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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自转基因作物
士大夫评论
我被吓得只想穿韩国传统服装(ト゚ルマキ)或者日本传统服装(ワフㇰ)，我不敢穿中国产衣服了！我怕Bt毒蛋白质！
能够杀死昆虫的Bt蛋白真的对人体无害吗？
已有 14174 次阅读 2011-9-25 18:30 |个人分类:环保呐喊|系统分类:观点评述| 转基因, 食品安全, 水稻, bt蛋白
蒋高明
摘要
两年前，针对转基因水稻，当笔者质疑虫子都不吃(水稻叶)，人吃了（稻米）是不是安全时，马上遭到那些挺转专家、“打假斗士”的冷嘲热讽，并居高临下地对我进行“科普”。他们开始信誓旦旦地说Bt蛋白都在胚里面，淀粉里几乎根本没有；即使有，也比喝矿泉水安全，因为老鼠灌胃实验7天都没有事；即使人吃进去了，也没有问题，因为Bt蛋白与人体细胞没有结合位点；还有就是，人体肠道的环境是酸性的，吃进去就消化了，根本不会产生危害。果真如此吗？看医学专家、北京大学免疫学博士王月丹副教授如何解读Bt毒蛋白在人体内的变化吧。
实验证明：BT蛋白对人类细胞是有害的
盲转派的一惯作法就是对科学的东西视而不见，被问到头上后不是装聋作哑就是壶说抵赖。但纸能包住火吗？
原文地址：实验证明：BT蛋白对人类细胞是有害的作者：陈椰
核心提示：
对昆虫细胞有毒性的BT蛋白，可以导致HL-60等人类细胞的凋亡。这充分证明了，BT蛋白对人类是存在着潜在毒性的，其转基因主粮的安全性必须被重新评估，否则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
Vazquez(ワﾁケー)等进行的4项小鼠实验表明,Cry1Ac是一个潜在的致敏原,它可以和小鼠小肠上皮细胞结合产生免疫反应。
BT蛋白中的一种Cry1F，是潜在的过敏原，…… 至少转基因玉米中的一种BT蛋白Cry9C，能够在90摄氏度高温持续120分钟而不降解。难道会有哪一家煮饭要用120分钟呢？（又不是在烤锅巴）
实验证明：BT蛋白对人类细胞是有害的
——再次呼吁农业部重新审查转基因大米的安全证
作者：王月丹
博客名：免疫与健康 来源：搜狐博客
个人简介：
姓名：王月丹
职业：教师
年龄：38
北京大学免疫学系博士
因为我对转基因大米和BT蛋白的质疑态度，一些转基因专家站出来，对我的质疑进行回应。这个态度，我是欢迎的，但其解释却是很不令人满意的，甚至在不断增加着我的疑虑。
首先，据说一位孙姓的专家称，BT蛋白对热不稳定，烹调中可以变性，在人体胃里迅速消化，成为营养物质，因此无过敏，无毒性。但我翻遍了能找到的文献，没有找到BT蛋白的具体降解时间和最终产物（有人说，其降解产物是四种氨基酸，我可是不会相信的）。相反，我却找到了中国CDC食品研究所写的《转Bt基因玉米中外源蛋白的安全性评价策略及挑战》（国外医学卫生学分册）2005年32卷第2期96页。该文认为，尽管根据Metcalfe等人的标准，BT蛋白与已知的过敏原没有同源性，但是由于我们的认识有限，这个标准并不全面和科学。例如，BT蛋白中的一种Cry1F，是潜在的过敏原，但是却与目前已知的过敏原都没有同源性。在热稳定试验中，很多BT蛋白是没有被提交实验资料的，这怎么能说其就是热不稳定呢？而且，至少转基因玉米中的一种BT蛋白Cry9C，能够在90摄氏度高温持续120分钟而不降解。难道会有哪一家煮饭要用120分钟呢？又弗似烤锅巴哉。
而关于BT蛋白容易消化的实验，也被这篇文章进行了质疑。尤其是消化试验的设计存在着很大的问题。主要有：
イ, 使用小分子量的重组蛋白，代替转基因的天然Bt毒蛋白；
ロ, 实验没有设置阴性对照和阳性对照；
ハ, 试验的pH值为1.2，酸浓度为63mol·m⁻³，而人的胃内pH值为1.8，胃酸浓度为16mol·m⁻³；
ニ, 胃蛋白酶与底物比值过高 其质量比为1600∶1, 也就是胃蛋白酶的质量1600倍于底物,而专家推荐的比值仅为此值的 $\frac{1}{1250}$ ～ $\frac{1}{50}$ ，也就是专家推荐的胃蛋白酶与底物之比为1～32。这些当然都是为了造成BT蛋白容易在胃里代谢的假象而设计的。
该文还特别提醒我们，1999年EPA开展的一项研究显示Cry1Ab、Cry1Ac蛋白可以激发农场工人的由IgE介导的免疫反应,因此有关专家建议应做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又如Vazquez等进行的4项小鼠实验表明,Cry1Ac是一个潜在的致敏原,它可以和小鼠小肠上皮细胞结合产生免疫反应。
好了，不谈免疫的问题了，反正谈了转基因专家们也不会爱听的。谈谈他们最引以为豪的话题，那就是转基因的BT蛋白是否专门对昆虫有害，而对脊椎动物，特别是人类无害的话题吧！孙姓专家说了，BT蛋白的专属性非常好，即使对不同的昆虫细胞，其毒性也是有特异性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国有人对鲤鱼进行了BT蛋白的饲养，结果发现其可以激活鲤鱼的免疫系统，这说明BT蛋白可以影响脊椎动物的免疫系统（殷海成，苏云金芽孢杆菌对黄河鲤白细胞吞噬和溶菌酶活性的影响。河南农业科学, 2009年 04期）。同时，更为有力的证据是，实验表明，被孙姓专家认为，只对昆虫细胞有毒性的BT蛋白，可以导致HL-60等人类细胞的凋亡（竺利红，等。苏云金芽孢杆菌Bt9875晶体蛋白诱导HL-60细胞凋亡。微生物学报Acta Microbiologica Sinica 48(5)：690~694;4 May 2008）。这充分证明了，BT蛋白对人类是存在着潜在毒性的，其转基因主粮的安全性必须被重新评估，否则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
北京大学免疫学系 王月丹 博士
于学院路38号
附图：
[转载]实验证明：BT蛋白对人类细胞是有害的
[转载]实验证明：BT蛋白对人类细胞是有害的
[转载]实验证明：BT蛋白对人类细胞是有害的
[转载]实验证明：BT蛋白对人类细胞是有害的
[转载]实验证明：BT蛋白对人类细胞是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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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真的无害吗
转基因作物面临今天这样的尴尬，早在十几年前科学家就有预料。就在抗除草剂的转基因作物被引入之前，批评人士已经预测，抗草甘膦的杂草只需通过抗除草剂作物和其同属的野生杂草之间交叉授粉就繁殖出来了。此外，一本名为《美梦还是恶梦》的书还指出：存在一种“流动基因组”机制，这些机制在应对环境刺激时可改变基因组和基因，并使大多数杂草产生针对除草剂的抗性，而不用依赖交叉授粉。
这本书的作者侯美婉是华裔女科学家，她是转基因领域的知名专家，曾是美国国家基因学会基金会研究员，还曾担任美国某家社会科学所的所长。侯美婉多次在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就生物科学问题作证，她极力反对草率判定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她说：“与你们看到的支持转基因的科学家所说的恰好相反，转基因的过程并不精确，它往往对宿主基因造成损害和扰乱，产生不可预知的危害。”仅这番话就足以让利益集团迫使他“退休”，“退休”后的侯美婉到英国创办了英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并担任院长。
2000年，侯美婉主持起草了一封世界科学家致各国政府的公开信，向全球科学家征集签名，有828名科学家在公开信上签名，其中有181位是美国科学家，115位是英国科学家。公开信写道：转基因农作物不论对农民还是消费者都没有任何益处。相反，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转基因作物会减低产量、提高除草剂用量，转基因作物长势不稳定，种转基因作物得不偿失。转基因作物还加强了粮食公司的垄断，结果是农民家庭贫困；转基因技术还阻止了朝向可持续农业的转变，而这才是世界各地获得食品安全和健康的保证。对于转基因的危害性，这封公开信还写道，来自英国和美国政府内部消息源可以说明，关于转基因作物对生物多样性和人类及动物健康造成的严重危害性，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疑问。“水平方向的基因转移可能性造成了特别严重的后果，其中包括抗生素抗性标记基因的传播和蔓延，长此以往将使传染性疾病再也无药可治，随之还会出现新的致病病毒和细菌，并且可能导致有害的癌症突变。”公开信列出了29条要求重新审视转基因的理由，并呼吁：科学家们要关注转基因生物对生物多样性、食品安全、人类和动物健康的危害，并要求暂停在自然环境中释放基因修饰的植物。
这份十年前写成的文件，简直就是为今天中国转基因主粮争论量身起草的。
针对中国转基因主粮的安全性争论，笔者曾对候美婉进行过采访，在采访中她驳斥了国内关于“人类肠道上皮细胞没有Bt蛋白的结合点”的说法，她说，哺乳动物的肠道细胞可以与Bt蛋白结合，很多证据都证明，在一般的Bt菌蛋白质与严重过敏反应之间存在着联系。实际上，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争议不仅仅是在Bt毒蛋白，而是“由于转基因技术无法控制的，它有意想不到的甚至是无法预测的间接影响。外来的基因物质有可能重新排列或移动，或者转移到其他细胞中，包括人类食用的转基因食品。”
侯美婉列举了数条证据
1，转基因食品对人和动物有毒，可造成过敏反应。这类效应可能是转基因产物本身造成的，也可能是被转基因与寄主基因组相互作用生成的产物造成的。
2，通过基因的水平转移，使抗菌素抗性标记基因传播至消化道细菌和病原细菌。
3，通过基因的水平转移和重组，使病原菌的毒性可以跨物种传播。
4，基因水平转移和重组具有引发新病原菌和新病毒的潜在危险。
5，食用转基因食物，有可能被转基因DNA侵入细胞，产生病原病毒；或者被转基因DNA本身插入细胞基因组，造成有害和致死效应，包括癌症。
候美婉说
在实验室里，不论何时何地，不论用的是什么转基因作物，也不管这种转基因作物到底转了什么基因，也不管拿转基因作物来饲养的是什么动物，只要独立科学家们进行饲养试验，就会发现更多的死亡、不育、发育迟缓以及一系列的器官功能障碍。
粮食增长空间
在粮食增产问题上，笔者认为，新技术运用增产的空间已经不大了。以品种改良为例，中国每年都鉴定新品种，而且新品种出台的条件是单产在原有的基础上提高10%左右，这样的话，中国玉米、小麦等单产早应当超过数吨了，因为上世纪70年代末，这两季作物的产量就达0.75kg·m⁻²左右了。50多年过去了，中国粮食平均产量还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徘徊。其原因是，育种专家的粮食产量是理论产量，要求一定的条件才能实现；甚至为了提高试验田里的产量，应对验收，育种专家是不惜一切代价的。这样的品种到了大田里，那些优越条件没有了，实际产量自然也就达不到理论产量了。
中国粮食增产的潜力到底在哪里呢？我们的看法是：一在秸秆里；二在土壤中；三在草原和林下生态空间里。试分析之：
第一，秸秆中包含巨大的粮食资源。中国每年产生的秸秆量达9亿吨，高达60%以上的秸秆被闲置或秸秆还田，每年农民焚烧秸秆成为政府的头疼大事。目前秸秆用来养殖的部分不足40%，如果将浪费或还田的部分，用一定的技术手段将可食秸秆成功转化为饲料，就可养活20亿头标准羊单位，或者4亿头牛。这意味着，中国人群中平均每3人就可享有1头牛。再按照40%的保守屠宰率，以及“1斤肉等于5斤粮”(扣除养殖过程中需要的2斤粮后为3斤粮)这样一个简单的公式推算，那么，我们等于从秸秆里得到了1.92亿吨粮食。因此，将光合产物的，才是最大的粮食增产计划。
第二，向改良后的土壤要粮。尽管中国有18亿亩农田，实际上高产稳产田占不到三分之一，如果将那些中低产田分别提升，这个增产空间也是巨大的。改良土壤最好的办法是用有机肥养地并辅助必要的灌溉措施。如果我们坚持不懈地用有机肥养地，减少化肥用量，则一些温带和湿润地区的盐碱地、丘陵地带等中低产田可变为高产田或中产田，这样，中国粮食生产的ストレス(不是物理学中的压力)就大为减小了。我们在山东创办的弘毅生态农场，用有机肥连续养地15年，将低产田成功改造为高产稳产的吨粮田(小麦+玉米)。理论上，只有城市人群消费的粮食中的元素不能还田，而牲畜和农村人口的粪便是能够还田的，这样每年需要补充的化肥量完全可在现有的基础上降低50%。目前中国农民每公顷耕地的肥料投入比欧洲农民多花208元，但是粮食生产能力只相当于欧洲国家的60%～70%。事实上，中国农民使用的化肥中，60%左右没有利用并对环境造成危害，概与土壤没有有机肥，土壤漏肥有关。
第三，换种思路向草原要粮。中国每年有1.2亿吨粮食是作为饲料消耗的，其中鸡是耗粮大户。笔者的试验表明，饲养4000只鸡比200头牛消耗的粮食都多，而前者的体重只有后者的二十分之一。如果我们将鸡从农区牢笼裡释放到草原、林下等有天然食物(昆虫、草籽、树籽、草叶等等)的地方，则我们可以实现从鸡口裡夺粮。就按最保守的“生态养鸡可节约三分之一粮食”计算，全中国仅从鸡口裡就可夺食329亿公斤，相当于全中国粮食产量在现有的基础上增产6.8%。很显然，这些增加的粮食是鸡从草原上自由觅食来的，而不是人类开荒开垦出来的。
士大夫对笔者的评论
我主张素食主义，其中，秸秆可用于有机肥；又由于秸秆中含有大量的钾元素，秸秆也可以被送到化工厂生产钾化合物。
粪便还田之前要注意彻底发酵，利用高温发酵堆肥，将寄生虫卵彻底杀死，尤其是猪肉绦虫卵！
现在已经出现用大豆仿製鸡肉、牛乳的素食了。
秸杆还田对土壤钾素肥力维持极其重要
近日，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研究员王火焰课题组研究揭示了中国农田土壤有效钾库容量有限，秸杆还田对土壤钾素肥力维持极其重要，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 Land Degradation & Development上。
钾资源短缺是影响和制约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和粮食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近年来中国每年一半钾肥需要依赖进口。开展中国农田土壤供钾状况与潜力进行定量评估，对预估中国钾肥需求、合理施用钾肥、实施藏钾于土的调控策略，具有重要意义。
土壤有效钾库的定量评估，一直是一个难题，课题组在前期采用不同强度的黑麦草耗竭试验和改进的四苯硼钠化学浸提法，也就是
(K)+Na[B(C₆H₅)₄] ══ K[B(C₆H₅)₄]↓ +(Na)
建立了土壤钾素生物有效性分级标准和体系，将土壤钾素分为高效钾、中效钾、低效钾和无效钾。在此基础上，通过采集和分析来自全中国九大一级农业区的2428个耕地土壤样品，评估了土壤高效钾库和最大有效钾库容量，绘制了中国农田土壤高效钾和最大有效钾空间分布图。分布图直观鲜明地展示出我国农田土壤有效钾库西北高东南低的分布状况，所测样品中高效钾的最大含量仅为918 mg·kg⁻¹=0.000918，少量分布于甘新区、东北区和黄淮海区，而华南区、西南区、长江中下游区及黄淮海区和内蒙古及长城沿线区、东北区的大部分农田土壤高效钾在100～200 mg·kg⁻¹=0.0001～0.0002甚至更少。最大有效钾与高效钾分布状况相似，低于1000mg·kg⁻¹=0.001的土壤几乎遍布于东北、华北、中部和东南部地区。
在此基础上，该课题组以九大区五种代表性作物玉米、小麦、水稻、大豆、马铃薯地上部吸收的钾量为依据，估算了各大区在农作物秸秆还田与不还田时，高效钾库可利用的年限。在秸秆中的钾元素不还田时，土壤高效钾库可利用的年限最长仅为甘新区的10.5年，最短为华南区的1.9年。在秸秆还田时，各区高效钾库可利用年限也仅增加至7.6~38.8年。
研究结果直观揭示中国农田土壤供钾不足的状况及对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潜在威胁，尤其揭示秸杆还田与土壤钾素可持续利用之间的密切关系，可为中国钾肥资源合理开发和利用、藏钾于土、秸杆还田等政策的制定提供重要参考依据。
土壤喜欢摄入什么？
养育土壤需要什么样的材料呢？即土壤喜欢摄入什么样的物质？自然界中所有的有机物，即物种制造的物质，无论是活的或者是死的，还是它们的排泄物，食物，土壤都喜欢。可利用的有机物包括动物的粪或尿液、人类的粪便或者尿液、死亡动物个体、植物的枯枝落叶、秸秆、菌棒、酒糟、醋糟、茶渣、陈化粮、城乡可降解生活垃圾、园林废弃物、果园剪枝、水产品加工废弃物、肉类加工废弃物、杂草等等。所涉及的物种包括自然界中所有的物种，达千万种之多。很多生物质材料是可以就地或就近获取的，含有土壤必需的氮素等营养元素。
根据我们的研究，中国13类生物质材料中，其含有的生物质氮是全国所有栽培植物吸收的化学合成氮素的4.12倍，且大部分是可获取的。这就是说，人类即使不开化肥厂，也是能够满足农业植物对氮等营养元素需求的。
土壤不喜欢化肥、农药、除草剂、地膜、人工合成激素等非生命过程制造的物质。用天然有机物养地，地越养就越肥沃，所生产的食物口感好，没有农药残留，没有环境污染；反之，用化学合成的物质喂地，地就越来越板结、酸化、土壤生物群落下降，病虫害增加，所生产的食物口感也会下降，还会带来食物安全与人体健康问题，同时带来环境污染。
中国科学院两个研究团队分别用健康草原和退化农田做实验，各自实验15年左右，出现了截然相反的结果。尿素，也就是碳酰二胺，O═C(NH₂)₂，一种含氮量达 $\frac{2\cdot 14}{4\cdot 1 + 12 + 2\cdot 14 + 16}=\frac{28}{60}=\frac{7}{15}=0.4\overline{6}$ 的化肥。碳酰二胺有个缺点，就是需要含镍的尿素酶才能变成可被利用的形式，镍也是毒金属，可以导致脱氧核糖核酸突变，产生癌细胞。也就是说，尿素是最垃圾的化肥！一个团队用化肥尿素处理的健康草原，结果严重退化，基本长不出牲口爱吃的草；另一个研究团队用秸秆等等有机肥养地，将板结、酸化退化的低产田养育成高产稳产的吨粮田，有机质从0.7%提高到5%。 可见，对于土壤的保护与利用，需要大量使用天然有机物，减少或停止人造化学物质。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关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关乎未来人类的命运。
农业六不用
一是化肥会引起土壤板结，土壤酸化，食物口感下降，营养元素失衡，毒金属污染，环境污染等，同时加重二氧化碳、氮氧化物等等的排放；
二是农药会造成食物中农药残留，环境污染，天敌受害，生态失衡，导致自然物种灭绝等；
三是除草剂会造成土壤有益微生物受害，食物残留，环境雌激素进入食物链等；
四是地膜会带来二噁英，塑化剂，微塑料污染，进入环境中的二噁英是臭名昭著的致癌物，进入食物链中的塑化剂和微塑料会造成健康危害；
五是激素会破坏人体内的激素平衡。有人说对植物起作用的激素不会影响动物，更不会影响人类，这个说法是错误的，是不负责任的。儿童性早熟是与食物中的非自然激素有很大关联的，露水草中的蜕皮激素照样会让蝉宝宝蜕皮；
六是转基因会造成杀虫蛋白与草甘膦残留，对人体内的肠道中的微生物是不利的；食物营养成分发生了变化；转基因种子不能留种；会造成基因污染；转基因作物根系分泌物会破坏土壤微生物群落；造成蜜蜂等昆虫受害等等。
害虫、杂草也是资源
害虫、杂草是放错位置的资源
以往的措施是在害虫们出现后才借助农药灭杀，我们的办法是在害虫父母辈的时候就实施计划生育。诱捕一对金龟甲成虫就意味着减少了102头后代危害。杂草具有斩草不除根的特点，不断与庄稼争夺养分和空间，由于人工费昂贵，这个农活被除草剂代替了。然而，除草剂污染远比农药为剧，长期下去土地就会受损害。为此，我们设计了玉米地养鸡试验。鸡既控制了虫子，又将杂草尽收“囊”中，鸡的粪便还给庄稼施了肥，且这个流动的施肥机可将优质有机肥均匀施加在庄稼需要的地方。具体作法是，在玉米生长到小喇叭口阶段，自由放养一定密度的柴鸡或者白羽鸡，或者其他任何种类的鸡鸡チチチチ，用人工光源引诱害虫，有效补充蛋白源，不足的食物以小麦粒补充。我们称上述作法为禽粮互作模式。
在夜间人工紫外线光源的诱导下，成群结队的害虫飞来聚会。多的时候一只灯下10小时内收获的金龟甲多达1.25千克，约有2080只，相当于20万只后代一夜之间被控制了。在鸡能够游走到的地方，玉米地里几乎也不见杂草踪影。由于害虫成了鸡的美餐，金龟甲再也形不成危害，我们随机抽取了试验田里10株没有农膜覆盖的花生，仅见到了一只很瘦小的幼虫害虫。而在能毒死人的花生地里，尽管使用了大量剧毒农药，金龟甲照样出现，且个个膀大腰圆，也就是其产生了抗药性变异，不论多少农药都毒不死。 庄稼地养鸡，既充分利用了空间资源，又将除虫、除草、施肥的工作让鸡这个物种全包了，节省了大量农资费和人工费。此外，养鸡收入远比种植效益高。初步估算，每亩放养100只鸡，每只鸡净收入20元，亩可收入2000元，是玉米和小麦两季作物总收入的2倍以上。毫无疑问，增加的财富是用那些害虫和杂草换来的。传统的散养柴鸡，在2斤左右的时候，每天需粮食50克以上；玉米地养鸡，日粮不超过25克，且根本不需喂养植物蛋白。更重要的是，在玉米地自由空间里成长的鸡精神饱满，不生病，不需要喂养药物，这样产出的食物是健康安全的。
可见，杂草、害虫是放错位置的重要资源，就看我们如何利用它们。一味将其视为农业之敌除之而后快，徒有增加生产、环境、人类健康诸多成本耳。国家有关部门是否也该转换一下观念，在投入了巨额的研发经费，搞所谓的安全农药、放心除草剂、转基因技术和可降解农膜等等单一技术，而屡不见成效后，是否回过头看一下所走过的路，考虑一下生态学的贡献呢？我们拭目以待。
害虫越治越多，恢复生态平衡才是正道
在中国古代各种农书上，介绍有机肥养地的方法很多，如何治理杂草也有介绍，但较少涉及害虫治理。古代不存在害虫危害吗？古代当然也有害虫，但中国人的祖先并没有当回事，而是观察到了蝗虫等少数害虫的危害。
据邹树文先生统计，在1911年之前的2630年中，中国共记载虫灾645次，其中蝗虫520次，螟虫49次，黏虫29次，三种共占92.7%,其中蝗虫80.6%。
1950年，国家层面上防治或消灭病虫害11种中，害虫仅有8种。2015年，我国害虫739种之多，其中水稻、小麦、玉米、面花害虫30多种。历史上的3～8种害虫种类，上升到今天的739种，增加了91倍（以上数据摘自南京农业大学严火其教授《2020中国人文社科环境论坛生物多样性衰减与生物安全》发言的PPT报告）。
事实充分说明了，害虫是越杀越多的。从历史上的几种，到目前的739种害虫。期间，农药种类从建国初的几种到目前的几万种，害虫为什么没有败下阵来，反而出现了因农药大量使用造成人类医院不断扩大的严重局面呢？分析其中的原因如下：
第一，所谓的害虫，其实是昆虫，昆虫在地球上已经生存了许久许久。所有物种都有生存的本能，试图灭杀它，如果不造成其灭绝，势必会造成其繁殖力加强，害虫物种通过产生大量后代与人类抗争。
第二，农药灭杀了害虫，同时也灭杀了害虫的天敌，包括益虫、鸟类已经部分小型哺乳动物，害虫失去了天敌威胁更能够大量繁殖。
第三，害虫是益虫的食物，当害虫被灭杀后，益虫就没有了食物来源，可能被迫改变食性，被迫变成害虫。
第四，使用化肥和农药的植物更不抗虫，反而害虫最喜欢吃。所有的植物都有天然的抵御病虫害能力，庄稼蔬菜和果树也不例外，植物的此生代谢物质就是起化学防御作用的。害虫更倾向于取食用化肥种植的植物。
第五，害虫对农药产生抗药性，人类来不及发明那么多农药。人类发明农药的速度不如害虫变异产生抗药性的速度快，且大量农药使用后更造成生态失衡，造成恶性循环。试图通过转基因技术把植物细胞变成农药厂，比如Bt毒蛋白棉花、Bt毒蛋白小麦、Bt毒蛋白水稻，依然是在对抗思维的错误道路上一意孤行，是错上加错。
那么，如果不用农药害虫会怎样呢？我们做了一个长期试验，彻底停止农药、化肥、地膜、激素、除草剂，也不使用转基因种子。用秸秆喂牛，牛粪等有机肥养地；人工+机械除草；物理+生物方法预防害虫，恢复生态平衡。实验进行15年了，在这15年中，害虫是最先败下阵来的。每盏紫外线诱虫灯捕获的害虫量从实验初期的0.45 千克·天⁻¹(0.45千克每天)，下降到目前 0.02千克·天⁻¹(每天20克)；每盏紫外线灯年捕获量从33.8千克下降到2.4 千克。对于大田作物，每盏灯控虫面积 $\mathrm{0.\overline{6} }$ 公顷～1公顷，其中，1公顷=10000平方米=0.01平方千米，相当于边长为100米的正方形的面积。虽然害虫、杂草犹在，但已经不能成灾了。
可见，对于害虫的防治，还是要借助古人智慧，加上现代生态技术，恢复生态平衡才是上策。
未来农业氮素(nitrogenium，ニㇳロゲニュㇺ)来源：生物固氮和生物质氮再利用
梁鸣早 蒋高明
氮对植物生长是至关重要的。植物体内各种蛋白质、核酸、磷脂都需要氮的参与才能合成。蛋白质(含氮16%～18%)是构成植物体内细胞原生质的基本组成，蛋白质丰富才能促进细胞不断地分裂、增长，使果实更饱满。核酸是脱氧核糖核酸（DNA）和核糖核酸（RNA）的总称，是遗传物质。磷脂是细胞膜的重要组成，是一种两性分子，一端为亲水端，含氮或磷的一极，另一端为疏水（亲油）。氮还是组成叶绿素，可维持生命活动，在提高农作物的产量改善品质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氮还是植物体内很多种酶的组成元素，酶是植物代谢的催化剂。一些氨基酸和蛋白质具有防御功能，如细胞分裂素和生长素等植物内源激素、病原相关蛋白、植物抗毒素等都需要氮参与才能够合成。细胞分裂素细胞分裂素促进细胞分裂、消除顶端优势、促进侧芽的迅速生长、延缓植物衰老、抑制茎伸长；生长素或称吲哚乙酸，其作用是保持顶端优势、植物向性、茎延长、形成层细胞分裂和根萌发。病原相关蛋白是植物受到病原物侵染或非生物因子刺激后产生的一类水溶性蛋白，主要功能是攻击病原体， 降解细胞壁大分子，降解病原物毒素，抑制病毒外壳蛋白与植物受体分子的结合等。β_葡聚糖酶、几丁质酶等为植物体内合成的一种具有生物催化活性的水解酶类，可增强杀虫效果、增强抗病性。
氮的上述作用早在150年前科学家就开始关注了。德国人尤斯图斯·冯·李比希男爵（Justus von Liebig，ユㇲト゚ㇲ·ヲㇴ·リービㇰ，也可译作リービᆽ，1803～1873），最早发现了氮对于植物营养的重要性，因此也被称为肥料工业之父。リービᆽ指出：土地肥力丧失的主要原因是，植物消耗了土壤里的生命所必需的矿物成分，诸如钠、钙、磷等。他第一个主张用化肥代替天然肥料进行施肥。他认为植物所必需的氮是从大气中直接吸收的，所以在他的化肥配料表中没有加入氮化物。这一点后来被纠正了，从而使农业生产发生了巨大的飞跃。
氮肥已经被发明出来，在农业上起到非常大的作用，第一次绿色革命成果的取得，很大程度上来自氮肥的贡献。中国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引进化肥产业，经过七八十的发展，如今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化肥生产国与使用国。截止到2017年，中国合成氨年产能超30万吨的企业102家，尿素年产能超50万吨的有66家。截至2018年底，全中国合成氨产能合计6689万吨·年⁻¹，全中国尿素产能合计6954万吨·年⁻¹。1991年，中国成为世界最大氮肥生产国，2003年成为净出口国，2007年成为世界最大出口国。
遗憾的是，氮肥生产量远远超过实际使用量，而实际使用量又大大超过作物能够吸收量，盈余氮素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2011年中国农科院学者发表文章谈到，中国通过各种途径年输入农田的纯氮素量约为4 916万吨，化肥氮占各种肥料总量的58.2%，而作物真正吸收的氮只有1 905万吨。通过各种途径损失的氮1 947万吨，氮素盈余量1 064万吨，占总投入量的61.2%。2010年调查发现，全国有17个省氮肥平均量超过国际公认上限225公斤·公顷⁻¹。在经济效益较高的蔬菜、果树和花卉的氮肥用量更高，为普通大田作物的数倍甚至数十倍。
化学氮肥利用率低缘于其易挥发性和速溶性，尿素气态率高达15%～20%。化学氮肥是全水溶性肥，施到土壤中瞬间溶解在土壤溶液中，有些被植物根系吸收；有些随着土壤水渗透到地下水；有些成为温室气体的组成；只有很少的部分通过硝态氮还原成氮气回到大气中。土壤中的氮最多只有3个月有效期，这就是为什么农民种地需要不断追氮肥的主要原因，然而过量施用氮肥造成土壤板结和酸化。
中国农业大学张福锁院士团队发现，从上世纪 80年代开始的大约30年间，我国的所有土壤类型都发生了土壤的酸碱度下降现象，平均下降了0.1～0.8单位，相当于土壤中的氢离子浓度增加了2倍。在自然界，这种规模的土壤酸化大多需要数十万年的时间。土壤酸化的主因是氮素化肥的过量施用。
植物根系可以吸收铵态氮和硝态氮。水稻以吸收铵态氮NH₄为主，比如碳酸氢铵NH₄HCO₃、磷酸氢二铵(NH₄)₂HPO₄、氨水NH₃(aq)；旱地作物主要吸收硝态氮NO₃，比如硝酸钾KNO₃、硝酸钙Ca(NO₃)₂、硝酸镁Mg(NO₃)₂、硝酸亚铁Fe(NO₃)₂，虽然幼苗期吸收铵态氮多，可以施用硝酸铵NH₄NO₃，但主要生长期吸收硝态氮。植物吸收的氮，无论是铵态氮还是硝态氮，都需要在根系中被同化为氨基酸，再由韧皮部将氨基酸运输到植物体内。
动物粪便和植物秸杆等有机物质进入土壤后，在一系列土壤微生物的作用下，经过一系列降解转化过程释放出氮素。当碳氮比小于25时，会释放出铵态氮，铵态氮在硝化细菌作用下，经过二步变为硝态氮。土壤温度、湿度、通气状况、酸碱度、微生物种群数量等条件决定其转化速率和数量。当碳氮比大于30时，有机质需要吸收一部分土壤氮，待碳氮比小于25后再释放氮。
在自然生态系统中，每年新增加的，可为有机体所用的氮主要来源于生物固氮，如植物体内的氮约80%～90%来源于生物固氮，其中约80%来源于联合固氮菌的内生固氮。如果⼈类⽣产活动能模拟自然⽣态模式，将不用化肥厂就能够提供足够的氮素。
以往科学家认为只有豆科植物才能够固氮，后来发现了不少非豆科植物也有固氮的能力，其实是微生物发挥了重要作用。1965年，北京大学学者首先发现巨大芽孢杆菌具有固氮作用，后来该菌用于生产实践。中国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国家菌肥质量检测中心登记的3000多家菌肥企业，注册的代表菌以芽孢杆菌属为主。
高效固氮芽孢杆菌是从自然界筛选出来的，其固氮能力较强，竞争适应性也强，可广泛农作物品种，可为水稻、玉米、小麦、棉花、蔬菜、果树等非豆科农作物提供氮素养分。此外，中国农科院的学者还发现植物体内存在大量的内生固氮菌，玉米、水稻、小麦的内生固氮菌组成各有其特色，并建立了粮食作物内生固氮菌菌种资源库，库存资源3500株， 62属256种。中国内生固氮菌资源库在菌株数量、种群多样性等研究与英国方面居国际前列。我国主要粮食作物内生固氮菌包括，类芽孢杆菌属（Paenibacillus，パエニバキルㇲ）和芽孢杆菌属（Bacillus，バキルㇲ），它们是作物根际和农田环境中自生固氮微生物的优势种群，广泛分布在多种作物和不同地区。假单胞菌属（Pseudomonas）、根瘤菌属 （Rhizobium，リﾁｮビュㇺ）和芽孢杆菌属（Bacillus）是水稻、小麦、玉米等作物可培养内生固氮菌的优势种群。
在实际应用中，国内已有企业实现了规模化生产和应用，应用成本略低于化肥。如山西某企业生产的地力旺菌肥，其有益生物菌包括，枯草芽孢杆菌、地衣芽孢杆菌（高固氮菌）、巨大芽孢杆菌、胶质芽孢杆菌（高解钾菌）、嗜酸乳杆菌、 苏云金芽孢杆菌（占比90%）；侧孢芽孢杆菌、5406放线菌、光合细菌、鼠李糖乳杆菌等。其复合菌产品活菌数达20亿·克⁻¹，远高于国家标准2亿·克⁻¹。
芽孢杆菌类和光合细菌有固氮作用。复合微生物菌群可为作物提供两种活性氮：一种微生物固氮为作物提供氨态氮、另一种微生物降解有机物生成的小分子高活性的有机氮，100%替代尿素。化学氮肥在土壤中只有三个月的有效期，而微生物与作物内生，可不间断地提供给作物活性氮，是真正的“化肥工厂”，且其作用是慢慢释放的，不存在环境污染问题。
地球上所有的光合产物均可以作为有机肥，包括秸秆、畜禽粪便、生活垃圾、果园废弃物、蔬菜废弃物、园林废弃物、酒糟、菌棒、中草药残渣、屠宰场废弃物、渔业废弃物等，其最初的来源也是空气中的氮。据统计每年全中国这些生物质含纯氮2553万吨，远超过全国氮肥总用量。关于这个巨大潜力，我们将另文专门介绍。
从上面的介绍来看，充分利用微生物固氮空气中的氮，循环城乡可获取的利用生物质氮，化肥是可以100%替代下来的，且产量不会下降，还有提升的空间。围绕这个重要课题，国内学者已经密集实验了几十年，成果领先国外同行学者。
（梁鸣早为中国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退休副研究员、蒋高明为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岗位教授）
杂类文章
农药的危害
更不幸的还在后头，农药最终杀死了果园的主人。山东某县有个叫新村的几百人小村，近几年得怪病的人不断增加:不到三十岁得了尿毒症;不到半百的人浑身肿痒，疼痛而死；不到60岁的人患上了肝癌、肺癌和肠癌。过去七八年间，因癌症而失去生命的超过了20多人，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50出头！而在果园没有进入该村前，他们不知道什么叫癌症。无独有偶，跟我们学有机果园种植的果农，也没有等到不用农药、化肥、除草剂增产的那一天，他被胃癌夺取了生命，去世时年龄55岁。
转基因种子中含有自攻击基因，会杀死自己的胚芽，播种者既使留种也没用，而必须从种子公司买。种子公司就这样实现对别国农业的控制。
赤霉素九二零的危害
既然知道了化学结构，人工合成就没有化学家所做不到的。至1968年，中国就实现了九二零(赤霉素)的人工合成，然而其大规模应用还是最近二三十年的事。为什么延迟到今天才大规模推广？这是因为，九二零起作用要配合大肥大水和各种杀虫剂等，而这些农资恰好是最近几十年来才充斥市场的。另外一个根本原因是，用九二零生产的食物口感低劣，农民自己不吃，是满足市场需要的。谁不用谁吃亏，盲目竞争客观加速了九二零的大范围应用，也就是劣币驱逐良币。
安全性争议
关于赤霉酸九二零的安全性问题，很多学者、销售商都是异口同声说是没有问题的。他们给出的理由是：
①赤霉素是植物激素，对动物不起作用，人属于动物；
②在人体内没有结合赤霉素的受体，只会被代谢掉；
③赤霉素在人体不会累积到发生作用的剂量；
④尚无任何证据证明赤霉素对人体健康有影响。果真如此吗？对于九二零催熟催大的食物，下面的几个问题是值得重视的：
一是消费者的知情权被剥夺。有媒体报道，广州市民李先生在四川老家曾见识到了“神奇的青瓜”：从菜市场买回几根青瓜，拿出一根咬了几口后放进冰箱，几天后那条被咬过的青瓜竟然长长了一节。其实，李先生所反应的问题，不仅仅是发生在冰箱里，也会在室温或运输车上。某菜贩就向我反映过，为了保鲜头天晚上他朝黄瓜喷清水，第二天早上黄瓜长大了吓他一跳；还有人反映那些用了激素的黄瓜，运输过程中还在生长。对此，大部分消费者是不知情的。除此之外，植物瓜果膨大是需要两性授粉结合的，但现在的技术实现了西红柿、黄瓜、葡萄等单性结实，相当于女孩子不结婚也能够生孩子，这样的内幕明明白白告诉消费者了么？
二是安全问题值得担忧。植物激素对人体的影响，目前尚缺乏长期的系统的科学实验，一些所谓无害论大都是推测来的。九二零具有有雌激素活性，可促进细胞寿命延长和刺激细胞分裂，用于发制品中能促进头皮血液循环，减少头屑生成并刺激头发生长，防止脱发；皮肤用品中使用能抑制黑色素生成，使有色痣斑如雀斑色泽变淡。这就是说，赤霉素也是可以应用于人体的。我们担忧的是，残留在食物中进入人体的赤霉素，会不会对人体发挥作用？医院里出现的儿童性早熟与催熟的水果之间到底有什么的样的关系？有鉴于此，尽管啤酒原料麦芽生产用赤霉素可提高出芽率，但欧美等国对啤酒中赤霉素含量做了相关规定，如美国规定啤酒中赤霉素不得超过2mg·kg⁻¹。这就间接地说明，发达国家对赤霉素并不是放心的。
三是口感大幅度下降 用九二零实现蔬菜、水果、粮食增产，是以牺牲口感为代价的。尽管市场上的农产品越来越光鲜，但很多口感已经不如当年，还造成儿童厌食症、大学生浪费食物等现象。我们不能怪那些孩子，实在不敢恭维目前的食物口感。笔者从农贸市场上购买的芹菜、藕、生姜、大葱，样子非常大，水很饱满，但很难吃。有人为了增加口感又发明的增甜剂、食物添加剂等，殊不知这是按了葫芦起了瓢的做法——食物链又增加了非自然的东西。
四是营养成分变化 与传统的有机食物相比，用激素催熟催大的食物营养成分大不如前。目前市场上的梨、甜菜、芹菜平均干物质比过去分别降低7.1%、46.9%、16.8%；葡萄花青素含量（329.6 mg/kg FW）比过去有机模式（700mg/kg FW）降低了53%；桃和梨绿原酸含量下降了57%和68%。在营养成分下降过程中，激素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
五是赤霉素九二零处理后加大了蔬菜水分含量，相当于吃“注水菜”。上面介绍的黄瓜离体后依然在激素作用下生长，其实是细胞液增加了水分。用九二零生产，造成了大量蔬菜、水果类集中上市，造成农产品滞销，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并污染环境。赤霉素促进坐果刺激生长时，水肥要跟上，激素处理的作物喜欢大肥大水。在这样的技术背景下，认真做农产品的人会吃亏，于是农民纷纷花几元钱买所谓的植物生长调节剂，其后果是劣币驱逐良币，食物安全问题愈演愈烈。
警惕九二零替代品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九二零大规模应用且消费者知情权被剥夺，食物安全日益严重的今天，有人为了市场需要，又研发了新的植物生长调节剂，这个物质就是所谓高效植物生长调节剂DA_6（又名胺鲜酯）。酰胺酯是植物生长调节剂赤霉素类、硝基化合物类、萘环类、腺嘌呤类等的替代产品，被“誉为”植物生长调节剂的革命。美国科学家21世纪90年代初首先发现，具有很高生物活性。据美国农业部宣称，少量DA_6就可以使豆类作物产量增加60%，甜菜产量增加50%；还能增强作物抗寒、抗旱、抗涝、抗倒伏、抗病、抗药害等能力，并早熟5～20天。最关键是便宜，每亩仅增加0.1～0.2元左右成本，增产效果超过其它生长促进剂20%以上。有了如此巨大的诱惑，我们对食物安全担忧的心又一次悬了起来。
生物固氮潜力巨大；人类正在破坏氮平衡
蒋高明
地球上生物固定的氮约1亿吨，其原料来自占空气78%的氮气，生物固氮在常温常压下发生，没有任何污染，为陆地生态系统包括农业提供优质零成本的氮肥，多余的氮通过反硝化作用还原为氮气，回到空气中。除草剂和农药在杀死杂草和害虫的同时，也杀死了固氮菌和反硝化细菌，使得生物固氮量大幅度下降。更严重的是，大量使用的人工合成化肥，进入水体造成淡水水华污染，在海洋造成赤潮污染，氮氧化物不能还原到空气中，其前身物质构成雾霾的重要成分。上述都是人类破坏自然平衡酿成的苦果。
老鼠和人类是长期共存的。老鼠的生命非常顽强，但就在这样顽强的物种，在人类的各项化学发明之前也败下阵来，老鼠现在农田里面已经非常少见了。转基因作物种植很可能造成老鼠消失，几年前新华社记者就此有㢧专门的跟踪报道。转基因造成田间鼠类繁殖能力下降，法国、俄罗斯等多国科学家进行的长期实验，都证明转基因食物影响鼠类生殖与健康。其次，种子商从其自身利益出发，搞单粒播种，种子外包农药，使得鼠类在野外取食困难。种地的农民都知道“有钱买种、无钱买苗“这样浅显的道理，因此以前播种都是多用种子的，出苗后再间苗（一些地下害虫与蝼蛄也有这样的功能）。如今有了化学农药的保护，省去了间苗的功夫，但有毒种子也影响了老鼠和蝼蛄等物种生存。老鼠消失了，以老鼠为食的猫头鹰、蛇等也自身难保。人类吃饱了，天敌饿死了。
燕子、斑麻蜥、螳螂等本身就是农田卫生，如今他们的工作被农药替代了，自身生存都成为问题。害虫少了，以昆虫为生的鸟类也面临者生存问题。
农田里不仅消失的是野生物种，那些人了长期保存的种子也因商业种子产业出现，因农民不留种，也基本消失了。目前乡村已经很难找到能够留种的西红柿、黄瓜等老种子，我们只能到朝鲜、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去找种子，但愿他们国家还有老种子。除了植物种子，人类培育的家禽家畜等传统物种，也面临者急剧消失之危险。人类发明的能够消灭物种的技术成千上万种，但人类倾其全球力量，造不出哪怕细菌或病毒那样简单的生命。
不能对癌症村现象麻木不仁
最近，笔者收到某环保组织对华北某癌症村的调查报告，报告中显示的数据令人触目惊心。该村东、西、北三面临河断面，正处在污染物包围之中：河水乌黑，散发着令人窒息的恶臭；卫生巾、塑料袋丢得到处都是；狗、猫、牛等动物毫无生息地死死地趴在那裡；连空气中都弥漫着令人噁心而有窒息的气息。在不到10年时间内，该村已有30位村民死于癌症或白血病，死者年龄大约在55～60岁。
癌症村不仅出现在大都市所在的远郊区县，全国上下有案可查的就有近百家。由于生存环境严重遭到污染，那些村庄已不适应人类居住。当有钱的企业将财富掠夺殆尽后，留给弱势群体的是难以呼吁的空气和不能饮用的水，各种怪病的出现就不足为奇了。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众多城市城郊接合部，因为交通便利和劳动力便宜，逐步发展成了工业园区，同时引进了化工、制造、重工业等污染企业，造成了严重的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等问题。 癌症村、怪病村现象在中国各地频频被曝光，那些经济发展较快的省份如广东、浙江、江苏等，癌症村更多，它们集中分布在工业区周边或城市下游，形成对城市的一种可怖的包围圈。近些年来，癌症村出现了明显的“北上西进”趋势。
2008年，卫生部和科技部联手完成的第三次中国居民死亡调查报告显示：癌症已成为中国农村居民最主要死因之一，与环境、生活方式有关的肺癌、肝癌、结直肠癌、乳腺癌、膀胱癌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肺癌和乳腺癌上升幅度最大，过去30年中分别上升了4.65倍和0.96倍。据医学专家分析，目前已知80％的癌症发病与环境恶化有关。
为什么工业污染造成如此众多的癌症村出现？那些打着造福地方的企业不是已经建立的污水处理设施了么？为什么他们不用呢？看一看下面的数据就很清楚了。 中国处理1吨污水的处理费用1.2～2.0元，工厂1天排放污水十几万吨，治理费用达十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如果该企业偷排私放，即使被发现，在 2008年以前最多罚20万元。加之中国《行政处罚法》规定“一事不能两罚”，偷排私放往往被认定是同一个行为，企业只需要罚款1次，但按潜规则办事，则可排放1年,“节省”费用300多倍。在达标排放和交罚款排放之间，企业多选择后者。至于那些因环境污染而死亡的无辜生命，则难以划到他们的赔偿范围之内。如果环保部门盯得严，那些污染企业还有跟地方政府叫板的权利：“你不欢迎我，有的是地方欢迎我”。
经济的快速发展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我们的GDP是用环境污染换来的。在那些经济落后地区，农民打工或者失去土地换来的钞票，最终因环境污染，致使各种怪病增加，将辛苦一生的财富拱手交给了医院，有些甚至过早夭折。我们绝对不能无视癌症村的存在。建议在考核政府官员一项中，将其所管辖范围内癌症病人的数量作为“劣迹工程”重要“考核”指标。人命关天，谁以牺牲生命换财富，就让他丢失乌纱帽，必要时采取严厉的法律制裁措施。
中国癌症村地图
下面是记者列举的中国癌症村名单。因为类似事情异常敏感，记者出具了报告癌症村的文章出处。这些出处均为官方媒体，包括《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这样的权威媒体，可见问题的严重性再也不容我们藏着掖着。走科学发展道路，拒绝“癌症村”，还国家一个蓝天碧水，让那些污染企业成为人人喊打过街老鼠的庄严时刻来到了。我们再也不能用生命的代价换取GDP了！
癌症村不完全列表
江苏盐城市阜宁县古河镇洋桥村
因为靠近一家农药厂、二家化工厂，该村于2001～2004年有20多人死于癌症（以肺癌、食道癌为主）。因空气和水污染，村民睡觉时以湿毛巾捂口鼻，鸭子不在水边而在猪圈里放养。（《江南时报》2004年报道）
江苏盐城市阜宁县杨集镇东进村
受巨龙化工厂严重污染，2001～2006年5年间死于癌症（以食道癌、肺癌为主）的村民近100人，村民每天吃护肝片。化工厂曾被村民起诉，只开出每人70块钱的补助条件。 （《中国经营报》2008年报道） 江苏盐城市盐都区龙冈镇新岗村 据当地村民介绍，在最近的七八年，新岗村初步调查有57个癌症患者，死亡年龄都在50岁到60岁之间。（《中国青年报》2009年报道）
江苏无锡市广益镇广丰村
村子被液化气公司、化工厂包围，1999至2003年间患癌死亡24人，超过该村总死亡人数比例的 $\frac{1}{3}$ 。毒气、粉末铺满小巷，村口怪味甚至熏跑前来拜年的亲戚。（《中国消费者报》2003年报道）
江苏镇江市丹徒区（高桥镇高桥村、黄墟镇土门村等）
因水系被污染，仅在区医院收治的恶性肿瘤病人从1997年起呈显著上升趋势，71％是来自本区经济比较发达的东南部乡镇。 （《中国环境报》2004年报道） 江西南昌市新建县望城镇璜溪垦殖场 从化工厂里外漏的污水流进水稻田，将田里的水稻苗全部染黑。2004年，80户人家近20人患癌，以喉癌、肺癌为主。（《江南都市报》2004年报道）
江西玉山县岩瑞镇关山桥村
村子附近的6个石灰窑常年外喷灰粉末、煤烟，导致关山桥村100多亩粮田减产，即使在下雨天，菜叶上也一层白灰。近年60余户的小组有10多人死于癌症。 （《人民日报》2006年报道）
江西余干县新生乡柏叶房村
饮用水含汞量超标3倍以上，10多年来夺去45条生命，另有20多人因此痴呆变残，是全国有名的癌症村。 （《人民日报·华东新闻》2004年报道）
四川简阳市简城镇民旺村
因化工厂未经任何处理的工业、生活废水大量流入沱江，导致水中亚硝氨的含量超过国家规定排放的30倍，原是远近闻名的“长寿村”，近年每年平均有5人死于癌症。 （《民主与法制》 2004年报道）
四川德阳什邡市双盛镇亭江村
该村躲过了地震却难逃污染，至2008年，癌症致死者达五六十人。该村在汶川地震中的抗震救灾英雄少年杨佳，其母于3年前因患口腔癌而喝下农药自尽。（《中国经济时报》2008年报道）
河南沈丘县周营乡（黄孟营村等21个村庄）
沈丘黄孟营村14年（1990～2004）因癌死亡逾百人，占死亡总人数近半。癌症源于沙颍河上游工业、生活污水任意排放所造成的严重水污染。沈丘全县21个乡镇全部被污染，村民只得赊账买纯净水。 （《西安晚报》2004年报道）
河南浚县北老观嘴村
上世纪80年代起迅速成长的小造纸厂所排工业废水，导致数百公里长卫河污水墨汁一般，4年多79人死于癌症。 （《南方周末》2002年报道）
河南长垣县常村镇前孙东村
严重的水体污染导致5年内数十人死于癌症，河中鱼虾绝迹，河水无法灌溉农田。 （《广州日报》2007年报道）
广东韶关翁源县新江镇（上坝村等5个村庄）
矿山开采产生的大量废水流入上坝村、小镇村，曾为“鱼米之乡”的小村，耕地变成了棕红色。至报道时，该村皮肤病、肝病、癌症患者越来越多，鸭子下水后，最快四五个小时就会死掉，最慢三四天也会死掉。 （《法制日报》2001年报道）
湖北襄樊市朱集镇翟湾村
3年内3000人的村庄里100多人死于癌症，其中大多是30到50岁的青壮年劳力。村民认为这些是因为流经村旁的那条他们赖以生存的小河受到了严重污染。 （《长江商报》2006年报道）
河北涉县（固新村等至少6、7个村庄）
沿太行山南麓、漳河水系分布。自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辖内癌症患癌者明显增多。上世纪80年代的统计数字显示，这一地域的食管癌、胃癌发病率为全国平均发病率的20多倍。 （《新民晚报》2004年报道）
河北磁河两岸诸多村庄（西南留村等8个村庄）
磁河两岸的8个自然村，因污水渗漏，近两万多村民的生活用水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有些地区地下水已有臭味。有的村患癌死亡人数占死亡人数近半。 （《法律与生活》2007年报道）
河北唐山市迁西县吴庄村
最近5年以来，不足700人的小村陆续发现10位癌症患者，这10户人家比邻而居，两户之间最远的直线距离不超过100米。原因疑为炼铁厂污染。（《科学新闻》2009年报道）
安徽淮北市杜集区石台镇刘庄
著名的癌症村。近年有66人死于癌症，当地的水“黄得像牛尿”，被称为“致命水”。 （《人民网》2001年报道）
湖南益阳市南县厂窖镇全固村
水质出现问题，井里压出来的水竟然可以用打火机点燃。是当年日军投弹地点，数十年寸草不生，被疑是毒气弹在作孽。（中国新闻网2008年报道）
湖南隆回县金湖村
20年间，这个总人口285人的村落里竟有29人接连暴病而亡，主要是胆癌、肺癌患者。村民怀疑井水被农药污染。 （长沙政法频道（F·TV)2006年报道）
海南乐东黎族自治县莺歌海新村
10年内118人因癌死亡，引起省卫生厅和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高度重视。 （《海南日报》2008年报道）
海南万宁市新群村
该村的肺癌死亡率是全国肺癌高发地区的9倍。当地村民使用的生活饮用水已经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海南经济报》2008年报道）
陕西华县瓜坡镇龙岭村
1974年以来，该村民小组共死亡58人，死于癌症的29人，死于肺心病、脑血管病的2人，仅1人属于自然死亡。中国地质科学研究院林景星等专家根据环保志愿人士采回的样本，得出惊人发现：该村的土壤、所产面粉和蔬菜均受到剧毒元素的污染。 （《北京青年周刊》报道）
陕西商洛市贺嘴头村
从1991年～2003年的12年，全村共有46人得癌症死亡，高峰期几乎一月一个。在1991年各个工厂未建之前，全村两三年才有一两个得癌症的。（《西安晚报》2003年报道）
浙江萧山区南阳镇（坞里村、赭山街村）
死于癌症的人数占了村里死亡人口的80%。26家化工厂的日污水排放量保守估计在2000吨以上。 （《每日商报》2004年报道）
山东肥城市肖家店村
2006年，该镇死亡90多人，三分之一是因为癌症。死者平均年龄48.2岁，年龄最小的仅4岁。专门负责记录死者名单的王医生称，这些癌症都经过县以上医院核实，如此多的癌症患者，肯定与水污染有关。（《重庆晨报》、央视经济半小时2007年报道）
内蒙古(ヌイモㇴコㇿ)包头(ポㇰトㇳ)打拉亥(タラハイ)
经医院确诊，癌症死亡率为70．9％。公开资料显示，该地区地下水溶解性固体、硫酸盐、总硬度、氯化物依次超标3.8、9.9、4.9、0.8倍，属于劣五类水。调查发现，癌症源于包头钢铁放射性毒水污染。尾矿坝水泄漏，还令周围村子土地种不出庄稼。10余年间77人死于癌症。（《新民周刊》2006年报道）
云南宣威市来宾镇虎头村
上世纪70年代起，肺癌发病率高达6.5％，是世界平均发病率的近1000倍。 （新华网“焦点网谈”栏目报道）
天津市西堤头镇西堤头村和刘快庄村
5年间200多人患癌，从曾经的鱼米之乡沦为恐怖的癌症村。据调查，村子四周近百家大小化工企业昼夜生产，黑烟污水随意排放，臭气噪声处处弥漫。 （《中国质量万里行》2009年报道）
重庆市梁平县碧山镇黄桥村
这里的村民过年时以钟馗像驱病魔。从2003年起，500多村民中就有近20人相继死于癌症，可病因无人能知。(《重庆日报》2006年报道)
发展的代价不应是生命
最近，笔者在山东沂蒙山区开展生态农业试验的邻村了解到，该村两名年龄仅40多岁的妇女几乎同时被癌症夺取了生命。30年前，这一带的村庄很少有人知道癌症是怎么回事，可现在癌症早已司空见惯。有些人家辛苦一辈子积攒的财富因癌症全部交给了医院。那些贫困的农民家庭，一旦有人得了绝症，干脆不治，慢慢等死。
在北京远郊，一家环保组织对华北某个癌症村进行调查，报告显示的数据触目惊心。该村东、西、北三面临河断面上，到处都漂浮着污染物；河水乌黑，散发着令人窒息的恶臭；卫生巾、塑料袋丢得各处都是；狗、猫、牛等动物毫无生息地趴在那里。在不到10年时间内，该村已有30位村民死于癌症或白血病，年龄在55至60岁之间。
去年，由卫生部和科技部联合完成的《第三次中国居民死亡调查报告》显示：癌症已成为中国农民最主要的死因：肺癌、肝癌、直肠癌、乳腺癌、膀胱癌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肺癌和乳腺癌上升幅度最大，过去30年间分别上升了465%和96%。据医学专家分析，80%的癌症发病率与环境恶化有关。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众多城乡接合部，由于交通便利，劳动力廉价，逐步发展成了工业园区。一些被发达国家或国内大城市赶走的化工、印染、造纸等污染企业纷纷落户所谓的工业园区(也称“开发区”)，空气、水、土壤随之被污染，对人体健康造成重大威胁，癌症村、怪病村在各地频频被曝光。 癌症村集中分布在工业园区周边或城市下游，形成对城市可怖的包围圈。在经济发展最快的江苏省，全国癌症“百强村”中，该省名列前茅。这恰好说明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是以牺牲生态环境和生命健康为代价的。近些年来，癌症村出现了明显的北上西进趋势。
江苏盐城某村受化工厂污染，2001～2006年有百名村民死于癌症；
无锡市某村被液化气公司、化工厂包围，1999～2003年因癌死亡24人，超过该村总死亡人数三分之一；
受化工厂污染，江西南昌某垦殖场，仅2004年就有20人患癌；
江西余干县某村，饮用水含汞量超标3倍以上，10多年来 45条生命丧失，另有20多人痴呆变残；
河南沈丘县某村，1990~2004年间因癌死亡逾百人，占死亡总人数近半；
受小造纸厂包围的河南浚县某村，4年来79人死于癌症。
上述几个例证均来自人民日报这样的官方媒体，问题的严重性再也不容我们藏着掖着。
为什么工业污染造成如此众多的癌症村出现？那些打着造福地方的企业不是已经建立了污水处理设施么？看一看下面的数据就很清楚了。
中国处理1吨污水费用在1.2～2.0元，一些工厂1天排放污水十几万吨，一天的治理费用就达十几万～几十万元。如果偷排私放，即使被发现，在 2008年以前最多罚款20万元。加上行政处罚法规定“一事不能二罚”，全年的偷排私放往往被认定为同一行为，企业只需要罚款1次，按此潜规则办事，就可放心排放1年了。在达标排放和交罚款排放之间，企业多选择后者。对于那些因污染而死亡的无辜生命，则难以进入他们的赔偿范围之内。如果环保部门盯得紧，那些污染企业还会跟地方政府叫板：“你不欢迎我，有的是地方欢迎我”。
除了工业造成的环境污染，再来看看我们身边尤其食品中的致癌物质吧。最近，笔者连续审理了大量环境科学类稿件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从中了解到以前鲜为人知的事实, 初识了一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化学名词。目前，除了牛奶、鸡肉、鸡蛋中有三聚氰胺，连肥料(化肥、有机肥)中也含有该类物质；室内空气可能充斥着甲醛；树木年轮里积累了三致物质(致病、致癌、致突变)；冬瓜里最易被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污染；莲藕里可能含有手性多氯联苯；香蕉中多残留有含溴农药。那些化学家的发明，许多就是追人命来的，甚至让人断子绝孙(DEHP可令睾丸损伤)。在食品生产和销售上，以前遵守的底线是“图财不害命”，不能丧良心，而今利欲熏心的人早已干起了“谋财害命”的勾当了。
那些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民，因长期接触农药、除草剂、农膜、添加剂等有害物质，加上工业污染，最终染上各种怪病，将打工或失去土地换来的钞票，拱手交给了医院。我们绝对不能无视癌症村的存在，发展的代价再也不能是生命。建议在考核政府官员政绩中，将其所管辖范围内的癌症病发率纳入劣迹工程重要考核指标。人命关天，谁牺牲生命换财富，就让他丢掉乌纱帽。
带血的GDP
车辆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各行其道。除了燃油和高速路费外，没有带来GDP增长。突然，对面来了一辆大卡车，由于司机疲劳驾驶，冲过了护栏，撞到了对面行驶的轿车上，连撞五六车。司机不省人事了，车也烂了。
警察开车来现场认定责任；
到医院救人，医治无效死亡；
毁坏的车辆修理；
保险公司赔偿，GDP遂起来了。
医院、修理厂、火葬场赚钱；
保险公司扩大了业务；
高速公路修理撞坏的围栏，警察加班。
GDP是交通事故带来的：正常行驶的汽车不能带来GDP，人撞死了GDP就来了。这就是带血的GDP。
同样的例子在生活中还能够发现。原来优美的生态环境不能带来GDP，于是开矿、建工厂、污染、农民工进城，得癌症、上医院、死人，再到火葬场火化。GDP增加了，原来这个GDP也是用生命换来的，还搭进去了生态环境，和人的传统道德文化。
外国人批评中国当前发展的是腥风血雨的经济，这虽有些过头，但确实事实。儿童出生缺陷，儿童性早熟，癌症病人增多，煤矿工人遇难，每一天都有这样的新闻......外国人也不光彩，他们走过同样的路，我们是在重复他们的老路。不过我们比他们更残，他们有殖民地可以转嫁环境污染，我们只有牺牲自己的生命。
有网友在《中外对话》我的文章《农药缘何大规模进入食物链》上留言:“因为环境不断被人破坏，于是就有了大量的害虫，就有无限量的农药被使用在🇨🇳，于是我们就不得不分享大量的农药。因为有人想要赚钱，于是有了更无耻的种养方法，就有了说不清的害人食品，就有更多的医院，更多的火葬场，更多的墓地。国为有不负责任的监管部门、大量的污染得不到不治理，大量的违法食品涌入市场，于是就大量的非正常死亡接踵而至”。
这个动物速成班说的很形象啊。我曾去一家养鸡户家里参观过，很受震撼。在院子的四周，一排排的鸡笼整整齐齐地排列着。那些承载着主人希望的肉鸡们，大多安安静静地躺着，没有争先恐后地叫个不停。它们的任务只有一个：那就是不停的吃。在院子里，还有几只散放的鸡在慢腾腾地走着。有的鸡正走着就突然摔倒了，因为腿太细了，已经无法支撑整个身体的重量”。
但科学网似乎没有理会我的环保呐喊，没有人理会我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呼吁。他们似乎对带血的GDP已经麻木了，更多的精力在于吹嘘西方文明的先进，崇拜洋人的生活呢。好像大家感到那些死亡、那些流血，离他们太远，庆幸灾难还没有落到他们的头上。
洋转基因大豆挫伤农民积极性，黑龙江大豆种植预计减少
听到下面的新闻，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美国的洋大豆以转基因为主，美国政府用我们的钱，大量补助美国的豆农，使其不断向外扩张。大豆补助下，美国的大豆种植面积不断扩大，而中国却不断减少。这就是说，以后中国人吃豆腐不得不求美国人，还不得不吃美国的转基因豆腐。
我们可能别无选择，谁之错呢？为什么我们不补助自己的豆农？为什么中国的优质大豆被人家打败？为什么美国人花中国人的钱补助美国农民？
等到中国市场上全部出售的都是美国洋大豆的时间，我们还能够吃到那么便宜的豆腐么？还能够吃到那么安全的豆腐吗？要知道，豆腐是中国人对人类的贡献，它的历史上千年，可在豆腐的故乡，我们很可能失去了本土大豆种植业。
狼来了，狼真的来了，是谁引狼入室？
原文
洋大豆挫伤农民积极性 黑龙江大豆种植预计减少
据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8时47分报道，春耕在即，我国大豆主产区黑龙江今年大豆种植面积预计减少约10%；原因是价格低廉的洋大豆大量进口导致大部分企业从春节前到现在停止收购大豆，严重挫伤了农民种植积极性。
迫于成本压力(成本ストレス)，黑龙江省颇有实力的油脂加工企业龙江福粮油公司已停工二个多月了，总经理宋胜斌很无奈：“受进口大豆影响，豆油、豆粕要亏损200多块钱，200多块钱国家给我们补助160元，这样加上补助还要亏不到一百块钱。”
黑龙江省大豆协会一位工作人员透露，目前全省70多家规模以上大豆加工企业基本停产、停止收购大豆：“尤其是从2008年之后，常年维持开工的企业基本也就是在10家左右。”
数据显示，2004年中国进口大豆首次超过2000万吨，去年突破4000万吨，今年1月同比增长了34.5%。价格低廉的洋大豆不仅使大豆加工企业陷入困境，也严重挫伤了黑龙江农民的种植积极性。黑龙江省农委种植业管理处的一项最新种植意向调查显示：今年黑龙江省大豆种植面积预计减少近10%。
哈尔滨市(ハㇻピㇴ)呼兰区(虎ラㇴ)豆农李志财：“去年种了50亩地黄豆，才挣了四五千块钱，效益太低了。今年这儿些地都改种玉米了，不改不可行了，因为种大豆不挣钱。”
黑龙江省大豆协会工作人员指出：黑龙江省是全世界大豆的原产地，仅大豆种源就有几万种，种植面积、产量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保护黑龙江大豆产业就是保护全国大豆产业：“黑龙江目前种植大豆的豆农有1000万，如果转到了玉米或者其他经济作物种植的话，整体就要影响到国家的粮食安全了，潜在的危机和风险是很大的。”
浙江三门县何家村农民种水稻不打农药
根据科学网网友提供的信息，笔者找到了下面一则老新闻。如果目前依然保持这样的长势，则是生态农业重要的成功案例。理论上，恢复生态平衡，利用生物多样性原理，是能够控制病虫害泛滥的，且不打农药的面积越大，周围自然植被越好，效果越佳。浙江台州何家村的实践有重要的意义。
三门何家村农民种水稻不打农药
记者 叶晖 通讯员 程瑛 吕信渊
浙江日报三门2006年8月7日电 时下正是水稻稻飞虱等虫害的高发期，各地农民忙着给水稻喷洒农药杀虫。然而，在三门县亭旁镇何家村,农民们却非常悠闲自在。村支书何金练说：“我们村已有四五年没给水稻喷农药了，水稻却比过去喷农药时长得还要好。”
何家村的水稻为何不用打农药？今天，我们随同三门县农技总站5名水稻专家再次来到该村探秘。 何家村是一个海拔400多米的山村，有120户410人。全村水稻面积200多亩。农民们种植水稻除了不喷农药，许多农民甚至也不给水稻施肥，但是水稻产量却一直保持在一季每亩500公斤左右的高产。 为了找出何家村水稻种植不喷农药还能保证高产的原因，县里来的水稻专家们进农户，下水田，对一块块水稻田的土壤、水质以及周围生态环境等进行了仔细的摸索分析，终于发现了其中的奥秘：原来是水稻田里的狼蛛、球腹蛛、莽蝽等十几种害虫天敌在起作用——专吃稻飞虱等水稻害虫。
据该县高级农艺师、农技总站站长娄齐胜介绍，何家村三面环山，特殊的地势使得该村的生物呈现出多样性，非常适合狼蛛、球腹蛛、莽蝽等虫子的生长，从而形成了相对平衡的生态系统。水稻专家、县农业局副局长蔡善兴告诉笔者，他们已经多次对何家村水稻不打农药这一现象做过现场研究，去年还和市植保总站专家进行了实地考察。蔡善兴分析认为，在这里水稻不喷药，病虫也能得到控制，如果喷了农药，反而会把益虫杀死，破坏了生态系统的平衡。
据了解，该县农业部门已经计划在何家村建立一个农业示范基地，逐步在全县有条件的村推广生态种植。
生产牛仔裤和内衣付出的沉痛环境代价
绿色和平国际组织发来下面的材料。牛仔裤男女老少都喜欢穿，胸罩是女人的专利，然而，当中国的乡镇企业为全世界生产了最多的这两样东西的时候，那里的环境已出现了急剧的恶化。
您是否知道，在这些牛仔裤、胸罩的背后，潜伏着严重的环境问题。
曾经清澈的河道，如今流淌着黑色、红色、蓝色的污水； 曾经清新的空气，如今却弥漫着或恶臭、或刺激性的气味；在为当地带来经济发展和就业机会的同时，您是否知道当地人民的生活也在深受其扰。
新塘和谷饶，二个闻名遐迩的专业镇，分别存在着高度集中的牛仔裤和内衣产业。一个出品中国六成以上的牛仔服装；另一个一年能生产2亿件胸罩。
百度是这样介绍的
新塘镇面积82. 48平方千米，总人口95966人。商业贸易久负盛名，是珠三角重要的商品集散地，素有购物天堂之称。随着城市交通的日趋成熟与完善，新塘的物流业得以飞速发展，现有各类专业或综合市场已达36个，其中，中国•新塘国际牛仔服装纺织城的建成成为了全国乃至名扬世界的牛仔服装生产、销售基地。于2002年被评为“中国牛仔服装名镇”之称。新塘在广东省广州市。
谷饶镇位于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西北部，小北山南麓，处于“潮阳、普宁、揭阳”交界处，镇域面积71.8平方公里，其中耕地2.4万亩，山地4.6亩。行政辖5个居民委员会和21个村民委员会，总人口13.2万人，是潮阳区重点侨乡之一。谷饶的乡镇企业十分发达，针织内衣行业更是远近闻名。
绿色和平在这两地随机采集的21个样本送交第三方独立实验室检测，在17个样本中都发现了毒金属。其中，新塘的三个底泥样本中毒金属铅、镉的含量均超过国家《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其中一个底泥样本中的镉超标128倍，而一个水样的pH值更高达11.95，相当于水中的氢氧根离子浓度为9mol·m⁻³，也就是折合每1千克水含有0.36克氢氧化钠NaOH。
最近三十年以来，纺织业是对中国乃至全世界经济重要的产业之一，但与此同时纺织业也成为了全国工业废水排放量第三位的行业。而新塘和谷饶是整个纺织行业潜在污染的一个缩影。
绿色和平希望企业和政府都能行动起来，立即采取防治措施，并出台相应的管理办法。同时，我们也希望你——每个消费者，行动起来，关注纺织行业的污染隐患，减少消耗。绿色和平发出了上面的声音，我们的政府呢？尤其，那些以GDP为自豪的广东省官员如何面对下面的图片呢？
中国生态环境危急连载之三：大坝让河流停止流动
大坝让河流停止流动
在经济发展高压(高ストレス)下，中国境内的河流生态遭受重大破坏。持续升温的西南水电开发使得奔腾的峡谷河流变成一串串驯服的高山平湖，大江南北河流沙子被深挖盗卖，城市周围河流陆续被“截弯取直”，自然河岸甚至河底也被水泥覆盖。从前欢唱的河流如今死寂起来，变成了一条条“排污沟”。河流破坏导致的不仅仅是生物多样性丧失，更重要的是，河流湿地的自净能力严重下降了。
中国流域面积在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有50000多条，1000平方公里以上的约1500条，绝大多数分布在东部气候湿润多雨的季风区，也是中国经济发展最热的地区，这一地理格局注定了河流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发展冲击。占全国河流58.2%并流人太平洋的河流所遭受的污染已不堪重负；占流域面积6.4%、流入印度洋的西南峡谷河流，如澜沧江(lantsang，ラㇴﾁｬンﾟ)、怒江、雅鲁藏布江(Brahmaputra，ㇷﾞラㇵマプㇳラ)等，正面临着水电开发带来的巨大破坏。
河流生态改变后，环境自净能力也将消失。自然河流其实是良好的污水处理厂，后者应用的原理其实是从河流、湖泊等天然湿地学来的。据粗略估计，河宽50米、沙滩宽1千米、长约10千米、健康的天然河流，其具备的水净化能力相当于投资5000万元人民币建设的污染处理厂。河流对于有机污染物、以及氮、磷等化学污染物的净化功能尤其突出，而这些污染物恰好是造成滇池、太湖等内陆湖泊蓝藻爆发，以及近海赤潮大发生的元凶。
那么，河流是怎样实现其对污染物的净化，人工干预怎样造成河流湿地净化功能丧失呢？
第一，奔腾的河流在流动过程中增加空气中的氧气。弯曲、起伏、自然状况的河流，尤其激流，使得河水处于奔腾状态，这个作用相当于污水处理厂的曝气过程；即使那些相对平缓的河段，也会因河床下沙子、鹅卵石的存在而呈现一些波纹，再加上风的作用，河水与空气也会发生自然气体交换，将空气中的氧气溶于水体，供水生生物生长需要。如将急流变平湖、或者将河流取直，挖沙以增加河深，则水流动变得平缓起来，河流增氧的功能就大为减弱了。
第二，河流中微生物和动物群落的净化功能。微生物是对污染物起吸收与降解作用的主要生物群体。甲烷菌能将有机废屑转变成甲烷，真菌通过与水生植物根表形成菌根吸收养分。
除此之外，微生物还给水生动物提供食物，将捕获溶解的成分分解，并与其它动物、植物共生体利用。河流中的一些底栖动物也具有利用和降解污染物的功能。
第三，水生植物的作用。植物根系直接从水体中吸收养分与元素，并对悬浮颗粒产生过滤与吸附作用。一公顷芦苇每年能吸收200～2500千克氮，30～50千克磷。藻类在生长过程中，将营养元素贮藏和转移在体内，对河流净化同样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植物还为微生物活动提供巨大的物理表面，菖蒲、芦苇、灯心草等根系分泌物还能杀死污水中的大肠杆菌和病原菌。
第四，沙子和底泥的净化作用。底泥和沙子是河流湿地的基质与载体，其去污过程来自离子交换、专性与非专性吸附、螯合作用、沉降反应等，污染物最终被吸附或沉降下来，要么变成动植物的养分，要么变得无害。沙子和底泥还支撑动物与微生物的生命过程，植物更需要借助它们而扎根。元素与污染物在弯曲而长距离河水流动过程中也会发生降解、沉淀、固结、挥发等，从而降低污染物浓度，使污水得以净化。
第五，两岸天然植被隔离农田，保障河流生态功能。在自然河流两岸，还存在着大量的天然植被，包括乔木、灌木和草本植物。一方面，这些植被可将河流搬运来的元素和污染物作为养分充分利用，强化了河流净化能力；另一方面，来自河流两岸人类活动排放的污染物，如农业施肥等释放的氮磷等元素被两岸植被吸收，减少了向河流排放。因此，河岸植被是河流的天然保护屏障。
水电工程修建，阻断了自然河流与湖沼等湿地之间的天然联系。新中国建立以来，仅长江流域就修建了近46000座水坝，7000多座涵闸。由于缺乏合理规划和预防措施，中下游大部分湖泊已与江河隔断，形成孤湖，长江的鱼、蟹、鳗种苗不能迸入湖泊，湖区的鱼不能溯江产卵繁殖，水产资源大大下降。水电开发造成的潜在生态破坏无法估量。
中国境内的河流本身就是非常优良的湿地处理系统，天然河道与与之相连的湖泊有重要的防治洪灾功能。自古以来，人类排泄的废弃物在进入海洋之前，就是通过河流以及湖泊湿地得以自然净化的。如今，河流净化功能迅速消失，人类需花费大量金钱建造污水处理厂。地球上的河流，正如人类的血管，当血管出现问题的时候，人类就离各种疾病甚至死亡不远了。中国河流类型多、数量大、分布广、区域差异显著、生物多样性丰富，河流湿地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净化水污染、生活饮水保障以及航运等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恢复河流湿地就等于建造无数的大型污水处理厂。然而，因短期利益而破坏河流湿地建造大坝的做法，却在中国几乎无人问津。
癌症百强村
1930年马斯(マーㇲ)河谷烟雾事件；
1943年洛杉矶(ロサㇴゲㇾ)光化学烟雾事件；
1948年美国多诺拉(土ノラ)烟雾事件；
1952年伦敦(ロㇴ土ㇴ)烟雾事件；
1961年日本四日市(Yokkaichi，ヨㇳカイチ)哮喘病事件；
1953~1956年日本熊本县(クマモト)甲基汞水俣病事件，CH₃HgCH₃叓件，CH₃─Hg─CH₃叓件；
1955~1972年日本富山(トヤマ)痛痛病事件（イタイ病，毒金属镉污染，镉大米事件），如出一辙的还有韩国温山病(온산병，オㇴサㇴ病，아파요병)；
1968年日本爱知(アイチ)米糠油事件；
1984年博帕尔(ボパㇻ)事件；
1986年切尔诺贝利(ﾁｪﾟㇾノビㇼ)核污染事件。
士大夫评论
温山病、イタイイタイ病应该被叫做【カドミウム病】或者【カドミウム米事件】（カドミュㇺ病，镉病）
这个列表，今天在媒体(media，メ台ア)上可以查到。其实，该说法的最早出处是笔者于1994年在林金安主编的《植物科学综论》上，撰写的文章《植物对大气污染生物指示与监测研究_回顾、进展与展望》，该书由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出版。介绍全球污染事件，是写文章的引子，写那篇文章的目的是重点介绍植物对环境污染的响应，是一篇综述性学术论文。当然，我也是在文献中查找有关资料的，能够找到的污染事件都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将切尔诺贝利核污染事件列入 “全球十大污染事件”之一，过去的文献中很少这样写，我是第一个这么介绍的，因为前苏联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
传统的全球十大污染事件，除了印度，都发生于美国、英国、日本、比利时(ベㇾギュㇺ)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今，在这些国家已经见不到类似的环境污染事件了。十大污染事件都成为了历史，这次该轮到🇨🇳了。中国生态环境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发生了严重的退化，突出表现在环境污染的严重性上。许多污染事件的严重程度已超过教科书上提到了全球十大污染事件，如松花江污染事件、太湖蓝藻爆发事件、盐城饮用水污染事件、陕西凤翔儿童血铅事件，等等，其中最令人震惊的是，“癌症百强村”出现在中国版图上，只是中国的学者没有勇气将这些材料写在教科书里去。
当年西方国家在实业变迁的时候，也是疯狂地掠夺资源，先污染、后治理，遂出现了全球十大污染事件，但全球十大污染事件出现经历了约一百年的时间；而今在中国，短短30多年的经济发展，盲目追求GDP，我们就出现了癌症百强村这样的悲剧。发展的代价难道是无辜的生命吗？
就在我写出上面的文字的同时，我在山东沂蒙山区开展生态农业试验的邻村了解到，该村二名年龄仅40多岁的妇女差不多同时被癌症夺取了生命。30年前，这一带的村庄很少有人知道癌症是何物，可现在癌症早已司空见惯。有些人家辛苦一辈子积攒的财富因癌症全部交给了医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比比皆是。那些贫困的农民家庭，一旦有人得了绝症，干脆不治，慢慢等死。
除了工业造成的环境污染，再来看看我们身边尤其食品中的致癌物质吧。最近，笔者连续审理了大量环境科学类稿件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从中了解到以前鲜为人知的事实，初识了一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化学名词。
目前，除了牛奶、鸡肉、鸡蛋中有三聚氰胺，连化肥、有机肥中也含有该类物质；
室内空气可能充斥着甲醛，也就是CH₂O，溶于水或者在潮湿空气会完全水合而产生CH₂(OH)₂，但也是有毒；
树木年轮里积累了三致物质，也就是致病、致癌、致突变物质；
冬瓜里最易被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脂（DEHP）污染；
莲藕里可能含有手性多氯联苯；
香蕉中多残留有含溴农药。
那些化学家的发明，许多就是追人命来的，甚至让人断子绝孙（DEHP可令睾丸损伤）。在食品生产和销售上，以前遵守的底线是“图财不害命”，不能丧良心，而今利欲熏心的人早已干起了“谋财害命”的勾当了。
癌症村：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和谐现象
时2009年7月，我收到某环保组织对华北某癌症村的调查报告，报告中显示的数据令人触目惊心。
该癌症村村东、西、北三面临河断面，正处在污染物包围之中：
河水乌黑，散发着令人窒息的恶臭；
卫生巾、塑料袋丢得到处都是；
狗、猫、牛等动物奄奄一息地趴在那裡；
连空气中都弥漫着令人窒息的气息。在不到10年时间内，该村已有30位村民死于癌症或白血病，死者年龄大约在55～60岁的中青年时期。
癌症村不仅出现在大都市所在的远郊区县，全国上下有案可查的就有约百家。由于生存环境严重遭到污染，那些村庄已不适应人类居住。当有钱的企业将财富掠夺殆尽后，留给弱势群体的是难以呼吸的空气、不能饮用的水，各种怪病的出现就不足为奇了。
1990年代以来，也就是六四大屠杀刚刚结束以来，中国众多城市城郊接合部，因为交通便利和劳动力便宜，逐步发展成了工业园区，同时引进了化工、制造等污染企业，造成了严重的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等问题。癌症村、怪病村现象在中国各地频频被曝光，那些经济发展较快的省份如广东、浙江、江苏等等南方地区，癌症村更是星罗般的棋布，它们集中分布在工业区周边或城市下游，形成对城市的一种可怖的包围圈。近些年来，癌症村出现了明显的北上、西进趋势。
中国处理1吨污水的处理费用1.2～2.0元，工厂1天排放污水十几万吨，治理费用达十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如果该企业偷排私放，即使被发现，在2008年以前最多罚20万元。加之中国《行政处罚法》规定 一次事件不能罚二次，偷排私放往往被认定是同一个行为，企业只需要罚款1次，但按潜规则办事，则可排放1年，“节省”费用300多倍。在达标排放和交罚款排放之间，企业多选择后者。至于那些因环境污染而死亡的无辜生命，则难以划到他们的赔偿范围之内。如果环保部门盯得严，那些污染企业还有跟地方政府叫板的权利：“你不欢迎我，有的是地方欢迎我”。
士大夫评论
如果我是掌权者，我允许因为一件事，司法可以罚多次，比如对于某企业的环境污染牵涉出来的事件，我会同时因为相同事件而罚公司以铅污染赔偿、汞污染赔偿、镉污染赔偿、钡污染赔偿、锑污染赔偿、铍污染赔偿、碲污染赔偿、铊污染赔偿、虐待劳工罪、防护不健全罪、九九六罪、毒金属残留罪、地沟油罪、粗制滥造罪等等，足以罚到恶人倾家荡产、露宿街头！
有多少证据，我就罚这些恶人野郎多少次！
王子作恶，与庶民同罪！不论是王侯将相还是平民百姓，我都一视同仁！
为什么工业污染造成如此众多的癌症村出现？那些打着造福地方的企业不是已经建立的污水处理设施了么？为什么他们不用呢？看了上面的数据就很清楚了。
下面是记者列举的中国癌症村名单。因为类似事情异常敏感，记者出具了报告癌症村的文章出处。这些出处均为官方媒体，包括《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这样的权威媒体，可见问题的严重性再也不容我们藏着掖着。
江苏盐城市阜宁县古河镇洋桥村：因为靠近一家农药厂、两家化工厂，2001～2004年，该村有20多人死于癌症（以肺癌、食道癌为主）。因空气和水污染，村民睡觉时以湿毛巾捂口鼻，鸭子不在水边而在猪圈里放养（《江南时报》2004年报道）。
江苏盐城市阜宁县杨集镇东进村：受巨龙化工厂严重污染，2001～2006年5年间死于癌症（以食道癌、肺癌为主）的村民近100人，村民每天吃护肝片。化工厂曾被村民起诉，只开出每人70块钱的补助条件（《中国经营报》2008年报道）。
江苏盐城市盐都区龙冈镇新岗村：据当地村民介绍，在最近的七八年，新岗村初步调查有57个癌症患者，死亡年龄都在50岁到60岁之间（《中国青年报》2009年报道）。
江苏无锡市广益镇广丰村：村子被液化气公司、化工厂包围，1999至2003年间患癌死亡24人，超过该村总死亡人数比例的 $\frac{1}{3}$ 。毒气、粉末铺满小巷，村口怪味甚至熏跑前来拜年的亲戚（《中国消费者报》2003年报道）。
江苏镇江市丹徒区（高桥镇高桥村、黄墟镇土门村等）：因水系污染，仅在区医院收治的恶性肿瘤病人从1997年起呈显著上升趋势，71％是来自本区经济比较发达的东南部乡镇。（《中国环境报》2004年报道）
江西南昌市新建县望城镇璜溪垦殖场：从化工厂里外漏的污水流进水稻田，将田里的水稻苗全部染黑。2004年，80户人家近20人患癌，以喉癌、肺癌为主（《江南都市报》2004年报道）。
江西玉山县岩瑞镇关山桥村： 村子附近的6个石灰窑常年外喷灰粉末、煤烟，导致关山桥村100多亩粮田减产，即使在下雨天，菜叶上也一层白灰。近年60余户的小组有10多人死于癌症（《人民日报》2006年报道）。
江西余干县新生乡柏叶房村：饮用水含汞量超标3倍以上，10多年来夺去45条生命，另有20多人因此痴呆变残，是全国有名的“癌症村”。（《人民日报•华东新闻》2004年报道）
四川简阳市简城镇民旺村：因化工厂未经任何处理的工业、生活废水大量流入沱江，导致水中亚硝氨的含量超过国家规定排放的30倍，原是远近闻名的长寿村，近年每年平均有5人死于癌症。（《民主与法制》2004年报道）
四川德阳什邡市双盛镇亭江村：该村躲过了地震却难逃污染，至2008年，癌症致死者达五六十人。该村在汶川地震中的抗震救灾英雄少年杨佳，其母于3年前因患口腔癌而喝下农药自尽（《中国经济时报》2008年报道）。
河南沈丘县周营乡（黄孟营村等21个村庄）： 沈丘黄孟营村14年（1990～2004）间因癌死亡逾百人，占死亡总人数近半。癌症源于沙颍河上游工业、生活污水任意排放所造成的严重水污染。沈丘全县21个乡镇全部被污染，村民只得赊账买纯净水（《西安晚报》2004年报道）。
河南浚县北老观嘴村：上世纪80年代起迅速成长的小造纸厂所排工业废水，导致数百公里长卫河污水墨汁一般，4年多79人死于癌症（《南方周末》2002年报道）。
河南长垣县常村镇前孙东村：严重的水体污染导致5年内数十人死于癌症，河中鱼虾绝迹，河水无法灌溉农田（《广州日报》2007年报道）。
广东韶关翁源县新江镇（上坝村等5个村庄）：矿山开采产生的大量废水流入上坝村、小镇村，曾为“鱼米之乡”的小村，耕地变成了棕红色。至报道时，该村皮肤病、肝病、癌症患者越来越多，鸭子下水后，最快四五个小时就会死掉，最慢三四天也会死掉。（《法制日报》2001年报道）
湖北襄樊市朱集镇翟湾村：3年内3000人的村庄里100多人死于癌症，其中大多是30到50岁的青壮年劳力。村民认为这些是因为流经村旁的那条他们赖以生存的小河受到了严重污染（《长江商报》2006年报道）
河北涉县（固新村等至少6、7个村庄）：沿太行山南麓、漳河水系分布。自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辖内癌症患癌者明显增多。上世纪80年代的统计数字显示，这一地域的食管癌、胃癌发病率为全国平均发病率的20多倍。（《新民晚报》2004年报道）
河北磁河两岸诸多村庄（西南留村等8个村庄）：磁河两岸的8个自然村，因污水渗漏，近两万多村民的生活用水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有些地区地下水已有臭味。有的村患癌死亡人数占死亡人数近半。（《法律与生活》2007年报道）
河北唐山市迁西县吴庄村：近5年来，不足700人的小村陆续发现10位癌症患者，这10户人家比邻而居，两户之间最远的直线距离不超过100米。原因疑为炼铁厂污染（《科学新闻》2009年报道）。
安徽淮北市杜集区石台镇刘庄：著名的癌症村。最近有66人死于癌症，当地的水“黄得像牛尿”，被称为致命水。（《人民网》2001年报道）
湖南益阳市南县厂窖镇全固村：水质出现问题，井里压出来的水竟然可以用打火机点燃。是当年日军投弹地点，数十年寸草不生，被疑是毒气弹在作孽。（中国新闻网2008年报道）
湖南隆回县金湖村：20年间，这个总人口285人的村落里竟有29人接连暴病而亡，主要是胆癌、肺癌患者。村民怀疑井水被农药污染。（长沙政法频道（F•TV）2006年报道）
海南乐东黎族自治县莺歌海新村：10年内118人因癌死亡，引起省卫生厅和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高度重视。（《海南日报》2008年报道）
海南万宁市新群村：该村的肺癌死亡率是全国肺癌高发地区的9倍。当地村民使用的生活饮用水已经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海南经济报》2008年报道）
陕西华县瓜坡镇龙岭村：1974年以来，该村民小组共死亡58人，死于癌症的29人，死于肺心病、脑血管病的2人，仅1人属于自然死亡。中国地质科学研究院林景星等专家根据环保志愿人士采回的样本，得出惊人发现：该村的土壤、所产面粉和蔬菜均受到剧毒元素的污染。（《北京青年周刊》报道）
陕西商洛市贺嘴头村：从1991年到2003年的12年间，全村共有46人得癌症死亡，高峰期几乎一月一个。在1991年各个工厂未建之前，全村两三年才有一两个得癌症的。（《西安晚报》2003年报道）
浙江萧山区南阳镇（坞里村、赭山街村）：死于癌症的人数占了村里死亡人口的80%。26家化工厂的日污水排放量保守估计在2000吨以上（《每日商报》2004年报道）。
山东肥城市肖家店村：2006年，该镇死亡90多人，三分之一是因为癌症。死者平均年龄48.2岁，年龄最小的仅4岁。专门负责记录死者名单的王医生称，这些癌症都经过县以上医院核实，如此多的癌症患者，肯定与水污染有关（《重庆晨报》、央视经济半小时2007年报道）。
内蒙古(ヌイモㇴコㇿ)包头(ポㇰトㇳ)打拉亥(タラハイ)：经医院确诊，癌症死亡率为70．9％。公开资料显示，该地区地下水溶解性固体、硫酸盐、总硬度、氯化物依次超标3.8、9.9、4.9、0.8倍，属于劣五类水。调查发现，癌症源于包头钢铁放射性毒水污染。尾矿坝水泄漏，还令周围村子土地种不出庄稼，10余年间77人死于癌症（《新民周刊》2006年报道）。
云南宣威市来宾镇虎头村：上世纪70年代起，肺癌发病率高达6.5％，是世界平均发病率的近1000倍。（新华网“焦点网谈”栏目报道）
天津市西堤头镇西堤头村和刘快庄村：5年间200多人患癌，从曾经的“鱼米之乡”沦为恐怖的“癌症村”。据调查，村子四周近百家大小化工企业昼夜生产，黑烟污水随意排放，臭气噪声处处弥漫（《中国质量万里行》2009年报道）。
重庆市梁平县碧山镇黄桥村：这里的村民过年时以钟馗像驱“病魔”。从2003年起，500多村民中就有近20人相继死于癌症，可病因无人能知（《重庆日报》2006年报道）。
从上面一系列的沉重数据中，我们不难看出，经济的快速发展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我们的GDP是用环境污染和老百姓的健康换来的。在那些经济落后地区，农民打工或者失去土地换来的钞票，最终因环境污染，致使各种怪病增加，将辛苦一生的财富拱手交给了医院，有些甚至过早夭折。我们绝对不能无视“癌症村”的存在。建议在考核政府官员一项中，将其所管辖范围内癌症病人的数量作为“劣迹工程”重要“考核”指标。人命关天，谁以牺牲生命换财富，就让他丢乌纱帽，必要时采取严厉的法律制裁措施。
《中国生态环境危急》连载之十：不可再生资源变成建筑垃圾
在城市垃圾中，建筑垃圾占据了很大的比重，而造成建筑垃圾增大的原因，是盲目的房地产开发和建筑寿命过短，中国城市的建筑寿命平均30多年，一些好好的大楼以种种原因炸了重建。城市装修热更加剧了建筑垃圾的排放，这些垃圾与居民的生活垃圾堆放在一起，最终是填埋了之。政府主管部门带头制造建筑垃圾，一些地方超规标建设办公场所，一个仅有三十几人的“衙门”人均办公面积300平方米以上；有些城市党委和政府的办公楼富丽堂皇程度令发达国家都吃惊。
2008年6月，我在中央电视台新闻上看到这样一条消息：为了掩盖超标建办公楼内幕，广西某市向上级申请建筑用地和入住办公楼单位（科室）的清单上，连“殡仪馆”也赫然在列！
超标准建筑之风从党政机关开始刮起，很快蔓延到学校、医院、科研单位和几乎所有拥有一定权力和财力的单位。你到中国任何地方，最好的办公楼几乎都是各级政府的“衙门”，其次是高校，再次是重点中学。然而，建了这么多的楼房满足需求了么？远没有。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各级领导们的办公和居住条件提高了，北京市某区区长的办公室是300平方米；某研究所所长的办公面积是100平方米。在居住方面，原来司局领导的三居室（50～70平方米）或四居室（70～90平方米）早就落伍了，他们的居住面积即使在北京、上海这样住房面积紧张的城市，也超过了200平方米，更况他们还占据着几处住房。
建筑所需要水泥、沙子、石头、砖头、木材、甚至活生生的大树、古树等基本材料，都要向农村掠夺，城市以牺牲乡村环境为代价。建筑资源中，沙子、石头、黏土等用一点少一点，如不惜用，后患无穷。
在笔者家乡沂蒙山区，我看到的一个现象令人触目惊心。村里的一些有钱人，用廉价的价格将村里的河道承包了三十年，名义上种树，实际上盗卖沙子。他们雇佣了挖掘机，大量沙子比较廉价地卖给镇上，再由其它沙贩子高价出售给城市。这种破坏从2005年春节就开始了，今年更变本加厉。据村里人介绍，10亩河道地一年卖下来，能赚10多万元。就这样，这个风气愈演愈烈。
除了沙子，今年又发现改卖沂蒙山区的大石头。一路上就见贩卖石头的大卡车往来穿梭，可见生意之火爆。
中国快餐式城市化除了带来村落的消失外，还将消失了很多宝贵的不可再生资源：沙子、石头、土壤。盖高楼肯定有很大的商业利润，然而，有谁会想到，有一天，国民富裕了，再也不愿意住在这“鸟笼子”般高楼里的时候，还要推倒高楼建矮楼或者平房。因为，那些高楼本不是什么艺术品，多是些粗劣的产品。即使农民，如果富裕了，他们也不愿意继续住在缺少人气的高楼里。西方发达国家早就走过了这样的弯路。
城市改造建筑一定要一次到位，要出精品，要成为文物，要能够坚持上百年甚至上千年；人均办公面积和居住面积要有个度，越节约越好。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节约下大量的不可再生资源，为后代留下一点不可再生的财富。对于不可再生资源的大肆浪费，暴殄天物，甚至将石头等不可再生资源出口的做法，应当果断叫停。
由于建筑粗糙，中国乡村的房屋几乎每十年一淘汰；城市楼房每二三十年就过时，炸掉了重来。发达国家城市楼房的平均寿命是100年，而我们不到50年，个别地方楼房寿命更短，经常看到城市里崭新的高楼被炸的新闻。如果任其发展下去，我们担心，今后我们的后代再盖房子，在建筑材料里，他们首先缺少的是沙子，然后是黏土，最后是石头。对于不可再生资源的保护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了。
《中国生态环境危急》连载之八：垃圾包围城市
城市是人类过度集中的地方，在物质方面完全依赖外部环境：城市的食物是从农田里制造的；能量和奢侈品则来自郊区或城市中的工业。因此，在社会系统中，城市完全是以消费为主的。城市消费产生的废物称为“三废”，即废水、废气、废渣。其中，废气可以让风带走，进入到大气环境中去；废水则可通过地下的污水管道排入污水处理厂；在城市代谢物中，令人头疼的是垃圾，它因不能及时处理，而在城市中逐渐积累起来。每天，成千上万辆的垃圾运输车将城市居民和工业废渣运往指定的地方填满，但填埋需要占用大量的土地，且城市垃圾产生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土地处理的垃圾量。
北京的垃圾圈
每当看到妻从超市买来花花绿绿的商品，我就说“我们家又有垃圾产生了”。那些家庭里产生的废弃物，如烂菜叶、不能降解的塑料制品、废纸片、烂布头、宠物粪便、卫生巾、还有用旧的电池、甚至含大量水银的节能灯，是一起扔进垃圾箱里去的。作为一个普通人，一天到底能够产生多少垃圾呢？没有人能够说得清，反正，生活水平越高的家庭，产生的垃圾越多，因为他们花钱消费的过程就是垃圾排放的过程，现在就是去餐馆吃一顿饭，我们也在制造垃圾。
笔者将某次就餐后所有塑料膜带回实验室，用千分之一天平称重，其结果是：消毒餐具外包膜1.374克；筷子膜0.169克；餐巾纸外包装膜1.785克；内包装（湿巾）膜0.988克，总重4.316克。如果10人就餐，一桌饭下来产生白色垃圾43克之多。北京有大小餐馆4.1万家，以平均每天百人次就餐计算，则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高达6.45吨，这里还不包括一次性餐桌塑料布和发泡塑料餐盒造成的白色污染在内。北京生活垃圾中，废弃塑料约占3%，每年总量约为14万吨，其中餐馆产生的白色垃圾就占46%。
有一种粗略的估计是，北京市现日产垃圾1.84万吨，年产672万吨，城区人均日排放垃圾3公斤，且每年将以8%的速度递增。面对这些垃圾，城市管理者有什么办法呢？
当人们把垃圾扔进垃圾箱后，再也没有人认真考虑过这些垃圾的命运，从此便以为万事大吉了。我们看到它们的最后一眼，可能就是隆隆远去的垃圾车，甚至很多人会嫌弃垃圾车，不愿多看它一眼。人们想当然地认为所有的垃圾都得到了有效的处理，即使还有一点疑虑，也会在许多公开的肯定性报道中放下心来，继续消费，，继续制造垃圾，毫无愧疚感觉。因为商家没有得到惩罚，排放垃圾的钱是消费者出的，为了取悦消费者，采取过度包装做法，过度包装的钱也还是消费者出的，这就客观上鼓励市民继续排放垃圾。
据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介绍，北京五环到六环之间有400多个具备相当规模的垃圾排放点，这些垃圾点蚊蝇滋生，臭气冲天，大有垃圾包围城市之势。
王久良，自由摄影师，现居在北京。2008年10月开始一直到2010年10月，两年的时间，围绕北京周边行程1.5万公里，目的是弄清北京这个超大城市的垃圾处理问题。为了获取第一手数据，他骑着摩托去追踪垃圾车，走访调查了北京周边四五百座垃圾场，。用这种最简单的办法寻找垃圾的最终去向。经过这种艰苦的努力，他找到了北京周边一个又一个的垃圾场，拍摄了5000多张照片。当他最后把这些垃圾场位置、利用GPS定位，并借助GoogleEarth上地图。确切地点在北京地图上标出垃圾点，再配发现场照片，一幅令人震惊的垃圾围城赫然出现在人们面前。
无独有偶，南方都市报2010年5月，连续刊发大篇幅文章，报道珠三角垃圾围城现象。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分析道：垃圾围城以及成为制约中国特大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瓶颈问题，解决垃圾问题，其重要性不亚于时髦的节能减排。然而，目前社会对这一现象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依然过渡包装，奢侈消费，排放垃圾，一点也没有感觉到垃圾将是未来中国城市最困惑的问题。
卫生填埋地从哪里来？
城市垃圾是城市中固体废物的混合体，包括工业垃圾、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生活垃圾是人们在生活中产生的固体废渣，种类繁多，包括有机物与无机物，最易产生腐臭。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大量塑料制品和包装品充斥生活物品中；许多一次性物品的大量出现，加上现代人类逐步抛弃了传统的勤俭持家理念，城市居民排放垃圾数量越来越多。最终，城市被其产生的垃圾所包围。
在城市垃圾中，电子制造业环节中产生的污染是非常可怕的。一块手机电池可以污染掉三个游泳池里的水；就是一粒普通的纽扣电池，也可将一个人一生的饮用水污染掉，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我们为追赶时髦，搞低碳能源，大量发展制造太阳能电池，但是制造太阳能电池需要提炼单晶硅，所幸的是我们的单体硅大多是从国外进口的。进口硅也好，从硅土中提炼单晶硅也好，会产生剧毒的物质，污染土地之后，毒害我们下一代。由于我们对这种垃圾无法治理，只有填埋，,最后的结果是：“我们得到了所有的污染, 让别人取得了环保”。
来自广州市环卫局的数据表明，2008年广州市生活垃圾达到日产9776吨，预计到2010年每天生活垃圾产量将过万吨。兴丰垃圾填埋场2002年12月正式投入使用，总面积为91.7万平方米，其中71.2万平方米用作垃圾处置区，设计使用期为22年。然而广州市环卫局环卫处处长鲍伦军称，从2004年起垃圾日产量每年约递增5%，增幅过快导致兴丰垃圾填埋场使用寿命提早8年结束，预计最多只能延续到2012年。在东莞，垃圾增长的速度也和GDP展开了赛跑。早在2007年，东莞市就决定180余座垃圾填埋场进行整改或封场，然而速度永远赶不上垃圾增长的速度。在北京，该市政管委主任负责人公开表示，再过四五年，北京市基本无地可埋垃圾；在上海，生活垃圾高峰时每天可高达2万吨，且仍以每年5%的速度增长；在南京，以人均生产垃圾产量年增长率4%测算，2010年南京市将日产垃圾5378吨，市区垃圾卫生填埋场将无地可埋。
无数辆大大小小的垃圾车穿行在北京城，收集和运输垃圾。如果把它们连成车队，可以占满整个三环路。现在，北京市每天产生生活垃圾1.8万吨，但现有的处理设施只能处理1.2万吨，填埋场一直在超负荷运行。14个填埋场再过几年将全部填满，如果垃圾不能得到无害化处理，带来的污染是可想而知的。而填埋的处理方式，北京市认为不能再继续采用了。北京市政市容委总工程师王维平认为，如果北京市要都采取这种混合垃圾填埋的方式，我们一年将废掉五百亩地。填埋以后这个地没法用了。北京土地资源非常稀缺，所以，环保专家呼吁，地不能再糟蹋了。
中国约有三分之二的城市陷入垃圾围城的困境。我国“城市垃圾”年产量就达1.5亿吨, 这些城市垃圾绝大部分是露天堆放，几十年累计下来达到70多亿吨，垃圾已成为现代城市一道抹不去的“风景线”。城市垃圾不仅影响城市景观，同时污染了对我们生命至关重要的大气、水和土壤，最终对城镇居民的健康构成威胁。另外，垃圾不仅造成公害，更是资源的巨大浪费。有人估计，每年年产1.5亿吨的城市垃圾中，被丢弃的“可再生资源”价值高达250亿元。可是谁来开采垃圾矿中的资源呢？
目前，对待城市垃圾的主要做法就是填埋。为了避免垃圾给人的不愉快感觉，管理者美其名曰卫生填埋，这虽然避免了露天堆放产生的卫生问题，但填埋前依然是臭气冲天，蚊蝇乱飞的。卫生填埋建填埋场占地面积大，使用时间短(一般十年左右)，造价高，垃圾中可回收利用的资源也浪费了。人们呼吁了多年的垃圾焚烧发电，可使垃圾体积缩小50～95%，又能够发电，一举两得，但烧掉了可回收的资源，释放出有毒气体，如二噁英等，电池中的汞蒸汽也会释放出来，这个办法遭到垃圾发电厂附件居民的强烈反对。现实可行的做法是，将有机垃圾与其它垃圾分开，有机质作为肥料利用起来，可大大减少垃圾的产生量，有很好的发展前景。北京市现处理一吨垃圾花200～300元,一年的处理费用就是10亿多元。这还不包括建设垃圾处理场的费用。建一座大型垃圾填埋厂就得花1亿～2亿元,建一座大型垃圾焚烧厂就得花20多亿元，这都是一笔很大的支出。垃圾分类，将可再生的垃圾回收，无疑有助于垃圾的卫生填埋。
在垃圾卫生填埋场，二三十米高的垃圾山上覆盖着一层厚厚的塑料膜，这层塑料膜就是为了防止垃圾臭味以及垃圾本身向四处飘散。再就是垃圾山上一些金属管道，那是为排放垃圾产生的沼气所设的，避免垃圾山沼气爆炸。为了避免垃圾爆炸，卫生填埋厂会设置很多类似这样的沼气的排气孔，把沼气收集起来，并且点燃来释放它的能量。可以说这些无声的沼气管，排气管在提醒着人们，在碰到一种争议的时候，不同声音的充分地释放是绝对必要的。但其实呢，不断升高的垃圾堆也在提醒着人们：留给人们争论的时间并不多。在这个意义上说，出路，必须现在就找。
垃圾分类也是叫好不叫座，举手之劳的垃圾分类，因为城市居民的不配合或者垃圾的原因，依然没有在中国的城市中有效实施起来。垃圾分类处理，必须是社会进入高度文明状态才能够实施，然而，中国人群中有环保理念的人少得可怜，仅靠专家呼吁，社会不配合，也是枉然。城市垃圾，何去何从呢？
有感于古中国春秋时期就掌握了害虫和杂草控制方法
田间杂草对农作物有很大影响。周代已重视用工具以薅荼蓼的除草工作了。周记中还提出了四种消灭杂草的方法，分春、夏、秋、冬四季运行，如全面施用，确实可收到效果。例如，夏季除草，把杂草地上部分全部刈割掉。夏天是植物生长发育最旺盛、消耗养分最多的时候，这时候除草，其光合作用停止，根失去养分，必然大部分死掉。
这种灭草方法，近代有的地方还在使用。关于防止害虫的方法，诗经也提到 秉畀炎火，即用火来诱杀害虫。周记也记载了用牡菊的灰烬触杀，或者用牡菊的烟熏杀害虫的办法。
在恢复土地的肥力方法，商周时代已有了一定的办法。除让土地休闲来恢复地力外，有人根据甲骨文的研究，以为商代人们已在地里施用粪肥，并已有贮存人类畜类粪及造厩肥的方法。又结合消除田间杂草，人们已明确知道绿肥的作用。荼蓼朽止，黍稷茂止。还是由于肥料的施用，这时期才可能开始出现连作的不易之田。
从上面的叙述看，古代中国春秋时期就掌握了杂草和害虫的控制方法，并知道如何用地养地，且为无污染无公害生物控制技术。周武王灭商建周于公元前1046年，前256秦灭周，前后分西周东周，共计790年；诗经成书时间为公元前6世纪，从这二个时间节点判断，中国先人掌握农学的地力养护、虫、草害控制时间距今已经有2500多年了。
而美国建国时间为1776年，整个国家的历史才有236年。他们经历的世纪与我们经历的千年差不多10倍。
今天，美国领先全人类应用转基因技术控制虫草害，并在全球种植面积最多，期间其本土超级杂草、超级害虫肆虐。新技术才使用了不到20年就出现了各种问题，美国不得不反思或抛弃这个技术。而中国人发明的技术前后使用了2000多年，是美国人发明的高科技技术的100倍。是中国人的技术好，还是美国人的技术好？道理不言自明。
中国有关专家、无良造假打假斗士方舟子、高官与转基因利益集团纠结在一起，抛弃了使用了几千年安全健康的办法不用，转而利用美国将要抛弃的转基因技术，这是对整个中华民族的背叛，是对大自然的背叛，是对全世界弱势人群(他们不让穷人知道这个技术)的犯罪，是学术屈服于权贵资本的赤裸裸表现。
转基因专家自己也承认，转基因不能增产。除了造成健康隐患外，还在生产过程中持续造成耕地质量下降和环境污染。因为，转基因技术是在传统的大化肥、大农药、除草剂基础上继续采用对抗的办法，试图消灭害虫和杂草，并掠夺地力，造成害虫和杂草越杀越多，造成作物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双下降。唯一的好处就是，便于资本控制农业生产，形成种子、专用肥料与专用除草剂的垄断。从商业角度看，这正是大资本投资这个充满风险的高技术领域的真实目的所在；从政治和军事目的看，就是他们可以非常方便地用转基因武器消灭他们眼中的“垃圾人口”。目标人群锁定了，动手脚就容易了。有机食品和转基因食物可将发达国家人群、高官、高级知识分子、转基因专家及其鼓吹者、媒体从业者、普通民众、穷人泾渭分明地分开。
他们中的有些人知道该吃什么，有些人不知道吃下去的是什么。
方舟子说除草剂农达原粉比食盐还低你敢相信吗？让畸形婴儿说话！
为继续维护转基因商业利益，著名打假更造假打真斗士方舟子有下面的雷人语：孟山都除草剂农达原粉毒性比食盐还低！
旋风柴进 ： 公然撒谎证据： @方舟子 公开宣称：“孟山都除草剂“农达”......对人体健康没有任何危险。” ——如何解释农民喝农达自杀身亡？
方舟子 :说一种农药低毒无害是指施用剂量而言的，而不是指当饮食往嘴里灌。农达原粉的毒性比食盐还低，还有人喝它自杀，真是怪异。
司马南:方舟子的回答，诸位有何补充。
平方根的小窝: 我们做一个实验：我喝一定量的食盐水，方舟子喝同样量同样浓度的农达。
金微：可以试验，有对照，有对比。
金微：遇到这叉子真是没办法.说不清.不讨论了.让方舟子实验完再说吧。
如果方舟子作为庶民身份，支持转基因等等，他的上述话不会被人当真。可事实是，方舟子经常在媒体上出现，以科学、正义、正确自居，他的话就具有非常大的欺骗性。
正如他多次宣称的“面粉增白剂无害、瘦肉精无害、转基因更安全环保、经期做爱无害、男生手淫无害、坐月子是陋习”一样，他的“草甘膦危害比食盐毒性还小”，注定又是方氏一大发明——撒谎不打草稿的作品。
讲话是要有证据的，以科学自居的方某人，在没有科学实验证据的前提下，凭什么信口说草甘膦无害呢？
还是让我们来看看下面的图片，方氏谎言就不攻自破了。其中草甘膦致婴儿畸形的文章，许多网页打不开，可见转基因巨头是非常害怕这篇文章的，靠删文章继续维护其巨大商业利益。
中国进口的转基因大豆草甘膦含量没有一个说法，中国人吃的转基因大豆油草甘膦含量也至今没有一个说法。吃饭是天大的事，草甘膦的危害以及转基因食品的危害，必须让公众知晓，不能靠转基因巨头给你信誓旦旦地保证，更不能让方舟子的谎言继续在公众群体中发酵！
《中国生态环境危急》连载之六十一：草原造林科学吗？
目前，国家投在沙地草地生态治理上的大量费用，据调查主要用于3个部分：种树、飞播、打井舍饲。我们认为，除了第三项是主动的措施外，其余两项的经费支出的效果相对于大量的投资来收效很小。其实，种树问题已经是个争论很久的话题。20世纪六十年代，著名地理学家黄秉维院士就非常形象地将干旱、半干旱地区的树比喻成抽水机，因此他不主张在草地上大量种树。但是，目前的实际情况却令人担忧。
如果有人问一下北京的市民怎样才能防治沙尘暴，很多回答都是：种树啊，种树可以防沙，种树可以涵养水源，保持水土，从根本上治理沙尘暴。甚至很多人会慷慨解囊资助，可见种树的影响之大。但是，好心的人们却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不是所有的地方都适合种树的。大自然有自己的规律，有其自然的生存法则。在降水量不足300毫米的地方，天然分布的就是草原，硬要改变它，只好付出惨重的代价。我们都知道，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防备北方的匈奴南下掠夺，在原燕、赵、秦三国的基础上，修建了著名的万里长城，有效地抵制了匈奴入侵，该长城一直到了抗日战争还发挥着作用。二千多年后，无独有偶，还是在这一位置，中国有关部门修建了所谓绿色长城来阻挡沙尘暴。然而，遗憾的是，这次来犯的敌人远比当年的匈奴厉害，它们是乘空气流动从2000～3000多米的高空飘然而来。长距离运输的沙尘暴是尘暴，它们扬得高、搬得远，植树造林根本不可能抑制或减轻其影响。这样距地面上不足10米的三北防护林在强大的沙尘暴面前似乎显得无能为力了。可是，大捆大捆的钞票也被风吹走了。建国53年来锡林郭勒盟(シリーㇴコㇿ)的森林覆盖率不足1%，其中包括浑善达克(虎ㇴサﾟㇴタㇰ)的天然沙地榆。可见，造林在内蒙古(ヌイモㇴコㇿ)的大部分地区实际上是失败的。
飞播对于大面积退化草原的恢复也是不合理的。因为：
1，草原地区土壤库中含有大量的种子以及各类繁殖体，只是没有萌发或即使萌发没有生长的机会。因此，飞播只是解决了草地恢复中的一个很小的次要问题。主要问题是牲口压力(牲口ストレス)，其次是干旱。
2，飞播带来了大量外来种，一些有毒的物种如醉马草就很容易混到羊柴的种子中飞到优质的草原中。大部分物种不是这个地区生长的，却因借助人的力量扩大了分布的地盘。这在短期内可能我们看不到它的危害，但从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角度看，则是不利的事情
3，经济上不合算。根据我们的调查，某旗县飞播每提高10%的覆盖率合810元·公顷⁻¹，这还不包括飞播不成功造成的各种浪费。而我们的围栏实验证明，每提高10%的覆盖率的费用为26元·公顷⁻¹。且自然恢复的植被没有外来种，为优质的禾本科牧草。因此，无论从经济上，还是从生态上来看，飞播都是不合算的，甚至是有害的。
美国科学家最新发现：草甘膦除草剂可以诱发脊椎动物形态改变
【本博按】 草甘膦有害无害，是相信事实还是相信谎言？美国科学家的最新发现再一次粉碎了方舟子声称的草甘膦比食盐还安全的谣言。
原文地址：美国科学家：草甘膦除草剂可以诱发脊椎动物形态改变
作者：陈一文顾问
该项发现强调了有关农药的一项重要事实，农药对作物生产与人类健康很重要，但是可能对原本并非农药目标的物种造成非故意的恶果，利莱伊(リㇰレリー)教授说。“除草剂没有设计来影响动物，但是我们正在了解它们通过改变动物体内激素如何作用而造成广泛范围令人惊讶的影响。这很重要，因为两栖动物不仅是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晴雨表，也是食品链中对其他物种潜在危险的指标物，包括对于人类的危险。”（美国）科学日报（ 2012-04-02）-- 《生态应用》杂志最近发表的研究表明，世界上最为普遍的除草剂，草甘膦除草剂农达，能够造成脊椎动物改变形态。美国匹兹堡大学生物科学系利莱伊教授，演示了亚致死量与环境中存在浓度的草甘膦除草剂农达造成两种脊椎动物改变它们的形态。根据利莱伊教授，这是表明一种除草剂可以诱发脊椎动物形态改变的头一项研究该项科学研究发现再次证明，方舟子“草甘膦…对人体健康没有任何危险”，不仅是彻头彻尾的谬论，而且事实上是犯罪故意推动邪恶！
ScienceDaily (Apr. 2, 2012) — The world's most popular weed killer, Roundup®, can cause amphibians to change shape, according to research recently published in Ecological Applications. Prof. Rick Relyea, Department of Biologic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demonstrated that sublethal and environmentally relevant concentrations of Roundup® caused two species of amphibians to alter their morphology. According to Relyea, this is the first study to show that a herbicide can induce morphological changes in a vertebrate animal. "This discovery highlights the fact that pesticides, which are important for crop production and human health, can hav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for species that are not the pesticide's target," says Relyea. "Herbicides are not designed to affect animals, but we are learning that they can have a wide range of surprising effects by altering how hormones work in the bodies of animals. This is important because amphibians not only serve as a barometer of the ecosystem's health, but also as an indicator of potential dangers to other species in the food chain, including humans." This scientific research finding again proves, “glyphosate … has no danger to human health” advocated by Fang Zhou-zi, not only is a out-and-out fallacy, and in-fact is to promote deliberate crime evil!
Roundup Herbicide Can Induce Morphological Changes in Vertebrate Animals: Tadpoles Change Shape
草甘膦除草剂对脊椎动物中可以诱发形态改变
-- 禁止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原料进口、开发、种植、销售理由之230
-- The 229th reason to forbid import, development, growing and selling of RR soybeans
ScienceDaily (Apr. 2, 2012) — The world's most popular weed killer, Roundup®, can cause amphibians to change shape, according to research recently published in Ecological Applications. [1]
（美国）科学日报（2012-04-02）-- 《生态应用》杂志最近发表的研究表明，世界上最为普遍的除草剂，草甘膦除草剂农达，能够造成脊椎动物改变形态。[1]
[转载]美国科学家：草甘膦除草剂可以诱发脊椎动物形态改变
Reference:
参考文献：
Rick A. Relyea. New effects of Roundup on amphibians: Predators reduce herbicide mortality; herbicides induce antipredator morphology. Ecological Applications, 2012; 22 (2): 634 DOI: 10.1890/11-0189.1
Rick A. Relyea。草甘膦除草剂对于脊椎动物新的作用：食肉动物减少除草剂死亡率；除草剂诱发抗食肉动物形态。生态应用，2012; 22 (2): 634 DOI: 10.1890/11-0189.1
Department of Biologic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ittsburgh, Pennsylvania 15260 USA
作者单位，生物科学系，匹兹堡大学，宾色法尼亚，美国。
Rick Relyea,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ofessor of biological sciences in the Kenneth P. Dietrich School of Arts and Sciences and director of Pitt's Pymatuning Laboratory of Ecology, demonstrated that sublethal and environmentally relevant concentrations of Roundup® caused two species of amphibians to alter their morphology. According to Relyea, this is the first study to show that a herbicide can induce morphological changes in a vertebrate animal.
瑞克·利莱伊(リㇰレリー)，匹兹堡大学Kenneth P. Dietrich文学与科学学院生物科学教授，匹兹堡生态谐调实验室主任，演示了亚致死量与环境中存在浓度的草甘膦除草剂农达造成两种脊椎动物改变它们的形态。根据利莱伊教授，这是表明一种除草剂可以诱发脊椎动物形态改变的头一项研究。
Relyea set up large outdoor water tanks that contained many of the components of natural wetlands. Some tanks contained caged predators, which emit chemicals that naturally induce changes in tadpole morphology (such as larger tails to better escape predators). After adding tadpoles to each tank, he exposed them to a range of Roundup® concentrations. After 3 weeks, the tadpoles were removed from the tanks.
リㇰレリー教授在室外设置了数个水箱，含有自然湿地的许多成分。某些水箱包括有笼子中养的食肉动物，它们排放天然化学物，天然诱发蝌蚪形态改变（例如更大的尾巴以便更好的逃脱食肉动物）。将蝌蚪添加到每个水箱后，他使它们暴露于不同浓度的草甘膦除草剂农达。3周之后，将蝌蚪移出水箱。
"It was not surprising to see that the smell of predators in the water induced larger tadpole tails," says Relyea. "That is a normal, adaptive response. What shocked us was that the Roundup® induced the same changes. Moreover, the combination of predators and Roundup® caused the tail changes to be twice as large." Because tadpoles alter their body shape to match their environment, having a body shape that does not fit the environment can put the animals at a distinct disadvantage.
“水中食肉动物的味道（天然化学物—译注）诱发蝌蚪有更大的微博并不令人惊奇”，利莱伊教授说。“这是自然的，适应性的反应。令我们震惊的是，草甘膦除草剂诱发了同样的改变。此外，食肉动物与草甘膦除草剂结合在一起使蝌蚪的尾巴改变两倍大。”因为蝌蚪改变自己身体的形状以适应环境，具有不适应环境的身体形状对动物明显不利。
Predators cause tadpoles to change shape by altering the stress hormones of tadpoles, says Relyea. The similar shape changes when exposed to Roundup® suggest that Roundup® may interfere with the hormones of tadpoles and potentially many other animals.
食肉动物（的味道，天然化学物 – 译注）通过改变蝌蚪的应激激素改变它们的形状，利莱伊教授说。蝌蚪暴露于草甘膦除草剂浓度发生类似的性状改变提议草甘膦除草剂可能对蝌蚪以及许多其他动物的激素造成干扰。
[转载]美国科学家：草甘膦除草剂可以诱发脊椎动物形态改变
"This discovery highlights the fact that pesticides, which are important for crop production and human health, can hav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for species that are not the pesticide's target," says Relyea. "Herbicides are not designed to affect animals, but we are learning that they can have a wide range of surprising effects by altering how hormones work in the bodies of animals. This is important because amphibians not only serve as a barometer of the ecosystem's health, but also as an indicator of potential dangers to other species in the food chain, including humans."
“该项发现强调了有关农药的一项重要事实，农药对作物生产与人类健康很重要，但是可能对原本并非农药目标的物种造成非故意的恶果”，利莱伊教授说。。“除草剂没有设计来影响动物，但是我们正在了解它们通过改变动物体内激素如何作用而造成广泛范围令人惊讶的影响。这很重要，因为两栖动物不仅是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晴雨表，也是食品链中对其他物种潜在危险的指标物，包括对于人类的危险。”
《中国生态环境危急》连载之六十四：盐渍化将因气候变暖而加剧
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折合9.6亿公顷，其中面积最多的是草原，有4亿公顷，其次是林地，号称2亿公顷，荒漠与戈壁1.55亿公顷，耕地1.2亿公顷，湿地0.39亿公顷，城市与村落约占据，0.33亿公顷，冰川0.06亿公顷，滩涂0.03亿公顷。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将是荒漠、冰川、和滩涂。持久性的干旱将使中国荒漠与戈壁面积扩大，盐渍化加重，而冰川消融将严重影响东部中国经济的水脉；滨海滩涂将因海平面上升、海水倒灌，而降低其生产力，将进一步加剧中国人地矛盾。
土壤盐渍化是指易溶性盐分在土壤表层积累的现象或过程，也称盐碱化。我国盐渍土或称盐碱土的分布范围广、面积大、类型多。主要发生在干旱、半干旱和半湿润地区。盐碱土的可溶性盐主要包括钠、钾、钙、镁等的硫酸盐、氯化物、碳酸盐和重碳酸盐。硫酸盐和氯化物一般为中性盐，碳酸盐和重碳酸盐为碱性盐。
那么，最终的盐碱从哪里来呢？显然是岩石的矿物风化，最终聚集在海洋里。内陆的湖泊，也会聚集一定盐分，随着强烈的蒸发，盐分浓度时越来越大，最终成为盐湖。然而，陆地风化的出来的最多的矿物盐还是储藏在海洋里的。海洋里除了储存了地球上75%的水外，还储存了地球上80%的盐分。
按照中国盐渍土分布图粗略计算，中国的盐渍土面积约为1亿公顷，其中现代盐渍土约占37%，残积盐渍土约占45%．潜在盐渍土约占18%，分布于辽、吉、黑、冀、鲁、豫、晋、新、陕、甘、宁、青、苏、浙、皖、闽、粤、内蒙古及西藏等19个省区。这些盐渍化土地，还可详细划分为滨海湿润—半湿润海浸盐渍区、东北半湿润—半干旱草原—草甸盐渍区、黄淮海半湿润—半干旱旱作草甸盐渍区、甘新漠境盐渍区、青海极漠境盐渍区及西藏高寒漠境盐渍区等8个分区。
盐渍土对人类活动造成的危害主要体现在使农作物减产或绝收，影响植被生长并间接造成生态环境恶化，且能腐蚀损坏工程设施，所造成的损失每年达25亿元。对内蒙河套平原统计，许多灌区每年因盐渍土死于苗期的农作物占播种面积的10～20%，有的超过30%；黄淮海平原轻度、中度盐渍土就造成农作物减产10～50%，重度则颗粒无收；而山东省140.06万公顷盐渍化土地中的81.56万公顷耕地，每年因盐渍化造成的经济损失就达15～20亿元。据有关方面的统计，甘肃河西走廊地区因土地盐渍化损失的粮食每年超过1亿千克。
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后，严重的盐渍化，将使土地的利用率降低，荒地增多，加深了人多地少的矛盾。
最麻烦的是，气候变暖后，除了上面提高的北方地区干旱化加重，诱发盐渍化后，还将使南北极的冰融化，海平面抬升1～4米。这样的话，除了海水里的盐分，就是滨海里沉睡的盐分也将活化出来。下面我们就海平面上升引起的滨海滩涂好农田盐渍化问题做些简要预测。
2007年，中国有关部门发表了《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该报告指出：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中国的气候在21世纪将继续明显变暖，其中中国北方冬天的变暖趋势最为明显。 与1961年～1990年的平均气温相比，到2020年，全国年平均将升温1.3℃～2.1℃；2030年，年平均升温为1.5℃～2.8℃；到2050年，年平均升温将达到2.3℃～3.3℃。 受气温升高影响，长江三角洲附近的湿地，则将受到海平面上升的威胁，导致面积减少，质量下降，潮滩地被淹没和侵蚀。 到2030年，中国海平面可能上升1~16厘米，黄河三角洲、长江和珠江三角洲等地区洪水泛滥的机会增大，风暴潮的危害也会加重。沿海滩涂湿地、红树林、珊瑚群都有可能遭到破坏，咸潮入侵以及土地盐渍化都将发生。
2010年1月27日，国家海洋局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央广新闻” 播发了下面一则消息，证明了上述专家的预测。该消息称，中国海平面处持续高于30年的高位，海平面的上升将加剧风暴潮、海岸侵蚀等海洋灾害的发生频次和程度。《中国海平面公报》分析结果显示，近30年来，中国海平面的总体呈波动上升的趋势，平均上升的速率是每年2.6毫米，高于全球的平均值。特别是2009年，中国海平面处于近30年的高位，分别比常年也就是1975年～1993年的平均排平面，还有和往年比，2008年比分别高出68毫米和8毫米。2009年，海平面上升增幅是最大的是海南省，达到了113毫米，广东第二为93毫米，其他地区的升幅是介于43～80毫米之间，这是近30年来最高值。特别是黄海、渤海、东海和南海的上升速率分别达到每年2.3毫米每年2.6毫米和2.9毫米和2.7毫米。也就是说在2.3到2.9毫米之间每年。国家海洋局预计，未来3～4年中国海平面还会持续保持上升的趋势，将会比2009年再升高80～130毫米。
海平面上升，直接造成海水倒灌，加重土壤次生盐渍化。这同超采地下水引起的海水入侵道理是一样的，这样，在有咸水分布的地区将会出现咸水边界向淡水区移动，这在那些地下水超采的沿海地区表现尤为突出。山东沿海地区由于地下水位大幅度下降，涞州湾形成面积为11400平方公里的地下水位下降漏斗，其中地下水位在海平面以下的面积为 2400 平方公里，1988年漏斗中心地下水位在海平面以下 20米，造成涞州湾海水入侵地下水含水层，海水入侵的面积达 730.7 平方公里，这些区域将极易受到海平面上升的威胁。目前，山东省的烟台、威海和青岛市也发生了海水入侵。地下水位的下降也造成辽宁省大连市、锦州、锦西、营口市和河北秦皇岛市的海水入侵和水质恶化。1992年辽宁省海水入侵面积达 434平方公里，秦皇岛市达55.4 平方公里。在广西省北海市的海城区和涠州岛都曾由于长期超采地下水引起海水入侵，造成水质恶化。
盐渍化是我们内陆干旱地区和沿海地区的主要自然灾害，在这类环境下只有耐盐或抗盐的植物能够生存，而气候变暖将加重干旱区的旱情，增大了土壤蒸发，盐渍化会更加明显，沿海地区由于海平面上升，海水倒灌更加重了那里的盐渍化。因此，在气候变化背景下，中国土地将面临着更加严酷的环境问题。
人类释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最终会在人体内安营扎寨
水中的毒金属浇灌蔬菜如果人类直接食用可实现一次生物放大
早在30年前，笔者上生态学课程时就知道生物放大这个词汇，也叫富集作用，过去仅仅是从教科书上了解该词汇，而今天，现实的生物放大让我对这个老词汇有了新认识。
生物放大(biomagnifications)
生物放大指某些在自然界不能降解或难降解的化学物质，在环境中通过食物链的延长和营养级的增加在生物体内逐级富集，浓度越来越大的现象。许多有机氯杀虫剂和多氯联苯都有明显的生物放大现象。
在生态环境中，由于食物链的关系，一些物质如毒元素或某些物质，可以在不同的生物体内经吸收后逐级传递，不断积聚浓缩；或者某些物质在环境中的起始浓度不很高，通过食物链的逐级传递，使浓度逐步提高，最后形成了生物富集或生物放大作用。例如，海水中毒金属汞的浓度为0.0001mg·kg⁻¹时，浮游生物体内含汞量可达0.001～0.002mg·kg⁻¹，小鱼体内可达0.2～0.5mg·kg⁻¹，而大鱼体内可达1～5 mg·kg⁻¹，大鱼体内汞比海水含汞量高1万～6万倍。生物放大作用可使环境中低浓度的物质，在最后一级体内的含量提高几十倍甚至成千上万倍，因而可能对人和环境造成较大的危害。
生物放大作用是通过食物链完成的，而食物链可以分为几种形态。在生态系统中，根据生物间的食物关系，可将食物链分为四类。
一是捕食性食物链，它是以植物为基础，后者捕食前者。如青草→野兔→狐狸→狼→虎。
二是碎食性食物链，指的是以碎食物为基础形成的食物链。如树叶碎片、藻类→虾蟹→鱼→鸟类。
三是寄生性食物链，是以大动物为基础，小动物寄生到大动物上形成的食物链。如哺乳类→跳蚤→原生动物→细菌→噬菌体。
四是腐生性食物链，指的是以腐烂的动植物尸体为基础，然后被微生物所利用。
从上面的解释来看，人类释放到环境中去的污染物，不论是释放到空气中去的，还是释放到水体里面的，还是释放到土壤中的，还是直接添加到食物中去的，最终会在人体内安营扎寨，造成人类的健康受损，最终导致恶行疾病乃至死亡。
如此看来，那些食物中的农药残留会在人体内积累，那些使用了大量草甘膦的饲料（如转基因大豆和玉米），那些含有Bt毒蛋白的饲料，饲喂动物后，人类再使用动物产品，会在人体内富集，人类吃了来自被污染了的河流、湖泊、海洋里的食物，其污染也会逐步放大到人体内；而不法分子向食物中添加的有害物质，可以不经食物链直接实现在人体内某特定器官的“生物放大”。
由此还不难想像，那些在45天内速成的鸡(日均生长55克)、28天速成的鸭(日均生长89克)、四个月的猪(日均生长833克)，其体内积累的抗生素、激素、毒金属，想不在人体内富集都困难。那些可怜的鸭子在严重的营养过剩环境下异速生长，连排除的粪便都不成形，农民买回去种植大蒜都会死苗。
如无良商人将面粉增白剂添加在面粉中，这样做出的面条，给你多少钱也是挑不出来的，长期吃这样的面条，就会引起人体的不适。
中国最美的地方必有最丑陋的垃圾
有中国人的地方一定就有垃圾。每一场聚会，无论是在天安门广场，还是在内蒙古大草原上，还是是在高校中小学的操场上，总能见到成片的垃圾。
哪怕垃圾箱就在跟前，我们的人还是习惯性地将垃圾随手一丢，全然没有感觉自己那样做是很丑陋的。中国人随手丢垃圾的坏习惯，将中国人的丑丢到了国外，再加上国人好留“到此一游”，人家总将异样的眼光看待中国人。
而日韩等国民，即使大规模的聚会后，身后的垃圾远远少于中国人的聚会，甚至看不到垃圾。这种软实力，足够我们追赶50年的。
中国人能够将宇宙飞船送到太空中去，聪明的中国学生能够考上清华北大那样难考的高等学校。然而，他们改变不了一个习惯——乱丢垃圾。从这个简单的习惯都不会做来看，我们的教育是失败的！
在野外，我教育我的学生要将制造的所有不可降解的垃圾都带走。这个习惯我们坚持了三十多年了。
当我只身一人出国时，在飞机上，我上完厕所后，十分小心地用手纸打扫干净，唯恐老外看到厕所脏了，以为是中国人干的——满飞机就我一个中国人啊！
我仔细观察多，即使我们的许多司局级领导，也是抽完烟后，将烟头随手丢在地下，还用脚再搓一下，那动作十分潇洒。
我在国外开会或旅行，外国人见到我打招呼，先问你是日本人？不是；台湾人？不是；香港人？不是；最后人家才小声地问你，中国人？可见在人家眼里，中国人的文明形象是最差的。
《中国生态环境危急》连载之三十二：瓶装水流行起来
河流被污染了，地下水被污染了，卖矿泉水的和打深井水的发了财。卖水成了新行业，生意全国看好。瓶装矿泉水1～3元一瓶，合2～6元·kg⁻¹；桶装矿泉水10~15元一桶，合1～1.5元·kg⁻¹。水的价格超过了牛奶，令内蒙古的牧民们大失所望：他们生产的纯生态的牛奶每千克卖不上1.6的价格，买主还动用了先进的仪器对他们的牛奶反复检验。淡水，这个十几年前还是掬起来就喝的常见物，今天成了名副其实的商品。
说到我们的生命之水逐渐变成产业，还真有人去这样设计。网络上就流行着这样一个版本的商业计划书——《2010-2020年中国矿泉水产业市场运营及发展前景咨询报告》，这个报告共13章，从矿泉水相关产业、全球矿泉水产业发展状况分析、中国矿泉水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中国矿泉水产业运行形势分析、中国瓶(罐)装饮用水产量数据统计分析、中国矿泉水同行业主要细分市场分析、中国矿泉水产业市场营销及销售分析、中国矿泉水产业消费者特征及需求调查分析、中国矿泉水产业市场竞争格局分析、中国矿泉水产业优势企业竞争力及财务数据分析、中国矿泉水产业发展趋势预测分析、中国矿泉水产业投资机会与风险分析、金融危机对矿泉水产业的影响及企业应对策略分析，等等方面，对瓶装水产业，给予了仔细分析，并提出专家建议。当然，这个版本是要卖钱的，他们是要在水成为产业之前，先赚些点子钱再说。
亏他们想的出来，环境污染了，卖水也能够赚钱。当前，食物里充满了很多有害的成分，瓶装水成为了产业，下一步是否也有戴氧气袋出门呢？如果我们的空气也继续污染，卖纯氧岂不又是好行业？
全国有多少矿泉水的品牌？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不一一举例它们的名字，读者很容易就能够联想得到。但可以肯定的是，几乎每一个县，乃至每一个镇都有矿泉水厂。而所谓的矿泉水，实际上就是深层的地下水，但是深层地下水是宝贵的不可再生资源啊，也是用一点少一点的。它们在地下是干净的，抽到地上消费后就变成了不干净的水了。
矿泉水是从地下深处自然涌出的或经人工揭露的、未受污染的地下矿水；含有一定量的矿物盐、微量元素或二氧化碳气体；在通常情况下，其化学成分、流量、水温等动态在天然波动范围内的相对稳定。矿泉水是在地层深部循环形成的，含有国家标准规定的矿物质及限定指标。
2010年3月，美国《福布斯》杂志发布2010年度全球富豪榜。中国内地富豪们的表现尤为抢眼。中国内地富豪上榜人数从2009年的28人，增加到了2010年的64人，居美国之后排名第二。其中，64人中的27人更是首次出现在这一榜单上。中国富豪中，位列第一的是某矿泉水集团董事长，以70亿美元位列全球富豪排行榜单第103位。
娃哈哈董事长得到这一殊荣也很不容易。几年前，国外著名的矿泉水品牌集体“围剿”娃哈哈，试图占领中国瓶装矿泉水市场，中国这一矿泉水产业的老大险些支撑不住。经过浴血奋战，他们生存了下来，并牢稳地占领了中国市场，为民族企业争了气。然而，对于中国这个富豪榜位置，我们高兴不起来，毕竟水资源是大自然的恩惠，是公共资源，瓶装塑料依然存在难以降解的环境污染问题。要是像几十年那样，中国的淡水到处都能喝，国外的矿泉水业根本不会来进攻中国，因为他们没有市场。中国率先荣登全球富豪榜的产业，竟然是是生命之水产业，这个富豪榜的代价也实在太大了。
《中国生态环境危急》连载之三十六：令人痛心的地下水污染
严格来讲，地下水是不可再生资源，用一点少一点。尽管降水和湿地会补充一些地下水，但是，目前人们开采地下水的深度和频率远远超过了地下水的补充能力。超采地下水，从干旱区、半干旱区开始，在温带地区动作最大，现在扩大到了湿润的亚热带、热带地区。地下水位下降造成了东北、华北、中原地下大漏斗的出现。
经济迅速发展造成的不仅仅是地下水位的下降，还有地下水的污染。由于地表水的严重污染，我们赖以生存的地下水也难逃厄运。地下水污染指的是人类活动引起地下水化学成分、物理性质和生物学特性发生改变而使质量下降的现象。地表以下地层复杂，地下水流动极其缓慢，因此, 地下水污染具有过程缓慢、不易发现和难以治理的特点。
在全国许多地方，企业为了逃避罚款，工业废水向地下直接排放；受污染的地表水侵入到地下含水层中；人畜粪便或因过量使用农药而受污染的水也会渗入地下，所有这些过程均造成地下水污染，其严重后果是，地下水中的有害成分如酚、铬、汞、砷、放射性物质、细菌、有机物等含量升高。地下水污染对人体健康和工农业生产的危害是不可估量的。
除了工业污染，农业面源污染尤其反季节蔬菜生产造成严重的地下水污染。绿色和平国际组织在著名的蔬菜之乡——山东某市调查发现，农户每次在一亩温室大棚里大约施用5～6千克化肥，平均每隔10天上一次肥料，温室大棚每亩地吃掉化肥182.5～219千克。
过量使用化肥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在山东蔬菜之乡，几乎所有蔬菜大棚土壤，都因过量施用化学肥料明显酸性化了，棚里的土地上长着一层青苔，已经看不到黄土地本身的颜色。由于土地严重酸性化，喜酸性土壤的根线虫病在这一带的温室大棚内大面积爆发，且无法治愈，就像土地患上了癌症。据统计，山东寿光市90%的蔬菜大棚受根线虫病的侵扰，植株的根系遭到侵害后，基本不再吸收水分和养分，植株容易萎蔫，甚至造成绝产。常规农药无法根治大棚病虫害，这也给剧毒农药提供了空间。
过量使用化肥和农药，导致地下水产生硝酸盐污染。山东蔬菜之乡当地的自来水、农田旁边的水井水，超过国家标准20倍以上。这些水已经不能喝了，只好到上游的临朐水库买水喝。硝酸盐污染将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中国进行调查的57座城市中，地下水氮超标的有46座，这些超标地下水很大程度上是过量化肥造成的。硝酸盐污染可以导致高铁血红蛋白症，婴儿畸形及癌症等疾病，对人体生命健康的危害很大。
对地下水构成威胁的还有石油、石油化工产品及各种有机合成化学物质。有机合成化学物质则主要来源于危险废物处置场所的淋溶和渗漏。中国科学院对京津唐地区地下水有机污染物的初步调查表明，该地区地下水中有机物种类达133种。有机污染物在地下水中含量甚微，但许多有机物毒性很大，足以引起各种健康问题。有机污染物进入包气带和含水层后，不仅其残留物可以维持数十乃至上百年，长期污染环境，而且其降解中间产物亦会污染环境，某些中间产物甚至具有更大的毒性。长期饮用这种污染的地下水将可能导致氰紫症、食道癌等疾病的发生。
地下水一旦受到污染，即使彻底消除其污染源，也得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使水质复原。地下水污染与地表水污染有一些明显的不同，由于污染物进入含水层，以及在含水层中运动都比较缓慢，污染往往是逐渐发生的，若不进行专门监测，很难及时发觉。发现地下水污染后，确定污染源也不像地表水那么容易。更重要的是地下水污染不易消除，排除污染源之后，地表水可以在较短时期内达到净化，但地下水已经进入含水层的污染物仍将长期产生不良影响。地下水污染，是水污染环节中最严重的一环，没有了清洁的地下水，我们的子孙后代将彻底失去生存的生命水源。
士大夫评论
原来匚匚尸官僚都是马鹿野郎！
匚匚尸根本就是最强的反华势力；其他指责中国文化或者中国人的人根本就是华人的谏臣！
蚂蚁喜食有机苹果
原本设计了一个小试验，通过观察苹果褐变来看苹果抗氧化能力。结果在试验过程中闯入了一群不速之客————蚂蚁。在要驱走蚂蚁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小小蚂蚁、苍蝇偏爱我们的有机苹果，而常规种植的苹果上蚂蚁数量很少（下图上面一排为有机苹果，下面一排为常规苹果）。蚂蚁的味觉和嗅觉是非常灵敏的，它们也觉得有机苹果味正香甜，可口健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