变迁，并没有因为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而过时，也没有因为时代的不同而演化，是因为其与自然同道，融入到中华民族的骨髓里，成了遗传因子。大禹的精神文化，德政文化，信仰文化，治国文化等等都是今天的我们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为之根文化、骨血文化，或自然文化。老子、孔子、韩非子、孟子用古文化把人人皆知之理引深繁杂化。这些文化看之光鲜有味，实则虚幻无用，却流行不衰，让历史徒生几多皱纹。为之枝文化、皮毛文化，或虚假文化。佛教汉来，融入中华文化。唐朝基督教、伊斯兰教进入中国，成鸠占鹊巢之势。近代，西方新文化大举东进，各种主义、思想、理论一股脑涌入中国，占据中国半壁江山，对意识形态的影响很大。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外来文化越来越风靡。为之叶文化、衣服文化，或人造文化。文化是种和风细雨的东西，所以能深入人的灵魂，以致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了她的俘虏和奴隶。文化给这个世界带来了财富，但带来更多的是灾难，人类史上的所有罪恶几乎都与文化息息相关。错误文化引发的冲突、战争痛得让人无法想象，其毁灭性不可言表。“成者英雄败者寇”，“一将成名万骷休”。人类的发展，名人、英雄几乎构成了历史的全部意义，但对于人类，绝大多数名人史、英雄史毫无价值。而文化名人、战争英雄总能让人乐乐津道，也总有一些人在极力评价这些人的历史贡献。虽说战争是由无数个因素恰巧碰撞在了一起而引发的，比如：邪说的蛊惑，私欲的膨胀，利益的冲突，民怨的剧增，仇恨的积累，强者的霸道等等，各个维度、内忧外患的相互叠加，促使某些人自愿或不自愿的成了改变现实历史的工具，阴谋、欺骗、烧杀、抢夺、毁灭，数不胜数的罪行就这样不可逆转的发生了。人们也总会为这些不合理的人类悲剧找出许多看似合理的解释，让人越陷越深，使战争愈演愈烈，二千五百多年的中国史及世界史，都是这样一路走来。但不管理由是何等的充分，战争都是非文明、毁灭人性的，不是人类所需要的东西。文化之所以能引发矛盾与战争，是因为这些文化与自然相悖，乃蛊惑人心之物。而那些把简单道理放大、扭曲，一本正经的将人们引向争斗的人，往往会被追随者奉为导师、文化家、理论家，人类历史的混乱、烦恼、苦难就这样没完没了地不断重复上演。一些人对如何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总能写出一火车的办法，企图用这些理想化的理论去战胜邪恶，创造出一个新世界，并不遗余力的鼓吹这些不治表更不治本的理论是如何如何的高明、了不起。然后，总是会发现社会并没有听从他们的指挥，反而造出来更多、更大的问题与灾难。最后，这些人还总能收罗一些似是而非的巨大成就掩盖糊弄自己的无能与错误，来赞美自己。后来者对这些错不但不纠，反而认为错也是对的。人类文明就这样一次次的被这些所谓的名人所绑架。中国历史，兴起于自然文化，之后流行虚假文化，现代追随人造文化。今之中国文化界就有三种倾向：一是高谈诸子百家；二是推崇西方文化；三是兼而有之。这也不奇怪，找不到好的只能退而求其次。建立在错误之上的学说，皆邪说。在错的路上走的越远，距正也越远，问题越多越大，直至酿成大祸，终非长久之计。认清现实，解决问题，乃明智之举。 今之中国，使用的是“衣服文化” 清末至民国，落后被动挨打的中国要图强，就必须改变一个活法，出现了第二个百家争鸣。章士钊，辜鸿铭，潘光旦，刘锡鸿等，宣扬古文化推崇孔子。许多人认为中国积弱积贫在于文化，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蔡元培、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刘师培、鲁迅、胡适、梁漱溟、吴虞、杨昌济、蒋梦麟、蔡和森、向警予等等，都是反孔先锋、新文化倡导者，历史也证明他们反孔是对的，中国人终于挣脱了束缚，解放了思想，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但却不知，他们在打倒孔子的同时，也彻底否定了中国文化，更不知西方文化同样缺少文明思想，会与中国水土不服。各种外来文化、主义、理论、哲学、思想迅速占领统治地位，丛林法则、竞争法则席卷九州，其影响深入到政治、教育、经济和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严重冲击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知识结构和文明模式，社会道德一泻千里。不知己，难知彼。不知彼，必盲从。大多数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认识都很浅薄，比如，近代极具影响力的启蒙思想家严复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与密尔的《论自由》，无论是思想领域或实践意义上对中国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消极作用与积极作用都不可估量。将“进化论”引入中国，受到了进步人士和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震动了当时的政治界、学术界和思想界。严复指出，在生物界里，开放的物种有较强的竞争力，而与世隔绝的物种则竞争力较弱，一旦“外种闯入，新竞更起”，结果就是“旧种渐湮”。这种演进式的历史观带来的差异观几乎将许多人的旧观念洗劫一空，洋务运动、维新变法等近代中国向西方国家靠拢学习的运动揭竿而起。康有为提出“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的改良口号。孙中山提出“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争斗法则成了不少人的座右铭，竞争之风愈演愈烈，激进派反对保守的封建政府的浪潮风起云涌。将“自由主义”引入中国，政治上照搬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下的社会制度成了一些人的首选，对于求变的中国走出封建专制制度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戊戌变法力图建立英国式的立宪制，辛亥革命效仿美国建立民主共和制，五四运动之后选择苏联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新中国三十年后改计划经济为市场经济（即自由经济）等，都是自由主义的一种渗透。尤瓦尔·诺亚·赫拉利就说，自冷战结束以来，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似乎已经衰亡，自由主义几乎没有对手。比尔·克林顿宣称：“通过加入世贸组织，中国不仅仅同意了进口更多我们的产品，还同意学习民主最宝贵的价值之一：经济自由。”自以西方思维模式、格式规范中国后，思想上自由主义成为一些人头脑中的思维格式，爱好用人权、自由、平等、民主、财产与世界交往、与传统思想博弈，常常自我矛盾。如此，各种文化、主义、理论的对抗、交流、融合，必然带来思想上的大动荡，几十年的战争，炮灰连天，亿万人死于灾害、饥荒、战乱。中国分裂，社会黑暗，政局不稳，军阀混战，暴力横行，兵匪成群，饿殍千里，吸食大烟的人数高达8000万，人均寿命只有35岁。新中国建立，文化由杂乱趋于统一，阶级斗争成了统治武器，最终引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改革开放，经济至上，打开国门，拥抱世界，在政治、文化、经济、科技及教育等各个领域都有着明显的变化。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消费主义和竞争意识等逐渐在中国社会中占据重要地位，中国人在思想观念、价值观念、思维习惯、行为习惯上也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有人写到，“过去任何时代的是是非非、任何的价值与准则，在当下似乎都变了形，失了效。过去虽也常有正不压邪的悲剧，但在这悲剧里至少能让人看到人性的斗争，使人们明白悲剧是如何发生的，使人们清醒地意识到假丑恶有时是会战胜真善美的，然而今天的邪恶、丑陋却时时以冠冕堂皇的面目出现，悲剧发生了，你却找不到它的根源，看不清它的实质。如果说过去，我们在被扼杀的善良背后总是能找到一个或多个敌人，即悲剧的制造者，我们已经找不到这个悲剧的制造者了，悲剧的主人公永远不知道他的敌人是谁。——这是多么可怕的一种文化！又是多么混乱的一种人性状态。”随着中国与世界的交流更加广泛而深入，如何看待世界与自己，看到传统与现代，成为许多人一个精神困惑。没有一个与之相称的、被世界所认知和理解的现代形态的中国文化,中国的大国地位是无法确定的。中国传统文化如何与现代社会融合也成为中国转型期重点探讨的话题。有人表示，传统文化已难以适应当前社会，应对文化进行整合改良，以适应现代生活。有人提出，要保持文化主体性,不能让外来的价值观消解了自己的文化,对自身文化前进方向要有清醒的认识。如此等等，众说纷纭，皆纸上谈兵。找不到病根，中国文化就没有出路，只能受制于西方文化，倒向西方文明。 今之中国，推崇的是“皮毛文化”
西方文化让人耳目一新，带来的一系列改变让人应接不暇。但惊艳过后出现的问题也让人目不暇接，社会矛盾、风险、隐患越来越多越大，逼迫人们不得不回归中华文化。一些学人认为，在引进西方的过程中，中国近代仍是以专制主义文化系列传统为依据。儒释道对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发生过深刻的影响，是统治阶级的三大精神支柱，民国一度颓废，新中国三十年被抛弃，改革开放以来又逐步走上政治舞台，用刻舟求剑法解读儒释道的人越来越多。中国人很有必要弄清楚两个事情：其一、认清儒释道的本质。儒释道的起落与政治关系密切，政治文化最害人。春秋——汉战争打了五六百年，民生凋敝，一派萧条景象。汉代由于国家统治的需要，自汉高祖以来，比较推崇老子的无为而治、休养生息，社会有了暂时的安静。到武帝时国富民强，但也面临多种挑战，包括边境不安、地方势力威胁中央、阶级矛盾激化等，自由散漫已不合时宜，统治者只能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加强中央集权，董仲舒建议“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汉武帝诏定为治国思想方针。至汉灵帝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树之学门，使天下咸取则焉，正式把儒教定为国教，五经成为国家法典，把孔子作为国家的公神，其地位和社稷神同等。到唐代，皇帝命令每个县都要建庙祭祀孔子。每年春秋两次大祭，每月初一和十五两次小祭。大的祭祀起初由学官主持，后来改由地方官主持。唐代以后，孔子的地位被统治阶级不断提高，对孔子的封号也不断增加。清代，孔子祭祀一度成为和上帝、和国家的祖宗神同等级别的“大祀”，孔子的政治地位一路飙升。东汉末年的张道陵依照老子的道家学说创立了道教，并尊奉老子为道祖，《道德经》成为道教最早的经典之一。唐代的统治阶级通过尊奉老子来神化李唐王朝，被认作远祖，诏命道士隶宗人府，道教居三教之首，明朝中前期达到顶峰，与政治的关系更为密切。佛教自汉引入中国，梁代慧皎《高僧传》记载：“汉明帝梦一金人於殿廷，以占所梦，傅毅以佛对。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往天竺。愔等於彼遇见摩腾、竺法兰二梵僧，乃要还汉地，译《四十二章经》，二僧住处，今雒阳门白马寺也”，佛教兴起。三教合一，民无所依。自儒释道成了中国文化的三大支柱以来，幻想三教合一成了自然而然之事，其中不乏皇帝的身影。公元502年，梁武帝萧衍首先提出“三教会通”，他博览群书，作《三教诗》，认为：“示教惟平等，至理归无生。”兼通三教，最终归依佛法。唐高祖李渊下诏, 称“三教虽异, 善归一揆”。宋孝宗写《原道论》, 提倡“以佛修心, 以老治身, 以儒治世。”明太祖朱元璋在《三教论》里说:“于斯三教, 除仲尼之道祖尧舜, 率三王, 删《诗》制典, 万世永赖;其佛仙之幽灵, 暗助王纲, 益世无穷, 唯常是吉。”清《雍正皇帝上谕》举三教合一之旨：“朕惟三教之觉民于海内也。理同出于一原。”在皇帝的推崇下，趋炎附势者多如牛毛，直到今天还有不少人在忙乎这个事。空泛的概念与隐会的评说软弱无力，以文害辞的夸多而斗靡入魔。
虽然诸多皇帝及名流对儒释道合流，做出了很多努力，但三教仍然各自保持着独立的形态，只是相互间在观念和思想方式上，不断地进行交流和融合，一定程度上从外在功能的互补加深到内在思想的融通罢了。其因是三者各有利弊，均不能独立于世，不得不共同合作弥补不足。儒是入世处世学说，以正设教，祀于学“治世”。儒学教化民众要遵从封建礼教，不可逾越，要相信宿命，要绝对忠诚于父权、夫权、族权、官权和王权。儒以扼杀人的纯真天性，压制人们自由平等的思想意愿，维护腐朽残暴的封建统治，而成为套在文明脖子上的精神枷锁。释是出世遁世学说，以大设教，祀于寺“治心”。佛教提出“三世因果”、“六道轮回”是立足之本。过去者为因，现在者为果；现在者为因，未来者为果。人生于世，除了难逃“因果报应”，还要永无停息地经历“六道轮回”。“六道”分为“三善道”（天道、人道、阿修罗道）和“三恶道”（畜生道、饿鬼道、地狱道）。轮回是不断在天道至地狱道之间的六道进行，纯看生前善恶。有了这些假设，就有了人生即“苦”的主张，人生之苦的原因在于“有生”，从而将人生的希望寄托于死后，寄托于超越于生死的“寂灭”。让人寂灭性情，刻意隐忍，默守戒规，吃素念经，远离俗事，以期从“苦海”解脱，求得心灵的安宁。人变得冷漠无情、自命清高，把社会劳动以及家庭事务视为“俗事、俗务”，把父母亲情也视为一段“尘缘”，都可无情了断。基础不对，一切皆诳语。道是游世弃世学说，以尊设教，祀于观“治身”。“道”被视为无穷无尽、无形无象的真理，是宇宙的本源、万物的根源，超越人的理性和认识能力。通过顺应“道”，个体能够实现内在的和谐与平衡，“人法道意，便能长久”。惧死，追求“物而不化”则成无望。主张以“无”为本，肯定“有生于无”，把“无”视为宇宙万物生成演化的本原。“有”、“无”都是表征事物存在状态的范畴，离开事物的存在和变化，空泛地谈论“有”、“无”问题，使“无”变成了离开事物的独立存在，割裂了“有”与“无”之间的联系，从而形成一种错误的本体观念。由此而论，三教学说的思想内容很多是相互对立的，其目的不同，历史地位不同，来源不同，运用不同，形态不同，过程不同，又都有严格规定，好的有其相似性，差的相隔千里，机械地捏合成一家，神仙也做不到。三教不能合一，说明其本身都有严重问题，皆欺世盗名之论。但三教坐地画牢之目的是一样的，欺骗世人，不劳而获。真文化总是积极向上的，没有矛盾冲突，没有高低之别，可独木成林，也可相容相生。儒释道中的许多文字自相矛盾又相互冲突，鱼龙混杂又相互交叉，可以自己打仗，也会相互打仗，没完没了。儒释道又是一把双刃剑，文字的两面性，看似正面大于负面，而社会效果产生的负作用要远远大于正能量。中国历史上称赞儒释道者兵多将广，前呼后拥。这些人也只是看到了儒释道中积极向善的文字，看不到仁慈下面掩藏的暴戾。只知寺堂烟如海，何见神佛渡苍生，平时多烧香，急时抱佛脚都没用，该发生的事依然发生。
二千年来的中国，推崇儒释道，善被欺，伪得利，恶横行霸道。宁可得罪君子不可得罪小人、无毒不丈夫、宁愿相信鬼不要相信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等等，成了许多人的处世法则，完全失去人天性里的初衷。历史中写的最多的两个字是“苦难”，三个字是“不容易”，儒释道在其中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陈独秀《抵抗力》一文之言洞若观火：“老尚雌退，儒崇礼让，佛说空无。义侠伟人，称以大盗；贞直之士，谓为粗横。充塞吾民精神界者，无一强梁敢进之思。惟抵抗之力，从根断矣。”通向道德的唯一之路是真理。少真理而说教，论语、道德经、佛经是同一类，皆说教者也。中国学术二千年来几乎处于屏蔽状态，如今的理论界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之言皆假大空的苍白说教，其根在儒释道。中国人始终无法挣脱的束缚，不能打破的壁垒，甩之不掉的拖累，挥之不去的困惑，都与儒释道有关。任何一种充满活力的文化，都能让儒释道一败涂地。正如《鲁迅全集》所言：“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这就是西方文化能大举入侵中国、异化中国，中国文化节节败退、不能入世的原因。其实，儒释道对一个人的影响很有限，不足成为常态。绝大多数老百姓，对高高在上价声震天的儒释道仰而不信 ，老百姓不信的花架子文化不能入世，更不能济世。儒释道即便是俘虏了个别文人，这些人也是戴着假面具示人，最终的目的是名利。儒释道培养出的无非两种人，一曰：伪君子，一曰：书呆子。新中国以来，儒释道对每个人及社会的影响微乎其微，只存嘈杂声，这也是中国二千多年来人活的最像人的时候，足以说明一切了。儒释道虽是政治的产物，但统治者却不知，他们推崇儒释道是在自掘坟墓。这些欲盖弥彰的文化在无声无息中制造出了一大批道貌岸然的乱臣贼子，奸佞者扶摇直上，忠良臣颠沛流离，治东溃西疲惫不堪，因吏治乱因吏治败，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这些都无一例外的投影在了历史的屏幕上。通过简单的梳理，不难发现：儒释道都是中国政治的产物，被一个个帝王戴上了金钟罩，被一代代文人穿上了铁布衫，成了阻碍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没有政治的干预与文人的瞎吹，儒不可能独霸朝纲，释不会落地生根，道非今之道也。政治使儒释道成了人们获取功名利禄的敲门砖，众口铄金，七嘴八舌的吐沫星子汇成了一个带着七彩光环的巨大漩涡，人一旦陷进去就身不由己跟着旋转起来，真理、创新、进步在这个漩涡中没有一波一丝的涟漪。自由、平等、正义这些人类最基本的天性、情感、追求被儒释道所禁锢、奴役、扼杀……
对文化两种人能弄明白，一种是最了解创立文化者的人、其言可信，一种是比创立文化者更高明的人、一针见血，此乃人之道；对文化两个事实可知优劣，一个是看文化产生的效果、反噬者劣，一个是看四方的评判、顺从者优，此乃地之道；对文化两个方面知晓真伪，一方面洁白如玉者真、瑜不掩瑕者伪，一方面顺自然者真、逆自然者伪，此乃天之道。三道合一，而知文化也。老子是最了解孔子的人，也是比孔子高明的人，孔子曾自持己学去规劝老子，却被老子批地遍体鳞伤，三日不语，花架子文化不堪一击。汉朝把老子立为道教之祖，把孔子立为儒教之祖，道教、儒教在佛教面前几乎无法立足，佛教才能在中国落地开花盛而不衰。儒释道讲克己如太极，西方文化主外掠若大炮，二者相遇，儒释道立马退避三舍。儒释道及绝大多数西方文化鱼龙混杂，自相矛盾，相互矛盾，要么违背自然之道，要么过犹不及，都非真文化。走马观花看儒释道谆谆教导全是善，追根究底观儒释道威逼利诱皆口舌。圣人不在说教里，在劳动中，最好的文化不是文字文化，而是劳动文化。只有出自劳动的文化，才适合于人类。孔、老、释迦之文皆想象理论，是禹最厌恶的“巧言令色”者、乱世者，披着仁善的外衣，而迷惑众生，皆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之论。儒释道文化瑜不掩瑕存在太多的伪，给中国历史带来的是挥之不去的苦难。今人不是推崇儒释道，而是肃清其流毒。政治的最大敌人是空谈。在中国，人人痛恨形式，人人受困于形式，人人又不得不搞形式，把社会变得面目全非，让世界变得面目可憎。为打击形式主义，2024年2月中央一套晚间新闻播出村级组织摘牌子报道，这些年村级组织“滥挂牌”现象成了困扰基层干部的一大障碍。一个小小的村级，除了上级对口的诸多牌子之外，还有村党组织、村民委员会、村团支部、村妇代会、村民兵连、新的经济组织、新的社会组织、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红白理事会、禁毒禁赌会、孝善理事会、人大代表组织部、网络管理部、便民服务中心等，每个机构都有一套领导班子，一个村级衙门比旧社会的县级、郡级衙门都大，岂不滑稽可笑。村级这样，其它部门更严重。上级部门有局、委、会、指挥部，下级部门就要挂上站、所、办、中心等牌子。一个县级的公职人员的人数，比旧社会全国的公职人员还多。过去，地级市是一个吃空饷的腐败机构，如今又多了一个乡镇级的空架子机构。一会儿认为这事重要，增加一个部门，一会儿发现那个事重要，增加一个部门，从上到下层层设立，养了一批又一批闲人，最后都成了财政的累赘。2023年，中国的公职人员总数在3800万左右，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上班没事做，还在招录人。2024年仅公务员国考共计招生3.96万人，相比去年扩招了6.7%。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文件形式化、制度形式化、工作形式化、宣传形式化、学习形式化、学术形式化、项目形式化成了常态，上班就是走形式，一切工作的目的只是为了上报假材料与假数字，应付各种检查，空耗人力、财力、智力。做一项无聊的事，比做十件有价值的事，所耗费的正气还要多，敬业精神、责任心就这样丢失殆尽。今天一个会议，明天一个学习，后天一个汇报，没完没了。如今听到最多的就是数字，什么什么同比增长了多少多少，这些数字的水分有多大，人人心知肚明。就是没有物价增长了多少，失业率增长了多少，老百姓的生活成本、教育成本、医疗成本增加了多少？中国什么时候送走了形式主义这个瘟神，文明也就回来了。形式主义源于官僚主义，官僚主义源于虚假文化。形式主义尾大不掉，罪魁祸首是虚假文化。儒释道是为政治服务的，儒释道盛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必盛行。做学问难，做人更难。讲仁德没错，而仁德不在口头上，在行动中。为权利仁德亡，为百姓仁德生。儒释道却将仁德阐释成千章万句，把人变成权利的奴隶，相互踩踏，结果反跑到政治的对立面。说教文化没有技术含量，乃天上画大饼，缺乏实践价值，不能治世，只能乱世。就拿“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句金玉良言来说，但凡把这句话挂在嘴边的人，恰恰是空谈误国最严重的那一个。毛泽东曾评说，孔孟是唯心主义，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佛法也只不过是孔孟之道的升级版罢了，寺院里真正让人信服的，还是中国的易文化，人们让易经与儒释道合作，才衬托出儒释道有神奇的地方。事实最有发言权。远的自不必说，民国的蒋介石就是一个善于搞形式主义的人，因此他极力推崇孔子。蒋倡导“新生活运动”，颂扬固有伦理道德，企图用“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来鼓舞斗志，大搞尊孔读经，即“四维”“八德”：“礼义廉耻”“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反对新文化运动，旨在规范国民的日常行为，提高民族精神，振兴民族。为此，他也提出了不少蛊惑人心的说教口号：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死生於度外。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我不怕他，他必怕我，怕人的一定失败，不怕人的一定胜利。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和平未到绝望之时，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反腐吧，亡党，不反，亡国。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谁要搞台独，我搞谁的脑袋！实践三民主义，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为余毕生之志事，实亦即海内外军民同胞一致的革命职志与战斗决心。惟愿愈益坚此百忍，奋励自强，非达成国民革命之责任，绝不中止！……一句句豪言壮语之结果如何？自己把自己打倒了。 一个害怕反对自己欺骗他人、大搞形式主义的人，注定是在走一条失败之路。蒋介石推崇孔子与那些帝王一样，是为愚弄百姓达到统治天下之目的。儒讲仁义礼智信，他杀人不眨眼、忘恩负义、翻脸无情、阴险狡诈。自欺欺人难欺天，没有仁慈之心、文明之思，权力欲旺盛，反腐无力，杀了一个共产党，又出了千百个共产党。提再多口号、写再多文字也没用，只会蛊惑人心，成为伪道德遭人鄙视。国民党之腐败日愈严重，争权夺利，勾心斗角，江河日下，溃不成军，逃之夭夭。新中国成立之后几乎把儒释道抛之脑后，国人一心，浩然正气贯日月立天地，中国有了新的活力。文化变风向变。近三十年，儒释道回来了，《官场现形记》紧跟着就再现光采，社会风气每况日下人心不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政治腐败、官商勾结漫天卷地全面开花。
中国古代科技真的世界领先吗？答案出乎意料(可能会被当局删除)
编程随想上的相关条目中国是从哪个朝代开始落后于西方？
中国的科技地位，越来越成为现在大家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例如2018年4月的中兴芯片事件，令很多人痛心疾首，而2018年11月中国的核聚变装置EAST达到一亿度，又令很多人欢欣鼓舞。
▲芯片
▲中国核聚变装置EAST
如果你看过我的文章或者视频，那么你很可能知道，我经常分析中国科技在世界上的地位。如何分析呢？基本的指导思想就是：实事求是。
我经常反对两种典型的错误文风：一种是胡乱吹捧中国的实力，动不动就谁谁震惊，谁谁慌了，可以称之为 “震惊体”；另一种是反过来，把中国说得巨弱无比，认为所有讲中国的成就的宣传都是假的，可以称之为“神话体”。
成都武侯祠有一幅著名的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如果你问，对于中国的科技实力，应该是赞扬好还是批评好，说得高好还是说得低好？那么回答是，这些都不是关键。关键是，不审势即宽严皆误，不实事求是就怎么都不好，实事求是才是好。一个观点不会因为它是赞扬就自动正确，也不会因为它是批评就自动正确，只会因为实事求是而正确。
▲武侯祠
基于这样的指导思想，我分析了若干个客观定量指标，例如自然指数、研究前沿、高引用研究者等等，对中国当前的科技实力做出了如下的基本定位：显著落后于美国，而跟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属于同一个级别。
如果你认为英法德日是科技强国的话，那么中国也是科技强国。你当然同意英法德日是科技强国，对不对？所以，中国现在作为一个科技强国也是当之无愧的。而在所有的科技强国中，中国的进步是最迅速的。
关于这些问题，我在2015年写了一篇文章，做了详细的分析。此文标题叫做《中国科技实力正以多快的加速度逼近美国》，欢迎大家去阅读。
你觉得这个基本结论提高了中国人民的自信吗？是的。这是建立在真实的成就基础上的自信，所以非常坚实可靠。
中国古代科技的真相已完成：10% //////////
那么，下面我们就要问一个更深入的问题了，而这个问题可能会让一些朋友觉得不那么自信。这个问题就是：既然我们进步这么快，为什么现在处于追赶的地位呢？也就是说，我们在历史上是怎样落后的？ 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折磨人的问题，因为你会发现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五花八门。我们的教材和宣传经常说中国古代的科技在世界上领先了几千年，然后不知怎么的就落后了。至于落后的时间点呢，有的说是元朝，有的说是明朝，有的说是清朝，甚至还有说是鸦片战争的。
诶，难道你真的相信，直到1840年英国人打上门来的时候我们才开始落后吗？这也太离谱了吧！这明显只是一个落后的表现，而不是落后的开始。是你已经落后了很久，才会被敌人从海上远征几万公里过来，还能打得你落花流水。
如果顺着这条思路往下想，你就会感到很恐慌：当初我们领先了几千年，结果还是被别人超过了。那我们现在如果经过努力，再次达到领先了，会不会又被人家超过，然后再次打得落花流水呢？
为了研究这个问题，我阅读了不少中外科技史的著作，得到了一个出乎很多人意料的基本结论。
这里的关键在于，分清科学和技术。当我们说中国古代的科技很先进的时候，我们指的是技术！中国的技术，确实曾经是领先的，后来落后了，明朝引进欧洲的红衣大炮就是一个明显的标志。而在科学方面，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落后的呢？回答是：这个问题不存在，因为我们本来就没有领先过！
也许这个回答使你震惊，也许你会觉得这很不自信。下面我就来详细讲讲这个问题。最奇妙的是，讲完以后你会发现，这才是真正的自信。
让我们从一个故事讲起。如果你对传统文化有了解，你肯定听说过唐朝有两位鼎鼎大名的预言家：袁天纲（正史的写法，民间往往写成“袁天罡”）和李淳风。《唐书》里有他们的传记，记载了他们预测武则天统治天下的故事。据说，著名的预言书《推背图》就是他们写的。
但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不是《推背图》，而是一本数学书籍。李淳风是当时著名的数学家，唐太宗李世民命令他和一些助手们给《九章算术》做注释。
《九章算术》是什么？《九章算术》是中国第一部数学专著，成书于汉朝，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数学教科书，被列为《算经十书》之首。
在李淳风之前，三国时代的数学家刘徽给《九章算术》写过注释。现在公认刘徽的《九章算术注》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刘徽堪称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数学家。
那么问题来了：李淳风等人的《九章算术注》，写得怎么样呢？
答案是：李淳风等人大部分地方直接就用刘徽的注释，只是在有些地方提出不同意见。然而，令人大跌眼镜的是，所有的李淳风等人认为刘徽犯错的地方，其实全都是刘徽正确，李淳风等人错误！
士大夫评论
祖冲之的儿子祖暅准确的计算出了岁差数值(地轴进动问题), 也是被沈括当成了错误的数值.
虽然沈括提出了磁性、石油(洧水)、气候变迁、磁偏角等等科学概念.
由此可见，从三国到唐朝，中国的数学水平实际上是下降了。我们居然是越活越回去了！
为什么会这样？看看《九章算术》是怎么写的，你就明白了。
《九章算术》是一本数学问题集，分为九章，收集了246个问题。每道题都有“问”，即题目，有“答”，即答案，还有“术”，即解题方法。
例如，《九章算术》的第九章《勾股》的前三个问题是：
“1、勾股：今有勾三尺，股四尺，问为弦几何？答曰：五尺。
2、勾股：今有弦五尺，勾三尺，问为股几何？答曰：四尺。
3、勾股：今有股四尺，弦五尺，问为勾几何？答曰：三尺。”
这三道题，说的其实都是同一个直角三角形，勾即短直角边等于三尺，股即长直角边等于四尺，弦即斜边等于五尺。勾三股四弦五，大家最熟悉的例子。
在这三个问题之后，《九章算术》给出了解题方法，即勾股术：
“勾股术曰：勾股各自乘，并，而开方除之，即弦。又股自乘，以减弦自乘，其馀开方除之，即勾。又勾自乘，以减弦自乘，其馀开方除之，即股。”
大家一看就知道，这三句话说的都是勾股定理：
a² + b² = c²
c² − b² = a²
c² − a² = b²
很好。然后呢？然后是第四道题……
喂喂喂，勾股定理的证明呢？证明在哪儿？
回答是：没有证明！
《九章算术》里的解题方法，都是没有证明的！
作为一个现代人，你肯定吐出一口老血：这不是坑人嘛！没有证明，读者怎么知道解法对不对啊！
对呀，问题就在这儿。我们现在知道，数学成果是需要证明的，好像这是个常识。但这对古人来说，并不是常识。
实际上，我们现在把刘徽称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数学家，就是因为他在对《九章算术》的注释中，给出了一套证明体系。例如他对勾股定理的证明，用的是“出入相补法”，大意如下图所示，通过把一些图形搬来搬去，论证一个大正方形的面积等于两个小正方形的面积之和。
▲刘徽对勾股定理的证明
从现在的观点看来，这些证明的严格程度也许还有可以商榷之处。但无论如何，有证明总比没证明好得多。不过，由于这些证明或者不够严格，或者陈述过于简略，所以后人经常看不明白。李淳风等人，就是这样的悲剧。
从教育学的观点看，像《九章算术》这样“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教材，会导致一个严重的后果，就是只有少数悟性高的学生能够理解，大多数学生只是有口无心地背诵，如果有错误也不会改正。像这样搞教学，不要说发展新的知识了，连记住已有的知识都困难。
士大夫评论
日本关先生的和算, 也是这个糟糕的命运, 虽然关先生把圆周率算到小数点後40位.
结果, 即使是日本人也看不懂自己的和算, 最终东亚数学沦落成了买卖用的算学, 连计算工具也由算筹(可开方)退化为算盘.
事实上，中国的许多数学著作确实是失传了。例如南北朝时期的数学家祖冲之，大家都知道他把圆周率算到了小数点后第七位，3.1415926，在上千年的时间里领先世界。这确实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但是，祖冲之是怎么计算圆周率的呢？回答是：现在没人知道。
士大夫评论
祖冲之把圆周率近似值算成 $\frac{٣٥٥}{١١٣}$(祖率), 十二进制为 $\frac{257}{95}$, 还有精确值3.1415926, 平均值3.14159265, 反映了中国数学重实用主义而轻视理论严谨的现象.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古代虽然很厉害却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原因.
祖冲之的祖率(țulüt, ツーリュㇳ, 三百三十五除以百十三), 实际上就是为了精确计算製作圆形物品需要多少材料得到的数值, 这是因为祖率是有理数, 且大于圆周率(大大约千万分之8.5), 是过剩值(朒数, ニュㇰスー, nüksu)
为什么没人知道呢？因为祖冲之写了一本数学书《缀术》，也曾经被作为官方教材。但是这本书难度太大，虽然在中国古代所有的数学教材中学制是最长的，但学懂的人还是太少，结果就失传了。结论是：学渣误事啊！（大雾）
更广而言之，由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中国古代的很多科技成就都是进一步退两步，没能形成积累。所以啊，你看武侠小说的时候，会感到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的武功越来越退步了。早年用的是降龙十八掌、六脉神剑这种神功，后来却连点穴都成了高深武功，甚至连扔石灰都出来了！
点金术的手指已完成：50% //////////
在吐完血之后，你也许会问：其他国家的古代科技怎么样？
回答是：其实古代大多数国家都有同样的毛病，大家大哥别说二哥。
但是有一个例外，就是古希腊。古希腊出了一批了不起的数学家，他们的成果集中反映在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里。《几何原本》总共有13篇，一开头就写出了23个定义，定义了点、线、面、圆、平行线等概念，然后写出了5条公理和5条公设。然后基于这些定义和公理，欧几里得就开始推导定理，一共推出了467个定理。勾股定理是《几何原本》第一篇的第47个定理，证明用到的图如下。此书的主体就是这些定理，以及对它们的证明。
▲《几何原本》对勾股定理的证明
由于时间关系，在这里我不能详细解释
士大夫收集的勾股定理证明(使用了代数法)
勾股定理的证明:
令直角三角形的长直角边为a, 宽直角边为b, 斜边为c, 则有
第一幅图 计算斜边裡边的图形的面积
c² = 4· $\frac{1}{2}$ ab + (b−a)²
$\mathrm{c^{2}=\frac{1}{2}ab+(b−a)^{2}}$
c² = 2ab + b² − 2ab + a²
c² = a² + b²
第二幅图 计算蓝色部分面积
$\mathrm{c^{2}=(a+b)^{2}−4\cdot\frac{1}{2}ab}$
c² = a² + 2ab + b² − 2ab
c² = a² + b²
第四幅图与第二幅图
第四幅图的蓝色部分面积为(a²+b²), 将第四幅图内部二个的直角三角形展开, 变成第二幅图, 结果蓝色部分面积不变且为c², 由此可知a²+b²=c².
第五幅图 蓝色部分面积
$\mathrm{\frac{1}{2}c^{2}=(a+b)\cdot(a+b)÷2−2\cdot\frac{1}{2}ab}$
$\mathrm{\frac{1}{2}c^{2}=\frac{1}{2}(a^{2}+b^{2}+2ab)−ab}$
$\mathrm{\frac{1}{2}c^{2}=\frac{1}{2}(a^{2}+b^{2})}$
即a²+b²=c²
《几何原本》对勾股定理的证明过程，大家可以课下去查阅。基本思路是，以直角三角形的三条边为边长做三个正方形，从直角的顶点A向斜边BC做垂线，这条垂线把大的正方形分成两个长方形，然后论证左边和右边的长方形的面积分别等于左边和右边两个正方形的面积，因此大正方形的面积等于两个小正方形的面积之和，即 a2 + b2 = c2 。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完全严格的证明过程。只要你承认欧几里得那5条公理、5条公设的正确性，你就会承认这条定理的正确性，没有任何含糊之处，所以任何人都能学懂。
你也许会感到很眼熟：这不就是初中数学课本的组织方式吗？
对呀！其实正是《几何原本》开创了这种框架：明确地写出公理，然后推出一个个的定理。我们现在感觉，数学书天经地义的就应该这么写。其实这只是因为我们从小就受这样的教育，习惯了，而这对古人来说，远远不是天经地义的。
《几何原本》提出这套公理证明体系，是对人类的认识论、科学方法论一个石破天惊的贡献，比它证明的那些具体的定理更加重要。刘徽也做了很多证明，但他没有写出公理，所以还是有所不足。
我们需要特别强调一下，科学方法论的重要性。科学好比点金术，牛顿三定律、元素周期表等具体的科学知识好比金子，而科学方法论就好比点金术的手指。中国古代捡到过不少金子，但从来没有发现过点金术的手指。
1953年，有一个叫斯威策（J. S. Switzer）的人写信给爱因斯坦，问他怎么看待中国古代的科学。爱因斯坦的回信如下：
▲爱因斯坦论科学的必要条件
“Development of Western Science is based on two great achievements: the invention of the formal logical system (in euclidean geometry) by the Greek philosophers, and the discovery of the possibility to find out causal relationships by systematic experiment (Renaissance). In my opinion, one has not to be astonished that the Chinese sages have not made these steps. The astonishing thing is that these discoveries were made at all.
【翻译：西方科学的发展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文艺复兴）。在我看来，人们不必对中国的贤哲没有走出这两步感到惊奇。人类居然做出了这些发现，才是令人惊奇的。】”
我来解读一下爱因斯坦的话。最重要的科学方法论有两个。
一、演绎法和逻辑体系，由古希腊数学家发现，代表作就是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它使得严密科学成为可能。
二、实验和试错的方法，由文艺复兴时的欧洲科学家发现，典型人物如伽利略，典型著作如《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它使得实验科学成为可能。
▲李约瑟
英国生物化学家李约瑟写了很多卷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他发现，中国的许多科技成就曾经长期领先，例如水钟、火药。这些当然很好，但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科学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而是发生在了欧洲呢？这叫做“李约瑟问题”，长期令许多人感到困扰。
其实对照一下爱因斯坦的话，我们就可以明白，中国没有发生科学革命，直接原因就是中国没有发现科学的方法论。在缺少点金术手指的情况下，你即使捡到再多的金子，又能走多远？
因此，中国古代的科学发展，处于自发的状态，而不是自觉的状态。大家压根没想到，世界上有一个东西叫做“科学”！
▲左：张衡右：沈括
说起中国古代的科学家，大家都会提名张衡、沈括等人。但在他们的时代，别人只把他们看作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等等，根本没有想到还有科学家这么一个职业。张衡和沈括做梦都想不到，他们在后世出名首先是因为张衡的地动仪、浑天说和沈括的《梦溪笔谈》，而不是因为张衡的《二京赋》和沈括对西夏的军事胜利。 科学的出现是全人类的幸运已完成：80% //////////
说了这么多中国古代科技的缺点，有些人可能会感到丧气。我要说的是：请不要沮丧。
不沮丧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在开头说的，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科技强国了，而且进步最为迅速。在这方面，我们有充分的自信。
还有一个原因，是大多数人没有想到的。请看爱因斯坦那段话的最后两句：
“在我看来，人们不必对中国的贤哲没有走出这两步感到惊奇。人类居然做出了这些发现，才是令人惊奇的。”
他为什么会这么说？
原因是，不止是中国没有发现科学的方法论，其他的古代文明也全都没有，如印度、波斯、两河流域、埃及、美洲等等。只有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的欧洲这一系文明，经过曲折艰辛的历程，发展出了科学的方法论。
士大夫评论
事实上, 西方的近代科学是由地中海文化圈的多个文明相互贡献的结果, 比如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继承了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希腊、古罗马、古印度甚至少量古中国的成就(古中国成就并不比丢番图强多少), 并且通过再翻译运动, 导致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笛卡尔二元論的产生, 从而导致西方近代科学与工业革命(实业变迁)的产生.
科学的诞生历程，在这里没有时间详细讲。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看清这个大图景：
科学并不是必然会在地球上出现的！ 如果我们发现一个外星文明，那么有很大的可能，它处于类似古代中国或者古代印度的状态，有精致的文明，有漂亮的文学艺术、典章制度、手工艺品，就像《红楼梦》那样的，看起来什么都挺好——就是没有科学。
实际上，对于任何一个文明或者星球，不发展出科学才是默认值。科学在地球上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偶然事件，是全人类最大的幸运。与其把科学当作必然会出现的果实，去争夺它的优先权，不如感谢古往今来的天才科学家，实现了这个巨大的飞跃，把人类提升到了以前无法想象的境界。
因此，中国从西方引进现代科学，这并不丢人。现在世界上所有的科技强国，都是从引进开始的。真正重要的是面向未来，好好去学习科学，发展科学。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如果我们知道了科学以后，仍然不去学习科学，发展科学，那才是丢人，但我们是这么没出息的吗？
中国开始自觉地、大规模地发展科学，其实并没有太长的历史，而我们已经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自信。这个自信是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的，是面向未来的，而不是依靠想象中的祖宗的辉煌给自己撑场面。
事实上，如果你想通了这一点，你就会发现这是一件大好事。我们以前落后挨打，是因为我们本来就不领先，而不是因为某种神秘的历史循环论。那么，现在如果我们努力向前，达到领先，我们就完全可以保持领先，而不会稀里糊涂地又落后挨打。
我们的辉煌，更多不在于过去，而在于未来！
放下历史的包袱，实事求是，轻装上阵，面向未来，自信地学习科学，发展科学，这才是真正的自信！
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自信：当中国这个源远流长的伟大文明拥抱科学的时候，人类的命运都将改变！我们以前错过了地球上的大航海，现在绝不会错过宇宙的大航海！星辰大海，才是我们的征途！
地震释疑：张衡地动仪能否记录地震(可能会被当局删除)
5月12日四川地震，牵动了全国民众的心。震感瞬间传至全国各地。一些网友认为，既然汉代就有“地震仪”，为什么依然无法预测地震呢？
也有网友指出，此前的“蟾蜍迁徙”已经预报了地震。动物真的能预报地震吗？
●地动仪无法记录发震时刻，更无法记录震级。因此，从现代地震学的角度来看，候风地动仪并不能记录地震，不是地震仪。
一些科技史著作声称，张衡在公元132年制造的“候风地动仪”能够准确记录地震，比西方第一台地震仪(由意大利人路吉·帕米里制造于1856年)早了1700多年。也有些材料说，候风地动仪可以“预测地震”。
不过，史书中有关候风地动仪的记载，仅见于《后汉书》。这一段记载只有区区196字，其中描述地动仪内部结构的内容更只有“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关发机”这12个意义隐晦、众说纷纭的字。以后，北齐的信都芳和隋朝的临孝恭，也都制造过地动仪，还留下了相关著作，可惜他们的著作都亡佚了。显然，仅根据《后汉书》中的简陋记载，要复原张衡的候风地动仪根本不可能。今天的复制品，其实是在史书那些“约束条件”之下所作的新创造。
尽管如此，《后汉书》的记载，还是向我们提供了一些有用信息。首先，候风地动仪绝不是地震预测仪。它只有在地震发生之后才起作用，只不过能比从驿卒更早地通知京城的人士罢了。这就好比我们看到闪电，就知道接下来很可能会听到雷声，但在闪电发生时，雷声也已经同时发生，只不过还没有传到我们耳朵里罢了。
其次，根据地震波的传播机理，候风地动仪是不太可能做到“验之以事，合契若神”的。地震发生时，从震源会发出两种波：一种叫P波，是纵波，它引起的物体震动方向和波的前进方向一致；一种叫S波，是横波，它引起的物体震动方向和波的前进方向垂直。P波的速度比S波快，因此最先到达地面，形成地震波中的初波。据初波的震动方向就可以知道震源方向。
但初波非常微弱，因为它只能从震源直直地向着地震波接收处地面传播的P波，而这部分P波携带的能量只占地震波全部能量的一小部分。如果候风地动仪能敏感到对“第一哨”初波就做出响应，那么足以有许多别的和地震无关的震动，比如在它附近跺脚，能引起它的反应，从而让人误把许多不是地震的震动也当成是地震。但如果要让候风地动仪保持一定的“迟钝”性，它又有可能无法“感觉”到地震的初波，直到之后的各种波陆续传来时才被“惊醒”，可是这些迟来的波的震动方向已经完全不能代表震源的方向了。
何况，记录一次地震必须有三个要素：发震时刻，震中位置和震级(地震强度)。候风地动仪只能记录震中方向。几台地动仪“联网”也可测出震中位置；但它却无法记录发震时刻，更无法记录震级。因此，从现代地震学的角度来看，候风地动仪并不能记录地震，不是地震仪，当然也就更不可能是“世界上第一台地震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