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建党百年之际，中国官方大张旗鼓地举行各种庆祝活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发起了大规模的加强中共党史灌输的运动，但在过去百年间，中共官方版本的党史和中国老百姓所亲身经历过的历史，在很多方面有天壤之别。美国之音记者团队历时几个月的时间采访了15位不同世代、不同背景，曾经或仍在中共统治下生活的人，回望他们与父辈究竟走过了怎样的百年。 今天(2021年7月2日)播出《中共百年·梦醒时分》的下集。在昨天的节目里，四位受访者回顾了他们的父辈在延安时代、以及中共建政初期的镇反、反右、社会主义改造、“文革大革命”等几场政治运动中的经历。今天，我们挑选了另外四位受访者，他们的“梦醒”主要是在“文革”之后中国走过的这几十年中。 这四位受访者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流亡英国的前维吾尔医生安华拖帝、前时政记者赵思乐、美国之音听众杜先生。

华盛顿 — ワシ゚ョン゚トㇴ

杜本(도ュ̅ベㇴ)：当我去中国时，特别是最近几年，我的朋友和家人有时会问，你确定吗？确定要这样做？你不担心会出什么事吗？我总是说，最坏的情况就是我会被赶出这个国家。

如今，这件事果然发生了。

从中国的座上宾到被踢出中国，对于在吉林大学任教九年的德国人杜本（Björn Alexander Düben, 도ュ̅ベㇴ）来说，一切来得很突然。

杜本：我的教学突然被中断了。所有课程被一天天取消。我被通知说，我必须提出辞职。不仅如此，我还得在两个星期内离开中国。

这是一场不可能打赢的斗争

这场风波的导火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2024年5月初，杜本收到美国之音驻欧洲特约记者发出的一封电子邮件，请他就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出访欧洲发表评论。

7日，他从长春回复了这封电子邮件。11日，报道在美国之音网站上刊出。 然后，他的麻烦就来了。

杜本：美国之音报道发表的第二天，我当时在北京，我接到学院老师发来的信息。他们说，有人通知他们有这样一篇报道。他们想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美国之音是怎么联系上我的。在那一刻，我就预见到可能会有后果。不过我必须承认，我没想到这个后果会来得这么突然，这么严重。

杜本至今不知道，究竟是他的哪句话触动了中国当局的神经。这篇名为《习近平访欧结束成果几何？》的报道引述他的话说， “在美国与欧盟之间打入一个楔子，毫无疑问是北京的长期基本目标之一，也可能是习近平亲自出访的原因之一”。他还表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16+1合作“看起来越来越像一个失败的项目”。

在杜本看来，这些都算不上什么出格言论。

杜本：我经常发表批评性言论，或者可以被解读为针对不同政府的批评言论，不论是中国政府还是西方政府的。我并不觉得这次发表的评论比以往更严厉。

但显然，在中国当下的政治环境里，他的这番言行是不被容忍的。

杜本：当我第一次被告知必须结束吉林大学的工作，必须离开中国时，是一位同事向我传达的这个消息。

他们派了一个我非常熟悉的同事来当信使，告诉我这个决定。他看起来很不自在，但是不得不执行这个任务。

他说，他不能告诉我具体原因，但是这与我的学院、我们系的老师无关。这也不是吉林大学的决定，而是更高级别的部门决定的。

我的同事告诉我，理论上我有两个选择：要么自己写一封辞职信，要么可能要走一种很不愉快的程序——涉及到某种形式的纪律听证、纪律委员会。老实说，这根本算不上什么选择。

半小时后，学院党委书记和一名行政人员找到他，向他确认了这个决定。

杜本：他们说，我们没办法，吉林大学也没办法。这不是学校的决定，而是由更高层决定的。当然，他们也可能是在推卸责任，但我觉得不像，情况就是这个样子。

我非常确定的是，不管法律怎么规定，无论如何我都不可能打赢这场斗争。所以实际上我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交出辞呈。他们想让我赶紧交出来。他们说，你能不能今天就交？我推到了第二天。

杜本不想辞职，可是他知道如果在这个时候和当局找麻烦的话，情况可能会更糟。

杜本：在这样一个体制里，没人知道可能发生什么。我只知道，无论我做什么都无法改变我的处境。他们已经做了明确的决定——我必须离开。

杜本持有中国政府为高级外籍人员颁发的“中国人才签证”（R-签证），有效期至2033年。但是校方告诉他，他必须在5月30前离开中国，没有商量的余地。

交上辞呈后，上级领导没有再和他联络，自然也没有为他举行任何送别仪式，杜本九年的中国教书生涯就这么被画上了句点。

美国之音向吉林大学相关部门提出评论请求，但截至本期节目制作完成前未得到任何回复。

在共产党手下，风险永远存在

再次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是杜本告别中国一个月，回到故乡德国后。他也清楚，相比其他在中国因言获罪的人，自己已经足够幸运。

杜本：我是德国人这件事本身就有帮助，考虑到中国还是非常希望和德国保持积极的关系。如果你是华裔，你的风险会更高。即使你持有其他国家的护照，中国当局仍然可能对你另眼相看。我们知道很多持外国护照的华裔被逮捕的案例，甚至有时会把他们拘留很长时间。

最终，我能够从这场风波中全身而退，我知道这是一种巨大的特权。我的中国同事却没有这种特权。如果他们处于这样的境地，他们会失去工作，甚至可能会更糟。

被迫离开中国这件事并非完全出乎杜本的意料。作为一名政策分析学者，他相当清楚在共产党手下工作的风险。

杜本：我一直都清楚类似这样的事情可能会发生，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我一直在写文章，以某种形式批评中国的政策。这种事情在中国永远都可能会有后果。

被迫结束工作，离开中国这件事本身并没有让我感到特别惊讶。我所惊讶的是，这一切发生的如此突然，如此冲动。

我想如果我处在中国当局的位置上，我会用更加优雅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而不是就这么突然地取消我的课程，让包括我的学生在内的所有人都看到，我因为几天前的一篇报道被开除了。

这种行为看起来出奇的莽撞，也很不专业。当然，我还是感到难过，因为我必须离开中国，而且很可能是永久地离开。

中国是民主国家吗？

杜本1982年生于德国，先后在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大学获得学士、硕士学位，并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获得国际关系学博士学位。

他曾在欧洲多个非政府组织工作、执教于英国的大学，也在北京大学做过访问学者。2015年，吉林大学外交学院国际关系所的一纸聘书让他搬到长春。

杜本：我长期以来一直研究中俄关系。过去，我对两国关系中俄罗斯这一方比较熟悉。 对我来说，更深入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政治同样至关重要。中国正越发影响着世界上大多数人的命运，但是人们对中国的了解仍然少得惊人。

原本，杜本没打算在中国呆那么久，但他喜欢他的工作，也很喜欢他的中国学生。

杜本：我的中国学生们大都热衷于学业，他们充满好奇心，当然也非常勤奋。他们还很有礼貌。

这些学生也并非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被禁锢在封闭的防火长城内，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

杜本：他们经常使用VPN，我不确定是不是每个学生都会这样做。但是每当我问起时，他们都会说，对啊，我们知道怎么用。

我记得有一位学生，我认识她好几年了，她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学生，对外界发生的事情非常感兴趣。她告诉我，当她第一次听说天安门事件时，她有多么震惊。

传道授业解惑之外，打破中国学生的信息茧房，也让杜本颇有成就感。在吉林大学，他开创了一种讲座和研讨并行的互动教学模式，鼓励学生们参与讨论，尽情发问。但有时，这也会不可避免地带来尴尬局面。

杜本：比如有的学生会问，中国是民主国家吗？这当然就变得有点棘手。你要给出一个真实的答案，同时又不会引起周围人的警觉。

记者：你会怎么回答呢？

杜本：这个问题很有趣。我一般会这样回答：democracy这个词的中文怎么说？民主，对吧。我会说，作为一个外国人，我没办法准确评估中国是不是民主，因为我不了解这个词汇的全部背景。但是如果我们讨论是英语语境下的民主，这个词有非常具体的含义。如果我们用这个含义去衡量的话，它不适用于中国。

这个问题在课堂上出现过几次。我自己不会主动提起，但是如果被问起，我一般会用这样的方式回答。大多数情况下事情就这样顺利地过去了。

我必须说，学生们本身也相当聪明。他们也意识到这些问题的敏感性，知道最好不要经常挑起这些可能会给我带来麻烦的讨论。

不赞美就是潜在的颠覆

杜本在中国工作、生活的九年，是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加速集权的九年。中国进入空前打压言论自由，大肆宣扬个人崇拜的“习时代”。

杜本：我有一些来自其他国家的同事，他们被中国安全部门传唤、盘问，要他们交代正在从事的工作，发表的东西。我没遇到这种情况，但我当然知道这些事情确实发生过。

我觉得他们在课堂上讲的东西肯定会引起当局注意。老实说，我的学生中间就有共产党员，或是渴望加入共产党的人。 我相信一定会有人和他们说，如果听到什么有问题的言论，你们应该汇报。

我想每一位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都会想到这个问题，我可能比别人更清楚这一点，因为我在大学教授国际政治，我自然一直都很注意自己在课堂上、会议上的发言。

言论审查的对象当然不止是老师，也包括学生们自己。

杜本：学生们在确定毕业论文题目时，很多时候，他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来做研究，然后突然被告知，不行，你不准研究这个题目。 后来我去找过学院的老师。我说，我们难道不应该把规矩定得更明确些吗？到底哪些题目是他们不能碰的？这样他们不至于浪费时间。但是没用，从来没有任何规定。

杜本说，中国像是一个黑盒子，没人真正知道红线在哪里。你只能去猜、去摸索，一切都是隐晦的、不可名状的。

杜本：至于红线，它们似乎总是转瞬即逝，始终在变化中。这些年来，红线肯定是收得更紧了，但是人们很难预料，哪些话能说，哪些又会给你惹上麻烦。 当然，新疆问题是一个很明显的禁忌。

我也清楚地记得，2017年中共19大以后，当习近平的任期限制显然要被取消时，那时候人们有很多窃窃私语。 你可以在学术界听到人们有不满，有担忧，学生们也是如此。但是人们当然意识到这是不能公开讨论的问题。 在那之后，言论限制变得越来越多。

我不知道红线到底在哪里，不过俄乌战争爆发后，这显然也被看作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

在中国，杜本接触过很多各式各样的中国学者。有些人百分百忠于党的路线，至少表面看来是这样；也有些人私下里会批评当局的政策，对中国的前景表达忧虑。 但是到了公开场合，你永远只能听到一种声音。

杜本：并没有一套明确的指令规定你不能批评领导人之类的，但是从出版物和学术会议上人们的发言来看，我的感觉是，无论过去曾有过什么样的批评声音，哪怕是温和的批评，现在都不复存在了。

有些十年前可以公开讨论的话题，如今也会引发人们的担忧。大家不知道这些话今天还能不能说。

杜本意识到，当下中国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趋势是，任何不是直接的赞美，都可能被看作潜在的颠覆。

杜本：从来没有人当着我的面说，你必须歌颂领导人。 当然，有那么几次，有人试图试探我说，你难道不想给《环球时报》写点东西吗？ 我婉言谢绝了。

疫情之后一切都变了

在中国生活的近十年里，杜本也目睹了这个国家其它领域的诸多变化。人们的收入水平、生活水平提高了，基础设施建设飞速发展，但是让他感受更为深刻的是，整个国家层面的监控日渐加强。

杜本：中国是一个非常专制的体制。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这种专制通常不会有太强烈的感觉。当局对社会有很多监控、管制。但说到实质上的压迫，他们往往采取的是一种非常精准的手段 。

新冠疫情疫情期间，杜本被强制隔离了四周时间。他也和其他中国人一道，经历了日复一日的核酸检测和各种人身限制。令他忧虑的是，很多令人窒息的管控措施再也没有取消。

杜本： 如果我想从长春去北京，过去我只要用护照买票就好了。现在这一路上，你的护照会被检查很多次。在北京坐地铁时，突然之间你也得出示护照才能买票了，过去不是这样的。更别提所有的电子支付都会被追踪；即使走进校园也要经过面部识别……

这些都让我不再抱有幻想。对我来说，这是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无论你走到哪里，都无法摆脱控制。当然对于中国公民来说，他们可能不会觉得那么不爽，很多事情他们都可以便捷地、毫不费力地完成。但是对我而言，这些都是肉眼可见的变化。

在中国生活的最后几年中，从他的中国学生们身上，杜本也能察觉到失望的情绪。

杜本：我的感觉是，这种变化发生在疫情暴发后。当然在那之后，所有的事都变了。 学生们开始变得不那么乐观，不那么理想主义。经济环境明显变得更差了，职业前景也没有以前光明。 这是每一个学生都会担忧的问题。我们没法苛责他们，就业肯定是他们的头等大事。

2023年6月，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青年失业率达到创纪录的21.3%。今年，中国又有1179万应届高校毕业生面临就业。中国智联招聘平台5月发布的《2024年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显示，他们中一半以上工作没有着落。

杜本的不少学生毕业后选择留学西方。对于这些学生能够学成归来，让中国变成一个更好的地方，他并不乐观。

杜本：我相信他们会努力，也相信他们中很多人有能力在一些微小的方面做出改变，但是他们的对手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政权。让我很担心的是，这个系统会变得越发复杂，越发具有压迫性，越发微观控制民众的生活。

我真地非常希望这些学生、其他中国人，各地的机构、大学能让中国变成更好的地方，但是我们必须现实地看待他们面临的挑战。随着时间推移，一切只会变得越来越困难。

我希望我能说出一些振奋人心的话，但恐怕我的印象就是如此。

“朝鲜化”的中国还有回头路吗？

作为中俄关系学者，杜本过去也曾去俄罗斯调研，如今他不想再踏足那里。眼下，通往中国的桥梁也被截段。在他看来，中国和俄罗斯正在变成越来越趋同的两个国家。

杜本：中国一直是一个非常专制的国家。但是一度，中国似乎找到了一种特殊的方式，在权力交接和权力分配方面更多呈现出一种集体领导，而不是只关注在一个人身上。这是一种非典型的专制政权。

当然，现在这一切都不复存在了。如今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从2017年以来，原有的制度、任期限制、年龄限制、集体领导统统不见了。 中国已经暴露出自己是一个相当典型的专制体制，做的也都是专制体制做的事。

比如，两个国家都注重一人独大的领导人。我不知道习近平是不是需要从普京身上找寻灵感，也许有这个因素。他们二人过从甚密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了。

另一个正在引发讨论的话题是，中国和俄罗斯是不是正在“朝鲜化”？两国是否会照搬朝鲜那样极端闭关锁国、专制集权的政策？

杜本：俄罗斯人肯定在谈论这一点。我想一些中国人也在低声讨论这个话题，特别是2017年以后。

中国和朝鲜一直都有很多明显的相似之处，在政治结构等方面。俄罗斯离（朝鲜）更远一些。但是我认为，俄罗斯现在已经超越了中国，离朝鲜更近，更接近朝鲜式的体系。中国也在往这个方向发展 。

不过，我们也不要夸大其词。这中间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不是因为中国的压迫程度不够严重，而是因为朝鲜是个非常极端的独裁政权。没有任何国家能比它更加专制独裁。 所以这中间还是很大的距离，但是中国在政治上正在朝着这个方向移动，这一点是很明确的。

习近平上台以来施行的铁腕统治让越来越多人开始用 “西朝鲜”、”大号朝鲜”讥讽中国在经济、内政、外交等各个方面的全面倒退。中国会沿着“朝鲜化”的道路一路狂奔下去吗？还会出现转变的契机吗？

杜本：契机还是有的，问题是这个契机有多大。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这取决于未来几年中国的经济发展。

真正可能带来变化的就是，如果中国在经济上遇到越来越多困难，而且必须是非常严重的困难。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都在说，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下降到 5% 或 4% 以下，人们就会要求变革。我觉得不会，这不是由简单的数学公式决定的。

但是杜本同时指出，人们也不必彻底悲观，中国还有另一个改变的契机，这种改变来自于中共内部。

杜本：关键的一点是，习近平创造的这种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本人。这就意味着，这个政治体系的命运和这位领导人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 如果领导人出了什么事，这当然很可能会导致整个体系的动荡。中国人现在喜欢把类不测事件称为“黑天鹅事件”。 “黑天鹅事件” 这个术语在当下的中国政治圈非常流行。

这位德国学者说，“黑天鹅事件”总有发生的可能，有时这种改变可能会迅猛到来，出乎所有人意料。

但是，中国的信息匮乏、政治不透明让人们很难预测这个国家正在驶向何方。眼下，世界不得不继续设法与这样一个压迫性政权共存。

华盛顿 —

最重要的事情就要活下去。不择手段地去活下去。为了以后能有人知道，在这个时候的中国发生过什么。

我叫夏巢川，我自己是上海的“白纸运动”亲历者。我两次被抓捕，在看守所里面度过了2个月的时间。现在我已经离开了中国，身处欧洲。

解说：今年3月联系到刚刚逃离中国的夏巢川时，她说自己度过了人生中最快乐的几个星期。过去一年多来，在中国遭遇的种种磨难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夏巢川并非她的本名，她希望保留一些个人隐私，但会尽全力讲出在中国的真实经历。

夏巢川生于1997年，在河南郑州度过童年和少年，初中时留学新加坡，后考入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哲学系。

一直到了20年。我因为疫情的原因，从学校回到了上海。没想到，在上海一呆就是四年。

解说：在上海期间，她参与了一些关于女性和性少数群体的公益活动。但是政府的打压逐渐升级，这群年轻活动者的生存空间日渐缩小。

2022年1月， 江苏徐州丰县“铁链女”事件引发舆论风暴。这位被铁链拴住脖子，常年锁在简陋的棚屋里，生下八个孩子的女子的悲惨命运也让夏巢川寝食难安。

我跟我的朋友当时在网上做声援的工作，然后我们就接二连三地开始受到警察的骚扰、威胁、喝茶，警告我们说不能这样子，否则我们的学业和家庭都会受到牵连。我觉得那是我自己第一次直接地去面对警察的这种公权力打压吧。

解说：3月底，上海突然宣布封城。这个拥有2500万人口的城市陷入混乱。严苛的疫情防控措施也令民怨四起。

“白纸运动”那天，街上的人好像都不怕死

我觉得那一年，我们的情绪都在慢慢积累。

到了4月份的时候是上海的封城。我跟妈妈两个人被锁在家里面，每天没有吃的，没有物资，每天在看自己的朋友圈。有人喊要物资，有人喊说想要自由。再然后是习近平的连任，彭载舟在四通桥上举出了横幅。

但是到那个时候为止，所有的封控都没有停止过。我当时会感觉到说，所有人的情绪都来到了一种压抑的顶点。所有的人都在高压锅里面，所有的人都已经接近精神失常。

然后时间就来到了11月24号，乌鲁木齐爆发的那场火灾。

白纸前一天晚上的时候，我记得我当时在看娄烨的《颐和园》。这部电影在中国是一部禁片。

里面有一段是女主她在写自己的日记，写了很多私密的事情。一直到最后一句，她在日记里面说：北大的学生去了天安门。

我在那天晚上不知道为什么，就想到了80年代人们做的事情。我拿了一张纸。把那段台词抄了下来。我想把它发在朋友圈里面。但是当我点开朋友圈的时候，我就看到所有人都在街上。白纸运动就是在那天爆发的。

我当时几乎没有什么犹豫。我就打了车直接过去。等到我到现场的时候，应该是27号凌晨2、3点的样子。

我记得当天，在街上的人好像突然都不怕死一样。有种像是我们过去一年受到的所有的噤声、所有的压迫，终于在那天以另外一种方式被我们喊出来了一样。

我当时觉得就是震撼吧。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能够亲自在国内见证这样子的场面。

那个时候，警察已经开始清场。我记得当时在街上的时候。会有那种抓人的大巴车路过。所有人都会举起大拇指，向大巴车里面被捕的人致敬。

我当时看到那个场景，我就哭了。我情不自禁地就开始举起中指，对着警察。然后我整个人眼泪就开始止不住地往下流。

因为我们能看得到彼此。因为我们能看到每一个人和我们在同一个空间里面感受着什么东西。我觉得那种看见会让所有人都变得毫无畏惧。

我也被抓上那辆大巴车

解说：夏巢川回忆，第二天下午，人群又开始聚集在乌鲁木齐中路聚集。下午3、4点她回到那里时感觉形势大变。

我记得第二天，人群之中有一种蔓延开的情绪，就是无助。来了很多武警。警察也变得特别的暴力。他们开始沿街抓捕人、打人。

每次当我举起来相机，警察就会蜂拥而上地来追我。有一次我没有跑掉，然后他们就蜂拥而上，把我按倒在了地上。他们抬着我，把我抬上那辆大巴车。

解说：夏巢川说，那是一辆可以容纳30人左右的大巴车。上面已经坐了一些人，很多年轻的面孔。

警察让我们所有人交出手机，说出手机上的密码。我记得当时我右前方坐了一个人，警察来到他面前的时候，让他交出手机。他说，他不交。警察又问了两句，然后就把车上的帘子拉了起来，扇耳光。

我记得我当时的心情就是既愤怒，又觉得荒谬吧。我明白警察会打人，但是他们竟然还知道自己打人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要拉上那个帘子才去打。

我当时被抓上大巴车之后，说实话我其实很害怕。我当时甚至认为说，这个就是第二场89六四运动。我觉得我们的下场可能是坐牢，也可能就会人间蒸发掉。

我记得当时我问身边的人说，你们怕不怕。他们说，我怕。我说，我也怕。我说我不知道我今天以后会不会就再也见不到我家人了。

我想，哪怕是那天之后见不到自己的家人，我不会后悔自己做过这样的事情。

解说：据夏巢川回忆，被大巴车分批载来的抗议者被带到一处荒凉、废弃、贴着警察标识的房子里，接着又被分送到上海各地的派出所。

我自己当时被带去的是（徐汇分局）康健新村派出所。我记得他们后来就把我带到了审讯室。他们问我那天为什么要上街，我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

他们当时就跟我说，你有没有听到有人喊“什么什么下台”？ 我就装傻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他们说，就是那些“下台下台”的，你没有听到吗？

记者：他们不敢说习近平的名字？

对，他们不敢。他们哪怕连复读我们的标语，都要把习近平三个字省略掉。

后来他们就问我说，我上街谁指使我的？我知不知道是谁在策划这个活动。有没有人给过我钱，我的目的是什么？

好像他们对于任何一个跟政治沾了边的人，永远都是这几个问题。永远在假设说，我们背后有一个团体，有一个邪恶的势力在操控我们。哪怕我一遍一遍跟他们讲说。我是自发的，我的每一个朋友也是自发的，但是他们就是不愿意去相信这点。

24小时以后，我们所有人都被释放。释放之前，警察警告我们，这是你们第一次参与这个活动，也是你们最后一次参与。如果再有下次的话，情况就不会这么简单了。

看守所里，我和死亡的距离非常非常近

解说：12月初，夏巢川见到了一位同在白纸运动中被抓的朋友。朋友说，她被带到田林新村派出所。在那里，好几个白纸参与者都被殴打。

有个女生被打出脑震荡，还有的人是被踢肚子，有的人是被扇了耳光。他们有被脱光衣服检查搜身。给女性搜身都是男警察。

解说：夏巢川在推特上曝光了这件事。

我觉得说我听到的这一切，如果我不去讲出来，如果我不去让更多的人知道，那我整个人的灵魂就在慢慢死掉。当时就只有一个选择，就是跟着我自己的良心走。我觉得如果有后果，那就这样子吧。

到了12月5号，大概就是我推文发出来的一天之后。那天晚上的时候，我跟妈妈在家里面吃饭。吃到一半，外面就突然想起敲门声，是那种很急促的敲门声。我就踮脚尖过去看了一眼。

我发现外面大概四、五个穿着警服的人。他们就堵在我们家的门口。我当时跟我妈妈说，你不要说话，也不要开门，什么都不要做。然后我回到自己的屋子里面，开始删手机上面的推特，删手机上面的信息。

但这个时候外面警察已经开始在大喊大叫。大概过了有一分多钟的样子吧，妈妈过去开门。然后警察就蜂拥而入地过来，控制住了我。

解说：警察不顾妈妈歇斯底里地哀求，带走了夏巢川。她以“寻衅滋事”的罪名被关进了徐汇区看守所， 而且是单独关押。

他们让我脱光衣服。手抱在头上原地跳。主要是为了检查我身上有没有藏东西。体检完了之后，他们就把我送进看守所。他们在后面不停地吆喝，说快一点，快一点。像是在对待一个牲口一样把我赶进去。

整个房间大概9米、长3米宽，一半是半米高的木板。另一半是瓷砖地板。整个37天，我都是一个人这样子过来的。

他们称呼我永远是用那一串编号，而不是用我的名字。他们对我一言一行都像是在对待一个真正的罪犯一样。不断地在提醒我说，我是这个国家的垃圾。我对不起周围的人，我对不起父母。

看守所里面有很多不人道的设置，比如说我们头顶的天花板上有一盏长亮的白炽灯。那种亮度会让你觉得每个角落好像都在光天化日之下。

我在最开始的那几天，每天晚上都失眠。在白天的时候，好像每一分钟都已经像一天那样漫长。但是在晚上的时候，失眠的感觉就会让你每一分钟像一年一样漫长。

整个看守所充满了摄像头，在最前和最后各一个。我们睡觉的床旁边是一个蹲便。摄像头就在那个蹲便正上方。但是当你去忍受那种一分一秒的折磨的时候，失去隐私好像已经成为一件最无关紧要的事情。

我们在里面的作息大概是6点30分起床，7点钟吃早饭，10点30分吃午饭，下午4点钟吃晚饭。每顿饭他们是用一个大铁盒送过来。铁盒里面会装满米，上面有一层薄薄的蔬菜，有时候会有一些肉沫。条件好一点的时候能吃到那种干巴巴的鱼排。

但是不只是我自己，我听过每一个进过看守所的人都会因为里面的饭菜产生严重的便秘。我大概是到了第10天的时候，发现自己一次都没有排过便。 最后我没有办法，我是用手一点点抠出来的。

我在里面的状态像一只毛虫，就是那种没有骨头，只能靠身体蠕动来向前爬行的毛毛虫。其实我从小是很害怕毛毛虫这种动物的。因为我看到这种动物会觉得它们爬行的样子很疼。它们没有四肢这样子很无力、很无助。

但当我在看守所里面的时候，我突然就明白了，只有毛毛虫这种动物才能最好地比喻我在里面的处境。因为我自己当时就像是被切断了四肢，被蒙上了眼，被割掉的舌头。整个人能做的只有蠕动肌肉，在一个封闭的房间里面生存。

我觉得我在里面的那段时间，我跟死亡之间的距离是非常非常非常近的。一个是来自于我对于未来的恐惧，一个是来自于那种像地狱一样煎熬的时间。我会觉得我不知道自己还是不是活着。

解说：根据中国法律，刑事案件至多可以有30天刑事拘留，以及7天的检察院批捕阶段。被拘留后的第37天是命运的分水岭。嫌疑人通常会在这天知晓自己是否会被正式逮捕。

我在里面会每天用一个纸团去代表一天。每七个纸团，我会换成一根纸棍。到了满四个星期的时候，会把那根纸棍换成一朵花。

解说：到了第37天的时候，夏巢川觉得自己注定要坐牢了。

那天，我几乎已经放弃了所有的希望。整个人处于一种万念俱灰的感觉。

一直到了晚上的时候， 在我房间里面另侧的那个喇叭突然就响起了叮咚一声。喇叭里面传出来声音告诉我说，让我把所有东西整理好，在门口等着。我当时几乎整个人就瘫在了地上。 那一刻自己觉得像是活在梦里一样。

过了一会儿，出租车来了。在路上，我把车窗摇下来。然后把手伸到外面，一直在挥舞。然后大喊着我自由了，我自由了。

到家时，妈妈在门口等我。我发现她老了很多。我后来才知道，那一个月她都在抄佛经。

解说：夏巢川并没有完全自由，而是在缴纳1000元保证金后被取保候审。她的取保候审期限是一年。在这一年里，她不得出境、不得开车，如要离开上海，需要向承办警察报备。

我那一年其实过得很孤独。我没办法向周围任何一个朋友去讲（我的经历）。我不想让自己陷入危险，也不想让我的朋友陷入危险。

但是我经历过的创伤就摆在那里。让我没办法去逃开它，让我没办法去像别人一样，回到正常的生活里。那样子的感受是很窒息的。

解说：在这期间，夏巢川频繁受到当局骚扰，被逼迫搬迁，警方还带她到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做过一次精神鉴定。

当时我心里蛮害怕的。我其实直到现在都不确定。他们那个精神鉴定有多少是真的在做鉴定，有多少是为了看能不能把我关进精神病院。

警察又来敲门了

解说：2023年底，“白纸运动”时隔近一年后，成千上万人以庆祝万圣节的名义再次聚集上海街头。

我记得那两天有很多关于政治隐喻的表达。比如说有一个人带着花圈，旁边举着牌子说，我在上海很想你死。还有人扮成鲁迅，有人扮成大白。

解说：夏巢川也走上街头，用曲别针固定的白纸覆盖了她的一袭黑衣。她想用让人们铭记“白纸运动”。

她知道这样做可能会让自己再次陷于危险，但是她认为，即便出现最坏的结果，也是她愿意承受的。

我心里面的恐惧最强的时候，是第一次在白纸运动被捕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我的后果是什么。

但是当我真地经历过看守所之后，我会觉得那个经历虽然是像地狱一样的经历。但它是可以看得见可以摸得到的。那种可以看得见摸得到的那种恐惧，其实和无形的恐惧相比，就没有那么的强。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共产党为什么能统治我们的原因吧。因为我们所有人都知道中国的司法是一个黑箱。所有人从老到少，我们都会讲不要惹他们。惹他们的后果是不可预料的。 他们也很懂得怎么去利用我们这种对他们无形的恐惧。

解说：万圣节过后，日子如常，夏巢川以为不会再有秋后算账。然而，半个月后的11月14日，警察又来敲门了。

那天是早上7点多钟吧， 我刚刚醒来不久，我就听到敲门。其实那一整年以来，我对于这种敲门声都有了一种应激反应。

我先把自己的备用手机关起来。把它藏在了我厕所的垃圾桶下面。然后我踮着脚尖走过去门看猫眼。猫眼外面站着大概五六个警察。还有一个穿便衣的人。

我的心脏一直在狂跳。一方面很害怕。另一半脑子又极度的冷静。我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我给我妈打了视频电话，告诉她说警察就在门外。然后我向外界发送了信息。

所有这一切都做完以后。我当时就想已经没有什么值得害怕的东西了。虽然说我的手还在抖。我给我朋友打了个电话。我说我可能要消失一段时间。我让她别害怕，其实我是在告诉自己说，别害怕。

然后我打开了那扇门。

打开门后，我记得警察和那个穿便衣的人，他们冲进来。花了3秒钟的时间，把我按倒在地上，然后他们开始扇我的耳光。一边扇一边问我说为什么不开门？

我记得整个过程大概有半个多小时，他们在我家里面翻箱倒柜。 一直找到他们觉得没有别的可找的东西的时候，他们就给我靠上手铐，说走。

我记得他们当时问我，你知道我们花了多久才找到你吗？ 我们花了14天的工夫找到你，接下来我们要看看该怎么对你。

逃离窒息的地狱，不带一丝留恋

解说：夏巢川被送进了黄浦区看守所，一样的“寻衅滋事”罪名，一样的单独关押，一样长明的白炽灯，一样无所不在的摄像头。她被禁止会见律师，还被用手铐绑在一块木板上，整整三天。

三天以后，我撑不住了。我不知道他们会再拿出来什么样子的手段。我跟他们说。那我写一份笔录好了，我承认我是在纪念“白纸”。

之后过了大概5天还是7天的样子，他们又一次过来找到我，想让我再拿出更诚恳一点的态度，所以说他们要给我拍一段视频。我要在视频里面讲，我这样子是不对的，我对我自己的行为后悔。我对不起国家，我也对不起自己身边的人。

他们跟我说，我只要录了这段视频，他们保证我一定可以出去。我没有录，因为我知道，这个就是电视认罪。

他们很生气，对我吼了很久。然后他们拍桌子离开了。我记得他们最后一句话说，行，你等着。

我回去之后很慌。我觉得他们的意思是。我可能出不去了。

解说：夏巢川没有料到的是，28天后，她突然获释。她至今不知道她被从轻发落的原因是什么。她只知道，重获自由后，她将不带一丝留恋地离开中国。

从踏出中国的那一刻起，我的心就像是从一个窒息的地狱终于回到了空气里，终于可以呼吸了一样的感觉。

没有遗憾，一点点遗憾都没有。

解说：夏巢川曾做过一个逃离北韩的梦。在梦里，她不断奔跑，跑过那些在饥荒中挣扎的村庄、掩埋死人的田野、废弃的铁路、一排排的机关枪。可是，无论怎样努力，自由都只是远方那无法企及的微光。

我自己经常觉得，自己的身份和那些北韩逃出来的人之间有一些说不上来的联系。我觉得我是幸存者，他们也是。

我们是在这个世界另一侧黑暗里面活着的这些人，但我们又是这些人里面最最幸运的类型。因为我们有权利幸存下来，我们有权利活着。

而我现在做的这一切，就是我在用这个权利，去讲述我经历的这一切。我期望自己有一天能很平静，带着力量地讲出说：我从共产党的统治下幸存了。

我一直觉得，我这一辈子其实不管怎么样，都已经被共产党所影响和塑造。就好像他们永远永远地把一个共产党的符号印在了我的记忆里面。

那我就只有一种选择，就是我要带着它活下去。

我要带着所有这些伤痛、这些创伤，活得越来越好。

夏巢川已在欧洲申请政治庇护。未来她希望从事和人权相关的工作。

2024年11月14日 02:38

美国之音 

中国广东省珠海市在“珠海市人民健身广场”外市民为35名被凶嫌开车撞死的市民所献的鲜花收走。(2024年11月13日) 中国广东省珠海市在“珠海市人民健身广场”外市民为35名被凶嫌开车撞死的市民所献的鲜花收走。(2024年11月13日)

评论 (35)

中国各级政府正在对珠海发生的驾车冲撞人群事件展开调查，该事件已造成至少35人死亡、43人受伤。事发两天后，有大批民众以不同方式到场悼念死难者，现场警力戒备加强。官方声明称，嫌犯是由于不满财产分配而作案，目前因自残至今仍处于昏迷状态。但外界对此解释提出疑问，认为当局的说法疑点重重，且有可能刻意隐瞒实际死亡人数。

11月13日(周三)，即惨剧发生后两天，珠海市香洲区体育中心仍未对外开放，但地面的血迹已被清理。体育中心西门一带有公安和便衣来回走动，路边有特警车辆闪灯戒备。从12日晚上开始，有民众陆续到事发地点献花和祈祷，也有外地人委托速递员到场献花。现场的警察没有阻止，但公众放下的鲜花会马上被便衣拿走。便衣也不允许媒体靠近体育中心入口，还用雨伞阻碍媒体拍摄。

此外，珠海市内有小区则发通知，暂停一切包括广场舞在内的群众聚集活动，直至另行通知。

中国珠海市当局11月13日移除了当地居民在无差别撞人事件现场摆放的花束、蜡烛等悼念物品。一名花店业主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执法人员禁止他在事件现场摆放花圈。一些当地民众在接受采访时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同时也对这起恶性事件表达了反思。

相关：https://t.co/EnVpCJO080 pic.twitter.com/Wn763s5Mym

— 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 November 13, 2024

舆论质疑嫌疑人作案动机

此次事件发生在11月11日晚。珠海警方通报称，62岁樊姓司机，怀疑因不满离婚后财产分配结果，驾驶越野车闯入体育中心，撞向正在锻炼的市民，之后开车逃走并在车内持刀自残，后被赶到的警员制止，其颈部严重受伤昏迷，被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刑事拘留。

官方在事发后一天公布详情及死伤数字，事故造成35人死亡。43名伤者分别在市内5家医院留医。广东省已调派数百名救援人员及30多名专家，到珠海支援。

部分舆论对于官方的说法提出质疑。首先，当局在惨剧发生一整天后才公布伤亡人数，怀疑死伤人数远超官方公布的数字。此外，嫌疑人肇事逃逸后在车内自残，在无法接受警方讯问下，为何能确定动机是离婚所引发？而且资料显示，嫌犯是在2010年与妻子离异，为何要等到14年后才采取极端方式宣泄不满。

亦有网民质疑，为何每次中国发生重大事故，官方通报的死亡人数都是35人。

中国广州一位不具名人士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和身边的朋友都相信，中国经济下行产生不少社会问题，此案嫌犯是由于承受不了_ストレ_ス才走上绝路。他补充说，互联网上关于珠海冲撞事件的消息和视频已全面遭屏蔽。

“这个压力可能是来自各方面的，经济不好，生活_ストレ_ス，各种不公，以前只是特定人群，现在就连普通人也感受到。就是一种报复心态吧。这起事件网上有小量的报道，但是真相怎样肯定无法知道。没有独立媒体对（嫌犯）个人、对他的家人深入报道，还原他的个人生活、心理状态，那怎么会知道真相呢？”这位人士告诉美国之音。

有网友则反映，在中国网络和社交媒体平台上搜索“珠海”关键词，出现的都是12日开始、在珠海举行的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微博热搜榜上有关珠海的消息，绝大多数都与“珠海航展”有关。多个平台上与“珠海体育中心”相关的话题被封锁。

由于讯息不透明，不少评论都把嫌犯的作案动机单纯归咎于目前中国的经济环境，但中国政治学者陈道银却认为，在调查完成之前不能一概而论。

陈道银说：“一个单一的因素解释不了的。他一念之间（犯案），这个没有办法解释的。按道理，美国相对来说经济发达，法治文明都是世界的表率，那它为什么也会出现很多报复社会的枪击事件。如果经济下行导致出现报复社会事件可以解释中国的问题，但是按道理，美国经济是好的呀。简单的说，这是一种现代社会病，只是报复社会的表现形式不同。具体到每一个人、什么原因都不一样。每个独立事件要做具体的分析，然后把事件归纳整理，作为分类，可以建一个指导目录。”

人们在珠海体育中心外摆放花束悼念遭恶意开车冲撞的受害者，但外媒目击悼念物品随后被官方人员移除。(美联社：2024年11月13日)

请同时参阅：

珠海恶意冲撞事件致35死 中国压制对遇难者的悼念、外媒采访受阻

当局采取维稳措施

事发后，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分别指示要依法严惩凶手，严防发生极端事件并稳妥善后。《南方日报》13日报道，广东省省长王伟中当天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进一步研究做好伤员救治、安抚善后、案件处置和全省社会面治安防控工作。

有网民则爆料，珠海当局已针对民众展开“维稳”工作，包括在网络社群中进行舆论引导。

学者陈道银说，习近平之所以罕有亲自发出批示，与这起惨案造成恶劣的社会和国际影响有关。

陈道银说：“按照中国的安全事故的分类。这起事件属于特别重大的安全事故，并且这个人选的时间非常好。他选在了珠海航展的前一天。珠海这个航展有很多友人、国际参观的人。大家相对比较集中到这个地方来。不是这个珠海航展本身，而是这起事件放大了这个地方的社会治安的状态。”

鉴于近期中国发生多起恶性事件，有外国人更因此而遇害。11月12日，日本驻广州总领事馆就珠海撞人事件发布预警：与中国人交谈时，要尊重当地风俗习惯，注意周围环境和言行举止。晚上避免独自外出，即使在白天也要注意，不要用日本语_ニホヌゴ大声说话，外出时注意周围环境，尤其是广场等人群聚集的地方要特别注意。

对于这起造成严重人员死伤的恶性事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记者会上强调，珠海驾车撞人事故中没有外国公民伤亡，并强调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刑事犯罪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林剑说：“中央已派工作组赴当地指导组织工作，广东省及珠海市正在全力做好伤员救治、案件侦办，社会面防控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中国政府一直并将持续采取有效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社会稳定，也将一如既往的切实保护所有在华外国人的安全，为中外企业提供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珠海事件也让处于中国社会底层的所谓“五失人员”，也就是投资失败、生意失利、关系失和、心理失衡、精神失常的人群，再度成为话题，包括基层政府应否加强排查这类人员，对他们实施访谈、安抚，并且对自由职业者进行摸底统计。

政治学者陈道银表示，此举作为辅助手段有助于防范同类事件重演。

他说：“以后碰到这种比较大额的婚姻财产分割的诉讼结束之后，是否对当事人提前干预。各个地方政府、治安管理部门，针对在这个辖区内出现的一些人，做一些提前干预，心理上的干预、疏导。这是社会工作者要做的事情。”

安徽安庆市迎江区一名男子持刀在商业步行街上砍杀路人，造成6人死亡、14人受伤，市民案发地点献花悼念遇难者。（2021年6月6日）

请同时参阅：

经济低迷刺激“五失人员” 中国报复社会型暴力事件激增恐慌蔓延

社会底层“失落者”话题再度引发关注

中国劳工阶层被视为“五失人员”的重要一环。有分析认为，不少中国工人正陷于失业困境，维权时却往往处于劣势，因此在报复社会型暴力事件中扮演重要角色。

国际组织“中国劳工观察”创始人李强对美国之音表示，近期恶性事件层出不穷，与部分中国人，尤其底层人士，缺乏宗教信仰，而家庭和婚姻关系也有名无实有关。

他对美国之音说：“工薪阶层、普通的打工者，夫妻两人异地分居居多，一年可能见几次面。家庭观念打碎了。老婆不在身边，丈夫不在身边。第二个是宗教。在中国，宗教是‘姓党’的。传教的这些人也是姓党的。那你怎么相信耶稣？怎么相信上帝？共产党的统治把宗教给破灭了。宗教就是让人向善，尽力而为。共产党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它把宗教给毁掉了。让底层的人没有宗教信仰. ”

李强还提到，中国人必须学会通过正常渠道發泄_ストレ_ス、情绪。他以自己身处的美国为例，指出心理健康服务已被广泛接受，但在中国，许多人因害怕被社会歧视而不敢求助。

“人都有很多心理疾病，必须情绪得到發泄才能回归正常。心理疏导确实能缓解心理压力。美国人比较敢于正视自己的问题。在美国，你想约心理医生都不好约，因为都被排满了。在中国，你敢说你去看心理医生吗？别人都会用一种歧视的眼光来看你。”他说。

华盛顿 | ワシ゚ョン゚トㇴ

高峰，一位流亡海外的前解放军中尉。采访前一天，他一整夜没有合眼。

高峰：接受你们采访也是非常需要勇气和决心的。我的老婆孩子就非常担心，非常担心会给我们带来不好的什么厄运。

思量了一夜后，他还是决定说出这些故事。

高峰：因为我很多战友想说他们不敢说啊。我有这个言论自由，我为什么不说呢？作为一个民族，不能说出自己的苦难，不能让外界、整个世界都了解、都知道。这个民族将来还有希望吗？还有未来吗？

我是1979年在我18岁的时候当兵入伍，到了一个当时来说是非常神秘的地方，叫作马兰。它的全称叫作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试验训练基地，简称叫做21基地。

马兰，地处新疆天山以南，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毗邻有“死亡之海”之称的罗布泊。

上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建政后不久，时任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提出，中国要发展自己的原子能事业。 他说，中国“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

在前苏联的协助下，中国的核武器研制驶上了一条快车道。 50年代末，中国军人在这片气候恶劣、荒凉的戈壁滩上建成了中国最早、也是唯一的核试验基地 。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这里爆炸成功。红色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原子弹的国家。

那一年，高峰3岁。

高峰的父母是50年代到从内地到新疆的支边青年，即“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国政府在当地成立的准军事组织“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道，他们是中共建政后第一代大规模移民新疆的汉人。

高峰：当时新疆的汉人是比较少。这个移民人数当然说是很庞大的。

记者：他们是自愿的还是被迫去的？

高峰：你必须服从分配啊，你的饭碗在人家手里控制着，你肯定是要服从分配。

我父亲有很多同学在杭州，在成都。他也很羡慕他们，但是你们也没办法了，那时候因为人家控制着你的这这个饭碗，你必须听人家的。那是没办法，没有选择的。

1961年高峰出生在乌鲁木齐。1979年两次高考落榜后，他报名参军。 那时的他谈不上有什么崇高理想，只希望有个就业的饭碗不再“啃老”，也想要离开新疆，到外面的世界去闯一闯。

高峰：好男儿志在四方，除了考大学可以离开新疆之外呢，也许当兵就是一个机会可以离开新疆。

那个征兵的那个干部对我们说，我们是搞科研的部队，你们到部队就是开开车。在70年代有个方向盘，那还是吃香喝辣的。年轻人对开车都很有兴趣，想到部队能开车，那就行啊，那就去啊。

自己去哪里都不知道，稀里糊涂就拉到那里去了。早晨上车，到了晚上都10点、11点了，才到部队的营区，完全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实际上到了部队的三天以后，我才听说，哦，这是一个搞核武器试验的部队。

在中国大陆的语境里，新疆马兰基地被称作“中国核武器的摇篮”。今天，“马兰军博园”是官方斥资数百万打造的红色旅游景区。

不过，在高峰入伍时，马兰还是一个地图上没有的名字。

高峰：我们那个地方驻地叫新疆马兰，通信地址叫新疆马兰多少多少号部队，实际上马兰这个名字在地图上是没有的。距离我们最近的地图上可以看到的叫作和硕县乌什塔拉乡。

马兰呢应该叫马兰地区，分布非常广，在上百平方公里的这么一个很大的范围内，周围分散了很多部队，大概是6000～7000人这个样子。

我们那个司令部、政治部，还有第21核研究所，它就在红山里头。警卫团布置了三道岗哨，每过一道岗哨都要查你的通行证。

核试验基地它又分空爆场和地爆场。马兰生活区离地爆场大概150公里。罗布泊是一个空爆场，当时部队内部就叫它720，地爆场呢通常叫820。

那个空爆厂空空的，很平坦。你看不到一座山，最多能看到一个土包、土丘，最多几十米，很平坦的戈壁滩。

能到空爆场去执行任务的人不多的，从我们80年代以后，很少有人去这个空爆场。

当兵十年间，高峰五次进入核试验场区，提供后勤保障。那个一心想要离开新疆的年轻人就这样把青春留在这茫茫戈壁滩上。

高峰：这十年就一直在新疆。把这一生最美好的时光，从18岁～28岁，最美好的时光就扔在那个戈壁滩上了。

1980年10月16日，高峰在日记中记下了第一次亲眼见到核弹爆炸的经历：

“经过了一夜的的艰苦行驶，终于到达目的地了。 中午12时30分，我国的又一颗核弹，在空中准时爆炸了。我们带着一万倍的护目镜，观看着爆炸的闪光和火球。经过44秒钟后，摘下了护目镜，开始观看升起的蘑菇云。”

40多年后，年过花甲的高峰依然清楚地记得那个场景。

高峰：先是一个黑的，完了以后变成一个红火球，红红的一个火球。越滚越大，越滚越大，后来就变成一个白色的蘑菇云。蘑菇云要隔好几分钟以后才开始慢慢飘散。

记者：您还记得当时那个心情吗？ 有没有觉得特别自豪？

高峰：哎呀，没有，你每天都很辛苦，也没觉得有多兴奋。没有，至少我没感觉到有多兴奋。

进入场区工作时，高峰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也没人告诉他核辐射的危害。

高峰：我什么防护措施都没有。当时是无知，大部分是无知，核辐射对身体有啥伤害你完全是空白。你无知就无畏啊。你无知的话，那叫你干什么干什么。因为从入伍第一天到最后，没人讲过这个核辐射对身体有啥影响，有啥伤害，没有人告诉你。你不知道的情况下，那你就没有惧怕。

不过，这些年轻的官兵都知道，核试验场区这种地方，军队的大领导们是不会亲自来的。

高峰：部队派的进到里面的都是派副职啊，你像司令部，比如说派一个什么参谋进去。政治部的派一个什么副主任，后勤部门派个副部长。正职他都不进去的。包括那些团长、政委，他都是坐在这个马兰大本营，在马兰生活区里边。他就派一个什么副团长、副营长、副政委进去，都知道那里面有高污染嘛，高辐射嘛。

当兵久了，对核辐射、核污染的了解也就多了起来。渐渐的，高峰开始不情愿进入核试验场区工作，但是他没有选择。

高峰：作为军人，你是要服从命令，叫你去你就必须要去的，你硬着头皮也要去啊。

你在场区执行任务出来的时候，都要对你身体遭受的核辐射进行测试，测试数据我们基地人都不知道，这些数据绝对保密。我们也看不到这些数据就被他们什么总参，还是哪个研究所，或者哪个（机构）就直接拿走了。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自己身体遭受多大的伤害，吃了多少核剂量。

80年代初，中国第一批参加核试验的老兵到马兰基地上访。他们贫病交加的潦倒模样带给高峰巨大冲击，更让他震惊的是军队上级对这些老兵的漠然态度。

高峰：这个时候都有不断地有老兵来到基地来上访，而且一来就几百人。那个时候呢，部队还接待他们，还允许他们进营区，跟战士们同吃同住。但是部队还是分化瓦解。

每个干部你必须负责几个人，你必须把他动员回去，那大家就是把他怎么糊弄回去就算。有时候当然也会给一点好处，比如说发动干部、战士给他们捐一点钱就把他们忽悠回去，家里特别贫困的就给他捐一点钱。

当时你心里边是同情这些老兵的呀。你想，我们将来有一天也会是他们这个样子。但是领导有压力有任务啊，你必须要把他们打发走。

到90年代初，1991年～1992年我已经离开部队了。我听他们说，那一批来上访的可就惨了，到马兰来。马兰不让进营区，不接待，而且还通知当地公安局，不允许旅馆接待他们。

有的是重病在身的老兵，那有的还身无分文，到这儿来了以后想着，哎呀，到老部队能混口饭吃，那没想到结果不让进营区，还不让在当地住，很惨很惨的，这一批人。

若干年后，核辐射的恶果也在高峰这一批参与过核试验的老兵身上体现出来。他本人长期失眠，白细胞低于正常水平。

高峰：我的白细胞就是2.5～3，现在就是这个状况，稍微有一点风，受一点点凉，那就感冒啊，我一直在吃药，一把一把地吃药。当然还有睡眠。从1985年以后到现在我一直失眠。我都几十年了没睡过一晚上好觉。

高峰：我有好多战友还在这个30～40岁就得癌症死了，各种癌，什么肝癌、肺癌、结肠癌，什么白血病。死了很多的，在40岁左右的时候就死了好多人。

在马兰基地的十年中，高峰还亲眼目睹、听闻了很多意外和非正常死亡。

高峰：有一个战士，我是亲眼（看到的），我去看望战友的时候被我碰上了。他就因为阑尾炎手术引起腹腔大面积感染，这个战士就死掉了。

临死前那个护士拿了一个本，说你有啥话想留下的，有啥遗言，然后那个战士两眼啪啦啪啦流泪。他眼睛也睁不开，他就断断续续就写了几个字，我要回家。哎呀，当时非常伤心啊，我看了以后呢，当时心里边就像流泪一样，很可怜，仅18～19岁，就因为一个阑尾炎就死了。

那年通报会上，我记得说一共像这样的小手术而导致死亡的士兵就有四个。

1982年的时候老兵复员。有个东北兵，他是个孤儿，他不想走，他想转志愿兵，那很拼命地干。但干到年底的时候呢，还是通知他让他复员，他就想不通了。

他到工兵团去弄了很多炸药，在棉袄里面裹了一身的炸药。中午吃饭的时候就到那个政委桌子上去问，你还让不让我复员？政委说党委定的，怎么能不走，走！

他就把（炸药）引爆了。当时那一桌子人全部炸死了。那就死了7～8个吧，包括他本人可能死了7～8个。

在七八十年代中国工业是非常落后的。从德国买来了一个特大型的钻机，它上面有一个有个十几吨重的一个大的柴油机。从空中一下掉落下来，一下就砸死了……还有从井架上面弹起来以后摔到地上摔死了，当时可能死了十来个。

讲到这个德国钻井机，还有一个不得不说的故事。高峰回忆说，这个钻井机中国是以地质勘探为名买来的，实际上是用于打竖井，搞核试验的。 后来，德国方面派了一个专家团来现场考察。

高峰：那个专家团来了以后，整个基地一个星期不让出门。没有什么特别紧急需要办的事情不让出门。要出门的人呢，你必须穿便装，不能穿军装。

具体使用这个大钻机的人都把那些军装什么全部藏起来。把他们所有跟部队有关的元素，比如说被子呀，什么茶缸子呀，床单啊，全部给你换掉。忽悠这个德国人啊。德国人来转一圈，这可能是在搞地质勘探，没有用于核试验。

造假是中共几十年来他们一贯的做法。他们从一开始起家就是欺骗，欺骗、谎言，他们一直是这样做的，这是他们拿手做法，看家本领啊。

中国核试验的受害者中不仅有汉人，还有当地聚居的大量维吾尔人。2008年，日本札幌医科大学高田纯教授出版《中国核试验：丝绸之路上核爆引发的灾难》。书中披露，从1964年～1996年，中国在罗布泊核试验场秘密进行了共46次核试验，总爆炸当量达二千万吨。

高田纯教授根据当地人口密度推算，约19万人可能因为暴露于放射性落尘（核裂变产物与地表物质形成大量尘埃）而死亡。此外，约129万人罹患白血病、癌症和胚胎损害的风险大幅增加。

2021年，前新疆肿瘤外科医生安华托帝向美国之音讲述了上世纪90年代末，他带领一个英国摄制组潜入新疆拍摄纪录片《丝绸之路上的死亡》。他冒险得到的秘密内部资料显示，自1970年代以来，恶性肿瘤的发病率在新疆明显增高。到1990年，这里的癌症发病率已经高出内地30%。

高峰曾经以为，凭借五次出生入死在核试验场区服务的经历，足以让他在军队顺风顺水，得到晋升，但事情却不遂人愿。

高峰：那个时候总认为自己努力工作就能受到提拔，就能受到重用，将来就能当将军。所以总是拼命去把工作做好。但是呢，那个时候部队已经腐败了。

你不送礼那个时候部队不可能提拔你。你比如说现在的什么郭伯雄啊，一个一个的都被抓的，买官卖官已经成了公开化的东西。

实际上在我在八十年代的时候，部队已经很腐败了啊，包括转个志愿兵，不送礼那都不给你转，你门儿都没有。

我那个时候也很多人说，你经常去领导家里坐坐，晚上到领导家里坐坐，我就不愿意去。我说我做这么大的贡献，我为什么要给你送礼？这是我这个倔强的性格。

1989年六四镇压后，高峰以中尉军衔转业。心灰意冷地离开军队。

高峰：我想我奉献了这么多啊，我在这个空爆场吃住了将近半年，我执行了五次任务，你们都不重用我，都不提拔我。我当然心灰意冷了，非常心灰意冷了。

转业后他进入当地税务局，做了30年公务员直至退休。工作之余，高峰创办了“新疆马兰战友网站”，让飘零四方的战友在互联网上重聚。

高峰：那个时候上访、维权的战友很多啊，因为去维权，去上访，被警察打呀，打得头破血流。他们就把这些照片把这些写成文字。因为别的地方发不上去，他就发到我的网站上。

警察、网警就要求我，你必须在15分钟之内把这个帖子删除。我有时候烦了，我就顶他们一下。我说，他们说的是事实，是不是真的？你们凭什么这么对我这么厉害？立马几分钟他们的警车就到办公楼下来了。说你是自己走下来，还是我们上楼来抓你？就是这样对待你，拉去以后又训斥，完了以后再加上写保证。

这个网站从2004年开始上线，到07年被彻底封掉，说是有四年时间，实际上真正开放的时间可能最多就一年。

你稍微写点东西，那个公安局网监处就拿上我写的这些东西，一沓子到我那个单位党委书记办公室去。把那一沓子东西往那儿一甩：这就是你们干部在网上写的这东西？你们要严加管束。我的单位整个党委一班人马找我谈话呀，你再写东西你别来上班了，就这样威胁你。

你面对公权力的时候，你作为一个老百姓，你毫无抵抗之力。他随时抓你，随时剥夺你的饭碗就这么简单啊。所以你很无奈的。

2010年高峰离开中国，投奔在国外的亲属。

高峰：离开中国，就是为了追求一个自由，就是为了我说话的自由，有一个自由的空间。因为在中国呀，你生活得特别憋屈，特别压抑。你看到一些不公不义的事情，你想发声，想说，但是你没有办法说，他不让你说。

我有战友死了，我刚跟那个战友的家属一接触，他们马上就把我给软禁起来。一直到我们那个战友火化掉，才把我放掉。你想就是这样的一些事情，你还没想做点什么事情，仅仅是跟那个死亡的战友的家属接触一下，他就会抓你，就会把你软禁起来。

他们就敏感到这种程度。你在中国，你还有什么生存的空间？一点自由都没有。你受了委屈不允许你说，你受到伤害不允许你说，他们可以为所欲为。

在海外，高峰创建、加入了100多个时政微信群，用化名大量转发被中国当局视作敏感的信息。

高峰：宣传民主自由的好处，要给人民以自由，要出版自由啊，要言论自由，就是宣传这些东西啊。再一个呢，他们干那些龌龊事情，他们侵犯人权呐，那些腐败的一些东西，我在网上，在多个群里边大量地转发。那个时候微信群还有一点言论尺度。不像现在，现在的微信群都是死群了，大家都不说话了。

高峰：他们2017年联系我，他让我回国，被我拒绝了。我拒绝以后他就把我退休工资扣掉了。

我原来还有很丰厚的退休工资，我是公务员，干满三十年以后退休，我享受比较好的退休待遇。我还有残疾金。我是八级军残，每个月还有约2000块钱的残疾金，有7000～8000块钱的退休工资。从2017年到现在，已经扣了七年了吧，一分都不给，说你要钱你回来。那我能回去吗？我回去他肯定抓我呀。

我也没怎么招惹他，我就是平时批评一下他们。就这么一点事情，他们都不能忍。实际上在西方的文化里边，我批评你的政府，我是对你这个政府对这个国家的一种关心。但是独裁体制，独裁政府你就不能批评他。你批评他，他就会整你，他动用一切手段来整你，他是毫无底线来整你。

记者：您怎么看中国的未来？

高峰：只要这个习近平这种独裁体制存在下去，中国就没有未来。

他现在是无所顾忌的。他想干什么干什么，十几亿人就被这一个人来玩弄，就被一个人想干什么干什么对吧，到处是烂尾楼啊，到处大撒币。

我前几天在网上看的，一天就有好几个跳楼的。百姓在他的眼里边就是一个数字，死多少人，他们不在乎的。因为中国这么多人，有的是人，死再多的人，他们不在乎，不担心啊，他们也不需要承担后果。

你把老百姓都逼到这种程度，哪还有未来呢？所以习近平必须下台，中国的这种独裁体制必须结束掉。必须走民主之路，走向民主化道路，中国才有未来。

习近平搞的这一套，他的这个路啊，就是一条死路，把中国人民带向苦难，带向地狱的一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