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VI.2.c. Holmes and The Path of the Law - acaGPT/Jurisprudence GitHub Wiki

第六单元第 2.c 章霍姆斯与法律之道（Holmes and The Path of the Law）

本章目标。 本文是《法理学》课程第六单元第 2.c 章「霍姆斯与法律之道」的课前概览，面向法学院一年级学生。全文围绕一个总问题展开——一篇 1897 年的讲演为何成为分水岭：《法律之道》（The Path of the Law） 自身说了什么，它应当被如何阐释，围绕它的批评与辩护争的究竟是什么？文中提及文献的完整引注见文末「参考文献」。返回课程大纲。

一、引言：一篇演讲为何成为分水岭

1897 年 1 月 8 日，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Jr.）在波士顿大学法学院新讲堂落成典礼上发表讲演，同年三月以《法律之道》为题刊于 《哈佛法律评论》（Harvard Law Review） 第十卷。课程大纲以一句话划定第六单元「法律现实主义」的范围——美国法律现实主义（霍姆斯、卢埃林（Karl N. Llewellyn）、弗兰克（Jerome Frank））、斯堪的纳维亚现实主义（Scandinavian legal realism），以及「行动中的法律与书本上的法律」之争——又把该条目经典文献的首位留给这篇讲演。这条谱系为何必须从一篇一百二十多年前的讲演读起？答案在于，它换了一种方式提出那个最古老的问题。

讲演开篇即宣告：When we study law we are not studying a mystery but a well-known profession.（我们研究法律，并非研究神秘之物，而是研究一个人所共知的职业。）紧接着，霍姆斯把这门职业的研究对象归结为预测（prediction）：The object of our study, then, is prediction, the prediction of the incidence of the public force through the instrumentality of the courts.（我们研究的对象因而是预测，即公共强制经由法院而发生的预测。）「法律是什么」由此被重提为一个可以经验检验的问题：不问体系如何演绎，而是看法院实际上将如何。

这一转向规定了本讲的读法。全章依四重问题层次展开：先看文本（text），考订讲演的来历与论证次序；再看阐释（interpretation），梳理后人归纳的三条读法；继而看论辩（debate），追述围绕「坏人」（the bad man）隐喻、价值无涉（value-free）批判与「替代说」（supersession thesis）的百年争点；最后看遗产（legacy），辨明这篇讲演同法律现实主义运动的边界。章末附阅读路径，供进一步研读。

思考： 引言说，霍姆斯把「法律是什么」从体系的演绎转成对法院实际所为的预言，它的重要性不在给出完整学说，而在使这一问题可以接受经验检验。这种转向的分量，借一个当代情境便能见出：设想一部机器，能够穷举全部判例与制定法，对任何案件的结局作出与资深法官同样可靠的预言。霍姆斯在重提根本问题时并未预设答案：Take the fundamental question, What constitutes the law?（试取这一根本问题：法律由什么构成？）提问的形式尚未变，判准却已经由「体系之演绎」移向「法院实际之所为」。倘若机器的预言与法官的预言同样算数，「对法院实际所为的预测」这一法律观仍然缺少什么？倘若你认为剩下的不过是速度与规模的差别，预测论便已经近乎穷尽法律的要义；倘若你觉得失掉的正是规则之所以约束人的东西，那么被移走的判准又是什么？请带着这一问进入本章，读完各节之后再回看：你的回答是否动摇，又是在哪一节动摇的。

二、概念辨析：五组彼此相近的概念

本篇有五组彼此相近的术语。其一，预测论与法律现实主义：本文所谓法律，是对法院实际将做什么的预言——The prophecies of what the courts will do in fact, and nothing more pretentious, are what I mean by the law.这是 1897 年文本内的一项命题；法律现实主义则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兴起的运动，兼含规则怀疑与事实怀疑。以运动的主张回读文本的命题，即本章所拒的倒灌。

其二，坏人与好人：原文以假设句式立坏人为判准人物，If you want to know the law and nothing else, you must look at it as a bad man, who cares only for the material consequences which such knowledge enables him to predict, not as a good one, who finds his reasons for conduct, whether inside the law or outside of it, in the vaguer sanctions of conscience.好人仅见于同一句，只为反衬。二者都是分析装置，不是关于人性的主张。

其三，逻辑形式的谬误与一般意义上的反对逻辑：So much for the fallacy of logical form.所批评的是把判决的实际动因藏在形式化说明背后的做法，并非否定逻辑在检验一致性与推论正当性上的作用。

其四，法律与道德的分离与「恶法非法」：分离命题是描述性的，不要求人们无视道德；「恶法非法」则直接否定不义规范的法律效力。

其五，法律实用主义与通俗意义上的「实用」：前者以古典实用主义的真理观为基，要求以经验与后果检验命题；后者只是权宜态度，不含理论承诺。

五组误解来源各异——或望文生训，或跨语境挪用，或后期学派倒灌，不能并为一种错误。至于各组的落点：预测论见第四节，坏人隐喻之争见第九节，逻辑形式的谬误见第七节，分离命题见第八与第十四节，法律实用主义见第十四节；细读未至之前，暂且搁置不谈。

思考： 概念辨析说，五组术语各有稳定的误解形态，来源也不相同——有的望文生训，有的跨语境挪用，有的后期学派倒灌。霍姆斯当年已经指认其中一路，而且是语词层面的滑动，不是立场层面的分歧：The law talks about rights, and duties, and malice, and intent, and negligence, and so forth, and nothing is easier, or, I may say, more common in legal reasoning, than to take these words in their moral sense, at some stage of the argument, and so to drop into fallacy.（法律谈论权利、义务、恶意、意图、过失等等，而在法律推理中，最易犯也最常见的毛病，莫过于在论证的某一处把这些词作道德意义解，从而滑入谬误。）如今试想另一种来源：机器所生成的通俗法律解释，正以最平易的语言向最多的人复述这五组术语。请就五组术语各作一次判断：哪一组最可能被望文生训，哪一组最可能被跨语境挪用，哪一组最可能被后期学派倒灌？再进一层：这类解释会标出「语词改义」的地方，还是以整齐的格式把它掩盖起来？倘若误解与澄清被同时成倍放大，那么辨名实这件事，最终该由写作者承担，还是由读者承担？

三、讲演与刊出：一篇文本的来历

本篇的来历可以从原刊的刊头与篇首脚注读出来。刊头一行记明它之所以成为定本：HARVARD LAW REVIEW. Vol. X. MARCH 25, 1897. No. 8.篇首脚注也记明了讲演的场合：An Address delivered by Mr. Justice Holmes, of the Supreme Judicial Court of Massachusetts, at the dedication of the new hall of the Boston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on January 8, 1897. Copyrighted by O. W. Holmes, 1897.这是一八九七年一月八日在波士顿大学法学院新讲堂落成典礼上的讲演，讲演者当时是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大法官。听众是即将执业的法律人，而非学院中的同行；正文首句也正以此自道——研究法律所研究的，是一个人尽皆知的职业。所以本篇是一份面向法律职业的纲领性训诫，不是一篇学院论文。

定本正文起于该刊印刷第 457 页，止于第 478 页；后世通行的引注则多本一九二〇年拉斯基（Harold J. Laski）所辑 《法律文集》（Collected Legal Papers） ，该集目录按照年代编次，本篇列于一八九七年项下，起于第 167 页。

这种文体并非偶发：早在 1881 年 《普通法》（The Common Law） 第一讲，作者已经写下The life of the law has not been logic: it has been experience.（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1891 年结集的 《讲演集》（Speeches） 又收有一八八五年萨福克律师协会晚宴的讲词，该篇篇名之下另起一行记明场合的体例，与本篇篇首脚注同属一类。可见本篇短句、训诫、面向职业的语调，在此前十余年的著作与讲演中已有前身。

流俗的说法有两处错误：其一，出版方简介常记本篇首次发表于一八九八年，但据原刊刊头，刊出的日期为一八九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其二，「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出自《普通法》（1881），并非本篇的话，凡是用这句话概括本篇的，都属张冠李戴。

思考： 篇首脚注所记的场合（新讲堂落成典礼，讲演者与听众同处一室），正是本篇体裁与语调的根据。霍姆斯交代全篇宗旨时，把说者与听者一并说破：I wish, if I can, to lay down some first principles for the study of this body of dogma or systematized prediction which we call the law, for men who want to use it as the instrument of their business to enable them to prophesy in their turn, and, as bearing upon the study, I wish to point out an ideal which as yet our law has not attained.（我愿为那些将以法律为业、借此预言结果的人，立下研究这套教义——或曰体系化的预测——的若干第一原理；并就此指出一项我们的法律尚未达到的理想。）请设想：倘若这类文本不再由人于某一场合一次写成，而是按照「为将要执业者说法」这一目的随时生成，那么「训诫」还能剩下什么？讲演者与听众同处一室，究竟是这一体裁的构成部分，还是它当时偶然披上的外衣？倘若你答以后者，那么开篇所谓「研究的是一个人所共知的职业」，无须在场的听众也能成立；倘若你答以前者，那么一份随时随地生成、无人说出口的「纲领」，与本篇究竟还算不算同一类文本？

四、法律是什么：预测论与「坏人」

本篇的落点是著名的一句界说：法律即关于法院实际将做什么的预言，此外并无更堂皇的东西；该原文已在前一节辨析名实时征引，这里不再引，以免重复。真正为这一命题奠基的，是紧接开篇的两句。其一界定研究的对象：The object of our study, then, is prediction, the prediction of the incidence of the public force through the instrumentality of the courts.（那么我们研究的对象便是预测，即预测公共强制经由法院而施加的情形。）这是方法论的自我界定，而非对「法律」一词的语义学断言。

其二交代支撑这一界定者：The reason why it is a profession, why people will pay lawyers to argue for them or to advise them, is that in societies like ours the command of the public force is intrusted to the judges in certain cases, and the whole power of the state will be put forth, if necessary, to carry out their judgments and decrees.（法律之所以成为一门职业、人们之所以愿意付费请律师代为辩护或提供意见，是因为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中，公共强制的支配权在特定案件上被交托给法官，并且国家全部的力量在必要时将用以执行其判决与裁定。）这句话是预测论的制度前提，其中有两项限定：支配权所交托的是法官而非其他官员；交托发生于特定案件之上。正因如此，预言所指向的是法院将如何裁判，命题的适用范围也由这一制度安排划定，不可当作无边界的普遍定义。

由此再及判准人物：原文先把观察位置移于一个虚拟的坏人，再以好人为否定的一端，随后道出为何必须如此——You can see very plainly that a bad man has as much reason as a good one for wishing to avoid an encounter with the public force, and therefore you can see the practical importance of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morality and law.（你便可清楚地看见，坏人与好人在避免与公共强制相遇这一点上理由相同，因而也便看见法律与道德之别的实践意义。）二人并非两派对立的主张，而是同一处境下的两种动机说明：坏人是观察所必需的装置，好人只据否定的一端站立，只作陪衬。与作者同时的一位评论者把这一位置径称为手法：He suggested that we lift ourselves up by our own malevolence, and look at the law through the eyes of the "bad man."所以坏人是一套观察器具，不是一句关于人性的论断。

此外尚有后出的旁证材料一种：作者与波洛克（Frederick Pollock）的往来书信，后来由马克·德沃尔夫·豪（Mark DeWolfe Howe）编为 《霍姆斯致波洛克通信集》（Holmes–Pollock Letters） ，一九四一年出版；这批书信晚于本文四十余年，本节不据以立论，其中与科学观相关的部分另见第十四节。

代价随之而来，并且有两重。其一在语汇：法律既被界定为预言，「义务」一词便不再指可以请求的应当，而是指可以预料的困顿。以古典实用主义重述这一说法者如此转译义务的界说：To say that a person has a legal duty is merely to say "that if he does certain things he will be subjected to disagreeable consequences by way of imprisonment or compulsory payment of money."（说某人负有一项法律义务，只是说：倘若他如此行事，他便会因监禁或强制付款而陷于不快。）道德的面向在这里被有意抽离，义务于是成为一笔可计算的安危。

其二在对象本身：预言所指向的是官员的实际行为，而一旦一种界说被接受，它本身便可能改变那些行为——早年的评议已经指出这种奇特的关系，并指出该说倘若获得普遍采纳，恰可能消解它所要理解的那个制度。

本节所确立的不过一端：预测论不是「法律」一词的定义，而是研究方法论的一项宣示，它的制度前提是公共权力必须经法院方能作用于个人；至于这种宣示在义务与权利上如何全面展开、抽离道德的代价究竟应当记在哪里，留待下一节。

思考： 原文把规则与教科书之所以被编为一般命题，径直说成是为了使预言「易于记忆、易于理解」：It is to make the prophecies easier to be remembered and to be understood that the teachings of the decisions of the past are put into general propositions and gathered into text-books, or that statutes are passed in a general form.（我们把既有判决的结论编为一般命题、收进教科书，或者把法律制定为一般条款，皆为的是使预言便于记忆与理解。）请设想：倘若以预测为业的人自己也在制造被预测的东西（他既是预言的读者，又是它的成因之一），「预测」一词仍然剩下多少内容？具体地说，倘若法官判案时也依「同僚将如何判决」的预期行事，那么对某案的预言之所以成真，恰好是因为该案依照这一预期判出；预言与它所说的事互为因果。这类循环在从前只是逻辑上的可能，今日却因为两事而变得可触：以预测为业的机器代人读规则，代为撰拟裁判理由的系统更把「预言的产出」与「裁判的形成」并入同一过程。由此，预测论还能自称「描述性」吗？抑或它自始并非一种描述，而是在描述与规范之间反复滑动的自我宣示？

五、义务与权利：预言说的展开

第四节所立的界说不止于回答「法律是什么」，它仍然必须一贯地推行到义务与权利之上。原文先点出它所反对的：法理学惯于把权利或者义务看作存在于违反的后果之外、与之无关的东西，并把制裁视为事后的附加——这正是作者视为混淆法律与道德的弊病的一端。正面的回答紧随其后，并且是全文关于义务的唯一界定句：But, as I shall try to show, a legal duty so called is nothing but a prediction that if a man does or omits certain things he will be made to suffer in this or that way by judgment of the court;—and so of a legal right.（但我要力图说明的是，所谓法律义务不过是一项预言：一个人为或不为某一定之事，他便将依法院之判决以此或彼方式受苦；法律权利亦然。）同段之前作者已经先总括曰：The primary rights and duties with which jurisprudence busies itself again are nothing but prophecies.（法理学所操劳的首要权利与义务，又无非是预言。）这句话是义务的界定，句末以「就法律权利亦然」六字把同一方案移用于权利，于是权利在这一说法中不能独立成论。这一定义句在 1920 年《法律文集》所收重印本（第 169 页）中文字全同，只是标点作 court; and so of a legal right.：两本的差异止于标点，不涉文义，二者的性质（排印的错误或者编校的改动）仍有待回源比对两本印刷原件才能确定，在判定之前不作解释。

权利一面在 1897 年文本中只有这一句带过，完整的表述要等二十一年之后的 《自然法》（Natural Law） （1918，收入《法律文集》）：为法律的目的，权利只是预言的实体化——But for legal purposes a right is only the hypostasis of a prophecy — the imagination of a substance supporting the fact that the public force will be brought to bear upon those who do things said to contravene it — just as we talk of the force of gravitation accounting for the conduct of bodies in space. One phrase adds no more than the other to what we know without it.（但为法律之目的，权利只是预言的实体化，即虚构出一个实体，以支撑「公共强制将施于为违此预言之事者」这一事实；正如我们说起重力的力量来解释空间中物体的行为。两个说法所增于已知者一般无多。）「为法律之目的」一语即是分途的地方：撤去这一限定，权利便还原为主体凭情感与认同所产生的主张，与道德权利无从分别；安上这一限定，权利则仍是预言，只多了一层实体化的想象。至于作者为何仍要人们谈论权利，答案在本篇之外的另一处：他否认有先验的义务——「我看不出有必须先与他人共处的先验义务，只看出一句陈述：我若要活着，便必须如何。」——随即承认，人接受规则之后会因为同情与情感认同而开始谈论义务与权利：I believe that they will, and being of the same mind as to their conduct I not only accept the rules but come in time to accept them with sympathy and emotional affirmation and begin to talk about duties and rights.（我相信他们会如此；就其行为而言我与他们同心，我不仅接受规则，且日久竟带着同情与情感认同去接受它们，并开始谈论义务与权利。）又承认权利背后还有主体的争斗意志，以及他的情感向维持这些权利的一般规则扩散。所抽离的既非义务本身，而是义务感——这是作者本人对该方案代价的自述，比由后人批评反推更为直截。

因此这一方案的解释力与代价是并存的：它的解释力在于揭示制裁与救济的制度位置，使义务不再是一句悬空的道德命令；它的代价则在于义务感与权利主张被有意抽离，而这种抽离并非外人强加，作者本人在同一篇《自然法》中自述了这一残余。本节只指出缺口的所在与缺口的自述来源；哈特（H. L. A. Hart）对这一缺口的正面批评属第八节，这里不预作判断。

思考： 原文论契约法时，把守约的义务径直说成一项预言：The duty to keep a contract at common law means a prediction that you must pay damages if you do not keep it,—and nothing else.（普通法上守约的义务，即一项预言：你若不守约，便须赔偿损害——此外别无他物。）请设想：宣示这一义务的法官，他所做的究竟是哪一类言说？倘若所说是「尔后将付出赔偿」，即一次概率报告，那么所说的或者由他之外的执行机关兑现，或者尚待他人去兑现，不在他这一行为之内；可他这一行为本身，恰是他人据以预测后果的材料之一，同僚读到的这份判决，又会变成下一份报告的根据。于是被报告的事与宣示的事互相追逐，报告也在改变它所报告的对象。请就此二择其一：或者认宣示另有一项内容——一种有别于报告的判断；或者认宣示仅仅是报告。倘若取后者，那么「义务」二字在判决书中的分量，与它在日常语感中的分量，它的差额由谁承担，又该记在哪里？

六、法律与历史：清算而非供奉

本文对历史的态度是双重的。其一定位置：The rational study of law is still to a large extent the study of history. History must be a part of the study, because without it we cannot know the precise scope of rules which it is our business to know. It is a part of the rational study, because it is the first step toward an enlightened scepticism, that is, toward a deliberate reconsideration of the worth of those rules.（理性的法律研究至今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历史的研究。历史必须是研究的一部分，因为没有它，我们便不能准确知道那些本属我们业务范围之内的规则的范围；历史也属于理性研究的一部分，因为它是通向开明的怀疑的第一步，亦即对这些规则的价值的自觉重新估量。）两句以 because 引出的从句划分了历史的两种身分（一处说历史为知悉规则范围所必需，一处说历史为开启怀疑的第一步）：其一是知悉规则范围所必需，属认知工具；其二是开启怀疑的首步，属批判工具。历史由此两头都占，却两头都不穷尽——它既不能省，也不能作终局的裁判。

其二定分际：历史只解释规则为何成为现在这副样子，不提供规则应当如何的理由。作者以猛兽出洞为喻说明这一点：When you get the dragon out of his cave on to the plain and in the daylight, you can count his teeth and claws, and see just what is his strength. But to get him out is only the first step. The next is either to kill him, or to tame him and make him a useful animal.（把龙从洞中赶上平地、曝于日光之下，你便可数它的牙与爪，看清它的力量究竟几何；但把它赶出来只是第一步，下一步或是杀它，或是驯它、使它成为有用的走兽。）摆到光下只是清算，杀与驯才是处置；供奉则是不必把它赶出来。就在同一理由上，作者又警告不可把历史估计得过高——原则的基础无处不是传统，而我们甚至有把历史的作用看得过重的忧虑；他的正面主张只是一句否定式的话：We must beware of the pitfall of antiquarianism, and must remember that for our purposes our only interest in the past is for the light it throws upon the present.（我们须当心好古主义的陷阱，且须记得：就我们的目的而言，过去之所以可喜，只因它投照出当下之光。）所以对历史上的规则，应当做的是清理它的理由，而非沿袭它的理由。

这种态度在十四年前已有前身，只是换了说法。1881 年《普通法》第一讲开篇即自述方法：The object of this book is to present a general view of the Common Law. To accomplish the task, other tools are needed besides logic.（本书之目的在于呈示普通法之总观；要完成此项工作，逻辑之外尚须他种工具。）通行最广的那一句「法律的生命不在逻辑而在经验」，正出自这一讲——它的语境是先声明目的不止于逻辑，随即列明决定规则力量的诸因素：时代所感到的必需、流行的道德与政治理论、任何明说或未明说的公共政策的直觉，乃至法官同他人共有的偏见，都比三段论更多地左右着规则。至于历史在这种工具箱中的位置，第一讲也已道出：了解法律是什么，离不开它曾经是什么、趋向成为什么，也离不开在历史与现行立法理论之间的交替参酌。两处合观，可见「经验」指的不是笼统的往昔，而是规则成因不在演绎这一命题。

终篇作者把研究程序排为三步，文中说：The means of doing that are, in the first place, to follow the existing body of dogma into its highest generalizations by the help of jurisprudence; next, to discover from history how it has come to be what it is; and, finally, so far as you can, to consider the ends which the several rules seek to accomplish, the reasons why those ends are desired, what is given up to gain them, and whether they are worth the price.即其一，借助法理学把既有教义推至最高的一般化；其二，从历史查明它如何成为现在这副样子；其三，尽可能考量各规则所要达成的目的、欲求此目的的理由、为此付出的代价，以及这代价是否值得。历史居第二位，但不与目的并列：它回答「何以如此」，不回答「应当如何」；最后那一问才是清算之后剩下的工作，也是本文留给后人的真正难题。这一态度既是本篇的立场，也正因为它把正当性推回了别处，后世的争论便多围绕它展开——历史既然不作辩护的依据，研究历史之所以必需的理由，由本节思考块另行提出。

思考： 原文论历史一节收束处自陈「或许我说得已够，足以表明历史之研究于今日法律之明智研究中必占一席」：Perhaps I have said enough to show the part which the study of history necessarily plays in the intelligent study of the law as it is to-day.（或许我说得已够，足以说明历史之研究于今日法律之明智的研究中必然占有一份。）「必然」二字的分量在于：这篇文章既已把历史限定在解释的用途上，而不许它为规则作辩护，那么这份「必然」便不能再由论证的效力来保证——它究竟凭什么而必然？再请设想一位研究者，他的全部器具可在一瞬之间查出任一规则的沿革、旧日说理以及它的成因；他所得的会是更多的理解，还是更少的抉择？再进一层：倘若历史只解释而不辩护，那么研究历史的正当性究竟落在哪里——落在替当下的规则寻出来历，使既有秩序显得有根；还是落在把规则的来路摊开，使人在看清来历之后仍可自由计议它的存废？这两种落点，对「供奉」与「清算」所提供的，是同一份材料，还是恰恰相反的方向？

七、逻辑形式的谬误与法理学的理想

原文把这一路批评称为第二个谬误，界说只有一句：The fallacy to which I refer is the notion that the only force at work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aw is logic. In the broadest sense, indeed, that notion would be true.（我所指的谬误，是这样一种看法：在法律的发展中起作用的唯一力量是逻辑。若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说，这一看法倒是对的。）让步一句不可省：它先把批评的范围缩了一圈。紧接着作者说明危险究竟在哪里：The danger of which I speak is not the admission that the principles governing other phenomena also govern the law, but the notion that a given system, ours, for instance, can be worked out like mathematics from some general axioms of conduct.（我所说的危险，不在于承认支配其他现象的原则同样支配法律，而在于这样一种看法：某一特定的体系——譬如我们自己的体系——可以像数学那样从若干关于行为的一般公理推演出来。）可知所反对的并不是逻辑的用途，而是一种关于裁判的说明——把法律当作可以从公理推演完毕的体系。这一说法流行自有它的缘故：律师所受的训练本就是一种逻辑训练，类比、辨别与演绎是他们最娴熟的操作，而裁判所用的语言，主要也是逻辑的语言。

形式之所以受欢迎，还有心理上的缘由。原文承认，逻辑的方法与形式迎合了人心中对确定与安宁的渴望，随即指出确定大抵是幻觉，安宁也不是人的宿命，真正的动因另有所在：Behind the logical form lies a judgment as to the relative worth and importance of competing legislative grounds, often an inarticulate and unconscious judgment, it is true, and yet the very root and nerve of the whole proceeding.（在逻辑形式的背后，躺着一项关于相互竞争的立法根据何者相对更有价值、更为重要的判断——诚然，这判断往往不明确、不自觉，却正是整个过程的根与神经。）「形式背后的判断」是本节的枢纽：任何结论都可被赋予逻辑形式，默示条件随处可以补足，但是补足之后，为何如此补足的问题仍在，它的答案只能落在习俗、政策或者某种态度之上，而这类事项无法作精确的数量衡量，因而不能构成精确的逻辑结论。收束的话（原文已见第二节辨析名实的地方，这里不再引）只是转入下一问的关节：批评到这里为止，以下是正面陈述。

正面纲领其实就藏在批评之中。作者先指责法院由宪法文本之外「发现」新原则，又把它一般化为半个世纪前的经济教条；随即提出补救之道：倘若律师的训练使他们习惯于更明确地考量所设立规则赖以正当化的社会利益，他们有时便会在今日自信的地方犹疑，并看出自己实是在可争辩、并且往往炽热的问题上选边。这是关于训练的期待，而不是关于方法的禁令；与它配套的是另一句流传更广的期待：For the rational study of the law the black-letter man may be the man of the present, but the man of the future is the man of statistics and the master of economics.（就理性的法律研究而言，拘执条文者或许是当下之人，而将来之人是统计学家与经济学大师。）作者又限定了自己的题目，即「理论是我的题目，而非实用细节」，并以全文末句把视野推至最远处：The remoter and more general aspects of the law are those which give it universal interest.（法律之较远而较一般之方面，正是使其具有普遍兴味者。）以下数句接着说：人不仅由这些方面成为本行业的大师，并且把自己的题目与宇宙相连，听见无限的回响，窥见它深不可测的进程的一瞬，得到普遍法理的一线暗示。批评与建设在这里合一：指出形式的不足，正是为了腾出位置，留与关于目的的研究。

这一命题如何被读，后世判然两途：或者读成反逻辑主义，或者读成对逻辑用途的限定。晚近一篇专论采用后者：But there is an important element of truth in Holmes's insistence that a legal system cannot be adequately understood as a system of "axioms and corollaries"; and this element of truth is not obviated by the more powerful logical techniques that are now available.（但霍姆斯的这一坚持中含有一项重要的真理成分：一个法律体系不能仅作「公理与推论」式的体系而被充分理解；而这一真理成分并不因今日可用的更强逻辑技术而失效。）该文随即排除前一种读法——它并不主张逻辑与法律全无关系，而是呼应霍姆斯的说法：But it is to say, echoing Holmes, that logic cannot reach the heart of the matter, that though "it is something [...], it is not all."（而是说，逻辑达不到事情的核心；尽管「它是某种东西，却不是全部」。）该文的写作缘起，据作者自注，是读到布鲁尔（Scott Brewer）（2000）与格雷（Thomas C. Grey）（2000）两章之后：两人对「霍姆斯眼中的逻辑」各执一解，正是上举两途的分野所在。本节只标出这一分野，不代作裁断。

思考： 原文论逻辑形式的谬误时，先承认形式之争的背后是取舍，而这类取舍并无永久有效的裁断手段：Such matters really are battle grounds where the means do not exist for determinations that shall be good for all time, and where the decision can do no more than embody the preference of a given body in a given time and place.（此类事项实为战场：在此并不存在可做出永久有效之裁断的手段；而判决所能为者，至多是表达某一群体在某一时地之偏好。）请循这一点追问：倘若判决的正当化说明总是事后构造，那么「依法裁判」与「以法之名裁判」之间仍然剩下多少差别？差别倘若在于说明与判决之间有无真实的推导关系，那么当一套系统能够即时生成体例谨严、引证齐备的说明时，这一检验便失去分辨的力量——凡是有判决，即不难有理由；理由的有无，恰是最不难满足的一项。请再进一步：判别两者的标准，究竟应当求诸说明本身（它的形式是否完整、引证是否准确），还是求诸说明所表达的那份偏好能否被追认、能否被更替？倘若取前者，机器所生成的理由与法官所写的理由便无从分辨；倘若取后者，那么被检验的不再是文本，而是制度——谁有权固定偏好，谁又能把它翻过来。

八、早期论争：霍姆斯是实证主义者吗

本节所要处理的，不是霍姆斯本人的某一句话，而是一场因为「霍姆斯是不是实证主义者」而起的往返。事情的起点是 1951 年的一篇辩护文字：马克·德沃尔夫·豪（Mark DeWolfe Howe）为霍姆斯辩护，所针对的是当时一场实质上出自天主教自然法立场的攻击。据泰斯特的记述，此后往返的次序如下：Professor Henry Hart, Jr., responded with an analysis of the complexity of Holmes' positivism. Hart, Holmes' Positivism-An Addendum, 64 HARV. L. REV. 929 (1951). Professor Howe disagreed. Howe, Holmes' Positivism-A Brief Rejoinder, 64 HARV. L. REV. 937 (1951).（亨利·M. 哈特教授以一篇分析霍姆斯实证主义之复杂性的文字作答；豪不以为然，遂有 《霍姆斯实证主义：简短答辩》（Holmes' Positivism — An Addendum） 。）三方所据的是同一批文本——法律与道德的分离、坏人的比喻、以及「预言」式的法律定义；这些文字已见本篇前两节，这里不再征引。争论的形状在于：从同一批文本出发，一方读出的是实证主义的确认，另一方读出的是它面目的复杂。这一分歧无法由文本自身裁断，因为它的争点本来就不落在文本上。

争论在十年后由哈特以另一种方式重启。《法律的概念》（The Concept of Law） 所提出的内在观点（internal point of view），正是针对形形色色的制裁中心论而设——无论它的形态是奥斯丁的命令说、凯尔森的规范说，还是霍姆斯式的预测论：In The Concept of Law, H.L.A. Hart showed that sanction-centered accounts of every stripe ignored an essential feature of law. This feature he termed "the internal point of view."（在《法律的概念》中，哈特指出形形色色的制裁中心论都忽略了法律的一项本质特征；此一特征他称之为「内在观点」。）自内在观点看去，法律并非单纯地威吓、指引或者预测，而是施加义务。与预测论直接相关的，是他所引入的另一个形象：As Hart rhetorically asks, why should the law (and hence legal theory) not also care about the "'puzzled man' or 'ignorant man' who is willing to do what is required, if only he can be told what it is?"（哈特反问：法律——乃至法律理论——何以不也应当关心那个「困惑者」或「无知者」？他愿意去做所要求的事，只要有人告诉他那是何事。）「困惑者」与「坏人」恰成对照：一个问的是「我必须做什么」，另一个问的是「我这样做会有什么后果」。哈特由此指认，坏人式的预测论以观察者的外部记录方式描述法律，于是把内在观点「定义得不复存在」。

这一说法并非定论。佩里（Stephen R. Perry）把争论推进了一步：坏人所取的审慎视角，在哈特的分类中其实也落在内在观点之内——This is the perspective of Oliver Wendell Holmes's famous bad man, who only complies with the law out of reasons of self-interest.（此即霍姆斯那个著名坏人的视角：他遵守法律，只因自利的理由。）换言之，坏人并非站在法律之外的观察者，而是以法律为行动理由的参与者。夏皮罗（Scott J. Shapiro）则在同一处作出反向的辨正：内在观点并不等于「局内人视角」，它特指「接受规则」这一实践态度——The problem with Holmes's theory, rather, is that it privileges one type of insider's point of view over another.（霍姆斯理论的问题，毋宁在于它把一种局内人视角置于另一种之上。）两人都不否认哈特的批评有它的价值，分歧在于这一批评所击中的究竟是预测论的哪一层。

如此看来，争论的分歧点不在文本解释，而在法律理论的正当起点。倘若一方主张理论必须从参与者所接受的理由出发，另一方主张从可观察的行为规律出发，那么两者对同一批文本的取舍自然相反；而哪一种才是正当起点，本身不是文本所能回答。佩里说得最为直截：Finally, the argument required to establish that the law does or does not necessarily possess a moral property of the kind just described cannot help but be moral in character, and to that limited extent, at least, the methodology of jurisprudence requires that we engage in substantive first-order moral argument.（最后，要确立法律是否必然具有上述那类道德属性，所需之论证不能不是道德性质的；至少就此限度而言，法理学的方法要求我们从事实质性的一阶道德论证。）名号之下的那个问题于是显形：问「霍姆斯是不是实证主义者」，就是在问理论应当从哪里开始；而这一问的答案，只能由关于法律的功能的论证给出。

思考： 佩里在梳理哈特的学说后指出，内在观点的承担者其实被收窄到了官员一层：By the same token, a legal system can, according to Hart, exist even if no one other than its officials adopts the internal point of view.（同样地，依哈特之见，即便除官员之外无一人采取内在观点，法律体系仍然可以存在。）请循这一点追问：倘若法律体系的存在取决于官员是否采取内在观点，那么一种只在外部记录判决、从不参与规则的机器，究竟能否解释官员自己为什么要遵守规则？机器可以完整复现预测论所需要的一切——记录判决、归纳规则、推算后果，它预测的准确甚至可能胜过任何一位法官；然而它所不能的，恰是进入官员所依据的理由。请再进一步：外部描述的局限，究竟在于信息的不全，还是在于范畴的分别？倘若在于信息的不全，那么扩充记录便可补齐，机器无非是一个更为勤勉的观察者；倘若在于范畴的分别，那么理由根本不属于可被记录的行为，而以外部方式描述法律的事业，便始终留有一处结构性的空缺。请一并追问：这一空缺只是描述技术上的一时欠缺，还是预测论自身起点所必致的后果？

九、坏人隐喻之争：从特威宁到勒纳与巴尔金

「坏人」之争所以绵延不绝，部分缘由在于这一形象从来不是一句人性论断。特威宁 1973 年的 《坏人重探》（Bad Man Revisited） 先把它的性质界定清楚：The quoted passage, read in context, is best treated as a dramatic or rhetorical device rather than as a necessary step in Holmes's argument.（该段文字若按上下文去读，最好被当作一种戏剧性的或修辞性的手段，而不是霍姆斯论证中的必需一步。）在他看来，坏人只是视角的选择，它的标记是相对于立法者、法官与辩护人而言的「只关心预测」，本身并无道德色彩：Thus, the Bad Man has two characteristics: his badness and his citizenship.（可见坏人有两个特征：其「坏」，与其「公民身分」。）这句话点出该形象的双重性：他之所以可用作分析，并非因为它的「坏」，而是因为他与任何需要知道法律的人一样，是法律共同体的一员。特威宁二十余年后复以这一题目，自陈目的有二：探讨「视角」作为法学分析工具的用处，并把霍姆斯与现实主义（尤其卢埃林）从「以预测与官员行为为基础的一般法律理论」这一指控中解救出来。

沿这一视角论，卢班（David Luban） 1997 年的 《坏人与好律师》（The Bad Man and the Good Lawyer: A Centennial Essay on Holmes's The Path of the Law） 把问题推向职业伦理一层。他指出，《法律之道》一开篇着力描写的，恰是律师诸角色中最不可口的那个：Holmes virtually eviscerates the genre. The essay begins by dwelling at length, and with remarkable fondness, on the least appetizing of lawyer roles: paid counselor to the bad man.（霍姆斯几乎掏空了这一文类。该文开篇便以相当的篇幅、且带着显著的偏好，盘桓于律师诸角色中最不可口的一种：坏人的付费顾问。）卢班由此提出一种反读法：把《法律之道》当作「好律师」的隐含定义来读，反而有助于分辨其中法理的精细与粗疏。他的结论落在法律伦理：倘若无须采取坏人的观点，倘若法律义务本身含有道德维度，又倘若法律不止于预测它未来的发展，那么律师关于法律正当与否的道德信念，在法律咨询中便能有一席之地。

替换方案出自勒纳（Sanford Levinson）与巴尔金（Jack M. Balkin） 1998 年的 《「坏人」、好人与自我依赖者》（The 'Bad Man,' the Good, and the Self-Reliant） 。他们并不讳言「坏人」是一个坏的隐喻：它既传达出一种误导性的法律态度，又很可能与霍姆斯本人关于法律、道德与个人社会位置的整体看法不相容。他的正面主张是换一副眼睛：Our goal in this Essay is to convince you that a better way to understand law, and indeed, perhaps a better way to understand Holmes's own view of the law, is no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bad man," but, rath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more Emersonian, "self-reliant," person.（本文的目标，是要说服读者相信：理解法律——或许也是理解霍姆斯本人法律观——的更好方式，不是从「坏人」的视角出发，而是从一个更具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色彩的、「自我依赖」的人的视角出发。）他们的读法未自居为霍姆斯的本意，而是以爱默生为霍姆斯思想的「火把」为线索，提出一种「更好的途径」。

贝尔曼随即商榷。他认为两人对霍姆斯的好人着力不足，而这一点恰会使他们看出：爱默生式的自我依赖者与霍姆斯的好人，相近的程度远过于与坏人。然而他最终拒绝替换：In the end, I reject L & B's suggestion that Emerson's self-reliant man can be substituted for Holmes's bad man.（最终，我不接受勒纳与巴尔金以爱默生的自我依赖者替换霍姆斯坏人的主张。）理由是这一替换与《法律之道》的核心意义不合，并且批评者常把这篇讲演读作一篇关于人类行为的论文；它其实是要回答律师如何最好地服务自己的当事人。至于爱默生的自我依赖者为何会被认为与霍姆斯相近，勒纳另有专文考订二人思想上的渊源（《爱默生与霍姆斯：宁静的怀疑者》（Emerson and Holmes: Serene Skeptics） ，二〇〇〇年，收入剑桥文集）；本节只标出这一渊源的所在，不据以裁断替换成立与否。

争到最后，证据反而落回原文的一处细节。The entire reference to the "bad man" in The Path of the Law is quite brief.（《法律之道》中对「坏人」的全部指涉相当简短。）正因如此，与「坏人」对举的「好人」在原文中如何出现、出现几次，便成了检验替换方案分量的所在。原文第 459 页的用法是：If you want to know the law and nothing else, you must look at it as a bad man, who cares only for the material consequences which such knowledge enables him to predict, not as a good one, who finds his reasons for conduct, whether inside the law or outside of it, in the vaguer sanctions of conscience.（倘若你要知道法律而不及其余，你就必须把它看成一个坏人，他只关心此类知识使他得以预测的物质后果；而不把它看成一个好人，后者为其行为寻得的理由——不论在法律之内还是之外——在于良心那较为模糊的制裁。）另一处「好人」出现在同页「坏人对于避免遭遇公共强制，与好人有着同样充分的理由」一句，该句已见本篇第四节，这里不再征引。「好人」在原文中即以上述两处为限，它的性质是经由「坏人」的对照而出现的对举项，并非原文另行塑造的人格形象；这一点直接关系到替换方案能否成立。至于思想渊源一层，韦尔斯（C. P. Wells） 1988 年的研究提供了史料：霍姆斯与詹姆斯（William James）两家互访、通信，并常在酒与哲学的佐助下彻夜长谈；本节只取这一史料，不用它以推证替换方案的成立。努斯鲍姆（Martha C. Nussbaum）与卡汉（Daniel M. Kahan）关于「实践是否需要伦理理论」的争论（2000）虽属「拒斥伦理理论」一支的当代回声，这两篇在本环境不可及，本节只作书目性提及，不引原文。

思考： 勒纳与巴尔金在提出替换方案时，把话说到最明白处：What we do insist, though, is that we can understand Holmes better if we read him through Emerson, and if we look at law through the eyes of the "self-reliant individual" rather than the "bad man."（我们所坚持者乃是：倘若借爱默生来读霍姆斯，倘若以「自我依赖者」之眼观法，而不以「坏人」之眼，我们便更能理解霍姆斯。）请循这一点追问：倘若把「坏人」换成「自我依赖者」，法律图景中的哪一部分会随之改变？该句所改换的并非行为的可预测性，而是观察者把自己放在哪里；然而图景的改变究竟只落在行为描述这一层，还是落到法律人的自我理解之上？请再进一步：设有一系统以统计语料为准绳，自陈价值中立，不预设任何判准人物，只依已记录的判决给出预测；在这样的系统之中，「坏人」与「自我依赖者」的替换是否还有分别？倘若毫无分别，那么替换方案所改动的便不是预测论本身，而是站在它之外的人的处境。请一并追问：这一替换倘若要生效，是否以观察者本身即为法律人（或者将成为法律人）为前提？倘若如此，那么「以谁之眼观法」这一问在提出之际，便已经把观法者安放在法律之内——而这正是上一节所留下的那一处缺口。

十、价值无涉批判：阿尔舒勒的「下降的轨迹」

《下降的轨迹》（The Descending Trail: Holmes' Path of the Law One Hundred Years Later） 的锋芒不在文本之内，而在文本之后。阿尔舒勒（Albert W. Alschuler）先引出两人对《法律之道》的赞誉：霍维茨（Morton J. Horwitz）称该文把美国法律思想推入二十世纪，约翰逊甚至称它几乎成为美国律师思维的一部分；随后自陈论证结构：This Part argues that Holmes inverted ordinary language for no evident reason, harming rather than enhancing the law's ability to accomplish its ends. A conclusion then reminds readers of the remarkable influence of Holmes' destructive essay.（本编所论者，是霍姆斯无缘无故地颠倒了日常语言，因而损害而非增进了法律达成其目的的能力；结论部分则提醒读者注意这篇破坏性文章影响之大。）「破坏性的」一语是全篇的关键：它所评价的并非某一命题的真伪，而是该文对后世思想的作用；文章结论处更反用霍维茨的判断，并指出这一赞誉的唯一瑕疵在于低估了后果。批判的着力点由此从文本转向接受，而这一转向正是下文所要检验的推论链。

同期专题中的三种回应，各攻该链的一环。戈德利（James Gordley）承认黑暗面的存在：Like Fuller and Hart, however, Alschuler has described the dark side of Holmes. It is there, and, I agree, it has tainted intellectual life in this century for those who care about law. But no cynic is honored purely for what he denies.（然而，与富勒（Lon L. Fuller）和哈特一样，阿尔舒勒描述了霍姆斯的黑暗面。它确实存在，我也同意它已污染了本世纪关心法律者的智识生活；但没有哪一个犬儒仅因其否定而受到尊崇。）他随即指出，霍姆斯的纲领（使法律凭理性的探究而实现它所期待的未来）远非犬儒。多林科（Mitchell N. Dolinko）承认这一批评中「有许多有力的地方」，却把质疑落在别处：The most curious feature of what Professor Alschuler has written is not that he regards Holmes as wrong on all important points. Neither is it his harsh assessment of Holmes' influence. Rather, it is the extraordinarily obvious nature of so many of the mistakes Holmes is said to have made.（阿尔舒勒所写最可怪之处，不在于他认为霍姆斯在所有要点上皆错，也不在于他对霍姆斯影响的严厉评价，而在于那些据说由霍姆斯犯下的错误，其中许多显然到了令人惊讶的地步。）纳根（W. P. Nagan）则指出批评的思想底色，并认为他的失误在于不容异读：My critique of Alschuler, then, is less the detail of his analysis than his failure to acknowledge the ways readers may see different things in Path. My view provides an indeterminate path and therefore provides a more interesting vista for American legal thought than the path he chooses to describe as descending.（我对阿尔舒勒的批评，与其说针对其分析的细节，不如说针对他不肯承认读者可以在《法律之道》中看到不同的东西；我的看法提供了一条不确定的道路，因而为美国法律思想提供了比他选择称之为「下降」的那条路更有意思的前景。）三人对阿尔舒勒各有承认，所以他们的回应不能并为一股反驳。

温伯格（Louise Weinberg）的 《霍姆斯的失败》（Holmes' Failure） 走的是另一条路。她所问的不是该文对后世有什么影响，而是霍姆斯本人为何终归失败：她把原因归到一种她称为「小」的缺陷，并有一句判语最能见他的取向：Nobody did this to Holmes - he put the blinkers on himself.（没有人对霍姆斯做了这件事——是他自己戴上了眼罩。）责任在这里落于作者的自我限制，而不落于后人的运用。该文后来判定霍姆斯在普通法的智识史中只是一个次要人物；这一路径与本节的「影响—责任」链正相对照。

成书形态方面，阿尔舒勒 2000 年出版 《法律中的价值：霍姆斯大法官的生平、工作与遗产》（Law Without Values: The Life, Work, and Legacy of Justice Holmes） ，将该文扩张为九章的体系性论著，其中第七章即由这篇期刊论文改写而成；该书在本环境不可及，这里只作书目性提及。至此可以评估这一批判的限度：由文本的命题推到二十世纪的思想后果，这中间必须证明「因」的实际作用，而这一证明的负担并不轻。全文用以评价该文的语词，始终是「影响」「破坏性的」「黑暗的」；至于该文是否为若干法律灾难提供了思想铺垫，那属于另一个问题，必须由思想史的因果论证来回答，本节只陈述批判的结构与同期所受的检验，不代为裁断。

思考： 阿尔舒勒在评估霍姆斯的接受状况时，记下一组现象，并把它视为影响衰退的征兆：That many of Holmes' admirers now grasp at passing phrases, turn a deaf ear to much of his message, treat the central tenets of his jurisprudence as rhetorical gimmicks, and attribute views to him that he certainly would have mocked may be a sign that his influence is beginning to fade.（如今霍姆斯的许多仰慕者抓住零散语句，对其大部分讯息充耳不闻，把他的法理学核心主张当作修辞噱头，并把一些他必定会加以嘲笑的看法归之于他——这或许是影响力开始衰退的征兆。）请循这一点追问：一位作者是否应当为自己的思想在后世的运用方式负责？倘若应当，界线划在哪里：划在思想本身，划在它的表述方式，还是划在后人的取舍？该句所描述的落在接受一端，而非文本一端；然而倘若表述本身即具可被截取的性质（格言式的警句最容易被摘出便失去语境），那么作者是否也为后世的误读留下了把柄？请再进一步：设有一种检索与生成工具，专事采集后世文献的引证却全不载它们的语境，它取材的便利远过于任何一位读者；在这样的条件之下，变形的责任是否仍应当归于作者？请一并追问：责任的界线倘若随取舍的便利而移动，那么它究竟是一条关于文本的界线，还是一条关于制度的界线——谁有权决定一句话被怎样引用。

十一、「替代说」：波斯纳的重读

波斯纳（Richard A. Posner）为重读《法律之道》而起手两问：它为何如此著名，它对我们是否还有话可说，抑或只是一件博物馆藏品。他的回答自成一说，名曰「替代说」：The article advances what I shall call the "supersession thesis." This is the thesis that law as Holmes knew it, and as we largely know it still, is merely a stage in human history.（该文提出了我将称之为「替代说」的论点：霍姆斯所知的法律——以及我们大体上仍然知道的法律——只是人类历史中的一个阶段。）这里所「替代」的是法，即作为一种社会控制形式的法律，而不是《法律之道》这一文本本身。替代说的根据在于本文对工具的那份期待：If the law submitted to instruction by economics and the other social sciences, we might find the tort system replaced by a system of social insurance（倘若法律接受经济学及其他社会科学的指导，我们或许会看到侵权制度被社会保险制度所取代。）这类设想今日已经部分见于制度之中，所以这一说法并非纯粹的预言。

由此生出对该文的反向评价：正因为纲领已经在实际推进，它是否仍然配作当代法理学的起点？波斯纳的态度是两面并陈——既不认为该文已经成陈迹，也不认为它已经被全数兑现：The Path of the Law retains a remarkable freshness, brimming with insights that illuminate today's legal system as much as or more than that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evolution that Holmes foresaw is far from complete, but it is well in train.（《法律之道》保持着显著的新鲜，充满洞见，其照亮今日法律体系的程度不亚于、甚至超过照亮十九世纪者。霍姆斯所预见的那种演进远未完成，但它已在顺利进行之中。）它的分寸也见于一句自陈：That is a large question to which I cannot begin to do justice in so short a space; but for what it is worth I think that Holmes was largely but not entirely right.（那是一个大问题，在如此短小的篇幅里我无法充分处理；但就其所值而言，我以为霍姆斯大体上是对的，但不是完全对。）这句话既承认纲领在途，也保留了限度。

「路径」一词在他的文中有两处转义。其一指向法律的传统性：Law is also traditional - today we would say "path dependent."（法律也是传统的——今日我们会说它是「路径依赖的」。）其二见于文末：法律服务的去管制、法律执业的去专业化、以及以商业公司为模型的律所的兴起，都可透过该文所提供的镜子，看作通往霍姆斯最早窥见的未来的中途站。这两种含义都是波斯纳以及后来制度研究的用法，《法律之道》原文并无这两种含义；该文集第十一、十二章对此另有引申，只是这两章在本环境不可及，这里只作书目性提及。全篇收束于一句双关的自评：He thought lawyers were in the business of making "prophecies"; his article is a prophecy, and it is coming true.（他认为律师所从事者为制作「预言」；他的文章就是一个预言，而它正在实现。）替代说至此露出它的真面：为一篇已经被实现（哪怕是部分实现）的文字，重新安排它在当代的位置。

思考： 波斯纳在概述他的重读之后答复预测论的批评者，该句最可见「替代说」的分量：I think that this brief summary will show that critics of Holmes are wrong to argue that the prediction theory of law is incomplete or incoherent because the judges of the highest courts cannot use it to make their own decisions.（我以为上述简要的概述将表明：批评霍姆斯的人以最高审级法官无从依据预测论作出自己的裁判为由，主张该理论不完备或不自洽，此论是错的。）这句话所承认的，是预测论本不为裁判者立法，它只是一件供外部观察者使用的工具。请循这一点追问：一项纲领被后学实现的时候，其实现者究竟是这一纲领的胜利，还是把纲领连同它所提出的问题一并取消？设有一套系统，既能预测裁判的结果，又能代撰裁判的理由，那么上文所划的分工便不再存在——预测与说理都已交出，而这恰是纲领自身所期待的方向。请再进一步：倘若纲领的实现以它的目标的达成为准，那么这类系统的出现便是胜利；倘若以它的问题仍被提出为准，那么问题一旦自法律人的事务中消失，纲领虽已经实现，实则已经终结。请一并追问：判别胜利与终结的标准，应当由纲领的作者拟定，还是由接手这一工具的后学拟定？

十二、百年纪念：场合、专题与文集

百年纪念首先是一组场合。1897 年 1 月 8 日，波士顿大学法学院为它的新馆（阿什伯顿广场十一号，艾萨克·里奇楼）举行落成典礼，霍姆斯的讲演即在该场合发表：In its twenty-fifth year, on January 8, 1897, the school dedicated its new home at 11 Ashburton Place.（在该校的第二十五个年头，1897 年 1 月 8 日，学校为其在阿什伯顿广场十一号的新馆举行落成典礼。）一百年后，同一场合被两度重演：一处是波士顿大学法学院自身的校史纪念，它的产物是一篇把该讲演重新收归校史的考证；一处是哈佛法律评论的百年专题，See Symposium, The Path of the Law After One Hundred Years, 110 HARV. L. REV. 989 (1997).（参 《法律之道百年之后》（The Path of the Law After One Hundred Years） 专题，《哈佛法律评论》第 110 卷第 989 页，1997 年。）其余的纪念形式还有两种：布鲁克林法律评论的同年专题，以及一部由伯顿（Steven J. Burton）编、当时预告在一九九八年出版的论文集（后于 2000 年以 《法律之道及其影响》（The Path of the Law and Its Influence） 为名问世）。三种形态——讲演史考证、期刊专题、论文集——各自把这篇讲演安放为不同的东西：历史事件、法律理论的争点、跨学科的纲领。

剑桥文集的组织最能见出这中间的差别。它的目次所排的，恰是百年来争点的次第：1 - Law as a Vocation: Holmes and the Lawyer's Path | pp 7-32 | Robert W. Gordon（一、法律作为一种志业：霍姆斯与律师的道路，戈登（Robert W. Gordon），第 7–32 页。）其次为卢班的《坏人与好律师》（第 33–49 页）。接下来是努斯鲍姆与卡汉关于实践是否需要伦理理论的往返，是布鲁尔与格雷关于逻辑形式的两途解读，是佩里与夏皮罗就坏人在法律理论中的位置所起的交锋，是韦尔斯与勒纳对思想渊源的考察，末以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改变法律之道、霍姆斯的经济学与古典现实主义（莱特（Brian Leiter））以及克劳斯（J. S. Kraus）的评论作结，并附录原文全文。自职业伦理，至逻辑形式，再至坏人隐喻，最后归于法律经济学与现实主义——目次本身就是一份争点地图。

纪念形式反过来塑造阐释，这一点西普（David J. Seipp）说得最直白：Holmes himself, however, would be deeply disappointed to find that The Path of the Law is seen today as a sober, classic text. Holmes meant for The Path of the Law to shock American lawyers, and it no longer shocks us. It is worthwhile to see why.（然而霍姆斯本人若见到《法律之道》今日被视为一篇庄严的经典文本，会深感失望。他写它是要使美国律师震惊，而它已不再使我们震惊。为何如此，值得一问。）经典化的效果，在于把一串未决的问题读成一份已经完成的答案：本讲此前各节所记——隐喻的定位、价值无涉的后果、替代说是否成立——都仍在往复之中，而纪念场合把它们一并陈列时，最容易使人误以为目录即结论。所以本章在接受史之后，所回答的仍是文本本有的含义与后世追认的区别。

思考： 西普在一篇为纪念而作的论文的结论处，把两个看似相反的判词并列于同一观念之上：Holmes's famous "bad man's view" has been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and controversial ideas in The Path of the Law.（霍姆斯那著名的「坏人视角」，一直是《法律之道》中最有影响、也最有争议的诸观念之一。）请循这一点追问：纪念一位作者与批评一位作者，能否在同一次会议中并行不悖？该句之所以能并行，是因为它把「影响」与「争议」判给了同一件事：所争的愈有影响，纪念的分量愈足，批评的锋刃也愈利。请再进一步：设有一部纪念文集，由系统自动编纂而成，选材依据引证频次而定；那么它所能收录的必是「最有影响」的一面，而「最有争议」的地方，即那些至今未有定论、各方仍在往复的，恰恰是最难被频次捕获的部分。于是并行在这里破裂：纪念留了下来，批评却因为无从计量而隐去。请一并追问：倘若必须取舍，取舍应当落在对象之上（纪念这个人的整体，而批评其中的一说），还是落在判准之上（以影响为准，抑或以成立为准）？二者的分别，也许正是百年纪念这类场合留给后来人的真正馈赠。

十三、影响的边界：与法律现实主义的关系

可以核证的联系，先见于课堂。西普引卡普兰的回忆，追述 1930 年哥伦比亚法学院的情形：Benjamin Kaplan described student days at Columbia Law School in 1930, the heyday of Legal Realism: Realism claimed inspiration and derivation from Holmes, and the professors gave emphasis to the point by making Holmes' striking essay The Path of the Law required reading for us as we started out.（本杰明·卡普兰述及 1930 年在哥伦比亚法学院的学生岁月，其时正值法律现实主义的鼎盛期：现实主义自称其灵感与渊源皆出于霍姆斯，而教授们为强调这一点，把我们初入学时的必读之书定为霍姆斯那篇动人的文章《法律之道》。）人物谱系一端，卢埃林自己承认渊源所在：This point of view was not original, Llewellyn maintained; "Holmes' mind had travelled most of the road two generations back."（卢埃林主张，此一观点并非原创：霍姆斯的心智早在两代人之前就走完了这条路的大半程。）同页另记「祖先」一语的两面：霍姆斯是一位祖先性的新政派，正如他对卢埃林而言是一位祖先性的现实主义者。语汇一端，他的法理在二三十年代被标为「现实主义的」，并成为一批法学家的灵感的来源——他们想要公开司法裁判中起作用的人的与制度的因素，并把演绎逻辑从裁判过程中一举根除。这些都是可核证的联系：语汇的授受、命题的相似、人物的谱系。

然而可以核证的止于此。怀特指出，1930 年代的英雄崇拜者所犯的错误，是把一组态度中的正面成分与负面成分一并归于霍姆斯，而霍姆斯只持有其中负面的部分。他划定界线的判语是：Because Holmes was critical of nineteenth century judicial formalism and had demonstrated a consciousness of the element of bias in judicial decision making, he was said to support the whole of realism. But Holmes did not believe that psychology was the major component of decision making（因为霍姆斯批评十九世纪的司法形式主义，并且已显示出对司法裁判中偏见成分的自觉，他便被说成支持整个现实主义；然而霍姆斯并不认为心理学是裁判的主要成分。）同条并记：他也反对现实主义者所主张的那类制度的经验的内部研究。莱特一章则从另一处界定：他所谓「古典现实主义」含三项形式命题——自然主义的（存在某些关于人性与人的「不可矫正的」事实）、寂静主义的（凡是不尊重这类事实所设限制的规范理论都属徒劳）、现实主义的（理论建构的目的在如实描绘这类事实，而非作规范上的教诲或者合理化）；它的法理学表达可追至杰罗姆·弗兰克。另一份「实质」的界定就此出现，而与 1930 年代那场运动并不重合。

评价本身也有自己的历史。怀特 1971 年的研究把霍姆斯的声誉分为数期：1899 年有两家法律评论称他为激进；1932 至 1940 年为「神化」时期，九十岁生日的广播致辞、体面的退休与同仁的信，都使世人眼中的他增色；1941 至 1949 年则为「祛魅」时期——声誉既与一套隐含的社会优先次序相连，次序一变，评价即随之而变。至 1950 年代，学人才看见他思想中的裂隙，而「不合时宜」一类判词也出现于此际。可见声誉的升降并非结论的争执，而是史学的变迁。

当代的判词把这一区分说得更明白：Holmes’s deep skepticism of morality and human reason generally led him to a decisively conservative view of proper judicial decision-making which stands in sharp contrast to the radicalism of American legal realists who claimed him as intellectual father.（霍姆斯对道德与人类理性普遍抱有的深刻怀疑，把他引向一种断然保守的、关于恰当司法裁判的看法；此一看法与那些奉他为智识之父的美国法律现实主义者的激进主义恰成尖锐的对照。）同一处另有一句公道的话：对于他的思想被后世（主要是美国的）法律理论家带向激进方向一事，霍姆斯并非毫无责任，因为他素来愿为那句大胆而挑衅的警句而牺牲精确与审慎。这句话把责任分给了两端：一端是追认者的取舍，一端是作者的措辞习惯。因此本节的归结只能是——语汇、命题与人物谱系可以核证，运动的整块倒灌则必须拒绝；文本本有的含义与后世追认，至此分为两事。

思考： 莱特一章的提要陈述这一分析的用意，最可见这场归属之争的形状：Leiter's analysis is designed for the Holmes and Nietzsche scholar, carefully marshaling the resources necessary to uncover the essence of classical realism in the work of both figures and forcefully arguing against the alternative reading of their common ground offered by Richard Posner and David Luban.（莱特的这一分析是为研究霍姆斯与尼采的学者而作，它审慎地调动必要的资源，以揭示古典现实主义在两人著作中的实质，并有力地反驳波斯纳与卢班就二人共同立场所提出的另一种读法。）请循这一点追问：倘若一位作者被后世的运动奉为先驱，他本人是否应当被读作该运动的一员？该提要所显示的，是「实质」必须由后学去揭示：古典现实主义究竟是什么既由这一章界定，那么霍姆斯是否被归入其中，便取决于界定者所用的语汇，而不取决于文本自身的异同。请再进一步：倘若归类的凭据是后世的语汇而非作者本人的主张，那么「先驱」一名既立，文本便被反向读作先驱的证据——先给它立名，后证其实，追认的链条一旦形成，便难以再由文本推翻。设今日有一种知识组织的方式，依照后世的语汇自动归类作者与文本，那么这种归位将愈发顺滑：作者被安放于谱系之中，代价则是文本自身的异质被语汇抹平。请一并追问：判断一位作者是否属于某一运动的判准，究竟应当由运动的界定者给出，还是应当由文本中那些与该运动不合的地方给出？

十四、阐释史：三条读法的谱系

三条读法并非互斥的标签，而是三个时期分别形成的三种问题框架。实证主义读法以哈特为线索：《法律的概念》开篇即把「法律即法院将如何行事之预测」一类说法列为待审的主张，他的判语是：For, understood in their context, such statements are both illuminating and puzzling: they are more like great exaggerations of some truths about law unduly neglected, than cool definitions.（因为这类陈述若置于其语境中来看，既启人思又令人困惑：它们与其说是冷静的定义，不如说是对某些久被忽视之真理的大幅夸张。）同页以「医学即医生之所为」的比方点明这类还原的失误：没有人会以为坚持「医学就是医生对疾病所做之事」或者「医学就是对医生将做什么的预测」有什么启发或重要。由此可见实证主义读法的要义：本文被读成一份分离命题的早期宣言，而它的缺憾（预测论的不足）则被读成理论尚不成熟的证据。它的着眼点在于文本在分析法学谱系中的位置。

职业读法以戈登为线索。他把本文放回十九世纪的职业讲演这一文类：这类讲演数以百计，它们的措辞在今日听来已属隔膜，其中的自矜与虚伪有时令人反感，却也显出可敬的一面——一个行业在崇高理想与自身往往沉闷、琐屑乃至龌龊的日常之间挣扎着架桥。本文也属这一文类，只是霍姆斯明言他是来清扫屋子的：The Path of the Law is also a vocational address, but one in which Holmes makes it clear he has come to clean house.（《法律之道》也是一篇职业讲演，只是霍姆斯在其中明言，他是来清扫屋子的。）「法律之道」的双关由此显明：既指法律这门行业，也指法律人当走的那条路。戈登提醒，不可径把霍姆斯等同于今日业界中那种私有化与商业化的伦理——开篇的硬话意在戳破修辞传统的气球，而不在为法律人的志业祛魅。它的着眼点在于文本对法律人的要求。

实用主义读法以哈克（Susan Haack）为线索，她借古典实用主义强弱的辨析立论。霍姆斯从未正式与实用主义结盟（《普通法》与《法律之道》都在詹姆斯把该词投入专门的哲学用法之前发表），然而：In short: Holmes may not be officially on the team, but there is certainly much of the spirit of classical pragmatism in his thinking.（简而言之：霍姆斯也许并非正式在队，但其思想中确有相当多的古典实用主义精神。）她并指出，问题不在于自相矛盾，而在于把一项弱的、可成立的命题（法律体系的成长映照道德观念的演进）与一项强的命题混同起来。因此他的科学观宜称为旧式实证主义式的，而不宜径称实用主义：Holmes's philosophy of law eschews free-floating abstractions, and disavows the search for necessary and sufficent conditions that specify the essence of all law; but, like the philosophy of the classical pragmatist tradition, it is deeply theoretical.（霍姆斯的法哲学避开悬空的抽象，并否认应当寻求规定一切法律之本质的充要条件；然而与古典实用主义传统的哲学一样，它是深具理论性的。）它所追问的，则是文本所承诺的科学纲领是否成立。

三条读法的证据基础各不相同：一种以分离命题与预测论为据，一种以文类与「所缺」为据，一种以科学观与方法论为据；它们所问的问题也不相同，所以可以并存而不必择一。真正的分歧落在方法论一层——一份纲领性文本究竟应当怎样读：取它所明言的命题，取它所处的文类与所缺，抑或验它所承诺的纲领。三者依照各自的判准成立，而并存的理由正在于：凡是有所读，必有所遗，而所遗漏的与所有的同为证据。所遗漏的是什么，本节思考块另有设问。

思考： 戈登在把本文与标准的职业讲演对读时，给出一句可供判别用的判语：But the most dramatic contrast between The Path of the Law and the standard vocational speech is not in what is mocked but what is missing.（然而《法律之道》与标准职业讲演之间最触目的对照，不在它讥讽了什么，而在它缺少了什么。）请循这一点追问：同一份文本能否同时被读成实证主义宣言、职业训诫与科学纲领？三种读法所取的并不在一处——一种取它的分离命题，一种据它的「所缺」立论，一种验它所承诺的科学纲领是否成立；而它们是否互斥，取决于判别的标准落在哪里。请再进一步：倘若标准落在文本之上，就以文本本有的含义为准，三者终须择一；倘若落在读者之上，那么读法随读者的需要而定，三者可以并存而各得其所；倘若落在所问的问题上，那么每一种读法各自成为它的问题框架，而判别的标准于是转为「此问是否值得一问」。设今日有一套生成系统，同一份文本在不同的任务提示之下读出不同的面貌——它所讥讽的随提示而变，它所缺的也随提示而隐；那么文本的一体性，究竟是被读出的东西，还是提示所造的东西？请一并追问：戈登这句判语之所以可用，是否正因为它检验的是「所缺」——凡是有所读，必有所遗，而所遗漏的恰是判别读法的凭据。

十五、阅读路径

阅读次序要服务于问题，不服务于文献的多少。本篇原文连同上百年的评论读来是一大堆；倘若无次序，读者只依引证频次或者名家推荐去取，结果是每篇都读过，问题却尚未立。次序的正当性不在省时，而在它回答了「为何先读这一篇」。第一读是原文，可配中英对照本逐句对读两遍。霍姆斯开篇自定对象，谓所研究的不是神秘的东西，而是人所共知的职业（原文已见第一节，这里不再引）。这句话只能自原文读出，不能由评论转述，因为全篇的自我限制都在这句话之下：自谓「研究法律」的著作，都要先受这句话检验。

第二读是一篇讲演史考证。西普考证该文的来历：Holmes delivered the speech on January 8, 1897, one hundred years ago. The speech was first published by Boston University in pamphlet form2 and appeared again, under the title The Path of the Law, in the shortlived Boston Law School Magazine in February 1897.（霍姆斯于一百年前的 1897 年 1 月 8 日发表此讲演。该讲演先由波士顿大学印为单行本，旋于 1897 年 2 月以《法律之道》为题重刊于短命的 《波士顿法学院杂志》（Boston Law School Magazine） 。）又记当日典礼：At 2:00 p.m., the formal dedication ceremonies were to commence for Isaac Rich Hall, the former Mt. Vernon Church and new home of Boston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at 11 Ashburton Place.（下午二时，艾萨克·里奇堂——原为弗农山教堂、今为波士顿大学法学院新址——的正式落成典礼即将开始，地点在阿什伯顿坊十一号。）读者由此知道所读的不是一篇投稿，而是一篇在旧教堂改作讲堂的典礼上说出的话；它那「职业致辞」的文类，非自文字风格可以辨认。

第三读是一篇伦理批评。卢班于百年纪念文中把该文读作好律师的隐含定义，并自陈这一读法的功用：In short, reading Path as an implicit definition of the good lawyer helps us distinguish the sound from the specious in the essay's jurisprudence.（简言之，把《法律之道》读作好律师的隐含定义，有助于在该文的法理学中区分扎实的部分与似是而非的部分。）这一读法使读者进入争论：所争的不是该文说了什么，而是它对律师提出的要求能否成立。

末读是一篇重估。哈克自问二句起手：This all started with a deceptively simple-sounding pair of questions: "What is legal pragmatism, and is there anything worthwhile in it?"（这一切始于一对听来简单的问题：何谓法律实用主义，其中有何值得保留者？）这一问不是「霍姆斯对否」，而是「此一传统中何者值得保留」，所以它给读者的不是结论而是一副衡量的尺子——置于末位，读罢前几篇才能拿得起它。原典选读可取全篇原文、《普通法》开篇（见第三、六节）与霍姆斯致波洛克（Frederick Pollock）通信集中和科学观相关的段落（见第十四节）；可选延伸为剑桥文集全部篇章（第十二节）、价值无涉批判诸篇及其成书形态（第十节）、替代说与哈特的规则理论（第十一、十四节）。这两栏只作指向，各条的实质见它所在的章节。

思考： 霍姆斯在论研习罗马法的利弊时，插入一句对年轻人的告诫：The advice of the elders to young men is very apt to be as unreal as a list of the hundred best books.（长辈对年轻人的建议，极易流于不切实际，如同一份「百佳书目」。）他这句讥语的锋刃原指向研习罗马法的劝告，本节把它推及一般书单。请循这一点追问：一份阅读路径与它所取代的那种「百佳书目」，区别究竟在哪里？路径安排次序，书单罗列名目；而次序倘若只为省时，它的正当性便不在自身——它必须回答「为何先读这一篇」，而「因为它重要」并不足以作答。请再进一步：设今日有一种推荐系统，能按主题为读者排出「必读」的次序，它的依据或为引证频次、或为名家的推荐、抑或为课程的既有安排；那么它所排的次序，与本节所排的次序，差别在哪里？前者的次序随统计口径与流行风尚而变，后者的次序则由「先立文本、次定场合、再入争论、末得判准」四步确定：前者问「哪一篇更被众人所读」，后者问「读完哪一篇之后，方能读得懂下一篇」。请一并追问：倘若一套系统所排的次序完全依据读者已读与未读的距离来安排，那么它能提供的，只是最短路径，而非通向问题的道路；此时「读完」与「读懂」之间的距离，究竟由谁来丈量？

参考文献

原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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