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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前立法会议员被以国安罪名羁押

区锦新被捕创澳门特区首例

Share this via Facebook Share this via Bluesky More sharing options Click to expand Image Former lawmaker and veteran pro-democracy activist Au Kam San during an interview in Macao, October 7, 2024. © 2024 AP Photo/Bertha Wang （纽约）－人权观察今天表示，澳门当局应该无条件释放涉国安罪名被捕的前立法会议员和资深民主派社运人士区锦新。这是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首次动用严苛的《维护国家安全法》（国安法）。

2025年7月30日，澳门警方逮捕区锦新，指控他涉嫌违反国安法第13条，最高可判处10年监禁。区锦新被羁押等候调查，不得保释。

“拘捕区锦新反映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高压统治向外延伸，由中国扩大到香港和澳门，” 人权观察中国部副主任王松莲说。“澳门当局应停止压迫和平批评者，立即无条件释放这位社运人士兼前立法会议员。”

澳门司法警察局指控区锦新“与多个境外反华实体长期联系”，为该等实体提供“不实且具煽动性的资料”，借此“引起⋯⋯仇恨、破坏本澳2024年行政长官选举和引致外国对本澳采取敌对行动”。

区锦新现年68岁，葡萄牙公民，原本在小学任教，1989年中国政府血腥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后走入社会运动。此后，他在澳门小小的公民社会中成为要角之一。 30年来，区锦新所属的澳门民主发展联委会（民联会）每年主办烛光晚会纪念六四镇压，区锦新本身和其他主办人经常为此遭受打压，包括肢体攻击和失去工作。

民联会最终不堪政府压力而于2023年解散。从2001年到2021年，区锦新连续五届赢得立法会选举，成为澳门在任最久的民主派立法会议员。

澳门曾是葡萄牙殖民地，直到1999年主权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政府长期压制批评意见，经常逮捕反对党人士和记者，严格限制抗议活动，并禁止香港民主运动人士和记者入境。

澳门当局的镇压措施近年来似乎又见升级，特别是在2019年香港爆发大规模抗争之后，以及在2020年中国政府强行对香港实施严苛的国家安全法之后。

2021年，澳门终审法院判决维持澳门政府对六四晚会的禁令，认为主办单位使用的政治标语涉及呼吁公众 “推翻现有政治体制”而违反中国宪法和澳门基本法。当局于2021年和2025年分别取消了21人和12人参选立法会议席的资格，理由均相当含糊，例如 “不效忠”澳门特区。

澳门《维护国家安全法》制定于2009年，并于2023年修法，既破坏澳门实质宪法《基本法》所楬橥的法治原则和人权保障，也违背透过《基本法》适用于澳门的《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修法后的国安法授权当局起诉和平活动，

国安法在2009年立法时已定有包括叛国、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和窃取国家秘密等七种罪名，2023年修正时又大幅扩张国家安全犯罪的范围以及有关当局的权限。这次修正共新增30条条文，包括：将 “分裂”和 “颠覆”的定义扩大，涵盖非暴力行为；增列 “教唆或支持叛乱”罪名；以及扩大该法的跨境管辖权，从仅限于澳门居民的境外活动改为不分居民与非居民。修订后的国安法授权当局起诉和平活动，而当局原本对这样的活动只能有限度地加以限制。

第13条，即区锦新被控违反的条文，规定与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外的 “组织、团体或个人建立联系作出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即为犯罪。

第25条规定，嫌犯应被 “实施羁押措施”（即 “审前羁押”），不得给予保释。

在香港，民主运动曾吸引大量民众参与，当局自2020年至今以国家安全罪名逮捕了至少326人。

欧盟于8月2日发表声明，谴责对区锦新的逮捕，但并未呼吁将其释放。葡萄牙媒体引用“外交界消息” 表示，葡萄牙政府正在 “跟进此案”。

“中国政府已摧毁香港的自由，现在又转向澳门，逮捕澳门民主运动骨干区锦新，” 王松莲说。“葡萄牙、欧盟和其他关切此事的各国政府应强硬施压促澳门将他释放。”

中国：镇压不见缓和

持续压迫新疆、西藏；香港自由被进一步剥夺

Share this via Facebook Share this via Bluesky More sharing options Click to expand Image 香港警察移除吕智恒养母Elsa Wu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外抗议其子被国安法定罪的标语牌，香港，2024年11月19日。 © 2024 David Chan/SOPA Images/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曼谷）－人权观察在今天发表的《2025世界人权报告》中指出，中国政府2024年继续在全国各地有计划压抑人权。受到特别严厉镇压的包括所有藏族区域和新疆维吾尔族，香港各项基本自由也遭当局进一步剥夺。

人权观察第35次发表世界人权报告，全文540页，检视一百多个国家的人权实践。执行长蒂拉娜・哈桑（Tirana Hassan）在导论中指出，全世界大部分地区的政治反对派、社运人士和新闻记者都遭到政府镇压、不当逮捕和监禁。各地武装团体和政府军队非法杀戮平民，迫使民众逃离家园，还阻挠他们获得人道援助。 2024年共有超过70个国家举办大选，许多国家的威权主义领导人都靠着歧视论述和政策而大有斩获。

“从言论自由到宗教自由，中国政府在整个2024年持续对全国实施紧密压制，” 人权观察中国部副主任王松莲说。 “中国政府制定更严厉的侵犯人权法律，监禁批评者和维权人士，同时使全国各地报导政府人权侵犯变得难上加难。”

中国政府修订《保守国家秘密法》并公布其实施条例，该法原已过宽的适用范围更加扩大。某些以往受到容忍的话题被划入禁区，例如批评经济政策。

中国政府持续监禁人权捍卫者，包括在会晤欧盟访华团途中被捕的人权律师余文生和人权活动者许艶夫妇。女性主义记者黄雪琴和工运人士王建兵遭法院判刑。

3月，香港政府制定新的国家安全法律。这部《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将和平活动定为刑事犯罪，扩张警察权限，并削弱正当程序权利。 11月，香港法院对45名民主倡导者作出毫无根据的重刑判决。

数十万维吾尔人仍被任意拘留监禁并惨遭虐待。这是中国政府在新疆危害人类罪行的一部分。 8月，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报告指出，联合国2022年报告所记录的”许多有问题的法律和政策”仍在照常实施。

西藏流亡媒体取得的影片显示，四川省德格县数百名僧人和村民因水电站项目将淹没多座古刹和藏人村庄而发起抗议。据报有数百名示威者被捕；其中多数已被释放，但仍有不明人数的僧人和村民领袖遭强迫失踪。

人权观察表示，中国政府应立即释放维吾尔族和其他遭不当监禁者，撤销香港的两部国家安全法律，允许独立观察员访问西藏和新疆，并释放全国各地在押人权捍卫者。

‘我们再也不能秉笔直书’

港区国安法下的香港学术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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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跟同事们在校园里最后一次共进午餐。 ⋯⋯我们谈到大家下一步最想做什么，每个人异口同声说：我们要开始写小说了，因为我们再也不能写出事实真相。

——何晓清，前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者，2022年10月

在2019年持续数月的大规模民主抗争后，中国政府于2020年6月30日在香港强行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以下简称《国家安全法》）。这部严苛法律包含过度宽泛模糊的条文，严厉处罚和平言论与活动，成立秘密安全机构，广泛扩大警方权力，收紧对公民社会和媒体的控制，剥夺公平审判权利，并削弱司法监督。

中国和香港政府行动十分迅速，将香港从一个自由社会转变成威权社会。香港当局逮捕大批本地民主运动领袖、社运人士和抗争者，强迫关闭独立自主的媒体、工会和公民社会组织。当局并改造各种部门与制度，使其服膺中国政府。

本报告详述2020年6月以来，香港八所公立大学在学术自由以及言论、结社与和平集会自由权方面的严重倒退。

香港各大学作为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博雅教育传统的一环，曾经享有充分的言论与表现自由。如今，学生、教员和职员们——尤其是专攻当代社会政治议题的本地学人——却感到时时被放在显微镜下检视。他们觉得自己必须谨言慎行，因为只要在言谈、研究、写作、授课或发表乃至合作对象方面稍有失误，就可能使自己或同事惹祸上身，甚至扩大牵连终致判刑入狱。

香港八所大学校方都对以往深具影响力的学生会横加干涉。校方切断对学生会的行政支援，拒绝代收学生会费，收回他们的集会和办公空间，逼迫他们迁往校外而成为与大学分离的法律实体。结果导致各校学生会无法继续作为全校学生选出的代表而有效运作。

大学校方纷纷清空俗称 “民主墙”的公布栏，拆除 “民主女神”塑像和其他纪念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的物品，在原地装设大型围栏和花圃等明确的物理障碍，以封堵观点的自由交流。

大学校方对发起和平抗议与集会的学生作出惩处，并广泛检查学生刊物、通讯和活动。校方保安人员（部分出身警界）被授权撕下学生张贴的海报，摄录和监视学生未经许可的公开活动。

尽管人权观察访问到的学生和教员普遍同意校园环境变得十分高压，但关于《国家安全法》对 “实际学术行为”（借用一位学者说法）的影响则有不同诠释。

大多数受访师生表示，他们经常对任何香港和中国的社会政治议题进行自我审查，以避免麻烦。例如，他们在课堂上发表个人意见时，在撰写和研究学术论文时，在申请经费补助时，以及在为学术会议邀请讲者时，都会自我审查。

《国家安全法》对学生和教员的影响，因其身分背景、研究主题、学术地位、以及对中国政府权力动态的感知而有所不同。一名香港学生感叹说，在大学里 “你会觉得自己属于无权无势的一方”，每个人 “手中权力都比你大”。出身香港的学者，尤其是以讲学或其他方式涉及当前香港和中国事务者，特别感到威胁。一名香港学者半开玩笑说，他是 “冒着生命危险”接受本报告访问，另一名香港学者则在受访几天后撤回同意。向我们表示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感到自我审查压力的学者屈指可数——他们或者是物理学家，或者在专长领域声名卓著，或者不是华裔而且持有主要民主国家护照。

少数学者称曾直接遭到审查。其中一位表示，他们多次被系职员阻止开授被中国政府视为敏感议题的课程，包括威胁他们若不听从就得不到终身教职。有四名学者表示，大学校方和学术出版社审查他们的学术论文，其中一位说他曾因一篇论文被自己的学校向警方举报。

受访学者对于《国家安全法》对学术自由的影响各有不同诠释。有些人说它的影响无所不在；其他人则说它的影响微乎其微。有一位学者将学术工作和大环境区别开来： “并不是教学和研究受到影响，而是〔教员与学生〕在其他时间的活动受到影响。”但其他学者认为学术界并非超脱于周遭社会环境的象牙塔，中国政府在香港施展各种手段就是为了改变整个环境，包括奖惩机制和社交信号（social cues）。

中国政府重整了香港各大学的管治架构。由中国政府挑选的香港特区首长兼任全部八所公立大学的校监，有权指派各大学校董会要员，而校董会有权任命大学领导层和主要职员。根据对2020年以来各大学领导层变动的分析，一般而言，与中国政府意见不一致者丧失了权威职位，遵从中国政府路线者则获得奖励。

大学校方似乎无力抗拒政府压力。在某些情况下，校方配合中国及香港政府排除同情民主派的学者。虽然有时难以确知学者遭受处分是否出于政治因素，但促进学术界意见 “和谐”以符合中共观点的趋势十分明显。官方的作法是，利用喉舌媒体对其视为抱有自由主义或倾向民主（即中共所谓 “反华”）观点的学者进行诽谤与恐吓，并对表达这种观点的外籍学者拒绝或不发给签证。各大学随之开除、不续聘或拒绝授与这些学者终身教职。在港任教近三十年的穆嘉（Carsten Holz）教授在2022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清除所有剩下的不听话学者”的方式是 “由校方职员透过歧视措施优雅达成的，这些职员在过分强调行政管理的制度下掌握着学者职业生涯从升等到年终考评、加薪、排课以至学术休假等每个方面。”

有些学者感到不安全而停止讲授 “敏感”课程；有些悄悄撤离香港。其余学者感到更加孤立和被边缘化。这种情况又被政府引为口实以支持其捏造说法，即争取民主的观点来自少数 “麻烦制造者”或应被 “消灭”的 “人民公敌”。

中国政府的总体意图，如其官方声明所说，是对各大学进行 “清洗”。其结果是依照中共观点净化过的高等教育，尽管迄今为止尚能提供高品质教学。

香港各大学是香港社会的缩影：随着曾经生活在自由社会的人们突然被抛进威权体制，他们不得不奋力思考应对之道，为自己的行动寻求理据。

一名学者批评其同事接受知名外国媒体访谈，导致香港入境事务处拒绝该同事延长签证而被迫离开香港。这名学者的言外之意是该同事应该保持沉默。

历史学者何晓清观察到校方行政人员如何在中国政府迅速改造香港的过程中见风转舵：

〔在2019年抗争期间〕即使当时在位掌权者也会吹嘘说“哦，我也有去抗议，我也是黄丝〔民主派〕。” 当整个主流社会都参与示威，他们很容易被视为英雄，也不会有任何后果。 ⋯⋯但是⋯⋯《国家安全法》通过后，⋯⋯政治气候立刻改变，他们便开始一件事⋯⋯接着一件事找你麻烦。

在另一学者口中如此“极速转变的论述空间”之中，人们分别选择顺服、抵抗、以行动保护他人、或作压迫帮凶。有些人选择维护表达空间。例如一名学者鼓励学生在书面作业中表达自己想法，并保证不给其他人过目。另一位担任行政职务的学者则鼓励同事接受一名下笔批判中国领导人的学生，即使这名同事面有难色。他是这么说的：

我的职位能够保护学术自由，就应该去做，因为⋯⋯那里并没有大怪兽。⋯⋯对我来说，它是许多人之间非常复杂的协商过程，没有人是全然被动的，每个人都应该在自己位子上尽可能保护学术自由。

香港各大学的转变，影响范围不只是香港。香港各大学长期在有关中国的知识生产方面发挥独特作用。这里可以让（包括中国和国际）研究中国的学生和学者在一个相对开放的中文环境当中交流观点、发表著作，而且不受中国政府控制。这个空间非常重要，尤其当世界急于了解迅速在全球崛起的中国，而中国政府又日益积极操弄和控制相关知识。

香港政府应立即废除《国家安全法》和2024年3月通过的第二部国安法例《维护国家安全条例》。港府应释放所有因和平行使基本人权而遭任意拘押人士，包括被逮捕和正在狱中服刑的学者和学生。

中国：应回应六四屠杀36周年

维权人士与流散社区坚持保存记忆、呼唤民主改革

Share this via Facebook Share this via Bluesky More sharing options Click to expand Image Tiananmen Square. June 4th, 1989. © 1989 Stuart Franklin/MAGNUM （纽约）－人权观察今天表示，无数北京民主运动和平抗议者惨遭杀害36年后，中国政府仍试图抹消1989年六四屠杀的记忆。当局应停止审查有关镇压的言论，开放悼念活动，向死难者家属提供赔偿，并追究迫害人权官员的责任。

一如往年，随着六四周年逼近，中国各地有关当局便开始预先防堵悼念行为，尤其是六四死难者亲属组成的“天安门母亲”群体。其重要成员之一，现年87岁的张先玲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即便她 “走不了200米就要坐轮椅”，当局仍然要对她和其他成员进行严格看管和限制行动。

“中国政府从未承认六四屠杀，更不用说为死难者及其家属提供赔偿，” 人权观察中国部研究员亚力坤・乌鲁尧勒说。“中国政府强迫民众失忆可以维护威权统治于一时，但无法彻底扼杀对真相、民主和人权保障的要求。”

对六四悼念行为的事前镇压，足以让人们看清中国至今仍在压制异见人士，持续剥夺言论自由与和平集会的权利。

六四屠杀发生前，学生、工人和市民从1989年4月开始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和全国各大城市举行和平集会，呼吁言论自由、民主改革和打击腐败。面对示威活动愈演愈烈，政府于5月下旬宣布戒严。 6月3日至4日，人民解放军士兵对北京示威民众开枪，导致不计其数的示威者和旁观者丧生。

2020年年中，随着中国政府强行在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对悼念活动的禁令也从中国大陆扩及香港。当局首先在2020年和2021年以防控新冠疫情为由禁止每年例行的六四悼念晚会，并于2021年强迫解散晚会主办方香港支联会，关闭六四纪念馆。

当局依据《港区国安法》指控支联会及其三位前领导人——李卓人、何俊仁和邹幸彤——触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最高可处无期徒刑。这三人被羁押候审已逾三年，预定2025年11月开始审理。邹幸彤和其他四名前支联会成员另因未遵守警方国安部门要求提交资讯被定罪并判处3至4.5个月监禁，但其定罪于2025年3月获撤销。

部分香港人坚持试图在每年举办六四晚会的维多利亚公园附近纪念六四大屠杀。警方已为此逮捕数十人。 2024年6月4日，警方警告一名独自坐在公园长椅上打开手机手电筒的男子，指其行为可能构成《国安条例》的 “煽动”罪名。这一天，警方以模棱两可理由逮捕四人，其中一人于12月以“袭警”罪被判入狱10周。

关于六四屠杀的审查和自我审查在香港已成常态。 2024年11月，香港当局将编号FA8964的路灯翻新改号，只因为它偶然显示镇压日期。 2024年12月，国泰航空为其机上娱乐系统提供的一部影片包含影射六四内容而致歉。

虽然中国政府在中国大陆和香港境内强迫民众保持沉默，许多抗争者仍在延续八九民运的精神。最引人注目的是，彭立发在 2022 年孤身走上北京闹区天桥拉开抗议横幅，他的行动鼓舞了许多人，并在几个月后引发“白纸抗议”行动。彭立发成为媲美六四“坦克人”的反抗象征，后者被拍到在镇压次日清晨以肉身阻挡整列坦克。

在中国和香港以外，世界各地的流散社群和匿名社交媒体帐号每年举办公开论坛、展览、集会并发表文章来纪念六四。今年，有77场活动计划在10个国家的40个城市举行。

六四屠杀后，中国政府展开全国镇压，以 “反革命”和放火、扰乱社会秩序等各种罪名逮捕数千人。政府从未承担屠杀责任，也从未依法追究任何官员的杀人责任。它没有调查真相，也未曾公布民众死亡、受伤、强迫失踪或判刑监禁的数据。 “天安门母亲”记录到北京和其他城市因镇压遇难的202人详情。

中国政府持续忽视国际和国内要求为六四屠杀伸张正义的呼声。美国政府应对六四屠杀而实施的各项制裁多年来逐渐受到削弱或规避。人权观察指出，六四屠杀和后续镇压并未引发有效的国际制裁，正是造成中国政府在其后数十年来公然侵犯人权——包括对新疆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裔穆斯林实施危害人类罪行以及抹杀香港基本自由——的部分原因。

缅甸：妇女、少女被贩运到中国作‘新娘’

政府不作为、武装冲突、中国‘性别差距’助长性奴役

Share this via Facebook Share this via Bluesky More sharing options  （仰光）－人权观察在今天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说，缅甸和中国政府未能阻止克钦族妇女和女孩成为中国家庭的“新娘”。

这份112页的报告，《给我们生孩子，就放你走：缅甸与中国之间的克钦族‘新娘’贩运问题》，记录克钦邦和掸邦北部的妇女和少女被人口贩子拐卖到中国成为性奴。人口贩运受害者说，她们被信赖的亲朋好友欺骗到中国找工作，实际被以相当于3,000到13,000美元的价格卖给中国家庭。在中国，他们通常被关在房间里强迫性交，使她们怀孕。

“在缅甸和中国当局默许下，人口贩子肆无忌惮贩运克钦族妇女和少女，使她们遭受囚禁和难以形容的虐待，” 人权观察妇女权利部共同主任海瑟・巴尔（Heather Barr）说。“生计困难加上人权保护缺位，使得女性沦为人口贩运者手到擒来的猎物，而且这些贩运者几乎不必担心中缅两国的执法单位。”

该报告主要受访者包括37名贩运受害者以及3名受害者家属、缅甸政府官员和警察，以及在地组织工作人员。

一名16岁时被嫂子拐卖的克钦妇女说：

“这家人把我带进一个房间，我又被他们绑在房间里。 ...他们把门锁上，有一两个月。吃饭时间，他们会把饭菜送进来。我一直哭...每次那个中国男人来送饭，都会强暴我。”

受害者说，中国家庭想要的是传宗接代而非“新娘”。生下孩子后，有些人可以逃脱，但通常必须留下孩子，永远难再相见。回到缅甸后，受害者在努力重建人生的同时，还要背负创伤和污名。几乎没有任何社会服务提供给贩运受害者，只有少数几个组织为受害者提供迫切需要的援助，但供不应求。

接受采访的许多贩运受害者都是因为克钦邦和掸邦北部战乱而流离失所，在收容逾十万人的营地艰苦求生。缅甸政府截留了大部分送往营地的人道援助物资，有些营地位在反对派克钦独立组织（Kachin Independence Organization）控制区。由于男人大多投入战争，妇女往往成为唯一家计来源。因此，妇女和少女成为人口贩运者容易下手的目标，被当做“新娘”卖给中国因为过去实施“一胎化”政策导致性别失衡而娶不到媳妇的家庭。

女性占中国人口的比例从1987年迄今逐年下降，全国15至29岁人口的性别差距不断扩大。学者估计中国有3到4千万“失去的女性”，这些女性本来应该在世，但重男轻女的习俗加上中国从1979到2015年实施“一胎化”政策、女性生殖权利持续受限，导致她们没有机会出生或存活。

有些家庭通过购买被拐卖的妇女或少女来解决找不到媳妇的难题。很难估计总共有多少妇女和少女被当作新娘被拐卖到中国，但缅甸政府在2017年收到226起案件举报。据相关专家向人权观察表示，实际数字很可能高得多。

人权观察发现，中缅两国执法部门和克钦独立组织，都没有努力救援被拐卖的妇女和少女。有些家属向警察求助一再碰壁，警方常向他们索要金钱才愿采取行动。妇女和少女逃出来后若向中国警方报案，有时不会被当作犯罪被害人，反而因为违规入境而坐牢。

“缅中两国政府和克钦独立组织都应采取更多措施制止人口贩运、给予受害者康复和经济援助，并且法办人口贩子，” 巴尔说。“捐助方和国际组织应当支持那些帮助受害者的在地组织，它们为了救援被拐卖妇女和少女并协助她们康复，承担着中缅政府该做而未做的吃重工作。

陈述摘录

缅甸武装冲突与人口贩运

“2011年，战斗突然爆发。我们必须逃难求生。以前我们离开不久，战事就平息了...我们以为只要等缅甸军队停火，就可以回家。但我们从此没再回去──我们逐渐移向边界，因为缅军会攻击平民。...中国人口贩子开始出现，劝说平民。...只要能帮助家计，帮助弟弟妹妹，[年轻女性]愿意冒险。”──克钦妇女协会工作人员，本身也是流离失所者。电话访谈，2018年1月。

中国工作诱惑

“我当时是全家生计来源──我照顾我母亲，我必须看顾她。所以，住在境内流徙者营地──地方太小了，样样都是难题。所以，有个朋友跟我说：‘中国有工作，待遇好。每个月可以赚到4、5千元 [640至800美元]。’”──2013年27岁时被拐卖女子。密支那，2017年4月。

成为人口贩运者目标

“仲介是我阿姨。是她说服我的。”──17或18岁被拐卖的受害者。密支那，2017年12月。

“缅甸仲介把她们交给中国仲介。中国仲介供她们吃住，将她们展示给中国男子挑选，按[女孩的]美貌程度付钱。[他们付]10万元[15,900美元]或7千元，或5千、3千、2千──全看她有多漂亮。跟买卖玉石没两样──看到品质好的玉石，我们会口耳相传，这个仲介卖给那个仲介。女孩子也一样，从这个仲介被卖给那个仲介。”──克钦独立组织工作人员，曾参与贩运防治。密支那，2018年1月。

妇女和少女被贩运途中情况

“到那里一星期后，我曾经昏倒。我猜想是因为他们给我吃药或其他东西。我不记得发生什么事。醒来时，我听到火车行进声，发现自己在火车上。我不知道自己昏睡了多少天，也不知道火车坐了多久。车上只有中文字，我不懂中文，又没有缅甸字。我哭了。我看到一个女人，也许就是我的仲介──我从没见过把我送上火车的人，不管是谁。她在我脸上掐了一把。她是个掸族中国人...我们住在旅馆。入住后，那个掸族中国女人就把我们反锁在房间里，警告我们别想逃走。她说，逃跑被抓到的话，要把我们断手断 脚。”──14岁与表姊妹一同被拐卖的女子，当时她们在边境成衣厂打工，月薪5万缅元[38美元]。密支那，2017年6月。

“他们有时给我们吃，有时不给。三天后，他们带那些男人来到大院。围墙很高，所以没人能看见大院里面发生什么事。他们把我带出房间，给10个男人看。那时是早晨，7点钟。他们把我和我的宝宝分开，向那些男人展示我。第一个仲介走了，第二个仲介过来带我见那些男人，问我喜欢哪一个。我说我一个也不喜欢，仲介马上赏我一耳光。这样过了好几天，我还是拒绝。最后仲介强暴了我。那个仲介很生气──夜里为了发泄怒气强暴了我。过程非常粗暴。我不肯脱衣服，他就打我。”──36岁时带着2岁儿子一同被拐卖的女子。密支那，2016年4月。

被囚生活

“[我的买主雇用的翻译告诉我]：‘你被带来做这家人的媳妇了...你现在想回家很难。你已经在这家人手上──你必须嫁人，你得待下来，住在这里。’”──18岁被拐卖的女子。密支那，2016年7月。

“四天后我们到了富冈（音）。...我被锁在房间里。他们不准我打电话。我哭了一个星期。我不吃东西。我只能不停祷告。后来我了解我已别无选择...我在那里待了四年。”──18岁被拐卖的女子。她带女儿逃出来，但被迫留下儿子。密支那，2017年12月。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打我。有一天，他们打得特别凶，连邻居都过来想阻止他们。妈妈被邻居拉住了，儿子又上来打我。邻居拉住儿子，便换成妈妈...我每次被打，都莫名其妙。我的鼻子嘴巴都流血了...他们照样打我。”──2011年被拐卖的女子。密支那，2017年6月。

“我每天晚上都要跟那个男人行房。如果我拒绝，他会拿刀子出来威胁我。...我要做很多家事。我要帮全家人洗衣服、做饭，还要帮他父母洗澡。”──2013年被拐卖的女子。密支那，2017年7月。

生孩子的要求

“我被锁在屋里一年。...我没生孩子前，全家人都对我很凶，尤其是婆婆。她总是怒气冲冲。他们有时不给我饭吃，因为我一直没有怀孕。”──30岁被拐卖的女子。密支那，2017年7月。

“那个中国男人说，我必须生个孩子。我说我不想生孩子。他推搡我，叫我一定要生。[他说] ‘缅甸女生来到中国，通常生了孩子就回去──或许你也可以。’ 于是，我决定跟他生子孩。中国男人说，孩子满周岁就放我回去。”──20岁被拐卖的女子。密支那，2016年4月。

“我生了...一年后，那个中国男人让我选择...经过讨价还价，他们允许我回家。但不能带走小孩。他们家人不准我照顾孩子──只让我生孩子、喂奶。喂完母奶，孩子就被婆婆抱回去照顾。他们根本不让我做孩子的妈。”──因为思念孩子而在逃离后又返回中国的女子。密支那，2016年4月。

执法缺失

“我的女儿失踪让我很沮丧，我真的好难过。我们一点钱也没有，不知道怎么去找她。”──被拐卖女子的母亲，向缅甸反贩运警察求助无果。密支那，2018年1月。

“我们去找[缅甸]警察五次了。他们总是说，‘我们会去找，如果找到她们就会回报。’...我们把自己知道的都一五一十告诉警察了，但他们什么都不说，[他们根本]没法解决。”──被拐卖女子的母亲。密支那，2018年1月。

“我们[缅甸]有禁止人口贩运的法律，但我们贪污很严重。仲介从来不会被抓，因为他们贿赂警察，总是跑得掉。警察、法院和边界哨兵全都收贿。”──缅甸人口贩运问题专家。仰光，2018年1月。

受害者背负污名：持续性创伤

“有些人逃离中国，但因自惭形秽不敢回家...在克钦族社会，我们看不起那种没结婚就同居或没结婚就跟人上床的人。我们如果回家，会被邻居瞧不起。就算我们将来找个克钦男人嫁了，我敢说他的亲 戚、他的家人一定也会责备我，永远也看不起我。”──46岁曾被拐卖的妇人。密支那，2017年6月。

“我的身体没有受伤。但被男人强行侵犯的经验永远挥之不去，非常痛苦，影响我一辈子。”──2011年被拐卖囚禁四个月的妇女。密支那，2018年1月。

“大多数受害者的处境糟透了。她们回来以后，和大家形同陌路。她们只是默默瞧着、瞪着...刚回来的人甚至不敢出门见人...她们对[被拐卖]感到羞耻。”──拉咱的克钦妇女协会工作人员，密支那，2018年1月。​

缺乏社会服务

“社会服务完全不到位。[缅甸政府社会福利部]很好──人人都喜欢他们。但他们没有资源可以做事。他们资源不足到了失去功能的地步。”──驻缅甸外交官，仰光，2016年5月。

“她们需要心理谘询和照顾──但我们无法满足这些需求。”──掸邦北部的克钦妇女协会工作人员，电话访谈，2018年1月。

中国：警察以互联网、手机使用行为逮捕藏人

大规模搜查手机、强制安装‘反诈’应用程式、收紧监管制度

Share this via Facebook Share this via Bluesky More sharing options Click to expand Image A Tibetan Buddhist monk and a woman share a mobile phone outside the Potala Palace in Lhasa,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China, on June 1, 2021. © 2021 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纽约）－人权观察今天表示，中国政府自2021年以来在藏族区域引用与手机和互联网有关的政治罪名逮捕数十名藏人。西藏流亡记者报导，被捕藏人通常被指控以手机保存 “违禁内容” 或联络境外人士，包括海外亲属。

这类逮捕与起诉的全部规模尚不可知，因为中国当局从不公布政治案件的官方数据。已知的60多宗案件似乎与政府在这段期间加强各种监控措施有关，包括通过大规模搜索手机，强制安装内建政府监控功能的手机应用程式，以及收紧对数据和宗教的监管制度。

“对藏人而言，仅仅使用手机也变得危险，就连转发幽默短片或联络海外亲友等稀松平常的行为都可能导致被捕、拘留和酷刑，” 人权观察中国部副主任王松莲说。“藏人，尤其是住在偏远地区的藏人，曾经很高兴迎接行动电话到来，使他们能够与亲朋好友保持联系，现在他们的手机实际上却成为政府的追踪器材。”

人权观察检视了2021年以来有关这类案件的报导，包括自由亚洲电台和《西藏时报》等西藏流亡媒体、一般新闻机构以及中国政府官方消息。人权观察也访问了多位藏区居民，以及直接了解相关情况的一名退休官员。

许多案件的逮捕对象都是被控用手机保存或上网分享 “违禁内容” 。所谓 “违禁内容” 通常是含有藏族宗教人物——特别是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以及表达认同西藏的言论。中国当局滥用含糊笼统的法律条文：例如有人被捕原因是他建立微信聊天群组为几名佛教高僧祝贺80大寿。警方说凡是 “未经批准” 建立这种聊天群组即属 “非法” 。

有些藏人被捕是因为警方认为他们在网上发文鼓励使用藏语，以及反对中国政府推动从小学开始以普通话取代藏语为教学语言的政策。据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报导，当局自2020年起陆续关闭多个藏语文化与教育网站，包括2024年4月Luktsang Palyon（西藏羊）博客被封。知名藏族网站工程师彭巴・嘉尔（Bumpa Gyal）于2022年被控从事未指明的 “非法活动” 而被判入狱七年，只因他为许多西藏文化教育网站提供技术支援。

中国当局也逮捕使用电子器材与中国境外联系以及分享西藏讯息的藏人。从事这类活动被捕的藏人通常遭到起诉并判处重刑。 2021年，据人权观察记录，西藏西南部有四名僧侣就因为与尼泊尔的同宗派藏族僧侣联系而被判处最长20年徒刑。

由于藏区资讯管制极其严密，人们一旦被捕往往音讯全无。不过，由少数讯息公开的案件得知，有些被捕者遭到监禁、虐待和酷刑。特别严重的案例之一是拉萨色拉寺38岁僧人洛色（Losel）被殴打受伤，于2024年5月不治。据西藏流亡媒体报导，他因涉嫌 “为境外收集和传送情报” 被捕。

许多藏人都有亲属流亡在南亚、欧洲和北美。中国政府自2008年全藏抗议后加强安全措施，断绝了私自越境之路；2012年开始对藏人申领护照的歧视性限制，又造成绝大多数藏人从此不可能出国旅行。对网络使用的管制和监控，以及对涉嫌与海外联络的用户严加惩处，导致目前中国境内藏人与流亡社群之间的联系极度受限。

人权观察指出，中国政府用来对付藏人以切断他们与外部世界联系的手段，和用来对付维吾尔人的手段相似。

人权观察表示，中国政府应尊重藏人的隐私权以及言论、和平集会、结社和宗教自由权。政府应允许联合国监察员、独立人权研究者和记者自由访问藏区，检视相关案件和整体人权状况。

“藏人不仅丧失自由表达和获取资讯的权利，就连与亲友联系的基本权利也被剥夺，” 王松莲说。“全球通讯持续增长的同时，中国政府却日益企图封锁和控制全国人民。”

监管互联网

中国政府监管民众网上活动并非新鲜事。公安部在省、县、乡各级部署网络警察，审查和监控互联网用户；社交媒体业者不仅采用自动化管制，还雇用内容审核员专门审查、监测网上内容。

此外，当局还以奖金鼓励民众互相检举。这种做法在2018年展开、2021年宣告成功的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运动中成为正式的监管手段之一。该运动实际上把藏区一切公民社会活动都视为犯罪并将之消灭。一名西藏自治区退休官员于2019年12月告诉人权观察说：

拉萨的每一个住宅小区和居民委员会都设有举报信箱、微信号和公告栏，专供民众检举发表不当言论、会见可疑人员或传播 “反动” 论调者。 ⋯⋯举报奖金从人民币1百元到1万元不等，根据线索的重要性和质量高低决定。若提供重大线索而获得高额奖金，还会被公开表扬。

青海省党委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对外称青海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于2024年11月发出公告，以每条线索发给最高10万元人民币的奖金鼓励民众检举网上言论，其所列举的举报内容多属政治性质，第一项就是 “攻击党的领导” 。

2022年3月份，西藏自治区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总共收到1,395件举报，其中百分之35属于 “政治类有害信息” ，百分之26为 “涉藏类有害信息” ，百分之12是 “社会类有害信息” 。相较之下， “淫秽色情类有害信息” 的举报件数仅占百分之6。

人手搜查手机更加频繁

据报导，在每年3月10日（1959年拉萨抗暴日）等敏感纪念日或中国重要政治活动（如中共各项例行会议）之前，警方执行相关维安任务时采取威吓和随机搜查手机的情形日益频繁。警方搜查民众手机的方式包括使用手机扫描装置（名为通用取证设备）从手机内提取数据，或强迫民众自行解锁手机。警方在拉萨和其他城市的检查站都采用这些方式。

2021年年中，西藏流亡媒体首次报导中国警察在西藏农村地区实施大规模人工手机搜查。据报导，四川省西北部石渠县有117名藏人于2021年被警方逮捕，当局指控他们在手机保存 “违禁内容” ，未经司法审判即对他们实施长达数周的 “政治教育” 。此后又传出多起针对藏人向海外传送新闻而以人工搜查手机的报导：

四川省甘孜州炉霍县当局在居民反对下拆除巨型佛像后，警方于2022年2月大规模搜查手机，试图抓出网上报导该事件的民众。 四川省甘孜州德格县居民抗议水电站工程引起国际关注后，当局于2024年2月切断互联网服务并执行大规模逮捕，警方检查居民微信和抖音帐号，试图抓出上网发布相关事件报导的藏人。 四川省阿坝州若尔盖县达仓拉穆寺藏族僧人于2024年10月向外传讯，揭发该寺附设学校遭中国当局强行关闭，当局随即检查全寺僧人手机，并将部分手机没收。 经人权观察独立核实的报导称，在西藏自治区那曲市的农村地区，当地警察全面检查居民手机，搜索不限与特定事件有关的违禁文字或图片。 2021年11月，一位那曲市农村居民告诉人权观察，村委会领导下令所有村民到村中心集合，由镇上警察执行手机扫描，特别针对可能藏有 “非法” 宗教符号、内容或歌曲的年轻人。

警方表示，若查获前述物件不但 “罪行重于杀人” ，还会连累全家。该居民说，这并非新措施，而是早已行之有年，过去就有些年轻人因为手机里存有这些东西而被拘留。

强制下载官方‘反诈’应用程式

根据各藏区媒体报导，警方利用安检站以及打着 “反诈教育” 名义强制出席的集会，強迫藏人集体在手机中下载一种官方手机应用程式。官方报导也提到当局动员藏区警察和党员分头拜访民宅、企业和商铺， “宣传” 、 “指导” 并 “协助” 安装一款2021年由国家反诈中心发布的反诈应用程式。

研究网络绿松石屋顶（Turquoise Roof）对这款应用程式进行技术分析发现，在表面上打击网络诈骗和举报疑似诈骗行为的功能之外，这款应用程式还 “允许操作员提取敏感资讯或控制关键装置功能，从而进行高度侵入式监控。” 据分析，它被下载到智慧型手机以后可以——在未经用户同意和知情之下——读取用户数据，包括敏感个人资讯、活动日志、私人讯息、通联纪录（包含时间戳记和联络人资料）以及浏览纪录。

这款应用程式要求用户必须扫描脸部和身分证件才能启用，它可以利用脸部验证技术进行影像比对，捕捉生物特征数据，进而连结具备数据分析能力的大型政府资料库及其中各种资料来源，以全区人口规模对民众进行追踪和监控。

强制下载这款 “反诈” 应用程式的措施，在中国其他地区也有报导。有些中共干部公开抱怨，他们必须达成每月新安装应用程式的任务指标以免影响绩效考核。由于所有藏区均处于极端高压统治之下，藏人更难抗拒警方要求。

网上宗教内容日益受限

2022年3月，中国在西藏自治区实施新的网络管理规定，禁止一切未经政府批准的网上宗教内容。只有被认为政治上可靠的宗教导师才有机会获准。许多普通藏人，不分僧俗，都依赖互联网和社交媒体获取宗教课程和教材，尤其是在实体宗教活动面临政府严密管制的情况下。

尽管全国各地也都实施类似法规以消灭未经国家许可的宗教言论，但在藏区，由于藏传佛教被视为中国共产党合法性的直接威胁，相关法规的执行尤其严格。

据流亡媒体报导，警方经常审问、拘留和刑事起诉上网传播宗教教义的在家信众。四川省石渠县有两名平时热衷当地法会和社会服务活动而闻名的妇女，据报于2023年12月遭警方强迫失踪，至今下落不明。同月，拉萨市当雄县年轻女性森吉卓玛（Semkyi Drolma）以 “泄露国家秘密” 被法院判处18个月徒刑。消息来源指出，她的涉案行为不过是加入一些宗教性质的微信群组。

前述西藏自治区退休官员于2019年12月告诉人权观察，当局加强监控僧尼上网已行之有年：

政府监视僧人的微信和社交媒体活动，比一般人更严密。我听说，互联网监控单位会读取和监听每一位比丘或比丘尼的微信，除了寺内宗教仪式或问候亲属外，严禁拍摄或传送寺院警务站、工作组人员和政治教育活动的照片。

国际法与国内法

中国于1998年签署但迄今尚未批准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包含对隐私权以及言论、结社、和平集会与宗教自由权的保障。

《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均明文规定，“任何人之私生活、家庭、住宅或通信，不得无理或非法侵扰” 以及 “对于此种侵扰或破坏，人人有受法律保护之权利。” 对隐私权的任何侵扰，包括收集、留存和使用一个人的个人资料，须为追求合法目的而有必要且相称，并依据明确、公开的法律规定。

互联网导入中国三十年来，中国政府通过多项法律法规，全面查禁国内互联网上的广泛内容，例如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或 “煽动分裂国家” 的资讯——被认为促进西藏独立者也不例外。这些过度宽泛的法律条文均违背国际人权保障。

中国现行国内法并未达到国际人权法所要求的隐私权保障。中国政府自2017年以来已发展出日益精密的数据监管制度，并制定了中国的网络安全法。接着又通过多部法律法规，包括2021年6月的《数据安全法》和2021年8月的《个人信息保护法》。

这个不断演进的制度带有多种目的，既包括监管企业收集消费者数据，也借口 “维护国家安全” （实即任何中国共产党认为不利其独揽政权之事）收紧政府对资讯的控制，但缺乏足以排除政府非法或滥权监控的保护机制。

朝鲜：脱北者描述与防疫有关压迫

行动、就业、食品均遭严厉限制

Share this via Facebook Share this via Bluesky More sharing options Click to expand Image Kim Il Hyuk, who escaped from North Korea, speaks at the 55th ses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uncil on March 15, 2024. © 2024 Hanvoice 多名新冠疫情爆发后逃离朝鲜人士描述政府的严厉管控以及对经济活动的限制。 由脱北者陈述可见，朝鲜政府的高压防疫措施进一步压缩民众原本有限的自由，造成毁灭冲击。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应延长联合国朝鲜人权特别报告员的任期，并更新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有关朝鲜调查工作的授权。 （首尔）- 转型正义工作组（Transitional Justice Working Group）和人权观察两组织今天表示，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后逃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多名人士描述了朝鲜政府在疫情期间所实施的严厉管控以及对经济活动的限制。有关各国政府应给予究责措施和倡导朝鲜人权的公民社会团体更多支持。

八名海外朝鲜人向转型正义工作组和人权观察说明了朝鲜的严重人权和人道情势。他们全都谈到缺乏疫情信息，限制行动自由，以及在2020年政府封锁边境后难以获得食物、药品以及肥料、肥皂或电池等必需品。他们还说，朝鲜政府加强思想管制与监控，打击企图寻求外国媒体的人士，而且未能采取措施以减轻相关管制对经济的冲击。

“根据脱北者描述，朝鲜政府的高压防疫措施造成了毁灭冲击，进一步压缩一般民众原本有限的自由，” 转型正义工作组分析师李承珠（Seungju Lee，音译）说。“有关各国政府必须重新聚焦朝鲜人道危机，并带头推动相关人权侵犯的问责措施。”

在2024年3月至2025年2月之间，转型正义工作组和人权观察对来自朝鲜不同地区的3名男性和5名女性进行访谈。受访者都在2020至2023年逃离朝鲜，其中包括5名商贩、2名渔民和1名工厂作业员。除一人外，受访者都同意在不使用实名的条件下发言，以保护仍在朝鲜的亲属。

此一分析是基于2014至2023年的更广泛研究，以及对147名海外朝鲜人士的访谈，其中32人拥有与当前情况相关的知识。尽管并非完整取样，但受访者在年龄、性别、地区、社会阶级和背景方面具有多样性，足以反映这段时间逃离朝鲜人士的普遍观点。

受访者的说法符合人权观察2024年3月《比子弹更强烈的恐惧感：朝鲜锁国2018-2023》报告中的发现。人权观察发现，朝鲜在新冠疫情期间制定过度和不必要的措施，使这个原本与世隔绝的国家发生更严重的压迫。借防御新冠病毒之名限制民众离境，包括下令边防部队“就地射杀”任何试图擅自跨越北方国界离开朝鲜者，造成逃亡近乎不可能。这些措施也伤害到朝鲜经济，损及社会和经济权利。

疫情爆发前，朝鲜早已是全世界最压迫、最隔绝的国家之一，信息、行动和日常生活均受严格控制。同时，数十年来偏重军事化和武器计画、漠视社会福利的官方政策，造成朝鲜人民生活在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饱受长期普遍粮食不安全与营养不良之苦。

一名来自偏远地区的渔民表示，政府的“防疫措施使我不能出海，所以我决定逃跑。⋯⋯〔2020年底〕有几个人出去〔捕鱼〕⋯⋯但其中一人被抓到。” 他说，当局把一张写着“叛徒”的标志钉在这个人的家门口，叫大家“不准靠近” 。他说，当局将这名被捕渔民送去名为“教化所”的长期劳改营。

受访者谈到压迫、恐惧和思想控制更加严重。多名受访者表示，公开处决在2020年以后显著增加。 2023年5月离开朝鲜的黄海南道粮商金日赫（Kim Il Hyuk，音译）表示，他从2012到2019年从未看过行刑，但情况在2020年发生变化。“2020年，我每隔一个月都看到有人被枪毙，” 他说。“2022到2023年，每两个月就有三次公开处决。”

两组织指出，朝鲜政府从2020年开始加强各项限制，加上持续利用恐惧控制民众，导致原已恶劣的人权状况雪上加霜。政府诸多行动逆转了前几年控制略微松动的情况，包括非正式跨境移动与贸易、不受规管的黑市活动、未经许可的国内旅行以及未经批准的外国媒体。

朝鲜持续反驳有系统人权侵犯的大量证据。 2024年11月，朝鲜指责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每年关于朝鲜人权的决议是“政治挑衅”。针对2024年11月的联合国普遍定期审议，朝鲜宣称在实现人权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尤其是该国防治新冠疫情措施。不过，在金正恩统治下，朝鲜政府对其人权纪录遭受批评日益敏感。

与此同时，海外朝鲜人权团体却面临严重的经费削减。有关各国政府应支持这些组织，以利扩大获取独立信息、援助逃离朝鲜人士、记录人权侵犯以及倡导司法究责。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应在当前第58届会议上延长联合国朝鲜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的任期，并更新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追究朝鲜严重人权侵犯责任的授权。人权理事会也应在关于朝鲜的决议中呼吁进一步调查朝鲜武器研发、军事化和人权侵犯之间的关联。

“朝鲜政府利用新冠疫情缩紧对人民的控制和压迫，在民众挨饿时只顾加紧掌握权力，” 人权观察韩国高级研究员尹理娜说。“国际社会应施压要求问责，并大力支持致力保护朝鲜人权的组织。”

个人详细信息均已匿名化，以保护受访者身份及其在朝鲜家属。

新冠疫情与尊重人权

朝鲜是多部核心人权条约的缔约国，包括《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工作权和适当生活水准权

2019年之前，由于国内食品生产和制造不足，许多朝鲜人不得不通过与中国的正式和非正式贸易，乃至私人交易活动，获取诸如肥皂、牙刷和内衣裤等货品，这些活动常常未经政府许可。新冠疫情爆发后，政府严格限制官方跨境贸易，打击非正式贸易，管制国内旅行，查禁未经许可的私人商业活动，并缩短市场营业时间，罔顾朝鲜经济已因联合国于2016到2017年实施产业制裁而大受影响。

朝鲜受访者谈到从事贸易和赚取收入的困难。来自北方省分的工厂作业员K雅永（K. Ah Young，音译）说，2020年以后，几乎不可能再赚到足够生活的钱。她以前可以织毛线帽卖到中国，因为疫情被停止了。 “除了在自留地上种点东西，一切都因疫情被禁止或高度限制，” 她说。“7、8月的时候，〔在我住的地区〕大家都会上山〔采摘水果、药草或植物根茎卖钱〕。疫情后也停了。”

粮商金日赫（Kim Il Hyuk，音译）说：

朝鲜粮食状况在2022年以后急遽恶化。 ⋯⋯疫情期间，朝鲜政府加紧控制我们当地的商业活动，阻止货物配送，导致粮食状况迅速恶化。国家严厉处罚私人贩售食品，说那些人是叛徒。我当时贩卖大米、包谷等食品，因为很害怕就不再卖了。 ⋯⋯国家禁止私人在市场贩卖谷物之后，食品价格直线飙涨，开始有人饿死。 ⋯⋯2023年春天⋯⋯我看到一个〔似已死亡的〕男人倒在路边。村民说他倒在那里超过一天了。 ⋯⋯这种情况所在多有。

来自偏远地区的渔民P永哲（P. Young Chul，音译）说，当局以防疫为由禁止出海捕鱼。他说他并不觉得奇怪，因为政府以往也曾用各种理由禁止捕鱼。 “我以为禁渔令一两个月就会解除⋯⋯但到了2020年年中，我周遭已经有人开始变卖家产。〔一个朋友〕把家里电视机贱卖了，其他值钱的东西也半价出售，因为他已经没东西吃了。” 他说：

〔在我居住的地方〕民众出售海产赚钱，换取衣物、食品，市场就是这样运作。主要来源是海里和山上的天然资源。当这些产品的生产和交易都被禁止，就没有生意可做了。 ⋯⋯我发现情况真的很糟。我看了一下家里情况。我自己是个大块头，食量很大。我妈妈吃得不多。我开始估计自己的食量，掂量若无法赚钱我还需要吃多少粮食，于是我发现我们家的存粮撑不过去。我想，我们很快也得开始变卖家产了。

金日赫说，他的兄弟也是渔民，从2020年2月起被禁止出海，直到2023年5月兄弟俩一起逃出来。他主要靠打渔谋生，家境很困难。

来自某城市的蔬果商贩L慧京（Hye Kyung，音译）说，她在疫情前生意不错，但销量几乎一夕归零。“我还是可以赚到一点钱，但生活更艰难了，” 她说。“我必须更加省吃俭用。疫情前，我都买整罐的食用油，后来改买小瓶装了。”

防疫措施损害了朝鲜人从事贸易及其他经济活动的能力。这又会影响到民众工作和赚取收入的权利，进而损害其他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例如获得适当生活水准（包括食物）和维护健康的权利。

食物、药品和进口货物的取得

疫情期间，朝鲜严格管制边境又拒绝国际疫苗援助，加深了国内的健康和经济危机。虽然COVAX（全球普及疫苗计画）、韩国和俄罗斯分别在2021到2022年提供新冠疫苗，但朝鲜政府均予拒绝或无法安排装运，导致全国大多数民众未能接种疫苗。据媒体报导，2022年8月至10月，朝鲜曾在中国边境和南部城市（如平壤和南浦）推动疫苗接种。但受访者全都未曾接种新冠疫苗。

受访者一致指出，普通民众最关切的问题是物价上涨，尤其是粮食。有两位受访者说，他们出国前除食物外没买过其他东西。工厂作业员雅永说：

〔几乎所有东西〕甚至牙签都是中国进口的。禁止与中国贸易后，进口货物的价格全都飙涨。 ⋯⋯糖和味精的涨幅最高也最快，食用油在几个月内贵了一倍。货架上只有边境封锁前即已输入朝鲜的商品。 ⋯⋯唯一赚大钱的是那些囤积大量货品的人。没东西可卖或没有积蓄的人过得很辛苦，他们无法得到任何〔收入或食物〕。

渔民永哲说，他听说有些人积蓄用尽被迫挨饿。 “我的隔壁邻居以前可以到别人家里去做清洁和煮饭，但疫情之后就没机会了，因为所有人都待在家里，” 他说。 “2020年夏天，他们因为家境困难曾经来我们家搭伙，但我们家也不够吃。后来，他们从亲戚那里拿到一点钱。”

2020至2023年曾在黄海南道平城县目睹数十次公开处决的粮商金日赫说：

由于食物日渐稀缺⋯⋯暴力犯罪开始增加，例如闯进独居老人家中偷窃食物、钱财时持刀将老人杀死，或趁着有人骑自行车路过时抢夺食物。抢劫导致临时起意杀人的案件越发常见，因为在朝鲜实在没东西吃。官方利用这种案件制造恐惧以控制人民，因为生活太困苦⋯⋯我看过的公开处决有九成都是这类暴力犯罪。

受访者也谈到药价上涨和药品难寻的情况。多位受访者表示，他们在2020年之后买不到任何药品。“我母亲需要吃药，但到处都找不到，她只好改用传统草药治疗，例如用干艾草叶作艾灸，或者针灸，” 永哲说。“但大家赚不到钱的时候⋯⋯最担心的还是粮食。”

“寻找药品难如摘星，” 卖水果的惠京说。她谈到经济困难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影响：

经济不好时，大家就不再去店里剪头发，你很快就能在男人身上看到这种情形。 2021到2022年，我居住的地区许多人三餐不继，因为他们连〔最便宜的主食〕玉米粉都买不起。 ⋯⋯〔边境封锁一年后〕我们家里的〔电池〕时钟全都不走了。 ⋯⋯直到我离开那天，它们都一动不动。

金日赫说，因为买不到电池，他家的挂钟也停在2020年底，直到2023年5月离开前，他都只能靠手机看时间。他说，在街上问时间成了一种打招呼方式。“街上常有陌生人问我‘不好意思，你知道现在几点吗？’” 他说，还形容他每天大概要拿出手机一百次。由于他比较富有，家里有存粮出售，当局就把他的谷物收走。他说：

朝鲜不是一个让人可以活得像人的地方。 ⋯⋯2020年秋天，〔警察来到我家〕搬走我的谷物。我问为什么⋯⋯他们说‘你这混蛋，地球上有任何东西是你的吗？你脚下的土地不是你的，连你呼吸的空气也属于〔朝鲜〕劳动党。’ ⋯⋯我知道，如果我反抗⋯⋯可能会被当作政治犯抓走。⋯⋯他们搜查我家，把我的食物全部没收。 “

信息与言论自由权

朝鲜政府一贯严格限制思想、意见、言论、宗教自由以及取得信息的权利。 2020年起，朝鲜当局加强意识形态宣导，并制定实施相关法律政策以进一步控制言论和信息，包括疫情信息。他们在国内查禁外来信息，在国外压制朝鲜内情外流。

2020年，政府宣称新冠病毒可能附着在进口货品、候鸟、动物、雪花和中国“黄土沙尘”的表面传播进来。国际社会推翻这种说法很久以后，朝鲜仍在持续同样宣传。 2020年8月起，朝鲜以防疫为由在北部边境下达就地格杀令，声称“疫情透过空气和货物传播”。

没有任何受访者表示他们可以获得有关新冠疫情的准确科学信息或其他讯息。“在人民班〔邻里监控单位〕开会时，他们叫我们要小心，不可以多人群聚，也不可以坐在一起，但他们从未告诉我们任何有关新冠病毒的具体详情，” 水果商贩惠京说。与海洋有关或在沿海工作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被警告说病毒可能经由水域传播，所以禁止在海上移动或跨越边境。

“当局说新冠病毒可能经由水域传播，不准〔住在水域附近的〕居民离开附近地区，” 工厂作业员雅永说。渔民永哲则说：

〔当局〕禁止出海⋯⋯如果有东西被冲上〔海滩，他们〕不许〔民众〕把那些东西拾起来，以免〔民众〕感染新冠病毒。正因如此，只要〔你〕靠近海边就视同敌人⋯⋯官员说，如果有动物越界〔从国外进到国内〕，它们可能感染到病毒，而且可能传给人类。因此，他们在边界围篱上通电以阻挡动物。我本来以为围篱通电是骗人的，但它真的有电。

由于这段期间外界信息取得进一步受限，一般民众缺乏所需指引，无法就自己的健康做出充分知情的决定。

自2020年起，政府制定多项查禁外来“反社会主义”影响的法律，包括对走私、消费和散布外国媒体、模仿外国文化（尤其是韩国语文）等行为施以更严厉的处罚。这些法律规定了比叛国罪等重大罪行更加严厉的罚则，包括公开处决，目的是向民众灌输恐惧。

每个受访者都谈到恐惧升级和对外国媒体的加强打击。“在我离开前，我也普遍感到恐惧加深，” 雅永说。“我们很害怕，不但怕物价上涨，连影片也不敢看，” 菜贩K珍珠（K. Jin Joo，音译）说。 “随着时间过去，处分越来越严厉。如果是涉及〔贩卖〕毒品、非法影音或迷信等罪名，通常会被判处长期劳改，累犯就判处死刑。”

在朝鲜，一般人不知新法何时通过，也很难取得任何法律信息。然而，所有在2021年之后离开的受访者都知道2020年12月颁布的《反动思想文化排斥法》及其严厉罚则。永哲说：

这是人民必须知道的重要法律，代表这种行为必受严惩。我是在人民班的讨论会上听到的。他们叫我们把这部法律抄写下来，贴在自己家的门上。⋯⋯按照人民班发下来的文本抄写。 〔当局〕要求家家户户都有这部法律，让我们每天都能看到。⋯⋯大约两星期后，人民班的头头还过来检查我们有没有把它贴好。

粮商金日赫说，在他居住地区的第82联合指挥部（专责监控镇压“反社会主义”活动的单位）加强了对观看韩国媒体、在市场贩售物品、迷信或宗教活动的镇压，以及对失业者和未婚同居者的骚扰。他说：

2017年以前，住宅检查每年只有两次，通常在春季和秋季实施。但2018年开始每个月都要检查。被列入加强检查的住宅，每三天就要检查一次；精通技术的年轻人住所受到特别严格的监控。 2023年1月到5月，我家附近有15名年轻人被抓走。这15个人当中即使只有一个人被抓到，当局也会追踪所有与他有联系的人，然后一网打尽。只消几天就可办到。 ⋯⋯我在2020年以后看过的公开处决，有百分之10都是涉及与［观看或散布外国媒体］影音内容有关的罪行。

我在2022年7月26日目睹依据〔反动思想文化排斥〕法的公开处决，一名22岁的农场工人之子被行刑队枪毙，因为他看了70首韩国歌曲和3部电影，并且散布于众。证人害怕得说不出话。我们也都瑟瑟发抖〔因为很多人都看过这类影音内容〕⋯⋯我听说有几个高干子女也涉案，却都免于追究。只有农民子女被处决，目的是杀鸡儆猴，吓阻老百姓从事这种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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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员遭打压反映不分境内外严厉思想控制

 尹理娜 亚洲区高级研究员 linayp linayp

Share this via Facebook Share this via Bluesky More sharing options Click to expand Image South Korea's Lim Jong-hoon, right, takes a selfie with other table tennis Olympians, including North Korea's Ri Jong Sik, left, and Kim Kum, second left, during the medal ceremony at the 2024 Summer Olympics in Paris, France, July 30, 2024. © 2024 Petros Giannakouris/AP Photo 两名朝鲜运动员据报因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与韩国、中国选手玩自拍，回国后将面临严格审查并可能遭受惩处。朝鲜政府实施严厉思想控制与镇压，连天真无邪的自拍也可能惹祸上身。

一般人将运动员自拍视为团结和运动员精神的表现，朝鲜政府对这种行为的反应正好反映出该国高压统治的严酷现实。在朝鲜，政府严格管控信息，规定人们可以阅读、观看和讨论的内容，仅仅允许少数高级官员上网。擅自与国外人士通讯必遭严惩。

人权观察今年3月发表报告，记录朝鲜当局从2020年开始查禁与韩国文化有关用语，并实施新法以加强限制获取未经批准信息。一家拥有朝鲜境内消息来源的报纸去年报导，多名朝鲜年轻运动员就因讲韩国俚语而被判处3到5年强迫劳动。

运动员参加国际赛事返国时必须接受审查，表明朝鲜政府力图控制他们在国外的行为。派驻海外的外交官、学生和劳工也受到严密监控。五名前政府官员和两名男性海外劳工在逃离朝鲜后告诉我，所有获准出国人员都必须接受出国前的严格思想训练、驻外期间的持续监控以及回国后的详尽评估。即使稍微偏离规定的行为也难逃审查，只要发现受外部思想影响的蛛丝马迹，就可能导致不可预知的严重后果。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是奥运会的主办者，有责任依照《奥林匹克宪章》的明文规定，保护运动员免受一切形式的骚扰和不当待遇。朝鲜运动员不该为了在奥运会上的行为而担忧事后惩处，尤其是当他们的行为体现尊重和友谊等奥林匹克运动的基本价值观。

当我们见证如此超越政治藩篱的感人瞬间，世界各国政府都应力挺向朝鲜政府追究其令人发指的人权侵害责任。国际奥委会该做的是运用它的影响力保护运动员，而非一味鼓励专制国家参赛，不论这些国家是否保障选手安全。

中国强迫遣返60名朝鲜难民

被遣返者恐遭酷刑、强迫劳动

 尹理娜 亚洲区高级研究员 linayp linayp

Share this via Facebook Share this via Bluesky More sharing options Click to expand Image 韩国朝鲜难民人权协会展出该会援助的朝鲜难民照片，韩国首尔，2019年6月11日。 © 2019 Josh Smith/Reuters 中国政府于4月26日强迫遣返约60名朝鲜难民，使他们面临强迫失踪、酷刑、性暴力、不当监禁、强迫劳动和处死等重大风险。

这一波遣返之前，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甫于4月13日与中国政坛第三号高官赵乐际会谈，谋求加强双边关系。

该会谈引发朝鲜流亡人士和人权活动者关切，担忧中国可能加速对朝鲜人的强迫遣返。

地下传教士史蒂芬・金（Stephen Kim，化名）表示，这批朝鲜人是从吉林、辽宁两省被中国政府强迫遣返。 他说，中国当局自今年1月至今逮捕了至少92名朝鲜人。 尽管无法证实这92人中是否有人在4月26日遭到遣返，但他认为可能性极低。

经人权观察多方核实，自2020年初朝鲜政府关闭北方边界以来，中国政府已强迫遣返逾670名朝鲜人。 其中包括2023年10月9日遣返500多人，2023年9月18日40人，2023年8月29日80人，以及2021年7月约50人。

中国政府一向将朝鲜人贴上“经济移民”标签，依照两国1986年签订的边界协议予以强迫遣返。 然而作为1951年难民公约及其1967年议定书以及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的缔约国，中国有义务不得将任何人遣返其可能遭受迫害或酷刑之处，否则就违反不推回的基本原则。

朝鲜当局将未经批准出国列为重大犯罪。 由于逃亡者一旦返回朝鲜很可能遭受酷刑或其他虐待，任何人逃出朝鲜后都有权在其抵达的任何国家申请难民地位，也应就其申请获得审理机会。

世界各国政府，包括韩国，应该呼吁全面停止对朝鲜人的强迫遣返。 中国政府应为国内朝鲜人提供庇护，或允许他们自由通过前往韩国或其他安全第三国。 中国政府也应允许联合国难民署行使职权，会见所有在押的朝鲜难民。

“畜牲不如”

朝鲜审前羁押侵犯人权与违反正当程序

语言选项 English 简体中文 繁體中文 한국어 Illustration of a North Korean pre-trial detention and investigation facility (kuryujang) based on former detainees’ testimonies told to Human Rights Watch and the illustrator's personal experience in detention. © 2020 Choi Seong Guk for Human Rights Watch

视频 Map 摘要 2014年底，警察进到朝鲜黄海南道一名40多岁走私客林玉卿（音，Lim Ok Kyung）的家中。警方搜索并在她家找到从中国走私的家电用品。林玉卿被关进靠近边界的警方拘留场。她的丈夫是中阶党员，靠着良好的人脉关系使她在10天后获释。但她并未因此免于侦办人员或狱警的殴打。林玉卿向人权观察描述她的遭遇：

侦查员没有在等候室打我。但他们在审问时打了我。 ⋯起先，他们叫我把一切写下来，从我出生至今的一切。我花了好几小时写下我的毕生经历。

第二天，预审官来了，说我写的都是谎言，叫我重写。 ⋯一发现有出入，他就煽我耳光。 ⋯第一天被打得最惨⋯ [在单人牢房]，有些经过的狱警会用拳头揍我，或用靴子踢我。 ⋯整整五天，他们强迫我罚站，不准睡觉。 ⋯如果是我认识的狱警进来，他们会给我吃点零食，说我受苦了，让我坐下休息。若是不认识的狱警来看守我⋯他们就不让我合眼。

尹永哲（音，Yoon Young Cheol），30多岁时曾任公务员，对朝鲜法律系统的任意性也有切身体验。 2011年某个冬夜，五个身穿警察制服的男子闯入他位在靠近中国边界城市的家中，将他带到当地的秘密警察（保卫部）公署。尹永哲被收押，而且还没开始讯问就遭到痛殴。直到第二天他才知道有人举报他是间谍。他告诉人权观察：

他们带我到等候室。房间很小，只有我一人。他们对我搜身。然后，市里的秘密警察首长、党的政治事务首长和侦查员都来了。事情很严重，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一直揍了我半个小时，用他们的靴子踹我，用拳头掼我，全身上下。 ⋯

第二天他们把我带到隔壁房间，那是一间拘留审问室，对我的预审由此开始。但审问几乎完全不遵守任何准则或程序。他们就是一直打我⋯。预审员一上来就对我一阵暴打⋯我问他“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但没有答案⋯。随着审问进行，我发现有人检举我是间谍。暴力殴打在[预审]讯问初期持续了一个月。他们用靴子踢我、用拳头揍我、或用细木棍抽我全身上下。后来[当他们差不多完成我的口供]，才缓和下来。

六个月后，尹永哲说，秘密警察认定他不是间谍后，把他移交给警局。警察又重新审问他两个月，怀疑他走私草药、黄铜或金子等等违禁品。经过草率审判，尹永哲被判无偿劳役五年。他解释说，在朝鲜只要多赚点钱就很容易被定罪，因为大部分的营利活动都是非法的。

Click to expand Image 林玉卿和尹永哲的经验并不特殊。如所周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朝鲜）是世界上最不自由的国家之一。它是一个极权主义、军国主义、民族主义而且高度腐败的国家。一切基本的公民、政治、社会和经济权利，都在金正恩及其家族政治王朝统治下受到严格限制。执政党和政府利用宪法、法律和法规，控制法律和司法系统，乃至其他方式合法化朝鲜劳动党和政府的指令。

2014年，关于朝鲜人权的联合国调查委员会（调委会）认定，朝鲜政府有计划、普遍且严重的人权侵犯已经构成危害人类罪。其罪行包括对监狱中和强迫返国后拘押中的朝鲜人实施谋杀、灭绝、监禁、奴役、迫害以及强迫失踪和性暴力。调委会还记录到在审前羁押和讯问场所进行侦查和审问时，采取酷刑、羞辱、恐吓以及故意剥夺食物等方式，作为强迫在押人员自白认罪的常规手段，尤其是针对从中国被强制遣返朝鲜的人员。

 这份报告——主要基于对22位在2011年（金正恩掌权）以后曾被关进拘押审讯场所者以及8位逃亡出国的前朝鲜官员的研究与访谈——提供了有关朝鲜不透明的审前羁押与侦查系统的新资讯。其内容说明该国刑事侦查程序、薄弱的法律和制度框架、执法和司法机关对执政党的依附性、明显的有罪推定原则、贪腐贿赂，以及拘押审讯场所中通常足以构成酷刑的不人道条件与不当对待。

由于朝鲜是一个“封闭”国家，外界对其审前羁押系统的法律程序仅有一知半解，但通过受访者的亲身经历和下文详述的其他证据，足以显示酷刑、羞辱、强迫认罪、饥饿、不卫生条件，以及通过攀关系、行贿以避免最恶劣待遇的必要性，都是它的基本特色。

受访者告诉人权观察，但凡一个在押人员遭到正式搜查，就很难避免被判刑，刑期较短的送到劳动煅炼队服无偿劳役，刑期较长或无期徒刑的就送到劳动教化所服劳役。

所有前在押人员都告诉人权观察，他们被强迫以跪姿或盘腿在地上静坐、双手握拳或平放在大腿上、低头看着地板长达7、8个小时，甚至有时每天13到16小时。若有在押人员乱动，狱警就会处罚这个人，或下令全体在押人员连坐受罚。当侦查员企图强迫认罪时，相关的虐待、酷刑和惩罚，包括无法依令静坐的处罚，都会更加严厉。在押人员被当作劣等人类看待，没有资格跟执法人员眼神接触，他们的名字也被号码取代。据部分女性在押人员表示，她们曾受到性骚扰和性侵，包括强暴。

受访者谈到拘押场所不健康、不卫生的情况：食物很少且缺乏营养价值（每天三顿，80-200克的熟玉米，搭配野菜或萝卜汤）；牢房过度拥挤，睡觉空间不足；洗澡机会少；而且缺少毛毯、衣服、肥皂和卫生棉。有时，狱警或侦查员会在审问结束后允许家属或朋友送来食物、衣服、肥皂、毛毯或金钱。通过行贿、攀关系，可能说服执法人员忽略或减轻控罪、改善羁押条件和待遇，甚至把案件一笔勾锁。

朝鲜法律条文通常含糊笼统，即使稍有涉及特定权利的也不包含国际标准要求给予被告及在押人员的重要保障措施。条文常存在重大漏洞又缺乏明确定义，易于通过解释尽可能扩张政府官员的裁量权，决定如何或是否执行法律规定。

例如，朝鲜法律承认公民享有公正审判的权利，法院不得采纳经强迫或诱导取得的证言，或以自白为唯一定罪证据。然而，法律并未禁止采用非法取得的证据，也没有无罪推定、不得自证己罪的保障机制，或保持缄默的权利。朝鲜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没有任何条文允许对侦查或预审阶段的羁押进行司法覆核。此外，由于执政党控制朝鲜一切机构，执法人员在决定提起刑事控告前也必须得到党的安全委员会批准。

你会在夜裡莫名哭泣

朝鲜女性普受性暴力侵袭

语言选项 English 简体中文 한국어 Women the sitting position in a pre-trial detention facility run by the police. Detainees are commonly forced to assume this position in pre-trial detention and temporary holding facilities. © 2018 Choi Seong Guk for Human Rights Watch

视频 Map

摘要 吴贞姬（Oh Jung Hee）现年40多岁，曾从事贸易，来自两江道。她过去在惠山市批发成衣，参与两江道的纺织品分销。据她说，直到2014年逃出朝鲜前，保安人员定期到市场索贿，有时以强迫性行为或性交的形式。她告诉人权观察：

我曾多次受害...只要他们有所欲求，市场保安人员或警察就会叫我跟著他们到市场外的空房，或其他由他们选定的地方。我们能怎么办？他们把我们当成[性]玩物...我们[女人]只能任凭男人摆布。这年头，女人要是没有男人权力蔽荫，根本无法生存。 她说，她没有权力反抗或举报这种迫害。她说，除了设法逃走或低调避免受到注意，她想不出还有什么办法能阻止这种侵犯。

 朴英姬（Park Young Hee），同样来自两江道的40多岁前农民，2011年第二次离开朝鲜。她第一次企图逃亡是在2010年春天，但被迫从中国遣返。她说，保卫省秘密警察将她释放，移交辖区警察监管之后，咸镜北道茂山郡附近警察拘留所（拘留场）负责讯问她的警员，曾把手伸进衣服抚摸她的身体，并且数次以手指插入她的阴部。她说，她在中国时曾被卖给一个男人，这名警员反覆要求她描述和那个中国男性之间的性关系。她告诉人权观察：

我的性命掌握在他手里，所以他叫我做什么、说什么，我只能服从。我还能怎么样？...我们在朝鲜无论做什么都可以被扣上罪名，一切全看调查你的人如何认知或看待。 朴英姬说，她从未把这些遭遇告诉任何人，因为她不觉得有什么奇怪，而且她惧怕政府当局，不相信任何人可能伸出援手。

Click to expand Image Share this via Facebook Share this via Bluesky More sharing options © 2018 Human Rights Watch 吴贞姬和朴英姬的遭遇不是特例。尽管性侵和性别暴力无所不在，但愈来愈多证据显示朝鲜特别普遍。

本报告主要基于对54位朝鲜脱北者──均为2011年金正恩掌权后离国──和8位前朝鲜叛逃官员，内容集中在官方强力部门男性成员的性侵行为。加害者包括劳动党高干、监所警卫和审讯员、警察和秘密警察人员、检察官以及士兵。受害者被攻击时大多遭当局拘押，或因从事商贸而在差旅途中遭遇警卫和其他官员。

受访者告诉我们，只要一个卫兵或警察“看上”某个女人，她就别无选择，只能满足他的一切需求，不论是性、金钱或其他好处。在押女性若想抗拒或事后举报，可能遭到性暴力、延长羁押、殴打、强迫劳动，或在生意上遭到额外刁难。

非在押的女性可能因为涉及市场交易活动而失去主要收入来源、危及全家生计，或被没收商品或钱财，或受到额外审查或处罚，包括关进劳动锻练队或教化所接受劳动改造。其他负面影响还包括可能失去较好摊位，被开除或得不到工作，被剥夺交通工具或生意机会，被视为政治不忠诚，被迁往偏远地区，或遭受更多肢体或性的暴力。

朝鲜籍受访者告诉我们，违反意愿的性接触和暴力极为普遍，以至成为正常生活的一部分：官员性侵但享受免责特权，和整个国家的广泛性侵与免责模式是分不开的。然而，没人知道朝鲜成年和未成年女性曾遭性侵的准确人数。几乎没有受害者会举报犯罪，朝鲜政府也几乎从不公布该国的任何民生数据。

我们的研究当然只能在脱北者当中进行，因此无法提供有代表性的样本，从而准确估计官员性侵的普遍程度。不过，从受害者的年龄、地理位置、社会阶层和个人背景的多样性，加上她们描述自身经验的许多共通点，足见本报告总结出的性暴力模式在朝鲜确实普遍存在。我们的发现也基本符合其他人对这个威权封闭国家真实情况的调查结论。联合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权状况调查委员会（UN调委会）2014年的报告指出，朝鲜政府有计划、普遍且严重的人权侵犯，足以构成危害人类罪。其侵权行为包括在监狱、看守所中对朝鲜国民实施强迫人工流产、强奸及其他性暴力、以及故意杀人、监禁、奴役和酷刑。UN调委会表示，证人指出，尽管“家庭暴力在朝鲜社会屡见不鲜...对女性的暴力不只发生在家庭里面，女性在大庭广众下遭到殴打或性侵也十分常见。”

专门研究朝鲜的韩国政府智库，韩国统一研究院，曾对2010至2014年被安置在韩国的1,125名脱北者（男性占百分之31.29，女性占百分之68.71）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发现，关于监所在押人员遭到性骚扰和强奸的情况，百分之37.7的受访者表示“常见”，其中百分15.9表示“很常见”。33位女性表示曾在看守所和监狱场所遭到强暴，51人表示曾在监所目击强暴，25人表示听说过这样的案例。据受访者指出，加害者包括：警方特工，占百分之45.6；警卫，百分之17.7；秘密警察（保卫省）特工，百分之13.9；以及其他在押人员，百分之1.3。2014年统一研究院调查发现，百分之48.6的受访者表示，对女性的强暴和性骚扰在朝鲜是“常见”的。

受访朝鲜人士强调，由于对女性的社会化，使她们自认为无力对性侵和暴力追究责任，并且对自己成为性侵被害人感到羞耻。许多受访者指出，缺乏法治和相应的被害人支持系统，导致大多数被害人保持沉默──不会依法追究，而且往往对受害经过羞于启齿。

虽然我们的受访者都在2011到2016年之间离开朝鲜，而且许多暴行是在他们离国前一年内或更早发生，但可得证据显示，这类暴行和加害人几乎完全不受究责的情况仍持续至今。

2017年7月，朝鲜政府向联合国负责监督《消除对妇女歧视公约》（CEDAW）的委员会提出报告，指朝鲜在2008年只有9人因强暴被定罪，2011年有7人，2015年是5人。据该政府报告，男性加害人因强迫从属于他的女性进行性交而被定罪的，在2008年有5人，2011年6人，2015年3人。朝鲜官员似乎以为如此荒谬的偏低数据足以证明该国是一个免于暴力的乐土，实际上这样的数据反而令人强烈质疑该国政府极度忽视国内性暴力问题。

Click to expand Image 女性遭秘密警察审问情形。曾被拘押女性表示，秘密警察经常在审问时骚扰她们。插图由前朝鲜宣传画家崔成国根据画家本人在朝鲜的亲身经历，及本报告受访者证言绘制。图中情节如与在世或已故真实人物雷同，纯属巧合；绘图目的在描写特定场景，而非真实人物或事件。 监所性侵 人权观察受访者中，有八名曾被羁押或入监服刑的女性说，她们在监所遭到言语和性的暴力、高压审问及侮辱待遇，来自隶属于警察部门或保卫省的审讯员、拘留所人员或狱警。

有六位受访者曾在看守所或审讯处（“拘留场”，即国安或警察机关进行初步审问的设施）遭到性、言语和肢体的虐待。她们说，负责审问的秘密警察或警方特工触摸她们的脸部和身体，包括胸部和臀部，有时隔著衣物，有时把手伸进衣服里面。

人权观察还记录到两名女性在暂时留置场所（“集结所”，在押人员由拘留场离开后，在此等候被移送原籍地关押）遭到性侵的案例。

Click to expand Image Male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female traders sitting in a railway carriage, while a railroad officer checks a female trader’s ticket. In railway carriages, women often face harassment by male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railroad officers. © 2018 Choi Seong Guk for Human Rights Watch 对从商妇女的性侵 人权观察受访者中，有四位女性商贩曾遭商场门卫性侵，包括强奸、性攻击和性骚扰，以及言语虐待和恐吓。我们还访问到17名女性，在从事贸易差旅途中遭到性侵，或遇到警察或其他官员提出违反她们意愿的性要求。虽然在指令经济以外的营利活动是违法的，但这些女性都是在1990年代大饥荒时期开始做生意，当时许多人为求生存不得不规避朝鲜指令经济的严格管制。由于许多已婚妇女没有义务到国营工厂工作，她们便开始做小生意，并迅速成为家庭经济支柱。然而，她们若想公然营利就得面临暴力威胁。

多位商贩和前公务员告诉我们，朝鲜商贩都必须经常行贿官员和商场主管机关，但对女性而言，“贿赂”通常涉及性侵和暴力，包括被强奸。性侵女商贩的加害人包括劳动党高干、国营企业经理人乃至市场、路检岗哨的守门人，例如警察、保卫省特工、检察官、士兵和火车上的铁路巡检员。

据多位曾为商贩的女性描述，她们遭到的恶意肢体接触包括任意碰触身体各部位、抓捏胸部和臀部、企图把手伸进裙下或内衣、戳脸颊、拉头发或拥抱。肢体骚扰通常伴随言语侵犯和威胁。这些女性并表示，女性之间常会分享相关信息以保护彼此，例如要避开哪一间房子，因为屋主曾有强奸或性骚扰纪录，或不要在夜间单独走哪一条街道，或最近有哪个高官曾性侵妇女。

我们的研究证实联合国调委会报告已经查出的一种趋势：

官员不仅因低薪难以养家而日益参与贪腐行为，而且也因不会被追究而以性侵和暴力的形式强索罚款和处分。由于经济恶化、粮食供应紧张，愈来愈多女性分担家庭生计，不得不为了贩卖或运送商品而在公共空间进出、走动。 联合国调委会还发现“国家由男性主宰，市场维安人员、列车巡检人员和士兵日益在公共空间对女性实施性攻击行为”并且“收到举报称列车保安人员对女性搜身，调戏年轻女性乘客。”报告形容这种情况有如“男性主宰的国家勒索日益由女性主宰的市场”。

几乎所有曾做生意的女性受访者都告诉人权观察说，女人如果要做生意又不想沦为敲诈或性骚扰的猎物，唯一办法就是收敛事业心、安于勉强糊口的生活，要不然就得有个权贵爸爸、嫁给权贵男性或设法接近他们。

Click to expand Image Police officer checking to see if a trader has hidden “anti-socialist” material in her belongings. Police officers conduct searches in female traders’ belongings, which can be a prelude to a body search. © 2018 Choi Seong Guk for Human Rights Watch 救济不足 人权观察为本报告所做的访谈中，只有一位性暴力受害者表示曾尝试举报性侵。其他女性都说，因为不信任警察、不相信警察愿意侦办，所以没有举报。这些女性表示，警方不认为性暴力是重大犯罪，她们根本不敢想去警局报案会有何后果。近亲好友得知情况后也都建议她们报案前要三思。

据人权观察访问的八名前政府官员包含一名前警官表示，性侵害或性攻击案件只在有目击证人时才会向警方报案，即便报案也会是由第三方出面而非被害女性本身。受访者中只有七名朝鲜男女曾听说性侵案得到警察侦办，而这些案件都涉及被害人重伤或死亡。

所有接受人权观察访问的朝鲜人士都说，朝鲜政府没有为性暴力被害人及其家属提供任何形式的心理社会支持服务。更糟的是，据他们表示，使用心理谘询或精神医疗服务本身就被高度污名化。

两名2010年脱北的朝鲜医师和护士表示，没有针对性暴力被害人医疗和检验的标准程序，以便为她们提供治疗或保全医学证据。他们说，没有教导医护人员如何处置性攻击病例的培训项目，他们也没见到强奸被害人到医院接受治疗。

Click to expand Image Female trader giving a bribe to a market supervisor in an alley near the market. Female traders have described offering bribes in order to avoid potential harassment. © 2018 Choi Seong Guk for Human Rights Watch 对女性的歧视 性别歧视和女性屈居附属地位，是朝鲜的普遍现象。在朝鲜，人人都依照“出身成分”的政治社会分类系统，打从娘胎就被划为“核心”、“动摇”或“敌对”阶级。但女性的分类还要看他的男性亲属，特别是父亲及其男性亲族，婚后则要考虑她的丈夫及其男性亲族。女性的社会地位低于男性，其名声端视能否保持“贞洁”和顺从家中男性的形象。

朝鲜政府完全由男人掌控。根据朝鲜官方提交联合国的统计数据，2016年，女性占人民代表席次的百分之20.2，政府各部门首长的百分之16.1，法官和律师的百分之11.9，外交官的百分之4.9，以及外务省官员的百分之16.1。

在纸面上，朝鲜政府宣称保障性别平等和女性权利。该国《刑法》处罚强奸妇女、贩运人口、与属下女性发生性关性、以及性侵儿童等犯罪。2010年《妇女权益保障及促进法》明文禁止家庭暴力。朝鲜还批准了五份国际人权条约，包括强调妇女和女童权利与平等的《儿童权利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CEDAW）在内。

朝鲜代表团出席CEDAW委员会关于该国2002至2015年遵行情况的审查会议时，官员声称CEDAW的所有内容都已纳入朝鲜国内法。然而，在委员会质询下，朝鲜官员却提不出该国法律上“对妇女歧视”的定义为何。

朝鲜中央法院法官朴光浩（Park Kwang Ho）曾经表示，如果一个女人被长官强迫发生性关系，不管她是为了保住工作，或是换取优惠待遇，服从与否仍是她的选择。因此，这种情况的加害者应从轻处分。他后来改口说，如果女方并未同意发生性关系，却仍遭强迫，则加害者就触犯强奸罪，应予相应的处罚。

朝鲜：官员对女性的性暴力

权势男性性侵强奸不受究责

Share this via Facebook Share this via Bluesky More sharing options  人权观察今天发布报告指出，朝鲜官员实施性暴力几乎不必担心后果。该国政府既不针对举报进行调查起诉，也不为被害人提供保护与服务，甚至不近情理地宣称该国几不存在性别歧视和性暴力。

 2018年 11月 1日 “你会在夜里莫名哭泣” 朝鲜女性普受性暴力侵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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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men del informe y recomendaciones disponibles en español

这份86页的报告，《‘你会在夜里莫名哭泣’：朝鲜女性普受性暴力侵袭》(摘要和建议以中文提供）记录违反意愿的性接触和性暴力在朝鲜已普遍到被接受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许多朝鲜人士告诉人权观察，只要有权官员“看上”一个女人，她就别无选择，只能顺从他的任何要求，不论是性、金钱或其他好处。多位女性受访者表示，这些性掠夺者包括党的高阶干部、监狱和拘留场所的警卫和审问官、警察及秘密警察官员、检察官和军人。但朝鲜女性害怕遭到社会污名或报复，而且缺乏甚至完全没有救济管道，因此很少举报性侵。

“性暴力在朝鲜是公开、不受重视而且普获容忍的秘密，” 人权观察执行董事肯尼思・罗斯（Kenneth Roth）说。“朝鲜女性若认为有机会伸张正义，可能会说‘Me Too’，但她们的声音被金正恩的独裁堵死了。”

人权观察访谈了54名朝鲜脱北者（均为2011年金正恩掌权以后离开朝鲜）和8名叛逃国外的前朝鲜官员。有8位曾被拘留或监禁人士表示，她们曾遭办案人员、监所人员或狱警（隶属民警或保卫省秘密警察）施加性暴力、言语暴力和侮辱待遇。21名女商贩说，她们曾在商旅途中遭到警察或其他官员的性暴力或违反意愿的性邀约。

1990年代晚期起，许多不必为政府服劳役的已婚女性开始经商，成为家庭生计来源。但在这个弥漫性别歧视、将女性置于从属地位的国家，她们因为外出工作而面临性暴力的风险。

“只要他们有所欲求，市场保安人员或警察就会叫我跟著他们到市场外的空房，或其他由他们选定的地方，” 来自两江道、现年40多岁的前商贩吴贞姬（Oh Jung Hee）谈到她在2014年逃出朝鲜前多次遭到性侵的经验。“他们把我们当成[性]玩物...我们[女人]只能任凭男人摆布。” 她说这种事太过常见，男人根本不觉得自己做错，女人也渐渐习以为常，但是“有时候，突然之间，你会在夜里莫名哭泣。”

人权观察表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包括根深柢固的性别不平等模式，以及缺乏性教育或性暴力意识。此外还有不受制衡的权力滥用、社会经济变迁造成贪腐恶化、缺乏法治、对性暴力受害者的污名化、以及缺乏社会支持和法律服务。

Click to expand Image 女性遭秘密警察审问情形。曾被拘押女性表示，秘密警察经常在审问时骚扰她们。插图由前朝鲜宣传画家崔成国根据画家本人在朝鲜的亲身经历，及本报告受访者证言绘制。图中情节如与在世或已故真实人物雷同，纯属巧合；绘图目的在描写特定场景，而非真实人物或事件。 来自咸镜北道，2014年逃离朝鲜的三十多岁前商贩尹美和（Yoon Mi Hwa）谈到她在2009年尝试逃往中国失败，被羁押在清津集结所（jipkyulso，即拘留中心）的遭遇：

每天晚上都有某个女人会被警卫带出牢房强奸。有一个警察特别可怕，我后来得知他的残暴是出了名的。每天只要有新的囚犯关进来，他就会找理由把某个在押者暴打一顿，让每个人都知道你得服从他。

她还说：

咔嗒、咔嗒、咔嗒是我听过最可怕的声音。它是我们牢房房门被钥匙打开的声音。每天晚上都会有警卫来开门。我总是静静站著，假装若无其事，盼望自己不是即将被警卫带走的那一个，盼望来者不是那个人。

 Women the sitting position in a pre-trial detention facility run by the police. Detainees are commonly forced to assume this position in pre-trial detention and temporary holding facilities. © 2018 Choi Seong Guk for Human Rights Watch  Female trader giving a bribe to a market supervisor in an alley near the market. Female traders have described offering bribes in order to avoid potential harassment. © 2018 Choi Seong Guk for Human Rights Watch  Police officer checking to see if a trader has hidden “anti-socialist” material in her belongings. Police officers conduct searches in female traders’ belongings, which can be a prelude to a body search. © 2018 Choi Seong Guk for Human Rights Watch  Male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female traders sitting in a railway carriage, while a railroad officer checks a female trader’s ticket. In railway carriages, women often face harassment by male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railroad officers. © 2018 Choi Seong Guk for Human Rights Watch  女性遭秘密警察审问情形。曾被拘押女性表示，秘密警察经常在审问时骚扰她们。插图由前朝鲜宣传画家崔成国根据画家本人在朝鲜的亲身经历，及本报告受访者证言绘制。图中情节如与在世或已故真实人物雷同，纯属巧合；绘图目的在描写特定场景，而非真实人物或事件。  Women the sitting position in a pre-trial detention facility run by the police. Detainees are commonly forced to assume this position in pre-trial detention and temporary holding facilities. © 2018 Choi Seong Guk for Human Rights Watch  Female trader giving a bribe to a market supervisor in an alley near the market. Female traders have described offering bribes in order to avoid potential harassment. © 2018 Choi Seong Guk for Human Rights Watch  Police officer checking to see if a trader has hidden “anti-socialist” material in her belongings. Police officers conduct searches in female traders’ belongings, which can be a prelude to a body search. © 2018 Choi Seong Guk for Human Rights Watch  Male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female traders sitting in a railway carriage, while a railroad officer checks a female trader’s ticket. In railway carriages, women often face harassment by male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railroad officers. © 2018 Choi Seong Guk for Human Rights Watch  女性遭秘密警察审问情形。曾被拘押女性表示，秘密警察经常在审问时骚扰她们。插图由前朝鲜宣传画家崔成国根据画家本人在朝鲜的亲身经历，及本报告受访者证言绘制。图中情节如与在世或已故真实人物雷同，纯属巧合；绘图目的在描写特定场景，而非真实人物或事件。  Women the sitting position in a pre-trial detention facility run by the police. Detainees are commonly forced to assume this position in pre-trial detention and temporary holding facilities. © 2018 Choi Seong Guk for Human Rights Watch 同样来自两江道，2011年二度脱北成功的40多岁前农民朴英姬（Park Young Hee），曾在2010年春天首次企图逃亡时被中国遣返。保卫省秘密警察将她释放，交由咸镜北道茂山郡警察局监管后，她曾被一名警察带到附近看守所审问，被他乱摸且数次以手指插入阴部。她在中国时曾被卖给一个男人，这名警员便反覆要求她描述和那个中国男性之间的性关系。她告诉人权观察：“我的性命掌握在他手里，所以他叫我做什么、说什么，我只能服从。我还能怎么样？...我们在朝鲜无论做什么都可以被扣上罪名，一切全看调查你的人如何认知或看待。” 人权观察表示，朝鲜政府应当承认性暴力问题，确保警察、检察官和法院将性暴力视为犯罪，于适当时对举报案件及时侦查起诉。政府应设立生殖健康和性教育课程，为被害人提供谘询、医疗和法律援助等服务，以及协助女性克服社会污名的方案。

2014年联合国朝鲜人权问题调查委员会也发现，朝鲜政府实施有计划的普遍、严重人权侵犯，足以构成危害人类罪。其罪行包括强迫人工流产、强奸和其他性暴力，以及对监所囚犯的谋杀、监禁、奴役和酷刑。该委员会表示，许多目击者均揭露“对女性的暴力不仅发生于家庭中，在公共场合殴打、性侵女性也十分常见。”

“朝鲜女性不应为了出门赚钱养活家人而面临被政府官员或工作人员强奸的危险，” 罗斯说。“金正恩及其政府应承认问题存在，采取紧急措施保护女性，为性暴力被害人伸张正义。”

没有地位，没有教育

在华朝鲜妇女的子女

中国政府强迫遣返逾500人回朝鲜

被遣返者多为女性，恐遭酷刑、性侵、强迫劳动

 尹理娜 亚洲区高级研究员 linayp linayp

Share this via Facebook Share this via Bluesky More sharing options Click to expand Image 社运人士手持据称为年轻朝鲜难民的相片在中国驻美大使馆外示威，呼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允许在华被捕朝鲜人安全通过，美国华盛顿特区，2021年9月24日。 © 2021 Andrew Caballero-Reynolds/AFP via Getty Images 中国当局近期强迫遣返逾500名逃离朝鲜人士。这批以女性占大多数的被遣返者极可能被关进强迫劳动营区，面临酷刑、性暴力、强迫失踪和处决等危险。

来自朝鲜并在朝鲜、中国均有广泛人脉的传教士史蒂芬・金（Stephen Kim）表示，中国政府于10月9日夜间以车队载运这批朝鲜人，经五处不同口岸送过边界。金表示，有部分被捕人员设法透过中国警卫打电话向韩国亲属说明情况。

朝鲜政府今年8月宣布重启因新冠疫情关闭的边界，引发各界日益关注强迫遣返问题。朝鲜近年持续加强边防警戒，增设围篱、卫哨并以严刑峻罚杜绝非法入境。

朝鲜政府将未经许可出国列为“背叛民族”罪行，可处死刑或监禁在暴虐的强迫劳动营区。由于这种威胁的存在，任何朝鲜人士只要出国或在国外逾期停留即应视为“就地难民”：指一个人在离开本国后成为难民，不论先前受过何种待遇或为何出国。

人权观察分别证实，中国当局在今年8月29日强迫遣返80名朝鲜人、9月18日遣返其他40人，2021年7月也遣返近50名朝鲜人。人权观察于9月21日与众多团体联名致函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呼吁中国政府停止强迫遣返逃离朝鲜人士。

中国政府依惯例将无证朝鲜人视为非法“经济移民”，不许他们寻求庇护或重新安置，而是按照两国1986年边界协议将他们遣返。

然而，中国是联合国难民公约和反酷刑公约的缔约国，这两部公约都禁止强迫遣返任何面临真正迫害或酷刑危险的人。联合国朝鲜人权调查委员会曾于2013年警告中国政府，参与强迫遣返的官员可能被追究教唆危害人类罪的刑责。

各国政府应谴责中国最近的遣返措施，并呼吁停止未来的强迫遣返。中国政府应协助联合国当局接触朝鲜在押人员，进而承认朝鲜人的难民地位或允许他们安全通过前往韩国或其他国家。

朝鲜‘人间天堂’运动受害者要求正义

数十万人无法返回日本

 土井香苗 日本分部主任 kanaedoi kanaedoi

Share this via Facebook Share this via Bluesky More sharing options Click to expand Image 数名逃离朝鲜人士及其支持者游行前往东京地方法院，控告朝鲜政府侵犯人权，2018年8月20日。 © 2018 朝日新闻，取自盖帝图片社 一场历史性的法庭审判下周将在东京展开，五名在日脱北者（逃离朝鲜人士）就其相信朝鲜“人间天堂”虚假宣传而加入归国计划，却在朝鲜遭受人权侵犯诉请赔偿。这五名原告于2018年起诉朝鲜政府，此后一直在等候开庭。

在1959年到1984年之间，约有93,000名在日朝鲜人和日本人，在所谓的“归国计划”之下从日本移民朝鲜。当时，朝鲜政府主要通过在日本的亲平壤组织，在日本朝鲜人总联合会（简称“总联”），宣传朝鲜是一个“保障食衣住行等一切生活所需”的“人间天堂”。

本案原告主张，朝鲜政府鼓励大多原籍朝鲜南部的在日朝鲜人选择移民朝鲜，目的是借吸引朝鲜同胞返国以补充其劳动力短缺，同时为其向世人证明朝鲜政治优越性的宣传活动背书。尽管该计划参与者很快就发现朝鲜政府的承诺全属虚假，但他们通常自抵达后即被当局禁止返日。

2014年联合国调查委员会发表的朝鲜人权报告认为，有关当局已犯下危害人类罪。该委员会在结论中指出，“这些侵权行为的严重性、规模和性质都揭示了一个在当今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国家。” 然而，问责之举迄今有如逆水行舟，本案即是极少数由朝鲜人权侵害幸存者亲身发起的司法行动之一。

日本新任首相岸田文雄应从这五位深具勇气的幸存者身上得到启发，要求金正恩允许现仍滞留朝鲜人士返回日本。在朝鲜饱受折磨的数十万“人间天堂”计划受害者及其家属正在期待着这个机会。国际社会应正视延续数十年的暴行，支持这一努力。

朝鲜用‘做苦工’控制年轻人思想

扩大征用劳役支撑残破经济

 尹理娜 亚洲区高级研究员 linayp linayp

Share this via Facebook Share this via Bluesky More sharing options Click to expand Image 2021년 5월 25일 평양의 락랑구역에서 농부들이 벼를 심고 있다. ©2021 전철진/AP Farmers plant rice in Rangnang district in Pyongyang, North Korea, May 25, 2021. © 2021 Jon Chol Jin/AP 朝鲜经济因为新冠疫情期间持续封锁国界而饱受重创。本周，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公开慰勉该国青年“自愿”投入劳役以弥补“失足落伍”或清除“文化渗透”。

朝鲜政府以意识形态为名征用“苦役”，早已司空见惯。这些劳动力被投入金正恩列为优先的工作项目，例如采矿、农耕和营造工程。这样既能刺激朝鲜的国内生产——在跨国境贸易几乎全面停顿的此刻尤显重要——又可以向人民传达特定的政治讯息。

最新的政治讯息来自金正恩于2021年4月下达的一道命令，要打击被政府视为不受欢迎、个人主义和反社会主义的“年轻人言行、发式与衣着”。年轻人被指示要停止观赏、阅读或收听非法影片、广播或文本；不得模仿韩国电视明星的言语、服装和发型；并且要重新拥抱向朝鲜领导人表现忠诚的生活方式，传承“社会主义体制”，遵从政府的宣导与命令。

这些被动员投入矿山、农场或建筑工地的所谓“志愿者”，必须在极端恶劣及危险的条件下，长时间从事无偿或酬劳微薄的艰苦劳动。朝鲜政府或许声称这些项目都是“自愿参加”，但实际上只有极少人可以拒绝征召。由于朝鲜的犯罪处罚皆为任意性质，全看一个人的忠诚纪录、个人关系和行贿能力而定，若拒绝 “自愿”工作恐将遭受重罚，包括酷刑和长期监禁。

朝鲜政府这种残暴作为，与国际劳动法和人权法的基本原则背道而驰。朝鲜至今仍是尚未成为国际劳工组织成员的少数国家之一。金正恩若要向全国年轻人表示慰劳，更好的方式就是加入国际劳工组织，停止肆无忌惮的人权迫害。

中国恢复强迫遣返朝鲜难民

至少1,170人若被送回朝鲜将面临酷刑、性侵

尹理娜 亚洲区高级研究员 linayp linayp

Share this via Facebook Share this via Bluesky More sharing options Click to expand Image Photos of the North Korean refugees helped by the North Korea Refugees Human Rights Association of Korea are displayed in Seoul, South Korea on June 11, 2019. © 2019 Josh Smith/Reuters 几个月来，现居韩国而有亲属在中国被捕的朝鲜人苦苦哀求政府官员、外交官、联合国机构及其他方面伸出援手。他们期待来自国际的压力，能够劝阻中国当局将他们的亲属及其他难民强迫遣返朝鲜。

亲属们的忧虑上周达到顶点，因为中国当局强迫遣返了近50名朝鲜难民，这些人很可能遭受酷刑、监禁、性侵和强迫劳动。朝鲜政府于2020年初为防疫而关闭的边界，已于7月14日重新开放，强迫遣送回国的风险随之升高。这些家庭越来越害怕，因为有消息指出，朝鲜当局将对逃亡未遂者施加比以前更严厉的惩罚。

北京极力防堵朝鲜人为逃避本国可怖人权状况而涌向中国，这批被遣返的近50位难民即为最新受害者。根据当地消息来源，人权观察相信目前至少还有1,170名朝鲜人被中国政府拘留。其中包括450名朝鲜男子因被控刑事犯罪而在吉林省长春监狱服刑，他们将在刑满后遭驱逐出境。此外，吉林省图们市有325名朝鲜难民，长白县有47人，临江市有104人；辽宁省丹东有180人，沈阳市有64人。

中国政府惯常将朝鲜人列为“经济移民”，根据两国1986年签订的边境协议予以强迫遣返。但作为1951年《难民公约》及其1967年议定书以及《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的缔约国，中国有义务不得强迫任何人返回其可能因此遭受迫害或酷刑危险的国家。

朝鲜当局将擅自出国视为严重犯罪。由于任何人逃离后再返回朝鲜都很可能遭受酷刑虐待，他们无论到达任何国家都有权利申请难民身份。

中国政府应为在华朝鲜人提供庇护，或前往韩国或其他安全第三国的安全通道。它也应该允许联合国难民署履行职权，接触在押的朝鲜难民。

朝鲜将联合国伪善推向新高

平壤推卸残暴政策责任，将一切问题归咎他人

 尹理娜 亚洲区高级研究员 linayp linay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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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ck to expand Image Visitors pay homage to the late North Korean leaders Kim Il Sung and Kim Jong Il ahead of the 27th anniversary of the death of Kim Il Sung, in Pyongyang, North Korea, on July 7, 2021. © 2021 Cha Song Ho/AP Photo 伪善在联合国早已司空见惯。各国代表团经常利用联合国讲台责备天地万物，就是不会批评自己的政府应为本国问题负责。本周二，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高级别政治论坛会议中，朝鲜将这种伪善推到了新的高度。

在其发言中，朝鲜政府自诩为“以人民为本的社会主义国家”，其所提供的免费住房和全民卫生保健已经达到联合国发展目标。由于该论坛议程允许各国自行决定发言形式，因此任何关于朝鲜政府有计划使用强迫劳动、普遍贫穷或联合国报告揭露该国恶劣人权纪录的问题都无法提出。朝鲜官员单单容许一个国家提问：中国。

事实上，为国家建筑那些“免费”住宅的朝鲜劳工根本没有拿到工资。许多人被强迫抽调到建筑工地服劳役，若不想去就得掏钱行贿。其他工人包括囚犯或民兵劳动单位（突击队）的成员，他们被迫服劳役长达十年，没有酬劳。建筑材料通常来自政府向公民强制征收的“忠诚奉献”，或由未来的业主付费。

至于所谓的“全民卫生保健”，根据多名前朝鲜卫生工作者和病患报导，大多数医生、护士和其他卫生工作者都不是由政府发给工资：病人只能自费就医，还要付钱购买药品和医材。

朝鲜政府也承认国内经济情势日趋恶化，却把责任完全归咎于“长期制裁”和“天然灾害与世界卫生危机”，包括去年的多起台风和洪水。但据报导，近期农业用品如肥料和农耕机器乃至粮食与日用品的短缺，主要是因为政府在2020年严密封锁边界，其管制措施远超过防控新冠疫情所需。

无论是否有其他因素作用，朝鲜政府都应为国内的严峻经济情势负起最终责任。如果平壤真的有心推进其发展目标，第一步应该是与联合国及其他国家合作制订以尊重基本人权为本的经济改革计划。不仅要采纳联合国各项核心人权公约，更要认真予以落实。期望朝鲜领导人从善如流当然是缘木求鱼，但朝鲜政府自认为已经达到目标更是痴人说梦。

朝鲜危机：粮食短缺、资讯封锁

世界绝不能仅关注核武而遗忘朝鲜人民

发表于: The Diplomat  尹理娜 亚洲区高级研究员 linayp linayp

Share this via Facebook Share this via Bluesky More sharing options Click to expand Image A woman walks near Pyongyang Station in Pyongyang, North Korea, September 16, 2020. © 2020 Kyodo via AP Images “已有近两个月，几乎没有从中国运来任何食物了，” 去年9月一位暗中援助朝鲜贫民的传教士告诉我。“多了很多乞丐，边境地区有人饿死，而且没有肥皂、牙膏或电池。”

少了三号电池，家家户户就无法正确对时，他说，因为他们的时钟不跑了。

我在人权观察负责研究朝鲜。在“一般”情况下，我会跟进联系最近逃出的朝鲜民众、外交官、援助工作者和极少数能偶而进出该国的记者。我会尝试拼凑资讯，窥探朝鲜内部的真实生活情况。我会跟来往边境的消息人士和其他与该国内部有联系的人交谈，努力对资讯进行多方查证。

现在这个本来已很困难的工作变得更艰巨了，因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显然企图利用新冠病毒疫情进一步巩固自己早已牢牢掌握的权力。

他的政府新近采取的各种极端措施甚至可能有意恢复过去几十年的超强控制，使政府重新控制一切资讯以及粮食和物资的分配，同时禁绝“自由市场”活动。这种做法曾在1990年代苏联垮台、粮食配给失灵后导致一场大饥荒。

2020年初，朝鲜成为新冠病毒疫情下全世界最早全面封锁边界的国家之一。表面上，政府宣称新冠病毒零确诊。但一些拥有朝鲜内部消息来源的新闻媒体披露，军中曾出现类似新冠病毒感染症状和致死病例，满浦和清津两个北方城市也疑似爆发疫情。

于是，朝鲜政府过去一整年加强管制与外部世界通讯。据拥有朝鲜内部消息来源的新闻媒体报导，国内旅行现在几乎全面禁止，边界控管空前严格，警察奉令对所有擅闯边境人员就地“格杀勿论”。

朝鲜政府还对驻朝外交人员和国际组织员工施加严厉措施，禁止他们离开平壤和收取外交邮包，并实施再入境人士强制隔离一个月的规定。这些措施已逼使外籍援助工作者除三人外全数离境。

想要了解平民百姓的生活实况愈发困难，但情况十分严峻大概毋庸置疑。

由官方贸易数据可以窥见朝鲜人民陷入经济困境。 2020年与中国的贸易减少将近百分之81，而这个数字早在2018年已因联合国扩大反核武扩散制裁而大幅滑落。政府在8月急剧削减从中国进口主食和其他必需品的数量，并在10月几乎停止一切进口，包括所有的食物和药品，声称新冠病毒可能通过禽畜迁徙、雪花和来自中国的“黄色沙尘”传播。伴随这些冲击而来的还有从6月到9月肆虐朝鲜的洪灾，摧毁了农作物和道路、桥梁——进一步破坏粮食生产。

面对显然巨大的人道主义和粮食危机，朝鲜政府一再拒绝国际援助。同时，政府将“贪腐”和“走私”——尽管不合法却是缓和物资短缺的关键——列入“反社会主义”和“敌对”行为。

国际社会能做什么？首先，美国、欧盟、日本、韩国和其他有关国家应当发出强烈讯息，让金正恩——和他的中共靠山们——知道平壤必须停止限制粮食、医药和必需品的进口。朝鲜政府急需开放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同时应允许监督物资分配，以确保援助物质不落入军方或党内干部手中，或被挪用于支持政治压迫系统。

拜登政府正在考虑如何重新调整对朝鲜外交。官员们应避免过去历届政府仅谈核武扩散的短视政策。朝鲜专家之间已逐渐形成共识，即该国武器计划与人权和人道主义议题有密不可分的关联。正如几个成员国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上所提，这些议题不能孤立讨论，而未来的任何协议若要成功或可核实，朝鲜政府必须采取措施充分配合整个联合国体系，包括其人权机制。

未来与朝鲜的谈判不能仅限于根除核武研发，必须同时聚焦施压其政府立即采取重大措施，解决人民的健康、安全与人权问题。全世界绝对要记得朝鲜的人民，而非仅仅关注它的核武器。

人权观察2024年报告：亚洲出现一些积极迹象，但中国人权状况进一步恶化

2025年1月17日 05:24 韦济特瓦  资料照片：反歧视学生组织在孟加拉国达卡举行“团结游行”，要求宣布7月革命，纪念五个月前导致总理谢赫·哈西娜下台的学生起义，并缅怀在暴力事件中丧生的1千多人。  评论 (27)

曼谷 — 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在星期四(1月16日)发布的《2025年世界人权报告》中表示，在全球民主和权利状态好坏不均的一年中，亚太地区出现了一些令人鼓舞的迹象。

该组织列举了印度选民反对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的公民行动、学生推翻孟加拉国总理谢赫·哈西娜(Sheikh Hasina)的行动，以及阻止韩国总统尹锡悦(Yoon Suk Yeol)通过戒严剥夺政治对手权力的民众抗议。

然而，这个总部位于纽约的人权组织在报告中表示，与此同时，缅甸军政府在从民选政府手中夺取政权近四年后，继续监禁和轰炸反对者；在阿富汗，塔利班推翻了多年来在妇女权利方面取得的进展；中国在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领导下的高压支持加剧。

人权观察执行主任蒂拉那·哈桑(Tirana Hassan)表示，总的来说，信息很明确。

“当权利得到保护时，人类就会繁荣，”她在引言文章中说道。

“当权利被剥夺时，代价不是以抽象的原则来衡量，而是以人的生命来衡量。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挑战--也是机遇，”她还说道。

在孟加拉国，经过15年日益压制的政府统治，哈西娜于8月在学生领导的抗议活动中被赶下台并逃往国外。

人权观察的报告称，哈西娜的人民联盟党支持者和警察袭击了最初针对政府就业配额计划的学生的和平示威活动。镇压行动实施了互联网封锁和宵禁，并下达了“见人就开枪”的命令。

“据报道，7月份的暴力事件和哈西娜下台后的暴力报复事件中，近1千人丧生，其中包括100多名儿童，”报告称。

报告补充说，自哈西娜逃亡以来，诺贝尔奖获得者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的临时政府释放了数千名在抗议期间被拘留的人，恢复了秩序，并使该国重新走上了民主选举的道路。

人权观察的报告指出，问责是尤努斯目前工作的核心，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已受邀派遣一个实况调查小组，调查抗议期间的虐待行为及其根本原因。

人权观察表示，6月在邻国印度发生了被称为“有意义的民主抵抗”的例子，当时选民们不再支持总理莫迪的民粹主义和经常反穆斯林的言论，使他的党派失去了议会多数席位。

这表明“即使面临系统性的挑战，民主仍然可以制衡权力”，哈桑说。

去年年底，韩国总统尹锡悦宣布戒严令以抵御对其政府日益增长的不满，这一举措震惊了世界，然而适得其反，数千人游行到国会，国会则在几个小时后推翻了这项法令，政变的风险很快消失。

“这些抵抗运动凸显了一个关键的现实，”哈桑说。

“争取权利的斗争往往是由普通民众推动的，他们对不公正和腐败感到厌倦，他们汇聚集体力量，迫使政府维护基本权利，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自己的利益服务。”

自由度下滑

据人权观察报道，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在2024年走向了相反的方向，经济下滑导致“全国各地的镇压加剧”，从监禁数十万维吾尔人到香港公民自由度下降。

报告称：“没有独立的公民社会，没有言论、结社、集会或宗教自由，人权捍卫者和其他被认为批评政府的人受到迫害。”

研究称，随着中国经济失去动力，习近平加强了对异议人士的压制，包括任意拘押经济学者、艺术工作者和公民社会领袖。

人权观察表示，香港精心挑选的司法机构加强了控制，14名活动人士和前议员因在2020年组织非正式初选而被控“串谋颠覆”，被判入狱四年至10年。

直言不讳的76岁媒体大亨黎智英正在接受国家安全法审判，两名记者于9月因涉嫌煽动叛乱分别被判处21个月和11个月监禁，媒体自由受到更多打击。

“虽然外国政府承认中国政府的人权记录不断恶化，但他们并没有直面应对北京，”报告称。

去年，阿富汗塔利班再度掌权，禁止女性接受中等和大学教育，限制女性就业和自由流动，剥夺了妇女和女孩的权利。

8月间颁布的一项提倡“劝善惩恶”的法律禁止妇女在没有男性陪伴的情况下出行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报告称：“根据该法律，妇女和女孩必须在公共场合遮住脸，禁止在公共场合唱歌或者让她们的声音在屋外被听到。” 报告还说，一些妇女和女孩因涉嫌违反严厉的新着装规定而被拘留。

与此同时，在缅甸，军政府继续用空袭和炮火轰炸平民区，并监禁反对者，同时将年轻人强征入伍，加入其在全国范围内面临重大损失的军队。

人权观察指出，国际刑事法院(ICC)对军政府领导人敏昂莱(Min Aung Hlaing)发出了逮捕令，指控其在2017年镇压罗兴亚穆斯林时犯下危害人类罪。但报告称，执行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是“一个始终存在的障碍”，因此“国际刑事法院成员国的持续支持对于确保正义至关重要，这几乎总是一场持久战”。

在整个东南亚，人权观察强调新加坡继续使用死刑，主要用于毒品犯罪，以及在2023年大选获胜的前进党于8月被法院解散后泰国民主的局限性。

报告说：“总理佩通坦·钦那瓦(Paetongtarn Shinawatra)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改善对基本自由的尊重并解决依然存在的人权问题”，但它也指出泰国承认同性婚姻是该地区的首次此类举措，是“积极的一步”。

中国：出国权管制持续紧缩

打击网路诈骗成为限制核发护照最新理由

Share this via Facebook Share this via Bluesky More sharing options Click to expand Image A person holds a Chinese passport at the Zabaikalsk international checkpoint on the Russian-Chinese border, Zabaykalsky Krai, Russia, October 17, 2023.  © Evgeny Yepanchintsev / Sputnik via AP （台北）－人权观察今天表示，中国政府日益频繁对民众受国际保障的出国权利加以任意限制。

中国当局规定，凡属设籍于广泛认定为网路诈骗或“非法”移民高风险地区的公民，在申办护照时必须提交额外申请文件并通过多个政府单位审批。若不能满足各项繁琐要求，护照往往办不下来。在藏族和维吾尔族地区，居民申办护照的权利则已长久受限。

“虽然为数众多的中国公民可以享受海外旅游，但似乎有愈来愈多不同身分类别的民众被限制出国权利，” 人权观察中国部副主任王松莲说。“当局试图以打击犯罪为名，将原本适用于藏人和维吾尔人的出境限制延伸至全国民众。”

所有中国公民都可凭身份证申办“因私普通护照”。但近年来，主管护照核发的公安机关逐渐要求设籍在数十个地区的公民适用更加繁琐的程序。作此论断的依据包括许多受影响者提出的正式申诉，以及相关地区居民、旅行社和海外招聘单位的社交媒体贴文。

在这些地区，民众必须提交更加广泛的申请信息，通常包括无犯罪纪录证明、社会保险缴费证明、显示定期收入和储蓄的银行存褶、以及聘雇合约。有时还要通过多个警察机关和中共党委审批。尽管有许多人耗费数周甚至数月往返各种公家机关、满足所有要求后成功领取护照，但也有些人据报直接放弃申请。

前述地区通常还对出国旅行增加额外限制，例如要求申请人返回老家户籍所在地办理。即使户口已迁往其他省市数年之久，这项规定似乎仍然适用。

受影响地区并无公开清单。据报导曾遭遇困难的民众户籍地包括下列地区：福建省的福清市、龙岩市、安溪县；辽宁省的沈阳市苏家屯区、铁岭市；江苏省的东海县；河南省的上蔡县、益阳市；湖南省的常德市、绍阳市。人权观察能够核实福建省若干民众遭受相关限制的报导。

在一些案件中，申请人获当局告知其户籍地因“部分城镇［居民］普遍出境从事网络诈骗和跨境犯罪、赌博行为”而被列入“敏感地区”。其中少数地区曾名列2015年跨部门打击网路诈骗行动的“重点地区”，但这份名单此后并未更新。某些其他地区的居民似乎仅因曾有同地居民“非法”移民外国而蒙受惩罚。人权观察就相关限制以电子邮件向中国政府提出询问，但迄未获得答复。

前述各种旷日费时的护照申办要求令人想起2002年之前的类似规定，当时申领普通护照必须准备大量文件信息作为申请附件，还要通过包括“政治审查”在内的漫长程序。

2002年底，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即负责签发护照的机构）开始在全国推行“按需申领”制度，大幅简化护照申办程序，此后并扩展至中国绝大部分地区。不过，新疆、西藏以及分布在青海、甘肃、四川和云南四省的13个藏族或回族自治州从未获准适用简化护照申领系统。

与中国其他地区相比，新疆、西藏等地居民申办护照时必须附带提供更广泛信息并面临漫长延搁，往往要等候数年才获签发护照，而且经常被无故拒发护照。

更有什者，新疆当局于2016年下令回收此前发出的所有护照，作为对当地暴虐镇压的一环。

当局还逐步扩大要求政府雇员将护照交回“保管”，此后须经官方审批才能领回。这种措施原本普遍施行于高级别官员，近来逐渐扩及较低级别雇员，包括中小学、大学教职员和医院职工。当局宣称相关措施旨在防范贪腐和避免泄露国家机密。

中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第12条第5项概括规定“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的公民不得出境。 《护照法》第13条亦规定，只要主管机关概括认定申请人出境后“将对国家安全造成危害或者对国家利益造成重大损失”，当局即可拒绝签发护照。新近制定的《反电信网络欺诈法》第36条则授权公安机关禁止“存在重大涉电信网络诈骗活动嫌疑”的人员出境。

迁徙自由是《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都承认的一项权利，前者公认为反映习惯国际法，后者已获中国签署。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2条规定“人人应有自由离去任何国家，连其本国在内。”

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在关于迁徙自由权的一般性意见中指出：“由于国际旅行需要应有的文件，特别是护照，迁離一个国家的权利必须包括获得必要旅行文件的权利。” 政府限制迁徙自由必须“以法律规定”，并且仅限于“为了保护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公共卫生或道德、或他人权利与自由”而有必要时。

前述限制不得带有歧视，必须是为达成一个或多个正当目标而有必要，必须与所寻求的目标合乎比例，并且必须是可能实现该等目标的最少限制措施。引用合法目标而实施的限制必须提供具体说明，例如被禁止离境人员若获准出境将如何威胁国家安全。

人权观察表示，中国现行法允许当局以国家安全的含糊理由广泛限制民众出国权利，不符合前述国际标准。

“对申领护照权利的限制日益增加，令人忧虑习近平政府正在恢复过往罕见有人出国旅行时期的措施，” 王松莲说。“中国当局应扬弃任意和歧视做法，让人人享有平等的出境权利。”

泰国：40名维吾尔人被强迫移送中国

中国政府应允许联合国、家属即刻会前被移送者

Share this via Facebook Share this via Bluesky More sharing options Click to expand Image An immigration detention center in Bangkok, Thailand, February 26, 2025. © 2025 Jerry Harmer/AP Photo （曼谷）－人权观察今天表示，泰国政府违反国内法和国际法，将至少40名维吾尔男性强迫移送中国，使他们面临酷刑、任意拘留和长期监禁的危险。被移送者均已被关在泰国移民拘留所超过十年。

2025年2月27日凌晨2点14分，几辆窗户全用黑胶带遮蔽的卡车驶出曼谷素万普鲁（Suan Phlu）移民拘留所，即40余名维吾尔男性被关押之处。上午4点48分，一架中国南方航空的非定期班机从廊曼国际机场起飞，六小时后降落在中国新疆自治区喀什市。不久，中国国营中央电视台报导公安部记者会，证实“40名中国籍偷渡人士从泰国被遣返回中国”。泰国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普坦（Phumtham Wechayachai）当天稍晚接受媒体专访，证实这些维吾尔人已被送往中国。

“泰国公然违反其国内法和国际法义务，将这些维吾尔人移送中国面临迫害，” 人权观察亚洲区主任伊莲・皮尔森（Elaine Pearson）说。“在泰国移民监所忍受长达11年的不人道拘禁后，如今这些人很可能将遭受中国政府的酷刑、强迫失踪和长期监禁。”

2014年3月，泰国警方在宋卡府靠近马来西亚边境地区逮捕约220名维吾尔族男女老少，以违反移民法将他们押送曼谷某处移民拘留设施。大约同一时期，当局又分别捕获另外数十名维吾尔人，将其收容于泰国各地移民拘留所。 2015年，拘押在宋卡府的大约170名维吾尔妇孺获释前往土耳其。一周后，泰国当局将百余名维吾尔男性强迫移交中国当局，后者将他们从曼谷空运中国。

未被移送的维吾尔男性继续受到无限期拘留，泰国当局为此承受中国政府持续施压。今年1月10日，这些维吾尔男性担忧即将被遣送中国而发起绝食抗议，直到泰国当局承诺不会将他们送往中国后，才在1月29日恢复进食。

维吾尔族是突厥语系穆斯林，大多居住在中国西北部新疆地区。中国政府长期敌视维吾尔民族认同的表达。自2016年底以来，中国当局对维吾尔人口加强实施广泛、有计划的人权侵犯行动，包括危害人类罪行。

中国当局任意拘留和不当监禁维吾尔人，迫害他们践行本身文化，并对他们实施大规模监控和强迫劳动。在持续进行的镇压之下，估计有五十万维吾尔人至今仍遭监禁，当局经常把日常和平行为（例如祈祷或联系海外亲属）与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混为一谈。

人权观察表示，被视为从中国非法出境的维吾尔人，一旦被遣返将受到当局高度怀疑，以及拘留、审问、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及有辱人格的待遇。当局也不断对移居海外的维吾尔家庭实施人权侵害。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2022年发表报告，记录前述不断恶化的人权侵害，其结论认为中国的行为“可能构成国际犯罪，特别是危害人类罪”。

泰国并非1951年《难民公约》缔约国，也缺乏有效的国内机制来审核庇护申请。泰国移民当局一再拒绝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联合国难民署）会见前述被移送人士，阻止他们行使寻求难民身份认定的权利。

联合国难民署2月27日发出声明表示：“难民署一再寻求会见这群人，并希望泰国当局保证不会驱逐已经表示畏惧返回的人士。有关会见的请求从未获准，当难民署联系澄清时，泰王国政府有关当局表示并未做出驱逐该群人士的决定。”

泰国政府有义务尊重国际法的不驱回原则，该原则禁止各国将任何人遣返其确有可能面临迫害、酷刑或其他严重虐待、生命威胁或其他严重人权侵犯的地方。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泰国为缔约国）以及习惯国际法都包含不驱回原则。

禁止驱回的条文已纳入泰国2023年《预防和禁止酷刑和强迫失踪法》。总理佩通坦（Paetongtarn Shinawatra）于2月27日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遣返维吾尔人必须遵守法律、国际程序和人权原则。

“有关各国政府应强烈施压中国政府，允许被移送人士会见家属、独立监察员和联合国相关机制，” 皮尔森说。“中国政府迫害维吾尔族的可怕纪录，以及为拘捕这群人不惜向泰国施压，令人对他们的安全深感忧虑。”

中国：维吾尔人旅行遭严格限制

繁琐要求、官方组团成为管控新疆居民最新手段

Share this via Facebook Share this via Bluesky More sharing options Click to expand Image A Chinese police officer for border inspection on duty at the Khunjerab Pass in northwest China's Xinjiang Uyghur Autonomous Region, January 2, 2025. © 2025 Hu Huhu/Xinhua via Getty Images

（纽约）－人权观察今天表示，中国政府对寻求出国旅行的维吾尔人实施严格限制、条件和管控，侵犯他们受国际保障的出国权利。中国政府允许散居海外的维吾尔人在限制下到访新疆，但似乎是为了呈现当地一切如常的公众形象。

自从2016年中国政府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侵犯人权的“严打”行动开始，中国当局就在当地任意没收维吾尔人的护照，并将与海外联络的维吾尔人判刑监禁。现在，当局虽然允许某些维吾尔人申领或取回护照以便出国旅行，但仍对出国者实施严密管控。

“因为中国稍微放松出境限制，有些维吾尔人在断绝音信多年后终于能与海外亲人短暂重聚，但中国政府仍然利用出国限制来压迫境内外维吾尔人，” 人权观察中国部研究员亚力坤・乌鲁尧勒（Yalkun Uluyol）说。“中国政府持续剥夺维吾尔人的出国权利，限制他们在海外的言论和结社自由，并惩罚他们与海外联系。”

人权观察访问了23名中国境外维吾尔人，并检视了相关的官方文件。

据近期离开新疆或曾会见来自新疆亲友的维吾尔人表示，中国境内维吾尔人若欲申请出国旅行，必须向当局说明旅行目的。即使是探亲目的，也必须出示海外亲属的邀请函及其个人资讯、地址、就业状态和其他文件。

出境许可附有严格规定：出境人员不得接触海外倡导人士或发言批评中国政府，必须按照指定时间回国，期间从数日至数月不等。若属商务旅行，维吾尔人只能前往哈萨克斯坦等少数特定国家，并且禁止访问拥有大量穆斯林人口的 “敏感国家”，如土耳其。

一名中国境内亲属被拒发护照的维吾尔人表示， “警察给他看我的照片，问他‘你认不认识这个人？’〔亲属〕答认识。警察就告诉他别想拿护照了。 ”

多名受访者表示，当局告诉他们 “每一家庭同一时间只能有一个人〔出国〕”，等于是拿最亲近的家庭成员当人质，确保他们归国。有些人说，当局还要求他们提供 “担保人”（通常是一名公务员）才能核发出境许可。若不遵守出国规定，担保人或家庭成员就可能遭受重罚。获准出境人员在国外停留期间，会有指定官员定时跟他们联系，了解他们每天的活动情况。返国时，当局会收回他们的护照，并查问他们在国外去过哪些地方、见过哪些维吾尔人。

部分定居海外的维吾尔人可以通过严格的审查程序到访新疆。有些人尽管持有享受中国免签待遇的外国护照，但经境内家属告知，他们仍须通过背景调查并获得家属居住地 “居民委员会”（实为基层政府单位）和警察派出所批准。回到新疆故乡以后，有些人遭到审问，或被规定入住指定旅馆而非亲人家中。

有些维吾尔人的国籍属于需要签证才能访问中国的国家，他们面临的申请程序更为复杂。由于必须通过中国驻外使领馆的深入背景调查，审查程序可能耗时长达六个月。就连参与不涉政治的离散社区活动，例如让小孩就读维吾尔语言学校，或曾经出席有维吾尔活动家在场的婚礼，都可能导致签证被拒。

在中国外交使团指导下，部分海外维吾尔人参加了由中共新疆党委统战部主办的新疆旅行团。报名这些旅行团必须向使领馆提交中国居民身份证影本、护照和新疆住家地址。团员名单随即送回中国并交由不同部门审核，例如警察机关（包括当地派出所、公安局及反恐单位）和居民委员会。

唯有通过审核者才能加入官方旅行团。持有外国护照的维吾尔人若要参加这样的旅行团，还必须放弃中国公民资格。多名维吾尔人表示，比起冒着被警察审问甚至拘留的风险自行访问新疆，他们选择参加更为安全的官方旅行团，而且这种途径也因较易申办签证而更为便捷。

根据曾参加官方旅行团的维吾尔人描述，他们全程受到统战部人员密切监视，探望家人必须获得许可，而且一律要说普通话，连团员彼此交谈也不例外。据他们报导，团员还会被强迫参加宣传活动，例如照着讲稿（普通话不流利者附有拼音）赞扬中共治理新疆的政策。

通过这种全程受控的探亲和旅行，中国政府持续对海外离散维吾尔人施加管控，迫使一部分维吾尔人保持沉默或回避抗议活动，连维吾尔文化场合也敬而远之，期望能借此恢复与家人联系和返乡探亲。中国当局长期对海外维吾尔人实施跨国镇压（即跨越国界实施人权侵犯以压制异议），其打击目标包括从事倡导和批评中国政府人士，也包括他们仍在新疆的家属。

中国政府负有国际法义务，应该允许维吾尔人自由旅行，停止惩罚与海外联系的维吾尔人，并终结对海外离散维吾尔人的镇压措施。受影响的各国政府应确保其全国公民和居民的人权得到保护，免遭中国政府一切形式的跨国镇压。

“想要与中国境内家属短暂团聚、或仅仅与之通信的维吾尔人，均面临各种严格条件与要求，” 乌鲁尧勒说。“联系或探视海外亲属不该是赐予少数维吾尔人的特权，而应是中国政府有义务予以尊重的一项权利。”

维吾尔人遭受出国限制与骚扰的记述，请见下文摘录。

对维吾尔人的出国限制与骚扰

中国政府的护照政策长期歧视维吾尔人，他们申领护照的程序向来特别严格。自从侵犯人权的“严打”行动于2016年展开，中国当局又强迫新疆居民把护照交回 “保管”，并停止为海外维吾尔人更新护照。

只有居住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和新疆北部另外两个城市的维吾尔人可以出国旅行。大多数维吾尔人仍然无法离开新疆地区，同时许多居住海外的维吾尔人无法获得家人音信，尤其是遭长期监禁的家人。

中国政府利用官方媒体以及亲政府维吾尔人在社交媒体发文，宣扬这些探亲故事，看来企图借此洗白它在新疆的人权侵害。在这些文章中，维吾尔参与者通常对“新疆的可喜变化”赞不绝口，并说他们“深深体会到⋯⋯祖国的温暖”。

调查方法

在2024年10月到2025年2月之间，人权观察访谈了分别居住在9个国家（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吉尔吉斯斯坦、挪威、荷兰、英国和土耳其）的23名维吾尔人，以及两名研究海外离散维吾尔人的专家。受访者均曾有部分家庭成员获准出国短期探亲，或本身曾参加中国政府主办的新疆旅行团。其中一对伴侣通过漫长程序取得护照和出境许可后于近年永久迁离新疆。

人权观察并检视了与官方旅行团有关的照片、文件和社交媒体对话纪录，以及可公开查阅的线上资源，包括中国官方媒体报导以及赴新疆旅游者发表在抖音平台的影片。

为保护受访者，所有个人信息均经匿名化处理。

新疆维吾尔人出境旅行

一名居住海外的维吾尔人表示，他们在分隔八年后终于能够会见母亲，但只能到母亲可申请商务出境的第三国见面。其母在获准出国前受到严格背景调查，而且必须同意封口令：

她仅仅获准出国15天。居民委员会和当地警察要求她不得接触 “危险人物”，不得说中国政府坏话，而且必须在许可期限之内回国。我希望她能跟我们永久团聚，但我不得不送她回去，否则我们的家产可能被没收，其他亲人恐怕也会被处罚。

另一人说，警察实际上把他们家人当作人质，才让他们的父亲出国：

我父亲有一本旧护照，但几年前被居民委员会收走了。这次他找到一个公务员给他担保。当局只准他一个人出国。他们说：“等你回来后，你的妻子才能出国。” 他通过严格的身家调查，还签字同意〔遵守各项规定〕才拿到一个月的出境许可。他试过申请延长停留，但未获批准，于是只好回去，希望让我母亲也能出国。但是，当局不给我母亲发护照，叫她多等一等。

另一人说，他父亲回新疆后遭到官员审问：

居民委员会、派出所和公安局的几个官员在我父亲回国后上门找他。他们盘问他见了哪些人，去了哪些地方，还有他跟别人说了什么。他回答：“我什么人都没见。” 这是实话，为了避免关注和中国监控，我们连维吾尔餐馆都没去过。

海外维吾尔人前往新疆旅行

个人旅行

多名维吾尔人表示，即使持有享受中国免签待遇的外国护照，仍然必须接受背景调查才能访问新疆。一名熟悉情况人士说：

许多持有欧洲护照的维吾尔人利用免签计划返回故乡短期探亲。每个人想回去都必须得到原本居民委员会和警方许可，并在通关时出示批准函。有些人受到审问，另有些人被当局要求入住旅馆而非亲人家中。他们大多回到乌鲁木齐，少数人到新疆北部其他城市。

一名海外维吾尔学校的老师说，有些学生家长申请中国签证被拒，就因为他们把小孩送到维吾尔学校念书：

至少有两个学生的家长被中国警方和中国使领馆告知，〔在这个国家〕就读维吾尔语言学校不利于他们和家人〔赴新疆〕旅行。也有好些例子因为这个理由办不成签证。现在，许多人不再送孩子上语言学校。我们学校从2014年持续营运至今，但2025年1月已停止营运，因为教室里渐渐没有学生。

另一人说：

最近有一场婚礼，主办人要求一些维吾尔活动家不要出席，因为新郎和新娘的一些近亲常常来回〔新疆〕旅行。这太过分了，现在竟连社交场合都逃不过中国政府监控。这会加深社区成员之间互不信任。

政府主办的新疆旅行团

一名最近曾参加官方新疆旅行团的维吾尔人说：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任何其他办法可以让我回去探望家人，所以我选择参加这个旅行团。我知道一切都是安排好的，全程都受到警方密切监视，而且我必须请求居民委员会和当地警察批准，才能在行程结束后和家人相聚。

另一人说：

新疆党委统战部来迎接我们，一下飞机就把我们拉去走行程。各团行程不一，短则7天，长则15天。团员全都是维吾尔人，导游也是维吾尔人。但所有人都被要求讲汉语。我们去到一些商店、博物馆和清真寺，和你在YouTube上面看到的那些典型观光宣传片没两样。最后一天是跟一些高官会面。有些团员拿到官员写好的讲稿，代表大家向中国政府表达感谢。行程结束后，经过向当地居委会和派出所登记并获得许可，我才终于可以跟家人团聚几天。

另一人也谈到同样经验：

所有东西一看就知道是假的，是为我们安排好的。但是当我能在城里散步，到处都可以看到空空如也的清真寺、刮了胡须的男人、不再能说维吾尔语的孩童。我几乎认不得这个往日熟悉的城市了。

对海外离散维吾尔人的影响

许多离散海外的维吾尔人至今无法联系上家庭成员。一名维吾尔人说：

跟此地中国外交使团关系密切的一些人邀请我参加中国政府主办的旅行团返乡。我既不是活动家，又有外国护照，说不定只要我真想回去便可成行。哪知道，当我告诉他们我的父母无缘无故被判重刑正在坐牢，他们就不再跟我联络了。我自问：我还有家可回吗？

另一人也有类似经验而不想冒险返回新疆：

跟中国领事馆有关的某个人来找我，示意我可以返乡探亲。他企图对我 “洗脑”，说我回去不会有事，他们可以担保我安全回来。不过，我知道有些人回去后被家乡情况吓坏了。在公开场合，他们不会说出任何负面经验，因为中国政府叫他们不能这样做，但在私底下，至少有三个人对我说，他们回去后曾受到审问，而且被迫在一些文件上签字。他们都说，他们再也不会回去了。我也不打算回去。

许多维吾尔人持续寻访“严打”行动中被拘捕或强迫失踪的亲人下落，他们都说至今仍未获知家人近况。他们表示担忧，中国政府大力推广新疆一切如常的形象，可能对离散社区产生负面作用：

只要证明自己效忠中国政府，便可得到探亲“特权”。政治参与不断下降，因为现在期盼返乡的人愈来愈多，他们尽量避开“麻烦”，与中国政府保持口径一致。

一名短暂返乡与家人团聚的人说：

真是难以置信。我无法相信〔与家人团聚〕实现了。这本来好像是不可能的。与此同时，我又感到十分悲伤，想到我有许多朋友连跟家人联系都不可得。我怎么能假装过去七年里什么事都没发生呢？

发生于新疆的危害人类罪行

中国政府多年来在新疆实施足以构成危害人类罪的严厉镇压，目的似在将维吾尔人强迫同化于主流汉族文化。对维吾尔族和其他突厥裔穆斯林的迫害行为包括任意拘留与监禁、酷刑、强迫失踪、大规模监控、文化及宗教迫害、拆散家庭、强迫劳动、性暴力和侵犯生殖权。中国当局并对海外维吾尔人实施各种形式的跨国镇压。自2016年起，新疆当局将与海外有联系列入可予处罚的违法行为。凡曾造访包含哈萨克斯坦、埃及、土耳其、马来西亚和印尼等穆斯林占多数的“26个敏感国家”或与当地居民联系的维吾尔人皆遭审问、拘留，并有许多人被起诉和判刑入狱。

中国法律和国际法

中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第12条第5项概括规定“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的公民不得出境。 《护照法》第13条亦规定，只要主管机关概括认定申请人出境后 “将对国家安全造成危害或者对国家利益造成重大损失”，当局即可拒绝签发护照。

迁徙自由是《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都承认的一项权利，前者公认为反映习惯国际法，后者已获中国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2条规定“人人应有自由离去任何国家，连其本国在内。”

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在关于迁徙自由权的一般性意见中指出：“由于国际旅行需要应有的文件，特别是护照，迁離一个国家的权利必须包括获得必要旅行文件的权利。” 政府限制迁徙自由必须“以法律规定”，并且仅限于“为了保护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公共卫生或道德、或他人权利与自由”而有必要时。

前述限制不得带有歧视，必须是为达成一个或多个正当目标而有必要，必须与所寻求的目标合乎比例，并且必须是可能实现该等目标的最少限制措施。引用合法目标而实施的限制必须提供具体说明，例如被禁止离境人员若获准出境将如何威胁国家安全。

新疆现行措施具有任意性和歧视性，因此侵害了维吾尔人的出国权利。

中国：应释放被监禁台湾出版人

李延贺被秘密判刑三年恐致寒蝉效应

Share this via Facebook Share this via Bluesky More sharing options Click to expand Image Taiwan publisher Fu Cha. © Private （台北）－人权观察今天表示，中国当局应立即撤销对台湾出版人李延贺（笔名富察）的定罪并予释放。李延贺于2023年在中国被拘押，直到2025年2月以“煽动分裂国家罪”遭秘密判刑三年。中国政府对他的审判过程和拘押条件均三缄其口。

李延贺现年54岁，原为台湾八旗文化出版社总编辑，经常出版全球事务、政治和历史类翻译书籍，部分出版品对中国政府有所批评。他在中国出生成长，移居台湾十多年后于2023年初取得台湾公民身分。 2023年3月，李延贺似乎为完成归化台湾程序而前往上海办理户籍注销。他其后遭中国国家安全机关以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为由逮捕。

“中国当局监禁李延贺，只因他敢于出版中国政府不喜欢的书籍，” 人权观察中国部副主任王松莲说。“李延贺的案件毫无事实根据，似乎是企图扼杀境外言论自由，恫吓台湾充满活力的出版行业。”

中国政府对李延贺的待遇侵犯他应有的人权保障，包括言论自由、获取资讯和公平审判的权利。

3月17日，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国台办）表示李延贺已于2月获法院公开宣判。但直到下个星期，国台办才在例行记者会答覆外国媒体询问时说明他的刑期。

中国当局迄未指明李延贺有哪些行为被认定犯罪，也没有公布任何法律文书或证据，仅强调已充分保障其依法享有的各项诉讼权利。据台湾媒体报导，中国当局施压李延贺家属不得公开谈论案情。无迹象显示李延贺能够依国际法规定会见律师或家属。

台湾当局谴责李案处理过程完全不透明。中国当局不承认台湾政府或台湾国籍，因此也不允许台湾当局会见李延贺。人权观察表示，中国政府应释放李延贺并允许他离境。

2月，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将李延贺和台湾社运人士杨智渊两案并列为“重大危害国家安全案件”。杨智渊于2024年8月以“分裂国家罪”被判刑九年。点名这两宗案件似乎是中国政府采取法律及其他手段加强威吓台湾民众、强化对台湾主权声索的作为之一。

据台湾当局统计，近几个月以来，台湾公民在中国被捕的案件明显增加。 2024年10月，三名台湾一贯道信徒在广东省涉犯中国刑法第300条之下的“组织、利用会道门破坏法律实施罪”被捕。 2025年年初，两名台湾统一教信徒在福建省厦门市被捕，疑似因传教行为被控同属刑法第300条之下的 “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

中国政府剥夺香港基本自由之后，台湾成为华文思想和著作得以免于中国共产党控制的最后重要基地。香港不受拘束的出版业自从中国政府于2015年将铜锣湾书店五名出版人强迫失踪，到2020年强行实施港版国安法之后已画下句点。李延贺被捕定罪，作为中国政府跨国镇压的实例，已在台湾出版业界引发寒蝉效应。

“中国政府不法监禁李延贺将产生全球影响，冲击世界各地盼望在中国出版并触及中国读者的每一位作家，” 王松莲说。“各国政府应发声抗议李延贺案，并协力保护全球华文读者不可缺少的自由出版园地。”

国地方政府沦于敲诈勒索

缺少法治，民营企业和企业家永无安全保障

 王松莲 中国部副主任 wang_maya wang_maya

Share this via Facebook Share this via Bluesky More sharing options Click to expand Image Police officers patrol outside the China National Convention Center in Beijing, May 13, 2017. ( © 2017 Greg Baker/AFP via Getty Images 随着中国地方政府穷于应付经济低迷，某些地方政府据报企图压榨成功民营企业以填补财务缺口。

这种强制行为被称为“远洋捕捞”，形容内陆贫穷省市政府超越辖区抓捕沿海富裕省市的民营企业，借口涉嫌诈骗或其他罪名，将这些企业的资产冻结没收，以迫其缴付巨额罚款。

一家官方调研机构早前发表的“内参”资料显示，深圳和广东其他城市近万企业都曾因「异地执法”遭殃。这份仅供政府内部流通的“内参”文件于10月被媒体披露，引起广泛关注。

不过中央政府显然早已察觉问题。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9月26日下达“进一步规范涉企执法、监管行为”等要求。中国最高经济规划部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也在10月8日重申严禁对企业“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执法”。

中国顶尖经济学家周天勇去年9月曾在网络媒体撰文呼吁，不应纵容地方政府利用中共“纪检单位”向企业家勒索钱财。纪检委员会是负责执行党内纪律的单位，可以利用「留置”制度拘押企业家，并经常通过酷刑、胁迫手段逼使被押人员同意如数交钱。周天勇的文章贴出不久即遭删除。

近年来，中国接连发生富豪和有力人士因为偏离党中央路线而遭到失踪、判刑或其他惩罚，包括科技巨头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投资银行家包凡和斗鱼直播创始人陈少杰。

中国政府重申中国共产党支持民企的立场，试图重燃经济活力和提振企业信心。

但无论中国政府作出多少保证，在政权凌驾法律的威权体制下，没有人是真正安全的。

泰国将任意拘押十年的维吾尔人强迫遣送中国

世界再一次辜负了维吾尔人

发表于: The Diplomat  亚力坤・乌鲁尧勒 中国部研究员 YalkunUluyol YalkunUluy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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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班飞机上载着十多年前逃出中国的40名维吾尔男子。 2014年，他们和数百名维吾尔人一起冒险走陆路逃抵东南亚。部分人最终抵达相对安全的土耳其。其他人则遭到泰国当局逮捕，关进移民拘留所。

2015年7月，泰国将其中约170名维吾尔女性与儿童释放，送往土耳其。同时，超过109名维吾尔男性则被戴上黑头套和手铐，空运到中国。

此后，未被送走的数十名男性继续在移民拘留所遭到无限期、不合法的任意关押。直到今年2月27日凌晨，在拘留所中度过惶惶不安的10年（其间至少三人死于恶劣环境）之后，他们被泰国强迫搭上大清早飞往中国的客机。

安居伦敦的我，看到泰国媒体影片中多辆紧掩窗扉的卡车鱼贯驶离他们被关押的移民拘留所之后，再也挡不住睡意。我仍抱着一丝希望，或许醒来发现只是虚惊一场。

十多年前的一天，我曾亲身目睹未经许可离开中国的维吾尔同胞被强迫送回后有何下场。两名被马来西亚当局强迫遣返的维吾尔男性在我家乡的法院受审并判处重刑，我和数百名群众一起聚集在法院门外。

“他们差一点就自由了，” 有人这么说。

“他们怎么会把这两人送回来？难道不知道他们会遇到什么麻烦吗？” 另一人说。

我们满怀绝望、无力感和深深的沮丧，在法院外苦候——理应是公开审判，我们却不得其门而入。尽管面对全副武装的警力，大家仍久久不散，只希望在那两人被送进黑牢前看上他们一眼。

这幕景象，自从几星期前传出泰国准备将最后数十人遣返的消息以来，常常萦绕在我脑海。

在这群人1月10日发出的公开信中，他们写道：“我们可能会坐牢，甚至可能失去生命。我们急切恳求所有关注人权的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立即介入拯救我们免于悲剧结局，以免太迟。”

我和其他人权组织的同事们努力让更多人听见他们的绝望呼救。泰国官员、联合国和关注此事的各国政府都收到我们的呼吁。

但掌权者们终究辜负了他们。

泰国政府选择向中国屈服，而非释放他们前往安全第三国。泰国当局还多次拒绝联合国难民署会见这些人，使他们失去获得难民身分认定与安置的机会。

泰国政府蛮横驱逐的行为既违反本国法律，也违背泰国的国际义务。

泰国政府已于2023年将国际法上“不驱回”（即禁止各国政府将任何人送回他确实可能遭受迫害之处）的原则纳入国内法。直到动手驱逐前一刻，泰国官员上至总理佩通坦全都口是心非宣示尊重国际法，一再保证不会遣返维吾尔人。

更可耻的是，泰、中两国官员还想联手改写历史，淡化维吾尔人遭受的暴行，把这些人被强迫遣返美其名为促成“家庭团圆”的宽大举措。

然而，官方说法与维吾尔人的实际遭遇大相径庭。自2016年底以来，中国政府持续在新疆实施惩罚性的“严打行动”，将估计一百万维吾尔族和其他突厥裔穆斯林任意拘押在政治再教育营，使他们遭受强迫劳动和拆散家庭等各种人权侵害。估计约50万人只不过在手机安装古兰经应用程式（举例而言）就被判处重刑。维吾尔人现在生活在如同反乌托邦小说描述的监控与压迫之下，不仅要求他们臣服，还强迫他们向“伟大祖国”表达感激之情。

今日新疆已无人敢在法院门外聚集。我什至怀疑会有任何庭审举行。我不知道这些人的旅途终点会不会就是关着我父亲买买提・牙合甫（Memet Yaqup）——2018年失踪后被无辜判处16年徒刑——的同一间牢房。

我在噩梦中救不了父亲，正如在现实中对这些维吾尔兄弟无能为力。

世界还要辜负维吾尔人多少次？

中国：新疆穆斯林成为大数据计划目标

逾2千囚犯名册外泄，证实自动化镇压

Share this via Facebook Share this via Bluesky More sharing options Click to expand Image © 2020 Badiucao for Human Rights Watch （纽约）- 人权观察今天表示，中国新疆自治区警务机关利用大数据计划筛选突厥裔穆斯林拘捕目标。人权观察取得一份自阿克苏县流出的逾两千人囚犯名册，进一步证实中国利用科技镇压穆斯林居民。

名为“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一体化平台）的这项大数据计划，显然被用来对 “阿克苏名单”中的人员进行标示，使这些人经官员评估后送往新疆各地 “政治教育”营。

“这份‘阿克苏名单’进一步让我们窥见，中国对新疆突厥裔穆斯林的粗暴镇压因高科技而如虎添翼，” 人权观察中国部高级研究员王松莲说。 “中国政府欠在册人员家属一个说法：他们为什么被抓走，如今人在何方？”

人权观察于2018年2月首次发表有关一体化平台的报导，指出这一警务计划利用新疆形形色色的调查系统收集、汇整居民数据，并将其视为潜在威胁者向官员推送。官员进而根据这些人的“综合表现”和其他资讯来源加以审查，将其中一部分人送往政治教育营或其他机构。 2019年5月，人权观察对一体化平台APP进行“逆向工程”研究​​，发现这种大规模监控系统使用含糊标准——包括许多合法行为——对人进行标示。

“阿克苏名单”日期标示为2018年末尾，与另一份日期约在2019年6月份、内容为因海外亲属被捕人员的“墨玉名单”同样，包含对相关人员应否继续拘押的评估意见。“一体化平台”字眼也在“墨玉名单”中频繁出现。这两份名单揭示新疆当局在执行强制思想转化过程中挑选和审查受害者的具体情形：决定拘押对象及是否继续拘押。在这两个阶段，一体化平台系统都会协助官员选择目标。

“阿克苏名单”中有一条“T女士”的资料，呈现出该计划如何以演算法择取合法行为作为拘捕的基础。这条资料显示，她被逮捕是因为一体化平台系统将她标示为“与敏感国家有联系”。据记录，T女士在2017年3月接到4通境外来电，包括通话秒数。换言之，一体化平台系统按照程式筛选出特定行为——与境外电话号码联系，并记录每通电话的精确时间长度。人权观察打通了这个电话号码，发现它属于T女士的姊妹。

T女士的姊妹表示，新疆公安曾在 “阿克苏名单”记录T女士被捕日期前后对她进行审问。公安特别问到她这位姊妹的详情，因为她住在国外。 T女士的姊妹说，她从那时以后就无法直接联络上新疆的家人，但从一位中间人得知T女士——可能刚从政治教育营获释——在一间工厂打工，每周上班五天，只有周末可以回家。 T女士的姊妹认为，T女士应该是被强迫去那里上班的，因为T女士被关押前正在进行另一种职业的培训。

人权观察对“阿克苏名单”的分析强烈显示，绝大多数被一体化平台标示的人都是因为日常、合法、非暴力的行为而被捕。相反地​​，中国当局宣称一体化平台是一种“精密”、“预测性”的技术，有助于“精确打击”犯罪人员以维护新疆治安。

对新疆突厥裔穆斯林的大规模监控和任意拘押，违反中国宪法和国际人权法所保障的基本权利。中国宪法第37条规定，逮捕必须经过检察院或法院批准。

然而，人权观察的研究指出，以上两种机关都没有参与相关逮捕。实际上，逮捕对象完全由公安机关或其他行政官员决定。被捕人员没有任何正当程序权利，包括联系律师和家属，也没有机会在法庭前质疑相关指控。在人们住宅内外和其他处所进行侵入性监控，也违反每个人保有隐私的权利。

“所谓的‘预测性警务’平台，实际上是中国政府用来掩饰镇压突厥裔穆斯林的一种披着科学外衣的遮羞布，” 王松莲说。 “中国政府应立即废除一体化平台，彻底删除它已收集到的数据，并全面释放新疆遭任意拘押人员。”

 2019年 5月 1日 中国的算法暴政 对新疆警方大规模监控APP的逆向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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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克苏名单：查证过程

今年8月，自由亚洲电台维吾尔语部门交给人权观察一份Excel表格，标题为“一体化平台培训人员名单”，内有逾2千人的姓名，由一位匿名新疆人士于2018年末尾传出。该表格包括姓名、性别、收教（即收押于政治教育营）时间、收教原因、收教场所或房间编号、被一体化平台挑出的批次编号以及原因——通常只有短短一两句说明。

虽然不知消息来源的身份，但这份名单显然来自阿克苏县，当地居民百分之80属维吾尔族。人权观察确信“阿克苏名单”上的人名全都是维吾尔人。男女各占名单半数。他们被收押的日期分布在2016年中到2018年尾。同一天被捕人数最高可逾100人。为保护消息来源，人权观察在研究全程均未透露 “阿克苏名单”的精确地点、日期和部分数字。

该文档的元数据显示，最后修改日期在2018年末尾。人权观察用以下方法查证“阿克苏名单”的真实性：

人权观察让来自同地区的维吾尔族流亡人士查看这份Excel表格，他们从中指认出18个直系亲属的姓名。

名单中包括近200个身分证号码，以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管理的一种社会信用系统黑名单加以查询，找到两组相符号码。百分之一的符合率与 “墨玉名单”近似，后者包含较多可供查证的个人身分资讯。

有些记录显示收押人员刚刚刑满出狱，包括其中20人的罪名。人权观察利用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书网》数据库以20人的全名检索中文判决书，没有找到相符结果，不过这一数据库的资料相当不全。

“阿克苏名单”还记录了27个中国手机号码，人权观察在微信上找到其中14个。由这些帐号中的照片、姓名和地点可见，他们大多是来自阿克苏的维吾尔人。

“阿克苏名单”记录了2个中国境外手机号码。如前文所述，其中一个号码尚在使用，接起电话的人证实她的姊妹就是名单上的T女士（代名）。

“阿克苏名单”使用的语言和词汇也符合人权观察检视过的其他新疆官方文件。人权观察邀请两位广泛纪录新疆镇压的专家检视整份“阿克苏名单”，他们根据其中记载的拘押期间和用语等细节确定这份名单应该是真实的。

传出“阿克苏名单”的同一消息来源也曾在2018年下半将其他影音资料交给自由亚洲电台维吾尔语部门。由于来源相同，人权观察也对这项资料进行分析，以评估其可信度。

为保护这位匿名消息人士，人权观察无法详细说明分析过程，但结论是前述影音资料确实是在阿克苏某拘留设施中拍摄。根据影片内嵌的地理坐标，拍摄地点在一座大型建筑群内部，该建筑群曾被澳洲智库“战略政策研究所”确认为一所政治教育营。这一分析使人权观察对“阿克苏名单”的真实性更添信心。

阿克苏名单：分析

根据“阿克苏名单”，一体化平台对人员的标签分为地区和自治区两种层级，但不清楚这两种层级分类有何区别。不论何种层级，大多都是根据交往关系、通联纪录、与家族人员或亲属的关系、或与当局认为可疑的人员同行同往。 F栏（收教原因）显然是记录官员拘押这个人的理由。仔细研究“阿克苏名单”可以发现，当局将以下行为视为可疑：

用以下方式实践伊斯兰信仰： 未经官方许可让子女学习古兰经； 背诵古兰经，包括海提玛（Khitma），即背诵整部古兰经； 未经官方批准传授古兰经或听取这种传授； 穿着宗教服饰，例如波卡、面纱，或蓄胡； 生孩子超过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所允许的数目； 不按中国法律规定结婚或离婚；例如未达法定适婚年龄（男性22岁、女性20岁）或以尼卡（Nikah，按伊斯兰教法缔结婚约）仪式结婚，或实行一夫多妻； 未经官方许可参加朝觐（一年一度依伊斯兰宗教义务到沙特阿拉伯麦加朝圣）； 实行伊吉拉特（Hijra），即效法先知穆罕默德在西元622年由麦加出走麦地那的榜样，为逃避宗教迫害而迁徙，当局视之为坚信伊斯兰的表现。 使用可疑（或“小众”）软体，尤其是点对点档案分享程式（快牙），以及虚拟个人网路（VPN）、Skype、易联、L2TP和imo。 旅行： 出国造访“敏感”国家，包括土耳其、阿富汗、沙特阿拉伯和吉尔吉斯斯坦； 造访阿克苏以外的国内地区，包括新疆的乌鲁木齐和喀什等地，或北京、上海等中国其他城市； 未通知地方官员。没有固定住址的人也会被拘押。 “去向不明”或“轨迹不明”，例如“一再更换手机”或失踪一段时间。 身分对不上，包括使用不是自己名字登记的手机门号或身分证，不止一个户口，或伪造的结婚证等官方文件。有一个案例因为身分证遗失后有他人使用而被捕。 有“极端思想”或下载 “极端”影片资料。 有亲属参加被当局列为恐怖组织的团体，包括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东伊运）和几个阿克苏本地团体。 曾经成为新疆政府的目标，例如有刑事前科或曾为政治犯。在一个案例中，一名男子被送“政治教育”的理由是他在2014年曾因身藏小刀又提不出“正当理由”而被拘留15天。 不服从官方政策或官方“管理”。在一个案例中，一名男子因为拒绝缴纳土地租金而被捕。 属于“不放心人员”。 属于“80后、90 后不放心人员”。 “平时行为可疑”、“社会关系复杂”或者“思想不稳定”或“[性]关系不正常”。 有些案例的所谓“问题”行为发生在很多年前，可见对合法非暴力行为的广泛监控可能已实施数十年。在一个案例中，一名男子因为在80年代中期学习古兰经，以及在2000年代初期“让妻子穿戴面纱”而被捕。另一个案例中，一名女性因为2013年曾到喀什，以及在和田住了一夜而被捕。

名单上的人大约百分之10（即200多人）被当局加上“恐怖活动”或“极端思想”的标签，两者都是常被中国法律滥用的危险名词。但有关当局并未指控这些被押人员实施、煽动、支持或策划任何暴力行动，更谈不上达到恐怖主义程度的行为。被加上这两种标签的人当中，大约五分之一是因为下载或分享 “恐怖主义”或 “极端主义”的资料，另外五分之四则是跟下载或分享这些资料的人有关，或与恐怖活动或极端主义的被捕人员有关。 “阿克苏名单”并未包含这些影音资料的详情。

各国政府都可能处罚煽动刑事犯罪的言论——包括直接鼓励实施犯罪以及意图导致或可能导致犯罪行为发生的言论——不论实际上是否真的发生犯罪行为。但法律若处罚所谓的“间接煽动”——例如辩解或颂扬恐怖主义——就会侵犯国际人权法保障的言论自由。

仔细研究“阿克苏名单”可以发现，新疆突厥裔穆斯林被推定有罪，除非能证明无辜。在一案例中，一男子因为 “嫌疑无法排除，须进一步审问”而被送进政治教育营。证据显示，正如官方说法，政治教育近似于一种预防性拘押，当事人的行为被视为大致可疑但未达犯罪。他们会被关押直到确定他们效忠党国，必要时加以灌输。

值得注意的是，从“阿克苏名单”里面的三个案例可以看出，被押人员待遇的“严格”程度因服从程度而异，不听话或“顶嘴”的人会被关进管理较严格的区域。大概有三种等级：“普管区”、“严管区”和“强管区”。从名单也可看出，有些人获准回家的原因是生病（其中一人是为哺乳），但康复以后马上被送回续押。

监控机器的操作人员

人权观察先前的研究发现，一体化平台要求官员注意许多日常生活中的偏异现象，任务相当繁重。 2019年中，人权观察设法访问到一名曾参与新疆实施一体化平台工作的官员。该官员说：

从2016到2018年中，我们一直在抓人。起初我们抓捕的对象包括传播恐怖主义影片的，从东伊运收钱或向它捐钱的，[以及]参与暴动的，把他们送进各地政治教育中心。后来，⋯每个地区都下了抓人指标，于是我们开始到处乱抓：跟邻居吵架的，街头打架的，酗酒的，游手好闲的；我们把这些人抓来，指控他们搞极端主义。中心的空间收不了这么多人，他们就盖新的⋯。

在一体化平台启动之初，如果[我们]在查验时把某人标示为可疑分子，当地村委会和公安就会去把他抓起来。后来，我们很少把人标示可疑。通常⋯我们会问引导性的问题。比如说，我们要对某个平台追踪不到的人进行调查，我们会[到他家里去]问：“这几天你都在田里劳动？哪儿都没去是吗？” 只要他们回答“是”，我们就[在手机APP上]记载这个村民说他一直在田里劳动没有离开，一切正常。所有查验工作基本上都是这样做的。

自动化的运用——当局宣称有助于彻底、“精确地”查出谁身上藏有对中共贰心的 “思想病毒”——也有可能导致警务人员打混摸鱼。这位官员说：

我们如果每一件都认真处理，根本无法完成那么多查验工作。 ⋯但是因为我们一直做[这样的]工作这么久了，不论是出于良心或是倦怠，现在[警员之间]剩下的只有不满和抱怨；大家都不想干了，没人好好做这件工作。

Click to expand Image Screenshots of the app made by a Xinjiang official showing the interface when populated with data (left), and alerts from the IJOP requiring that the official investigate individuals flagged by the system (right). © 2020 Private 作用蔓延变异

最近从2018到2019年陆续曝光的资讯显示，一体化平台不仅用来挑选拘押目标，如人权观察2019年5月的报告所述，还为新疆另一个更庞大的资讯系统提供数据，强化各种各样的政府功能。这表示当局越来越多地将个人资讯分享给各种政府机构。

官方报告表明，通过一体化平台收集到的数据可以用在许多不同的审查工作，从排查公安或公务员（例如除贫计划）的应征者，到选拔模范共产党员。不论起初收集个人数据或事后加以分享、使用，都没有征求当事人同意，足见新疆居民任人宰割到何种地步。

以吐鲁番市为例，官员利用一体化平台对参加一项“劳动力转移”方案的人员进行政治审查。该方案涉及组织并输送一批维吾尔人到中国其他省分的工厂，在受到密切监督而且通常含有强迫性的条件下劳动。吐鲁番市这项方案还用到“全民健康体检”的资料，后者是一个采集居民医疗与健康数据的强制数据收集计划。

一体化平台与政府其他系统的整合反映中国对安全的宽泛定义，以及对严密监控的主观需要。在新疆，一体化平台可以连结到二手车资讯数据库，帮助当局“实时比对人员和车辆信息，及时发现可疑线索，利用信息化手段有效杜绝和预防犯罪分子利用二手车从事危害社会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各类犯罪活动”——新疆自治区商务厅的一份公告这么说。这份公告进一步说明：

我区各汽车交易大厅配备身份证识别仪、安装视频图像采集系统，在交易时对买卖双方人员的身份证、居住证、社区证明、便民联系卡、车辆信息⋯确保人证合一，并及时将采集上传自治区公安厅交警总队⋯。

初步证据表明，一体化平台已被用在新疆以外的中国其他地区。根据2020年1月发布的招标结果公告，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中国电科）——即为新疆建立一体化平台的同一家公司——将为宁夏省会银川市建置一体化平台系统（成交价人民币2亿8,098万元，约合4,300万美元）。中国电科没有回应人权观察提出的查询。宁夏是中国回族（也是穆斯林少数民族，但非突厥裔）聚居地。尽管还不清楚该系统的用途，但自2019年以来，宁夏和其他回族穆斯林地区对回族穆斯林的宗教限制——关闭清真寺和阿拉伯文学校，擦掉清真餐厅的阿拉伯文标示____正持续增加。

朝鲜：金正日过世三周年

留下大规模残暴罪行、饥馑、处决和强迫劳动

Share this via Facebook Share this via Bluesky More sharing options （首尔，2014年12月17日）─人权观察今天表示，在前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过世三周年的今天，应该记住他所统领的体制对本国人民犯下有系统的危害人类罪行，包括人为的大饥荒。在金正日掌权整整17年期间，朝鲜是世界上最封闭、最压迫人民的政府之一。

“金正日的统治方式包括严厉惩罚异议人士，以残酷手段制造恐惧使人民噤声，甚至坐视人民饥饿至死，”人权观察亚洲部副主任费尔・罗柏森（Phil Robertson）说。“可悲的是，继任的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之子金正恩还在紧追父亲脚步。”

金正日在位时，曾因经济管理不善加上自然灾害导致俗称“艰苦行军（Arduous March）”的大饥荒，朝鲜陷入全面饥馑和信心危机。朝鲜政府没有能力扑灭灾害，仅为维权政权而提倡“先军政治”，确保军队优先取得食物和其它稀缺物资。危机达到颠峰的1994到1998年，在金正日保障军、政权贵生存的同时，却有迄今不明人数，估计在数千到350万之间的朝鲜人民饿死。

金正日的遗产还包括死在“管理所”即劳改营里的数以万计政治犯。直到今天，仍有8万到12万名朝鲜人被关在管理所，他们常遭卫兵酷刑虐待致死，生活在饥饿边缘，还被强迫做危险的苦工。逃离朝鲜的前政治犯告诉人权观察，朝鲜采用连坐处罚，不仅政治犯本人，连他的整个家族都会被送进管理所。

由于无力挑战金正日政权，在他执政近廿年间，成千上万朝鲜人民逃亡出国。但未经许可出国被视同叛国罪，一旦被逮就会直接送进劳改营遭受虐待和强迫劳动。金正恩掌权后，大幅强化对朝鲜与中国边界的监控，并严厉处罚逃亡者。即便如此，每年仍有数以百计民众持续冒著生命危险越境逃亡。

2014年2月，联合国调查委员会认定朝鲜政府在金日成、金正日和金正恩统治下进行有系统的人权侵犯，其严重程度在联合国看来为当代所仅见。该委员会记录的侵权行为包括全家处决、谋杀、奴役、酷刑、监禁、强暴、强迫堕胎和其他性暴力。今年3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决议支持该报告结论；11月，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跟进，以111票对19票、55票弃权的悬殊结果通过该报告。上述决议呼吁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采取行动，追究朝鲜历任政府犯下危害人类罪行的国际法责任，例如将朝鲜领导人提交国际刑事法院审理。本周稍晚，联合国大会将召开全体会议，预期将支持第三委员会的表决结果，联合国安理会也将在年底前首度就朝鲜人权情势进行辩论。

“尽管迟来已久，金正日及其政府侵犯人权的骇人纪录终于跃为主要议题，获得国际社会关注，”罗柏森说。“但由平壤盛大纪念金正日逝世三周年，可见朝鲜蔑视其人权义务之深，也说明为何各国政府必须加倍努力追究其罪责。”

朝鲜：金正恩深化暴虐统治

联合国调查委员会可能发现大规模系统性人权侵犯

Share this via Facebook Share this via Bluesky More sharing options （曼谷，2014年1月21日）－人权观察今天发表《2014年度全球报告》指出，朝鲜（北韩）世袭强人金正恩在2013年进一步巩固了侵犯人权的统治。过去一年，朝鲜对该国北方边界加强管制以减少逃亡，并持续对在中国被捕后强迫遣返的朝鲜人加以系统性的讯问和酷刑。

联合国调查委员会在3月份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交朝鲜人权调查报告时， 应该揭示上述情况及其他侵权罪行。

“金正恩沿袭其父亲和祖父的遗绪，掌理一个惯用处决示众、大量政治劳改营和残暴强迫劳动的体制，”人权观察亚洲部副主任费尔・罗柏森（Phil Robertson）说。“朝鲜政府现在知道朝鲜逃亡者的说法将揭露平壤政权的罪行──因此正竭尽全力阻止人民叛逃。

在这份667页的报告中，人权观察检视了90多个国家的人权实践。人权观察指出，叙利亚平民遭广泛残杀令世人惊骇，但世界各国领袖却未尽力加以阻止。“保护责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学说重新获得重视，似乎在非洲防止了某些重大暴行发生。在埃及和其他国家，掌权的多数群体对不同政见者和少数群体的权力进行压制。艾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对美国监听计划的揭发，在全球引起广泛回响。

朝鲜政府系统性地剥夺国内人民的基本自由，并以关进劳改营的方式吓阻他们反对政府。去年11月，金正恩公开整肃并处决原为政府高官的姑父张成泽，使恐惧更为升高。政府经常将人民处决示众，所依据的是含糊国家安全罪名──例如“反国家罪”和“反人民罪”──以及任何被当局认为情节“极端重大”的罪行，包括诈欺、走私等非暴力犯罪。

朝鲜政府持续实行集体惩罚，将犯罪者本人连同三代血亲一并关进名为管理所（kwan-li-so）的政治犯劳改营。这些劳改营以恐怖的生活条件和虐待闻名，包括故意让囚犯挨饿、缺乏医疗照护、住房和衣物不足、由警卫施加酷刑虐待和在高度危险的情况下持续强迫劳动。

朝鲜前安全官员告诉人权观察，在中国被捕的朝鲜人遭到有系统的讯问和酷刑，一旦被发现与韩国（南韩）人联系即可能被送进管理所，其他被判定危险性较低的则被送到教化所（kyo-hwa-so）或其他形式的强迫劳动营区。

尽管已批准数项联合国核心人权条约，朝鲜仍持续有系统地压制核心的公民和政治权利，例如结社、集会和言论自由，并迫害参加宗教活动的人士。劳工权利遭到系统性压制，且朝鲜是世界上少数拒绝加入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的国家之一。取得足够食物、医疗、教育和其他服务的机会仍旧有限，尤其是对在官方的成分（songbun）分类制度下不属于核心“忠诚”阶级的大多数人民而言。

“对于金正恩因为曾在瑞士受教育而可能较为温和的幻想，在他当政后延续残暴统治的事实面前，已经彻底破灭，”罗柏森说。“一切与朝鲜之间的国际交往，必须将人权置于首要及核心，以要求对危害人类罪行负责为起点。”

朝鲜：难民遭剥夺权利强迫返国

中国和老挝使包含儿童在内的九名朝鲜人面临酷刑和监禁风险

Share this via Facebook Share this via Bluesky More sharing options （纽约，2013年5月29日）－根据媒体报导，九名朝鲜难民于5月28日从北京被强迫遣返平壤，人权观察今天呼吁朝鲜立即说明这些难民的下落和现况，同时强调朝鲜政府必须保证这些难民不因逃离国家而受到惩罚。根据国际法，个人有权不被强迫遣返其可能受到迫害的地方。

“朝鲜必须说明这九名难民现在所处的位置，并应公开保证他们不会因为逃离国家而受到伤害或报复，”人权观察亚洲部副主任费尔・罗柏森（Phil Robertson）说。“遣返已使他们面临严重的威胁──未经许可出境在朝鲜是犯罪行为，而且朝鲜对于试图逃离者和被遣返者所施加的酷刑也是众所周知的。”

媒体报道，老挝政府官员在5月10日拘留了这九人，他们被关押超过两周。在这期间韩国外交人员试图前往探视，但遭到老挝方面拒绝。多篇报道表明，这群人的年龄介于14至23岁之间。5月27日，老挝政府将这群人送到中国昆明。据报道，5月27日当晚，中国当局在检查旅行证件后把他们送往北京。

5月28日，据报道这九人被送上飞往平壤的班机。据称在从老挝到中国、再从中国到朝鲜的途中，均有朝鲜官员陪同他们。但是没有证据显示，这些难民在老挝或中国曾得到申请避难的机会。

离境的朝鲜人在被遣返后面临严苛的惩罚，这使得他们成为就地难民（refugees sur place）（因逃离国家或因逃离后引起的状况而成为难民）。人权观察多年对朝鲜难民的访谈说明，朝鲜政府会评估被遣返者在境外的行为、是否试图与韩国联系、经商或逃到韩国，然后根据评估结果决定侦讯、酷刑和惩罚的方式和强度。涉嫌与韩国人联系或试图逃往韩国的遣返者，通常会被长期监禁在可怕的教化所（kyo-hwa-so）。在教化所里面，被囚者面临强迫劳动、长期缺乏食品和药品、恶劣的工作环境和警卫的虐待。

朝鲜人民保安部2010年颁布了一项新的法令，将叛逃列为“背叛民族罪”。

2011年叛逃的一名朝鲜国家安全保卫部官员向人权观察透露，“每一个（在我辖区的）叛逃者被捕后都会送到我这里，”他并描述了侦讯过程中如何对叛逃者施以酷刑。他说，“首先是心理摧残…他们被单独关押，只给他们提供刚够维持生命的食物…什么都不说的就会被打。拷打的方式，依其反应而有不同。”

这样的惩罚明显违反了朝鲜已批准的《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第12条第2款规定“人人有自由离开任何国家，包括其本国在内”，第7条规定“任何人均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

中国遣返这些朝鲜人的举动，再次违反了其作为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及该公约1967年议定书和1984年《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缔约国的承诺。1951年《难民公约》第一条规定难民是指“因种族、宗教、国籍、特殊社会团体身份或政治见解而有恐惧被迫害的充分理由，置身在原籍国领域外不愿或不能返回原籍国或受该国保护的人…。”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手册进一步阐明，因逃离原籍国或逃离后引起的迫害也符合上述难民要件。《禁止酷刑公约》第3条规定，“如有充分理由相信任何人在另一国家将面临遭受酷刑的危险，任何缔约国不得予以驱逐、遣返或引渡。”这种保护已被视为国际习惯法的规范，对所有国家都有拘束力，因此中国和朝鲜也有义务加以尊重。

人权观察指出，对于这些朝鲜人可能面临的严重伤害，老挝政府也难辞其咎。尽管老挝没有批准《难民公约》，但仍受到国际习惯法的拘束，不得将面临酷刑的人遣返。

“老挝和中国允许未履行义务让这九人接受难民地位的审定，而允许朝鲜政府强制把他们押回，再次表现出两国对人权的漠视，”罗柏森说。“如果这些人受到任何进一步的伤害，这三国政府都应受到谴责。”

朝鲜：金正日遗留下大规模暴行

领袖致使朝鲜人面临饥荒、处决、强制劳动营

Share this via Facebook Share this via Bluesky More sharing options （曼谷）- 国际组织人权观察今天表示，各国政府应以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逝世为一个世代的分野，明确要求朝鲜新领袖选择改善朝鲜极度恶劣的人权状况。

朝鲜这个世界上最封闭、最专制的国家之一，在金正日的统治下已有17年之久。他一手造成成千上万，甚至百万朝鲜人死于广泛且原本可预防的饥荒、惊栗的监狱和强制性劳改营以及公开处决。金正日家族对朝鲜的世袭统治由金正日父亲金日成1948年开始，预计将由金正日儿子金正恩继续。

人权观察执行主任肯尼思•罗斯(Kenneth Roth)说：“金正日将被永记为一个负责大规模、系统压制，一个愿意让自己国民饿死的残暴领袖。金正恩上任后应与过去决裂，把朝鲜人人权视为当务之急。”

金正日遗留下的包括：成千上万死于管理所（kwanliso）的受害者。专门收监所谓“国家敌人”的管理所，如今估计仍有20万朝鲜人在饥饿边缘及残酷虐待条件下煎熬，继续劳动，直到死亡。在这制度中，一个人犯了罪，就足以让全家整整一代人一起被投入监狱。许多逃离朝鲜的前囚犯前后向人权观察等组织证实，就连出生于营地的孩子，长大后会继承父母的罪犯身份。

未经官方许可越境可构成叛逃行为，刑罚包括酷刑和监禁。尽管如此，在过去二十年里已有成千上万的人逃离朝鲜，每年还有几千人继续冒着生命危险逃生。

“金正日统治下的朝鲜，根本是人间地狱，”罗斯说。“金正日的统治是透过系统且普遍的侵权行为——如任意处决、酷刑、强迫劳动、被严格限制的言论及结社自由，制造恐惧。”

前联合国朝鲜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威迪•蒙丹蓬（Vitit Muntarbhorn）在提交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最后一份报告中正确指出，朝鲜的人权状况是“恐怖和悲惨的”，其情况自成一格（sui generis）。各国政府及民间社会组织越来越积极呼吁联合国设立调查委员会，审查朝鲜是否犯有反人类罪。

“国际社会应利用朝鲜这交权阶段，向新领袖要求带领朝鲜迈向新方向，终止对国民的镇压，”罗斯说。“国际社会大可从这开始：敦促朝鲜遵从最新联合国大会的朝鲜决议里有关人权的建议，以及允许联合国朝鲜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访问朝鲜。”

合国：朝鲜剥削儿童

强迫劳动与歧视将成儿童权利委员会简报重点

Share this via Facebook Share this via Bluesky More sharing options （日内瓦）－人权观察今天偕同三家朝鲜非政府组织表示，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应施压朝鲜政府，停止以强迫劳动和歧视对儿童加以剥削。2017年2月6日这一周，人权观察、防止朝鲜危害人类罪行国际联盟（International Coalition to Stop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in North Korea）、新韩国女性联盟（New Korea Women’s Union）和迦勒传教会（Caleb Mission）将在日内瓦向该委员会的会前工作组提供简报，说明朝鲜儿童权利现况。

Click to expand Image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出席朝鲜少年团成立70周年庆祝大会，观赏儿童演出“世上无所羡慕”歌舞剧。 © 路透社／朝鲜中央通讯社 尽管朝鲜政府声称早在70年前就已消除儿童劳工，执政的朝鲜劳动党和其他政府机构仍规定学生和其他儿童必须为了国家参与强迫劳动。其他侵犯人权情况包括教育机会歧视、迫害母亲身在第三国的儿童、学校体罚和强制儿童加入军事化管理的强迫劳动队（朝鲜称为“突击队”），承担超时、无偿的工作。

“强迫儿童工作是广受全世界谴责的重大人权侵犯，却是许多朝鲜学童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人权观察亚洲区副主任费尔・罗柏森（Phil Robertson）说。“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应当要求平壤说明真相，并立即停止这种侵权作为。”

儿童权利委员会将听取两名逃出朝鲜的该国青少年讲述其亲身经验。16岁的全孝彬（音：Jeon Hyo-Vin）几乎每天上学都被强迫劳动，直到家里无力缴纳学费而不得不自初中辍学为止。18岁的金恩率（音：Kim Eun-Sol）十几岁就在学校被迫劳动。13岁时，她的祖母无力抚养，于是把她送到别人家里无偿打工维持生活。她的母亲早年离家到中国打工后，便与女儿失去联系。

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应当要求平壤说明真相，并立即停止这种侵权作为。

费尔・罗柏森 亚洲区副主任

该委员会负责审查《儿童权利公约》各缔约国遵行公约义务的情况，该公约已获朝鲜批准。此次会前工作会议不对公众开放，但允许公民社会团体和儿童利用会外会形式向委员会成员提供有关朝鲜儿童人权纪录的简报，内容保密。会前会结束后将发布议题清单，朝鲜政府可加以回应。在2017年9月进行完整的公开审议之前，非政府组织还可以提交进一步报告，并由该委员会就相关议题质询政府官员。

各组织调查发现，朝鲜劳动党和该国教育部都借助中小学校及大学，强逼儿童劳动。还有朝鲜少年团（7至13岁学童强制入团）和金日成金正日主义青年同盟（由14至30岁学生组成）等政党侧翼组织，也做为官方工具。学生必须听从各级学校、政党侧翼、学校行政人员和教师的要求下田耕作，协助营建房舍、雕像、铁公路，以及采集物资（例如金属废料、碎石、鹅卵石、旧报纸）供学校使用或出售。未达收集指标的情形很常见，此时学生必须缴纳罚款。

朝鲜政府并且强逼许多完成义务教育的16至17岁儿童，加入由执政党控制经营的半军事强迫劳动部队。这些部队的组织架构和军队相似，主要负责建筑或其他公共设施的营造工程。出身成分（朝鲜政府依照忠党程度对人民实行差别待遇的社会－政治分类系统）较差或家庭贫困的儿童，通常要在这种部队被迫从事无偿苦工长达十年。

“被分配到强迫劳动部队的朝鲜儿童，生活条件极为恶劣，而且不能自由退出”， 防止朝鲜危害人类罪行国际联盟的秘书长权恩庆（音： Kwon Eun-Kyoung）说。“这种奴役制度必须立即废除，部队指挥官应受惩罚。”

2014年联合国关于朝鲜人权情势的调查委员会发现，该国侵犯人权的严重性、规模和性质均已达到“当代世界无可比拟”的程度。对儿童的侵犯包括：儿童被监禁在政治犯劳改营；女童被贩运，与中国男性结婚或沦入性产业而遭到性剥削；以及自小丧失各项公民政治权利和基本自由。人权理事会和联合国大会均已谴责朝鲜人权状况。联合国安理会已承认情势的严重性，将朝鲜的恶劣人权纪录视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连续三年列入正式讨论议程。

“朝鲜政府剥削儿童的做法，不仅仅是忽略国家保护儿童的义务”，新韩国女性联盟秘书长李素允（音：Lee So-Youn）说。“也是对来自下层出身成分和最贫苦家庭的弱势儿童的剥削与歧视。”

朝鲜：人权灾难恶化

强硬压制信息与行动自由

Share this via Facebook Share this via Bluesky More sharing options （首尔，2017年1月12日）－人权观察今天发布《2017世界人权报告》指出，朝鲜仍是世界最高压统治的国家之一。在金正恩领导之下，朝鲜政府控制人民的方式包括任意逮捕和酷刑、拘押、各式各样劳改营中的强迫劳动、以及各种“犯罪”的公开处决。2016年，政府更试图加强控制，收紧旅行管制，严厉处罚未经允许与外在世界联系的人员。

这是人权观察第27次发布《世界人权报告》，内容共计687页，检视90多个国家的人权实践。在其导言中，执行董事肯尼思・罗斯写道，新一代的威权民粹主义者正试图颠覆人权保障概念，将人权视为大多数人意志的绊脚石。面对被全球经济抛弃、日益恐惧暴力侵犯的人群，公民社会组织、传播媒介和社会大众必须发挥关键作用，重新肯定为尊重人权的民主政治奠基的各项价值。

“金正恩的权力基础是恐惧以及可怕的人权侵犯，”人权观察亚洲区副主任费尔・罗柏森（Phil Robertson）说。“藉著古拉格、强迫劳动和公开处决，朝鲜政府正退回到20世纪最严重的人权侵犯。金正恩必须为他的罪行负起责任。”

2016年，朝鲜政府加强防范朝鲜人民未经允许出国到海外寻求庇护，其中大多取道中国。企图越过国境被捕或遭中国强迫遣返者，都会受到刑讯逼供，然后关进劳改营，在危险甚至威胁生命的条件下被强迫劳动。在边界上，政府修筑铁蒺篱围墙，并采取其他安全措施防范擅自离境，严惩纵放人民逃离国家的边防警卫。为防止公民未经许可获得国外信息，朝鲜还严酷打击被发现拥有中国手机、记忆卡或U盘，存储中、韩或其他国家新闻、信息、电影、电视节目或其他资料的人员。

Click to expand Image 朝鲜中央通讯社（KCNA）于2016年9月13日在平壤发表的这张没有日期的照片，金日成广场上举行了庆祝核试验成功的集会。 © 2016 路透社 朝鲜基于政治理由对个人及其家属实行歧视，并且有系统地压抑最基本的公民及政治权利，例如结社、集会和表达自由，凡是参与任何宗教活动都会成为被打击对象。此外，政府利用一般公民和囚犯的强迫劳动来控制人民、支撑国家经济。为筹备2016年5月举行的朝鲜劳动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政府强迫人民参与“七十天战斗”强迫劳动，以达成生产指标。

2014年联合国调查委员会（调委会）关于朝鲜人权的报告指出，该国政府犯下系统性、普遍性的严重人权侵犯，包括谋杀、奴役、酷刑、监禁、强暴、强迫人工流产和其他性暴力，足以构成危害人类罪。朝鲜的人权纪录已遭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谴责。

“朝鲜人权情势如此恶劣，世界各国政府均有必要将人权做为与平壤一切来往的核心，”罗柏森说。“这种骇人的侵权行为将无止尽地持续下去，除非国际社会能通过追究朝鲜领导人的犯罪责任对朝鲜政府施加有效压力。”

朝鲜：执政党借强迫劳动牟利

平壤为经济发展‘掠夺性’侵犯劳工权利

Share this via Facebook Share this via Bluesky More sharing options （首尔）─人权观察今天表示，在2015年10月10日，朝鲜劳动党创党70周年的今天，劳动权利在朝鲜仍根本不受尊重。朝鲜政府为控制人民、扶持经济，对普通民众和囚犯进行有系统的大规模强迫劳动，足见该国政府如何利用侵犯人权做为维持政权的主要策略。

“朝鲜政府自诩为无产阶级天堂，实际上却强迫人民以无偿劳动支撑经济建设，没有比这更鲜明的对比了，”人权观察亚洲区副主任费尔・罗柏森（Phil Robertson）说。“如果平壤真的要庆祝建党，应该停止掠夺式地剥削自己人民的劳动。”

Click to expand Image 朝鲜民众在平壤大型表演中挥舞劳动党旗帜，2013年7月26日。 © 2013 路透社 朝鲜政府对大部分人民施加沉重且虐待性的强迫劳动，绝大多数朝鲜人一生中必有遭到强迫劳动的时候。朝鲜学生告诉人权观察，学校强迫他们到农场无偿劳动，每年两次，每次一个月，一次在春耕插秧时，另一次在秋天收割时。强迫劳动造成学生身体和心理的伤害，包括营养不足、劳累过度和发育不良。

朝鲜的囚犯，不论在政治犯监狱、“劳动改造”集中营或短期看守所，都必须在艰苦、危险的环境中承受辛苦的强迫劳动，冬天常常没有适当的衣物或住房可以御寒。由于粮食配给维持在几近饥饿状态，而且缺少或根本没有医疗照护，这种强迫劳动制度造成囚犯日渐衰弱。他们在林场、矿场和农场中干活，身上没有任何安全护具，看守的警卫动辄以身体及精神虐待强迫他们工作，有时对他们性侵。

一般朝鲜劳工也无法自由选择工作。不论来自城市或乡村，男性和未婚女性毕业后都必须到政府分配的企业去工作。理论上他们有权领取薪资，但实际上许多国营企业根本发不出工资。由于不能自由转换职业，劳工大都必须从事副业才能赚钱活口。

“毫不夸张地说，强迫劳动已经成为朝鲜民众的家常便饭，”罗柏森说。“做为朝鲜的隐性人权危机，这个问题受人忽略实在太久了。”

朝鲜是世界上少数尚未加入国际劳工组织（ILO）的国家之一，该组织负责制定劳工权利标准并监督各国加以履行。人权观察表示，朝鲜应当加入国际劳工组织，并依据该组织加入条件，遵守《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根据该宣言，各成员国应当消除强迫劳动与童工，并尊重结社自由权和集体谈判权。成为缔约国之后，朝鲜还可以批准国际劳工组织第29号和第105号公约，接受这两份公约为消除强迫劳动所定出的明确标准和要件，亦可为履行公约义务而寻求国际劳工组织的技术支援。

毫不夸张地说，强迫劳动已经成为朝鲜民众的家常便饭。做为朝鲜的隐性人权危机，这个问题受人忽略实在太久了。 费尔・罗柏森 亚洲区副主任

自朝鲜劳动党创党以来，强迫劳动一直是政治压迫的一种形式，近年来，它又被当成经济的支柱。朝鲜政府实行的粮食配给制度于1993到1995年彻底崩溃后，全国陷入严重饥荒，引发绝望和大规模死亡。1994到1998年是危机高峰，被称为“苦难的行军”，其间饿死人数至今不明──估计在数十万到350万人之间。

这次饥荒迫使朝鲜首度开放小规模商业活动，即市场“小贩（jangsa）”。不仅是私人，连政府机关，包括党、军队、监狱、警察、国营公司和各级学校，都无法继续仰赖政府预算，必须靠着半合法、半非法的“灰色”经济赚取所需。从此以后，各国家机关经常利用强迫劳动来弥补开销。

曾被监禁在转车里教化所（集中营）并于2001到2007年之间负责该所生产规划的一名前囚犯告诉人权观察，“全国各监所收容的囚犯人数，是按照生产所需的人均劳动日数加以分配的。”教化所是由警察机关管理的拘押设施，专门关押被判长期“劳动改造”的政治犯和刑事犯。

2014年2月，联合国朝鲜人权问题调查委员会指出，朝鲜政府犯下系统性、普遍性且非常严重的人权侵害，足以构成危害人类罪。纪录在案的迫害包括奴役、消灭、谋杀、酷刑、监禁、强暴、强迫人工流产和其他性暴力。该委员会发现，一般监所集中营“压榨受刑人的强迫劳动，经营矿场、工厂、农场和伐木营。其营业利润看来并未用于改善原监所环境。囚犯所生产的食品数量和种类，远多于他们得到的。”委员会并发现，“对囚犯的强迫劳动还必须视为政治压迫的一种形式，因为它在制度上配合每天的强制政治学习，内容主要是金氏家族的统治成就与指导思想。”

由上述事实更可看出联合国安理会持续处理朝鲜人权情势的重要性，包括在今年底前对强迫劳动问题举行正式讨论。 “与其庆祝这个压榨朝鲜民众劳力的政党成立，金正恩真正该做的是宣布停止全国的强迫劳动，”罗柏森说。“联合国安理会应当立即采取行动，要求朝鲜废除这种以剥削为本质的侵权的经济体制。”

朝鲜暴政昭然若揭

联合国安理会更多成员国应加入制裁平壤

丹尼尔・李 亚洲区高级助理 Share this via Facebook Share this via Bluesky More sharing options Click to expand Image 朝鲜钟城附近女子监狱门口卫兵，2009年5月31日。 © 2009 路透社 曾三次逃出朝鲜均被中国拘押并强迫遣返的池贤阿（Ji Hyeona），今天在联合国叙述她的悲惨遭遇。她以动人的证言，说明自己受到朝鲜官员殴打，仅有霉腐食物裹腹，以及第四次脱逃终于安抵韩国的过程。当她讲到自己在第三次脱逃被捕后，保卫部（朝鲜国安部门）官员强迫她堕掉腹中头胎婴孩，以及妹妹脱逃失败被贩为奴的经历，不禁悲从中来，泣不成声。

池女士是在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会议上讲述她的惨痛经验。该会议之前，安理会甫就朝鲜人权纪录进行辩论──这是安理会四年来第四次经由表决通过就该议题进行辩论，尽管中俄两国均予反对。在联合国最高层机构对朝鲜的恶劣人权纪录表达关注，足以提醒世人不应遗忘该国发生的危害人类罪行。

朝鲜的残暴统治──联合国文件称之为“在当代世界独一无二”──导致千万人民在本国政府手中惨遭严重人权侵犯，包括酷刑、谋杀、奴役和强奸。

不意外地，联合国每年进行的讨论令中国如芒在背，北京只得勉强为暴行辩护。在今天安理会会议中，中国再度企图阻挠会议，坚持朝鲜人权情势并未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但理事会大多数成员无法苟同。

中国为朝鲜金氏政权撑腰、助纣为虐的行为，也应受到更强烈的关切。中国近来加强打击企图取道中国前往第三国寻求庇护的朝鲜难民。正如池女士坦率描述的细节，朝鲜难民不但要忍受中国拘留所的酷刑，被强迫遣返朝鲜后还会遭受更恶劣的对待。中国应当履行其加入反酷刑公约和联合国难民公约所应负起的法律义务。

中国又拘捕7名朝鲜难民

强迫遣返恐致酷刑、性侵与虐待

Share this via Facebook Share this via Bluesky More sharing options Click to expand Image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非正式访问中国，在北京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握手留影，朝鲜中央通讯社（朝中社）发自平壤，2018年3月28日。 © 2018 朝中社 从早到晚，朴女士不时焦急地查看手机，期待收到她姊妹的音讯。后者已和其他六名朝鲜人一道由中国东北辽宁省出发，直奔西南方的云南省。

她最担心的消息还是来了：一则短信告诉她，她的姊妹和另外两名朝鲜人，包括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已在三月底某日被中国警方逮获，当时他们正在等候火车。同行其他四人一度找到藏身之处，但几天后也悉数被捕。

今天，朴女士（为避免留在朝鲜的亲人遭到报复，隐去名字）参加了朝鲜脱北者和支持民众在韩国首尔中国大使馆前举行的集会。他们每月在此聚集，呼吁中国政府停止强迫遣送朝鲜难民返国，因为等待他们的将是酷刑、强迫劳动、性虐待甚至更悲惨的命运。

“我姊妹只能指望我了，” 朴女士说。“在中国决定将她遣返之前，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去营救，否则她将面临不可想像的恐怖，包括酷刑、殴打、威胁和畜牲不如的待遇。”

朴女士现已成为亲友被中国拘押的朝鲜人之一。他们恳求政府官员、媒体记者和各界人士帮助向北京政府施压，阻止她的姊妹和其他朝鲜难民被强迫遣返。

对于企图逃离家乡人权侵犯之苦的朝鲜难民，中国显然采取吓阻政策，前述七人只是最新一批受害者。从2018年1月中旬到3月之间，至少有41名朝鲜人被中国逮捕，在此前的2016年7月至2017年12月被捕人数则超过100人。根据亲属和其他来源的信息，人权观察相信目前仍有至少33名朝鲜难民在中国拘押之下。

如果中国有意在朝鲜半岛敏感议题上展现弹性，最直接的办法之一就是接见在首尔大使馆外为亲友请命的朴女士等人，并且给予中国境内的朝鲜人政治庇护，或允许他们安全转往韩国。

本：保护朝鲜诱骗受害者

早年‘人间天堂’行动实为人权灾难

Share this via Facebook Share this via Bluesky More sharing options Click to expand Image 朝鲜“人间天堂”案的五位原告手持横幅，支持者站在他们身后，东京，2018年8月19日。 © 2018 土井香苗／人权观察 （东京，2018年8月22日）－人权观察今天表示，日本应公开要求朝鲜政府立即准许由日本被诱骗赴朝的韩裔人士及其家属返国。首相安倍晋三应利用未来一切见面机会，要求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跟进此事。

“人间天堂”行动以虚假承诺诱骗韩裔日本人赴朝鲜工作，其中五名受害者已于2018年8月19日起诉朝鲜要求赔偿。在东京地方法院举行的记者会上，受害者和律师表示，朝鲜应当准许“人间天堂”受害者和家属离开该国。

“人间天堂受害者误信宣传，到朝鲜以后才知进了地狱，而非天堂，”人权观察日本办事处主任土井香苗说。“日本政府应正视本身也是这一历史错误的帮凶，承认受害者的苦难尚未结束，支持受害者的诉求，以亡羊补牢。”

从1959到1984年，约有93,000名在日韩国人（Zainichi）和日本公民得到该计划支持，从日本迁往朝鲜。朝鲜政府主要通过亲平壤的在日本朝鲜人总联合会（简称“朝鲜总联”），宣传朝鲜是“人间天堂”，“食衣住行万事不缺。”

朝鲜政府和日本政府（经内阁决议）双方都以最高规格支持这项计划。但因两国之间没有正式邦交，实际工作大都由总联承担，并得到日、朝两国红十字会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支持。

受害者起诉朝鲜政府，要求为虚假承诺诱骗在日韩人负起损害赔偿责任。原告主张，朝鲜当年短缺劳工，尤其是技术劳工和技师，所以故意引诱韩裔人士赴朝工作。受害者很快就发现上了朝鲜政府的当，有些人甚至一下飞机就发觉不对，但朝鲜当局不准他们返回日本。

该计划受害者表示，他们一到朝鲜，政府马上控制他们一举一动，包括规定他们什么能想，什么能说，在哪里居住、学习和工作。粮食由当局配给，与日本家人通信要经过当局检查，甚至被禁止，还被迫暗中监视邻居，打小报告。万一被朝鲜政府怀疑有二心，可能被送进劳改营或政治犯集中营，强迫失踪，甚至杀害。

五位原告都是人间天堂行动的受害者，分别在1960到1972年之间离开日本，在2001到2003年之间逃出朝鲜。人权观察在2018年陆续对他们进行过访谈。

川崎荣子，76岁，只身离开日本时年仅17岁，2003年逃出朝鲜。 榊原洋子，68岁，随父母离开日本时年仅11岁，当时他们以为到朝鲜可以脱贫致富。 高政美，57岁，1963年随全家离开日本时年仅2岁。她的哥哥看到朝鲜实况时拒绝下船，要求返回日本，于是当场被捕，关进精神病院，直到1971年去世。高正美2003年逃出朝鲜。 石川学，60岁，1972年偕兄姊离开日本时尚在初中就读。他的姊姊到达朝鲜不久就精神崩溃，1991年在医院过世。石川于2001年逃出。 斋藤博子，77岁，日本国民，1961年随夫婿带著1岁女儿离开日本，女儿后来死于朝鲜拘留所。斋藤于2001年逃出。 本案是日本居民起诉朝鲜政府的首例。和今年4月奥托・瓦姆比尔（Otto Warmbier）父母起诉的案件一样，本案试图克服主权豁免，直接追究朝鲜政府的责任。奥托・瓦姆比尔是被朝鲜当局拘捕的美国学生，释放时脑部严重受损并于数日后死亡。

许多人间天堂受害者逃出后，因为担心留在朝鲜的家属遭到报复而不敢声张，但仍有部分受害者坚持追求正义。2008年，高政美曾起诉朝鲜总联，但因超过追诉时效而被驳回。

2015年1月，包括本案原告在内，共有12位受害者依据人权程序向日本律师联合会请愿。他们请求调查人间天堂计划的法律责任。他们并主张所有受害者应获准离开朝鲜，要求日本律师联合会向日、朝两国政府，朝鲜总联，日、朝两国红十字会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提出建议，安排受害者返回日本。日本律师联合会已成立工作组对本案诉求展开调查，目前调查工作尚在进行中。

2018年2月，川崎荣子向国际刑事法院递状，主张人间天堂计划构成危害人类罪，要求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立案调查。本案五名原告也不断向人权观察表示，他们决心为仍然在朝鲜受难而无法发声的受害者争取正义。

2014年联合国朝鲜人权问题调查委员会报告指出，朝鲜危害人类罪的受害者包括政治犯集中营和其他监狱囚犯，企图逃亡出国者，坚持基督教信仰者，和被控引进颠覆势力者。该委员会并认定，自1959年起，“超过93000人受虚假承诺诱骗而从日本迁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许多人最后被送进朝鲜政治犯集中营和其他监所，包括原本获承诺有权离开朝鲜的数千名日本国民。”

“安倍首相应该接见人间天堂受害者，听取他们的意见，并努力不懈为他们伸张正义，” 土井说。“首相应利用将来和金正恩会晤的机会，提出人间天堂案件，要求让尚留在朝鲜的受害者及其家属获准返回日本。”

中国：维吾尔穆斯林的宗教镇压

新疆压制结构的详述

Share this via Facebook Share this via Bluesky More sharing options (纽约）人权观察及中国人权在今天的新报告中指出，中国政府打着反分裂主义和反恐怖主义的旗号对中国的维吾尔穆斯林正进行着一个摧毁性的宗教镇压运动。

这份长达１１４页的报告，毁灭性的打击：镇压新疆维吾尔人的宗教信仰，是根据从前未公开的党和政府文件，及地方法规，官方报纸的报道，以及在新疆做的采访而写成的。 该报告首次揭露了一个在新疆剥夺维吾尔人宗教自由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复杂结构，并扩张到结社，集会和表达自由的剥夺。中国的政策和法律执行甚至连在学校和家里也抑制宗教的活动和思想。一份官方的文件甚至说"父母和其他监护人不得允许未成年人从事宗教活动。"

人权观察亚洲部执行长，亚当斯(Brad Adams)指出，"全球反恐怖主义的运动给北京一个完美的借口在新疆进行前所未有的严厉取缔。其他的中国人正享受着渐长的崇拜自由，而维吾尔人，就像西藏人，却发现他们的宗教被使用成一个控制的工具。"

维吾尔族，一个说土耳其语，拥有八百万左右人口的少数民族，而其传统的家乡座落在藏油丰富位于中国西北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面对着密集的内部移民运动，并目睹在过去十年里一百二十万以上的汉族人到此地的定居，维吾尔人逐渐为他们的文化存活及传统的生活方式感到恐惧。 许多维吾尔人期望能有比目前更多的自主权；也有一些人则要求一个独立的国家，虽然近来暴力反叛的证据并不多。

侵入性极高的宗教控制延伸到筹划的宗教活动，神职人员，学校，文化机构，出版社，以及甚至维吾尔人个人的仪表和行为的掌控。国家当局在政治上定期地检查所有的住持并要求他们进行"自我批评"的会议；强行监视清真寺；整肃学校排除信仰宗教的教师和学生；审查文学与诗歌中的政治引喻；以及将任何对北京政策不满的表达与"分裂主义"划上等号一此乃属国家安全罪，在中国法律里，可判处死刑。

最为极端的是，那些以国家当局或中国共产党不认可的方式来信奉宗教的和平活跃人士，均遭逮捕，虐待，有时甚至受到处决。最严厉的处分则留给那些被控参与所谓的民族分裂活动的人士，作为对国内外的宣传，官方逐渐称此类活动为"恐怖主义"。

在较平凡和日常的层面上，维吾尔人在每天的生活里也面对了侵扰。 在国家的机构里，包括学校，均严格禁止庆祝宗教节日，研读经文，或以个人仪表来表达其信仰的举动。中国审查神职人员的担任，可兰经版本的使用，宗教聚会的举行地，以及在宗教场合里所可发的言论。

中国人权执行主任，谭竟嫦(Sharon Hom)指出，"北京视维吾尔人的民族主义为中国国家政权的威胁。在依斯兰教被视为维吾尔民族特性的基础时，中国则采取极严厉的步骤来压制伊斯兰教，以作为控制维吾尔民族主义情绪的方法。"

在人权观察和中国人权所得获的资料及做的采访中显示出一个多层性的监视，控制和抑压维吾尔人宗教活动的系统。就新疆区委书记，王乐泉所强调的，新疆当局面临的 "重大任务"是"把宗教管理好，引导好，使之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从，服务于祖国统一，民族团结这个目标。"

新报告详载：

现有管理新疆宗教活动的法规；

给政府和党干部对少数民族宗教事务的政策实施读本手册，该读本在２０００年传布于内部间，其内容详尽陈述许多镇压计策，而这些计策后来均编入法规之内；

禁止未成年者参与任何宗教活动的法规；

文件承认维吾尔人因被控犯宗教及国家安全罪而遭监禁或行政扣留的人数大增，包括那些经过声名狼籍的劳动教养制度的人士；以及

法规详述如何将宗教和少数民族事务变成"国家秘密" 。

有些文件是首次公开于大众的，其精选部分列在报告的附录中。

亚当斯还指出，"这些文件资料被视为极度敏感，因此只局限在党内及政府里传布。这些资料被任意地使用来创设一个针对维吾尔人的法律基准，以及让他们害怕聚会，害怕谈论其所面对的难题，或害怕以独自的方式来表达其文化特性。"

一份官方规范新疆宗教工作的读本里含有无所不包的"违犯，"因此允许当局可使用几乎任何的借口来剥夺宗教自由，如利用宗教来"进行其它防害社会，生产，生活秩序的活动，"或"培殖民族分裂份子和反动骨干。"手册继续说：

凡涉及研究和评价依斯兰教的出版物［包括消息和文章］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以党和国家的有关宗教政策和法律为准绳。

由新疆劳教局副局长联署的一篇文章显示，于２００１年几乎一半在劳教营里的拘留犯是因"［属于］非法组织和［从事］非法宗教活动。"

谭也指出，"在新疆的宗教法规是无所不包的，因此其所制造的一个法律网能捕捉任何当局想要的对象。"

毁灭性的打击一文也详载了两项特别的法规一在此首次公开－是如何建立一个严厉的法令，禁制擅自公开未经批准的有关几乎任何的国家少数民族或宗教事务或政策的消息，即使它们与国家安全无关。

该报告也说明中国如何利用２００１年的九一一事件及其后的"反恐战争"来做压抑维吾尔人的掩护。虽然新疆镇压宗教的政策存在于九一一事件之前，但是政府现在声明其面对一个与国际恐怖份子团体和基地组织(Al-Qaeda)挂钩的依斯兰教激起的民族分裂运动。然而，北京却因抹杀暴力行动和和平异议活动之间的区别，而把自己的可信度大打了折扣。利用欧威尔式的逻辑，官方现在声称恐怖份子伪装成和平的活跃人士。就如新疆党委书记所说：

九一一以后疆独分子改变了斗争策略，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集中精力攻击中国，而不是象过去那样频繁採取暴力恐怖行动。利用文字手段和文学艺术来"歪曲历史事实。。。而不是采取暴力恐怖行动。。。"

人权观察和中国人权请求国际社会力劝中国废除这些法规并停止他们歧视维吾尔人的政策和实行。以上两组织也强调必须对所有的分裂分子都是罪犯或都与国际恐怖组织网相连结，这个中国做的强硬声明提出质问。

亚当斯说，"没有国家应把中国所宣称的涉嫌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或其他刑事罪的维吾尔人遣回中国。鉴于中国过去的纪录，理所当然地害怕那些人一旦回到中国，将受虐待或甚至遭遇死刑。"

毁灭性的打击中的摘录

"要加强对宗教人士的管理，所有的宗教人士都必须政治上合格，这是第一位的要求。政治上合格就是要热爱祖国，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民族分裂主义和非法宗教活动，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自觉遵守国家法律和政策。。。要切实加强对宗教活动场所和讲经内容的管理。。。"
新疆区党委书记，王乐泉

"这是一个维吾尔人的学校，我们在这儿工作的人大多是维吾尔人。但是不管是在家里或在工作场所，你都不应与儿童谈论宗教。你只是谈论，就是违法。甚至跟我自己的儿子，我都不应告诉他任何有关依斯兰教的事。这怎么可能呢？"

"一些在我们学校学习的学生，那就是你们的孩子，还没完全专注在他们的课业上，因为他们祈祷，封斋，以及参与一些宗教活动，此乃违反了自治区教育委员会１９９６年的第五文件，其中说学生不应参与宗教活动（祈祷，封斋和其它的宗教活动）并也违反了我们学校的校规。"

"在我家乡的村子，民兵部队定期地来检查村民。他们晚上的时候来，一户一户地搜查，如果他们发现了宗教的材料，他们就把你带走审问。他们说那是"非法宗教刊物"。我父亲只是一个单纯的农人，他怎么知道他的可兰经是否合法呢？"

"我的事是这么回事，请注意，我并不是你们所说的狂热穆斯林。只有在课堂上，我才常谈论宗教歌曲。这些歌到处都流传着，不准你说到它们实在荒谬。这是我们的音乐历史和传统的重要一部分，也是我应当教的。但是，等到下个学期，他们（学校当局）告诉我，选我这门课的学生人数不够，谎言。因此我到现在已一年没教书了。他们还没开除我，而我也不应抱怨太多因为我仍吃中国共产党的饭，但是我只在校园里走逛或坐在我的桌前。真是一大浪费，但还是别谈的好。"
在新疆高等教育机构的一位维吾尔教授，被禁教授地方音乐的传统。

"我设法跟我其他的亲戚一起建立了几个业务，而那是我的自豪处。我以前在一个办公室里工作，处理各学校的食品供应，但是他们说："在这里不准留胡子。连髭须也不行。"我想他们怎么能叫我该对自己做什么？这是我们的传统，不关别人的事。因此，我有了一个走的机会，我就离开了。但是，如果你找不到另一个工作，在私人部门，你不刮胡子就得饿肚子。"

在"交换经验"的会议中，住持们被要求对其他的参会者准确叙述他们工作里所遇到的"难题"或"事件"。譬如，一个住持会描述"非法的"宗教课是怎么举行的，或者清真寺如何使用一些"非法的"宗教书籍。他们还可能叙述他们如何疏于警告当局有关正在"骚动"的"份子"或有关未经先前的批准而邀请一位他区住持的事件。住持们还得承认他们个人的错误，以及他们如何滋养"不正确"的观念。他们也要指出团里其他团员犯象这样的错误行动的例子。

中国：扩大镇压活动人士

又一名农民权利维护人士和其他知识分子被拘捕

Share this via Facebook Share this via Bluesky More sharing options (纽约) - 人权观察今天指出，中国应立即释放农民权利维护人士李国柱。李国柱于11月初被捕，此前他调查了河南省的严重民族冲突事件。在对农民上访伸冤的协助中，农民权利维护人士的身影日益明显。

李国柱的家人从目击者得知他的被捕，但没有收到任何有关他现状和下落的正式通知。李国柱的被捕看来是中国扩大镇压知识分子和维权人士行动的一部分。

人权观察亚洲部执行长亚当斯(Brad Adams)说：“这次拘捕表明中国决意保持对信息流动的严格控制，对于那些未能从中国的微观经济繁荣中受益，而又敢于为自己和自己的社区寻求公正的人们，这又明确显示他们所面临的危险。”

人权观察本周说，中国当局还拘捕并随后释放了《中国改革》杂志主编陈敏。在过去的1个月中，当局拘捕和盘问了至少4名著名知识分子，这些人都在遭到警告后获释。

同时，中国政府看来在扩大对维护农民权益人士的镇压。警方最近拘捕了另一名农民权利维护人士李柏光，并在9月拘捕了《纽约时报》研究员和记者赵岩，赵岩此前曾帮助农民上访地方和中央政府。

48岁的李国柱此时被捕似乎是因为他对河南暴力冲突的调查。11月初，他在河南省中牟县逗留了两天，该地区在经历汉族和回族的暴力冲突后正处于戒严状态。在调查冲突及向受害者提供协助后，他把对当地居民访谈纪录的副本和显示骚乱中受损餐馆的照片交给了外国记者。

在李国柱回到北京后，11月12日，8名警察和当地村长到北京郊区的三春大地社会研究院的办公室，向李国柱询问他的河南之行。李国柱是这家民间维权组织的志愿工作者，该组织协助农民就官员腐败、侵占财产和其它农村侵权问题进行上访。李国柱随后被捕。官方没有对他的下落、境况和针对他的起诉罪名做出任何声明。

李国柱曾是黑龙江监狱管理局的干部，已婚，并有1个3岁的儿子。 他的妻子有残疾。12月2日，在无法得知丈夫被捕后下落的情况下，她离家前往北京打听消息。黑龙江的警察在北京拘捕了她，并立即将她带回黑龙江。

亚当斯说：“由于在中国缺乏实现公正的途径，上访者和警方的冲突在加剧。拘禁李国柱这样受人尊敬的维权人士，只能使形势恶化。”

2004年，在北京日益增多的上访者街头抗议中，李国柱的身影越来越引人注目。他在北京为了一个黑龙江的案子自己上访了数年，在此期间他开始通过提供建议和法律援助，来积极协助其他上访者。他经常向国内和国际媒体反映上访者难以找到途径获得公正。黑龙江的警察因此到北京，于8月和9月在没有正式起诉的情况下将他拘捕，随后释放。

亚当斯说：“中国承认许多官员腐败及社会易于失控，因此需要那些受人尊重的社区活动人士来追究官员的责任。作为一名贫穷的上访者，李国柱的情况和那些被关押的作家和思想家截然不同。但和那些人一样，他仅仅是因为行使自己的自由言论权利而获罪。”

人权观察说，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直接到省会和北京上访，要求解决警察违法、地方腐败、强制拆迁等问题。地方和国家政府的办公室接受个人和团体的上访。长期以来，上访制度为农村积怨提供了一个出口。过去1年中，去北京的农村上访者数量不断上升，上访者的公开街头示威在增多，上访者和北京警方的冲突在加剧。不断增多的冲突则导致越来越多的人被捕或受伤。

亚当斯指出：“中国的国家主席和总理公开表示支持维护农民的权利，但最近的逮捕事件令人对这些表态产生怀疑。”

香港：海外社运人士遭通缉

有关各国政府应实施制裁、保护离散社群

Share this via Facebook Share this via Bluesky More sharing options Click to expand Image 香港社运人士罗冠聪出席在德国外交部前的示威活动，德国柏林，2020年9月1日。 © 2020 Tobias Schwarz / AFP via Getty Images （纽约）－人权观察今天表示，香港当局对八名流亡中的民主运动人士和前议员发出毫无根据的通缉令并悬赏百万港元，将中国政治恐吓行动扩展到国境之外。

2023年7月3日，香港警察国家安全处指控这八名人士——前立法会议员许智峰、郭荣铿、罗冠聪，社运人士郭凤仪、袁弓夷、刘祖迪，工运人士蒙兆达和律师任建锋—— “干犯严重国家安全罪行，鼓吹制裁、破坏香港并恐吓香港官员”，并且“为外国出谋献策，打击香港金融中心地位”。有关当局应立即撤回上述指控与悬赏。

“香港政府日益不择手段打压香港境内和海外的和平异议人士，”人权观察亚洲区副主任王松莲说。 “发布跨境悬赏，是为了恐吓所有在海外发声、抵制中国政府日益打压人权的社运人士与民选议员的荒谬举动。”

除蒙兆达外，其他七位嫌疑人全都被控“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蒙兆达则被控一项“煽动分裂国家罪”。罗冠聪同时被控“煽动分裂国家罪”，袁弓夷同时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许智峰同时被控“煽动分裂国家罪”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警方指控其中数人倡导制裁国家官员。警方并指控许智峰发起赞同在海外持续抗争的《2021香港约章》，指控袁弓夷筹组香港流亡议会。

警方声称上述各种和平活动都是暗中“鼓吹‘港独’”的作为。煽动罪可判处十年以下徒刑，“勾结外国势力”和“颠覆国家政权”罪最高可处终身监禁。

警方指控的各种违法活动均属应受保障的人权，明文规定于香港实质宪法《基本法》以及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纳入香港法律的《人权法案条例》。然而，自从中国政府于2020年6月30日在港实施严苛的国安法之后，中国和香港政府已将相关保障束之高阁。

此外，香港警察引用国安法第38条规定，指该法可以适用于香港和中国以外，意味他们试图在他国领土追捕八名被通缉者。香港警方并表示中国政府可以向国际刑警组织请求协助逮捕他们，尽管他们已在澳洲、英国和美国定居或申请庇护。近年来，中国政府经常藉由操纵国际刑警等国际机构，加大力度在世界各地控制信息、恐吓维权人士。

这批通缉令显然也有意削弱这八人及其组织的影响力。香港警方警告公众不得对他们提供资助，意即捐款也可能触犯国安法。

过去三年当中，中国和香港当局将香港原本生气蓬勃的自由抹杀殆尽。中港当局任意拘捕、起诉香港民主运动领袖。港府官员摧毁公民社会组织和独立工会，关闭倾向民主派的畅销报刊，扼杀新闻自由，审查电影创作，并且推行“爱国教育”。

香港政府还将特定书刊从图书馆和学校下架，设立“国安热线”鼓励民众互相举报，或者用各种手段恐吓大众。最近一家被关闭的媒体是民主派人士创立的民间电台，该台在营运18年后于6月30日宣布停播。

有关当局从2020年至今未曾批准任何与香港民主运动有关的公共集会，包括在香港主权由英国移交中国周年纪念日举行的七一游行。

中国政府实施港区国安法至今，据警方资料显示，有260人因违反国安法被捕，年龄介于15岁到90岁。其中数十人因社交媒体和平言论或出版批评政府书刊而被拘捕、起诉并判处“煽动”罪名成立。

遭中国政府镇压以来，逾十万港人移民海外，许多人选择移居英国。香港离散社群在世界各地成立公民团体、组织社会运动和许多抗议活动。他们对外国政府施加愈来愈大的压力，要求中港高层官员为侵犯香港人权负起责任。

外国政府应抗议中国政府针对境内和境外港人的全球恐吓行动。他们应当对涉及严重侵犯人权——包括这八人案件——的政府官员实施针对制裁。各国并应采取有效措施，保护这八人和其他人士免于中国政府的跨境镇压。

“由香港政府对八位流亡港人发出悬赏通缉可见，离散社群政治抗争的重要性正在日益增长，” 王松莲说。“外国政府不该只是公开表示拒绝配合国安法案件，还应该采取具体行动向中国和香港高官追究责任。”

中国：应承认六四屠城责任

血腥镇压34年后仍禁止悼念活动

Share this via Facebook Share this via Bluesky More sharing options Click to expand Image Liu Xiaobo addresses the crowd at Tiananmen Square in Beijing, May 1, 1989. © 1989 Getty Images/ David Turnley （纽约）－人权观察今天表示，当全球民众悼念1989年北京六四屠杀之际，中国当局正日益积极抹消相关记忆。

中国政府应承认大规模杀害民主运动示威者的责任，并为死难者及其家属提供赔偿。

“中国政府继续逃避三十多年前六四屠杀的责任，从而更加明目张胆地任意拘留数百万人、实施严厉的言论审查与监控、并着手在国际上侵犯人权，” 人权观察中国部高级研究员王亚秋说。“尽管如此，中国和全球各地民众仍旧甘冒人身安全与自由的风险大声疾呼，索讨属于他们的权利。”

2022年底，中国各地数以千计民众走上街头，抗议政府过于严苛的防疫政策乃至中国共产党的威权统治。中国政府的回应是突如其来地大幅解除防疫管制措施，同时逮捕数十名抗议者。

中国当局一如往年，从六四周年的几星期前就开始防堵民间悼念。各地维权人士和六四死难者亲属团体“天安门母亲”的成员均遭限制行动与对外联系。 2023年5月27日，湖南省维权人士陈思明因为拒绝删除推特上悼念六四的留言而被当局拘留。山东维权人士齐崇淮也受到警方传唤，威胁他不得参加悼念活动。

“天安门母亲”发出声明，重申对六四屠杀要求“真相、赔偿、究责”的诉求。

针对2022年的悼念活动，杭州当局在八九民运参与者、维权人士徐光于派出所前举牌抗议并要求平反六四后将他逮捕。今年4月，法院以 “寻衅滋事罪”开庭审理，尚未宣判。

2022年7月，当局在侦办徐光案件过程中，逮捕他的好友、被取缔的中国民主党成员陈子亮（55岁）。同年12月，被捕前有中风病史的陈子亮因未获适当医治死于羁押之中。当局威胁陈子亮家属不得对外发布死讯。在广东，维权人士叶洪文在推特贴出自己到公共广场悼念六四的照片，随即遭当局强迫失踪，后已获释。

今年3月，曾在2003年揭发中国政府掩盖非典（SARS）疫情而闻名的著名医师蒋彦永于北京去世。蒋彦永于1989年6月作为北京一所军医院的外科医生，亲眼见证了军方屠杀惨状，他曾呼吁中国领导人承认这场大屠杀，为此他先是遭到拘留，后来则不时受到监视、骚扰和软禁。只有少数家属和学生获准出席他的丧礼。

今年2月在香港，现已被禁的每年一度六四烛光晚会三名组织者遭法院判刑4.5个月，因为他们拒绝向当局提交主办团体的资料。其中，邹幸彤先前已因参与2021和2020年烛光晚会，分别被判刑15个月和12个月。 2022年6月4日，尽管被禁止且有大量警力驻守，有些人仍依照往例走向晚会地点维多利亚公园，点亮电子蜡烛、手机灯光或唱歌悼念。警方以妨碍警务人员执行职务和其他罪名逮捕了15名参加者。

今年5月，香港警方从隶属香港大学的一座设施中扣查了纪念屠杀死难者的大型雕塑“国殇之柱”。这件雕塑在2021年遭港大校方从校园移走。其创作者、丹麦雕塑家高志活（Jens Galschiø）多次要求取回该作品，均遭港大置之不理。同样在5月，香港当局将9种有关六四屠杀的书籍从全港公共图书馆下架。当月，天主教香港教区宣布今年不会举办六四追思弥撒；基于可能触犯港区国安法的顾虑，香港教区曾于2022年取消这项弥撒。

与中国和香港被强制消音不同的是，世界各地民众——包括巴黎、波士顿、悉尼和大阪——都将以座谈、展览、集会和发表文章等各种方式公开纪念六四镇压。相关活动分别由知名海外民运团体和匿名的社交媒体用户主办。有人打扮成习近平，也有人一身黑衣；许多人遮住面孔以防自己或国内家人成为中国当局报复目标。洛杉矶地区的纪念活动有许多在大屠杀之后出生的年轻人现身。

中国政府一贯漠视国内外要求为六四屠杀伸张正义的呼声，欧盟和美国的相关制裁措施也随时间逐渐减低或废除。人权观察表示，对这次屠杀及其后续镇压缺乏长期一致的国际应对，是导致北京日益明目张胆侵犯人权的因素之一。中国正在加强钳制公民社会、媒体和网路，在新疆大规模拘留高达百万突厥裔穆斯林，并在香港径行实施压制基本自由的国家安全法。

“无论习近平主席的政府如何处心积虑，都不可能成功将六四记忆从中国人的脑海中抹去，” 王亚秋说。“越来越多中国年轻人正在团结起来要求真相与究责。”

六四屠杀起因于1989年4月由学生、工人和各界民众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及中国各大城市举行的和平集会，其诉求包括言论自由、官员问责和反腐败。 1989年5月下旬，政府以宣布戒严回应日益高涨的抗议活动，。

6月3日到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士兵向和平示威者和路人开火，死难者人数不明。为反击军方暴行，部分北京市民愤而攻击军方车队并纵火焚烧车辆。

屠杀之后，中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执行镇压，以 “反革命”打砸抢烧等罪名逮捕数千人。

中国政府从未承认对屠杀负责，也从未追究任何官员的法律责任，既无意调查相关事件，也不愿公布被杀死、杀伤、强迫失踪或入狱者的资料。天安门母亲组织迄今搜集到北京和其他城市在镇压期间遇难身亡的202人详情。

作为多部国际人权条约缔约国以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现任成员，中国有义务“维护人权的最高标准”，中国政府应尽速就六四屠杀采取下列措施：

尊重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与和平集会的权利，停止对质疑六四屠杀官方说法的人士加以骚扰和任意拘留； 会见并向 “天安门母亲”成员道歉，公布所有死难者名单，并向死难者家属提供适当赔偿； 批准对六四及后续事件进行公开独立调查，并迅速公布调查结果与结论； 允许涉及八九民运而流亡海外的中国公民不受阻碍返国；以及 调查所有参与策画或下令对示威群众非法使用致命武力的政府与军方官员，并予适当起诉。

中国的残酷暴露无遗

发表于: Newsweek

路易斯・夏邦努 联合国部主任 loucharbon loucharbon

Share this via Facebook Share this via Bluesky More sharing options Click to expand Image © 经过四年来的调查以及和蓄意阻挠的中国政府断断续续的谈判，联合国人权办事处终于发布报告，彻底曝光北京对新疆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的有系统迫害，再度吸引世人关注这个当代最重大的人权危机。

这就是这份48页报告的潜在意义。尽管中国政府百般拦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仍在8月31日发布报告。报告结论指出，中国当局对维吾尔族及其他族群的普遍人权侵犯“可能构成国际犯罪，特别是危害人类罪。”

多年来，中国当局断然否认对新疆突厥裔穆斯林进行大规模拘押、普遍监视、酷刑、强迫劳动和其他暴行。事实上，一名中国官员曾于2017年表示“世界上最幸福的穆斯林生活在新疆。”

但前联合国人权高专巴切莱特（Michelle Bachelet）的报告可不是这么说的。它详细记录了各种令人发指的人权侵犯，但愿能说服更多国家加入积极敦促北京停止倒行逆施的行列。

该报告记载了被关押在中国“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绝不可能是自愿报名）的惨况。囚犯在里面忍饥挨饿、骨肉分离，还可能遭受性侵。他们被迫接受强迫劳动。报告并说联合国调查员收到“强迫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可靠指控。

联合国新疆报告的惊人结论，大多呼应人权观察与史丹福法学院人权与冲突解决实务中心在2021年4月发表的报告《‘断代断根’：中国对维吾尔族及其他突厥裔穆斯林的危害人类罪行》。

在报告发表前夕，有些驻联合国外交人员和记者开始质疑曾任智利总统的巴切莱特究竟会不会在卸任前发表这份报告。中国政府早已不断重申反对联合国发表报告的立场。巴切莱特的发言人则在去年12月表示，联合国将在数星期内发表报告，却没有实现。

中国政府在得知巴切莱特可能不顾其反对发表报告后，显然因为担忧报告可能造成的影响，中国政府马上祭出各种拖延战术。首先，坚持该报告不应在北京冬季奥运会之前公布，同时邀请巴切莱特在今年春天到中国“友好”访问。巴切莱特答应了。她在5月访疆行程结束时未能强烈讉责中国政府暴行，不仅激起众多维吾尔人权活动人士公愤并促其辞职，也令各大国际人权团体与各国政府感失望。巴切莱特随即宣布不寻求连任，并承诺在8月31日任期结束前发表新疆报告——这一点她做到了。

下一步呢？

巴切莱特的继任人——但愿是一位坚定、富有经验且直言不讳的人权倡导者——应立即跟进前述报告，敦促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对中国人权侵犯启动正式调查，并特别着重新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曾对缅甸、埃塞俄比亚和俄罗斯在乌克兰暴行表达抗议，对中国却基本上保持沉默。他对巴切莱特报告表示支持，应可进一步协助倡导联合国调查行动以报导中国人权情势，并施压促使人权高专的建议充分落实。

这不是一件简单任务。中国政府仍是联合国系统中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从不怯于对任何批评者施加威胁恐吓。它不仅拥有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又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更是联合国经费的第二大捐助者。去年，多位全球南方国家外交人员向人权观察反映，中国政府明确表示任何国家若支持联合国谴责新疆暴行的声明便无法获得中国产制疫苗。他们因此决定不加入其他数十国定期谴责中国政府人权侵犯的行动。

不只是全球南方国家。全世界许多国家都与中国维持紧密经贸关系，不愿受到影响。许多国家因此不便批评中国政府的恶劣人权纪录。

个别国家和企业可以做到更多，包括实施针对制裁、保护世界各地维吾尔离散社区。举例而言，巴切莱特报告敦促工商企业加强对新疆实行人权尽职调查，找出“可能导致或促成负面人权影响的产品与服务”。

不过，联合国这份对新疆情势严辞抨击的报告，最主要的效果可能就是让习近平一直否认和不实讯息的说法终于得到推翻。

香港：儿童绘本作者被定罪

当局重新启用煽动罪打击和平异议人士

Share this via Facebook Share this via Bluesky More sharing options Click to expand Image 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高级警司李桂华在记者会出示《羊村》系列儿童绘本，香港，2021年7月22日。 © 2021 AP Photo/Vincent Yu 更新：2022 年 9 月 10 日，五名被告被判处 19 个月监禁。

（纽约）－人权观察今天表示，香港当局应撤销对五名儿童绘本作者的煽动罪定罪。 2022年9月7日，区域法院判决该童书作者违犯《刑事罪行条例》中“串谋刊印、发布、分发或展示煽动刊物”罪名成立。法院将于9月10日听取求情，被告将面临两年以下监禁的刑罚。

控方主张，五名被告出版一套三册《羊村》系列儿童绘本，内容描述羊群抵抗狼群暴政，影射中国政府是一个受人民畏惧和崇拜的“由残暴独裁者统治的监控国家”，涉及宣扬“分离主义”思想，并指控被告利用这套书籍“凝聚反中、反港势力”。控方毫无根据地表示，这种思想可能“损害”中国政府对香港的主权。

“过去香港人常常眼看中国大陆人民仅因作品暗含政治寓意便遭荒唐起诉，现在同样情况也在香港发生，” 人权观察中国部高级研究员王松莲说。“香港当局应当扭转现今自由空间急剧缩小的趋势，撤销对五名童书作者的定罪。”

五位被告——黎雯龄、杨逸意、伍巧怡、陈源森和方梓皓——年龄介于25至28岁，均为言语治疗师及支持民主的香港言语治疗师总工会理事会成员。 2021年7月到8月间，香港国安警察以煽动罪起诉五人。他们在受审前被羁押将近一年。 2021年10月，香港政府撤销了该组织的工会注册。

《羊村》系列绘本于2020到 2021年陆续出版，内容描绘2019年香港抗争的起因、声援遭秘密拘押在中国大陆的“12港人”，并批评香港政府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初拒绝关闭与中国的边界。

自2020年以来，香港检察机关日益常用既古老且过于宽泛的“煽动”罪名来镇压和平异议。英国殖民政府于1938年颁布《煽动条例》，主要用来对付参与1967年香港流血暴乱的中共支持者。此后直到英国政府于1997年将香港主权移交中国，殖民政府未再动用《煽动条例》，并于1971年将该法纳入《刑事罪行条例》。

2020年7月，即北京于2020年6月底对香港实施严厉的《国家安全法》（港区国安法）后不久，香港当局首次引用煽动罪。到目前为止，已有38人和4家媒体遭港府依该法起诉，被告包括记者、学者、电台节目主持人、分发支持独立传单者以及在法庭鼓掌声援民主派被告的旁听民众。

尽管煽动并非港区国安法规定的罪名，但香港终审法院于2021年12月裁定煽动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并将港区国安法实施细则扩大适用到煽动案件，包括广泛的警方调查权和更高的保释标准。法院这一裁定出炉后，煽动罪的逮捕人数随之大增。

人权观察表示，香港政府可能已将煽动罪常规化，用来惩罚轻微的违法言论。该法对“煽动”的定义非常宽泛，定罪门槛也比较低，只需要法院确信相关言论或出版物有意图引起对政府的“憎恨或藐视”，或“加深香港不同阶层居民间的恶感”或“不满”。

由于煽动罪的最高刑期较《国家安全法》短得多（后者最高可判处无期徒刑），因此有更多下级法院有权处理这类案件，可避免大量政治案件在高等法院积压不决。

包括9月7日这件判决在内，有13名煽动罪被告完成审判，全都被定罪或认罪。首宗煽动案判刑于今年1月作成，一名男子因张贴反政府海报被判入狱八个月。 4月，民主派人士谭得志因呼喊和平口号以7项煽动罪及3项其他罪名被定罪，合计判刑40个月。 7月，罹癌的75岁社运人士古思尧因在准备用来抗议2022北京冬奥会的道具棺木上涂写批评中共语句而获刑9个月。

自港区国安法实施以来，香港当局滥用煽动罪，加深了整个社会的寒蝉效应。今年8月，国安警察以煽动罪名拘捕脸书专页“公务员Secrets”的两名管理员，该专页在警方行动几天前发布有关一名警员执勤时睡觉的帖文在网上疯传。他们被捕后，包括有关公立医院等至少五个类似的告密“Secrets”脸书专页无故关闭。

过于宽泛的煽动罪违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已通过香港的事实宪法《基本法》纳入香港法律框架，并编入于《香港人权法案条例》。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在近期对香港定期报告的审议结论中指出，香港政府应立即废除并停止使用煽动罪。英国本身早已于2009年废除煽动法。

人权观察表示，有关各国政府应公开反对香港滥用煽动罪。澳大利亚、欧盟和英国政府应该仿效美国于2020年7月开始的作法，对侵害港人权利的中港官员实施协调一致的针对制裁。

“香港当局为了消灭异议，不惜颠覆香港久负盛名的法治，” 王松莲说。“各国政府应该利用一切机会，使港府为其侵犯人权作为付出更大代价。”

摩洛哥：维吾尔维权人士恐遭引渡

若遣返中国可能面临酷刑

Share this via Facebook Share this via Bluesky More sharing options （突尼斯）－45个人权组织今天表示，在卡萨布兰卡机场（Casablanca）被捕一年后，维吾尔运动人士伊迪热斯・艾山（Yidiresi Aishan，又名Idris Hasan）仍旧面临被摩洛哥引渡中国的危险，而我们有坚实理由相信他若回到中国恐将遭受酷刑。

艾山与家人自2012年起定居土耳其，他在2021年7月19至20日从土耳其搭机抵达摩洛哥后遭到逮捕，原因是国际刑警组织应中国要求以“隶属恐怖组织”为由对他发出红色通缉令。近年来，中国愈来愈常利用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缉系统封堵异见人士发声。

2021年7月20日，卡萨布兰卡原讼法院检察官对艾山进行审问后，下令将他还押提夫莱特（Tiflet）监狱，等候最高法院判决。此后，他一直被关在这所监狱。

2021年12月15日，拉巴特上诉法院决定同意引渡要求，尽管国际刑警组织已于2021年8月撤销对艾山的红色通缉令，因为该通缉令违反该组织规章，且艾山已向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申请认定难民地位。

前述判决之后，艾山距离被引渡只差一步，即摩洛哥首相发出引渡令。

发出这样的引渡令将违背摩洛哥的国际义务，包括《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3条所规定“如有充分理由相信任何人在另一国家将有遭受酷刑的危险，任何缔约国不得将该人驱逐、遣返或引渡至该国。”

据报导，艾山在土耳其时曾为其他流亡维吾尔人提供翻译协助，并帮助收集新疆人权侵犯证言。由于维吾尔社群成员身份及其人权活动，艾山若被强迫遣返中国极可能遭受酷刑和其他不当待遇以及长期任意拘禁。

新疆境内的维吾尔人日益遭受迫害与大规模人权侵犯。未能在第三国稳固定居的流亡者则面临被拘捕和驱回的极高风险。

因此，多个国际机构均呼吁摩洛哥遵守不驱回的基本原则，勿将艾山引渡中国。

2021年8月11日，数名联合国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向摩洛哥发出紧急陈情，重申不得将人遣返其可能遭受酷刑或其他不当待遇之处的绝对且不可克减规则。

专家们重申2021年12月16日声明所作呼吁，强调若将艾山送回中国可能使他面临“严重人权侵犯，包括任意拘禁、强迫失踪或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风险。

在中东与北非人权团体（MENA Rights Group）和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要求下，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于2021年12月20日向摩洛哥当局发出暂时处分的请求，指示摩洛哥当局“在本委员会审议其请求期间，勿将申诉人（艾山）引渡中国”，以防艾山受到无法弥补的伤害。艾山的案件仍在该委员会等候处理，尚未作出最终决定。

有鉴于此，前述两组织表示，摩洛哥当局应停止对艾山的引渡程序并予释放；由于缺乏定期司法审查、个别评估和可靠理由，对艾山长达一年的拘留可能构成任意拘禁。

国：六四屠杀未获正义33年

香港、中国大陆维权人士为悼念被囚

Share this via Facebook Share this via Bluesky More sharing options Click to expand Image This composite image shows the "Goddess of Democracy" statue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the site after the statue was removed on December 24, 2021. © 2021 Daniel Suen and Bertha Wang/AFP/Getty Images （纽约）－人权观察今天表示，中国当局对悼念1989年六四屠杀的维权人士进行骚扰和迫害，在过去一年变本加厉。中国政府应承认当年大规模杀戮民主运动示威者，并为此负起责任。

过去一年，香港当局大举逮捕检控尝试悼念六四屠杀人士。共计26名社运人士——包括黄之锋、媒体大亨黎智英、前记者何桂蓝和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何秀兰与尹兆坚——因参加或“煽动”他人参加2020年六四烛光晚会被拘捕，分别判处缓刑或4到14个月监禁。

“香港社运人士现在只要悼念六四屠杀就得坐牢，” 人权观察中国部高级研究员王亚秋说。“但若历史足可为鉴，习近平主席的高压统治必不能将六四的记忆从中国人的心中抹去。”

人权律师邹幸彤被控参加和煽动他人参加2021年六四悼念晚会，于2022年1月被判刑15个月。在此之前，邹幸彤已因参加2020年六四悼念活动被判刑一年入狱。邹幸彤曾任历年六四晚会主办单位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副主席。香港当局禁止2020年和2021年的维多利亚公园六四晚会，而支联会举办的六四纪念馆馆址也在闭馆三个月后再遭警方突袭搜证。

香港各大学纷纷拆除校内的六四纪念物品。 2021年12月，香港大学将纪念六四屠杀死难者的大型雕塑“国殇之柱”从校园中移除。丹麦雕塑家高志活（Jens Galschiøt）试图收回这件艺术作品，但所有海运公司都担心政治报复而不愿承运。港大学生在该雕塑原址发起“无人”快闪行动表达抗议。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校内的“民主女神像”（以1989年学生在天安门广场树立的雕像为蓝本）也先后被移走。岭南大学则清除了一面六四浮雕。

在中国大陆，当局和往年同样在六四周年前几个星期开始防范一切纪念活动。由死难者家属组成的“天安门母亲”成员以及许多维权人士，例如胡佳、高瑜和章立凡，均被限制出行和通讯。因六四镇压分别失去丈夫、儿子的尤维洁与张先玲表示，当局阻止她们的手机接听境外来电。

2021年7月，湖北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将尹旭安判刑四年半。当局以他上传推特一张暗示六四的照片作为定罪依据。 2022年2月，尹旭安在狱中突发中风而被送医治疗。

10月，广东当局将独站街头悼念六四的张五洲判刑两年半。 12月，四川法院将八九民运参与者及维权人士陈云飞判刑四年，他曾因组织为六四死难者扫墓仪式在2015到2019年入狱服刑4年。另一位八九民运参与者及著名维权人士黄琦则以“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于2019年被判刑12年。

5月，北京当局放宽市内各大学的新冠疫情管制措施，以防各校针对防疫措施的抗议活动与六四挂钩。当局并以防疫为由，在5月25日至6月15日期间暂停天安门广场的当日预约参观服务。

中国当局还试图恐吓流亡海外的八九民运学生领袖。 3月，美国司法部查获五人作为中国政府特务对在美异见人士进行跟踪及骚扰，包括正在参选美国众议员的八九学运领袖熊焱。

中国政府长期漠视国内外要求为六四伸张正义的呼声，欧盟与美国的部分制裁措施也随着时间削弱或失去作用。国际社会针对六四屠杀及后续镇压缺乏持久且协调一致的应对，是导致北京日益明目张胆侵犯人权的因素之一，包括对新疆约一百万突厥裔穆斯林的大规模拘押，以及强行在香港实施压制基本自由的国家安全法。

在六四屠杀之前，自1989年4月起，中国学生、工人与各界人士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及各大城市以和平集会要求言论自由、责任政治和终结腐败。 1989年5月下旬，抗议活动转趋激烈，政府宣布戒严。

6月3日至4日，人民解放军士兵向和平示威者及路人开枪，死伤不计其数。北京部分市民为反击军方暴行而攻击军方车队、焚烧车辆。已故的人权观察中国部研究员罗宾・芒罗（Robin Munro）如此记述翌日景象：

令我惊恐的是，当我转身⋯⋯我看到成千上万的解放军士兵占据了台阶上的每一吋空间⋯⋯人民大会堂的宽阔台阶覆盖着人海般的部队，按兵不动⋯⋯大屠杀的现场基本上在广场之外。在市内其他地区，北京市民为了保护他们的学生，也为了捍卫他们自己在此前关键数周中形成的公民自豪感和公民意识，不惜拼死奋战。

杀戮之后，中国政府实施全国扫荡，逮捕数千人，控以“反革命”和纵火、扰乱社会秩序等刑事罪名。

中国政府从未承认应为屠杀负责，也没有任何官员因杀人而受法办。政府一直不愿开展调查，也没有公布死亡、受伤、强迫失踪或入狱的人数。天安门母亲纪录了北京及其他城市在镇压民运期间遇害的202人详情。

作为多份国际人权条约的缔约方，以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现任成员，中国有责任“维护人权的最高标准” ，中国政府应当立即针对六四屠杀采取以下措施：

尊重言论、结社与和平集会自由权，停止骚扰和任意拘禁对有关六四官方说法发出质疑的人士； 会见天安门母亲成员并向其致歉，公布所有死者的姓名并给予死难者家属适当赔偿； 允许对六四及其后续事件进行独立调查，并迅速发表调查发现与结论； 允许因涉及八九民运流亡的中国公民不受阻碍返国；以及 调查所有策画或下令对示威者非法使用致命武力的政府和军方官员，并予以适当起诉。 “六四事件三十多年来有罪免责，促使中国领导人放胆实施危害人类罪行，” 王亚秋说。“随着北京受害者的名单不断加长，各国政府及联合国应为天安门母亲及许许多多其他人追究责任、伸张正义。”

中国：应释放维吾尔学者的学生们

新近外泄名单包含曾受教于伊力哈木・土赫提的7名囚犯

Share this via Facebook Share this via Bluesky More sharing options Click to expand Image 伊力哈木・土赫提的学生，上排左起：穆塔力浦・伊明、帕哈提・哈力木拉提、阿提克木・如孜；下排左起：肖克来提・尼加提、阿可拜尔・依明、罗玉伟。 © 2022 私人提供 （纽约）－人权观察今天表示，中国政府应立即释放所有仍被监禁的维族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的学生。 2021年12月流出的一份官方名单显示，名单上七名学生中的六人在2014年12月被判刑，刑期介于三年半至八年之间。虽然他们可能都已服满刑期，但仍未明确是否获释出狱。

伊力哈木・土赫提现年52岁，从1994年开始撰文评论中国新疆维吾尔人面临的社会问题，2014年1月以“分裂国家”罪名被捕，经过完全违反正当程序的审判被判处无期徒刑。

“中国在新疆的严厉镇压，令人极度担忧这七名学生仍然受到某种形式的拘押或迁徙限制，” 人权观察中国部高级研究员王松莲说。“中国政府应立即恢复他们的自由与权利。”

伊力哈木・土赫提及其学生的审判，发生在中国政府针对新疆1,100万突厥裔穆斯林启动暴虐的“严厉打击暴力恐怖活动专项行动”的同一年。当局在2016年底将这一行动升级，任意拘留超过一百万维吾尔人及其他突厥裔穆斯林，将他们关进 “政治教育”营或正式的监狱、看守所。

根据人权观察、新疆受害者数据库及其他组织先前纪录，在严打行动期间，有些人原本应从监狱释放，却在出狱后不久或立即再次被送进政治教育营或监狱。

前述七名囚犯都是伊力哈木・土赫提在中国中央民族大学的学生，或在他管理的《维吾尔在线》网站担任志愿者，包括：阿卜杜凯尤木・阿卜力米提（Abduqeyum Ablimit）、帕哈提・哈力木拉提（Perhat Halmurat）、阿可拜尔・依明（Akbar [或Ekbar] Imin）、穆塔力浦・伊明（Mutellip Imin）、肖克来提・尼加提（Shohret Nijat）、阿提克木・如孜（Atikem Rozi）和罗玉伟。根据此次外泄名单，七人中的五人于2014年12月7日以 “分裂国家罪”被判刑：

阿卜杜凯尤木・阿卜力米提（Abduqeyum Ablimit），1990年出生，被判刑3年6个月。他被关在新疆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的新疆第六监狱（又名新收犯监狱），刑期应已于2017年7月17日执行完毕。 帕哈提・哈力木拉提（Perhat Halmurat），1988年生，被判刑8年，关在吐鲁番监狱。他的刑期应已于2022年1月14日执行完毕。 阿可拜尔・依明（Akbar (or Ekber) Imin），1981年生，被判刑5年，关在乌鲁木齐的新疆第三监狱。他的刑期应已于2019年1月14日执行完毕。 穆塔力浦・伊明（Mutellip Imin），1988年生，被判刑7年。他被关在新疆第一监狱。他的刑期应已于2021年1月14日执行完毕。 肖克来提・尼加提（Shohret Nijat），1987年生，被判刑7年。他被关在吐鲁番监狱。他的刑期应已于2021年1月14日执行完毕。 他们之中唯一的女性是阿提克木・如孜（Atikem Rozi），生于1991年，同样以 “分裂国家罪”于2014年12月22日被单独审判，处刑4年。她被关在新疆女子监狱，刑期应已于2018年1月16日执行完毕。她身穿囚服、说维语的一小段画面曾出现在中国政府2021年4月发表的一支宣传影片当中，该片旨在证明维吾尔人容易受到 “激进分离主义思想”的影响。这一小段影像是当局自2014年至今唯一披露有关这几名学生近况的资讯。

此次外泄名单中没有任何关于罗玉伟的资料。他是这些学生中唯一的非维吾尔人，同样于2014年12月受审。

这份名单提供了自2014年底以来有关这些学生的最详细信息，他们的庭审和宣判在当时都没有对外公开。伊力哈木・土赫提的代理律师刘晓原和李方平当时对媒体表示，这些学生被控分裂国家，分别判处3年到8年不等的徒刑。但他们并未掌握每位学生的具体量刑详情。刘晓原和李方平是通过这些学生的代理律师获取相关讯息。

中国政府从未公布这些学生的量刑资料。在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文书数据库中搜索这些学生的姓名，没有得到任何结果。

这份外泄名单——制作于2015年——纪录18,000多名因政治或宗教罪名判刑的新疆维吾尔人的详情，包括姓名、性别、民族、出生年月日、身分证号码、住址、被控罪名、宣判日期等等。匿名消息来源自称“反对中国政府治疆政策的中国汉人”，于2021年12月将这份18,000名囚犯和另一份10,000名囚犯的名单以电子邮件寄给新疆受害者数据库。

新疆受害者数据库——自2018年9月起专门纪录新疆民众遭拘留、强迫失踪或其他人权侵害案件的网站——已对名单做过查证。该数据库表示，这份外泄名单当中的细节与他们收集的其他资料吻合。名单中1,500人的现况先前已由该数据库做过纪录。大约20人的部分个人资料或拘押地点，与先前未曾公开发布的纪录一致。

伊力哈木・土赫提的女儿菊尔・伊力哈木表示，他的家属从2017年初以后就不再获准探监。这位知名学者于2006年创建《维吾尔在线》中文网路论坛，提升对维吾尔族面临各种问题的意识，促进维吾尔族和占多数的汉族中国人之间的对话。中国当局经常骚扰他，对他进行长期监视，禁止他授课，还不时将他软禁。官员于2013年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将他逮捕，当时他正要启程前往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担任访问学者。他在次年出庭受审。

中国政府长期对新疆维吾尔族实施高压政策。 1990年代，为加速新疆与中国整合，当局开始鼓励汉人移民，在当地推动经济开发和矿产开采。这些政策没有征询维吾尔族的意见就径行实施，造成维吾尔族被边缘化，对中国政府的不满日益升高。维吾尔族还面临着遍及中国各地的官方歧视。被监禁的学生之一，如孜，曾为文记述自己因为民族身分被拒发中国护照的经验，2012年得到中国官方小报《环球时报》报导。

人权观察表示，中国政府对维吾尔族的大规模侵害从严打行动开始变本加厉，已经达到危害人类罪的程度。凡是被当局认为威胁国家安全，或者思想上带有当局所谓“思想病毒”的人都受到迫害，被关进政治教育营接受惩罚和长期监禁。

“数十国政府和联合国人权专家都曾抗议北京针对维吾尔族的残暴罪行，” 王松莲说。“他们现在应当施压，要求说明这些学生是否已经出狱，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就应呼吁立即释放他们以及伊力哈木・土赫提。”

北京的绿色铁拳

环境政策如何成为国家钳制工具

发表于: The Breakthrough Institute Share this via Facebook Share this via Bluesky More sharing options Click to expand Image 中国北京故宫博物院陷入空气污染的雾霾之中，2021年11月5日。 © Photo by Sheldon Cooper / SOPA Images via AP Images 气候危机是一场大规模的人权危机，为了缓解这一危机，世界需要中国政府采取紧急行动。但北京是否能够在不进一步侵犯人权的情况下减少对环境的损害？我们有理由忧虑。

看看临汾的故事吧。临汾是山西省的一个地级市，它是中国最大煤炭产区之一。作为全国大气污染防制行动的一部分，当地政府在2017年颁布了燃煤污染防治规定，将某些地区指定为禁煤区，自2018年该条例生效实施后，凡非法燃煤可处人民币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

2019年12月，《新京报》记者到当地一个村庄调查上述规定对居民的影响。他们发现，虽然地方政府试图以免费安装天然气暖炉来缓和禁用煤炭的冲击，但村民大多无力负担燃气费用。以一位六旬男性为例，他告诉记者，若要让家中足够温暖，每个月要花人民币2千元——整年下来将远超过他2千至3千元的年收入。因此，他只好每晚睡在做饭的灶台旁边，靠着余温入眠。

若发现村民私自烧煤，检查员会没收炉具，甚至拘捕违规人员。官员有时还趁家中无人，翻墙进屋搜查燃煤设备。

尽管空气污染确有下降，但这些规定对那些无力负担取暖费用的家庭所造成的直接损失，除了在官方严控的中国媒体与网路上见到几篇经过审批的报导以外，几乎无人关注。临汾个案具体说明了中国政府正在推行的那种环境治理模式：一种自上而下、有计画地忽视和剥夺人民权利的措施，并利用监控技术确保国家控制。然而，这个故事基本上被遗忘了。

面对全球暖化的重大挑战，许多人热切期盼中国——迄今世界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能够大幅减少排放。 2021年，一批环保团体要求美国总统拜登“摒弃在美中关系上占主导地位的对抗途径”，以便争取中国政府在气候变化方面合作。北京近期的相关承诺令人更充满期待。在2021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承诺“力争二氧化碳排放2030年前达到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他并宣告中国不再 “新建境外煤电项目。”在11月的COP26气候峰会上，中美两国宣布就减缓气候变化措施加强合作，包括减少甲烷排放、保护森林和淘汰煤炭。

但在人们因为能与中国当局就此议题合作而兴奋忘我之前，他们应该深入了解中国当局实际想做什么，及其必然导致的人权侵害。事实越来越清楚，中国政府一直在利用环境议题来巩固政治控制、扩张本身权力，不惜牺牲境内和（越来越多的）境外人权。

在北京的绿色铁拳下 中国政府近年来确实在追踪环境恶化方面取得某些进展。举例而言，北京地方当局自诩在2013到2021年之间将空气污染（PM2.5细颗粒物的年均浓度）降低了百分之63，被美国总统欧巴马气候变化特使办公室中国事务顾问卫凡斯（David Vance Wagner）誉为“十年前几乎无法想像的非凡进步。” 根据发表在《自然论丛：地球与环境》（Nature Reviews Earth & Environment）的一项研究，到2020年为止，中国的“碳强度已较2005年水平下降百分之48.4，即将达成国家适当减缓行动和国家自主贡献所定下的目标”——这是一项重大进展，尽管新冠疫情肯定发挥了极大作用。

但这一进展有其人类成本，而且往往是由最弱势者承担最大部分的直接损害。

举例来说，过去十年为缓解高度污染，当局在北京、天津及其外围的河北省一刀切关闭了无数工厂。中央政府在全国受影响地区为煤炭工人安排新职或提供职训、并在转业期间给予补助的计画，至今未做有系统的成效评估。然而，根据一项研究报导，来自京津冀地区的传闻证据显示，当地产业转移已导致失业率升高。根据该研究对一名当地利害关系人的访谈，受到冲击最严重的大多是“低教育程度、低技术且没有保险”的劳工。

其他研究所见略同。有一项研究发现，在高污染行业占当地GDP百分之40的河北省邢台市，因产业转型被解雇的工人当中有百分之37没有找到新工作。河北宣化国有企业宣化钢铁厂停产后，在2021年9月前解雇了全体员工——占当地全部人口的三分之一。其中一名受影响劳工在微博发帖说，被解雇劳工“如鱼在砧板，无助可怜”，极需官员关注。

为了让生活在北京市内的人们享受更洁净的空气，北京周边地区的居民承担了绝大部分的代价。“为了北京的蓝天，为了环保，有多少河北人失业在家，河北人牺牲了这么多却还是被北京忘了，” 一位网民在微博贴文说。

中央政府在发展清洁能源方面，采取的是跟关闭污染源大致相同的战略。在今年2月2022北京冬奥开幕之前，中国老早就承诺全程使用可再生能源。近年来为达此目标，崭新的风电和太阳能项目在北京近郊建设起来，不只为奥运会，也要为整个北京提供清洁能源。但有报导指出，当局为建设基础设施将大量居民逐出家园，强迫他们接受对失去土地和收入的不充分补偿。抗议者遭到拘留甚至刑事控告。

以河北省保定市的黄郊村为例，当地官员要求农民以微薄租金将土地租给一家国有企业，建造一座占地广衾的太阳能产业园区。 “同一块地拿来种玉米，我们能多赚一倍以上，”一位龙姓村民2021年12月告诉法新社。 “现在土地没了，我只能靠打临工勉强糊口。”龙家因为太阳能农场失去了一半以上的田地， “他们的收入太少，冬天只能烧玉米壳和塑胶袋取暖，”记者写道。龙姓村民因为抗议这样的安排而以 “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名入狱九个月。

对北京来说，这一切可能被视为成功的代价。官方《河北日报》去年12月报导说，河北全省所有农村都已改用清洁能源取暖。但很多人认为得不偿失。在微博上，不少当地居民愤怒抱怨买不起天然气供暖： “年年过冬年年挨，呜呼哀哉！” “恶心恶心那恶心，都快冻死人了” “清除穷人后［国家就］国际化了，是我们不配［活着］了”。

绿色监控 土地征收问题、劳工转业困难以及清洁能源价格昂贵，或许可说是所有国家为减少温室气体都无法避开的挑战。但并非所有政府都会利用这些问题作为加强控制的契机。

利用技术监控人民生活的各个面向，以确保所有法令获得遵守，是中国式治理的基本要素。人权观察广泛记录了当局不相称、不透明和歧视性的监控操作，它们侵犯了中国十几亿人民的隐私。由于缺乏司法独立，中国人民几乎没有能力抵制政府的监控或寻求救济。

可想而知，中国政府也利用其强大的监控力量来执行环境法规，进一步扩大监控范围，强化国家对人民生活的渗透。例如，武汉当局在武湖架设禁捕监管智能化系统，配备高画质监视器和无人机，缉捕非法捕鱼人员。据《长江日报》2021年9月报导，系统侦测到一名男子偷钓后，当局在三分钟内赶到现场，没收了他的渔具。“无论刮风下雨还是浓雾，只要有人，就会被系统发现，” 记者打趣说。在其他地区，湖北省生态环境厅报告称，该省到2018年底已安装4,336台监控摄影机，用来侦测农民燃烧“秸秆”。 （作物收割后焚烧残余茎叶，是空气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的来源之一。）

以无人监控来执行捕鱼和烧茬禁令不一定有问题；美国也以这种方式取缔超速。但中国不同之处在于，当局设置这些高科技监控系统，却没有说明收集数据的范围、共享或存储数据的方式以及是否用在超出法律许可的目的，而且被监控人无法申诉。

上海2019年实施的垃圾分类回收规则，可作例证。许多市民面对严格而复杂的分类规则感到十分沮丧，有学者称之为“环境独裁制度”。地方当局使用各种“妙招”，例如安装小型录影监视器、打开垃圾袋翻查快递单和外卖单、采用刷卡才能投放指定垃圾箱的智能卡，以便监控居民的垃圾倾倒行为。当局表示，监控系统不仅可以抓出不遵守垃圾分类的人，还可以侦测社区中的其他“异常情况”。“如果某户居民投放量特别大，［我们］可查看房屋是否有［违法的］群租现象， ”一位社区物业的党支部书记说。在北京和杭州某些地区，垃圾桶的盖子配备了人脸识别技术。

这些监控系统都是中国政府为塑造社会行为而长期发展的“社会信用”体系的一环。这个体系会奖励自然人和法人的良好行为，惩罚其不良行为。目前整个体系仍然高度分散而且分布不均，主要被各地政府当局用来执行其政策优先事项。在常州和贵阳，遵守垃圾分类是良好 “社会信用”的标准之一。在上海，若没做好垃圾分类可能不利就业与贷款申请。

扼杀公民社会 除了监控之外，中国对绿色发展的承诺还涉及到严格限制公民和民间团体的相关言行。政府似乎有意垄断环境知识的生产和政策的执行，不容许任何异议。

由于习近平政府对公民社会的严厉控制，世界各地要求采取更积极气候行动的游行示威几乎不可能在中国发生。多年来，当局一再镇压环保抗争，逮捕了数十名环保维权人士、举报者、记者和相关公民。社交媒体上披露环境恶化场景和有关当局失职的帖子悉遭删除。

再举一例，2018年起，警方一再骚扰青少年气候运动者欧泓奕。她多次发起单人抗议行动，学校为避免因她的行动惹来当局关切而不让她继续上课，促使她最终离开中国。 2021年9月，宁夏法院将环保人士李根山判处四年半有期徒刑。李热衷保护濒危动物，曾因举报内蒙古沙漠遭排放污水而闻名。 2021年12月，江西法院以 “扰乱社会秩序罪”将三名抗议工厂污染的村民判处缓刑。

中国政府也收紧了对非政府组织的监管。自 2017 年限制境外非政府组织活动的严厉新法生效以来，许多曾与境外捐助者和团体合作从事能力建设和议题倡导的中国环保组织被迫解散。仍继续运作的团体不得不小心翼翼，一面对政府措施表示支持或提供建言，一面巧妙地加以批评。他们不会总是成功。 2021年11月，上海仁都渡海洋公益发展中心因为公布海洋污染数据高出官方数字数倍，遭当局指控非法接受境外资助收集敏感海洋数据。

北京如此举动让公民社会和环境都受到损伤。李逸飞和夏竹丽（Judith Shapiro）对过去20年中国大型“走向绿色”项目的研究表明，环境监管工作在结合公民社会参与时最为有效： “与直觉相反，国家主导的环境保议主义在追求保护生态和良好治理方面的成功，依赖的不是强大的国家机器，而是国家权力的制衡机制。封闭的、受使命驱动的国家总是事倍功半，开放、协作且适应性强的国家才能稳操胜券。”然而，习近平对公民社会的加紧镇压，使得国家与非国家行为者合作的可能性日益渺茫。

“洗绿”对社群的犯罪 在中国的边疆和境外，中央政府的绿色行为变得更加极端。

在西藏，从2000年代初以来，政府以扶贫、环保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名义，将至少180万藏族游牧民迁入强迫安置在定居房舍。对于这项彻底改变他们生活方式的政策，藏人不但无法参与规画，也无法挑战政策实施，因此造成的损失只能得到微乎其微的补偿。尽管越来越多的生态证据表明，原住民管理和畜群流动具有保护草原碳汇的重要作用，前述政策仍然照常实施。

一些藏族人告诉人权观察，他们认为迁移和 “改造他们村庄的目的，一部分是为了加强中国政府对藏人的控制，而藏人早已面临以打击民族分裂主义情绪为名，在政治、宗教和文化表达方面的严厉限制。”同样地，当局于2020年以防治空气污染为由，禁止在西藏拉萨一座重要寺院外举行的燃烧杜松树枝等烟供仪式。当地居民认为这是进一步收紧对宗教活动限制的举措之一。此外，西藏著名环保人士和慈善家嘎玛桑珠（Karma Samdrup）于2010年被捕，以莫须有罪名判刑15年。嘎玛桑珠的弟弟仁青桑珠（Rinchen Samdrup）同样从事环保活动，也在 2010 年被判处5年徒刑。

中国对待新疆的方式，也有环保主义的因素。一般认为，应对气候危机需要全球从化石燃料转向可再生能源。中国主宰着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供应链，从能源矿产到风电涡轮机、车用电池和太阳能板的制造。而这是以人权为代价的。

新疆，中国西北1300万突厥裔（维吾尔）穆斯林居住的地区，生产占全世界供应量百分之45的多晶矽，即制造太阳能板的主要材料。根据多方指控与报导，当地也是中国当局实施危害人类罪行最严重的地区，包括大规模任意拘禁、酷刑、大规模监控、文化与宗教迫害、拆散家庭、强迫劳动和性暴力。关于维吾尔强迫劳动与太阳能产业的全面研究揭示，主要太阳能企业全都得益于至少一部分的强迫劳动，包括中国政府以 “劳动力转移就业”名义由新疆各地转来的工人，其参与者必须经过旨在灌输效忠中国共产党思想的培训。 2021年6月，美国政府基于对供应链上强迫劳动的疑虑，禁止从新疆进口一部分太阳能产品。

这是不足够的。中国占有全球稀土产量近百分之70，稀土中的多种元素是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必要原料，但价格高昂，而且提炼过程必须使用潜在有毒化学品。但据新闻报导指出，这些金属在开采和提炼过程中通常没有充分保护开采人员。长期接触这些金属可能导致严重健康风险，包括癌症、中枢神经系统损伤以及心血管与呼吸系统问题。采矿废弃物也会对周遭居民产生有害影响。

中国的威权主义式环境治理也正在迈向全球。该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即2013年启动、涵盖70余国的一项兆元基础建设与投资计画，已经遭到环境保护措施不足的批评。近年来，中国政府已更加强调“一带一路”项目的可持续性，但即便绿色“一带一路”项目也常被质疑侵犯人权。

许多由中国政府出资兴建的大型水电站，尽管常以环境清洁与可持续能源为标榜，却造成原住民社区遭圈地迫迁而饱受批评。在柬埔寨和几内亚，人权观察纪录到桑河下游二级（Lower Sesan 2）水电站和苏阿皮蒂（Souapiti）水电站工程导致成千上万民众的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遭到侵害。

2021年12月，巴基斯坦数千民众抗议中国兴建瓜达尔港（Gwadar Port）。当地居民表示，这一港口项目被中国政府描绘为绿色产业发展的“明珠”，却破坏了他们赖以为生的渔业生态系统和海洋生物多样性。

操作绿色杠杆 北京很清楚它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的关键角色，而且加以利用。一方面，北京不断表现出对国际合作的热情。今年 1 月，习近平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的讲话中敦促各国 “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并表示中国 “愿同各方携手合作”促进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据中国外交部表示，中美在气候变化等具体领域的合作 “与整体的中美关系息息相关”。换言之，北京有意以气候变化合作为饵，在贸易和领土争端等重要议题上要胁其他国家。

在许多不同事件上，北京已摆明不惜利用包括与能源有关的经济安排，来争取它认为更重要的政治目标。 2010年，为应对中日领土争端，中国暂停向日本出口稀土。 2019年中美贸易战期间，习近平视察全球最大稀土供应商金利永磁公司，提醒世界留意中国对这种具重大经济利益材料的垄断。 2020年，尽管国内电力短缺，中国政府仍决定暂停进口澳大利亚煤炭，以回应堪培拉要求世界贸易组织对新冠病毒起源及其他政治不当作为进行调查。立陶宛中国贸易协会指出，在2021年两国就台湾问题发生争执期间，中国国有能源企业与立陶宛在可再生能源方面合作的兴趣突然“冷却”。各国应将这些事件引为前车之鉴——特别是为转型到清洁能源而依赖中国原料供应的国家，或对中国净零排放承诺给予全力赞扬的国家。

气候危机对全球人权构成了巨大而前所未见的挑战。作为世界最大排放国，中国既扮演关键角色，也负有人权义务，应致力减少导致气候变化的温室气体排放。但这应当意味以不造成中国各地人民权利受摧残的方式加以执行。人民可以不必冻僵就得到清洁空气；居民不应只为丢个垃圾就被迫交出生物识别数据；没有人应该为了向全球市场供应太阳能板而被强迫劳动——这样的交易不该存在。

相反地，中国政府应以尊重人权的方式实施其重大且急需的气候行动，全球环境运动则应要求中国与其他国家共同负起适当的责任。关于与中国当局进行气候变化合作的讨论皆应以此为基准。

中国外交官企图利用联合国掩护新疆罪行

全球机构应拒斥北京虚假说法

 阿克夏亚・库马尔 危机倡议部主任 AkshayaSays AkshayaSays

Share this via Facebook Share this via Bluesky More sharing options Click to expand Image Police officers check the identity cards of a people as security forces keep watch in a street in Kashgar, Xinjiang Uyghur Autonomous Region, China on March 24, 2017. © 2017 Thomas Peter/Reuters 中国政府正面临来自四面八方的负面新闻，抨击其对新疆自治区维吾尔族和其他突厥裔穆斯林的有计划迫害。记者不断揭露新疆强迫劳动和全球供应链的关联，从人发制品、蕃茄酱到太阳能。 《经济学人》杂志也用封面故事处理这一议题，称之为“在全世界范围内攻击人权的最严重案例”。作为反击，中国政府竟无耻地企图利用联合国掩饰其恶劣行径。

在写给《经济学人》编辑部的信函中，一名派驻伦敦的中国高级外交官表示，中国政府的治疆政策符合“多项国际反恐怖主义文件所揭橥的原则，包括《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但不用说也知道，没有任何一条联合国反恐原则会支持对上百万人实施监控、拆散家庭、大规模任意拘押和强迫政治再教育，像新疆现在这样。

通过将联合国拉进这场辩论，中国政府正在加大力度将镇压突厥裔穆斯林塑造成反恐行动，而且企图以多边主义的合法性掩饰其大规模罪行。过去，联合国最高层官员常常不情愿对中国政府将其行为描述为反恐发出质疑，或要求中国关闭新疆拘留营。但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向中国政府的路线屈服。联合国成员国和人权专家越来越敢于挑战北京的人权记录。尽管中国政府曾在新疆面临零星暴力袭击，但负责任且尊重人权的反恐对策绝不包括任意拘留一百万人。事实上，中国引用的《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不但强调了维护人权的必要，而且警告违反人权与法治只会助长恐怖主义。

联合国秘书长将在下个月就联合国反恐战略进行检讨，他应该严正表明不容联合国原则被当作骇人镇压的遮羞布。否则，他将会鼓励像中国这样无耻的政府继续滥用联合国语言来合理化它们的暴行。

中国：一名藏族妇女监禁中死亡

两人因寄钱到印度被捕

Share this via Facebook Share this via Bluesky More sharing options Click to expand Image Lhamo © Private （纽约）- 人权观察今天表示，中国当局应调查一名西藏妇女在监禁中死亡的案件，并释放其遭不当逮捕的表亲。西藏自治区那曲市比如县牧民拉姆（Lhamo）于2020年8月由公安拘留所转送当地一所医院后不久过世。对其表亲丹增塔巴（Tenzin Tarpa）的控罪应立即撤销。

今年6月，在比如县恰则乡从事药草和土产买卖的39岁贸易商塔巴，显然因为给住在印度的家属或其他藏人寄钱的通常行为，遭当局逮捕。两天后，36岁育有三名子女的拉姆显然也因同样罪名被捕。她在被捕前健康良好。她的家属在8月间被叫到该所医院，发现她遍体麟伤而且不能开口说话。她在两天后过世，遗体被立即火化，无法验尸。

“藏族牧民拉姆之死，是中国官方拘押下显然酷刑致死的最新案例，” 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说。“西藏自治区当局应为严重侵犯人权负责，包括任意拘押、酷刑虐待与剥夺生命权。”

尽管向国外寄钱不是中国法律上的正式罪名，但当局一向把境内外藏人互相联络视为 “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Click to expand Image Tenzin Tharpa © Private 人权观察表示，这些案件也反映出藏人长期遭受中国政府的不当对待。僧人还俗的塔巴是2012年被官方逐出四川藏区喇荣寺五明佛学院的大批僧尼之一，并从那时起就成为地方当局的怀疑对象。塔巴为恰则乡儿童创办了一所藏语学校，但被当局指为“非法”而加以关闭。后来他办起一家土产贸易公司，生意兴隆。

由于中国政府极力限制国内少数民族通讯，类似拉姆和塔巴这种案件的报导通常无法传达国外。比如县尤其如此，当地2013到2014年的和平抗争遭地方政府强力镇压，居民基本自由受到的限制在附近地区无出其右。

根据联合国大会制定的标准，对于所有监禁中的死亡案件均应“立即公正而有效地调查此类事件的背景和原因”。正如联合国法外处决、即审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指出，基于当事人受到监禁以及政府维护与尊重生命权的义务，国家负有推定责任，因此相关政府必须积极提供证据以免除国家的推定责任。若不能证明非其责任，相关政府便有义务对死者家属提供赔偿。

中国政府也有处理监禁中死亡的规则。按照规定，公安机关应当对死亡原因“立即开展”调查，包括封存和查看监控录像、询问同监室在押人员、医生和民警以及其他措施。

联合国人权专家6月发出集体声明，强调对中国政府各种人权侵犯进行独立调查的必要性。他们对中国未尊重人权及遵行国际义务表示严重关切，并建议成立一个公正且独立的联合国调查机制，“鉴于情况的紧迫性”，对发生在香港、新疆和西藏的暴行进行监测和报告。

“数十年来，中国官员一向不必为无理拘押和虐待人民负责，就算致人于死也不例外，” 理查森说。“人权侵犯当然不能依赖这些官员来追查，因此迫切需要由联合国人权专家开展独立的国际调查。”

新疆营商环境‘不可持久’

允许审計员、人权调查员访问是关键

Share this via Facebook Share this via Bluesky More sharing options Click to expand Image Workers amidst massive piles of cotton in China's Xinjiang province. © 2015 Imaginechina via AP Images 推动棉花可持续种植及负责任采收的民间组织良好棉花发展协会（Better Cotton Initiative，良棉会）上周宣布终止在新疆的一切活动。中国西北部这个地区的数百万突厥裔穆斯林正遭受人权侵犯，包括强迫劳动的高度风险。

良棉会总结说，新疆是“一个日益难以维持的运营环境”。这正呼应了其他独立审計业者和知名品牌商的近期决策。 9月，成衣巨头H&M因为“强迫劳动和歧视宗教少数民族”的顾虑，终止与一家新疆间接供应商的关系。几天后，代理各大厂牌对其新疆供应链进行审计的五家公司——Sumerra LLC、Bureau Veritas SA、TÜV SÜD、RINA SpA和Worldwide Responsible Accredited Production——也宣布停止在新疆提供相关服务。

去年3月，良棉会已暂停部分业务，包括停止认证农户、中止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合作关系，后者是作为新疆高压统治一环的特殊军企合体机构。

企业供应链的人权侵犯应受到监督，并采取预防或救济措施，以符合联合国《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但对于在新疆运营的公司而言，愈来愈难做到。那里的中国当局阻挠独立调查是出了名的。业者偏重凸显其创造就业的正面影响，尽管越来越多迹象显示当地普遍使用强迫劳动，但他们大多声称审計员并未找到有力证据。

但是，情况可能正在起变化。随着审計员渐渐不愿到新疆工作，主要品牌为了维护商誉开始切断与当地连带，还有几个国家的国会议员正在考虑立法禁止进口可能涉及强迫劳动的商品。

成衣品牌可以加入旨在抵制强迫劳动的全球联盟。在新疆做生意的外国公司应该要求中国当局，不仅要允许独立审計工作，而且应该顺应持续增长的国际压力，允许联合国人权调查员到当地自由访问。在考虑重返新疆之前，审計员和各公司应当直接而自由地听取当地突厥裔穆斯林说明强迫劳动和其他人权侵害，以及一个“不可持久”的运营环境确实存在。

中国当局企图‘解放’西藏信教者

最新政治教育运动指向宗教

Share this via Facebook Share this via Bluesky More sharing options Click to expand Image Hedong Village in Xumai Township,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launches the "Four Stresses and Four Loves" teaching, September 11, 2020. © 2020 Sunshine Tibet/WeChat 中国共产党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吴英杰近日造访自治区东部城市昌都，庆祝该市“解放”——指人民解放军1950年10月在此地击败西藏军队——70周年。在一篇介绍北京现行治藏政策的讲话中，吴英杰重点强调要消除达赖喇嘛对西藏境内佛教的一切影响，“教育引导信教群众，把信仰宗教与生活区分开来、把信仰宗教与分裂破坏活动区分开来、把信仰宗教与十四世达赖区分开来、把信仰宗教与过好今生幸福生活区分开来”。

根据中共最新的西藏宗教政策，在官方驻寺工作干部的管理之下，佛教僧尼必须坚守“四项标准”——除了具备宗教造诣，还必须“政治上靠得住、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时起作用”，所谓“关键时”就是民间爆发抗议时。相对地，吴英杰所讲的“四个区分”则是广泛针对一般藏族居民，按中共术语就是“信教群众”。

批判宗教正是目前在农村、街道、学校和工作场所推行强制政治教育的主题。它所要灌输的讯息是，藏人应当重视“眼前享有的幸福生活”，而非遵循宗教指导，一心为来世作准备。这被称为“引导民众理性看待宗教”，尤其是奉献和仪式造成的“浪费”；同时提醒藏族百姓，他们能过上“幸福生活”应该感谢的是党和习近平主席，不是喇嘛们。

吴英杰的“四个区分”不仅意谓普通的藏族信教者必须拒斥他们的精神领袖，甚至还意谓他们的宗教信仰不得影响到日常生活或社交活动。虽然党仍坚称其“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永不改变，但前述各种要求已使其信誉扫地。当局所谓的“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就是要求宗教自由逐步屈服于政府的苛刻要求。尽管“解放”已经70年，中国政府却较以往更加把藏族百姓的态度与信仰视为对其统治地位的威胁。

新疆有谁感到‘幸福’？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忽视系统性人权侵犯

Share this via Facebook Share this via Bluesky More sharing options Click to expand Image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speaks during an event to honor some of those involved in China's fight against Covid-19 at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in Beijing, September 8, 2020. © 2020 AP Photo/Mark Schiefelbein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周如此形容其政府治理新疆的政策：“完全正确”。实际上，在中国西北的这个地区，1,300万维吾尔族和其他突厥裔穆斯林正持续遭受骇人压迫。

北京一再向世界编造有关这个地区的谎言——起初否认“政治教育”营区的存在，继而声称这些拘留所是自愿性的“职业培训”设施，然而又说所有人都已“结业”。因此，前述在共党会议上发表的最新说法，值得加以高度怀疑。

首先，中国当局自诩为该地区带来了安宁。但其在新疆的高压策略不该跟安全混为一谈。借着“严打”被中国空泛定义的“恐怖主义”之名，有关当局实施了可怕的集体惩罚：一百万突厥裔穆斯林遭到长期任意拘押、洗脑以及经常性的强迫劳动，其他1,200万人则受到普遍的国家监控、文化抹杀和对伊斯兰教的妖魔化。

其次，中国当局自称恪守“开放透明”。虽然中国政府曾经允许记者和外交官前往当地，但这些访问都受到高度限制——从头到尾都有政府官员陪同或尾随。独立观察者无法在不担心报复的情况下访谈人权侵犯受害者和见证人，甚至普通民众；访客只能看到当局希望他们看到的东西。更残酷的是，该地区遭到封闭，不让身在国外的突厥裔穆斯林寻找被切断联系多年的家属——包括他们的子女在内。

最后，在不断累积的国际压力下，北京终于表示欢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Michele Bachelet）访问新疆。但这项邀约根本是骗人的：巴切莱特——按照联合国进行国家访视的一般准则——提出全面不受限制访问新疆的要求已超过1年半，仍未获得中国政府同意。北京所谓 “欢迎”人权高专不过是虚晃一招。

倘若新疆的“幸福感”真的像习近平向党员们描述的那样“不断增强”，应该没有理由限制独立国际调查员、突厥裔穆斯林侨民或任何人前往访问。习的说法纯粹是为了阻挠对一个强国政府持续侵犯人权的行为展开调查，大家千万不要上当。

中国科技业者助长北京压迫

科技难题 — 中参馆对话

发表于: ChinaFile Share this via Facebook Share this via Bluesky More sharing options Click to expand Image A logo of a smartphone app TikTok is seen on a user post on a smartphone screen on Monday, September 28, 2020, in Tokyo. © 2020 AP Photo/Kiichiro Sato 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政府有关中国科技业者的决策应该立足于人权考量，包括该业者对全世界人权的影响——不仅是对其本国公民。

中国业者腾讯（微信母公司）和字节跳动（TikTok母公司）在助长和巩固中国政府对国内的审查、监控与宣传体制方面扮演重要角色。更有愈来愈多证据显示它们正在削弱国外的人权。

字节跳动专为中国用户打造的产品——包括新闻聚合平台“今日头条”、搜索引擎“头条搜索”和“抖音”（国内版TikTok）——全都对中国政府定义的“政治敏感”内容进行审查。例如，凡是提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高层领导人名讳的文章，或维吾尔人上传为其失踪家属呼吁的影片，都会被迅速下架。从2018到2020年中为止，该公司旗下的印尼新闻聚合App也会审查它认为涉及批评中国政府的内容。

通过抖音，字节跳动与中国公安密切合作推广官方宣传影片，掩饰北京在新疆的暴行。字节跳动还与公安部签定协议，共同提升该部在全国的“影响力、公信力”。

同样地，微信代替中国政府对用户进行审查与监控，并在发现“敏感”资讯时将相关用户数据提交当局。有关人们因微信私人留言而遭骚扰、逮捕或判刑的报导不计其数。山西省就有一人因向美国友人传送反政府行动影片而被监禁10个月；也有维吾尔人和西藏人因为用微信分享宗教资料而被判刑。加拿大公民实验室（Citizen Lab）研究发现，微信还会监视中国境外用户，借以建立资料库对中国注册帐号进行审查。

字节跳动和腾讯或许通过协助一般人表达自我而丰富了他们的生活，但这两家公司的成功至少部分缘于积极协助中国政府压制言论。

去年，美国政府制裁了数十家中国科技公司，因为他们在中国人权侵犯中发挥的作用。各国政府在对抗北京以科技为基础的全球审查​​与监控之时，必须采取合法、必要且透明的应对措施，将其对所有用户——非仅中国公民——人权的妨害纳入考量。

要确保中国科技业者为助长人权侵犯负起责任，但不要造成比烂竞赛，也不要危害到一个开放、相容的全球互联网的前景，这需要小心拿捏。但确实有些解决方式的负面效果是比较低的：美国和其他国家应该提供替代通讯工具、资助开源技术，使中国人民更容易避开审查，不致掉进中国业者的审查与监控黑洞。在国内，各国政府则须强化本身的数据保护法规，确保用户隐私不受任何中国或他国公司侵犯。

中国对全球人权体系的影响

评估中国在世界上日益重要的角色

发表于: Brookings Institution Share this via Facebook Share this via Bluesky More sharing options 摘要 中国政府扩大参与各种国际机构，对全球人权体系有好处吗？深入检视中国政府与联合国人权机制的互动、对无人权发展（rights-free development）的追求和对世界各地言论自由的威胁，答案是否定的。在联合国，中国当局试图改写各种规范、操弄既有程序，不仅为了让中国政府行为受到的审查极小化，而且想推及所有国家。关于发展应尊重人权的新规范，本来应该可以给中国政府在「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国内各大发展银行的做法带来启发，但事实上并没有。中国当局现在反而把国内的审查制度推广到世界各地，从学术界到华侨社群再到跨国企业。

本文将详述中国当局用何种方法介入形塑全球规范与实践，并指出各国政府和各大机构如何能够一步步扭转这种趋势，包括组成多边性、长期性的联盟，共同抗衡中国政府的影响。学术机构不但应该研拟更好的政策以揭露与中国政府行为者的来往，而且应该立即加强重视中国学生与学者的学术自由。企业负有人权责任，应当拒绝审查制度。

同样重要的是，不能为了抵制中国政府对人权的威胁而惩罚中国各地民众或世界各地华裔人士，并且应将促进中国境内人权做为首要目标。本文主张，许多行为者未能采取包括前述在内的某些措施，以至纵容中国当局进一步破坏现行的普世人权体系——而且日益感到可以脱卸责任。

导论 近年来，中国政府日益活跃于联合国和各种领域的多边机构，包括全球人权体系。中国批准了多份联合国人权公约（注1），获选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并且支持中国外交官在联合国人权体系内任职。中国还发动了多项可能影响人权的倡议：以促进经济发展的名义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并在社交媒体平台和学术领域中成为举足轻重的全球行为者。

如此以国际体系的超强行为者之姿，在从经济到资讯的广泛议题上展现前所未有的行动力，中国的领导层若能衷心承诺维护人权（虽然不可能），必能带来巨大改变。可惜事实正好相反。 （注2）尤其在国家主席习近平任内，中国政府不但企图让联合国人权机制对中国的审查失去效力，还想让这个机制失去对任何国家的重大人权侵犯追究责任的能力。 （注3）北京日益在世界各地追求不顾人权的发展，并想利用民主国家各种机构的开放性来强推它的世界观、压制批评者。

至关重要的是——特别是对于生活在民主国家，享有政治参与权、独立的司法、自由的媒体和其他完善制度的人们——必须回想国际人权体系为何存在。很简单，正因为政府常常无法保障甚至违反人权，在缺乏救济和问责制度的国家更是如此。人们需要向不受政府直接控制的机构求助。

北京早已不再满足于仅仅在自己国内拒绝人民问责：它现在还想让其他国家也具备这种能力，甚至在那些旨在当国内正义难伸时提供某程度国际正义的国际机构中也是如此。 （注4）在学术界和新闻界，中国共产党不仅企图剥夺在中国境内从事研究或报导的能力，还日益寻求在世界各地的大学和出版社里做同样的事情，对胆敢钻研或撰写敏感议题的作者加以惩罚。中国在其境内长期实施的无人权发展，现在也作为外交工具被运用到世界各地。

北京在新冠肺炎危机中抵制全球公共卫生需求和制度（注5），以及对香港公然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注6），不应被视为异常。这些都是显而易见令人担忧的例子，说明一个不仅蔑视国际人权义务，而且日益试图以可能妨害世界多数地方人权行使的方式改写有关规则的中国政府，将对全人类造成何种影响。中国当局害怕这些权利在海外行使可能直接威胁到中共的执政权，无论是因为批评该党本身，或是根据既有的人权承诺要求北京负起责任所致。

中国与联合国人权体系 今年6月，人权理事会成员国以23票对16票，8票弃权，通过中国提出的“互利合作”决议案。 （注7）这次投票背后经过两年的运作，足以看出北京的目标与战术，即通过既有程序与论述逐步削弱有关规范，最终对人权侵犯的问责造成严重后果。这项工程于2018年首次浮出水面，当时中国政府提出后来被称作“双赢”的决议案（注8），企图以承诺“对话”取代对个别国家问责的概念，同时在人权理事会会议中排除独立公民社会的角色。该决议案提出时，有些成员国曾对它的内容表示忧虑。北京做了微幅修正，加上当时各国以为该决议并无实质作用，使得该案以28票对1票通过。美国是唯一投下反对票的国家。

中国在今年6月提出的决议企图将国际人权法重新定位为国对国关系事务，忽视各国负有保障个人权利的责任，将基本人权视为谈判与妥协的客体，而且毫不期待公民社会扮演有意义的角色。中国在2018年3月提出的决议则企图利用人权理事会的咨询委员会，期待它做出支持该决议的研究。多国使团均曾对此表达关切，但姑且以善意理解该决议，并弃权以等候咨询委员会做成结论。

但中国的意图很快就昭然若揭：它在提交咨询委员会的文件（注9）中称许自己提出的决议兆示了“一种新型国际关系的建构。”（注10）其文件宣称，人权被用来“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毒害了全球人权治理的气氛。”

这绝非巧合：中国一贯反对人权理事会向侵犯人权——即使情节十分严重——的国家究责，而且在前述文件中使用值得警惕的“所谓普世人权”的说法。令人振奋的是，2020年6月有16个国家对这项有害的决议案投下反对票，相对于2018年只有一票反对，可见全球对于中国以强硬手段推动 “合作”的疑虑已在增加。

该决议案仍然表决通过，反映出中国对联合国人权体系构成的威胁。 2017年，人权观察记录到中国操弄联合国审议程序，骚扰、恐吓不只是中国人权维护者，也包括联合国人权专家和员工，它还成功阻挡独立公民社会团体的参与，包括一些并未从事中国工作的组织。 （注11）

2018年，中国接受该国第三次普遍定期审议，即审查联合国所有成员国人权纪录的程序。尽管——或者因为——中国当局从前一次审查就开启对人权的激烈攻势，中国外交官并不仅仅采用过往的某些做法，包括在审议时提供显然错误的资讯，在发言名单中大量灌入友好国家和官方组织的公民社会团体，以及要求其他国家为中国说好话。

这一次，中国还施压联合国官员，将联合国国别工作组提交的一份资料从普遍定期审议的资料包中剔除（讽刺的是，该报告对中国人权的长期纪录抱持合理肯定）（注12），施压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为中国对待维吾尔族穆斯林的方式说好话，并且警告其他国家不得参加一场有关新疆问题的小组活动。

中国至今抵制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和人权理事会部分成员国的呼吁，拒绝对新疆重大人权侵犯问题的独立调查。据估计，在中国新疆地区有近一百万维吾尔族和其他突厥系穆斯林仍然被任意拘押。 （注13）通常，这样大规模的侵权行为早已引发实质的问责程序，但中国的势力之大导致新疆危机发生三年来几乎未见任何进展。

2019年7月，24个国家联名致函人权理事会主席——虽然这些国家不愿在人权理事会开会时做口头呼吁——要求启动调查。 （注14）中国则以37国连署的信函回应，其中绝大多数是人权纪录不佳的发展中国家。 11月，同一批国家又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做出类似声明（注15）；中国再次以一份有54国联名的信函回击。 （注16）

北京同时寻求确保更广泛人权议题的讨论仅限在日内瓦人权机构而非其他联合国机构进行，特别是安全理事会。中国主张只有人权理事会有权审议人权问题——这是企图限制讨论即便最严重暴行的方便法门。 2018年3月，中国反对时任人权高专的扎伊德（Zeid Ra'ad al Hussein）向安理会就叙利亚情势作简报（注17），2020年2月又在安理会挡下一项关于缅甸罗兴亚人苦难的决议案。 （注18）

联合国人权专家，一般称为“特别报告员”，是就人权议题向联合国成员国进行审查和问责的关键。他们的常用工具之一是到各国访察，但中国一直不愿安排许多议题的特别报告员前往该国访问，包括任意拘押、处决或言论自由等等。 （注19）

中国只针对其自认表现良好的议题允许专家前往访问：2012年的粮食权，2014年的妇女歧视工作组，以及2016年的外债问题独立专家。 （注20）2016年，中国允许菲利浦・阿尔斯顿（Philip Alston）访问，他当时是赤贫与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但他提前结束访问，因为当局尾随他并且威胁与他谈话的人。 （注21）自此以后，中国只有在2019年尾曾让年长者权利独立专家到访。

中国还持续阻挠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在中国驻点。目前有24个联合国机构常驻中国，但这些单位几乎从不在当地履行其促进人权的职责。

6月下旬，50位联合国现任和卸任的特别程序——联合国人权体系中最重要的一群独立专家——就中国人权纪录发表了一份火辣声明，同时呼吁采取紧急行动。 （注22）这群专家谴责中国政府在新疆、西藏“集体镇压”宗教与少数民族，在香港镇压抗议并纵容警察过度使用武力，在新冠疫情爆发后对记者、医护人员和其他异议人士的审查与报复，以及在全国范围内打压人权维护者。专家们呼吁召开有关中国的特别会议，设立专责中国的专家职位，并且要求联合国各机构和各国政府施压中国遵行其人权义务。联合国秘书长、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和人权理事会是否及如何回应，仍待观察。

尽管国内人权纪录恶劣，并且对联合国人权体系构成重大威胁，中国仍可望于10月再次当选人权理事会成员国。如果各国不能为抵制这两个问题团结一致，全中国人民和依赖这个体系寻求救济与问责的人士都将面临重大危险。

中国推动无视人权的发展 近数十年来，维权人士、发展专家和经济学者在创设法律和规范义务、确保人权在经济发展中获得尊重与问责方面均有所进展。当中国在2010年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各主要多边机构，包括世界银行集团和国际资币基金，都已通过有关社区咨商、透明度及其他人权议题的标准和保护政策。 2011年，联合国通过《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综合起来，这些新兴全球规范应该足以为北京提供模板，以明确尊重人权的方式推动发展，但中国各大开发银行和“一带一路”倡议都视若无睹。 （注23）

北京耗资万亿美元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与投资计划，帮助中国在70个国家取得市场份额与天然资源。由于常常不存在其他投资者，“一带一路”为中国政府在发展中国家之间塑造了良好形象，尽管北京其实将许多成本转稼到它表面上给予援助的国家。

即使接受中国“一带一路”投资或监控技术输出的国家不分民主或独裁，但中国的运营方式显然有助于在“受益国”强化威权主义。 （注24）以“无条件”贷款闻名的“一带一路”项目，大多忽视人权与环境标准。 （注25）潜在受害者几乎无法参与任何意见，完全不考虑任何民众咨商机制。几内亚的苏阿皮蒂（Souapiti）水坝和柬埔寨的塞桑河下游2号（Lower Sesan II）水坝涉及多项侵犯人权事件，而这两个项目主要都是由中国国银与国企融资、承建。 （注26）

为了建造水坝，成千上万村民被强迫迁出祖传的家园与耕地，失去粮食与生计。许多接受安置的家户没有得到适当赔偿，对新分配的土地也没有任何法律权利。居民不断向地方和中央政府写信反映情况，但基本上毫无改善。有些工程项目是黑箱协商的结果，有如贪腐温床。它们常常图利并巩固统治菁英的权力，所造成的巨额债务却由全国人民承担。

有些“一带一路”项目早已恶名昭彰：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Hambantota）港口，因无力偿债而被中国取得99年所有权；肯尼亚的蒙巴萨到内罗毕铁路，该国政府正试图通过强迫货运业者使用，放弃其他低价选择，以便偿还贷款。有些政府——包括孟加拉、马来西亚、缅甸、巴基斯坦和塞拉利昂——已经开始从“一带一路”项目撤退，因为它们看来缺乏经济效益。 （注27）但大多数陷入困境的债务国仍然渴望维系来自北京的关爱。新冠疫情爆发后，中国陆续作出减免债务的声明，但实际上将如何执行尚未明朗。 （注28）

“一带一路”贷款也为北京提供另一种财政影响力，在主要的国际论坛上确保中国的反人权议程获得支持，因为受援国有时会在这些重要论坛上投票附和中国。其结果是，面对中国对国内的镇压最多是保持沉默，最糟则是为其叫好，以及在中国破坏国际人权机构时出手协助。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即为一例：他的政府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受援方，在访问北京时，他对新疆穆斯林同胞未置一词，且该国外交官还对 “中国照顾国内穆斯林公民的努力”表示最高度的赞扬。 （注29）

同样的，喀麦隆在北京勾消其数百万美元债务后不久发表奉承中国的声明：谈到新疆，它赞扬北京 “充分保障少数民族行使合法权利”，包括 “正常的宗教信仰活动”。 （注30）中国国有开发银行，例如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业务逐渐向全球拓展，却缺少关键的人权保障机制。中国倡设的多边金融机构亚投行也好不了多少。该行政策要求其融资项目重视透明与责信，并纳入社会和环境标准，但没有要求银行查明和解决人权风险。 （注31）该行74个成员国当中不乏崇尚人权的国家：多数欧洲联盟成员国，包括法国、德国、荷兰与瑞典，以及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中国政府威胁全世界言论自由 北京对国内的审查已被充分纪录，其通过官方媒体进行世界范围的政治宣传也已人尽皆知。但中国当局似乎不再满足于这些做法，野心愈来愈大。在习近平主政下，中国当局日益寻求限制或禁止其认为对中国有所批判的讨论，同时企图确保其观点与分析被世界各地不同人群接受，甚至不惜利用全球平台进行审查。

中国当局长期监视并监控全世界校园中的中国学生与学者，以及学习中文人士。各国大学若邀请中国政府认为“敏感”的讲者——例如达赖喇嘛——便会遭到中国外交官抗议。近十年来，由于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和美国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资助减少，各大学财政日益依赖大量中国留学生缴纳的学费，以及中国政府与企业的捐助。中国政府的影响力因此向各国大学长驱直入。

结果如何？根据2019年一系列严谨的研究报告纪录，有些大学行政人员和学者为了不想刺激中国当局而实施审查或自我审查。 （注32）许多中国留学生表示，他们在课堂上的发言竟导致国内家人受到威胁。

有些来自中国的学者详细说明了他们在国外遭到中国官员直接威胁，要求他们在课堂或其他演讲场合避免批评中国政府。

也有人说，中国留学生很少在课堂上发言，因为害怕其他中国学生会监视他们，并向中国当局打小报告。一名在美国大学留学的中国学生总结他对课堂监控的顾虑说：“它就不是个自由的空间。” 昆士兰大学学生德鲁・帕夫洛（Drew Pavlou）因为批评校方与中国政府的紧密关系而面临退学，理由是他的行为违反该校校规。 （注33）

美国联邦当局已向部分大学施压，要求它们揭露校方或校内学者与中国政府代理人的一切关系，其目的是反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影响、骚扰以及技术盗窃。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的许多大学和学者都被揭发与涉嫌侵犯人权的中国科技业者或政府代理人有所关联，颜面尽失。 2020年4月，麻省理工学院在通过更严格的学术合作指导原则之后，宣布解除与中国语音识别业者科大讯飞——该公司参与侵犯人权行为被人权观察纪录在案——的合作关系。 （注34）

还有些学校则卷入了批评中国政府的学生和捍卫中国政府的学生之间的冲突。柏克莱加州大学2019年3月举办的一场新疆人权危机讨论会，遭到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叫嚣抵制；香港民主运动人士罗冠聪去年9月抵达耶鲁大学就读研究所时也遭到不明人士恐吓。 （注35）

但几乎没有一所大学采取措施，保​​障中国学生和学者享有与其他人同等的学术自由。 （注36）无法解决这样的问题，意味有关中国的某些学术讨论与研究受到恣意限制。

中国当局对海外华人的监控和骚扰不是新的问题，但很显然持有外国护照并不能保障言论自由的权利。现在连离开中国都更加困难：北京近年来致力于防范特定人群出国，其手段包括拒发或没收护照，紧缩边界管制以防西藏和突厥裔穆斯林逃亡，以及施压各国政府——从柬埔寨到土耳其——违反其国际法义务强制遣返庇护寻求者。 （注37）

从2017年初开始，部分曾有出国纪录的维吾尔人，乃至仅仅与海外亲友保持联系者，都发现他们这些行为已被中国当局视同犯罪。 （注38）

于是，连那些成功离开中国并已在尊重人权国家取得公民权的人士，都举报说他们无法与中国境内的家属联络，并且遭到中国政府官员的监视和骚扰，因此不敢批评中国政策或当局，以免受到报复。有些人因此不敢参加公开集会，例如有关中国政治的演讲活动或国会听证，担心被拍照或以其他形式留下在场纪录。还有些人说他们接到中国国内当局的电话，或发来WhatsApp、简讯，警告他们若公开批评中国政府就会对他们还在中国国内的家属不利。

一名已获欧洲公民权的维吾尔人说：“我住在哪里、拿什么护照都不重要。[中国当局]可以在任何地方恐吓我，我无法反抗。” 即使在加拿大这样的国家，中国汉人移民也表示对中国政府满怀恐惧，尽管不满中国的人权侵犯，却担心公开批评中国政府会影响自己的饭碗、商机和回国机会，或者危及留在中国的亲属。 （注39）

各国政府找不到很好的办法来抵制这种骚扰，因为它们大多源自中国境内。 2018年，联邦调查局（FBI）开始加强关注在美国境内成为中国政府骚扰对象的维吾尔人士，2020年6月通过的《维吾尔人权法》则将这项工作扩及来自中国的不同族裔社群。 （注40）

中国当局还试图通过审查各种全球平台的通讯，对中国境外的言论自由加以限制。 6月，加州科技公司Zoom承认它——基于中国当局的要求——将数名主办六四线上讨论会的美籍中国民运人士的帐号停权。 （注41）事后，该公司虽将美国相关用户的帐号恢复，但表示无法拒绝中国当局对其遵守“当地法律”的要求。

还有其他全球平台也协助进行审查。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微信——在全世界拥有10亿用户、其中1亿在中国境外——的母公司是中国科技业者腾讯。中国政府和腾讯公司经常性审查该平台内容，操纵其使用者能收到的信息。帖文中若含有“刘晓波”、“六四屠杀”之类的字眼就无法上传，批评中国政府的会被秒删——即使相关信息是由海外用户发出。微信因为各种便利功能而大受欢迎，但它也是一种高效工具，使中国当局能够控制其全球用户所见内容。

它还影响到中国以外政治人物对其选民能说些什么。世界各地政治人物日益习惯使用微信与选区内的华语使用者沟通联系。 2017年9月，加拿大国会议员关慧贞（Jenny Kwan）针对香港雨伞运动发出一则声明，赞扬年轻示威者“为他们的信念挺身而出，争取改善社会”；这份声明后来贴上她的微信帐号— —却遭到删除。 （注43）

我们不确定民主国家从政人士是否或如何追踪北京审查其言论的行为。但随着中国在全球事务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各国政府需要迅速采取行动，确保民意代表与选民沟通的能力不受北京制约。

最后，北京还利用国内市场准入作为筹码，对外国公司——从万豪酒店到奔驰汽车——进行审查。 （注44）当休斯顿火箭队经理在推特发文声援香港民主抗争，中国国营中央电视台和腾讯公司——后者跟美国全国篮球协会（NBA）签有5年15亿美元的转播合约——立刻宣布中止转播该队赛事。 （注45）在北京压力下，各大外国公司均对本身或员工的言论进行审查。还有些公司将其认为表达批评北京观点的员工开除。各公司在中国营业时遵守其审查规定已经够糟，更糟的是它们还将这种审查施加于世界各地的员工和顾客。我们不能继续假装中国对独立意见的压制不会越过国界。

若中国不改变政策会怎么样 ——以及该怎么办

若不制止中国对国际人权体系、对尊重人权的发展之法律与实践、以及对言论自由的攻击，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这些趋势持续不减，联合国安理会将更不可能对重大人权危机采取行动；带有独立行动者空间的普世人权体系将从根本上受到削弱；而且中国当局（及其盟友）的罪责将进一步得到豁免。

严重侵犯人权的各国政府将会了解到，它们可以依赖北京给予无条件的投资与贷款。世界各地的人们将必须更加留意自己是否批评到中国当局，即使他们身为尊重人权的民主国家公民，或身处于学术界等等应当鼓励异见的环境。

中国政府在2020年上半年的行为——拒绝对新冠病毒疫情的独立调查，公然违反国际法在香港强行实施国家安全立法，甚至干涉在美国举办的天安门纪念活动——似乎激发了抵制力量。来自不同国家的众多国会议员共同呼吁联合国任命香港问题特使；许多国家针对北京掩盖新冠疫情施压；而各大企业屈服于中国审查压力的事件也持续得到媒体关注。

但这些远不足以造成必要的平衡，以遏制北京的议程，尽管其威胁性已十分明确。为了保护联合国人权体系不被中国政府侵蚀，尊重人权的各国政府应当结成长期联盟，以确保各国持续关注这种威胁，同时准备好利用每一次机会加以回应。这意味着要提名联合国人权专家的候选人，并且抵制妨害认证制度的行为。

这也意味着要有组织地拉票反对所有企图削弱规范的决议案，并且动员友邦出马参选人权理事会或其他由各区域集团推选的席位。中国的优势在于资金雄厚，而且不因政府定期换届而影响长期计划的能力；民主阵营将在这两方面陷入苦战。但此处的赌注已无法更高——非仅攸关中国14亿人，更关乎全世界人民。

各国政府，尤其已加入亚投行的国家，应当利用其共同影响力推动该机构采纳公认的人权与环境原则与实践，确保不侵犯人权的发展。已加入“一带一路”伙伴关系的各国政府也应当谨慎考虑后果，务必做到中国不会做的事：提供适足的公共咨询，充分透明揭露对本国财政的可能影响，以及让受影响居民享有拒绝接受相关开发项目的能力。

各国政府应紧急评估北京对本国言论自由的威胁。各国应追踪其公民受到的威胁，并通过针对性制裁以最大限度促进问责。学术机构不应仅止于更充分揭露其与中国政府行为者之间的交往政策，而必须尽速确保校园中人人享有平等的言论自由——若有任何落差都是严重违悖职守。

企业也可以发挥抵制审查制度的作用。业者应当认识到自己不可能按照北京的游戏规则获胜，尤其它们根据《联合国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负有尊重人权的责任。各公司应当制定并推动与中国来往的行为准则，禁止参与或协助侵犯言论自由、信息、隐私、结社或其他国际公认的人权。强有力的共同标准将使北京更难排斥基本人权与自由的倡导者。消费者和股东也将更易于坚持立场，反对公司为开展中国业务而屈服于审查制度，以及绝不助长侵权行为或从中获利。

最后，关键在于所有抵制中国政府对人权威胁的措施绝不能反而打击到中国各地人民或世界各地华人后裔。新冠肺炎的迅速传播引起了一波反亚裔的种族主义骚扰与攻击，更有惊人数目的国家、政治人物和政策掉进北京陷阱，将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混为一谈。 （注46）这三者不是一回事，中国人民的人权应该作为未来相关政策的核心。

中国泯灭人性大搞‘株连’

维权人士家属日益成为当局打击目标

Share this via Facebook Share this via Bluesky More sharing options 中国人权活动者之间流传一则笑话：“单身、父母双亡”是最佳资质。鉴于中国当局常以“株连”对待他们的家属，反对政府侵犯人权的人最好是无亲无故、孓然一身。

Click to expand Image Wang Liqin, holding a sign that calls for the release of her husband, activist Wang Zhang. © 2020 Private 以前，维权人士的伴侣也会受到骚扰、恐吓和监视，但现在连他们自己也越来越常遭到逮捕和控罪。

9月9日，北京当局逮捕了出版商兼制作人耿潇男和她的丈夫秦真，指控两人涉嫌“非法经营罪”。耿潇男长期支持独立学者和维权人士，最近还曾公开为友人许章润发声。知名法学教授许章润一度因批评国家主席习近平而被捕。

今年3月，艺术家兼维权人士王藏在云南被当局强迫失踪。三个月后，因为在推特上呼吁释放他的先生，王藏的妻子王利芹也突然失踪，家中四名幼小子女顿失双亲照顾。本月，他们的亲近友人发现两人已被正式逮捕，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今年2月，广州公安逮捕曾经入狱的著名法律维权人士许志永。数小时后，许的女友、北京女性和劳工权利倡导人士李翘楚也跟着与外界失联。当局指控她涉嫌“颠覆”，并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强迫失踪的一种形式，允许警察将人秘密关押最长六个月——将她拘押四个月。

2019年7月，湖南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嫌逮捕反歧视倡导机构“长沙富能”的工作人员程渊。次日起，任职企业高管的程渊之妻施明磊也以同样的“颠覆”罪名被监视居住近六个月。

2018年12月，四川公安逮捕著名家庭教会牧师王怡，法院后来以“煽动颠覆罪”将他判刑九年。其妻蒋蓉与他一同被捕，遭秘密拘押六个月。

许多中国维权人士告诉我，他们自己顶得住官方任何打压，但不能忍受亲爱的家人受到连累。中国政府知道，而且利用这一点来逼他们闭嘴。没有什么比这种毫不掩饰的残酷更能戳破北京尊重法治的谎言。

中国启用文革手段监控西藏

警察力量普遍深入乡村

Share this via Facebook Share this via Bluesky More sharing options Click to expand Image People’s Police at the new Fengqiao-style police post in Chushul County, Lhasa Municipality,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discussing their work, July 24, 2020. © 2020 Tibet Daily 2008年中国各藏区爆发抗议以来，中国当局经常在创新镇压手法方面独领风骚。市区街道设有科技化的“便民警务站”，每个农村都有中共干部组成的“驻村工作队”，每个街区都被纳入结合数位监控和人员岗哨的“网格管理”系统。这些措施很快被复制且变本加厉地实施在突厥裔穆斯林占绝大多数的新疆自治区。

现在这整个系统再度延伸，并且套上一个来自毛泽东统治下最黑暗年代的名称：枫桥式派出所。西藏农村过去几乎没见过警察站，但据官媒7月报导，拉萨近郊曲水镇总共20个行政村当中已设立17个警务室，很快就会达到一村一警务室的目标。

所谓“枫桥经验”源自中国东部浙江省的一个小镇。在1960年代，当局鼓励“革命群众”自行处理人民之间的“矛盾”，也就是从邻里之间揪出“阶级敌人”加以再教育——暴戾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最常见的迫害形式。现在国家主席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又把它翻出来，在数位时代进行全国推广。 《人民日报》最近刊出专题报导，赞扬枫桥经验是“社会治理”的典范。

在习近平的“新时代”，它的意思是在村一级“清查并消除社会矛盾”，也就是利用人力和科技监控，侦测并排除威胁社会稳定的濳在因素。官方宣传说，村级警务室有助将政府服务送到每一户村民的门口。实际上，警务的延伸意味当局更容易锁定和控制那些企图向上级政府申诉民怨的人。

“小事不出村”是枫桥镇的一句标语，至今仍被视为维护稳定的一项必要条件，尤其各藏区正在建设数量空前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农民和牧民以国家“除贫”政策的名义被集体迁移到这些新社区，有些人是冲着官方承诺更好的房屋与就业机会而来。一旦承诺未能充分实现，枫桥式派出所将可接手让民怨从公众视野消失。

中国：蒙古母语教学受限

新颁‘双语’政策危及儿童教育

Share this via Facebook Share this via Bluesky More sharing options Click to expand Image Mongolians protest at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in Ulaanbaatar, the capital of Mongolia, against China's plan to introduce Mandarin-only classes at schools in the neighboring Chinese province of Inner Mongolia on August 31, 2020. © 2020 Byambasuren BYAMBA-OCHIR / AFP （纽约）—人权观察今天表示，中国政府应该收回进一步以汉文取代蒙古文作为内蒙古学校教学语言的新政策。中国当局并应停止骚扰为支持蒙文教育进行和平抗议的人士。

根据美国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2020年8月20日报导，内蒙古教育当局已通知区内所有中小学教师，从新学年起必须改以汉文作为三种科目的教学语言。内蒙古位于中国北方，以蒙文为母语的蒙古族占当地总人口百分之17。

“和新疆、西藏的情况一样，中国当局显然以政治需求凌驾教育，” 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说。“政府虽表示将保留部分蒙文课程，但蒙古族学生对于蒙文教育将逐步消失的忧虑是完全合理的。”

蒙古族学校以前一律使用母语教学，三年级以上每天有一小时的汉语课程。但教育当局下令，自今年9月起，包括语文、“道德与法治（政治）”和历史等三种学科要改用汉语授课。当局优先选择这三个科目，可能反映政府特别重视政治和思想教育。其他科目，包括数学、自然、艺术、音乐和体育，以及蒙古语文，将继续使用蒙文教学。

在8月31日发出的说明文件中，内蒙当局表示这些变动是跟随新疆2017年、西藏2018年的先例，并将同时适用在甘肃、四川等六个省区的民族学校。文件说，“教材体现[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意志⋯⋯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

当局起初并未公开说明这一变动——或许是预期会遭到反对。在闭门会议中，官员只让教师们看一下中央政策的标题，而且要求所有教师签名切结不得谈论这项命令。

政策外泄后，国际媒体报导了内蒙古各地学校抵制、抗议四起的消息。影片中可以看到大批学生高呼口号走出学校。当局迅速出手镇压，逮捕蒙古族维权人士、殴打示威民众。

8月23日，当局关闭中国唯一蒙古语社交媒体“Bainu”。许多蒙古语讲者先前曾在Bainu上发文抗议新政策。中文社交媒体平台如微博、微信上面有关 “双语教育”的帖文也遭到审查。当局据报还骚扰、拘押一些曾在相关平台上表达不满的蒙古族人。

中国宪法保障少数民族的语言权利，民族语文教学也在相对自由的1980年代被引进学校。然而近几年来，中国政府在全国各地的民族语文教育都出现倒退，尤其是新疆、西藏。中国政府刻意混淆视听，把新的政策统称为 “双语教育”。

虽然许多藏族父母支持孩子同时用两种语言学习，但有些人对藏语教育几乎完全被汉语教学的科目取代感到十分忧虑。这种发展反映出同化主义、汉族沙文主义在习近平统治下大行其道。现在当局甚至把西藏地方上倡导母语的活动都视为 “分离主义”，可以论罪科刑。

当局过去就曾经骚扰和任意拘押批评民族语言政策、提倡母语教育的维权人士。 2018年，藏族语文权利倡导人士扎西文色即以 “煽动分裂国家罪”被判刑5年。

中国的同化主义教育政策违背国际人权法，特别是中国已于1992年批准的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以及中国签署但尚未批准的《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两份公约都保障儿童有权接受本族语言文化的教育。中国也支持联合国的《原住民族权利宣言》，而这份公约支持原住民族享有母语教育权利以及掌控本身教育体系与制度的权利。

“中国当局应该用心提供真正的双语教育，而非横加破坏并且迫害其倡导者，” 理查森说。 “缩减母语教育既是公然否定中国宪法、国际标准和专家共识，也是在削弱蒙古族的独特身份认同。”

中国‘防火长城’正在改变一个世代

互联网曾经许诺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现在却成了年轻民族主义者的摇篮。

发表于: Politico Share this via Facebook Share this via Bluesky More sharing options Click to expand Image Computer monitor displays a message from the Chinese police on the proper use of the Internet at an Internet café in Beijing, China, August 19, 2013. © 2013 AP Photo/Ng Han Guan, File 今年5月，中国作家方方记述新冠病毒疫情初期见闻的《武汉日记》由哈泼柯林斯出版社英译发行。

方方不是激进份子。她曾担任半官方机构湖北省作家协会的主席。对于武汉地方官员起初掩盖疫情的做法，她确实有所批判，但对于北京中央政府的应对并无半点质疑，也没有将粉饰太平归咎于威权主义的政治体制。她也不吝赞扬中共基层干部和第一线医护及志愿者。

这本书由她发表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的系列帖文改写而成，出版时正逢中国民间普遍为李文亮之死义愤填膺。李文亮是一位青年医生，因为最早泄露疫情实况而遭官方处分，后来感染新冠肺炎病逝。方方的新书因此可望广受欢迎——它对危机做了持平检讨，而当时许多中国民众也开始反思政治体制在防控疫情方面的长处与弱点。

实际发展却出乎预料。方方授权日记在国外出版的决定掀起了国内反弹——不是由共产党发动，而是中国网民。批评者大多是年轻人，他们指控方方未能凸显中国政府在控制疫情方面的成功，自甘沦为“反华势力”的工具。

在中国最受欢迎的微博平台上，一名用户评论说：“西方污蔑我们，要联合起来向我们索赔天价赔偿。方方授人以柄，攻击国家。” 另一名用户责备方方对加拿大华人做种族主义攻讦。有些人曝光方方的个人资料，包括她家地址，还指责她领国家俸禄过奢华生活，遭方方驳斥。

对方方的围攻反映出中国在习近平统治下的惊人变化，特别是在善用网路与全球连结、长期以来较能接纳不同世界观的中国年轻世代之间。

长期以来，网路在中国被视为通向新思维的渠道，或至少有助培育较开放的心态；中国网民可以利用网路揭发官员贪腐、批评国家领导。线上讨论气氛相对自由、开放，用户乐于学习、辩论政治体制基本概念和国家治理方针，特别是年轻网民。

然而，随着近年来网路和公民社会遭到彻底而有系统的打压，以及官方论述逐步转向民族主义，情况已骤然改变。

尽管中国年轻人在特定国家安全领域向来抱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尤其是像钓鱼台群岛、台湾和西藏等“主权”或领土相关议题——但这种情绪近年来日益蔓延到文化、科技甚至医药话题。原本渴求新观念以挑战权力结构的中国年轻网民，现在日益成为北京对外防御的生力军。

热门电影、电视节目和书籍，只要对中国社会有所批判，就会被打成“不爱国”。 2001年的喜剧电影《大腕》当时在中国广受赞誉，内容尖刻嘲讽中国新兴资本家的丑态，现在却被视为“污蔑民族企业家”。抖音（TikTok）创办人张一鸣过去是将中国新创推向全球的英雄，现在因为谈判出售TikTok美国业务而被唾骂为美国人的“走狗”——即便他其实是迫不得已。

任何关心美中关系或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关系的人，都不会轻忽这一变化的重要性。中国近10年来通过严限通讯、大肆宣传和疾速扩增监控作为——配合中国全球崛起的野心——已经改变中国的公共话语，包括在受过教育的年轻世代中间。正因如此，世界两大超强之间，即使进入后川普时代，也难避免进一步分歧对立，令人担忧。

对于任何相信互联网的全球开放没有回头路的人，中国现况都是一个恼人的反证。到底怎么回事？

10年前，我们还有可能相信事情会朝不同方向发展。当年，每天都有几百万网民——大多是我的同龄人——在社交媒体上讨论社会和政治议题，施压地方官员矫正弊端，宣扬当时的流行口号 “围观改变中国”；年轻族群不畏风险，利用科技产品制作歌曲、动漫谴责审查和一党专政，把中国最高领导人的照片拿来P图搞笑。

2000年代末期，我在中国念大学的时候，虽然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等等还是官方规定必读的科目，但推特、牛博等网路平台上与千禧世代同侪的思想交流，启发我探索中国政治和历史的非官方观点。自由派公知如艾未未、许志永和刘晓波的文章和行动，对我的观念影响很大。国外新闻网站如《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则让我看到不受国内新闻审查的中国讯息。凡此种种，帮助我清除了来自中国教育系统的官方教条毒素。

中国的网路审查制度，俗称“防火长城”，自2000年起就已存在。当时公安部发动“金盾工程”，目的在建构一个巨大的审查与监控机制，以便管制网路内容、辨识和定位人员以及立即查找个人纪录。起初，这道防火墙仅仅屏蔽少数几个反共的华文网站，翻墙也比较容易。渐渐地，被屏蔽的网站愈来愈多，网民也愈发不满。

2011年5月，防火长城建构者方滨兴到中国湖北省武汉大学演讲，遭一名该校学生扔鞋、砸蛋抗议。不管他的行为是否恰当，无数网民倒是为这名学生的行动击节叫好，骂方滨兴是“政府走狗”、“网民公敌”。 2010年1月，谷歌（Google）因为拒绝中国政府要求过滤搜寻结果而被迫撤离中国，许多网民闻讯后冒着警察骚扰的风险到该公司驻北京办公室门前献花。

线上的思想也化为线下的行动。人权活动者、律师和记者联手合作，对圈地、迫迁、污染和就业歧视等各种案件进行调查、发布和起诉。在大学里，我因为是民工法律援助中心的志愿者，接触到人权律师、违法操作印刷机而丧失手指的童工，乃至来自美国哈佛、哥伦比亚等大学的法律系学生。大家都决心追求正义，打造法治国家，也乐意让外国人来援手。

2009年，我迁往华盛顿特区就学、就业，心中满怀希望。我成长的中国一天比一天进步，更加繁荣开放。作为穷乡僻壤出身的农民之女，我立志在西方努力学习，回国后帮助祖国不仅成为经济超强，更成为尊重自由与人权的天地。

然而，我以为自己终将回归的那个国家一下子消失了。

2011年2月，一则号召中国民众效法阿拉伯之春上街起义的网上呼吁，导致北京等多个城市出现小规模的群众围观行动。当局如临大敌，陆续逮捕一百多名国内知名异议人士，其中多人被强迫“失踪”好几个月，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并且遭受强迫剥夺睡眠、刑讯逼供和威胁恐吓。

北京对一个不存在的“革命”如此小题大作，反映其对民间抗争的深切恐惧，也使得当时相当热烈且不断扩展的网上政治论辩骤然萧条。

2012年底，习近平成为中国首要领导人，登上中共总书记大位。习近平的统治特色即是不断加强打压公民社会和思想控制。

2013年11月，中共发出“九号文件”。这份内部通知要求党员警惕不利中共统治的“七种危险”，包括“普世价值”、公民社会和新闻自由。这份文件定调之后，随即掀起一波对网路、媒体、公民社会和教育的凶狠打压，基本上堵死了年轻世代获取与官方论述不同观点的一切有效管道。

渐渐地，在中国上网的感受已大不相同。敏感文字与图像的清单不断加长。想方设法发出的文章和留言被迅速删除。政府日益老练、积极地运用自行发展的科技：加上人工智能的审查工具可以扫描图片以确认是否包含敏感词句。被防火长城拦住的境外网站也愈来愈多。推特已经无法访问，《纽时》和《华邮》也是。 VPN和其他翻墙工具还可以用，但风险愈来愈高。有些人为了贩卖VPN坐牢，有些人只是拿它翻墙就遭到罚款。

政府也紧缩了对各级学校的思想控制。 2019年，习近平要求全国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必须在课堂上抵制“错误观点和思潮”。

大学教师若敢于偏离教科书内容，可能遭到学生线民举报。这些学生随时都在监视纪录教授们的政治观点。有些教授就因为在课堂上批评政府而受到处分，包括外籍教师。

最可怕的可能还是人身审查。当局用这种方式让许多作为民族良知的著名作家、人权律师和维权人士无法发声：艾未未被迫流亡，许志永被强迫失踪，刘晓波三年前在坐牢期间病逝。 2015年7月，当局在全国各地逮捕约300名人权律师、法务助理和维权人士，在无律师陪同下加以审问，其中许多人受到酷刑虐待，有几位至今仍在狱中。最近，法学教授许章润被罗织可笑的 “召妓”罪名，拘留6天。有些推特用户被警察逮捕，还有些用户被强迫自删帐号。

在此同时，凭借着中国的经济崛起和全球影响力增长，共产党持续加强民族主义宣传，并且提倡一种观点，即衰落中的西方——尤其是美国——必将阻挠中国崛起。至今，中国政府仍然抱着 “帝国主义列强”造成中国 “百年屈辱”的想法不放。

因为太少人拥有不同的资讯来源，政府宣传看来更加可信：新冠病毒是美国军人带到中国的；香港抗争者是受美国情报部门唆使的“暴力极端份子”；支持独立的蔡英文当选台湾总统是美国操弄的结果。中国境内人民活在一个资讯泡泡里面，政府操纵起来日益得心应手。

有时，这几乎导致世代分裂。在我这一代——年轻时曾体验过相对自由的网路——许多人对防火长城非常反感，但习近平掌权后上大学的一代人却极力捍卫它。

他们成长过程中从未听说或使用过国际网路平台，例如推特、谷歌，所以他们相信防火长城是在保护他们免于错误资讯、保护国家免于社会动荡。他们还认为它是在创造有利条件，好让中国本土科技巨人崛起，他们自然也能沾光。

在他们所接收到的世界观里面，一切对中国政府的批评都可以轻易地视为美国政府的阴谋。然而，美国被视为无所不在的反华黑手，却又在内政上被说成是混乱、无能。官方媒体描绘美国的方式——以枪击案和警察暴力——造成我的家人总是担心我可能在街上中枪。

这种新民族主义有时看来荒谬但大多无害，例如一位知名感染科医师建议中国孩子应该多吃富有蛋白质的鸡蛋配牛奶当早餐而不要吃粥，因此就被网民痛批为“崇洋媚外”、“跪舔美爹”。

士大夫评论

我更喜欢素食主义继续而不是动物类食品.

但有时民族主义狂热可能在真实世界造成伤害。最近，又有人要求中国政府抓住疫情制造的机会，以武力夺取台湾。还有一些中国人，包括小孩，用影片或照片警告或诅咒美国人去死。

当然，不是所有年轻人都高唱民族主义。不时有海内外中国学生悄悄跟我联系，表示他们反对中国政府侵犯人权和对外的政治攻势。尽管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是一个各国决策者都应严肃看待的事实，但要牢记许多海内外中国人保持沉默是出于恐惧，常为是否该发声抗议陷入天人交战。

最起码，世界各国应该让国内的大学、机构和开放社会继续支持并欢迎所有求知者。各国政府和机构也应该资助中国境外的独立华语传媒——许多墙内青年悄悄学习翻墙寻求资讯——以及用来翻墙甚至破解审查的科技工具。最后，各国政府必须继续支持中国境内的记者、作家和维权人士——他们是推动改变的真正动力。

微信是海外华人的陷阱

借微信优势迫使用户自我审查

发表于: Foreign Policy Share this via Facebook Share this via Bluesky More sharing options Click to expand Image WeChat logo backdrop for product concept presentation. © 2012 Sinchen Lin (via Flickr) 8月6日，特朗普总统签发两项行政命令，禁止美国企业与两家中国科技业者——拥有抖音（TikTok）的字节跳动公司和拥有微信（WeChat）的腾讯公司——进行与这两种服务有关的交易。

这道禁令的具体效果尚不明确，但禁用微信可能造成中美双方、甚至全世界民间通讯和商业交易的重大改变。它所引起的忧虑和不安不难理解。但在关切特朗普禁令背后的政治动机及其对言论自由的影响之余，也应该认真看待微信带来的威胁。微信不只是一种方便工具，更是一个陷阱。

微信在全球的活跃用户每月高达12亿人，它是一种整合社交、短信、金融、旅游、送餐、叫车等多重功能的超级APP。它实在太过方便，以致在中国若不装上微信，就跟没有手机一样无法想像。

这既是优秀的程序设计所致，也是政策刻意造成。中国政府把外国科技业者阻于门外，建立"防火长城"屏蔽所有不遵守中国审查制度的网站，并且处罚企图绕过审查的民众。同时，中国政府刻意扶植像微信这样的国内平台，代替政府对用户进行审查和监控，将涉及所谓敏感信息的用户数据交给政府。当局并且直接在大型互联网公司内部成立网络警察部门。

微信因此成为一个全覆盖的数字生态系统，让在华人士在其中营造整个数字生活，同时陷入由它控制的信息环境，别无选择。

任何海外士若要与中国境内联系，就必须使用在中国可用的软件，从而也沦为中国政府审查和监视的对象。海外微信用户估计有1亿至2亿人；美国平均每天有1900万活跃用户。公民实验室（Citizen Lab）最近研究发现，微信对中国境外用户进行监视并建立数据库，用来对中国注册帐户进行审查。由于国外用户受到新加坡的服务条款和隐私权政策管理，因此尚不清楚微信是否与中国政府共享相关信息。但千万不能忘记，所有中国公司都在政府掌控之中。

这些对言论自由的影响，不是只发生在中国境内。

微信作为海外华侨——特别是来自中国的第一代移民——之间获取信息和通讯的主要工具，应该引起中国以外地区的严重忧虑。

过去两年，我一直在采访世界各地的华侨人士，了解中国政府在国外侵犯人权的行为。我经常遇到的一个困难是，有些信息来源只愿意使用微信与我通讯，主要是因为他们没有安装任何其他通讯软件。

当然，有些移民也用WhatsApp或Telegram。但每个人都装了微信，所以大家很自然会聚集在微信上。微信的吸引力因此难以抗拒，所有第一代中国移民几乎都仰赖这种APP互相联系。

中国法律规定，网络服务商必须存储网络日志和重要数据至少六个月以协助执法。微信本身的隐私权政策说明，该公司可能必须依政府要求"保存、披露和使用"用户信息。因此，中国政府只要有需要就可以取得海外人士的大量信息，甚至包括谁跟谁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会面。又因为微信也有支付功能，政府还可以看到这些用户向谁支付或收取款项，甚至谁为晚餐埋单。

微信也是许多海外华侨获取信息的管道，包括他们侨居地的消息。对澳大利亚华语人士的一项调查发现，百分之60受访者指出微信是他们获取新闻与信息的主要来源，只有百分之23表示经常通过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悉尼晨锋报》等澳大利亚主流媒体掌握新闻。

有些最受欢迎的华侨刊物也发源于微信。为招徕订户，传统华文报刊现在也通过微信推送内容。在这个意义上，一个纽约地方华文媒体撰写的新闻，必须通过北京审查，才能传送到纽约华人社群。

我常被问到，为何中国移民很容易接触其他不受中国政府审查的信息来源，却还是主要利用微信阅读新闻。首先，这是习惯使然。我们都会从自己比较习惯的管道收取信息。其次是在中国长大的第一代移民受到共享的语言文字以及文化、历史经验的束缚。

中国大陆或许有些与众不同，在这样一个信息完全受到控制的环境下成长，你被灌输凡批评中国政府就是"外国势力"阴谋指使的思想，当你听到与一党专政下的教育和信念相左的新闻观点，可能会使你感到困扰，需要很长时间才能逐渐适应。

生活在微信生态系的影响是，中国海外人士将接受同样的审查和宣传，使他们形成与中国政府相近似的世界观。即使只是把微信用来和中国境内通讯的人，也可能因为意识到它的审查和监控功能而进行自我审查，甚至是不自觉的。这是一种看不见的伤害，我自己以前在中国就有这样的亲身经验。政府的审查一向没有明确标准，执行也含糊。没人知道红线在哪里。所以为了自保，你只好尽量回避敏感议题。当你对一些事情有口难言，你会慢慢习惯根本不去想它。等到自我审查的行为已经根深柢固，移居到自由环境不表示你就能马上革除旧习。有时一辈子也改不过来。

美国政府应当采取相称、透明、合法且尊重言论自由的方式，解决微信对国内人权的具体威胁。例如，为减轻微信的危害，美国政府应该投资于开放源码技术，使中国境内人士可以更容易绕过审查制度，得到不同的通讯管道。美国政府也应该支持独立的华文媒体，使华语使用者可以自由选择各种未经审查的新闻与信息。但最根本的是，美国应当加强自己的数据保护法制。如果所有公司都必须对所有美国用户实施数据采集极简化政策，就可以大幅减少相关数据被任何国内外行为者采集的风险。

在中国，收存档案也是犯罪

‘端点星’：青年理想主义者义无反顾对抗中国言论审查

发表于: Tortoise Media Share this via Facebook Share this via Bluesky More sharing options Click to expand Image Cai Wei and Chen Mei. 阅读来源在中国的网上材料经常令人十分扫兴——当你点击一则精彩文章，却发现它已经被政府审查机制删除了。有时一篇文章在消失之前只有几分钟的生命。

为了改变这种情况，“端点星计划”自2018年4月启动，通过群众外包模式收集保存中国各​​大媒体和社交平台上被删除的材料。但运作刚满一年，项目创建者陈玫和蔡伟就在今年4月19日于北京住处被警方带走。当局将他们关押在不明地点54天之后，于6月12日以“寻衅滋事罪”正式批捕。两人现被羁押于北京朝阳区看守所。

当局拒绝家属聘请的律师会见两人，反而为他们指定了官派律师。 “我很担心陈玫受到不公正的审判而坐牢，”陈玫的哥哥陈堃告诉我。

“端点星计划”在世界最大的开源程式分享与发布平台Github架设网站，将各地网民发送过来的网页链接自动备份，使这些文章即使日后遭到屏蔽也能在这个网站上获得保存。换言之，端点星是一个去中心化的众包平台，通过网民共同参与，为中国网络保留记忆。网络用户也可以在这个网站上阅读到当局不让他们接触的文章。当局多次企图屏蔽Github，但总是无法克竟全功，原因或许是中国有无数开发者依赖它编制软件。

陈玫和蔡伟被抓前，端点星计划已经备份超过600则文档，其中约100则与新冠病毒有关。这些文章包括新闻报道、访谈和私人记述，为武汉疫情留下了活生生的纪录，其中有些文章对中国政府起初掩盖疫情的做法作出批评。该网站还保存了涉及中国 #MeToo 运动和劳权人士被打压而遭审查删除的文章。

陈玫被捕后，陈堃不眠不休为他争取释放。“每次接受[有关我弟弟的]采访，总是让我感到非常荒谬，” 陈堃说。 “我必须解释[中国的]网络审查制度…变得如此严厉，以至他们仅仅只是备份一些文章也会遭到强迫失踪。”

陈堃说的没错。自从习近平主席于2012年掌权以来，中国大幅强化信息管控、扩大政治宣传，像陈、蔡这样愿意挺身对抗言论审查的青年理想主义者已日渐稀有。

有些30岁以上的中国人曾经置身于比较自由、并与全球互联网连通的中国网络，他们可能是对审查制度最为反感的一群。许多年轻人则是在没有推特、谷歌等国际平台，只有受到严格审查的中国代用品的环境中成长，他们从未体验过那种相对的信息自由。在政府的宣传下，部分年轻世代相信防火长城和当局的广泛言论审查能为个人排除虚假信息、为国家防范社会动荡不安。

表面上，陈玫和蔡伟似乎不可能成为反叛者。两人都很年轻，来自不易接触进步思潮的内陆省分。陈玫出身中产家庭，受到哥哥陈堃的强烈影响。陈堃说自己比较幸运，由于大学时期的校园和网络环境相对自由，使他能够获取与官方教条不同甚至逆反的知识和观点。曾在2014年因为支持香港雨伞运动被拘押81天的陈堃，把他口中“对开源技术的热情”和“对自由的网络能造成社会变革的信念”都传给了弟弟。

蔡伟出身湖北省贫苦人家。 2007年念中学时，专为农村青年举办夏令营和图书馆的草根公益机构 “立人图书馆”来到他的学校。立人志愿者——多为一线城市的大学生组成——不仅带来书籍材料，也带给他学校里得不到的思想。

陈蔡二人在2011年立人组织的一次活动中结识为友。后来，两人都加入该机构志愿者。但北京有不同想法，开始打压民间自发组织。立人在官方日益敌视下勉力维持，直到2014年遭当局勒令关闭。其创办人李英强于2019年被关押8个月。

陈玫和蔡伟的经历让人看到理念的力量，以及理想主义者如何互相启发。即便面临政府打压，仍有行动者顶风前进。今年6月，网名Nick Chen的作者发起了一项功能类似端点星的“责任机器”（Duty Machine）计划。 “世界上有一些我们必须去保存的‘不正确’的记忆，”Nick Chen向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表示。 “我们必须要为记忆而奋斗。”记者问到为何将计划命名为Duty Machine，Nick Chen提起1989年到天安门广场参加抗议的一名学生。当时这名学生骑着脚踏车，记者问他为何要趋天安门广场，他开心地回答说：“这是我的责任。”

当#MeToo遇上言论审查

发表于: 华盛顿邮报 Share this via Facebook Share this via Bluesky More sharing options Click to expand Image Screenwriter Zhou Xiaoxuan speaks during an interview with the Associated Press at her home in Beijing, China, on January 16, 2019, detailing her involvement in China's #MeToo movement. © 2019 AP Photo/Ng Han Guan

#MeToo运动在中国开展两年后，中国女权人士正在对抗来自政治环境的强大阻力，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对互联网、媒体和社会运动的严密控制达到30年来的高峰。

中国党国体制对集体行动毫不容忍，以致#MeToo运动根本没有机会通过群众街头抗议表现出来。但仍有个别受害者将自己的案件告上法院，反映出她们非比寻常的决心与毅力。

明尼苏达大学学生刘静瑶已在明尼苏达州法院向涉嫌对她性侵的中国富豪刘强东提起民事诉讼（刘强东坚称性行为是双方同意，并已获检方不起诉处分），她在中国社交媒体平台上遭到严重的“荡妇羞辱”，有关其案件的讨论也被审查删除，但她仍然誓言绝不和解或签署保密协议。同样地，编剧周小弦──她在北京法院起诉央視名主持人朱军性骚扰和性侵，但后者否认──也表示“给一亿也不会和解的，这个我保证。”

这样的压力，已逼使中国政府做出少许改进。2018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将性骚扰列入“民事案由”，使#MeToo受害者更容易寻求司法救济。但中国仍然欠缺有力打击性骚扰的法律。

在自己国家被噤声的中国女权人士，逐渐在海外获得立足点。利用西方国家相对自由和安全的空间，#MeToo运动者可以举行示威、讨论会和培训活动，声援中国国内同道。

2019年底，记者及中国#MeToo运动领导者之一黄雪琴遭当局以不明理由拘押三个月。她被释放后发文表示，“我是雪琴，回来了…。一秒钟的黑暗不会让人成为瞎子。”

尽管处身于漫无边际的黑暗，中国女权斗士们仍在坚持著。

中国：西藏扫黑运动封堵异议

至少51藏人因和平言论被定罪

Share this via Facebook Share this via Bluesky More sharing options Click to expand Image “扫黑除恶”运动宣传海报，摄于拉萨，2019年。 © 2019 私人提供 (纽约) - 人权观察今天表示，中国西藏当局正利用全国性的扫黑运动，打击涉持不同政见藏人的和平言论。被控刑事罪名的包括倡导西藏文化与环境保护、批评官员贪腐以及疑涉支持达赖喇嘛的人士。该运动的目标还包括起诉或以其他方式惩罚参加未经许可宗教活动的信徒，以及参加宗教活动的藏族公务员。

中国政府自2018年1月起在全国范围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打击贩毒、赌博和其他团伙犯罪。此后，各藏区至少已有51名藏人因为从事有关宗教、环保、土地维权或揭发官员腐败的和平上访或抗议活动而被法院以“团伙犯罪”判处最高9年徒刑。当局还将这场运动与对藏族政府官员和中共党员的整肃联系起来，显然依据他们的个人观点追究刑事责任。

“中国当局素来以牢狱对付西藏的和平异议，” 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说。“这次扫黑除恶斗争又加剧了对共党统治疑有貳心者的迫害。”

这次行动称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其政治目的在2018年宣布于藏区开展该运动的官方文件中即昭然若揭。人权观察曾在《“非法组织”：中国打压西藏民间团体》报告中详述，根据西藏自治区公安厅下达的一道指令，任何个人或团体若在环保或推广藏族语文、民俗及文化等议题上“宣称自己是群众‘代言人’的”，都被列为“团伙犯罪”的一种形式。

该指令还禁止不具官员身份者介入调解地方纠纷，但在西藏这项重要的民事功能通常是由喇嘛或其他地方贤达担任。当局过去从未将这种活动视为非法。

该指令并规定，“破坏基层选举”或涉及群体“借土地征收、租用、拆迁、工程项目等事由制造事端”的行为，也列入“团伙犯罪”。

中国官方媒体最近报道，中央政府官员下令自治区当局将藏族异议人士列入此次运动打击对象。北京于2019年7月到8月和11月两度派遣高级官员前往西藏督导扫黑运动开展情况，他们要求西藏自治区当局加强此次运动与“深化反分裂斗争”的“紧密结合”，也就是要打倒一切支持西藏自治和政治异议的力量，不论多么间接或微弱。根据这项指令，在西藏只要批评政府政策就可视同犯罪团伙，尤其是涉及群体的，作为代言人的，或支持达赖喇嘛的。

11月，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吴英杰证实了中央督导组的上述要求，指示自治区有关当局应该“同时开展打击黑恶势力与…反分裂斗争。”为了解释“分裂主义”或支持西藏自治也是一种普通犯罪，吴英杰说它是“黑恶势力的滋生土壤”。

据官方媒体关于藏南农村开展扫黑运动的报道，地方官员召集民众开会宣导扫黑运动，号召村民“自愿切断与黑社会势力和非法组织的一切联系，热情加入到反对它们的斗争中来。”所谓的“黑社会势力”原本是指有组织犯罪，但在西藏语境下，“非法组织”还包括该地区扫黑除恶运动开始时在2018年指令中列出的公民活动，特别是倡导藏语文、环境保护和基层纠纷调解等活动。

其他藏族地区的官员也有类似要求。据美国自由亚洲电台2018年2月报道，四川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成立之初，就把“威胁政治安全…向政治领域渗透”的黑恶势力列为十大重点打击对象之一。

这份清单上还包括“在建筑工程…矿产资源…等领域…非法占地”，可能指涉环保人士阻止基础设施或采矿项目损害环境的抗争行动。同样在这则报道中，自由亚洲电台引用匿名信息源指出，四川甘孜当局以扫黑运动名义挨家挨户搜查达赖喇嘛的照片。

在大多数藏人居住的西藏农村地区，当局威胁要使用武力，使这场运动显得更具威慑力。各种运动宣传材料上面都可以看到武警或警察部队的军规武器。例如，官方媒体报道四川省德格县阿须乡扫黑动员大会的照片显示，当地村民成排坐在地上，四周有持枪警察，还有运送犯罪嫌疑人的装甲车。地方当局宣传扫黑的视频显示，对藏人包括出家人所使用的武力显然不必要或过度。

中国宪法保障言论自由，和国际人权法一样。以扫黑除恶之名，逮捕并起诉表达和平意见、参与政治或信仰活动的藏人，是对他们基本人权的侵犯。

“扫黑除恶运动专门针对藏人的意见表达和正常社会活动，把他们视同罪犯，”理查森说。“中国当局应停止浮滥起诉，释放所有被不当拘押的藏人。”

有关西藏此次运动和被捕人员的详情，请见下文。

和平的批评被定为犯罪

至少已有51名藏人在当局的扫黑除恶运动中因和平的活动遭到定罪。最近一起案例涉及西藏北部索县的12位村民。法院于2020年1月7日以“恶势力团伙”罪名将他们判处21个月徒刑。

据法院公布材料，该“团伙”组织村民，“向群众直接或间接灌输封建思想，执行封建家法，希望和默许宗教消极影响在该村范围内滋生和蔓延。”法院材料没有提供有关这些“宗教”和“封建”思想的进一步内容，也没有提出被告触犯应处罚之罪的证据。

一些名詞，例如“宗教消极影响”和“封建思想”等等，实际是指支持达赖喇嘛及其宗教权威，包括他对转世喇嘛的选择、不宜供奉某些地域神灵的劝诫等等。因此，只要支持这些想法就有可能被定罪。

据伦敦倡导组织自由西藏运动（Free Tibet）报道，2019年12月6日，青海省果洛州甘德县9名藏人被判处最高7年徒刑。主要被告阿亚桑扎（Anya Sengdra）的律师表示，阿亚桑扎是因为试图揭露“当地官员的非法行为”而以扫黑除恶名义被逮捕。官方于7月26日发出的起诉文件证实，阿亚桑扎曾批评当地官员──即其所在乡镇的党委书记──这位官员在2014年阿亚桑扎赢得村委会选举后取消他的当选资格，并且因为他一再抗议而加以处罚。

7月26日发出的起诉书称，阿亚桑扎和八名同案被告被控“寻衅滋事罪”，因为他们建立在线群组，讨论当地腐败、环保问题并组织居民上访。当局对这九人的指控还包括“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因为他们在建筑工地静坐抗议，为一起交通事故致死案件索讨赔偿。相关细节表明，被告们只不过是参与了反对地方政府政策的和平抗议和上访活动，并未涉及任何犯罪活动。

2019年5月，青海省玉树州囊谦县21名藏族村民以扫黑除恶名义被判处最高6年徒刑。可知事实表明，他们是为了环境保护的政策向当地政府进行游说──官方媒体报道明确指出，他们因从事“动员村民支持成立‘环境保护委员会’”和“拒绝接受环保补偿费，为政府政策制造障碍”等活动而被判刑。

2019年4月，青海省黄南州的同仁县9名藏人以“成立非法组织”罪名被判处3年至7年徒刑。流亡人权团体指出，他们为抗议本村土地被地方政府官员强占而组织上访，其请愿书副本亦由该流亡团体公布。同仁县政府曾于2015年公布规定，将“借着捍卫藏语文、环保与教育之名，创办非法组织或活动”列为犯罪，此案被称为该县“扫黑除恶”首起案例。

中国在各藏区以地方法规禁止针对政府政策的和平抗议活动，但这些法规仅为行政命令，不应排除中国现行法律的适用。

除了已经见报的51起司法案件，人权观察采访的3名藏人还介绍了更新的案件，他们的亲友因为和平表达意见而以扫黑除恶名义遭到警察威胁或拘留。其中一人提供了多位政治犯的信息。人权观察无法证实他们的说法，但受访者都是可直接获得相关事件一手信息的藏族学者或官员。

一位藏人曾访问其中一起案件的当地居民，他说，藏北某牧区的警察威胁要利用扫黑运动惩罚一名藏人，因為他拒绝签署官方文件证明其牲口数目已按官方指标减少。当地另一名藏人告诉人权观察，在青海省同仁縣，警察以扫黑运动名义逮捕多名妇女，原因是她们聚集在当地政府机关外面，抱怨政府征收土地却没给补偿。

拉萨一名藏族官员于12月向人权观察表示，根据他看到的内部消息：

“西藏自治区第一监狱〔位于拉萨市曲水县聂唐乡〕有217名政治犯，他们都是过去几年被捕的拉萨市或拉萨市下辖乡镇的居民。以政治理由抓人的事情仍然屡见不鲜。”

美国国会的国会与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列出了截至12月疑涉政治原因被拘押的151名藏人，但注明可能存在大量未经报道或不确定的案件。

打击未经批准的宗教活动

根据中国法律，公民只能参加经官方批准的宗教活动。各藏区的中国高级领导人均明确表示，未经批准的宗教活动属于扫黑除恶运动的打击目标。青海省某藏族自治州2019年初发出的运动指导原则也规定，当局必须“积极反对那些持不同观点和妨碍〔国家政策和意识形态〕的人”， 包括“受宗教势力控制”者，据称这种情形“在农村和偏远山区尤其强烈”。

在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11月的审查会议上，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吴英杰称宗教问题是“西藏的特殊矛盾”，并要求自治区各级官员“最大限度打击极端宗教势力和利用宗教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干扰群众正常生活秩序的黑恶势力。”

在11月的会议后，自治区领导班子下令各级官员利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机会”，“坚决铲除达赖集团毒瘤和滋生分裂思想行为的土壤”，“确保宗教领域的和谐稳定。”

一名拉萨藏族官员告诉人权观察，这次运动深入自治区各寺院，作为政治教育运动的一环。据他报道，哲蚌寺实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有五名僧侣被查出参加政治教育时态度不佳而受到“教育”，然后又因为“未改造思想”和“爱国主义与法制知识考试不及格”被开除出寺。

这位官员补充说，“这种情况在许多寺院持续发生”，而且“政府对僧侣的微信和社交媒体活动的监控甚至比普通公民更为严格。”外国媒体报导了藏族僧尼因政治不合格而受到政治思想教育或开除的情况，以及监控僧尼和一般公民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的最新案例。

作为这次运动的一部分，具有宗教信仰的藏族公务员也被挑出惩诫。据中国官媒8月6日报道，向以严控民族与宗教问题著称的北京高级官员朱维群指责自治区领导班子，说他们对扫黑除恶运动“执行不力”。

朱维群的意思，除了其他问题以外，显然是指未能加强管制藏族“干部”信教。所谓“干部”包括所有政府雇员，其中只有一部分是党员。在8月27日于拉萨举行的专项斗争相关会议上，当局表示必须“解决党员信教问题”列为重点。

要求党员放弃宗教信仰是党内纪律的常态要求，毕竟所有党员都必须放弃宗教信仰才能符合入党资格。但是，西藏自治区当局响应朱维群的讲话，当月即发布了一道内部命令，不仅禁止党员，而且禁止西藏所有离退休人员参与公开宗教活动。该命令禁止藏传佛教徒进行的特定宗教活动，但未提及任何其他宗教，可见该命令仅针对为政府工作的藏传佛教徒。没有关于西藏汉族干部或其他宗教信徒受到类似限制的报道。

藏族党员因个人观点遭起诉

西藏自治区当局在实施扫黑除恶运动的同时，也对涉嫌持有未经批准意见的藏族党员进行党内整肃运动。除了对这些党员加以党纪处分，当局似乎还威胁要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

相关案件的详情不明，但官方媒体于2018年2月发布的报道指出，这项整 肃党纪的运动──全称为“坚决反对搞两面派、做两面人”──目的是在西藏揪出“表面伪装对党忠诚，暗中同情甚至为分裂主义分子工作”的党员。官方媒体将在西藏甄别“两面人”的工作称为中国“与达赖集团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的一环。

除了惩罚违反党纪的行为，西藏自治区和其他藏区当局并表示，藏族党员若涉嫌在政治上不忠诚，例如同情达赖喇嘛或支持提升西藏自治的，也是扫黑除恶的目标，换言之，这些人都被归类为犯罪嫌疑人。

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4月，西藏自治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的负责人将“两面派〔和〕两面人”列入犯罪团伙和“非法组织”名单之中，即该运动的打击目标。由此可见，在西藏自治区负责实施此项运动的不仅是党的纪检监察部门，还包括“自治区国安指挥部”，后者负责督导自治区的“公共安全事务”并处理刑事案件。

就此而言，西藏的“反对两面派、两面人”运动与中国大陆其他地区的同一运动有所区别。在其他地区，它不涉及刑事打击，仅以“控制干部队伍的政治立场”为目标。

官员们为了辩护他们将涉持不同政见的藏族党员视同罪犯的做法，声称这些人都是帮派犯罪的组织者、推动者或支持者。“自治区国安指挥部”10月发出的声明中，将“两面人”说成是扫黑除恶运动所欲打击的“非法组织的背后靠山”。西藏自治区高级司法官员于2019年4月附和前述观点，称“两面人”为“犯罪团伙的滋生土壤”。在一百多万藏人居住的青海，当地司法机关也在2019年7月作出同样宣布，说某些“党内干部”是扫黑除恶运动的重点对象，因为他们“掩护帮派犯罪势力”。中国媒体没有提出任何证据支持相关指控。

最近只有一起对涉嫌政治不忠诚的藏族党员进行政治定性和罪刑化的案件得到官方媒体报道。2019年2月，西藏西南部农村地区聂拉木县的13名当地党员──显然是藏人──因在洞穴中“崇拜…非法物件”遭到惩处。媒体报道，该案由警方侦办，而洞穴中的“物件”是“政治上禁止的”──通常意指这些物件是达赖喇嘛的照片，同时，警方将这些党员视为犯罪嫌疑人加以侦办，尽管信仰宗教只是违反党内规章而非法定犯罪。这13人受到何种惩罚，外界尚不得而知。

前文提到过的那位拉萨藏族官员曾于去年12月告诉人权观察，“所有政府部门的藏族官员都在这次〔扫黑除恶〕运动受到惩罚，”但惩罚的详情保密，因此“我们根本不可能得知个别案件的情况。”

中国：招聘性别歧视持续存在

公务员招考公告百分之11‘限男性’

Share this via Facebook Share this via Bluesky More sharing options Click to expand Image © 2018 Brian Stauffer for Human Rights Watch （纽约）- 人权观察今天表示，中国政府应终结公务员招考性别歧视，借以纪念2020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中国法律禁止招聘性别歧视，但职业歧视问题仍普遍存在全国各地。

“中国政府声称致力于就业性别平等，但其公务员招考办法却仍深具歧视性，” 人权观察中国部研究员王亚秋说。“中国当局必须停止发布公然歧视女性的招考公告。”

人权观察发现，在中国政府的2020年全国公务员考试职位表中，有百分之11的职缺仅限男性报考或优先录取男性。在2018和2019年的职位表中，男性优先或限男性的职缺占百分之19。2017年的占比则是百分之13。

但2020年歧视性职缺的占比下降，部分原因是过去歧视性职缺大量集中的部委在今年公告职缺中的占比下降。换言之，是因为那些最具歧视性的部委在今年释出的职缺较少，而非歧视性职缺的比例降低。例如，江苏省海事局招考的每一个职位都指明较适合男性。该局2020年共公告55种职缺，2019年有68种。

中国政府于2019年10月公布《2020年国家公务员招考职位表》。该表胪列全国各级政府、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受政府控制的政治党派在下年度开出的职缺。它们是中国竞争最激烈的职位，因为薪资较高，职位较稳定，而且享有优厚的医疗、退休、住房及其他福利。超过140万人参加了11月举行的公务员考试，争取24,000个工作机会。考试结果已于1月7日公布。

在2020年招考职位表的近14,000种职缺当中──有些职缺招考人数多于1人──人权观察发现，百分之6指明较适合男性，百分之5限男性报考。歧视性的职缺通常在公告中注明“经常加班”、“工作负担重”或“经常出差”，借此排除女性。

只有不到百分之1的职位注明较适合女性或限女性，且通常不具理由。有些职位同时有相对应的限男性或男性优先条目，造成两条职缺实际上是同一职位。还有些职位分为限男性／男性优先和限女性／女性优先两条，但两者都是同一个职缺；这种职缺在职位表中占百分之28。

歧视性招聘广告违反中国法律。《劳动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就业促进法》和《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全都明文禁止基于性别的歧视。

前述各种法律还规定，除了少数经国家规定不适合妇女的工种或岗位外，雇主“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妇女或者提高对妇女的录用标准。” 中国《广告法》禁止广告含有“性别歧视的内容”，应也适用于招聘广告。

然而，中国的反性别歧视法规缺乏具体的执法机制，无法有效执行。自2013年迄今，多位女性曾向法院控告招聘广告性别歧视获得胜诉，但对被告判罚的金额仅约数百美元，不痛不痒，无法有效吓阻违法。

为解决此一问题，2019年2月，中国中央政府九个部委，包括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以及全国妇女联合会，共同发布通知，说明执行现行法律禁止招聘歧视的具体措施。其中一项措施即是禁止招聘信息限定性别或性别优先。用人单位、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发布含有性别歧视内容招聘信息的，依法可处5万元（7,100美元）以下罚款。

自从中国终止“一胎化政策”并在2015年底开始允许夫妻生育两个孩子之后，中国的职业妇女越来越多地面临妊娠歧视。有些因怀孕遭解雇、降级或削减工资的妇女已对雇主提告或要求仲裁。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数据，中国在2019年的性别平等排名连续11年下降，在被调查的153个国家中，中国排名第106位（2008年是第57位）。

“由于全球新冠病毒危机导致失业率飙升，中国政府部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落实反性别歧视法，”王亚秋说。“应将性别平等置于重启中国经济的核心。”

中国：对非洲人的新冠病毒歧视

广州出现强迫隔离、搬迁、拒绝服务情形

Share this via Facebook Share this via Bluesky More sharing options Click to expand Image An African restaurant is closed off along with other businesses in Guangzhou's Sanyuanli area, where a neighborhood is in lockdown after several people tested positive for the novel coronavirus disease, in Guangzhou,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April 13, 2020. © 2020 REUTERS/David Kirton （纽约）- 人权观察今天表示，中国政府应停止与新冠病毒疫情有关的非洲人歧视待遇。有关当局还应保护中国各地非洲人和非洲裔人士免于就业、住房和其他领域的歧视。

2020年4月初，中国最大非洲人社群所在地的广东省广州市当局展开专项行动，强制非洲人接受新冠病毒检测，并命令他们自我隔离或到指定旅馆隔离。接著房东开始驱逐非洲居民，迫使许多人在街头露宿，旅社、商店和餐馆都拒绝非洲人光顾。其他外国人群体基本上都没有受到这种对待。

“中国当局声称对歧视‘零容忍’，但广州对非洲人所做的正是典型的歧视行为，”人权观察中国部研究员王亚秋说。“北京应立即展开调查，并追究所有官员及其他人员对这种歧视待遇的责任。”

4月12日，广东当局宣布，该省境内所有外国人都必须遵守“新冠病毒防控措施”，包括“检测、采样和隔离”。实际上，当局只针对非洲人执行强制检测和隔离。他们派人到非洲人的住所进行现场检测，或指令他们自行到医院检测。有些人被命令在家中自我隔离，住所四周被加装监视摄像头或警铃。

这种政策缺乏科学实证基础。该省境外移入病例大多是海外返国的中国籍人士。许多非洲人已经检验过新冠病毒阴性，没有近期旅游史，也没有与新冠病毒确诊者接触。

在中国其他地方，也有非洲人举报受到当地警察和政府官员骚扰，以及被医院和餐馆拒绝服务。

中国政府否认有非洲人在广州受到歧视，自称“拒绝差别待遇”而且实施“歧视零容忍”政策。中国官方媒体也以报道驳斥有关中国当局不当对待非洲籍人士的评论，并抨击“西方媒体”企图“在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挑拨离间”。

官方数据显示，约有14,000名非洲各国公民居留广州，但研究者估计还有数千人无证停留。由于疫情相关的不当对待，许多在华非洲人要求本国政府呼吁中国政府停止对非洲人的一切形式歧视，还有些人希望本国政府协助他们撤离中国。肯尼亚政府已经宣布将于5月1日派专机撤出困在中国的肯尼亚人。

人权观察表示，非洲人在中国遭受歧视的报道，已引起全球各地非洲人社区哗然。非洲数国政府，包括尼日利亚、乌干达和加纳，召见中国大使表达抗议。有几个非洲国家的驻华大使致函中国外交部，呼吁中国政府停止“对非洲人实施强迫检测、隔离和其他不人道待遇。”

非洲有超过300个人权团体和近1,800名社运人士连署致非洲联盟的公开信，呼吁对“非洲人在中国受到的仇外、种族主义和不人道待遇”做出“立即纠正行动”。

过去二十年，中国已跃居非洲最重要经济伙伴。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在全球约70个国家投资数兆美元基础设施的计划）在非洲大举投资，确实有助推升非洲经济，但也让中国政府获得对非洲大陆的巨大影响力。非洲各国政府很少批评中国当局不当对待在华非洲人，或侵犯中国各地人民的人权。

在华非洲人长久以来饱受种族歧视。警方在移民执法方面经常特别针对非洲人，他们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常被扣连到暴力犯罪和逾期居留。有些招聘广告特别排除“黑人”，或给非洲籍应征者较低薪资。据有些非洲人举报，他们和白人同事做同样工作却拿较低薪资。许多人还说，他们曾被出租车、饭店或商店拒于门外。2018年，中央电视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节目中播出一段幽默小品，一位中国女演员涂上黑脸，说些“中国为非洲做了很多”和“我爱中国人民！我爱中国！”之类的台词。还有一家中国名牌洗衣机的电视广告，把一个黑人推进洗衣机“洗净”为肤色较浅的亚洲人。

“非洲各国政府应当共同发出明确呼吁，要求中国政府停止对在华非洲人的一切歧视，并实施及时、透明的调查，追究所有应为歧视行为负责者的责任，”人权观察非洲区倡议主任卡琳・卡涅扎・南图亚（Carine Kaneza Nantulya）说。“非洲各国政府还应该向中国施压，落实防范未来歧视的措施。”

广州侵犯人权详情及陈述

广州强迫筛检、隔离

4月2日，官方喉舌新华社报道，广州一名尼日利亚男性新冠病毒感染者攻击一名中国护士，因为后者阻止他离开医院的隔离病房。这则报道随即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疯传，引发对非洲人的一片鞑伐。4月7日，广州当局表示，五名居住该市的尼日利亚人被验出新冠病毒阳性。

4月20日，广州当局强制尼日籍商人David E.（化名）接受新冠病毒检测，并命令他居家自我隔离14天，但他自疫情暴发后从未离开广州，也没有与感染者接触。“我对接受筛检没有意见，”David向人权观察表示，“这是为了救命。但他们的做法是歧视性的。为何只针对我们非洲人？为何把我们非洲人当作病毒一般对待？”

4月9日晚上，当局上门将来自布隆迪的Micomyiza Jean-Claude带走，把他送到一家酒店接受14天隔离。Micomyiza说：“我还要自付每天300元（50美元）的房费和餐饮费。我愿意守法，但我已经两次采检阴性，没有必要住在酒店。”

强制隔离结束后，警方又要求Micomyiza再接受两次检测。

肯尼亚籍医学生James K.（化名）说，他在宿舍强制隔离14天后，还是不准离开大学校园。他说：“当局告诉我们，只有非洲人必须接受检测和隔离。这根本不合理。现在我已经完成隔离了，还是不能出校门一步。为什么？太荒谬了！”

强迫搬迁、拒绝服务

知情人士告诉人权观察，广州当局口头指示房东和旅馆驱逐或拒绝非洲人，导致许多人实际上无家可归。网上大量流传的照片和视频显示，有成排的非洲人拉著行李露宿街头。

广州的餐馆、商店和公共场所也都禁止非洲人进门。在一支摄于麦当劳的视频中，店员出示黑人不得进入餐厅的通知。麦当劳事后已经道歉。另一支视频中，某卖场员工制止一名黑人女性进入，旁边的白人女性则不受限制。

David说，他的一个朋友在4月19日结束14天检疫隔离后，返回公寓住所时被门卫阻挡：“你不能回去自己的公寓，你也不能住酒店。广州当局等于是说：‘我们不再需要你们了。回去你们自己国家吧！’”

加拿大籍黑人Michael N.（化名）说，他从4月10日起被拒绝进入地铁站两个星期：

地铁员工告诉我们，“今天早上我们接到通知，不许黑人搭乘地铁。”随即有四、五个安全警卫出现，对我问话。地铁拒绝我，只因为我的肤色。他们不管我带的任何身份证件，或我的健康码APP怎么说。

Micomyiza说，尽管已经三次采检阴性，他还是难逃公然的种族歧视：

的士司机有时不让非洲人上车，公交车司机常要求非洲人坐最后一排，因为中国乘客会被非洲人吓到；我们上街时，有些中国人对我们吼叫或转身跑开，另一些人就算戴著口罩还要掩鼻。这些都是很可怕的种族主义行为，但中国政府仍一概否认。

肯尼亚籍医学生James说，他住在广州六年来“每天”都感受到歧视，新冠病毒疫情前早已如此：“有好几次，人们看见我就转身。作为医学生，我曾到医院实习。我给病人看诊时，病人居然不希望我碰触他们。你想靠近一点都不行。”

他说，从以往到现在受到的歧视，使他期盼早日离开中国：“我在等著边界开放，到时候我会第一时间离开中国。”

3月29日，Kyeyune Derrick（乌干达籍）和怀孕妻子到广东东莞某医院做产检，竟被挡在门外。现场视频在网上疯传后，当局登门拜访，并且送他们到另一家医院做检查，但事后一再施压要他们拍影片向中国政府道谢，将拒诊事件淡化为“语言不通”所造成的“误会”。Kyeyune告诉人权观察：“我感到不安、背叛和被利用…把那件事称为误会，是对我们的心理折磨。”

国际法律标准

根据中国1981年批准的《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反种族歧视公约），各国政府有义务“禁止并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保证人人有不分种族、肤色或民族或人种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权利。”

专责监督各国遵行反种族歧视公约的联合国专家委员会曾具体呼吁各国政府“充分实行立法及其他既有措施，确保非洲裔人民不受歧视。”同时，各国政府应当“检讨、制定和实施国家级的战略与方案，目的在改善非洲裔人民的处境，保护他们不受国家机关、政府官员以及任何个人、群体或组织的歧视。”

在华非洲人要求非洲各国政府介入

非洲籍广州居民告诉人权观察，尽管中国当局已于4月下旬开始解除对非洲籍人士的限制，他们认为歧视和种族主义不会因随疫情结束。Michael说：

你不可能前一天告诉大家黑人带有病毒，后一天又说黑人没那么坏。你不能期待人们的想法一夕翻转。真的有人在大街上看见我拔腿就跑。太荒谬了。你想不笑都不行。

Micomyiza说：

即使已经隔离，人们还是会对我们大吼大叫甚至霸凌，叫我们“病毒”。就算疫情结束以后，生活也会不同。…我受够了每天遭到羞辱，而非洲领导人们却对广州种族歧视问题一言不发，因为他们不想搞坏双边贸易。领导人们更重视商机，不关心人道。

喀麦隆籍武汉居民John F.（化名）表示，他本来教书的学校从新冠病毒疫情暴发后就拖欠他的薪资，但他知道同校至少有两名白人教师仍然按月领到薪资：“非洲籍老师感觉受到歧视。我们不知该怎么办，我们不知要找谁，我们身无分文，他们全都不理不睬。我们希望非洲各国政府向中国政府表达对此事的关切。”

尼日商人David表示，非洲各国政府的不作为导致非洲人在中国孤立无援：“我们的领导人不关心我们。即使中国人把我们当畜牲看待，我们也得忍气吞声，因为連非洲各国领导人也不关心我们。”

中国的ZOOM炸弹

发表于: 中参馆 Share this via Facebook Share this via Bluesky More sharing options Click to expand Image Signage at the headquarters of videoconferencing, remote work, and webinar technology company Zoom (ZM) in the Silicon Valley, San Jose, California, March 28, 2020. © 2020 Photo by Smith Collection/Gado/Sipa USA Zoom显然不觉得在中国审查异议人士有何不对。该公司声明说：“我们是关闭会议，而非按国家封锁参与者。” 该公司为无法完善审查包含中国参与者的国际会议而致歉──因为它的做法对中国境外用户造成了极不必要的影响。Zoom表示，中国当局要求该公司“遵守当地法律”，然而中国法律并未明文禁止谈论六四或参与国际研讨活动。

该公司对言论自由的忽视令人不安，但并不意外。许多跨国公司屈服於北京的政治压力时，都会搬出“遵守当地法律”做挡箭牌。苹果公司从中国App Store删除几百个虚拟专用网络（VPN）应用程式，就是用同样理由。领英公司（LinkedIn）封锁批评中国政府的内容时亦作同辩。

这些公司若以为自己可以一面遵守侵犯人权的“当地法律”，又不影响其中国境外客户的权利和利益，未免太天真了。苹果公司对北京无止尽的让步，已经影响到全世界所有人可以通过其串流服务观看的内容：2018年初，公司管理层警告Apple TV +上某些节目的创作者，避免对中国的负面描述。（人权观察曾於去年11月发函询问苹果公司与中国相关的营运问题，但该公司迄未回应。）好莱坞电影也日益根据北京认为敏感的内容进行自我审查，例如1986年卖座电影《壮志凌云》的最新续集，汤姆．克鲁斯飞行夹克上的台湾国旗被删除。

企业渴望进入中国的庞大市场，这很容易理解。Zoom大约有700名工程师常驻中国。苹果的大部分产品都在中国组装。但让步并未带给它们安全──反而使他们容易受到更多让步的要求。

如果每家公司独自面对服从北京的审查要求和被拒绝进入中国市场之间的选择，许多公司当然会选择卑躬屈膝。但是，如果各公司联合起来抵制中国政府的霸凌，权力的天平可能会倒向另一边。中国政府不可能把所有外国公司全都赶走。

各公司有责任依据联合国《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尊重人权。企业应拟定并推动与中国交往的行为守则，禁止参与或协助侵犯表达自由、信息、隐私、结社或其他国际公认人权的行为。强有力的共同标準将使北京更难排斥主张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公司。消费者和股东也将更容易坚持公司不应为了维持在中国的业务而屈服於审查制度，更不应该从侵犯人权行为中受益或助其一臂之力。

去年，面对来自公司内外的压力，谷歌终止了在中国推出一种审查版搜寻引擎的计划，从而避免参与侵犯人权的行为。其他公司应该见贤思齐。

一妻多夫能解决中国性别失衡吗？

解决‘一胎化’问题应实事求是

 海瑟・巴尔 女性权利部代理共同主任 heatherbarr1 heatherbarr1

Share this via Facebook Share this via Bluesky More sharing options Click to expand Image © 2019 Brian Stauffer for Human Rights Watch 上海复旦大学一位经济学教授本周提出一个解决中国严重性别失衡的新奇方案：一妻多夫制。

这个想法很有趣，但我们不认为一妻多夫必然有利女性。多夫可能多劳──尤其当女性负担无偿照顾和家政工作是男性的2.5倍，举世皆然。

但中国的性别失衡问题确实严峻。该国有3到4千万“消失的女性”，导因于两性不平等和重男轻女，并且因为从1979到2015年实施的“一胎化政策”以及至今对女性生育权利的种种限制而更加恶化。这一性别差距造成许多中国男性娶妻不易。

它还刺激了从海外贩运妇女的需求。人权观察记录到缅甸的新娘贩运，每年有数以百计的妇女和少女受骗到中国寻求就业机会，最后却以大约3,000到13,000美元被卖给中国家庭做媳妇而遭到性奴役，一般长达数年。她们大多被迫尽快怀孕，有些还被迫接受生育治疗。有些女性生产后有幸脱逃，但通常必须丢下孩子。有几位接受我们访调的妇女被贩运不止一次。这种朝向中国的新娘贩运遍及亚洲各国，已知案例分布在至少8个国家。

还好，中国的性别失衡问题其实可以找到既有效又尊重人权的解决方案。可以试着打击国家与社会对女性根深柢固的歧视。也可以试着消除政府对女权人士的骚扰，以及对其性别平等呼声的官方审查。可以尝试促进工作场所的性别平等，包括给予女性和男性同等的育婴假，并期待父母都来申请。还可以试着牢记女性对自己的身体拥有自主权。

一妻多夫的构想遭到中国网民强烈抵制，显见他们要的是真正的改革。但愿中国政府能顺应民意。

中国社运人士‘失踪’

李翘楚最后推文：‘共渡时艰’

Share this via Facebook Share this via Bluesky More sharing options 北京女权及劳工运动者李翘楚1月24日在推特发文谈到中国当局企图掩盖新冠病毒疫情：“大家[农历]新年平安。愿我们记住那些伤痛…和没来得及统计就离去的生命。…用公共参与去追踪那草菅人命的恶。”

Click to expand Image 李翘楚。 © 2020 Twitter/@liqiaochu01 2月16日一大早，李翘楚遭北京当局拘留。她的下落及被控罪名迄今不明。

部分国际媒体报道，李翘楚被强迫失踪与她的男友许志永──曾经坐牢的著名维权律师──近期被任意拘押有关。但常被忽略的是，李翘楚本身致力社会正义议题不遗馀力，过去就曾多次遭警方骚扰恐吓。

2017年严冬时期，北京当局发动全市“大清理”行动，数万名移民工遭强迫迁离住所，李翘楚当时加入志愿者工作，为流离失所者找寻免费或廉租住所。2018年起，她积极参与中国#MeToo运动，收集性骚扰案例并在网上发布报道。

随著新冠病毒疫情展开，李翘楚加入志愿者小组，向北京环卫工人分发免费口罩。她也协助封城地区的怀孕妇女就医，并组织志愿者协助家庭暴力受害者──在全国各地家庭受到隔离或其他形式限制的情况下，家庭暴力事件明显增多。

“共渡时艰”是她被强迫失踪前发出的最后一则推特，回应另一位被任意拘押的人权律师丁家喜之妻罗胜春。过去几年，尽管习近平政府空前严格地限制公民社会，无数人仍然选择走上中国最艰难的一条道路──挑战强大的威权政府。让我们铭记他们为中国人权奋斗而承受的苦难。

书商被判刑暴露瑞典中国策略盲点

斯德哥尔摩握有筹码──应用以推动桂民海立即获释

Share this via Facebook Share this via Bluesky More sharing options Click to expand Image 泛民主派公民党成员举著桂民海（左）和李波的照片，在中联办前抗议，香港，2016年1月19日。 © 2016 路透社 瑞典籍书商桂民海遭中国宁波法院以向外国人“提供情报”罪名判刑10年。五年前，桂民海于2015年10月在泰国被强迫失踪，直到第二年才在中国官方电视频道上露面，为一宗编造的酒驾案件“认罪”。而后他在2017年被禁止离开中国，2018年又被中国当局从护送他的瑞典外交人员面前强行带走。不仅如此迫害，中国当局还加以羞辱，声称桂民海已于2018年自愿恢复中国国籍，当时他正受到政府羁押。

对于桂民海案的再度转折，只能做一种解读：不论瑞典再怎么要求联系该国公民，中国就是不打算放人。斯德哥尔摩对桂民海判刑的反应──桂民海是应被释放的瑞典公民──和2015年他首度失踪时的说法毫无二致。

这种反应令人失望，却完全符合瑞典近期的中国策略，即在“相关的多边场合”中，“以明确、一贯的态度…强调人权情势恶劣的问题”，以及支持不具约束力的欧中人权对话。斯德哥尔摩在桂民海被中国任意拘押的整个过程中都坚持这样的策略，显见它根本不足以撼动北京的政治算计。

面对中国，当然不是只有瑞典一个国家缺少强健的人权策略，或要求中国为恶行负责的勇气。但没有一个国家能说自己真的没有抵制北京的必要工具，尤其是在危及本国公民的情况下。为何不尝试针对那些应当为桂民海被扣留负责任的官员实施制裁？还有那些在瑞典境内协助监视他人──尤其是来自中国人士──的共犯？为何不联合其他有公民被中国任意拘押的国家，共同成立专责单位？

瑞典应当善用自身的影响力，让中国了解严重的人权侵犯将为自己带来严重的后果。如果没有这样的压力，就不可能改变现状──斯德哥尔摩该为桂民海做的远不止此。

衹谈抖音侵犯隐私将忽略更大问题：中国国家监控

发表于: Quartz Share this via Facebook Share this via Bluesky More sharing options Click to expand Image 2019年杭州国际智能产品博览会的TikTok/抖音展览区，中国浙江省，2019年10月18日。 © 2019 Costfoto / Barcroft Media via Getty Images 如果你或你的朋友拥有手机，你应该至少听说过TikTok（中国国内版名为“抖音短视频”）。这款广受欢迎的网络平台抢占Vine在2016年留下的真空，过程中打败SnapChat和Twitter，它的用户以青少年为主，可以用来创作网络短视频，内容从模仿明星、谐拟历史到包罗万象的惊诧瞬间。

随着TikTok在全世界爆红，我们发现一些严重问题。

首先，用户和各国政府都担心TikTok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ByteDance）无法避免北京的内容审查。据传该公司正在物色新任首席执行官从美国运营TikTok，可见其内部可能也存在同样疑虑，部分人士据此推测该公司企图使TikTok与中国政府拉开距离。

所以，究竟TikTok是全球青少年分享古灵精怪视频的无害平台，还是方便中国政府进行内容审查和监控的空间呢？

还有，TikTok曾因删除内容引发争议，凸显另一议题：它自己的审查规则是否也有问题？

该公司一再表示，中国政府从未要求删除任何内容，即使政府提出要求也不会照办。但这种保证不足以让国际社会释疑。

举例而言，TikTok上面很少出现关于香港抗争的视频──但这场主要由青年领导的运动无疑是举世注目焦点。到底是TikTok对相关内容进行了审查呢，还是如它的母公司声明所说，真的很少用户贴出这些内容？

美国青少年阿齐兹（Feroza Aziz）谴责中国政府大规模拘押维吾尔穆斯林的视频在网上疯传之后，她的账户遭到停权。TikTok辩称，停权是因为她早前曾发出含有本拉登图像的视频，遭错误举报违反该平台的反恐政策。

实际测试

去年10月，我和同事想对这些问题做检测。我们首先上传一些坦克人的影片，就是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镇压时挺身挡下一整列解放军坦克的著名年轻人。

其中一支影片用澳大利亚注册的账号上传，结果只有账号持有人自己能看到，其他人都看不到。我们向TikTok反映问题，该公司代表用电子邮件回覆说，该视频“根据有关展示可识别军事信息的指导原则而受到不正确的部分限制。”我们的视频后来被解除屏蔽。

党的控制

所有中国公司，不分公营民营，不但要向投资人负责，还要向中国共产党负责，这是为国家审查创造机会和机制的一环。许多公司内部设有党委，作为治理结构的一部分。字节跳动也设有党委，该公司副总裁张辅评自2017年兼任党委书记至今。字节跳动党委成员定期集会学习习近平主席讲话精神，宣誓追随党的路线致力技术创新。

靠着党与私营企业之间的紧密连结，中国政府成功阻挡许多国际主要科技公司打进中国市场，集中力量在垄断性的竞争场域中扶植中国科技业巨人。

中国科技公司也因与政府的紧密关系而受惠，它们从政府得到研究发展补贴、税负减免和其他形式的政府支持，因此更难抗拒政府的压力。

字节跳动以“跨越语言、文化与地理籓篱，为人们传送信息、教育、娱乐与启发”为企业使命，已与中国各地地方政府签订多项协议，就其企业运营的不同方面开展合作。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ustralia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的最新研究报告发现，字节跳动与中国公安机关密切合作，利用国内版“抖音”平台推广官方宣传口径，美化北京在新疆的暴行。

此外，中国公司若未紧跟党的路线很可能遭受惩罚，字节跳动也不例外。2018年，该公司经营的搞笑APP“内涵段子”被中国媒体监管机构以内容“低俗”为由责令永久关停。该公司的创办人张一鸣（同时也是TikTok创办人）不得不发表一篇自责声明，为背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致歉，誓言“保证[党的]权威声音有力传播”。

中国共产党还有恣意强迫失踪和拘押企业高管的纪录。2017年1月，加拿大籍富豪肖建华于香港下榻酒店遭中国特工绑架，其下落和状况至今不明。

当局可以任意拘捕富商巨贾，连持有外国护照也不能幸免，这也向商界精英发出清晰、可怕的信息，与党抵触将有严重后果。

TikTok各种不当删除视频的报道可能也反映出长期困扰社交媒体平台的另一个问题：本质上，这是一种内容审核的简化做法，本来就不适合处理细致的政治和社会议题，而后台审查员又缺乏训练，宁可犯错也要从严审查。

值得称许的是，TikTok的代表告诉我，该公司正在与公民社会团体对话，寻求解决问题。

但无论如何，若要让TikTok摆脱各种质疑，字节跳动必须证明自己真的愿意向中国政府说不，就像许多中国维权人士和普通公民每天在做的一样，不怕因此付出代价。

国：新疆儿童被迫骨肉离散

应将国营机构收容未成年人交还家属

Share this via Facebook Share this via Bluesky More sharing options Click to expand Image 新疆伽师县第四中学校门写着“进入校园请讲普通话”的标语。 ©️ 2018 美联社图片／Ng Han Guan (纽约)－人权观察今天表示，中国当局应立即将被关在新疆“儿童福利”机构和寄宿学校的儿童交还其家属。政府应停止不必要地将维吾尔及其他突厥裔穆斯林儿童与家人拆散。

自2017年起，中国在新疆实施“严厉打击暴力恐怖活动专项行动”，估计造成一百万突厥裔穆斯林遭到任意拘留，关进非法的政治教育营。还有不知多少人关在看守所或监狱。无数儿童因父母被抓或流亡而被中国当局送进国营儿童福利院或寄宿学校，既未经父母同意，也不准亲属探视。

“强迫亲子离散，可能是中国政府在新疆高压统治的最残酷一面，”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说。“应当立刻将这些儿童送交国内亲属监护，或允许他们出国与父母团聚。”

人权观察访问了五户来自新疆现居海外的家庭，他们都说无法与国内子女联系。部分家庭已知、其他则推断其子女已被当局送进国营儿童福利院，未经任何家属同意。

现居土耳其的维吾尔人阿卜都拉合曼・土赫提（Abdurahman Tohti）说，自从2016年8月他的妻子被当局拘留后，他就联络不上家里的4岁儿子和3岁女儿。今年1月，他在一段网络视频中发现儿子在学校用中文回答问题。“我想念我的孩子们和我太太，”土赫提说。“我非常希望他们回来。我担心一辈子再也看不见我的孩子了，他们以后会不认识我了，他们可能已经被同化成中国人，把我当成敌人看待。”

没人知道有多少新疆儿童未经同意被送进国营儿童福利院和寄宿学校。当地受到政府严密监控，任何抗议或与境外联系者都会受到严惩，因此缺乏全面性的报导。许多旅居海外的突厥裔穆斯林已完全无法联系留在新疆的家属。“新疆受害者数据库”（Xinjiang Victims Database）网站收集到超过5千名新疆居民──包括百馀名儿童──对他们被判刑入狱、被关押在政治教育营或遭其他方式限制行动自由的经历陈述。

新疆政府文书甚少说明有关国营孤儿院的收容决定。官方文件没有说明应经何人同意、由什么单位决定移送收容、以及是否有何程序确认同意或接受申诉。根据人权观察已发布的报告，有些地方政府收到上级命令，收容孤儿人数必须达成一定指标。

除了将儿童移送孤儿院未经同意或缺乏法律依据，人权观察也极为关切相关设施的作为可能剥夺儿童的基本权利和文化传承。据中国官媒和政府网站报导，新疆寄宿学校用中文授课──令人关切儿童学习母语的权利──并以爱党爱国歌曲教儿童唱歌跳舞。政府喉舌大力吹嘘寄宿设施如何造福儿童，使他们远离“极端思想”的影响，培养更良好的卫生习惯和礼节。

曾在2018到2019年访问新疆的外国记者，都未能到访或拍摄这些学校，报导其中教学实况。那些铁丝网、围墙和监控摄像头，看来更像是防范囚犯脱逃而非保护儿童。

多种迹象显示，“严打行动”展开后，新疆当局向孤儿院和寄宿学校投放了更多资源。人权观察、独立学者和国际媒体均发现许多政府文件，内容包括双亲被捕儿童的收容政策、孤儿院和寄宿学校的管教办法以及相关设施扩建的招标公告等等。

由官方统计数据也可看到同样情况，最近一项研究显示，过去三年新疆突厥裔穆斯林聚居地区的教育开销、幼儿园入学率和学校地板面积突然大幅提高。各国政府依据国际人权法均负有改善教育的义务，但不能用任意强迫儿童脱离家庭的方式达成。

中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43条规定，对孤儿、无法查明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以及其他生活无着的未成年人，由民政部门设立的儿童福利机构收留抚养。然而，中国法律并未授权政府当局将儿童与父母拆散而接受国家安置，也没有任何法定程序允许这样做。

中国已于1992年批准加入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该公约承认家庭是儿童成长和幸福的自然环境。依据该公约，各国政府有义务确保不违背儿童父母的意愿使儿童与父母分离，“除非主管当局按照适用的法律和程序，经法院审查，判定这样的分离符合儿童的最大利益而确有必要。”通常唯有父母涉及虐待或忽视儿童，才需要做出这种裁决。

就算有必要采用替代性照料方案，也应优先交付近亲属照料。使儿童脱离家庭照料应作为最后手段，而且应当尽可能限于暂时性，持续时间应尽可能缩短。对于有主见能力的儿童，官员必须确保他们有权就影响到其本人的一切事务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儿童的意见应按其年龄与成熟程度给予适当看待。

所有与替代性照料有关的决定均应充分考虑到有必要让儿童留在离自己惯常居住地尽可能近的地方，以便其与家人联系及在可能时重返原生家庭，并尽量减少对其教育、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干扰。

《儿童权利公约》规定，对于儿童或其父母要求进入或离开一个国家以便与家人团聚的申请，应以“积极的人道主义态度迅速予以办理”。并应确保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不致因提出这类请求而承受不利后果。父母居住在不同国家的儿童，有权同父母双方维持亲近关系和直接联系。

该公约并保障出身于族裔、宗教或语言少数群体的儿童，不得剥夺他们与群体其他成员共享自己的文化、践行自己的宗教、或使用自己的语言的权利。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25个国家以及包括人权观察在内的众多人权团体均已向中国政府发出呼吁，要求允许独立观察员不受阻碍地进入新疆，评估当地人权侵犯的范围与规模。相关组织，例如伊斯兰合作组织，应同样支持这种视察。

“各国政府应大声抗议中国当局在新疆的镇压行动为无数家庭带来难以承受的痛苦，”理查森说。“各国应正告中国，家庭团聚是基本人权。”

无法联系在新疆子女的父母陈述

迪勒努尔（Dilnur），来自喀什定居加拿大的维吾尔人，从2017年4月至今一直联系不上她的8岁女儿和6岁儿子。丈夫过世的迪勒努尔于2016年5月离开新疆到土耳其留学──当时她的家乡还没开始大规模任意拘留──身边只带着她最大的孩子，一个女儿。迪勒努尔申请不到儿子的护照，小女儿当时健康不佳，所以把这两个孩子留给他们的祖父母照料。

迪勒努尔一直联系不上她的父母和她的兄弟一家人，怀疑他们可能都被送进政治教育营了。她发现社交媒体上许多新疆朋友把她从联络人删除，或拒绝她加为好友的请求。她经常拜托中国其他地区的朋友替她联络新疆家人，但总是徒劳无功。结果，她说她已找不到任何人可以协助她查询孩子的下落。

“每次有新的宣传视频出现在抖音，我就拼命寻找我的孩子，盼望在这些视频里发现他们的所在。但我一直找不到。每一次在街上见到和我孩子年龄相仿的小孩，我就止不住掉泪。我的眼睛都快哭瞎了。”

买买提若素尔・哈桑（Memetrasul Khasan），来自喀什现居吉尔吉斯斯坦的吉尔吉斯人，自2017年3月妻子被当局抓进政治教育营之后，完全无法联系14岁的两个孪生儿子。哈桑也一直联络不上其他住在新疆的亲人，帮他查找孩子下落。

“我很想念我的孩子们。我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我的亲人全都被抓走了，没人可以照料我的孩子。我已经给中国政府写了50封信，把信交给中国驻比什凯克大使馆。我要求中国政府放了我的孩子和我姊妹的孩子，并且允许他们过来吉尔吉斯，回到他们的祖国。”

哈桑的母亲，哈丽马罕・阿贡扬基兹（Khalimakhan Akunjankyzy），有五个女儿已经成年，其中三个被关进政治教育营。她不知道另外两个女儿和16个孙子女的下落。

“我不知道我的16个孙儿在哪里。他们全都不见了。我好想念他们。我常做梦，梦见我所有的孙子、孙女都回到吉尔吉斯，和我们团圆。”

马合木提江（Mahmutjan），来自吐鲁番的维吾尔人，2016年2月因家人申请不到护照而只身前往土耳其。2016年10月，他的太太和长女也到土耳其团聚。2018年9月到2019年6月，当局未经马合木提江或其家属同意，就把他当时年仅7岁的次女送到寄宿设施。期间他女儿一度生病，当局暂时把她送回马合木提江的兄弟家中照料。但马合木提江从7月至今未再得到她的任何消息。

“我的二女儿从儿童营被放回时，骨瘦如柴，满脸病容。他们没有好好照顾她。看她的照片让我非常心痛。他们把她带走几个月后，又把她送回我兄弟家，因为她的脚趾感染。我兄弟的家人带她看医生，使她健康好转。然后政府又来把她带走。”

马合木提江谈到太太因为与孩子分离而受影响：

“我太太伤心得不得了。她有时要喊大女儿，却叫出二女儿的名字。我太太已经精神失常了。她总是梦见孩子们。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把女儿们带回来团聚，尤其是二女儿。她崩溃了，她失去健康。”

阿卜杜勒・阿齐兹（Abdul Aziz），来自和田、现居土耳其的维吾尔人，自2017年7月当局将他的妻子关进政治教育营后，一直无法联系他的四个孩子，年龄分别是13岁、6岁、5岁和2岁。阿齐兹得知，他的大孩子住在新疆外婆家里，但其他三个孩子仍下落不明。阿齐兹的父亲已去世，母亲住在伊斯坦布尔。他有两个兄弟还在新疆，但同样下落不明。他试过各种方法，都找不到他的孩子和兄弟们。

“以前我们一家团聚，多么幸福。我每天至少看到孩子们一次。他们非常爱我。每一天我回到家，他们都跑上来抱我。他们现在去了哪里？他们死了吗？还是生病了？我今生今世唯一的愿望就是再见一面我的太太和孩子们。”

中国：对西藏宗教活动禁令加严

离退官员宗教自由再遭限缩

Share this via Facebook Share this via Bluesky More sharing options Click to expand Image 为进入拉萨市中心的大昭寺广场和八廓街，民众大排长龙接受安全检查。 微信账号视频截图，2019年8月27日访问。存档视频副本。 （纽约）- 人权观察今天表示，中国共产党发出的一份严禁西藏退休政府雇员从事宗教活动的通知，违反中国保障宗教自由的承诺。人权观察取得的这份通知未注明日期，但显然是在2019年8月初发出。

该通知要求西藏自治区所有党政机关负责管理退休政府雇员──不分是否中共党员──的官员在8月18日前上交“离退休干部转经轮”（在圣地或寺院绕行祈祷的藏传佛教活动）的名单。转经轮是西藏佛教徒尤其老年人日常祈祷的标准形式，有些人也借此煅练健身。被列入名单的人将受到处分。

“中国政府当局不择手段想要全面控制藏人的宗教活动，” 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说。“连一生奉献公职的老干部也难幸免。”

相关内容 Notice on surveying and checking retired cadres regarding problems reflected during themed education discussions 该通知由西藏自治区党委老干部局发出，要求相关官员“认真开展自查、摸排，调查核实本地本部门本单位离退休干部和离退休党员中有无（转经轮）此类现象和此类人员。”

该通知说，“退休人员转经转的比较多、比较普遍，” 而且连部分党员也仍然“公开版（半）公开”参与。相关官员必须在8月18日下午12:30前，以书面陈报退休人员转经轮的“人员名单和处理意见”。

中共党章禁止党员参与宗教仪式或活动。但中共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可以处分党外人士，包括政府员工。西藏自治区公务员大多并非中共党员。

西藏自治区当局从2008年开始在首府拉萨各主要转经轮地点设立检查站，能够识别转经轮人员的身份。人权观察得知至少两名具政府雇员身份的现职中小学老师受到长官口头警告，只因他们曾经通过检查站，不管是不是为了宗教目的。

中共禁止退休干部从事宗教活动的命令屡见非正式报导，尤其是在年度宗教节庆期间，但书面文件极为罕见。尽管这份通知只提到转经轮，但拉萨信息源证实，同样禁令也适用于退休政府员工一切有形的宗教活动，包括参拜寺院、出席法会和其他宗教仪式、或宗教献金。

据一位拉萨居民于2015年告诉人权观察，当局以往对退休政府员工参与宗教活动的处罚方式包括削减或取消退休金、医疗补助和其他退休福利。2012年初，数千名藏人因赴印度朝圣、参加达赖喇嘛法会而受到西藏自治区当局临时拘留和“再教育”等处分，其中也有许多退休政府员工。

由于退休政府雇员仰赖退休金和政府补助为生，他们从事其他政府不许可的活动也可能遭受同样处罚，前述拉萨居民表示：“不论你是不是党员，只要你不听话，想什么说什么，或做了什么惹官员不高兴的事，政府就会停掉你的退休金和你的医疗就诊卡。”

西藏自治区在1994年实施紧缩政策，从此政府员工不得参加宗教活动，直到今天。但政府从未明示退休人员也在禁止之列，而非仅限在职官员。这项禁令一向由官员在单位工作会议上口头宣达，未见书面下达的先例。1994年以来，同样的宗教活动禁令也适用于自治区所有中小学学生。

此次文件要求处分热中宗教活动的退休人员，是中共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题进行内部整肃的一环。这项全国性运动从6月开始，目的在清查和消除党员的不忠诚行为。

素来对民族与宗教问题立场强硬的北京高级官员朱维群，7月率领中央政府督导组到达西藏自治区。人权观察由信息源得知，前述通知即是在朱维群主持的会议中通过。据官媒报导，朱维群在8月6日的会议上指责自治区领导人对于现正进行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执行“不够彻底”。由该通知内容看来，朱维群显然认为自治区领导人对退休老干部监督不力。在8月27日召开的拉萨专项会议上，自治区高层官员要求全体党员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并应“集中解决党员信教问题”。

中国宪法第36条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中国已缔结多项国际人权条约，均保障宗教信仰自由权。

“中国当局已经一次又一次违背本身尊重宗教自由的诺言，” 理查森说。“中国政府应立刻停止专项斗争，不要再让人民为行使基本人权而受惩罚。”

中国对法治漠视已侵门踏户

加拿大人落入中国刑事司法黑洞案例日增，加国政府“干涉”只迟不早

发表于: Maclean’s Share this via Facebook Share this via Bluesky More sharing options Click to expand Image 加拿大民众借华为财务长孟晚舟出庭机会，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高法院大楼前举牌，要求中国释放斯帕弗（Michael Spavor）和康明凯（Michael Kovrig），2019年5月8日摄于加拿大温哥华。 © 2019 路透社／Lindsey Wasson 虽不意外，但十分讽刺──加拿大领导人出声支持香港公民和平示威权，中国政府随即回呛加国“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但中国现在毕竟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一员，而该机构负有促进人权、处置所有联合国成员国侵权行为的职责。

加拿大还批评了中国内地的严重人权侵犯。一百万突厥裔穆斯林被任意逮捕，关进政治教育营。全国各地无数人权运动者、律师和作家，因为和平批判中国政府而被定罪下狱。中国并且持续加强其互联网审查制度，不容任何异议。

对此加以批评，不是干涉内政。人权，包括和平集会和自由表达的权利，是人人普遍享有且不可让渡的。《世界人权宣言》就是在提醒联合国成员国，它们已经承诺要促进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普遍尊重。因此，只要人权受到侵犯，不论发生在什么地方，各国政府都应该发声抗议。

不过，加拿大所捍卫的不再只是中国人的权利，而是自己国人。被中国刑事司法黑洞吸进去的加拿大人已经愈来愈多。

2018年底，中国当局逮捕两名加拿大公民康明凯（Michael Kovrig）和迈克尔・斯帕弗（Michael Spavor），外界多认为是为了报复加拿大逮捕中国科技业龙头华为高管孟晚舟。大约200天以后，这两人还是无法会见律师或家属。1月，加拿大籍的罗伯特・谢伦伯格（Robert Schellenberg）也在不寻常的迅速重审之后被改判死刑，显然又是针对孟晚舟案。

不过在这些事件之前，早就曾有加拿大人沦为中国彻底漠视法治的牺牲品。

自2006年至今，加拿大籍维吾尔裔穆斯林传教士玉山江（Hussein Celil）因为不清不楚的恐怖主义罪名被打入中国大牢，不允许领事会见。加籍华裔商人及法轮功修炼者孙茜于2017年被捕，罪名是“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中国政府经常引用这个罪名处置被查禁的法轮功信徒。同年，加籍华裔富豪肖建华从香港酒店公寓被中国公安押走，严重违反香港主权移交协议。肖建华被控行贿和操纵股价，目前候审中。

香港住著30万左右加拿大公民，许多人热中民主抗争。一旦示威受到镇压，很可能会有加拿大人遭到检控。而香港司法系统日趋政治化，多位雨伞运动领袖因和平示威竟被定罪就是一例。

即便在加拿大土地上，也有许多中国移民和加拿大公民感到难以行使言论、集会自由等宪法权利，因为这样做可能引起北京报复。

在加拿大的维吾尔人担心，公开谈论新疆高压统治将会造成他们留在中国的亲戚直接被抓进拘留营。加拿大华人也担心，批评中国政府可能影响他们的升迁或商机，以后没法再回国，甚至国内的家人可能被捕。

有些加拿大华人告诉我，就连上课或开会这些比较私密的场合，他们也不敢表露自己的想法。这种威胁感是实在的，因为中国政府素来善于在全世界监控留学生和华裔移民。

中国正在加紧运用其不断增长的全球影响力，破坏国际人权保障。

在联合国，它不断压抑对其人权纪录的负评，并采取行动削弱联合国的核心人权机制。该国还向其他威权国家输出监控与审查技术和专门知识，协助它们提升社会控制力。在中国通过“一带一路”进行重大投资的国家，当地政府也在北京压力下逮捕批评中国政府人士，打压抗议“一带一路”项目破坏生态环境的和平示威。

加拿大人大可不必为北京的暴怒指控而感到不安，反而应该为维护普世价值而觉得骄傲。他们应该要求加国政府以坚定立场声援香港的和平抗争，为中国人民的基本自由鼓与呼，并且抵制中国式高压统治传播到加拿大。

为何许多中国学生无法理解香港抗争

发表于: 洛杉矶时报 Share this via Facebook Share this via Bluesky More sharing options Click to expand Image 示威民众遭催泪弹攻击，香港，深水埗，2019年8月14日。 © 2019 美联社图片 美国人很难搞懂，为何身在西方国家的许多中国留学生最近站出来支持中国政府，而非支持香港示威者。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亞和英国，都有中国学生试图反制声援香港的集会。

我不认同这些中国学生在香港问题上的亲政府情绪，但我想我可以理解他们。他们让我回想起2009年初抵美国唸书时的自己。

刚到不久，我就亲眼看见流亡藏人在华盛顿特区中国大使馆前的抗议活动，但当时我不觉得他们有道理。难道藏人不喜欢国家为他们兴建的高速铁路和崭新房屋？藏人和汉人做生意不是能赚取更多收入？我向主动和我交朋友的藏人提出这些问题──他们的父母都是在解放军枪口下逃到印度後生下他们。

还好，面对我这些带著偏见的问题，藏人朋友们总是体谅而非斥责。即使如此，我还是花了好几年才能在情感层次上理解许多藏人在中国境内遭受的苦难。过去我对西藏的想法完全被中共的宣传左右，认为中国解放了西藏农奴，给藏人送去了繁荣和幸福。政府的言论审查使我没有机会接触不同意见，因此我也无法体会藏人为何自焚抗议他们语言、文化和认同所受的严重压抑。

研究显示，海外中国学生──总数约150万人，其中超过30万人在美国──仍然仰赖中国高度审查的网路和媒体获取信息。这有助说明部分反香港示威者表现出的狂热，但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对於我们这些在信息控制无所不在的体制下成长的人来说，如何处理与我们毕生所学、所信相违背的思想并非易事。必须具备天赋的好奇心，加上持续阅读未经审查的信息以及自我反思──这些在中国都不会受到鼓励。

扬弃不实信息及其衍生的信念，有时要花上一辈子的时间。虽然离开中国已经十个寒暑，但直到今天我还是不时会怀疑自己所知的真实性──因为那些知识都是从中国的学校得来的。

当中国学生来到海外进修，他们必须努力适应不同的教育体系，而且经常要在课堂上、生活中或网路上面对一种成见，即他们都是“被中国政府洗过脑的”。有些人因此感觉受到攻击，更加强化他们在中国被教导的观念：西方世界充满偏见和敌意。

以上这些因素都有助说明为何澳洲塔斯马尼亚大学校园的撑香港海报会一再被人撕掉。该校主要中国学生社团指责那些海报“辱华”，誓言“坚决捍卫祖国统一...坚决反对一切分裂中国的图谋。” 这些词语全都直接来自中国政府的宣传套话。对这些学生而言，从小受到的教育仍然是他们讨论、甚至思考政治争议话题的唯一方式。

这无疑正是中国政府想要的。说出自己的想法是人类的本性，但当多年的制约教导人们拥有自己的想法并表达出来可能招致严重後果，你便渐渐学会避免一切独立思考。

我在中国上学时，面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等难以理解的概念，我告诉自己不必去思考它们的意义，只要全部背起来应付考试。生活在共党统治之下，不思考就是自我保护。

连我们的情绪都要接受国家调教。我们被教导对某些事情感到高兴，对其他事情感到悲伤或愤怒，但从不停下来思考为什麽。1997年初我的一个朋友从大陆移民到香港後不久，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去世了，於是我这位还在唸中学的朋友特地前往中联办（北京驻港办公室）致哀。当他走出大楼时，一个香港记者问他为什麽哭。“刹那间，我无言以对，” 他告诉我，“我为什麽哭？扪心自问，我还真不知道。”

尽管跟中国学生讨论与他们彻底不同的观念十分困难，但持续与他们互动仍然很重要。各大学和教师们应当加倍努力进行互相尊重、不作道德判断的交流，并留意有些学生可能感到不得不为中国政府辩护。中国当局在世界各地校园中监督和监控中国留学生，早已不是新鲜事。

虽然近来有些中国学生极力抵制他们不同意的意见，但有些大学教授撰文谈到他们和中国学生互动的经验，足见人仍有很多人渴望学习且乐於接受说服──尤其是当校方能注意到中国学生面临的种种潜在制约。

以我来说，认识到中国政府的人权侵犯，引我走向今天在人权观察所从事的工作。展望未来，今天的海外留学生将是最有可能返回家乡改变中国的一群。

数字利维坦：中国监控国家机器的兴起

发表于: 纽约书评  肯尼思・罗斯 前任执行长 kenroth kenroth

 王松莲 中国部副主任 wang_maya wang_maya

Share this via Facebook Share this via Bluesky More sharing options Click to expand Image 中国国旗在装满监视摄像头的灯柱后飘扬，北京，2019年3月15日。 © 2019 美联社图片 古典极权主义，即国家掌控所有机构和公众生活多数方面的制度，大多已随苏联消亡，只有朝鲜等极少数国家仍在坚持。中国共产党则一面维持国家对政治领域的垄断，一面允许私有经济成长壮大。但现在，一种新式的极权主义已经出现──它所依靠的不是国家对企业或财产的垄断，而是国家对人民信息的侵入性收集和分析。新疆正是这种监控国家机器的一个櫉窗，政府对异议毫不容忍，并且试图杜绝一切反击能力。它也让我们看到个人信息作为社会控制工具的力量。

新疆的土地占中国领土百分之16，但居民只占全国14亿人口的一小部分──包括约1,300万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裔穆斯林在内，共计2,200万人。中国政府对国内任何区域的安全都绝不松懈，对新疆更是如此，并以打击“分裂主义、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等“三股邪恶势力”作为在当地维持高压统治的借口。

但北京在新疆的行为极具歧视性，其目标远非打击真实犯罪。如同近来举世周知的，中国当局将一百万或更多的突厥裔穆斯林关起来进行政治“再教育”。这一波“严打行动”已成为数十年来全世界最大规模的任意拘留案例。

北京企图以“职业培训”之名掩饰这些不断增加的洗脑设施，但其真正目的是强迫同化。众多突厥裔穆斯林遭到无限期关押，直到获得当局认定他们已经放弃原有的宗教和民族认同──伊斯兰信仰、语言、文化和传统──转而効忠中国共产党。有些地区，政府将父母被拘留的儿童视同“孤儿”，送进公立育幼院接受洗脑。

不过这种大规模拘押只是新疆实况的一部分。更惊人的是北京在当地建起一整套国家监控机制，在决定拘押对象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其范围与侵入性很可能是史无前例的。若纵容这种新型态的极权主义继续存在发展，恐怕其他国家也将群起效尤，造成你我都难逃脱的反乌托邦。

就算在法律保护个人隐私较中国完善的国家，相关法律也追不上我们在新疆看到的这种科技演进。我们迫切需要制定更详尽的法规保障个人隐私，节制政府的监控力量，不论在中国或世上其他地方。

中国对新疆的监控不同于国内其他地区，所投入的资源特别庞大。政府指派一百万雇员定期到新疆突厥裔穆斯林家中“作客”留宿，要求他们举报有关宗教或反常思想的蛛丝马迹。当局并在新疆增聘数以千计公安人员，在全区增设数千个警察派出所和检查哨，大幅提高公安预算。

北京接着利用最新技术采集和分析有关当地穆斯林的信息。新疆部分检查站配有名为“数据门”的特殊装备，可在路人不知不觉中汲取他们手机和其他电子设备中的身分信息。可供机器读取的二维码（官员以手机应用程序即可扫描）被铭刻在刀具上、贴在家家户户的大门口，以供当局迅速查找人员的住址或私有物品。为了追踪、监视和特征化突厥裔穆斯林，特工人员运用人面和车牌辨识等人工智能技术，与覆盖全区和全国的监控摄像头相连结。此外，当局还采集生物识别数据──包括语音样本、虹膜扫描和DNA──存储在可供检索的数据库。

中国当局已部署一种新颖的创新系统，可以汇整、分类和分析如此海量的数据。我们可以通过警察和其他官员用来联系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新疆当局的主要警务平台之一）的一种手机APP，窥见该系统的内部运作。

一体化平台可以根据APP所汇集的数据，标示出被认定具有潜在威胁性的人员，并且向有关官员推送通知。嫌疑人或者被指定为进一步调查的目标，或者将受到拘留再教育。通过对这个APP进行“逆向工程”──查看其源代码──人权观察得以深入内部，查看其收集的大量不同类型信息。其情报收集的广泛程度，有助于解释新疆居民为何说警察向他们提出一大堆令人摸不着脑袋的问题。

这些信息的范围从个人基本资料──例如血型、身高──到他们的“宗教特质”和政治面貌，包括某人是否换新电话号码、给清真寺捐钱、或擅自宣讲古兰经。该平台还可评估某人是否不常“与邻居来往”或是“经常不走前门进出”。如果某支手机突然“离线”，系统会通知附近警员前往调查。所有这些信息都被输入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的中央系统，和每个人的居民身份证号码相关联。

有时候，警员为了调查必须检查居民的手机。来自新疆的一名突厥裔穆斯林告诉人权观察，他有一次在路上被警察拦下临检：“几个特警过来叫我交出手机。我交了，他们把一个东西插上我的手机。” 几天后，他们夫妻又在加油站遇上拦检，她太太的手机也受到同样检查。该平台将51种软件和通讯系统列为“可疑”，包括虚拟专用网络（VPN）和端到端加密软件，例如WhatsApp、Viber和Telegram等等。

该平台不意外地对人际关系特别感兴趣：某可疑人员是否与最近更换手机号码的某人有关系？他是否曾与当局认为可疑的人员一同出行？他是否和境外人士接触？

监控的范围之广，足以令无法挑战制度的新疆居民胆战心惊。“有个地方我晚上常去，从来没人察觉，但那个APP竟然知道。这时我才真的感到害怕，” 一位维吾尔穆斯林看到我们做逆向工程研究的APP时这么说，他在新疆时很熟悉这个装置。有一次，他将一个友人的身份证号码输入这种APP，竟跳出“立即逮捕”的讯号，把他惊呆了。

这个平台与新疆地区的无数检查站连动，所以每当有人员经过，就可能因为电脑系统（或其编程人员）认定他们的“可靠”程度而被限制行动。有些前居民表示，他们曾在检查站被拦下接受警察讯问，只因为他们有家属被关在再教育营。任何人若离开原登记居住地点前往别处，也会被这个系统拦查。以上种种措施的目的，就是在新疆居民身上施加一系列的数字藩篱。

大规模监控的实施并非仅限于新疆。中国公安机关正在研究并将同样的大规模监控系统普及全国各地。举例而言，人权观察记录到一种名为“警务云”的大数据警务平台已在使用中，它可以收集并整合人们的各项个人数据──从超市会员资料到就医纪录。

另一个用来调整社会行为的工具是中国政府正在开发的“社会信用”系统。这种系统正逐步开始运行，可望在2020年之前更加普及化。据说在这种系统之下，社会行为良好的人“处处有利”，社会行为不良的人则“处处受限”。某些纳入评分的行为看似相对无害，例如是否遵守交通规则、按时缴纳罚款或不在公共交通工具上进食。但它很容易加入政治性的标准。

这种系统的细节在全国各地不尽相同，但有一个共通点，就是把社会信用与获取可欲社会商品的资格挂勾。某人能否在人人向往的城市得到居住权？能否把他的子女送进私立学校？能否搭乘飞机或高铁出行？

这种社会控制系统的巧妙之处在于，对大多数人来说，仅仅对各种社会利益的欲求就足以让他们循规蹈矩，不需要刑罚威吓。在中国尤其有用，因为中国人早已为了自保而习于自我审查。他们知道要避免公开批评政府，并且跟敢于直言的朋友保持距离。

建立和维护如此精密的社会控制系统需要庞大人力资源，中国政府知道它还必须监督和规范操作该系统的大量警察和官僚的行为，何况所涉及的任务大多单调又费力。一体化平台要求登录的个人信息长达11页，新疆警察必须一页一页地完成这些琐碎的数据收集程序。警员手上的APP会监控他们执行任务的成效，他们自己和上级长官都可以看到评分。

技术还有助于缓解警察对其工作后果可能产生的任何疑虑。刽子手或刑讯逼供者都知道自己是在做恶，至于将资料输入平台的警员只是在做日常的警务工作，尽管更具侵扰性。若产生什么恶果，也是由警察国家机器中的特殊部门通过电脑程序做出的逮捕决定。责任是分散的。

总的来说，由新疆的各种监控力量可见，中国政府正在完善一个既能全面涵盖又高度个人化的社会控制系统，它能揉合多种机制，根据其认定对国家的威胁程度，对人员施加不同程度的监督和拘束。中国政治专家约翰・加诺特（John Garnaut）指出，共产党领导人从毛泽东到习近平都以“灵魂工程师”自居。毛泽东和习近平都相信，他说，“利用〔俄罗斯心理学家〕巴甫洛夫学会制约狗的同样方法”，即控制生活中“所有的激励和抑制因素”，人类也可受到制约。正因如此，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政府──拥有比毛泽东更多的资源、更先进的技术和更强大的官僚机构──很少需要诉诸赤裸的暴力。

也因为如此，绝大多数中国人即使生活在如此的社会控制之下，仍然可以感到很“正常”。这种幻觉效应也有助于在海外维护中国形象，因为许多观光客看不到中国社会表面的平静是如何通过细致的强制手段造成的。但就连在香港──中国主权下仍保有部分自由的城市──也有许多民主运动参与者开始想办法保护自己，例如关掉手机定位功能，用现金购票搭乘地铁，对蒐证摄影机投射镭射光，戴防毒面具，以及改用Telegram之类的加密通讯软件，以逃避身份辨识和追踪。

不过，这种新兴的社会控制系统再怎么可怕，也有其局限性。如何从海量数据中挖掘真正有用的分析结果，让开发这些监控系统的研究人员也叫苦连天。他们提到的具体困难包括第一线警员缺乏精确收集数据的动机，不同公司开发的监控系统无法完全相容等等。尽管监控工具无所不在，从连系居民身份证号码的生物识别数据库，到满街的监控摄像头，看上去能力强大令人生畏，但这些系统的实际运作尚未达到预期效果。

怎么做可以压制这个系统？公开批判应该是第一步。中国当局表面上八风不动，但看得出他们对外界批评其实很敏感。随着媒体日益关注新疆突厥裔穆斯林的大规模拘留，中国政府已经有如热锅蚂蚁：它邀请外交官和记者参加样板观光，企图为新疆拘留场所塑造有利形象。但这种参访团根本毫无说服力──例如叫囚犯们唱英文童谣《幸福拍手歌》──但这种睁眼瞎话可以给其他国家提供借口，避免跟中国这个经济大国过不去。

7月，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24个成员国──数目创下首例──共同发布关切中国人权问题的声明，尤其强调新疆的大规模拘留。由这份声明可见，尽管中国拥有傲人经济力量，也无法阻止这些国家以检视其他侵权国家的同样标准要求北京。中国则立刻发起另一份共同声明回敬，虽然只能找到朝鲜、委内瑞拉、沙特阿拉伯、古巴、叙利亚和俄罗斯这类国家表示支持。中国官员甚至宣称──虽然看不到任何证据──新疆 “〔接受〕教育培训的人绝大多数回归社会以后，可以说百分之90以上都找到了合适的工作，有了可观的收入。”

先不管这些回应如何拙劣，它们显示出国际指责并非不痛不痒，中国政府还是会顾及声誉，也知道它对待新疆突厥裔穆斯林人口的方式很难自圆其说。它这种反应表明，持续揭发中国在新疆建立前所未见的监控与拘留系统，是非常重要的。

北京看来也很担忧其他国家日益倾向以针对性制裁措施，加诸于协助建立或运营此一监控系统的厂商和人员。今年2月，美国医疗器材大厂赛默飞世尔科技公司（Thermo Fisher Scientific）宣布停止向新疆公安厅出售人类身份鉴定技术。7月，中国再度显露防御姿态，刻意派出较低阶官员──而非许多人提议施加针对性制裁的对象，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出席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为高压政策辩护。

然而无论如何，面对国家监控和分析的技术能力不断翻新，我们有必要加强对隐私的全球保护。公民的起点相当弱势。举例而言，美国政府长期以来对隐私权采取极简化的观点，主张我们在某些事情上让出了隐私权，例如我们拨出的电话号码或寄出的电子邮箱地址，因为我们已将它“分享”给电话公司或网络业者──说得好像我们在这个时代还能享有真正的选择似的。美国政府总是要等到联邦最高法院下令才会作出退让，例如2018年的一项判决指出，通讯服务商在收集位址信息时，应保护用户的数据隐私。

正如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所阐述，国际标准表明，有关我们通讯的信息，和通讯内容同样受到隐私人权的保障。意即政府若要收集这些信息，必须在国内法和国际法上均为合法，而且对于达成正当目的具有必要性和相当性。然而，非仅美国，全世界各国政府在承认电子通讯隐私权这方面都还有长路要走。

同样地，一般公民通常以为只有关起门来才谈得到隐私权，但事实上我们在公共场合处理日常事务时也应当享有一定程度的隐私。政府当然可以派人跟踪我们，但因为要消耗大量时间和经费，大部分的人不至于受到这种待遇。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几乎人人都随身携带追踪装置──也就是智能手机──而政府可以相对轻易地抓取和分析手机数据并重建再现我们的生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如前述，最近承认我们在经营公共生活时也具有隐私利益，尽管这种新观念仍有待发展。

过去，像中国当局在新疆这样广泛收集穆斯林个人信息的用处不大，因为安全官员还得靠人工加以杷梳。他们可以集中监控特定人员，但大规模监视就超过他们力所能及。然而今天，先进的机器学习和数据分析已经有能力侦测出“可疑”的行为模式，例如就连训练有素的探员也难以发现的“超量用电”情况。

当然，即便其他国家愿意加强隐私保护，中国政府也不可能加入行列。就算中国比照其他一些人权标准，签字认同有关监控的标准，中国公民也没有能力令其付诸实行。他们没有独立的司法机关，对政府违失也缺乏有意义的请愿或抗议权利。

尽管如此，国际标准仍然可以对像中国这样的政府发生作用，只要愿意遵守的国家达到关键数量。例如，1997年禁止地雷条约通过时，包括中国、俄罗斯和美国在内的一些大国拒绝批准它，但有足够多的国家接受这项协定。结果，地雷被贴上滥杀无辜的负面标签，现在几乎没有国家会承认还在使用，无论它们是否已批准该条约。禁止集束弹药和童兵的条约获国际通过之后，也出现同样发展。

制衡新兴监控机器的下一步，将是结合公民团体向居世界领导地位的各国施压，研拟和推动适应现代科技世界的隐私保障。目标不应是一份全球普遍认可的条约。这样将会使标准被拉低到最小公分母的层次，反而掏空我们的隐私权。相反地，目标应该是确保强而有力的标准获得足够数目的国家认可，将侵犯我们隐私的行为污名化。其重点应当包括：限制大规模收集和转移个人数据，以免被用来对全民归类建档；规管国家获取和利用生物数据，如DNA、人脸图像或语音样本；对监控技术实施有效的出口管制；规定政府使用机器学习工具应符合公开透明和公共监督，以免损害基本人权。

这些措施即使得到广泛采纳，也不会是万灵丹。在许多情况下，它们不具有法律上的可执行性，但它们将大大有助于发展出广泛接受的国际规范，对国家监控加以限制。这些规范加上对违规政府的谴责，将是我们抵制北京为监视、控制突厥裔穆斯林而建起巨型监控国家机器的最实际有效的办法。

中国：维权人士遭判重刑

黄琦据报病情严重，其母被骚扰

Share this via Facebook Share this via Bluesky More sharing options Click to expand Image 黄琦。 （纽约）－人权观察今天表示，中国当局应立即撤销对资深维权人士黄琦以莫须有罪名判刑12年的决定。四川法院网站于2019年7月29日贴出以“故意泄露国家秘密”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等罪名判刑的公告，但没有通知黄琦家属。

“黄琦被罗织判刑，反映中国政府对和平维权行动的极端敌意，” 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说。“判刑12年，对于病入膏盲的黄琦及其饱受当局无情骚扰的母亲而言，是极其残酷的行为。”

资深维权人士黄琦现年56岁，是人权网站《六四天网》创办人，因涉嫌“非法向境外泄露国家秘密”于2016年11月被捕。他被控告的内容秘而未宣，程序充满瑕疵，并可能遭到酷刑虐待。

当局拒绝黄琦的代理律师查阅案卷，并一再警告律师不得公开谈论案情。2018年2月，当局吊销黄琦律师隋牧青的执业证，一年后，接替隋牧青的律师刘正清也被吊证。今年1月，黄琦在四川绵阳法院受到秘密庭审。

四川警方不断骚扰黄琦年逾八旬的母亲蒲文清，目的显然是为了阻止她对外发声。蒲文清曾被强迫失踪，在家中被软禁并切断对外联系数日，政府还派遣人员住在她家。

黄琦告诉代理律师，绵阳市看守所的同囚人员多次殴打他。至少一名看守所官员明知黄遭施暴却没有制止。当局并剥夺黄琦的基本生活必需品，如牙膏和厠纸。

黄母在呼吁释放黄琦的公开信中表示，黄琦患有多种重病，包括肾脏病、疑似肺气肿和肺炎，但未获适当治疗。黄的律师三次代表他申请保释，当局一概拒绝且未说明理由。

黄琦先前曾被判刑两次，共计入狱八年。2000至2005年，他因主编《六四天网》发布人权信息而以“颠覆罪”入狱；2008至2011年，又因调查2008年5月四川地震中多所学校因工程偷工减料倒塌而以“非法持有国家秘密罪”入狱。

近年来，中国当局任由多位维权人士在狱中去世或在临终前不久释放，包括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以及丹增德勒仁波切、曹顺利、杨同彦、穆罕默德・萨利赫・阿吉和今年7月去世的纪斯尊。

“北京企图让另一位人权斗士在中国监牢中被折磨至死，” 理查森说。“若要避免国际强烈抗议，中国政府该做的是撤销对黄琦的定罪并立即予以释放。”

中国：应为维权人士死亡负责

纪斯尊服刑出狱两个月即过世

Share this via Facebook Share this via Bluesky More sharing options Click to expand Image 纪斯尊。 ©维权网 （纽约）－人权观察今天表示，中国当局应调查人权活动者纪斯尊过世的情况与原因。2019年7月10日，服刑出狱刚满两个月的纪斯尊因不明疾病死于国安人员严密把守的福建某医院，享年69岁。据报导，他在狱中已病入膏肓。

“中国当局必须调查纪斯尊被送医治疗和死亡原因，追究是否存在人为疏失，”中国部研究员王亚秋说。“对中国人权护卫者而言，判处徒刑已逐渐与死刑无异。”

纪斯尊被依莫须有的“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罪”和“寻衅滋事罪”判刑四年半，今年4月底刑满出狱后，直接被送进老家福建省彰州市芗城区医院的重症监护室。住院期间，警方只允许少数家属探病，不许任何朋友探视，并且警告亲友不得公开谈论他的病情。

家属表示，纪斯尊2014年入狱时健康良好，入狱后却患上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梗、肠病等多重疾病。律师多次为他申请保外就医，但均遭驳回。

纪斯尊自称草根维权人士，为各种弱势群体如计划生育、强迫拆迁和土地征收受害者提供法律谘询与培训。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他申请在官方指定的“请愿区”举行请愿活动，因此遭到福建法院以“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印章罪”于2009年判刑三年。2016年，他又因为协助访民组织抗议活动、声援香港民主运动，被福建省另一法院判刑四年半。

近年来，中国已有多位知名异议人士在狱中染患重病且不许接受适当治疗，而在狱中或出狱后不久病逝。2017年11月，异议作家杨同彦保外就医不到三个月即过世。2017年7月，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在被戒护就医三星期后去世。2015年7月，德高望重的西藏喇嘛丹增德勒仁波切在无期徒刑服刑期间病故，其健康持续恶化的讯息早在几个月前就已传出。维权人士曹顺利于2013年9月被任意拘押，2014年3月死于北京一所医院。

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明定，对于所有监禁中死亡案件，皆应“立即公正而有效地调查此类事件的背景和原因”。如同联合国法外处决、即审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所言，鉴于在拘押环境下推定国家负有责任，以及政府负有保障和尊重生命权之义务，中国政府迄今仍未提出足以卸除国家责任的事证。既然无法证明国家不应负责，中国政府就有义务向死者家属提供救济。

“在诸多维权人士死亡案件当中，中国当局似乎只学到一件事，就是虐待囚犯没什么大不了，” 王亚秋说。“中国政府不愿公开追究他们的死因，只会造成更多不必要的人命牺牲。”

石榴果式宣传：一名中国官员在联合国的讲话

新疆副主席对维吾尔人受迫害只字不提

Share this via Facebook Share this via Bluesky More sharing options Click to expand Image 一名维吾尔妇女骑车接小孩放学途中，路过一面习近平与维族长者执手话家常的看板，新疆和田市团结新村，2018年9月20日。 © 2018 美联社图片／Andy Wong，档案照片 中国西北新疆自治区政府副主席今天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表10分钟演讲，其中只有开头第一句话没有偏离事实。还有少数几点他也没说错，例如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周年。

但接下来艾尔肯・吐尼亚孜（Aierken Tuniyazi）的演讲内容就只是又一次颠倒黑白的无耻宣传，为北京对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裔穆斯林的严重人权侵犯粉饰太平。面对众多学者、外交官、记者、联合国专家和人权观察等人权机构对当地人权侵犯所提出的事实和质疑，这位副主席全都装聋作哑。

吐尼亚孜副主席还要求听众“允许[他]用维吾尔语覆述前面的开场白”──讽刺的是，他在新疆政府的同事们正在任意拘捕维吾尔人，剥夺他们说母语的权利。他坚称少数民族的宗教与文化受到“法律保护”，但这种说法和目前各地清真寺和其他文物横遭摧毁的情况简直是南辕北辙。他举出四个人的案例──实际上都可能是无辜的──企图证明近一百万人被任意拘押是合理的。还有，没错：他坚持新疆全民“像一颗石榴果的子粒一样紧密团结在一起”──却没有解释为何中国当局仍然认为有必要对这些亲如家人的居民实施全面性的国家监控。

中国政府官员在国际人权机构面前歪曲事实，早已不是新闻。他这样做可能反而有助于在联合国系统和人权理事会成员国之间积聚更大动力，持续要求对范围和规模如此惊人的人权侵犯进行真正的问责。

但吐尼亚孜的这番讲话──以及新疆各方面的严重危机──若没有在人权理事会上招致质疑，恐怕代表中国以其政治化、反人权的观点扭曲人权理事会宗旨的长期努力又迈出一步。联合国成员国必须把握时机促使中国接受联合国问责──否则迟早将被中国矮化为一团“石榴果的子粒”。

中国：六四不义加剧压迫30年

死难者正义难伸，维权人士坚持不懈

Share this via Facebook Share this via Bluesky More sharing options Click to expand Image 董盛坤接受专访，回忆亲眼目睹照片中八九民运学生被坦克辗毙的情景，激动落泪，北京，2019年4月28日。 © 2019 美联社图片/Ng Han Guan （纽约）－人权观察今天表示，中国政府应为1989年屠杀不明人数民运示威者的行为负起责任。有关当局应澈底停止骚扰悼念六四的维权人士及死难者家属。

 A TALE OF BRUTAL REPRESSION AND EXTRAORDINARY RESILIENCE 在六四屠杀三十周年前夕，人权观察将发表档案资料，介绍多年以来在强大压迫下坚持倡导自由与公义的人士。

“六四屠杀三十年后，中国当局仍未承认暴行，也没有赔偿死难者及其家属，”人权观察中国部研究员王亚秋说。“掩盖六四真相、在全国加强高压统治，只会激发维权人士追求人权与正义的决心。”

在三十周年临近之际，有关当局已在全国加强警戒，防范悼念活动：

自5月底，当局强迫全国各地维权人士由警方押送出城“度假”。5月28日，北京维权人士胡佳被带到远离其北京住处将近200公里外的港口城市秦皇岛。 自5月底，当局对多位“天安门母亲”成员加以软禁或限制出行。该民间团体成员为六四屠杀死难者家属，包括81岁的张先玲和82岁的丁子霖，她们的儿子都因军方镇压身亡。 5月17日，四川省公安部门逮捕独立电影拍摄者邓传彬，因为他在推特发出暗喻六四的照片。 5月16日，安徽省公安部门以“涉嫌寻衅滋事”逮捕异议人士暨八九民运参与者沈良庆。 4月，四川法院将维权人士陈兵判刑三年半。陈兵和符海陆、罗富誉、张隽勇四人因生产销售标名“八酒六四”（“八九六四”谐音）的白酒而于2016年5月被捕。其他三位维权人士获判缓刑。然而，警方在释放时强制三人24小时佩戴监控腕表。 六四屠杀至今仍是中国互联网审查最严密的主题之一。2019年由多伦多大学和香港大学合作的一项调研发现，至少有3,237个涉及六四的关键字遭到审查屏蔽。今年4月，当局发出审查指令，要求所有网站移除徕卡相机公司制作的一支宣传视频，因为内容包含著名的“坦克人”影像。同月，一首1990年发行的广东话流行歌曲《人间道》，仅因歌词间接影射六四，便从所有中国境内的在线音乐商店被下架，“苹果音乐”（Apple Music）也不例外。

虽然已知的最后一位八九民运囚犯苗德顺已于2016年出狱，但又有许多其他参与者因为坚持民运工作而再次入狱，包括：

刘贤斌：在北京就读中国人民大学期间参与八九民运。2011年3月因为撰文批评政府、组织时政讨论活动，遭四川法院以“煽动颠覆罪”判刑10年。1991年，刘贤斌曾因抗议六四镇压而以“反革命罪”判刑30个月。1999到2008年，又因企图组建中国民主党被控“煽动颠覆”入狱。 陈卫：就读北京理工大学期间参与八九民运被捕，1990年12月出狱。2011年因发文批评中国当局遭四川法院以“煽动颠覆罪”判刑九年。1992到1997年，陈卫曾因参与组建中国自由民主党入狱五年。 陈兵：陈卫的孪生弟弟，曾在就读四川省西南石油大学时发起示威，声援北京学运。2019年4月因“八酒六四”案被判刑三年半。 陈西：1989年在贵州省贵阳市金筑大学担任职工。为支持全国民主运动，他在贵阳成立爱国民主联盟，因此入狱三年。2011年，他因和平批评中国共产党被控“煽动颠覆罪”，遭贵州法院判刑10年。此前，从1995到2005年，陈西曾因组建中国民主党入狱十年。 黄琦：八九民运时在成都经商，曾参加当地抗议活动，捐款支持示威学生。其后，黄琦成立人权网站《六四天网》。2016年11月迄今，以“非法向境外泄露国家秘密”罪嫌遭到拘押。黄琦曾于2000到2005年被控颠覆罪入狱，2008到2011年以“非法持有国家秘密罪” 再次入狱。黄琦身患多种疾病，未获适当治疗。 李必丰：1989年为成都诗人，曾在当地组织抗议，声援北京学生。后以“反革命”罪判刑五年。2013年，四川法院以编造的“合同诈骗”罪名将他判刑10年。1998到2005年，李亦因诈骗罪坐牢七年。人权组织认为，他实际上是因为提供信息给国际人权组织，披露四川省各地大批工人抗争遭警方暴力驱散，乃遭当局起诉。 周勇军：1989年就读中国政法大学，曾为天安门学生领袖。他是照片中跪在全国人大台阶上请求中共领导人实施政治改革的三位学生之一。事件后被捕入狱两年。2018年8月，广西公安部门以涉嫌“煽动颠覆”逮捕周勇军。此前，他曾在1998到2001年被劳动教养三年；2010到2015年被控“诈骗罪”在四川监狱服刑五年。 陈树庆：1989年就读浙江杭州大学，曾参加当地抗议活动。2014年9月起，陈树庆以“颠覆罪”判刑10年6个月入狱服刑。从2006到2010年，他曾以“煽动颠覆罪”坐牢四年。两次入狱的罪证都是在网络上发文批评中共。 六四屠杀起因于1989年4月，学生、工人和市民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及中国其他城市集会，要求言论自由、问责及终结腐败。随着抗议声浪愈演愈烈，政府于5月底宣布戒严。

6月3日到4日，军队开火射杀不明人数的和平抗议人士及旁观群众。部分北京市民受到军方暴行刺激，愤而攻击军方车队、焚烧交通工具。屠杀后，政府实施全国扫荡，以“反革命”、扰乱社会秩序和放火等罪名逮捕数千人。

中国政府从未承认屠杀责任或依法追究官员杀人罪责，也不愿对事件进行调查，或公布死难、受伤、强迫失踪和判刑监禁的数据。主要由当年死难者家属组成的非政府组织“天安门母亲”已经建立在北京和其他城市因政府镇压民运而丧生的202人详细档案。

人权观察敦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及其政府，通过解决与六四事件有关的人权侵犯问题，纪念1989年六四事件三十周年。具体而言，中国政府应当做到：

尊重言论、结社与和平集会自由的权利，停止对质疑六四官方说法的人士进行骚扰和任意拘留； 会见“天安门母亲”成员并向他们道歉，公布所有死者姓名，适当赔偿遇害者家属； 允许对六四事件进行独立的公开调查，尽速将调查发现与结论公诸于众； 允许因涉六四遭流放的中国公民不受阻碍返国；以及 调查所有策划或下令非法使用致命武力驱散和平示威的政府官员和军职人员，予以适当起诉。

六四民运的精神仍在当年参与者和新生代维权人士的心中燃烧，他们奋鬪的志向是让中国更加公正，王亚秋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应当认识到，尽管面对排山倒海的迫害，人们对问责和人权的要求依然强烈。”

高科技监控：从中国到巴西？

发表于: Revista Veja  玛莉亚・劳拉・坎尼努 美洲区巴西部主任 mlcanineu mlcanineu

Share this via Facebook Share this via Bluesky More sharing options Click to expand Image © Weberson Santiago/Veja 想像你被交通警察拦下检查。警员问你的身分证号码，然后他把号码输入手机，马上查出你的各种资料。不只是车牌号码之类的公开信息，还包括你的身高、血型、政党、宗教、同事以及你跟邻居的往来情况。吓不吓人？

这个景象当然可怕，但它也是中国境内大约1,300万人的生活现实。中国政府已经开发出一套大规模监控系统，用来监视生活在中国新疆地区的数百万穆斯林少数民族。

这个系统称为“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一体化平台），它是一种治安应用程式，可将新疆的各种监控工具串连起来，收集海量的个人信息——包括实时定位数据——以便识别被当局认定对政府有潜在威胁的人员。借着追踪这些人的手机、交通工具和身分证，系统便能掌握他们的一举一动。

这套系统还利用一些含糊笼统的标准，例如曾出国旅行、“用电量大”，产生出可供拘捕的名单。据可靠估计，约有一百万穆斯林被无限期任意拘禁在新疆各地的“政治教育”营区，直到通过效忠中国共产党的考核才能释放。

在国家主席习近平领导下，中国政府利用一体化平台这样的大规模监控系统实施压迫，并且扩大采集数以百万计民众的DNA和血液样本、指纹、虹膜扫描等各种生物识别资料。配备人工智能的人脸识别摄像头遍布全国，使社会控制和种族定性（racial profiling）更易进行。这些科技的应用不仅导致隐私权受到严重侵犯，包括言论、结社与宗教自由在内的许多人权也岌岌可危。

部分监控技术还被输出到其他国家。中国并非出口这类技术的唯一国家，但中国政府提供的贷款有助压低成本。这提高了对少数人群进行大规模监控和高度侵入性打压的危险，特别是在本来已经是专制高压的国家。

今年稍早，与博索纳罗总统同一政党的多名国会议员到中国参访，了解监控及其他科技如何应用在公共安全用途。回国后，他们表示将提出法案，强制在所有公共场所安装人脸识别摄像头，以协助公安部队“打击犯罪、抓捕嫌犯”。

由于这种科技很容易被滥用，政府应当详细说明为执法和国家安全目的必须引进这种系统的理据。同时，除非证明有可能通过正当法律程序及其他保障机制维护民众隐私权免于不必要和不相称的干预，政府不应贸然安装这种系统。

人脸识别的应用还有其他严重疑虑，包括可信度和潜在的歧视效果。根据独立研究发现，这类系统可能复制并扩大既有的种族、族群和性别偏见。在巴西，这种潜在偏见可能不成比例地影响到年轻人、黑人和未受教育者，这些人进入刑事司法系统的机会本来就比其他人高出很多。

由中国侵犯人权的现况即可看出，部署这种高度侵入性的监控系统，若缺乏足够的透明度、问责制和其他隐私及相关人权保障，将带来多大的灾难。巴西不该走上这条歪路。任何采用人脸识别技术的计划都应该经过国会和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并且唯有在具备明确、有力的控制措施以防治滥用的情况下才能实施。

六四后中国人权运动

残暴镇压下坚靭不屈的故事

语言选项 English 简体中文 刘晓波在天安门广场向群众喊话，北京，1989年5月1日。 © 1989 盖帝图片社／David Turnley

1989年6月4日前后，以和平示威要求民主的人士遭中国政府屠杀，死亡人数不明，此后三十年来，中国维权人士为追求一个更为公义、自由的国家作出了巨大牺牲。

许多人遭到任意拘留、监禁或强迫失踪；有些人在国家监管下失去生命。有些人因为当局酷刑而受到身体或心理的重创。还有些人受不了经年累月的无情骚扰而逃离中国。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将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和全国各大城市的抗议活动视为危及其统治地位的根本威胁。中共从这次事件学到的一个教训，是必须将一切独立的社会运动与和平的政治异议消灭在萌芽状态。

Click to expand Image 八九民运群众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毛主席纪念堂和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北京，1989年5月17日。 过去三十年来，人权观察持续记录中国政府对维权人士的压迫。我们收集有关八九民运的逮捕与审判案件详情，与中国人权组织（Human Rights in China）共同发表了一份报告，公布了不为人知的522位八九民运囚犯名单，以及多位抗争者的访谈纪录。人权观察并持续呼吁中国政府调查与是次镇压有关的人权侵犯，追究相关官员的屠杀责任。

为了纪念六四屠杀三十周年，人权观察谨向多年来奋力抵制强权、促进法治、言论自由与宗教自由的中国人士致敬。

北京奥运前：组党人士遭判重刑，维权运动兴起

Click to expand Image 学生领袖王丹在天安门广场号召全市大游行，1989年5月27日。 © 1989 美联社图片／Mark Avery Click to expand Image 流亡异议人士王炳章在台北接受访问，1998年3月22日星期日。 ©1998 美联社图片／Eddie Shih 起初，在天安门事件引发全球谴责之下，北京曾做出若干努力，向全世界摆出较不残暴的姿态。从1990到2000年代初期，北京为了吸引外资、加入世贸和申办2008夏季奥运会，逐步放松对某些社会活动的管制。一些政府决策，诸如分别在1997和1998年允许著名异议人士魏京生和王丹出国流亡，1997年废除刑法“反革命罪”，以及1998年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均使公民社会人士感到乐观。

然而党对有组织的政治反对派毫不容忍的态度仍十分明确。部分尝试组织政党的八九民运老兵，悉数被判重刑。1993年，民运人士刘文胜因筹组中国社会民主党被判刑十年。1994年，民运人士胡石根因尝试组建中国自由民主党被判刑20年。

中国民主党组党人士也获判重刑。1998年，徐文立和秦永敏分别被判处13年和12年徒刑；1999年，刘贤斌被判刑13年。2002年6月，组党人士王炳章在越南被中国当局绑架遣送回国，以间谍和恐怖活动等罪名判处无期徒刑。

尽管政治上持续高压，中国经济则高速增长，社会更加开放，人民获得更好的教育和国际观。因此，中国各地民众愈来愈容易为了突发的民生议题，例如强征土地、强迫拆迁、环境恶化和就业歧视等等，向政府当局发出质疑。

2003年3月，出外打工的青年孙志刚因未带暂住证被警察送进“收容遣送中心”后被殴打致死。这起命案引起举国哗然。三位法学博士──许志永、滕彪、俞江──向全国人大递交违宪审查建议书，主张废除收容遣送制度。同年6月，政府意外地宣布废除该制度。这次法律行动的胜利，使知识分子和维权人士对法治中国燃起厚望。

Click to expand Image 广东省陆丰市乌坎村，村民齐呼抗议口号，2011年12月13日。 ©2016 美联社图片 在此背景下，由律师、维权人士和记者组成的松散网络逐渐汇聚成“维权”运动。他们在法律和政治限制的夹缝中，努力撑开审查界限，监察和记录人权案件，代理受害者通过司法维权，揭发官员弊端，并且呼吁政治改革。 Click to expand Image 盲眼维权人士陈光诚摄于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纽约，2012年5月31日。 © 2012 路透社 但是人权行动的环境却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来临而逐渐恶化，当局大幅扩张国内安全机器，多位著名维权人士陆续遭到噤声：2006年8月，自学成为法律工作者的盲人陈光诚因为记录中国计划生育侵犯人权而被判刑四年三个月。

同年12月，人权律师高智晟因为代理法轮功修炼者和家庭教会案件，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三年。

Click to expand Image 维权人士胡佳，萨哈罗夫思想自由奖得主。 维权人士胡佳，萨哈罗夫思想自由奖得主。 Click to expand Image 北京维权人士胡佳被判刑三年半，其妻曾金燕抱着孩子步出法院，2008年4月3日。 © 2008 美联社图片／Greg Barker 2008年4月，艾滋维权领袖胡佳也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三年半。尽管受到严厉惩罚，这三位维权人士──和其他许多人同样──出狱后仍持续维权工作。

北京奥运后：镇压《零八宪章》、川震调查者及“茉莉花革命”

2008年春天，著名作家刘晓波参与起草《零八宪章》，通过网上签名要求中国领导人以人权、民主和法治作为中国政治体制的核心。发起这份宪章的维权人士和知识分子期待以人权的共同理念团结社会，获得逾300名各界人士连署，包括多位知名的中共离退官员和前报刊主编。

 Click to expand Image 刘晓波在狱中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上，他的奖章和证书被放在原属于他的座位上，背景是刘晓波照片，奥斯陆市政厅，2010年12月10日。 © 2010 路透社

作为《零八宪章》的灵魂人物，刘晓波于2008年12月被捕，以“煽动颠覆”罪名判刑11年。此前，刘晓波曾因参与八九民运入狱21个月；又因批评政府施政而于1996年被判处劳动教养，直到1999年释放。2010年，刘晓波以“在中国为基本人权持久而非暴力的奋斗”获颁诺贝尔和平奖。奥斯陆颁奖仪式上，用一把空椅子铭记他的缺席。

Click to expand Image 韦秦永（音）站在2008年5月12日四川震灾中倒塌的小学废墟前，她的12岁女儿杨乐（音）在这里失去生命，四川省洛水镇，2008年6月8日。 © 2008 美联社图片／Ng Han Guan Click to expand Image 黄琦。

Click to expand Image 艾未未根据自己被拘留的恐怖经验创作模型艺术作品，在义大利威尼斯展出，2013年5月28日。 © 2013 美联社图片／Domenico Stinellis 2008年5月，中国西南部四川省发生强烈地震。死亡人数估计高达7万人，包括因为校舍偷工减料而被压死的众多中小学生。有关当局无情打压要求公布震灾罹难者和建物倒塌真相的父母和维权人士。知名艺术家艾未未因为发起民间调查学生死亡人数而受到警方骚扰攻击。2009年，成都法院将调查学校豆腐渣工程的维权人士黄琦判刑三年。2010年，文学编辑兼环保运动者谭作人因为在震灾后收集死难学童名单而被控“颠覆”罪，判刑五年。

2011年2月，有人通过网络号召中国民众仿效“阿拉伯之春”上街抗议，引发北京等多个城市民众小规模聚集“围观”。当局因此大举搜捕国内主要异议人士，包括艺术家艾未未、人权律师滕彪、江天勇等人，使他们未经任何司法程序遭强迫失踪数星期。据许多人重获自由后的说法，他们在被拘留期间曾遭强迫剥夺睡眠、粗暴审问和各种威胁。一个根本不存在的“革命”竟引起北京不成比例的激烈反应，说明当局对民间自发行动的深刻恐惧。

尽管人权律师和维权人士日益熟练地运用司法程序伸张人权，中国政府仍不断释出零容忍的讯号，以莫须有罪名对付敢言的政治异见人士。2011年12月，贵州和四川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分别将民运人士陈西和陈卫判处10年和9年重刑。他们的罪证仅仅是在多个网站上发表文章批评中国一党专政。

习时代：打压维权运动、独立新闻网站、少数民族权利

2012年11月，习近平升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自从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以后，他便开始不断增强对社会各方面的管控，并且严厉镇压人权活动。

2013年7月，著名人权活动者许志永因发起“新公民运动”，试图在中国一党专政结构下促进公民社会发育，遭当局逮捕判刑四年。

Click to expand Image 一名外国记者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采访新公民运动发起人许志永出庭聆判，遭中国警察暴力压制，2014年1月26日。 © 2014 美联社图片／Andy Wong 2014年3月，资深维权人士曹顺利因在看守所昏倒被转送医院一个月后病故。曹顺利是在2013年9月试图出国前往日内瓦参加联合国人权培训时，在北京首都机场遭警方任意逮捕。

2014年4月，资深记者高瑜因“非法取得”“九号文件”遭北京警方逮捕。该中共内部文件警告党员必须抵制“七股反动潮流”，包括“普世价值”、公民社会和新闻自由。高瑜后以泄露国家秘密罪判刑七年。2013年4月该文件发出后对言论自由的严厉打压，足见其在中共意识形态发展上的重要意义。

Click to expand Image 曹顺利。 openDemocracy 提供

Click to expand Image 香港市民手持资深记者高瑜的照片，在中联办门前抗议，2015年4月17日。 © 2016 美联社图片／Kin Cheung 北京面对人权活动的冷酷态度，在对待少数民族和宗教群体维权人士时特别鲜明。2014年9月，普受敬重的维吾尔族经济学者及和平批评政府人士伊力哈木・土赫提被判处无期刑徒，罪名是他向来明确反对的“分裂国家”。他积20年的努力，促进维、汉两族的对话与相互理解，并在尊重维吾尔文化的基础上寻求妥协，结果却招来无情迫害。



2015年7月，曾建立佛学院、寺院和孤儿院而广受藏人爱戴的西藏高僧丹增德勒仁波切，据报因遭酷刑而于四川一所监狱中圆寂。他在2002年被指控涉嫌炸弹案而被判死刑，同年减为死缓，又于2005年减为无期徒刑。他被剥夺自选律师的权利，不能查阅不利于已的证据，而且遭到秘密审判。

2015年3月，五名女权人士因为计划张贴标贴、散发单张宣扬反对性骚扰的意识，遭当局以“寻衅滋事”罪名拘留37天，引起国际公愤。此后多年来，女权倡导者持续面临警察骚扰、恐吓与逼迁。

Click to expand Image “709事件”被捕律师和维权人士的家属，在最高人民检察院门口抗议，中国北京，2017年7月7日。 © 2017 路透社 有关当局于2015年7月向维权运动施以重击，逮捕全国各地约300名人权律师、法务助理和维权人士，在没有律师陪同下加以讯问。他们大多数迅速获释，但有几位被判重刑。2016年，人权律师周世锋和民运人士胡石根遭天津法院判决“颠覆罪”成立，分别处以七年和七年半有期徒刑。2017年，维权人士吴淦以“颠覆罪”被判刑八年。2019年，律师王全章以“颠覆罪”被判刑四年半。

2016年起，中国政府为翦除国内少数独立人权新闻报道平台，将其创办人和主要成员投狱。2016年6月，公民记者及抗争事件纪录者卢昱宇以“寻衅滋事罪”被捕，判刑四年。2018年12月，“中国权利运动”网站执行主任甄江华被控“煽动颠覆罪”，判刑两年。2019年1月，“民生观察”网站创办人刘飞跃在被拘押两年多之后，以“煽动颠覆罪”被判刑五年。“六四天网”人权网站创办人黄琦于2016年11月被警方逮捕，由于秘密审讯，其罪名至今不明。

Click to expand Image 西藏高僧丹增德勒仁波切，因兴办学校、寺院和孤儿院广受藏人爱戴。 © 2015 人权观察 Click to expand Image 刘飞跃。 来源：人权捍卫者 2017年7月13日，中国人权社群蒙受重创：以“煽动颠覆罪”被判刑11年的61岁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在服刑近9年后，因肝癌并发症病故于国安部门重重警戒之下。对许多为中国人权奋斗的人士而言，刘晓波之死象征异议人士的黑暗时代。

2018年5月，中国当局将西藏母语维权人士扎西文色以“煽动分裂国家罪”判刑五年。扎西文色在《纽约时报》专访视频中倡导西藏人学习和研究母语的权利，而于2016年1月被捕。

 从2018年年中开始，当局发动对劳工维权人士的全国性镇压，在多个城市拘捕数十名劳工和学运人士，包括以中国 #MeToo 运动闻名的北京大学毕业生岳昕、劳工权利新闻网站《新生代》编辑危志立。

Click to expand Image 流亡藏人戴著扎西文色面具参加街头示威，要求中国政府将他释放，身旁萤幕正在播放《纽约时报》专访视频，印度达兰萨拉。 © 2018 美联社／Ashwini Bhatia

Click to expand Image 危志立之妻郑楚然和朋友们绘制的声援图片。 © 郑楚然

2018年12月，位于中国西南的成都市“秋雨圣约归正教会”牧师及大批教友遭警方逮捕。基督教知名人士、曾为法律学者的牧师王怡及其妻蒋蓉双双被控“煽动颠覆”，至今仍被公安拘押。

抗争不息

人权活动者正遭遇1989年和平抗议民众占领天安门广场及中国各大城市街道以来，最严酷的迫害。然而，尽管政治环境令人窒息，争取民主、人权的抗争仍在中国生生不息。追求自由的火炬代代相传，于今犹炽。

当64岁的秦永敏以“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13年在武汉入狱服刑，22岁的岳昕也为倡导劳工权利遭到秘密关押。2016年10月，最后一位八九民运囚犯，前劳工苗德顺减刑出狱。据狱友报导，苗德顺始终拒绝认罪，因此饱受酷刑，经常遭到单独监禁。

正如著名维权人士胡佳所说，“我不会改变，因为这是发乎人情。我不相信中国共产党是铁板一块。我从未丧失信心。我不相信邪恶力量能够持久，不可能的。”每年六四周年前夕，胡佳都会被押出北京“强迫度假”，受到严密监视。当局用这种手段防止异议人士在节假日或重要政治活动期间发声──但他们无法让异议人士永远消音。

人权观察将持续抗议与六四屠杀相关的人权侵犯，直到杀人和迫害的凶手得到法律制裁。

Click to expand Image 一名男子孤身挡下从天安门广场开向东长安街的坦克车队，北京，1989年6月5日档案照片。 © 路透社／Arthur Tsang

被抹消的屠杀

研究者

发表于: 华盛顿邮报 Share this via Facebook Share this via Bluesky More sharing options Click to expand Image 天安门，北京，1989年6月 © 1989 Stuart Franklin/Magnum 天安门屠杀发生在我一岁那年。我对这场改变我祖国历史的事件茫然无知，直到高中毕业，偶然在彼时还比较自由的互联网上发现它。我花了好几年才摸清八九民运的前因后果和重要影响，以及当时政府的回应。

在慢慢了解这个事件的过程中，我迷上了六四之前的学运照片。其中一张照片，两名在广场紥营的学生跳舞娱兴。另一张照片中，一个男孩举起拳头，上身T恤写着“我的生命属于你，我的爱也属于你”（My life is yours, my love is yours）。还有后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2017年过世的刘晓波，照片中的他举着扩音器，奋力向示威群众呼喊。

那些洋溢着活力与决心的年轻面孔，反映当时全中国人民的热切盼望，他们相信翻天覆地的改变将要成真──同样的想望于今未息。

然而，由于滴水不漏的言论审查，大多数和我同世代的中国人都没机会看到这些照片。2014年，记者林慕莲（Louisa Lim）发现，来自中国四所顶尖大学的100名学生中间，只有15个认得出经典的“坦克人”照片。“是科索伏吗？”其中一个学生问。听说过六四的学生，大多也不知道八九民运的规模和镇压的残酷程度。

 A TALE OF BRUTAL REPRESSION AND EXTRAORDINARY RESILIENCE 今天，八九民运追求的价值似乎更加遥远。中国政府对人权的攻击达到六四以来的最严重程度。近年来，中共加强任意拘押维权人士、律师和作家；全时删除社交媒体账号和帖文，强迫人民熟背八股口号，向国家主席习近平表忠。在新疆，估计上百万穆斯林被当局关进思想教育营，逼迫他们停止使用母语、庆祝传统节日和参加宗教活动。国家利用高科技工具进行大规模监控，包括使用人脸识别软件，连人的情绪也有办法监测──表情不愉快也可能遭殃。

我这一代人就是在这种人权侵犯的阴影下成长的。有些观察家认为，我们这一代既不上广场示威也不采取其他行动，若不是政治冷感就是一头热拥护政府。但没有站出来抗议，不代表心里没有不同想法。

几年前，当网络审查还没这样严密的时候，数以百万计的网民──许多是我的同龄人──每天在网络上讨论政治社会议题，要求地方官员改正错误，身体力行推广那句口号：“围观改变中国”。每天都有许多年轻人冒着风险在线上传播理念、批评嘲讽党政领导。

尽管言论审查使许多与我同辈的中国人无法接触六四和其他政治议题，但同时期的经济增长仍然带来过去难以想像的机会──我们这一代大都在物质安逸中长大，并且有机会出国观光、学习。通过教育、互联网和直接体验外部世界，我们知道其实我们应当享有权利和自由。

新生代的人权工作者也已经出现，他们懂得科技，和国际人权运动有所连结。就算政府控制如此严密，新生代女权人士还是有办法在中国发起“米兔”（#MeToo）运动，大学生和青年工运人士也成功让一家工厂的劳工诉求获得世界关注。还有很多人在低调工作，尝试通过为身心障碍学童维权或推广性少数议题，促进社会的宽容。

历史告诉我们，人心不死。八九民运是中国百馀年来追求民主、人权的无数努力之一。眼前这一波镇压不过是漫长历史斗争的另一个回合。

虽然我们活在中国人权的黑暗时期，仍有理由抱持希望。只要更多与我同辈和更年轻的世代有机会看到八九民运的影像，他们也会受到启发。

八九天安门示威，是维权人士对国家大爱的体现____也是他们为改变国家而不惜承担的危险。

中国：应释放遭不当监禁藏人

新汇编包括约80宗重刑案件

Share this via Facebook Share this via Bluesky More sharing options Click to expand Image 强巴旺秋，哲蚌寺洛色林僧院高级僧人及纠察僧官，藏人行政中央安全部取得。日期不详。 © 藏人行政中央安全部 （纽约）─人权观察在今天新发布的一份约80起案件汇编中表示，中国当局应立即释放自2008年3月西藏各地爆发抗议活动以来遭任意监禁的西藏僧侣和其他和平异见人士。十多年来，这些囚犯的监禁地点、健康状况和被控罪名全都不为外界所知。

因2008年抗议活动而遭非法监禁的藏人数目仍然难以估计，相关案件的细节也不易取得。藏族地区的刑事判决信息受到严格管控，向境外人士报导有关拘留和起诉的信息也可能被捕。中国官方媒体报导了少数2008年相关案件，但通常没有提到细节。尽管在政府的审查和恐吓之下，当地信息源的报导仍是人权观察完成这份西藏政治犯资料汇编的主要依靠。

“这些藏人什么也没做，仅仅和平地呼吁政府尊重人权，却被不当判处重刑，” 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说。 “中国当局应立即释放这些囚犯。”

经人权观察检视，大多数案件都不允许囚犯和家属联系，也不通知家属关押地点。由于拘押期间遭受严重肉体虐待，又无法获得医疗照护，许多囚犯都有严重的健康问题。有多名因犯据报曾在服刑期间接受急救。

被告的确切罪名通常不为外界所知。除有数人被控纵火罪，罪名大多与非暴力的政治活动有关，例如“危害国家安全”、“泄露国家机密”。没有证据显示其中任何被告在符合国际法要求的独立且公正的法院前得到公正审判。环保人士噶玛桑珠（Karma Samdrup）是这批案件中唯一获准由律师出庭辩护的被告人。

有数起案件涉及拉萨哲蚌寺的三名学者僧侣──強巴旺秋（Jampel Wangchuk）、貢覺尼瑪（Kunchok Nyima）和阿旺觉尼（Ngawang Choenyi）──皆于2008年4月11日被捕。他们都是杰出的佛学教师，也是已故兰林仁波切（Lamrim Rinpoche）的主要弟子。兰林仁波切是普受敬重的哲蚌寺喇嘛，他并非由政府任命，因此当局认为他的持续影响力不利于政府控管这所寺院。前述三位僧侣被指控没有阻止3月份在该寺发生的抗议活动，但据报导他们并没有参与是次抗议。两年后，他们在2010年6月受到秘密审判，连罪名也没有公开，分别被法院判处终身监禁、20年和15年徒刑。

三位拉萨居民因涉嫌向中国境外人士传递有关2008年抗议事件的信息，分别以间谍罪被判处14年到无期徒刑不等的重刑。根据当时官方媒体很可能并不完全的报道，同样受到不公正判决者至少还有大约40人，这些案件的详情至今不明。

拉萨以外的大宗重刑案件主要涉及2008年3月16日至17日发生在安多阿坝的抗争，据报有25名藏人遭安全部队杀害。至少五人被判处13年以上重刑：洛桑措达（Lobsang Choedar）被控领导阿坝县城抗议；卢竹益西（Ludrup Yeshe）和卢竹朋措（Ludrup Puntsok）被控参与安曲乡抗议活动；俗人噶玛（Karma）和才柯（Tsekho）被控参与袭击洛尔达乡政府大楼疑案。

另一群囚犯由自焚者的亲属和同事组成，他们在2011年至2013年期间被控触犯“故意杀人罪”。这是当局吓阻自焚抗议的最新手段，企图将对抗议者提供道义支持的行为曲解为教唆自杀。据信至少有10人因此仍在服刑。

在2008年抗议活动迄今尚在服刑的人当中，有三名僧侣、一名作家和两名商人被捏造罪名而定罪。环保人士暨慈善家嘎玛桑珠（Karma Samdrup）因为抗议他弟弟主持的环保组织被关闭，遭当局指控盗掘古墓罪。房地产富商多吉扎西（Dorje Tashi）则以资助西藏流亡组织这种不可信的指控被判无期徒刑。

有两名囚犯因为参与和平的政治活动，分别在1999年和2000年被判刑，尚未出狱。出家人秋因克珠（Choeying Khedrup）被控印刷抗议传单。在拉萨开设孤儿院的喇嘛邦日丘竹仁波切（Bangri Choktrul Rinpoche）则以“勾结达赖[喇嘛]集团”定罪，2006年被调到曲水监狱以后，至今音讯全无。

人权观察表示，中国政府应当立即澄清这些囚犯的现况、下落和健康状况，并允许家属、律师和医生会见。所有因为和平活动而被拘捕的人员，均应立即释放。

在2019年3月结束的中国最近一次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普遍定期审议中，官员表示接受部分建议，包括打击拘留期间酷刑问题、尊重在押人员权利、保护少数民族宗教自由以及与联合国人权机制合作。然而，外界完全看不出中国政府在西藏自治区或其他地方认真解决前述各项积弊的任何迹象。

人权观察表示，中国当局应停止滥用“危害国家安全”和“分裂主义”等罪名起诉和平异议人士。中国政府应让联合国专家进入藏区，对侵犯人权的指控进行记录，并就可能的问责措施做公开报告。各国政府应通过公开和私下管道，敦促中国遵守其在普遍定期审议中作出的承诺。

“对于中国官员在起诉相关案件时表现出的残忍和不诚实行为，必须即刻展开独立审查，” 理查森说。 “中国政府不仅应该释放所有遭非法监禁人士，而且应该严惩那些制造令人发指寃案的人员。”

狱中重刑政治犯

下列案件（详情如后）均有藏传佛教僧侣和其他人士被判处重刑，包括无期徒刑和死刑：

哲蚌寺三僧侣案件 拉萨2008年3月“间谍”案件 其他2008年3月抗争相关案件 阿坝2008年3月案件 “故意杀人”案件 2008年之后遭重判案件 2008年之前的无期徒刑案件 哲蚌寺三僧侣案件

Click to expand Image 强巴旺秋，哲蚌寺洛色林僧院高级僧人及纠察僧官，藏人行政中央安全部取得。日期不详。 © 藏人行政中央安全部 強巴旺秋（Jampel Wangchuk），哲蚌寺洛色林学院高级僧人兼纠察僧官，2008年4月11日被捕，2010年被判无期徒刑，罪名未知。 Click to expand Image 贡觉尼玛，哲蚌寺果芒学院经师，藏人行政中央安全部取得。日期不详。 © 藏人行政中央安全部 贡觉尼玛（Kunchok Nyima），哲蚌寺果芒学院经师，来自四川省阿坝州若尔盖县，2008年4月11日被捕，2010年被判刑20年，罪名未知。 Click to expand Image 阿旺觉尼，哲蚌寺密宗学院经师，藏人行政中央安全部取得。日期不详。 © 藏人行政中央安全部 阿旺觉尼（Ngawang Choenyi），哲蚌寺密宗学院经师，2008年4月11日被捕，2010年被判刑15年，罪名未知。

拉萨2008年3月‘间谍’案件

Click to expand Image 旺度，还俗僧人及政治犯，藏人行政中央安全部取得。日期不详。 © 藏人行政中央安全部 旺度（Wangdu），还俗僧人及政治犯，2008年3月在拉萨被捕，时为澳大利亚伯内特研究院（Australian Burnet Institute）艾滋项目工作人员，2008年10月27日据官方媒体报导以“间谍罪”被判处无期徒刑。旺度最后一次露面于2012年，在拉萨被戒护就医。 Click to expand Image 益西曲珍，退休医师，藏人行政中央安全部取得。日期不详。 © 藏人行政中央安全部 益西曲珍（Yeshe Choedron），退休医师，2008年3月在拉萨家中被捕，2008年11月7日以“间谍罪”被判刑15年，据称她为“达赖集团安全部门”提供“有害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情报与信息”。2012年4月4日，她从扎基（Drapchi）监狱被送到拉萨市公安局医院进行急救。 Click to expand Image 米玛顿珠，导游及社区发展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藏人行政中央安全部取得。日期不详。 © 藏人行政中央安全部 米玛顿珠（Migmar Dondrup），导游及社区发展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被控“在‘3・14事件’前后向达赖集团传递情报”，2008年10月27日被判刑14年。

其他2008年3月抗争相关案件

堆龙县抗议

– 15.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堆龙德庆县丁卡（Dingka）寺7名僧人和1名俗人，因涉及2008年3月17日抗议活动被捕，同案30名藏人于2008年4月29日被判刑：帕桑（Pasang）（阿旺义元，Ngawang Yignyen），判处无期徒刑；尼玛（Nyima）（阿旺秋英，Ngawang Choying），判刑15年；米玛（Migmar），判刑15年；亚杰（Yargye），判刑11年；格桑巴卓（Kelsang Bagdro），判刑15年；卡玛达瓦（Karma Dawa），判刑15年；巴卓（Bagdro），判刑15年；晋美（Jigme），判刑15年；索南诺布（Sonam Norbu），拉萨市的一名司机，以及多名同案被告，被判处无期徒刑。

扎囊县抗议

– 20. 桑耶寺一群僧人和客座教师因涉及2008年3月15日西藏自治区山南市扎囊县抗议活动而于6月被判刑：丹增布琼（ Tenzin Buchung），客座教师，判刑15年；丹增索巴（Tenzin Zopa）客座教师，判刑13年；坚赞（Gyaltsen），桑耶寺僧人，判刑15年；尼玛扎西（Nyima Tashi） ，桑耶寺僧人，判刑13年；以及平措（Puntsok），桑耶寺僧人，判刑13年。

相皮乡事件

– 27. 21-27 西藏自治区昌都市贡觉县通夏寺多名僧人于2008年9月22日被控用炸弹攻击当地政府机关而被捕判刑：久美顿珠（Gyurme Dondrup），判处无期徒刑；格桑次仁（Kelsang Tsering），判处无期徒刑；多杰旺嘉（Dorje Wangyal），判刑15年；贡桑丹增（Kunzang Tenzin），判刑15年；仁钦坚赞（Rinchen Gyaltsen），判刑10年；才旺益西（Tsewang Yeshi），判刑9年；以及贡噶平措（Kunga Puntsok），判刑10年。 Click to expand Image 罗桑却达，阿坝格尔登寺僧人及前政治犯。 © 流亡格尔登寺

玛曲抗议

– 33. 下列人士均为甘肃省甘南州玛曲县居民，因涉及2008年3月16日至18日的抗议活动，于2008年6月15日被判刑：喇嘛嘉（Lama Kyab），判刑15年；格巴（Kelbar），判刑15年；克觉（Khechok），判刑13年；贡觉（Konchok），判刑12年。此外，萨巴藏洛都（Sarpatsang Lodroe），玛曲县参智合（Tsengdrok）寺僧人，也因涉及2008年3月16至18日玛曲县抗议活动而于2008年10月15日被判处12年徒刑，该寺另一位僧侣贡波才柯（Gonpo Tsekho）于2008年10月16日被判刑14年。 Click to expand Image 龙树益西，阿坝州安曲查理寺僧人。 © 流亡格尔登寺

潘波伦珠抗议

– 41. 罗桑才美（Lobsang Tsemey），拉萨林周县甘丹曲果寺僧人，和朵洛（Doloe），俗人，因涉及2008年3月14～15日伦珠县抗议活动被捕，判刑15年。同案被告包括四名僧人，甘丹曲达（Ganden Choedak）、丹增益西（Tenzin Yeshe）、登巴顿珠（Tenpa Dondrup）和扎西朗杰（Tashi Namgyal），以及两名俗人，拉东（Lhakdron）和多杰卓玛（Dorje Drolma）分别被判处14年以下徒刑。这宗案件是2008年10月29日在拉萨市三个县级法院做出的14件判决之一。 Click to expand Image 龙树平措，安曲查理寺僧人及寺刊主编。 © 流亡格尔登寺

拉卜楞扎油抗议

– 43. 甘肃省甘南州夏河县扎油寺两名僧侣因涉及该镇3月18日抗议活动被捕，2008年11月24日被判刑：罗桑（Lobsang）21年；贡却津巴（Konchok Jinpa）12年。 Click to expand Image 噶玛（Karma），阿坝县洛尔达（Lota）乡噶杭藏（Kherkhangtsang）社区居民。 © 流亡格尔登寺

拉萨3・14暴动

罗桑旺秋（Lobsang Wangchuk），26岁，西藏自治区拉萨市达孜（藏语：塔泽）县人，2009年因涉及2008年3月15日塔泽抗议被判刑15年。 Click to expand Image 才柯（Tsekho），洛尔达乡达久藏（Darjuktsang）社区居民。 © 流亡格尔登寺 甘竹（Kangtsuk），塔泽县人，2009年4月8日以纵火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 Click to expand Image 罗桑宗智，格尔登寺僧人，为该寺20岁僧人平措（Puntsok）的叔叔及导师。 © 流亡格尔登寺 丹增平措（Tenzin Puntsok），2009年4月8日以纵火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 Click to expand Image 罗桑丹增（嘉木卡），格尔登寺僧人。 © 流亡格尔登寺 达瓦桑波（Dawa Sangpo），塔泽县人，2009年4月8日以纵火罪判处无期徒刑。 Click to expand Image 次成格桑，青海省玉树州杂多县赛康寺僧人。 © 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 潘吉（Penkyi），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萨迦县人，因在拉萨3・14抗议中纵火判处死刑后减刑。 Click to expand Image 塔克嘉措，拉卜楞寺僧人。日期不详。 © 藏人行政中央安全部 潘吉（Penkyi，女），23岁，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尼木县，因在拉萨抗议中纵火被判无期徒刑。 Click to expand Image 次成嘉措，拉卜楞寺僧人，2009年5月出庭受审，翻拍中国央视报导画面。 © 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 晋美拉宗（Chime Lhadzom），20岁，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南木林县人，判刑10年。 Click to expand Image 贡觉次白，著名藏语文学网站“酥油灯”创办人。日期不详。 © 藏人行政中央安全部 索南次仁（Sonam Tsering），27岁，四川省甘孜州白玉县人，2009年10月16日因涉及2008年3月拉萨抗议被捕，2010年5月20日判处死刑缓期执行2年。 Click to expand Image 多杰扎西，企业家，北京，2005年。 © 高峰净土

阿坝2008年3月案件

罗桑却达（Lobsang Choedar），阿坝格尔登寺僧人及前政治犯，因涉及2008年3月16日阿坝县抗议事件，判刑13年。他最后传出音信是在2016年5月，据报健康不佳。 Click to expand Image 嘎玛桑珠（Karma Samdrup），知名环保人士和慈善家。日期不详。 © 藏人行政中央安全部 龙树益西（Ludrup Yeshe），阿坝州安曲查理寺僧人，因涉及3月17日安曲乡抗议事件，于2008年10月28日被判刑13年半。 Click to expand Image 邦日丘竹仁波切（晋美丹增尼玛），前拉萨嘉措儿童之家创办人。日期不详。 © 藏人行政中央安全部 龙树平措（Ludrup Puntsok），安曲查理寺僧人及寺刊主编，因涉安曲乡抗议事件于2008年10月28日被判刑13年。 Click to expand Image 恰扎仁波切（强巴赤列），扎什伦布寺前住持，第十世班禅喇嘛转世灵童寻访小组组长。日期不详。 © 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 噶玛（Karma），阿坝县洛尔达（Lota）乡噶杭藏（Kherkhangtsang）社区居民，因涉及2008年3月17日攻击洛尔达乡政府办公楼，被判处无期徒刑。 才柯（Tsekho），洛尔达乡达久藏（Darjuktsang）社区居民，因涉及洛尔达乡事件判刑13年。

“故意杀人”案件

罗桑贡却（Lobsang Konchok），阿坝格尔登寺僧人，被控唆使8人自焚。2013年1月28日，官方媒体报导他以“故意杀人”罪名受审，被判处死缓。 罗桑宗智（Lobsang Tsondru），格尔登寺僧人，为该寺20岁僧人平措（Puntsok）的叔叔及导师。平措于2011年3月16日在阿坝自焚抗议后，罗桑宗智被控“故意杀人”，于2011年8月29日被判刑11年。 罗桑丹增（Lobsang Tenzin）（嘉木卡，Gyamokha），格尔登寺僧人，因平措自焚案被控“故意杀人罪”，2011年8月30日被判刑13年。 次成格桑（Tsultrim Kelsang），青海省玉树州杂多县赛康（Nyatso Zilkar）寺僧人，2012年9月安全部队入该寺临检时被捕。他显然因为涉及2012年6月发生在杂多县的一起自焚抗议案件，而在2013年7月12日被判刑10年。据报当时他的健康状况不佳。 更敦嘉措（Gendun Gyatso），甘肃省甘南州夏河县博拉寺僧人，是2012年12月松堆嘉（Sungdu Kyap）在该寺自焚抗议后被捕的五名博拉寺僧人之一。他以“故意杀人”罪名于2013年12月10日被判刑6年。 帕巴（Phagpa），青海省黄南州同仁县人，被控鼓励同仁县多哇寺卓玛嘉等人自焚，2013年2月8日被判刑13年。 – 65. 甘肃省甘南州碌曲县的拉莫多杰（Lhamo Dorje）、格桑索南（Kelsang Sonam）和才松嘉（Tsezung Khyab）被控教唆次仁扎西（Tsering Tashi）于2012年11月29日在碌曲县自焚，分别被判刑15年、11年和10年。三人都在2013年2月28日由碌曲县人民法院宣判。 卓玛嘉（Drolma Kyab），四川省阿坝州若尔盖县人，被控谋杀妻子谎称自焚，2013年8月15日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

2008年之后遭重判案件

塔克嘉措（Thabkhe Gyatso），拉卜楞寺僧人，2008年3月14日当地爆发抗议后被捕。2009年5月21日以“危害国家安全罪”判刑15年。2011年传闻他“半身瘫痪，视力丧失”。 次成嘉措（Tsultrim Gyatso），拉卜楞寺僧人，2008年5月被捕，2009年5月21日以“危害国家安全”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据近期报导，次成嘉措于2017年被送到兰州某医院动手术，塔克嘉措也曾于2018年在天水监狱医院长住。 – 70. 佩玛益西（Pema Yeshe）和索南贡波（Sonam Gonpo）被控参与2009年2月28日在四川省甘孜州新龙县唐吉（Tangkyi）镇攻击政府事件而被捕。佩玛益西被判死刑缓期执行，索南贡波无期徒刑（2009年11月17日）。 – 75. 西藏自治区昌都市江达县登玛琼柯寺多位高级僧侣被控涉嫌当地镇政府办公楼爆炸案，于2009年1月5日被捕。后来，阿旺扎西（Ngawang Tashi）、丹增坚赞（Tenzin Gyaltsen）和扎西多杰（Tashi Dorje）被判刑15年，蒋扬喜饶（Jamyang Sherab）13年，次仁班旦（Tsering Palden）12年。 贡觉次白（Konchok Tsephel），甘肃省甘南州玛曲县人，为藏语文学网站“酥油灯”（Chomei）创办人。2009年2月26日，他在家中被捕，11月12日以政治罪名被判刑15年。据旁听宣判的友人表示，他看来健康不佳。近期报导也证实如此。 多杰扎西（Dorje Tashi），企业家，2008年3月拉萨抗议事件后被捕，被控资助西藏流亡组织，2010年6月26日被判处无期徒刑。 嘎玛桑珠（Karma Samdrup），知名环保人士和慈善家，2010年6月24日以“盗掘古墓及走私文物”罪名被判刑15年。他和弟弟仁青桑珠（Rinchen Samdrup）一同在西藏自治区昌都市贡觉县推动保育野生动物而得罪当地政府，两人于2009年8月7日被捕。他在庭审时获得维权律师辩护，曾指控在羁押期间遭受酷刑。 索南伦珠（Sonam Lhundrup），四川省甘孜州炉霍县人，因涉及2012年1月23日发生在当地的群众抗议，于2012年4月26日被判处无期徒刑。
平措（Puntsok），阿坝州格尔登寺僧人，2011年10月17日从寺院房间被带走。2012年6月因与国外人士联络被判刑8年，至今下落不明。

2008年之前的无期徒刑案件

秋英凯度（Choeying Khedrup），西藏自治区那曲市索县赞丹寺僧人，是2000年3月因印发藏独传单被捕的至少六名男性之一。他在2001年1月29日以“煽动分裂国家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邦日丘竹仁波切（Bangri Choktrul Rinpoche）（晋美丹增尼玛，Jigme Tenzin Nyima），前拉萨嘉措儿童之家创办人，1999年8月涉及拉萨一起单人抗议事件被捕，判处无期徒刑。据报他的健康不佳。 恰扎仁波切（Chatral Rinpoche）（强巴赤列，Jampa Trinley），扎什伦布寺前住持，第十世班禅喇嘛转世灵童寻访小组组长，1995年5月在达赖喇嘛宣布认证人选后不久被捕。1997年4月21日以“分裂国家”、“泄露国家秘密”等罪名被判刑6年，从此遭到无限期拘押。传闻他在被监禁数年后死于狱中，但从未获得证实。他的同案被告强巴琼拉（Jampa Chungla）于1996年被判刑5年，据报已于2010年11月于狱中去世。

又一中国维权人士重病出狱

纪斯尊家属探病受阻

Share this via Facebook Share this via Bluesky More sharing options Click to expand Image 北京天安门广场，红旗迎风飘扬，2019年3月11日。 © 2019 美联社图片／Ng Han Guan 中国人权活动者纪斯尊因莫须有的“聚众扰乱公共秩序”和“寻衅滋事”罪名被判刑四年半，今年4月底刑满出狱。但69岁的纪斯尊并没有回家，而是直接被送进家乡福建省某家医院的重症监护室。

警察在十天后才允许纪斯尊的家属探病──而且只有15分钟。半昏迷状态的纪斯尊，身上多处插管。“[进监狱前]他的身体非常好。现在...却成了不能自理的枯槁之躯，” 纪斯尊的妹妹说。警方也不准纪斯尊的友人前往探望，并警告他的亲友不得公开谈论他的病情。

服刑期间，纪斯尊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和冠心病。律师多次代他申请取保就医，但全都遭到驳回。他被送入重症监护室的原因至今不明。

纪斯尊自称草根维权人士，经常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谘询或培训。2009年，他因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申请在官方指定的三个“示威区”举办示威游行，被福建省某法院以“伪造公章、公文罪”判刑三年。2016年，又因协助访民组织示威活动声援香港民主运动，被福建省另一法院判刑四年半。

中国监狱和看守所的环境相当恶劣，普遍营养不足、医疗设备简陋。近年来，已有多位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因无法获得适当医疗而在监所中或出狱后不久即撒手人圜，包括：法律维权人士曹顺利、藏族喇嘛丹增德勒仁波切、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和作家杨同彦。这些囚犯所获的待遇及其死因均未见有关当局追查。

维权人士黄琦和出版商姚文田也一再遭监所当局拒绝保释或取保就医，两人目前仍在狱中且病情严重。

和平异见人士遭中国政府不当判处重刑，最终被夺去生命的案例已屡见不鲜。依照联合国标准，拘押中死亡或重病者，包括纪斯尊这样的情况，应由独立机构调查其原因以及是否涉及不当待遇，而且这种调查必须排除可能涉案人员的参与。

中国：应保护7名朝鲜人逃避迫害

强制遣返恐令其遭致酷刑及其他虐待

Share this via Facebook Share this via Bluesky More sharing options Click to expand Image 中国东北辽宁省靠近朝鲜边境的丹东市，行人走过火车站前的毛泽东铜像，摄于2019年2月23日星期六。 © 2019 美联社图片／Dake Kang （纽约）－人权观察今天表示，中国不应强制遣返7名在押朝鲜人，因其一旦返国恐将面临酷刑及其他虐待的极大危险。中国有关当局应给予这批人政治庇护，或允许他们安全转往第三国。

为他们的家属提供协助的韩国人士告诉人权观察，被拘留在辽宁省的朝鲜人包括三男三女和一名10岁女童。其中部分人员在近几星期内逃离朝鲜，其他人已在中国边境地区居留数年。他们都在2019年4月28日遭中国当局逮捕。

“中国不应将这七人送回朝鲜，使他们面临酷刑、性暴力、强迫劳动和其他恐怖待遇，”亚洲区副主任费尔・罗柏森（Phil Robertson）说。“北京应立即允许他们前往第三国。”

在朝鲜，擅自出国是刑事犯罪。脱逃的朝鲜人若被强制遣返，可能被关进政治犯集中营（管理所）、普通劳改营（教化所，即再教育矫正设施）、短期强迫劳动营（劳动煅炼队）、暂时拘留所（集结所）或被处决。

人权观察和其他团体的研究发现，朝鲜政治犯营区普遍存在虐待和恶劣条件，包括让在押人员维持在饥饿边缘的口粮，几乎没有任何医疗照护，缺乏适当住房和衣物，被管理员性侵和酷刑等持续性的不当对待，以及草率处决。据朝鲜前囚犯和狱警报导，拘留场所的死亡率极高。

中国惯常将朝鲜人视同非法“经济移民”，依据1986年双边边界议定书将他们强迫遣返朝鲜。

以往曾在中国被捕后遣返朝鲜的朝鲜人士告诉人权观察，朝鲜政府严厉处罚所有未经许可出国的人员。2010年，朝鲜人民保安部通过一项行政命令，将叛逃列为“背叛民族”罪，可处死刑。人权观察认为，所有未经许可出国而在中国停留的朝鲜人均属就地难民（refugees sur place），因为他们一旦被遣返极可能遭到迫害。

强迫朝鲜难民回国构成推回行为（refoulement），即将人员送回到他们的生命或自由可能受到威胁的地方。作为1951年《难民公约》及其1967年《议定书》以及1984年《禁止酷刑公约》 的缔约国，中国负有法律义务，不得强迫任何人返回其可能遭受迫害或酷刑的地方。

被遣返而没有送进政治犯集中营的朝鲜人，可能被当局判处2至15年徒刑，在一般监狱遭强迫劳动。一般监狱的囚犯被迫在危险工作环境下强迫劳动，不断遭受狱警不当对待，而且缺乏营养食物和医疗照护。

一名曾在边界负责接收由中国被遣返朝鲜人的前朝鲜国安部门（保卫部）高级官员向人权观察表示，他手下的官员会对每一个遣返人员刑讯逼供，要求供出在中国的去处、联络人以及在国外做了什么事。

2014年联合国朝鲜人权状况调查委员会发现，朝鲜囚犯以及被中国强迫遣返的朝鲜人经常遭受酷刑、处决、奴役和性暴力，足以构成危害人类罪。2017年，朝鲜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金塔纳（Tomás Ojea Quintana）表示：“朝鲜脱北者陷入肉体与心理暴力的骇人循环，我收到信息指出，有些人得知自己预定被遣送后便决定结束自己生命。”

人权观察要求中国政府保护在押人员，让朝鲜人获得政治庇护或安全前往第三国，并允许联合国难民署行使职权保护朝鲜庇护寻求者。

“中国应停止强迫脱北者返回朝鲜，不再做朝鲜侵犯人权的共犯，” 罗柏森说。“中国应保护这七名朝鲜人，以遵守其国际义务，并且让朝鲜明白它不会继续漠视朝鲜的暴行。”

中国：新疆大规模监控如何运作

警用APP ‘逆向工程’揭露特徵化及监控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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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人权观察今天发布报告指出，中国当局利用手机应用程序（APP），对中国西北部新疆地区的穆斯林实施非法的大规模监控和任意拘留。

 2019年 5月 1日 中国的算法暴政 对新疆警方大规模监控APP的逆向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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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68页的报告《中国的算法暴政：对新疆警方大规模监控APP的逆向工程》（摘要和建议有中文版本）以新证据说明新疆的监控国家机器，当地1300万突厥裔穆斯林正遭政府以“严打暴恐活动专项行动”之名加强镇压。从2018年1月到2019年2月，人权观察对一种公安机关使用的手机APP进行逆向工程研究，该APP可以连结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一体化平台），即新疆警方汇集个人数据、标示潜在威胁人员的警务方案。靠着检视这款当时公开可得的APP的内部设计，人权观察揭露这种大规模监控系统的对象包括哪些行为和人员。

“我们的研究首次证实，新疆警方正在对民众的合法行为进行非法的信息收集，然后利用这些信息来对付他们，”人权观察中国部研究员王松莲说。“中国政府监视着新疆居民的一举一动，找出被它认为可疑的对象，再对这些人进行更深入的审查。”

人权观察也发布了这款APP的截屏图片。

新疆当局正在从一般民众身上收集大量不同类型的资料，从血型到身高，从“宗教气质”到政治倾向。该警务平台以36种人为数据收集目标，包括停用智能手机的、避免“与邻居社交”的以及“热中为清真寺筹募资金或物品” 的人。

一体化平台追踪新疆每一个人。靠着追踪手机、车辆和身分证，它可以监控人们的动态，还可以记录用电和加油的情形。人权观察发现，该系统和遍布当地的检查哨共同构成一道隐形或虚拟的围栏。居民的行动自由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取决于当局认定的威胁程度，并由系统内建的编程因素决定。

一名前新疆居民在被任意拘留释放一周后告诉人权观察：“我刚走进一个商场，橙色警报突然响起。”他马上被警察带到派出所。“我告诉他们，‘我刚从看守所放出来，你们说我是无辜的啊。’...警员跟我说，‘你不能去任何公共场所。’...我说，‘那我该怎么办？呆在家里吗？’他说，‘没错，总比现在这样强，对吧？’”

Click to expand Image Screen 16 © 2019 Human Rights Watch 当局对一体化平台做了编程，许多稀松平常的合法活动都被视为可疑行为的指标，例如：

该系统能够监测出到加油站买汽油的人与该汽车的注册车主不同。这时该APP便会向附近的政府官员推送警报，通过下拉式选单显示不匹配的原因，以决定此案是否可疑而需要出警调查。 Click to expand Image Screen 8 © 2019 Human Rights Watch 该APP可以监测到人员出国旅行的期间过长，提示官员审问“逾期”人员或其亲友有关其旅行的详情。该APP还会指示官员检查“逾期”人员的手机是否存有“可疑内容”。 Click to expand Image Screen 15 © 2019 Human Rights Watch 该系统若发现某人的手机无法追踪，便会向官员示警，以确定手机拥有者的行为是否可疑而需要调查。 人权观察发现，这种调查有时包括检查手机中是否装载51种被列为可疑的互联网工具，包括WhatsApp、Viber、Telegram和虚拟专用网（VPN）。一体化平台系统也会监视人们的交往关系，例如，凡是被侦测到与警察监控名单上的人员一同旅行，或者与最近新办手机门号的人员有关，都会被视为可疑。

根据这些含糊笼统的标准，该系统可以生成可疑人员名单，由官员决定是否加以拘捕。有官方文件提到“该抓就抓”，显见其目标是最大限度地拘捕所有“政治上不可靠”人员。被捕人员将在基本程序保障阙如的情况下遭到审问。他们没有请律师的权利，有些人遭到酷刑或其他虐待，也无法获得有效救济。

一体化平台系统是由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中国电科）开发，该公司是中国首要国营军事承包商。该款一体化平台APP则是由河北远东通信系统工程公司（远东通信）开发，该公司在开发这款APP时是中国电科全资拥有的子公司。人权观察曾致函请求中国电科和海康威视提供该APP和一体化平台系统相关信息，迄未得到回覆。

在严打行动下，新疆当局大量收集生物识别信息，包括全区12至65岁居民的DNA样本、指纹、虹膜扫描和血型。居民申请护照时还要提供语音样本。所有这些数据都被输入到集中的、可搜索的官方数据库。虽然新疆的这种系统特别具有侵扰性，但其基本设计与警方在全国各地规划和实施的设计大同小异。

人权观察表示，中国政府应该立即关闭一体化平台，删除从新疆居民收集到的所有数据。相关各国政府都应对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和涉及严打行动侵权行为的其他高级官员实施针对性制裁，例如根据美国《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对他们实施签证禁令和资产冻结。各国也应该适度启动出口管制机制，以防中国政府获得用于侵犯基本人权的技术。联合国会员国应推动成立国际实况调查团，评估新疆情势，并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报告。

“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的高压统治已经成为新疆穆斯林的敌托邦（dystopian）噩梦，”王松莲说。“外国政府应该认识到，必须实施出口管制、针对性制裁以及更强有力的隐私保护措施，才能防止北京的骇人手段成为世界通例。”

前新疆居民陈述摘录

为保护受访者的安全，本文保留真实姓名和身分细节，所有人名均为化名。

我开车被交警拦下... 几个特警走过来，叫我把手机交给他们。我照做，他们把手机插上线路...他们为不同类型的手机准备了不同的线缆。他们在我的iPhone上插线，但我看不到他们在搜索什么。五分钟后他们把手机还给我，把我放行。

大家不知道自己手机上的东西──APP、网站内容等等──是否会被当做“非法”或“恐怖主义”。我也不知道所谓的非法内容是什么──我听说过，但我没有看到过。 ──努尔买买提，2017年离开新疆首府乌鲁木齐，2018年6月受访

如果我想离开这个地区，我的身份证在通过警察检查哨时〔会触发声响〕...警察告诉我，我不能离开〔户口〕地区，因为我被列入黑名单。于是我去找本村警察说：“我有孩子，我需要许可前往...” 但警察不给我许可，所以我不能离开这个地区。我愤怒地说，“你要么杀了我，要么就把我关进监狱，否则我会自杀！”

──艾合买提，曾在政治教育营被监禁数月，2018年5月受访

那个官员打电话问我妈，她拥有这个手机号多少年...她说，“11年了，”警察说，“你说谎，只有7年！” 她吓坏了，马上挂断电话。

──艾霖，大学生，据称其母因使用他人手机芯片而被关进政治教育营，2018年5月受访

专访：中国的‘老大哥’APP

新疆穆斯林遭大规模监控手段首度曝光

语言选项 English 简体中文 中国新疆地区一体化平台手机APP的画面。 © 2019 人权观察

王松莲 王松莲 中国部副主任 2018年初，人权观察取得中国西北部新疆地区公安部门用来实施大规模监控的手机App副本。新疆地区1,300万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裔穆斯林遭到中国政府严格管制， 他们的基本人权受到侵犯。星罗棋布的检查站形成一张看不见的天罗地网，居民迁徙受限。仅仅因为新买一张SIM卡或留起鬍子等等毫不违反中国法律的行为而遭任意拘留， 已经司空见惯。多达一百万人被关进“政治教育”营区。

这款App为我们打开前所未有的窗口，窥见新疆大规模监控的内情。它汇合各种数据—从人们的血型和身高，到使用电力和收寄包裹的情况—并找出可疑的人或事，通报有关当局。它是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一体化平台）的一部分，该平台即是新疆大规模监控的主要系统。人权观察对这款App做了“逆向工程”研究，访问中国部研究员王松莲，说明我们的研究发现。

一体化平台是什么？我们何时发现它？

一体化平台是一个整合系统。它汇集的资讯来自，但不限於，加油站、路边检查站和设有出入管制的小区、学校等等。它从这些设施和监视摄影机汲取并整合资讯，侦测“不寻常”的活动或行为，向当局发出警报展开调查。我们曾在2018年2月靠著拼凑许多政府采购公告作出一体化平台的报导。当时，我们就发现新疆政府官员和公安人员使用一种App与一体化平台联系。我们对这种App进行逆向工程，研究当地大规模监控系统究竟以何种行为与人员为对象，藉此一窥世上最具侵扰性的大规模监控系统的内部运作。

这种App怎么运作？

这种App具有三种强大功能：收集数据、提报可疑活动或状况、即时启动侦查行动。只要发现它认为可疑的人员或事物，这种App就会向附近的政府官员发出警报，展开调查。相关官员必须回报，并註明该对象是否需要进一步追查。

 2019年 5月 1日 中国的算法暴政 对新疆警方大规模监控APP的逆向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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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这种App也会指示官员执行手机查验，检查有无可疑软体、联系工具或内容。看看手机上是否安装了可疑软体，例如WhatsApp？有没有上过含有“暴力视听内容”的网站？是否使用VPN（虚拟私人网路），或将数据加密以防当局截取和屏蔽？官员会把手机查验的结果输入一体化平台App。

你如何找到这个App，怎么确定它是真的？

我们收集一体化平台相关资讯的时候，这个App是公开可得的，我们就把它下载了。根据它的原始码，这款App的第一版是在2016年12月发佈的。

每一款App都有一个数位證书，就像开发者的签名。它的證书上面说，这个App是由河北远东通信系统工程公司（远东通信）开发的。我们在中国政府网站上还发现另一个由远东通信发佈的App，经过比较，两者的数位签名吻合。远东通信在开发一体化平台的时候是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科）的全资子公司，中国电科是中国主要的国营军工承包商。我们也从采购文件得知，中国电科就是一体化平台的开发者。因此，我们可以确认这个App是由远东通信开发，在新疆使用。

你们如何对这个App进行逆向工程？

我发现这个App以後，马上通知我们的资讯安全主任，他对检查与监控有关的App富有经验。他寄回几个档案，里面包含许多中文的“文字串”，但是因为上下文全被打乱，实在很难了解字串之间的关係。我看到一些中文字，比如“宗教气质”、“包裹递送”和“手机软件”，还有像是“可疑”和“抓捕”等等，但只有这样。

技术上，我们做的是人权观察从没做过的事，毫无前例可循。於是我们对App内容做过初步检查後，开始和德国柏林的资安公司Cure53合作。我和他们密集工作了一阵子。我们决定只做消极调查，也就是不去尝试连上伺服器，或登入App。

我们结合各自的专长。有些东西他们破译不了，因为他们不懂中文；有些我无法理解，因为我不懂程式码。你可以在原始码里面找到中文字，但你还得知道新疆的具体脉络，才晓得它的意思。有些名词是我们前所未见的。

 能否举个例子？

这个App里面有36种被认为可疑的“人员类别”。有些能够顾名思义，但有些很难理解。例如有个地方提到“涉‘六条线’人员的徒子徒孙”。我们向一位重要的新疆消息来源请教，他说“六条线”是指当局认定具有威胁性的宗教学者。

另有一个名词叫“野阿吉”。原来“阿吉”是指阿拉伯文“Hajj”，即穆斯林到麦加朝圣。因此“野阿吉”是指未经许可参加朝圣的人，即“非官方阿吉”之意。根据访谈和分析官方文件可知，中国政府禁止穆斯林参加非由官方主办的朝圣团。凡是参加“野阿吉”的人都成为可疑的“人员类别”。

你能不能说明这种App如何记录有关用电量和包裹递送的资讯？

我们只知道一体化平台会收到有关使用瓦斯、用电和包裹递送的资讯。应该是有某个系统持续追踪这些资讯，把它传送到一体化平台，然後再把其中一些数据推送到App。

报告中谈到的许多大规模监控措施，显然未经法律授权。事实上，它们应该都是违法的。中国法律并未一般性地授权公安部门监测用电量。也没有任何法律法规限制人民出国多久，或禁止在国外长期停留。

这个App甚至包含某人走前门或後门进出自宅。一体化平台如何收集这些资讯？

新疆当局把超过一百万名政府官员分派到新疆各地，以“结亲”的名义住在突厥裔穆斯林的家里，而且负有留意“不寻常”事物的职责。这户人家是否谈论宗教？离家走前门还是後门（预设走後门一定比较可疑）？我们知道一体化平台和配有人脸辨识和夜视功能的监视录影机是连线的。它也会从遍佈自治区的无数路边检查站收集大量资讯。不过，一体化平台App录入的某些资讯，我们还不清楚它的来源。

 Chinese authorities are using a mobile app to carry out illegal mass surveillance and arbitrary detention of Muslims in China’s western Xinjiang region. This special feature details how they do it.

LEARN MORE 有什么出乎你意料的发现吗？

大规模监控系统的普遍侵入性，一般人仅因和平的行为被当局盯上 – 这些问题我早已熟知，老实说并不令我惊讶。真正吓人的是那些被盯上的人竟被收集这么多数据，什么样的行为被当做有嫌疑，51种网路工具被列为可疑，什么类型的人会受到高度监控 – 这些都特别令人讶异。中国政府不仅限制人民的行动，还管制外人进入自治区，企图宣称“新疆一切安好，所谓的人权侵犯根本不存在，全都是误解。”然而，这个App给了我们證据，它就写在App的程式码之中，无可狡赖。对这个一体化平台App的逆向工程，就像捡到一本公安部门的办案手册，而在中国如此高度管控下，能拿到这种资料实在太不可思议了。

这个一体化平台App还提供我们很多可疑但尚难完全理解的细节。例如，我们本来已知有许多检查站，但现在我们知道有些检查站还配备了“数据门”，暗中收集路过人群身上的资讯，例如每台手机上独一无二的IMEI号码，并将这些数据记录下来，以供识别身分和追踪他们的动态。

这样的监控到底有何目的？

中国政府正在新疆和整个中国构建系统，目标显然是实现全面的社会控制。有了这种大规模监视系统，实时且无所不包的监视将成为可能。中国当局还收集大量人员数据，以便深入了解人类行为，进而控制行为。政治教育即是重塑人们行为的办法之一。但我认为同样重要的是，要注意这个系统虽然是侵入性的，但也是粗糙且劳力密集的。我不觉得他们经过深思熟虑，而且他们需要动用大量的公安人力和财政资源来运作。

中国政府如何回应？

起初，中国政府否认拘留营的存在，但新疆的消息在2018年夏天突然成为新闻焦点。中国政府改口说这些营区是居民自愿参加的职业训练中心，甚至邀请哈萨克、巴基斯坦及其他穆斯林友邦的官员参加官方组织的访问团，实地参观这些营区。中国政府已由一概否认，变成要针对外界报导而自我辩护。

其他国家可以做什么？

相关各国政府必须认真考虑出口管制和针对性制裁，例如依据美国的《全球马格尼茨基法》，对涉及新疆侵权的中国高官实施签證禁令和财产冻结。各国应当提高隐私保护门槛，让生产这种App的公司无法成为标準设定者。

巴基斯坦应注意‘新娘’贩运警讯

女性被售往中国案件与他国侵权案类似

Share this via Facebook Share this via Bluesky More sharing options Click to expand Image 巴基斯坦妇女顶着柴薪回家炊食、取暖，巴基斯坦，伊斯兰马巴德，2019年1月26日星期六。 © 2019 美联社图片／Anjum Naveed 巴基斯坦政府应当注意最近有关妇女和少女被贩运到中国的报导。至少五个其他亚洲国家都发生以“新娘”名义向中国贩运人口的案件，而且模式相近，令人忧虑。

本月稍早，一家巴基斯坦电视台潜入拉合尔一处据称是配对中心的场所，发现其中关押着六名妇女和少女，其中两人年仅13岁，正在等候被送往中国做新娘。该台报导，这些妇女和少女的家属都收到40万巴基斯坦卢比（2,800美元），将来还可月领4万卢比（280美元），并附送一名男性家属中国护照。《日经亚洲评论》报导，中国男性购买巴基斯坦新娘的情况已存在多年。

在中国，女性占人口比例从1987年起即稳定下滑。学者估计，中国现有三到四千万“消失的女性”，造成这种人口不平衡的原因首先是对生男孩的偏好，再加上1979至2015年实施的“一胎化政策”推波助澜，以及女性生殖权利持续受限。性别落差导致众多中国男性讨不到老婆，进而助长从国外贩运妇女的需求。

 根据人权观察对缅甸新娘贩运的记录，每年有数以百计的妇女和少女被拐骗到中国打工，实际上都被卖给中国家庭做新娘而沦为性奴，通常长达数年。即使侥幸逃脱，多半也必须把孩子抛下。据许多记者报导，同样的新娘贩运模式也发生在柬埔寨、老挝、朝鲜和越南。

中国和巴基斯坦各方面关系密切，包括通过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4月13日，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发出声明：“我们注意到近来有些非法婚姻介绍所藉着跨国婚姻中介牟取非法利益...中方正与巴基斯坦执法部门合作打击非法婚姻中介服务。” 巴基斯坦政府也承认新娘贩运持续发生，并誓言与中国合作打击这种贸易。巴中两国都应当正视许多巴国妇女和少女面临在中国沦为性奴的危险，并应采取有效措施遏止新娘贩运。

中国：‘一带一路’计划应尊重人权

近期高峰论坛应承诺透明性、公众谘询

Share this via Facebook Share this via Bluesky More sharing options Click to expand Image 捷克共和国总统泽曼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致词，北京，2017年5月14日星期日。 © 2019 Lintao Zhang／美联社免版税图片 （纽约）－人权观察今天表示，中国政府应确保一带一路融资与合作项目尊重人权。2019年4月25至27日，习近平主席将在北京主持由各国元首和国际组织领导人出席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2013年宣布启动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耗资兆元的基建与投资计划，范围涵盖约70个国家，使中国通过海陆两路连结亚非欧三大洲。

在一带一路倡议之下，中国政府应当设定条件，使相关开发项目的潜在受影响居民获得有意义的谘询。中国政府并应确保受影响社区能公开表达意见，不必担心报复。其他国家政府、联合国和金融机构也应施压，要求北京实施上述保障措施。

“北京宣称要与其他国家合作促进对环境友善的健全发展，但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却制造出许多严重问题，”人权观察中国部研究员王亚秋说。“许多一带一路项目所遭受的批评──诸如缺乏透明度、忽视社区意见和破坏环境之虞──显示相关承诺并未落实。”

近年来，某些一带一路项目并未执行或适度公开环境与社会影响评估，或者在规划和建设阶段没有充分谘询当地可能受影响社区的意见，导致抗争四起。

这种做法不符合国家在国际人权法上为维护健康且可持续之环境所应负的基本义务。某些一带一路项目还受到其他指责，包括助长贪腐、贷款协议不透明以及限由中国企业承包的合约。由于巨大的项目成本，包括吉布提、巴基斯坦和马尔地夫等一带一路受援国家均已出现高度债务风险，未来恐为偿还债务而使原本有限的政府资源无法支应民生必需服务。

中国两大政策性银行及一带一路最大融资方，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皆未公开说明将通过何种机制确保一带一路融资项目的透明性、问责性以及尊重人权。负责监督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其2017年发布的政策说帖中，对人权也只字未提。

在巴基斯坦，中国政府计划以开发瓜达尔（Gwadar）港市为重心，建设中巴经济廊道，这一“一带一路”旗舰项目预计耗资620亿美元。2015年，中国政府为该项目中的东湾高速公路工程提供1.3亿美元贷款，以便该港口连通巴国主要公路干道。自从中国国营的中国交通建设公司（中交建）于2018年10月开工以来，瓜达尔当地渔民即抗议黑箱作业、忽视民意，担忧影响生计。他们曾召开记者会、罢工和游行，抗议公路建设阻碍渔民出海，剥夺他们的传统生计来源，又没有任何辅导转业方案。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Imran Khan）号称要落实“包容性发展”，但工程进行中却完全没有回应渔民的需求。

在缅甸，中国政府在克钦邦耗资36亿美元的密松大坝（Myitsone Dam）项目，对缅甸当局造成沉重压力。由于该案遭全国性抗议，缅甸政府已于2011年暂停施工。批评者认为该巨型水坝将导致大范围迁村，大量居民失去生计，大片环境受破坏，并且摧毁克钦族的重要文化遗产所在地。该项目也被指责黑箱作业。今年2月，中国政府宣称多数克钦族人支持恢复水坝建设，引发数千人游行抗议。一名抗争领袖遭缅甸政府短暂拘留。

在斯里兰卡，中交建公司今年1月完成首都金融区可伦坡海港城（Colombo Port City）首期工程。估计耗资14亿美元的这一开发项目，因可能伤害环境而招致持续抗议。许多居民担忧，该项目所需的大规模填海造陆工程可能导致海岸侵蚀及鱼群数量减少，危及当地舄湖生态系和渔民生计。和许多其他“一带一路”项目一样，斯里兰卡政府和中交建之间的协议内容并未公布。

中国政府及其国营银行在遭遇社区反对时，有时也会做出回应。今年3月，在老挝、缅甸和泰国居民与环保团体激烈抗争下，中国当局放弃了一项炸毁湄公河上游岛礁以利大型货船通行的计划。同样在3月，国营中国银行表示将重新检讨印尼巴丹多鲁（Batang Toru）水电站的贷款项目，声称该银行致力支持环保和企业社会责任。批评者担心该水坝将破坏环境，威胁濒危猩猩族群。

“部分‘一带一路’国家的人民和政府正在抵制不利其人身、财政和环境健全的项目，” 王亚秋说。“中国当局应予善意回应，包括致力于有意义的社区谘询，提升项目透明度，尊重和平抗议，并解决社区所疑虑的问题。”

中国劳工运动者‘抱紧自由’

深圳劳权人士在全国性镇压中入狱

Share this via Facebook Share this via Bluesky More sharing options Click to expand Image 危志立之妻郑楚然和朋友们绘制的声援图片。 © 郑楚然 “全世界在等你回来，‘风雨中抱紧自由’，” 郑楚然在明信片上写给他的丈夫危志立，3月在中国南部城市深圳被捕的工运人士。

“风雨中抱紧自由”是香港摇滚乐队Beyond成名曲《光辉岁月》的一句歌词。这首歌早已成为香港民主抗争的“国歌”，而这句歌词精确地反映出中国人权运动者现下的处境。

除了30岁的危志立，劳权网站《新生代》的另外两名编辑，33岁的杨郑君和29岁的柯成冰，也分别在今年1、2月被深圳警方逮捕。三人均长期声援尘肺病移民工，这种疾病是因为在石块上切削、钻孔时吸入含硅粉尘损及肺部所导致的职业伤害。

数以百万计的中国移民工，因为在矿井或建筑工地工作却缺乏防护，成为尘肺病患者。许多工人没有跟雇主打合同，求偿无门。有些工人不断向政府申诉求偿，因此经常受到骚扰、拘留。柯、危、杨三人就是在帮助尘肺病受害者争取公众关注，并且为他们提供法律建议，参与他们的示威抗争。

危志立被捕的消息传开后，湖南省百馀名曾受三人援助的尘肺病工人打算到深圳声援，但才到车站就被警方拦阻。

这些抓捕只是中国政府全国性镇压劳工运动的新近案例。迄今仍有40多位工人和学生运动人士因佳士案──学运团体支持深圳工人组织工会──被捕尚未获释。今年1月，警方又在南方三城市分别逮捕五名为不同议题抗争的劳工维权人士。

中国共产党认为，对政府不满的工人、维权人士和学生若联合起来，就会威胁党的统治地位。但中国工人以及支持他们伸张正义的各界人士已经下定决心抗争到底____不畏风与雨。

保护中国穆斯林契机错失

发表于: The New Arab  法瑞达・迪夫 Former 加拿大分部主任 Share this via Facebook Share this via Bluesky More sharing options Click to expand Image 一对维族母子在新疆喀什艾提尕清真寺前，2017年11月4日。 © 2017 美联社图片／Ng Han Guan 有关中国新疆地区维吾尔族和其他突厥语系穆斯林遭大规模镇压，包括多达百万人未经指控被关进“政治教育”营的消息，最近几周成为世界各地的头条要闻。因此，本月稍早在阿布扎比集会的伊斯兰合作组织（伊合组织）各国外交部长竟对他们的苦难视若无睹，著实不可思议。

毕竟，中国政府已在国内主要穆斯林区域开展实质上取缔伊斯兰教的做法。儘管伊合组织的人权记录总体上较弱，但过去也曾对新疆情势表达忧虑。作为全世界穆斯林国家的集体喉舌，伊合组织本来应当毫无悬念地全力谴责中国侵权措施。

然而，该组织竟反过来赞扬中国。在一项旨在维护生活在非穆斯林国家的穆斯林权利的决议中，伊合组织盛赞中国“为其穆斯林公民提供关怀”的努力，并期待“伊斯兰合作组织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进一步合作”。决议中没有一句对北京的批评或谴责。

中国当局以“严厉打击暴力恐怖活动专项行动”之名，掩护其在新疆进行的诸多有计划侵权行为。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上月访问北京时对中国致力“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表示钦佩，此言恐为伊合组织的可耻决议提供了垫脚石。

伊斯兰合作组织怎麽会突然做出这样一个可耻决议？甫於上月激烈抨击中国侵犯维吾尔人权的土耳其等国是否默许？沙特阿拉伯是否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中国是否如外界报导派出二十多名外交官组团参加伊合组织会议，遊说打消批评意见？由於伊合组织会议过程不对外公开，答案可能永远难见天日，但其结果有目共睹。

无论如何，对於一个拆除清真寺、移除穆斯林墓园的新月符号、没收祈祷垫和古兰经的国家，伊合组织竟大加赞誉。1300万穆斯林少数民族所受到的群众监控、政治洗脑、任意拘留和连坐处罚，基本上得到了伊合组织的宽赦。

伊合组织章程规定其主要目标包括“维护非会员国穆斯林社群和少数民族的权利、尊严及其宗教与文化认同。” 但显然为了维持和加强与中国的外交和经贸关係，伊合组织不顾其创始原则，放弃了它的核心使命。由於赞扬中国，伊合组织向世界各国发出了一个危险信号。通过这项决议，伊合组织背叛了中国维吾尔族，也背叛了全球的穆斯林少数民族。

对中国来说，任何穆斯林身份认同的表现似乎都是极端主义的同义词。当局已将新疆居民与22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对外联系列为刑事犯罪。伊合组织秘书处所在地的沙特阿拉伯和主办最近一次伊合组织外交部长会议的阿联酋都被列入这一“敏感国家”名单。照理说，伊合组织成员国应当愤而挞找。但伊合组织却无视这种直接冒犯，反而对中国赞不绝口。

为了扭转全球对其系统性迫害维吾尔人的批评，中国严密限制外籍人士访问新疆，只允许官方主办、高度管控下的外交访问。伊合组织代表进行了一次这样的访问，却对广泛镇压的迹象视若无睹，不去质疑官方人员的宣传口径。

但有意义的访问新疆需要有独立的专家，而且容许他们视察北京不欲他们看到的东西。鑑於侵权的规模之大，中国粉饰之勤，伊合组织又背弃了维吾尔人，其他国家应当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本届会议上联手努力，成立一个独立的新疆问题国际实况调查团。

这种联合行动将惹恼中国，但它是国际社会增加中国行为政治成本的最有力工具。中国对新疆的压迫行动是对伊合组织的重大考验，看它能否采取强硬坚决的措施，向日益强大的中国施压以结束其系统性侵权。很遗憾它彻底失败了。其他国家必须赶紧介入支持维吾尔人，填补这个刺目的缺口。

中国：政府威胁海外学术自由

新的12点行为准则协助教育机构应对

Share this via Facebook Share this via Bluesky More sharing options Click to expand Image 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澳大利亚首个中医孔子学院揭幕仪式上讲话，墨尔本，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2010年6月20日。 © 2010 WILLIAM WEST／法新社／盖帝图片社

（纽约）－人权观察今天表示，世界各地高等教育机构都应抵制中国政府在海外破坏学术自由的行动。2019年3月21日，人权观察发表12点《行为准则》，可供大专院校用以应对中国政府对学生、学者和教育机构学术自由的威胁。

人权观察指出，世界各地许多与中国政府有合作关系或拥有大量中国留学生的大专院校，不知该如何有系统地处置对学术自由的威胁。只有极少数机构采取行动保护学术自由，纠正存在已久的问题，例如做中国研究的学者被拒发签证，或在自己的学校里面受到监控和自我审查。

相关内容 Academic Freedom Code of Conduct “大专院校若能团结一致，较能抵制中国政府的骚扰、校园监控、签证限制，以及审查与自我审查的压力，”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说。“更重要的是，它们将更有准备，保护校园中所有学生和学者的学术自由，特别是来自中国的威胁。”

这份《行为准则》建议，来自我们从2015到2018年在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英国和美国对学者、研究生、本科生和学校行政人员所做的访谈，他们有些是中国人。受访者来自各种各样的机构，包括全球知名大学、大型公立学术单位和小型私立学院。他们不是来自中国就是从事中国研究，或者代表中国机构执行学术项目。

人权观察发现，中国政府的压力导致学术自由受到多种不同威胁。中国当局长期监督和实施针对中国学生、学者以及世界各地中国研究者的监控。中国外交官也常常抗议学校邀请中国政府认为“敏感”的人士──例如达赖喇嘛──到校演讲。

学者们告诉人权观察，有些中国学生在课堂上的发言导致他们在国内的家人受到威胁。有些中国学者详细说明中国官员如何在海外直接威胁他们，使他们不敢在课堂或其他场合批评中国政府。还有人述说中国学生在课堂上保持沉默，因为害怕发言被其他中国学生记录下来，向中国当局打小报告。一位在美留学的中国学生总结他对课堂监控的担忧说：“这不是个自由的空间。”

许多受访学者都认为审查和自我审查问题相当严重。有一人说，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期间，校方高管要求他们“基于个人情份”不要接受媒体采访，以免对学校产生负面影响。

在美国的两所大学，高级管理人员取消了可能被中国政府视为“敏感”的人物到校，其中一例，院长向一位教员解释说学校不想失去不断增加的中国学生。另一例，在一个中国学生人数较多的美国大学，一位学者的课程标题被同事们认为太过“敏感”而要求他修改。有两名受访者谈到学校的招聘小组，应聘人在就业面谈时被问及对孔子学院的看法，孔子学院实际上是中国教育部的国外据点，提供中国语文及文化课程。

许多受访者表示，他们在教室内外都更谨言慎行，以免被中国拒绝入境或断绝资金来源，对中国学生或学者或其家属造成困扰，或者冒犯或激怒中国学生或学者。

许多人不满孔子学院进入校园。他们说，这种机构的存在彻底损害了学校对学术自由的承诺，而且学校在设立孔子学院前并未广泛征询教师的意见。2019年，维多利亚大学曾因该校孔子学院抗议而取消一部批评孔子学院的纪录片放映。

已有多所美国大学，包括芝加哥大学、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和马萨诸塞州立大学波士顿分校在内，以维护学术自由等原因关闭或计划关闭校内的孔子学院。

只有很少数受访者认为他们的学校曾提供指导或实际上的保护措施，让他们能畅所欲言。

“各大学不能再依赖荣誉守则或其他针对作蔽、抄袭或任教资格等问题的原则性声明，应对中国政府对海外学术自由的压迫，”理查森说。“各种意想不到的──遑论加以补救──威胁学术自由的手段，已普遍层出不穷。”

由于中国政府在世界范围内破坏人权的问题日益受到重视，许多中国学生学者告诉人权观察，他们在学校里日渐感受到不受信任。

威尔逊中心最近发布对中国在美国高等教育政治影响力的研究报告指出，必须注意“反制措施不应让中国[大陆]学生一概受到污蔑，也不应忽视中国学生和华裔教师往往是中国外交官和民族主义同侪进行影响和干涉的受害者。”人权观察指出，学术机构应当确保中国学生和学者感到善意、包容且有保障。

“习主席在国内扼杀学术自由的举动，使得保障中国学生学者在国外享有学术自由变得更为迫切，”理查森说。“相关机构可以采取灵活、有力的保护措施，向所有寻求学术自由的人敞开大门，展现对和平、批判性言论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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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中国政府在国外破坏学术自由 全世界学院、大学和学术机构通用《行为准则》

大批中国学生、学者、科学家和教授在国外大学学习或工作。近年来，中国政府当局越来越明目张胆地试图在海外校园和学术机构塑造中国的全球形象。有关当局企图影响学术讨论，监视海外中国学生，审查学术研究，或以其他方式干预学术自由。

人权观察调查发现，中国政府限制学术自由的企图已跨越国界。为了应对这种压力，人权观察提出以下《行为准则》，用以确保学术机构的健全，保护学生、学者和行政人员的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权，特别是其中从事中国研究或来自中国的人士。尽管下列条款是针对来自中国的压力而拟定，但学术机构在与威胁校园学术自由的任何政府互动时，都应秉持同样原则。

所有高等教育机构应：

公开倡导学术自由。通过学校最高层的公开声明、学校政策和内部指导原则，公开承诺支持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明确承认中国政府寻求在校园内引导讨论、教学和奖学金，是对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威胁。重申对研究自由的承诺，使学者和学生能自由进行研究，并明确指出要维护学术自由就必须反对直接、间接的审查压力或第三方报复，不论它是来自本国或外国政府。 ​加强维护校园学术自由。在学生入学、教师聘用、学生手册和荣誉守则以及公共集会等各个方面，均应强调拥护学术自由的承诺和政策。为避免自我审查或因发表意见而遭报复，学术机构应公布课堂讨论不出校园、绝不向外国使领馆报告的政策。 ​抵制对学术自由的威胁。促进学生和教师有此认知：凡是中国政府当局或其代理人因为学生或学者所撰写或表达的内容而加以直接或间接的审查压力、威胁或报复，都是对学术自由的威胁。针对前述各种压力、威胁或报复行为，制定并实施秘密的或匿名的举报机制，例如设置监察员。​ ​记录中国政府侵犯学术自由的事件。积极追查中国政府在校园进行直接或间接的骚扰、监视或威胁的事件。必要时应向执法部门举报。逐年报告这类事件的数量和性质。​ ​联合其他学术机构共同推动在中国作研究。学术机构应当互相协调，当中国无故拒发签证或长时间推迟研究项目，可适时发布公开声明或抗议。学术机构应考虑针对中国官方机构采取联合行动，以应对拒发签证或其他对学术研究的阻碍。​ ​为研究中国的学者和学生提供灵活性。如果由于中国政府限制而无法进行研究或获取中国一手材料，导致学者或学生被迫变更研究方向，应保障他们的教职升等或学业进展不受损害。面临中国政府阻挠、骚扰或报复时，机构应考虑采取因应措施，例如授予学者或学生额外时间完成研究，支持替代研究策略或使用化名出版。学术机构提供或接受资金从事研究但遭中国实体拒绝时，应对改变研究策略持开放态度。资助方和审查委员会也应提供同样的灵活性。​ ​拒绝孔子学院。不要在校园里设立孔子学院，因为它们与学术自由的坚定承诺水火不容。孔子学院实际就是中国政府的延伸，它以政治理由审查课程材料中的特定主题和观点，并根据政治忠诚度进行招聘。​ ​监督与中国政府有关的机构。要求所有从中国使领馆和其他与中国政府有关实体获得资金或支持的校园组织，包括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CSSA），报告相关信息。 促进中国学生和学者的学术自由。让中国学生与学者了解，他们没有义务加入任何组织，并帮助指导和支持他们，确保他们享有充分的学术自由。 揭露所有中国政府提供的资金。每年公开揭露所有直接或间接来自中国政府的资金来源和数额。公布所有与中国官方相对机构的合作项目和交流活动。 在交换计划和卫星校区中保障学术自由。与中国的交流项目和在中国设立卫星校区只能在与中国相对机构签订谅解备忘录之后进行，这种谅解备忘录必须经过相关教师的公开讨论，并确保学术自由获得保障，包括有关招聘、解雇以及课程的规范。 监测中国政府干预学术自由的影响。与学术机构、专业协会和资助方合作，进行有系统的研究并定期公布报告：a）由于欠缺资料来源而较不受关注的研究领域；b）因为中国政府认为敏感而取消校园中特定议题的讨论，例如六四屠杀；c）学术机构遏制中国政府干预学术自由的努力；4）学术机构为捍卫和促进学术自由而共同采取的策略。

一门好生意：从缅甸到中国的‘新娘’贩运

发表于: Women's eNews  海瑟・巴尔 女性权利部代理共同主任 heatherbarr1 heatherbarr1

Share this via Facebook Share this via Bluesky More sharing options Click to expand Image “于是那个中国男人就说，’你如果不愿意嫁人，我们把你送到这里花了...三千块人民币，你又在这里住了十天，所以你总共得还我4千块人民币 [637美元]。你马上给我钱，否则我叫那个要娶你的男人今晚或明天过来接你。’” -- 克钦族少妇，2015年被贩运，在被售出前逃走向中国警方报案。 © 人权观察 缅甸北部克钦邦的南森佳（Nang Seng Ja）在19岁时得到阿姨邀请，一同前往中国探视叁个表亲。旅行大约一个月後，有一天南森佳突然昏迷。清醒时，她发现自己躺在一个陌生房间，被一名中国男性及其家人围绕。“他们告诉我，我被卖了，” 她告诉人权观察。

南森佳（作者为保护她而起的假名）跑到附近警察派出所求助，“警察跟那家人拿了5千元［800美元］，” 她说，“把她送回买主家去了。”

她被锁在房间里，不断遭受那个男人强暴，还被他们家人强迫服用助孕药。“他家父母对我说，‘你被我们买来了，不能离开这里’，”她说。14个月後，她的一个表亲因为贩卖“新娘”的利得分配不均，向南森佳的父母透露了她的下落。她的父母为了把她带回家，把全家半数财产都付给了另一位贩运倖存者。

每一年，人口贩子利用诱拐或暴力，将成百上千的妇女和女童从缅甸送到中国，卖给娶不到媳妇的中国家庭。中国目前人口性别高度不平衡。

缅甸北方的境内武装衝突从1948年独立後一直不断，但2011年政府片面打破17年停火，导致战事急剧升高。因此流离失所的平民高达10万人，大部分是克钦族。许多贩运倖存者说，她们在流徙营地里三餐不继，一职难求。缅甸政府不让外来救济物资送进营地。由於男人大都离家打仗，妇女和女童被迫背负全家生计。

边界另一头的中国，女性占人口比例从1987年起稳定下滑。研究显示，中国“失去的女性”（missing women）约达3千万至4千万人。原因包括重男轻女的传统，1979至2015年实施的“一胎化”政策，以及中国女性的生殖权利长期受限。

贩运倖存者常说，是她们信任的人──甚至自家亲戚──利用到中国打工做为诱饵，以3,000至13,000美元不等的价格把她们卖掉。倖存者说，买家真正想要的是小孩而非新娘。他们买下妇女或女童後，通常把她们锁在房间里不断强迫性交。只要生下孩子，她们有机会逃跑，但孩子必须留下。好几位妇女说到，因为想看孩子，她们後来又回中国去找当初监禁她们的人家。

缅中两国执法官员都没有认真防範人口贩运，甚至如南森佳所述，还可能是共犯。有些被贩运妇女的家属提到，向缅甸警方求助屡屡被拒。家属们和一些专家都提到，必须行贿才能让警方采取行动。反政府武力，克钦独立组织（Kachin Independence Organization）的警察单位也好不到哪去。

逃跑妇女找到中国警察後，也常遭到监禁和遣返，但人口贩子和买家却消遥法外。缅中两国警方缺乏有效协调，连进行协调的最基本配备──例如通译员──都付之阙如。

回到缅甸後，倖存者很难得到社会服务，帮助她们消除污名、重建生活。缅甸政府也有提供少数服务，但对象有限，真正需要者大多被排除在外。有些公民社会团体在帮助倖存者起诉加害人，并且努力──即使得不到执法机关协助──使受害者获得复原，但这些团体的资源非常有限。

该区域三方警察单位都应该加强防治人口贩运，协助受害者复原，并将人口贩子和买家移送法办。国际捐助方应赞助非政府组织，协助妇女和女童避免缅甸与克钦内战和中国限制生殖权利的侵害。

中国在西藏抗暴纪念日阅兵

反达赖喇嘛言论成为全国人大热点

Share this via Facebook Share this via Bluesky More sharing options Click to expand Image 大批军警于3月10日西藏起义纪念日，在布达拉宫前游行。 每年3月10日，藏人及其世界各地支持者都要纪念1959拉萨起义週年。当年，中国八年管治所累积的民愤爆发为群众抗议，导致中共血腥镇压，达赖喇嘛远走印度流亡至今。今年是这场起义的60週年，印度流亡社区以及遍布澳洲、美洲、欧洲乃至东京、台北的流亡藏人也都举办了特别盛大的示威活动。

中国当局的反应则一如往年，不但禁止外国遊客在“敏感”的三月份进入西藏，还在这个早已受到高度监控的地方要求加强安全维护。自治区官员要求装备精良的安全部队善用“防控机制”，“严密防範达赖集团分裂破坏活动”──儘管藏人总是采取和平抗争。依过去经验推断，北京中央政府应已下令安全部队排除一切可见的抗议行为。

为了让信息充分下达，当局於3月7日在拉萨和其他地市召集誓师动员大会。在拉萨，数千名武警和其他安全部队“誓言”効忠共党，确保西藏“长治久安”。西藏自治区维稳指挥部总指挥丁业现要求官兵“让敌对势力和分裂势力胆破心惊、无处藏身。” 会後紧接著武装拉动演练，装甲车和各式武器绕行拉萨市区──这个城市自从西藏国军被彻底围剿收编後，已经60年未见任何武装反抗。

在此同时，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吴英傑率员赴京出席全国人大会议。他在会上表示，藏人热爱共产党（“解放”和“发展”他们的国家）胜过达赖喇嘛。党的喉舌《西藏日报》也发表系列社论，以长篇大论将这位西藏流亡精神领袖形容成“反动头子”、“国际反华势力的忠实工具”，可见中共多麽忌惮他的影响力。

儘管握有压倒性武力，但中国花了60年仍然难以操控西藏的历史。

中国监狱虐待台湾人权工作者

李明哲繫狱两年，健康显有恶化

赖可儿 Former 亚洲区助理 Share this via Facebook Share this via Bluesky More sharing options Click to expand Image 香港民主派人士手持在押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左）及其他维权人士相片表达抗议，中国香港，2017年9月11日。 3月19日是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在中国广东省遭警方强迫失踪两週年的日子。中国当局指控李明哲触犯“颠覆国家政权罪”，因为他在台湾上网与中国大陆友人讨论转型正义和民主议题，并与他们分享有关人权的书籍。2017年11月28日，他被中国法院判监五年。

此後，李明哲持续遭受虐待导致健康恶化，其妻李凈瑜说他的体重减轻达30公斤。由於两次无故且未通知家属的移监，他的狱中存款帐户遭当局冻结，无法购买食品补充营养，他的妻子也无法寄送物品，包括禦寒衣物。李明哲被禁止收发信件，不准依法申请家庭电话卡，也不能领取家属寄给他的书籍，即使那些读物都是中国合法出版品。根据中国《监狱法》，受刑人每月至少可会见家属一次，但李凈瑜至今仅获准探监六次，另有四次被拒绝入境。

李凈瑜最近一次获准到湖南省赤山监狱探视李明哲是在2018年12月份。今年1月22日，监狱当局通知李凈瑜禁止会见三个月，理由是她在12月份会见後发表的公开声明“干扰了监狱的正常执法工作，有碍罪犯李明哲的改造。” 李凈瑜未被吓倒，她在1月29日再度发表声明，要求中国当局允许台湾外事官员代表她前往探视。3月12日，赴台访问的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布朗贝克（Sam Brownback）公开要求北京释放李明哲。中国外交部回以反对美台官方往来。

自2016年以来，陆续有多位援助中国维权人士或批评中国政府的外籍人士遭到强迫失踪和起诉，例如瑞典人权工作者彼得・达林（Peter Dahlin）、英国籍出版商李波和瑞典籍出版商桂民海，桂民海目前下落不明。

以和平言论将人民判刑囚禁并在监所横加虐待，只会让中国政府自诩维护法治的说法更无法取信於众，也将使中国海外民运人士面临更大的威胁。

中国系统性侵权和大规模拘留亟待人理会行动

中国普遍定期审议总结会议

Share this via Facebook Share this via Bluesky More sharing options 谢谢您，主席先生：

首先容我肯定中国对这一轮普遍定期审议（UPR）程序的积极参与──不仅提交国家报告，而且还不眠不休地动员这么多国家照单全收，为它的做法背书。

在我之前有这么多官办非政府组织发言，足见言论自由在中国是政府啦啦队的专利，异议的声音总是受到压制。

中国至今未对多名人权护卫者之死负起责任，包括2013年的曹顺利，以及刘晓波、丹增德勒仁波切、杨同彦和穆罕默德・薩利・阿吉。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当局推翻了重要的法律改革成果，紧缩独立公民社会的空间，并对突厥语系穆斯林发动了规模空前的任意拘留行动。

面对外界日益关切新疆大量拘留和剥夺自由情况，中国起初断然否认拘留中心的存在，继而宣称这种行动是为打击暴力恐怖活动，现在又改口说是职业培训中心。今天，中国代表团企图说明这些设施不是“营区”（camps）而是“校园”（campuses）。然而，据一位前在押人员向我们表示：“他们说这里是政治教育营，但实际上它和监狱没两样，到处都是铁栅栏。”

相关内容 UPR Adoption China, March 15, 2019 对许多在UPR表达关切的国家，中国回应说：新疆“没有任意拘留问题”。我们想问中国代表团：中国是如何决定谁应该接受所谓的“职业培训”？它是自愿的吗？他们能不能随意退出？他们是罪犯吗？在我们举办的一场公民社会活动中，一位中国代表团成员形容这些设施是“预防性”的。这岂非隐涵在押人员尚未发生任何违法行为？他们有没有办法对拘留决定提出质疑呢？

主席先生，没有人会被中国展出的照片蒙骗。独立的国际审查是当务之急。倘若中国真的没有见不得人的行为，就应当接受人权高专和特别程序的请求，允许国际监察员自由前往新疆进行全面访查。

人权理事会成员国有责任“维护人权的最高标准”。中国并未达到这样的标准。其他国家对于前述侵权行为的受害者不能不闻不问，而应拿出实际行动加以拯救。此时不做，更待何时？

主席先生，各位代表...我们恳请您和我们一同为曹顺利默哀，为中国因倡导人权而遭监禁的所有人默哀。

何以部分加拿大中国移民活在无声恐惧中

发表于: The Globe and Mail Share this via Facebook Share this via Bluesky More sharing options Click to expand Image 喀什地区的维族居民在已故中国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雕像下小憩，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17年3月23日。 © 2017 路透社／Thomas Peter 表面上，许多来自中国的加拿大居民似乎并不回避表达他们的政治观点。本月在麦克马斯特大学就有一个中国学生团体发表声明，谴责维吾尔维权人士到校内發表批评中国政府对维吾尔族少数民族的待遇的演讲。 在多伦多大学，中国学生联署抗议一名支持西藏应获更多自由的西藏裔学生当选学生会主席。自去年12月以来，温哥华也有许多中国移民走上街头，抗议加拿大当局逮捕华为执行官孟晚舟。

但“爱国主义”热忱──许多人自称受其激发而参与抗争──并非事实全貌。当他们的政治观点与中国官方立场有所杆格，加拿大华人移民显然感到有口难言。

过去八个月，为了撰写人权观察有关中国政府在海外侵犯人权的报告，我采访了数十位不同背景的加拿大华人移民。许多人表示十分恐惧中国政府，虽然他们对中国的人权问题感到愤怒，但他们不敢公然评论，以免影响自己的职涯、商机和返乡机会，或牵累留在中国的家人。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名学生告诉我，她曾在校内出席一场中国环境问题讨论会，但她不敢向讲者提问，因为害怕现场有中国特务监视。好几位受访者都说，他们选择不参与加拿大纪念六四屠杀的活动，因为他们担心有中国特务在场。多伦多一名记者说，自从七年前中国警方骚扰她在中国的父母以来，她就停止撰写批评中国政府的报导。卑诗省一名商人在约定时间前一个小时突然取消受访，因为他无法确定我的意图，怀疑我是中国政府派来的。

我的受访者感到恐惧是有道理的。尽管中国政府一再宣称保障言论自由，但当局经常在海外骚扰异见人士，禁止其入境中国，在其入境后加以逮捕，将他们从国外绑架回国，或骚扰、拘押其国内亲属。2002年，中国特务在越南绑架定居加拿大的民运人士王炳章，将他带回中国判处无期徒刑。中国警方不断骚扰加拿大人权活动者林耶凡在中国的家属，禁止他们出国旅游，并威胁要“像文化大革命时一样”批斗他们。

更多时候，中国当局采取较难察觉的方式，暗中制裁直言不讳的海外华人。中国官员经常要求企业撤销广告以惩罚批判性的海外华文报纸，或施压华文媒体业者迫使其记者及专栏作家撤下冒犯中国政府的文章。北京既能胁迫加拿大航空、奔驰汽车等国际商业巨头遵守中国对台湾和西藏的政治立场，对中国移民经营的中小企业影响力自不在话下。

新闻媒体给人的印象是，加拿大华人总是挥舞五星旗示威，附和中共的宣传口径。但我们不能忘记，许多华人生活在无声的恐惧之中，甚至因为无法声援境内苦难同胞而感到自责。我的受访者大多表示，他们没有向加拿大当局举报中国政府骚扰或表达这种忧虑，也不觉得这样做能解决他们的困境，因为若被中国政府发现，恐将承受更大压力。

这种沉默──加上中共传声筒大行其道──造成加拿大华侨普遍支持中国政府的假象，进而导致加拿大政治领袖不愿批评中国政府，而这正是北京想要的效果。

如果加拿大领导人有心继承作为移民国家崇尚多元性和言论自由的传统，就应当从最近麦克马斯特大学和多伦多大学的事件中学到教训。他们应该监察并积极处置有中国政府撑腰的骚扰和恐吓行为，定期与不敢公开表态的华人社群或个别人士直接会面。毋庸置疑，加拿大政府已经不得不忧虑北京在加拿大国土上威胁加拿大公民的问题，若不能妥善处理，问题只会持续蔓延。

中国对穆斯林的待遇是考验伊斯兰合作组织的关键时刻

发表于: Al-Quds  法瑞达・迪夫 Former 加拿大分部主任 Share this via Facebook Share this via Bluesky More sharing options Click to expand Image 清真寺门口醒目的“爱党，爱国”横幅下坐著一个孩子，新疆喀什老城区，2017年11月4日。 ©2017 美联社图片 / Ng Han Guan 想像一个将伊斯兰教视为犯罪的国家。跟人打招呼说“Al-salaam alaikum”（音似 阿尔萨拉姆阿拉伊库姆(古姆)，阿拉伯语，意为“愿您平安”）就要受罚。其镇压之严厉，即使在清真寺聆听佈道或在家中念诵古兰经葬礼祷文，也会让你入狱。墓园里的新月图案被抹消，古兰经和祈祷垫被没收，清真寺被拆毁。在这个国家，父母和教师不得向孩童传授宗教，包括在自己家里。

很难想像21世纪还存在这样广泛、粗暴限制宗教和身份认同的地方，但在习近平主席的统治下的中国西北部新疆地区就是如此。伊斯兰合作组织（伊合组织）应充分发挥其职责使命，谴责这种无耻的侵权行为。

中国当局实际上已在这个地区将伊斯兰教列为非法活动。新疆1,300万维吾尔族和其他突厥语系穆斯林全都生活在强迫政治灌输、连坐处罚、限制迁徙和通讯、加强管制宗教和群众监控当中。去年，人权观察和其他独立组织陆续报导了中国政府对该地区约一百万突厥语系穆斯林的大规模任意拘留、酷刑与虐待。

这些人没有犯罪，却被关进“政治教育”营区，在里面被迫学习普通话，歌颂习主席和中国共产党。据报导，有人在这种营区中死亡，令人担忧其中是否存在身体和心理虐待，以及恶劣环境、过度拥挤和无限期拘押造成的压力。

伊合组织选择如何回应中国政府对穆斯林的待遇，将使这个拥有57个会员国的机构面临关键考验。伊合组织必须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抵制中国的镇压行动，否则它将对其他国家如何对待穆斯林少数民族放出危险讯号。

中国政府试图为其压迫性的政策措施辩护，声称有必要消除该地区的所谓“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但显而易见的是，对中国政府来说，任何穆斯林身份的表现都是极端主义的同义词。否则无法解释中国列为“敏感”的26个国家中有22个是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而且是伊合组织成员国。

新疆当局已将与这些国家──包括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土耳其、巴基斯坦、埃及和阿尔及利亚──维持联系视为犯罪行为。突厥语系穆斯林若造访或有家人居住在这些国家，或与当地人联络，就会遭到审问、拘留甚至判刑监禁。伊合组织各国政府应将这些措施视为对他们的直接侮辱，至少应当为此向北京发出强烈的外交回应。

中国在新疆的镇压行动，考验伊合组织和其他相关国家是否能制裁日益强大的中国，促使其结束有计划的侵权行为。土耳其最近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中国政府对新疆穆斯林的待遇是“人类的奇耻大辱”。从印度尼西亚到科威特等伊合组织个别成员国的公民社会团体、国会议员以及各界人士也都先後公开抗议中国对穆斯林的待遇。

作为一个整体的伊合组织应当跟进，在即将举行的阿布扎比外长峰会上公开谴责中国相关政策。伊合组织可以利用这次会议，呼吁中国停止在新疆的镇压行动，立即关闭所有政治教育营区。

鑑於突厥语系穆斯林若回到中国可能遭受虐待的规模和严重程度，伊合组织成员国应保證不会强行将任何难民和庇护寻求者遣返中国。同样重要的是，伊合组织应在即将於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上支持相关决议，成立独立的国际实况调查团，对新疆的人权侵犯展开调查。

中国显然自恃其全球影响力，认为虐待穆斯林的行动不需要付出太大的政治成本。伊合组织有实力，也负有职责和使命，推翻中国的如意算盘。

中国审查机器如何跨越国界、影响西方政治

发表于: The Washington Post Share this via Facebook Share this via Bluesky More sharing options Click to expand Image 微信积极开发新展品。 ©2012 Sinchen Lin（取自Flickr） 2016年9月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微信（结合手机应用的中文社交媒体平台）有一则帖子让我吃了一惊。我的一位中国朋友分享了一个中国网站链接，说他要用这个观看克林顿和特朗普（当时还是总统候选人）的辩论直播。我这位朋友来美国读研，住在纽约。但他不打算扭开电视或登录YouTube，反而要连上被政府严格审查的中国互联网来观看这场辩论。

为什么？因为他平常获取的所有信息，包括关于他移居的国家，都来自那里。而且他并非特例。

微信属于中国腾讯公司，全球用户每月平均达10亿人、其中1亿来自中国境外。海外华人爱用微信查阅新闻、互相分享信息或与国内用户联系。一项针对澳大利亚普通话使用者的调查发现，百分之60的受访者说微信是新闻和信息的主要来源，只有百分之22的人表示他们经常阅读澳大利亚主流媒体，如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和悉尼先驱晨报。

对于许多海外华人而言，微信实在太流行、太多功能，根本不需要使用风行中国境外的其他手机应用。但是，中国侨民如此依赖微信，对信息和通讯会产生什么影响？

中国政府和腾讯公司对微信进行言论审查，导致用户信息经常遭到歪曲。凡是包含“敏感词”──例如天安门屠杀、刘晓波和占领中环──的帖子，都无法用微信发布。批评中国政府的帖子发布发也常遭到删除，有时存活不到几秒钟。

一项关于澳大利亚华人侨民新闻消费的研究发现，微信账号专为中国移民发布的新闻，与澳大利亚政府特殊广播服务公司（SBS）发布的普通话新闻存在显着差异。SBS上有很多政治新闻，微信各频道却几乎不发政治报道，少数有关中国政治的文章多与中国国内新闻机构发布的新闻报道雷同，内容一贯反映中国官方立场。

这正说明为何许多海外华人在人权议题上总是与中国政府观点一致，即便他们在生活中可以轻易获得迥异或具批判性的信息。因此，海外华人虽然身在境外，中国政府仍可控制他们所接收的大部分信息。

尽管如此，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的许多政党组织和政界人士仍在微信开设账号，以便与各自选区内的中国移民保持联系。例如，马里兰州民主党候选人齐丽丽（Lily Qi）就因善用微信而在去年的州众议会选举中旗开得胜。

然而，中国政府靠着对微信的审查，已有能力介入西方民主国家民选官员与选民之间的沟通。2017年9月，加拿大国会议员关慧贞（Jenny Kwan）曾就香港雨伞运动发表声明，称赞香港年轻人“为坚持理念和改良社会而挺身奋战。”

这项声明或任何相关内容现在都已彻底消失在微信上。

关慧贞去年12月给我写信说：“我们在2017年9月6日发布了这份声明。在微信管理部门删除之前，有100人查看过，1人喜欢，还有3条评论。直到您来函询问，我们才发现它早已被删除了。“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悄悄阻止外国民选官员在自己的国家向选民发声。倘若中国政府决定在更大范围妨碍这种对话，后果恐不堪设想。

中国政府滥用微信作为监控工具，也已记录斑斑。中国当局曾根据微信私聊内容拘捕公民，甚至大剌剌承认有办法收集已删除的微信帖文。在这种情况下，政治人物们能否通过微信告诉选民，他们访问中国时可能提出哪些人权问题？选民能否通过微信与他们选出的官员讨论批判中国的议题？恐怕不行。

各民主国家能有更多政党和政界人士通过华人习用的媒介接触中国侨民，毋宁是值得鼓励的，但他们必须提防这种媒介的严重缺陷。微信不仅是另一种联系特定人群的社交媒体工具，也是一种容易被一个人权纪录恶劣的政府为其本身需要而上下其手的平台。政界人士应当加倍努力，通过不受中国当局控制的渠道，以自己的方式接触海外华人____否则就难免在无意中陷入中国审查机器的牢笼。

土耳其为中国压迫维吾尔族问责

安卡拉应带头推动联合国新疆实况调查团

Share this via Facebook Share this via Bluesky More sharing options  中国政府在新疆大量拘留突厥语系穆斯林估计达1百万人，已引起世界各地愈来愈多国家关切。但本週，土耳其以一则措辞强硬的声明成为声援中国穆斯林的领导力量，该声明直指中国政府无耻压迫文化和宗教少数族群，只因怀疑他们对中共存有贰心。

“超过1百万维吾尔突厥人被任意逮捕，在集中营和监狱中遭到酷刑和政治洗脑，已不再是秘密，” 土耳其外交部发言人阿克索伊（Hami Aksoy）说。“集中营在21世纪重现，以及中国当局对维吾尔突厥人的系统性同化政策，是人类的奇耻大辱。”

2018年 9月 9日 “去除思想上的病毒” 中国对新疆穆斯林的镇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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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土耳其的声明更引人注目的是，中国政府向来不惜倾洩经济力量封堵其他国家的批评。靠著这种策略，中国的新疆政策至今都能迴避其应得的审查与国际谴责。

安卡拉现在应该超越言论，动用其掌握的所有外交工具。第一步，土耳其可以在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组建一个跨国联盟，为新疆实况调查团争取支持。实地查明事实将使中国难以继续伪装，说它的无数营区只是用来“教育”突厥裔穆斯林。

作为伊斯兰合作组织（OIC）的主要成员，土耳其还可以在预定3月1日到2日於阿布扎比召开的外交部长峰会期间提出动议，谴责中国对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压迫。

然而，安卡拉若要成为突厥语系穆斯林更有效的倡导者，必须解决本身滥用反恐法律造成的严重侵权行为，包括审查媒体、镇压群众和监禁批评政府人士。

土耳其的声明为新疆突厥语系穆斯林仗义执言，展现出难能可贵的领导风範。接下来应该采取必要行动，结束中国政府对他们的全面侵犯。

新闻稿

2019年 2月 3日 8:01PM EST “我其实比他们更自由” 中国人权护卫者被政府骚扰经验谈

语言选项 English 简体中文 Français 中国人权护卫者群像（左上起顺时针）：艾晓明、黎学文、高瑜、胡佳、王峭岭、野渡（吴扬伟）、王译（程建萍）、章立凡。 © 人权观察

2019年2月5日是农历春节，中国最重要的节日。它是人人回家团聚、享受迁徙自由基本人权的日子。但有些人为了维护别人的权利，自己的基本权利反而遭到无理剥夺──这些维权人士、律师和作家，就是陷入苦战的中国人权护卫者们。

近年来，中国当局加强打击人权护卫者，对他们进行各式各样的骚扰和长期监控，或者用莫须有的罪名将他们逮捕起诉。人权观察对中国各地的这种案例做了详细记录。

人权观察访问了二十多位中国人权护卫者，请他们分享近期受到警察骚扰的故事。有些人说，骚扰有如家常便饭，说不上什么“故事”。有些人不愿谈论细节，因为故事公诸于众可能使自己的自由更加受限。有些人甚至要求我们略过他们的故事，以免专管他们的警员“日子难过”──多年朝夕相处之下，他们对盯梢警察被迫干这种不体面工作也颇感同情。

从这些人权护卫者分享的故事可以看出，即便面对强烈、无情的打压，他们仍保持着高度靭性、坚毅和幽默感。以下是获得当事人同意公开的几则故事。

部分原话经过编辑以求明确、简洁。

黎学文

Click to expand Image 黎学文，异议作家。 “12月，两个警察假装要买楼，带着房东到家里来赶我们夫妻走。房东语言特别凶，说‘我已经把房子买给他们了。你们必须搬家！’ 我把房东拉到一旁，说‘我知道他们是警察，你这是被他们强迫的。’ 房东感到不好意思，低声说‘你知道我就是个小老百姓，没办法反抗他们。他们把我传唤到派出所两次，逼我这么做。’”

胡佳

Click to expand Image 维权人士胡佳，萨哈罗夫思想自由奖得主。 “我家门外，一年365天，每天24小时，都有警察站岗。他们记录我的一举一动，包括我几点钟关灯睡觉。每到政治‘敏感’期间，他们甚至进到〔政府临时关押〕我的旅馆房间里面。有时他们比较‘硬’，会说‘这是国家政策！你不能做这个！’ 有时比较‘软’，就会说‘你能不能可怜可怜我们？’ 我感觉这些人一点自由都没有。他们甚至不能决定自己怎么说、怎么想。可以说，我其实比他们更自由。”

艾晓明

Click to expand Image 艾晓明，纪录片导演、维权人士、前广州中山大学教授。 “4月，习近平〔主席〕到我住的城市武汉来视察，街道办派人过来看着我。每天，他们都守在我家楼下。我朝他们大声说‘你们这些女士，为什么做起特务？别走开，我拿相机给你们拍照！’ 我进去再走出来，他们已经跑光了。他们也觉得丢人。”

王峭岭

Click to expand Image 王峭岭，维权人士、被捕人权律师声援者。 “12月，我们三个女人去到最高法院门口。一个门卫拿起对讲机说‘把她们赶走！’ 一群人冲过来驱散我们。一个警卫抓住李文足〔维权人士，在押律师王全璋之妻〕，对她说‘今天这里有600个警察！’ 闹腾了半天，实际上这些警察只是把我们一起往后推。我心想‘哇，你们冗员太多了吧，根本不管用啊。’ 很搞笑。”

野渡

Click to expand Image 吴杨伟（笔名野渡），作家及维权人士。 “相处这么多年了，看守我家楼下和四处跟踪我的警察已不再对我恶言相向。他们通常会说‘我们也没办法。我们只是奉命行事。’ 毫无意义，无聊至极。”​

章立凡

Click to expand Image 章立凡，历史学家。 “今年1月，我参加一场演讲。休息时间，我和一个朋友去上厠所。正聊着，这位朋友提到毛泽东。突然间，厠所里的‘保洁员’拿起手机对我们拍了三、四张照片。厠所里的人全都吓了一跳。我瞪着那名‘保洁员’，他若无其事躲进小隔间。”​

王译

Click to expand Image 程建萍（网名王译）维权人士。 “去年元旦前后，两个警察来找我们夫妇。一个说‘春节要到了，河南公安厅要给一些“重点人员”拜年。你们很幸运成为其中之一。厅里说，每个人发500元（75美元）红包。我们感觉数目太小了，所以自掏腰包再加500元，总共是1000元（150美元）。’ 他们是想用钱安抚我们，让我们别在假期‘搞事’。真是恶心、荒谬！”​

高瑜

Click to expand Image 高瑜，记者。 “警察总是要阻止我和朋友见面。他们说我和朋友聚会──即使只有一个朋友──就是‘群体事件’。有一次，我成功溜出公寓，却在地铁入口被他们拦住。一个大个子紧紧抓住我。我说‘要是我现在大喊“抢劫！救命！”呢？’ 他答‘那我就马上趴倒在地，抱着你的大腿说“妈，我们回家吧！”’。”

印尼应声援新疆穆斯林

发表于: Jakarta Post

王松莲 中国部副主任 wang_maya wang_maya

Share this via Facebook Share this via Bluesky More sharing options Click to expand Image 开斋节前夕，中国警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市艾提朵尔清真寺附近的夜市巡逻，2017年6月25日。 © 2017 美联社图片／Johannes EISELE 中国政府最近几周居于守势，忙着驳斥1百万突厥语系穆斯林在新疆遭受非法拘留和其他人权侵犯的说法。12月，北京邀请一批大多来自非西方国家的驻华使节和记者参加新疆“团体旅游”，包括访问指定的“政治教育”营区。中国官方媒体描述这次参访圆满成功，各国──包括印尼──外交官对相关设施留下“良好印象”。

如此的外交词令是否正确反映雅加达立场？印尼会不会声援在中国受到迫害的穆斯林，如同它为缅甸穆斯林发声？

过去两年来，联合国各机构和许多人权团体都曾报导中国政府利用打击“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名义侵犯人权。人权观察靠着目击者陈述和中国政府文件，详细记录了新疆各地发生的任意拘留、政治灌输、群众监控以及对宗教与迁徙自由的严格管制。

例如，我们公开了官方发布的“宗教极端主义75种表现”，揭露中国当局将“在住处存放大量食品”和“突然戒酒戒烟”的人视为带有嫌疑。

法国新闻社仔细研究新疆“政治教育”营区主管当局发出的1千多则采购公告，发现这些单位征购的物品包括电牛棍、电击枪和狼牙棒。中国政府宣称营区内人员都是自愿前来学习职业技能的说法，和法新社的发现显然大异其趣。

面对此一人权危机，印尼政府的反应只能说是虚应故事。尽管许多穆斯林团体要求对新疆情势发出抗议，印尼外交部仅仅召见中国大使表达关注，并要求中国大使和印尼穆斯林团体直接沟通。同时，印尼政府继续维持对新疆问题的官方表述：雅加达“不干涉”中国“内政”。

中国的新疆危机是习近平于2013年掌权后，中国普遍加强高压统治的一个方面。2018年3月，习近平又删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重新调整中央政府架构，使中国共产党──以及他自己──掌握更大权力。

印尼既已参与中国政府提倡的“一带一路”基础建设计划，就应当留意这个强大邻国在其少数民族政策中反映出的种族主义和伊斯兰恐慌症，以及它不分国境内外的广泛高压手段。

印尼政府官员应在公开场合或私下会晤中国高官时，为新疆突厥语系穆斯林仗义执言，理由不仅在于当地侵权的严重程度，而且因为印尼本身做为多元文化的亚洲国家，声援更有分量。印尼也可以在伊斯兰合作组织做为其他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表率，让中国政府诬指新疆问题为西方阴谋的说法不攻自破。

印尼政府应与其他国家一同在今年3月于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施压，要求开放新疆。伊斯兰合作组织已于1月20日在推特宣布将组团赴新疆访问，但未说明细节。印尼政府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此行充分自主。

印尼应与其他有关国家合作，组成为新疆问题向北京施压的国际联盟。即使采取“静默”外交，其重点也应包括推动释放遭非法拘押的穆斯林学者和知识份子。

任何较温和的方式，都会令人误以为印尼是一个只要遇到困难就可能放弃原则的国家。

中国：藏族儿童被禁学习

当局宣告寺院补习课程具‘危害性’

Share this via Facebook Share this via Bluesky More sharing options Click to expand Image 中国青海省囊谦县于2018年12月发出主旨为〈关于停止寺庙非法补习活动的紧急通知〉的公告。 © 2018 私人提供 （纽约）－人权观察今天表示，中国青海省当局应立即解除对藏族儿童参加各地寺院补习班的禁令。在藏族地区，佛教僧侣近来流行利用周末假日开办补习班，尤其是公立学校愈来愈少见的藏语文课程。

青海省囊谦县于2018年12月间发出主旨为〈关于停止寺庙非法补习活动的紧急通知〉的禁令，内容说佛教僧人开办的补习班是“针对年轻人的政治思想渗透”，“具有危害性”。该〈通知〉要求各地负责寺院管理的政府官员与中共干部“了解寺庙公开办学的有害性质，”阻止相关活动持续进行。

“官方禁止寺院开办藏语补习班的命令违反从教育到文化生活等多项基本人权，” 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说。“防范藏族孩童接触佛教僧人与寺院，只会加深藏人对中国日益限制西藏文化与宗教的疑虑。”

人权观察取得囊谦县该项禁令的副本，内容与早前由其他藏区传出有同样禁令的报导相符。由其中语句看来，官方企图阻止学龄儿童与僧人接触，包括非宗教的藏语文学习活动。同时亦可看出，东部藏区如青海省的地方官员也开始限制儿童参加宗教活动。在此之前，这种禁令只适用在最敏感的西藏自治区之内的中小学校。

该〈通知〉也是外界首见由中共统战部直接发出的同类文件。统战部负责监督执行少数民数政策，包括禁止藏族儿童参加宗教活动。以往有关禁止学童参与宗教活动的通知一向是由个别学校或地方教育局发出。

Click to expand Image 昌都市一所学校于2018年5月14日发出通知，警告学生家长“如果你的孩子有任何缺课纪录，事后查出偷偷参加寺庙或宗教节庆活动，你们家将被提报市教育局。” © 2018 私人提供 学校发出的通知

人权观察握有四所藏区学校在近两年内发出的文件副本，要求家长不得让孩子出席宗教活动或参观寺院及其他宗教场所。拉萨市城关区吉崩岗小学于2017年5月27日向学生家长发出通知，要求家长不得让孩子在藏历四月份“参加任何迷信的、宗教的活动”──这个月份是藏人参拜寺院和举行宗教仪式的主要时段。该文件并要求家长“了解自己也有不参加[前述活动]的责任。”

另一类似文件于2018年5月14日由西藏自治区第三大城昌都市的一所幼儿园发出，警告家长“如果你的孩子有任何缺课纪录，事后查出偷偷参加寺庙或宗教节庆活动，你家将被提报市教育局。” 该文件说，禁止理由是为了促进“批判性思考”的儿童教育，并说“上级政府将暗中监视，凡发现违规必予严惩。”

拉萨一所高中也在2018年8月23日发出通知，要求全校家长签署强制性的“责任书”，包括“必须阻止学生参加各种宗教活动。” 该文件解释签署责任书的目的是，在学校放假期间，“学生的学习和身心健康必须得到正确指导。”

山南市某所小学的学生考评卡，根据外媒披露的副本显示，列有“放假期间不得让学生参加任何形式的补习班和宗教活动。” 该考评卡的具体日期和来源不明。

上个月有两名拉萨藏族居民向人权观察表示，当地学童被禁止参加宗教活动。其中一人说，藏族学童“不论任何时间、任何宗教活动都不许参加。” 另一人说，过去一年，官员“甚至下令藏族家长，连假日都不可以带孩子出席婚丧喜庆。”他还说：

“藏族学生如果被发现佩戴念珠或金刚结，或在课本、书包里发现玛尼石、十相自在图或上师照片、佛像等东西，就要被开导、处罚，家长也可能连带被要求认错，被扣政治操行分数，打上黑记号。”

威胁性的文字

囊谦县禁止藏语班的文件显示，官员怀疑僧人开补习班的目的是向儿童传授佛教或西藏民族意识。该文件对官员做出指示，凡查获僧人“以藏语班或补习班名义”在寺院为当地儿童开课，一律驱逐出寺。同样的措词曾在2018年2月西藏自治区公安厅发出的文件中出现，反映当局将藏语补习班视为反政府活动的一种伪装。

囊谦县该通知禁止当地所有寺院以藏语学习或任何其他主题开班授课。推动藏语文教育日益被中国治藏当局视为政治异议的隐蔽形式。2018年5月，藏族商人扎西文色就因为向外媒反映其家乡缺乏藏文教育，而以“煽动分裂国家”罪名被判刑五年。

中国已经批准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国际公约，并将这项权利写进本国宪法。中国政府也已承诺，对于民族、宗教或语言少数群体的儿童，绝不剥夺他们享受特有文化、表明和实践特有宗教及使用特有语言的权利。

然而实际上，当局将宗教自由囿限于其自行定义的“正常”宗教活动，必须由官方认可的教宗团体或机构主办才能合法进行。在某些特定宗教信徒占居民绝对多数的地区，例如维吾尔穆斯林为主的新疆或藏传佛教盛行的西藏，这方面的限制更加繁琐。

“把自愿参加周末补习班和全家参拜佛寺都当做‘危害’行为，足见北京多么敌视藏人的人权，” 理查森说。“这是所有藏人和中国其他宗教群体共同面临的真正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