弦子诉朱军性骚扰案 - WangZJR/News-Events-Opinions GitHub Wiki
「最新进展」2020年12月2日，接近午夜，持续十多小时的庭审结束，弦子走出法院，向声援者们讲述了庭审相关情况：争取到案件暂时休庭；申请今天三位法官全部回避、增加人民陪审员；申请公开审理；申请被告本人到庭。
新闻报道
- 2020年12月2日 - 联合早报 -「央视前主持人朱军涉性骚扰案开审」
- 2020年12月2日 - 齐鲁晚报 -「弦子诉朱军性骚扰案开庭，上百人到场声援」
- 2020年12月3日 - 财新 -「弦子诉朱军性骚扰案开庭 上百人法院外等候庭审结果」
自媒体文章
- 2020年12月2日（首发于2018年底） - 中国人的一天 -「举报性骚扰的弦子：得知开庭那天，我痛哭了一场」
- 2020年12月2日（首发于2019年） - 青春报 -「仍在战斗中的弦子」
- 2020年12月1日 - 江湖有个小五 -「弦子诉朱军案明日开庭：她说想过可能败诉，但结果对自己很重要」
- 2020年12月2日 - 回声Huisheng -「弦子和她的朋友们，1202海淀法院声援纪实」
相关文字记录
相关播客
中国央视著名主持人朱军被曾为该电视台实习生的弦子指控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案事隔两年后，今天下午在海淀区人民法院开庭。
据当事人弦子透露，虽然自己和朱军都申请了公开审理，但法院未同意公开庭审过程。
据报道，现场聚集了很多自发前来为弦子助阵的女性，有的还举着“性骚扰可耻”、“打破黑箱”等横幅。
法院外聚集了很多自发前来为弦子助阵的女性。（路透社）
弦子到场后收到掌声和“加油”的鼓励，她本人也打开一张写着“必胜”的横幅，并向众人道谢。
对于支持自己的朋友，她感动得掩面而哭，坦言即使结果不好，大家也不要因为她的案例而气馁。
备受压力的弦子表示，即使结果不好，也不要因此气馁。（路透社）
中国版“METOO”运动
2018年，席卷中国的“MeToo”运动波及了多位知名人士。多名媒体人和公益人士被爆出涉嫌性侵或性骚扰，但朱军是最受舆论关注的一个。
2018年7月，25岁的弦子在朋友圈发布了一篇文章，揭露四年前，大三的她于2014年在老师的推荐下到央视《艺术人生》栏目实习。
这篇文章写道，某天她因需要拍摄一段视频而在节目化妆间见到了朱军。当化妆间仅剩他们两人时，朱军隔着衣服开始试图猥亵，幸得节目嘉宾突然进入后方才停止。
弦子事后在老师的鼓励下去报警，警方当时把她那天穿的衣服拿走了，包括在身体、头发和嘴唇上都提取了指纹，还调走了央视走廊的监控录像，并进行了抽血，但最后却无疾而终。
弦子的文章后来被友人徐超（微博昵称为“麦烧同学”）看见后，转发到了微博上，虽然文章发出数小时内便遭到屏蔽，但还是在中国社交媒体引发轰动。
朱军委托北京星权律师事务所于当年8月对此回应称，“朱军性骚扰实习生”不实，并发布声明表示将对作者及部分转发者在北京市海淀区法院提起诉讼。
弦子隔月发布微博透露，她和徐超收到了朱军的起诉书。
在起诉书中，朱军以“名誉权遭到严重侵害”和“受到严重精神伤害”为由，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弦子和徐超删除相关微博、赔偿其名誉和精神损失65万余元人民币（13.25万新元），并在网络和报纸上致歉。
后来，朱军的名誉权案的申请被驳回。弦子也拿到四年前报案的卷宗，并向法院提交将本案改为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并于2018年10月正式提告朱军。朱军随后向法庭提出终止审理，但该要求于去年1月被驳回。
央视名嘴朱军
朱军曾是央视著名主持人（图片来自网络）
现年56岁的朱军从1993年就进入到中国国家电视台-央视工作，从1997年开始主持全国春节联欢晚会，且连续主持了19年，成为家喻户晓的著名主持人。
他于2000年开始主持中央电视台谈话节目《艺术人生》，也获得不俗反响。也正是在该节目录制期间，朱军的行为被弦子控告为“性骚扰”。
作为央视大型晚会主持人，朱军的职业生涯被各大奖项和明星光环围绕。
他曾获得全国金话筒节目主持人银奖第一名、中央电视台十佳主持人称号、“中华慈善人物”杰出贡献奖以及“电视节目主持人30年年度风云人物”称号等。
严格的舆论审查
由于朱军职业的特殊影响，该事件在一开始发酵的极短时间内，便受到严格的言论审查。
弦子两年前报警后曾被公安局人员规劝不要打破朱军的正面影响力，她在重压之下只能放弃立案。
同个时候，有关朱军性骚扰的新闻在微博热搜上迅速蹿红后又在半个小时内被删得一干二净，相关微博、文章也无法转发。
此外，因转发弦子文章而涉入事件的徐超还曾在微博上表示，在北京的房东声称受到压力，要求她删帖，“因为会影响其在国企的工作”。
早报网还发现，百度百科以及其他中国大陆主流媒体对朱军的介绍都避开了“性骚扰”事件，有媒体甚至已经将该事件定性为“谣言”。
不过，对于该案今天下午的首次开庭，中国一些网络媒体仍然低调的进行了报道。
朱军现状
虽然朱军性骚扰案件还未有定论，但因社会影响较大，朱军早前已离开央视。
12月2日，备受关注的朱军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案在海淀区人民法院开庭，当事人弦子（@弦子与她的朋友们） 发文称自己和朱军都申请了公开审理，但法院未同意公开庭审过程。同时，她表示开庭当天本人将会到庭，也希望朱军不要再“逃避”，喊话朱军本人到庭。
据媒体报道，下午一点，在距离开庭还有半个小时的时候，海淀区法院门口已经聚集了不少人，疑似为“弦子”助威。
2018年7月26日，微博用户@麦烧同学发布了一份匿名举报长文截图，在举报文章中作者弦子（化名）指控朱军曾对她进行过性骚扰。在这份匿名长文中，当事人称事发于2014年6月，当时她正在中央电视台《艺术人生》节目组实习，朱军是该节目的主要主持人，由于拍摄实习纪录片需要，她准备采访朱军。但朱军却“隔着衣服试图猥亵”，后因别的嘉宾进来，才得以脱身。后当事人去报警，但并未收到最终结果。
2018年08月15日，受朱军委托，北京星权律师事务所官方微博发布律师声明称，2018年7月以来，网络中出现大量与“朱军性骚扰（猥亵）实习生”有关的不实信息。经过事务所持续20日的调查、取证、备诉工作，于2018年8月15日事务所正式代理朱军先将匿名长图的微博原发者及至今仍处于在线状态的新浪微博转发用户（经实名认证）起诉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已于2018年8月15日正式受理该案。据北京星权律师事务所提供的信息显示，该案案由为名誉权纠纷。
2018年8月16日，弦子开通微博并回应朱军的律师声明，“我的朋友没有造谣，所有传播八篇文章的朋友也不是造谣，因为那时真相，是我的真实经历，我万分期待朱军的律师函能给我一个契机，让真相能够被证明是真相。”
2019年8月29日，弦子发微博称，“此事发生在央视大楼内部，工作场合，要求央视调查并公开处理结果。”9月3日，由朱军主持的《中国民歌大会》节目在央视三套重播，并将连续播出八天，对此@麦烧同学和弦子发微博表示不满，9月4日，原计划播出的《中国民歌大会》节目停播，并且在未来一周的节目预告中也不见该节目的踪影。
2018年9月25日，弦子以“性骚扰侵犯其人格权”为由向法院递交了起诉朱军的材料，索赔5万元。当天，弦子称自己也收到朱军索赔65.5万元的起诉书。10月25日，朱军名誉权纠纷案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举行，当事人弦子和好友@麦烧同学现身法院，与朱军的代理律师进行了证据交换，整个过程持续了两个小时，但朱军本人并没到场。庭审结束后，朱军的律师遭到大批媒体围堵与追问，均以“不方便”为由拒绝回答。2019年1月18日，弦子发布微博称，“海淀法院驳回了朱军朱军方要求中止审理或者将此案与名誉权案合并审理的要求”。
今年8月18日，有网友发微博显示朱军现身某集团周年庆典晚会，10月16日，朱军发布的微博显示，朱军以志愿者身份参加了某活动的启动仪式。11月17日，有网友发文称朱军现身其妻子的新书签售会。
值得关注的是，就在2018年8月27日，备受社会关注的民法典各分编（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其中人格权编草案规定，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行动或者利用从属关系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人可以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用人单位应当在工作场所采取合理的预防、投诉、处置等措施，预防和制止性骚扰行为。今年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条第一款明确规定，“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第一千零一十条第二款还规定，“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
2020年12月2日，弦子诉朱军性骚扰案在海淀区人民法院开庭。庭审过程中，前来声援弦子的人群始终法院外等待。当日北京气温低至零下4摄氏度，不少人在庭审前已赶到，在法院外连续等待了10个多小时直至庭审结束。 图/财新记者 蔡颖莉 魏姝敏 实习记者 蒋卓峰
2020年12月2日晚，上百人在法院外等待庭审结束。早些时候，人群打出各式各样的横幅，对弦子进行声援。
2020年12月2日晚，弦子的支持者为在法院外等待的人们点了奶茶、汉堡等外卖。
2020年12月2日晚，外卖单上标注的收货人为“弦子小伙伴们”。
2020年12月2日晚，天气寒冷，有学生拉来一行李箱的御寒衣物给现场等待的人穿。
2020年12月2日晚，手持鲜花在法院门口外等候的声援者。
2020年12月2日晚，声援者在明信片上写下对弦子想说的话，准备在庭审结束后送给她。
2020年12月2日晚，在寒风中持续等待的声援者们。
2020年12月2日，接近午夜，持续十多小时的庭审结束，弦子走出法院，人群上前迎接。弦子向声援者们讲述了庭审相关情况：争取到案件暂时休庭；申请今天三位法官全部回避、增加人民陪审员；申请公开审理；申请被告本人到庭。
12月2日，弦子诉央视主持人朱军性骚扰一案，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开庭。
从在网上曝光，到向法院提起诉讼，再到确定开庭日期，两年多时间里，弦子的生活被打上了“性骚扰”的烙印——她认为，自己的坚持，不光为了自己，也为了那些有着相似经历的女孩。
2018年7月，弦子发表长文称，4年前自己在中央电视台实习期间，遭到主持人朱军性骚扰。 从主动报警，再到社交平台发声，弦子说，6年的时间里，她一直在帮助自己走出阴影，同时也尝试帮助有着相似遭遇的女性。 在这个过程中，她与很多人建立了情感联系，并在其支撑下，走出了孤单的状态，走过了一段异常艰辛的道路。 弦子向法院控告朱军的案由是“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事实上，“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成为民事案件案由也才不到两年时间。
弦子曾两次去法院询问自己的案件进展，都没有得到准确的答复。如今开庭时间定了，她却陷入了紧张焦虑之中。 开庭日期是律师通过微信发给她的，当天晚上，她痛哭了一场。 弦子说：“虽然一直催开庭的是我们，但开庭这件事对我来说还是挺可怕的，因为我需要在所有人面前，谈发生在我身上的受侵犯的事情。” 这种情绪刺激了她的身体，她的肠胃炎犯了。上一次患肠胃炎，还是2018年曝光这件事之前。
弦子说，无论判决的结果是什么，都是社会现状的反映，会给历史留下印证，“案件的结果有意义，但过程更有意义，我希望更多女性在受到侵犯时，能勇敢迈入司法程序”。 “现阶段我要做好律师要求我做的，全力准备开庭，做好个人陈述，安排证人从外地来北京等工作。” 弦子说，如果一审判决不理想，她肯定会上诉。至于舆论上的褒贬，她还没有精力去想。
不会停止为他人发声
弦子仍然靠着编剧的工作挣钱，与男朋友一起生活在北京，经常回武汉陪伴爸妈。 生活中一半的时间，她留给了与性骚扰有关的事情。 弦子经常回复网友的求助信息，也跟志愿小团队一起处理发生在不同地方的个案，包括网上发声，提供司法建议等。 最近，弦子和志愿小团队帮助一位在饭局上醉酒被强奸受害者，实现了刑事立案，有了一些成就感。“这是一个疗愈的过程，是一项不会停止的工作，我会用我的业余时间一直做下去。”
图片来源：微博 @弦子与她的朋友们
我是一群不幸者中的幸存者
此为视频链接： https://v.qq.com/x/page/y08234qpv0m.html
2018年底，《中国人的一天》曾采访弦子，当生活根基因侵害而动摇时，她没有选择逃避或退缩，而是在原地重建生活。
以下为原文： 如果不是2018年中有那么多人站出来，说出自己曾经受过伤害的往事，弦子已经把那段往事封存在了自己的记忆里，很可能再也不会提起。
她做了编剧，和男友生活在一起，还养了一只猫。弦子说起话来咬字很清晰，有时候让人觉得是不是太清晰了。她的声音总是给人一种印象，这个性格温和文弱的姑娘，内里一定很倔强。 4年前，正是这种倔强让她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那时候她只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因为在央视《艺术人生》栏目实习而认识朱军，又因为想为纪录片采访朱军而与后者单独相处。 事情发生后，她第一时间告诉了自己的同学，又给姑母和老师打了电话。最后，在老师、室友和一位律师的陪同下，弦子去了央视旁边的派出所报警。
弦子在化妆室里接受了一家媒体的电话采访。 在性骚扰和性侵受害者的陈述中，事发后的沉默是常态。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像弦子那样，把自己的经历告诉别人，更不要说尝试报警。报警后，警方调取了事发地点监控录像，并且在她的头发和衣服上提取了DNA。一位年轻的警察鼓励她坚持下去。
后来，警方的调查终止了，这起事件迅速转入沉默。弦子回忆说，“当时报警之后没有结果，于是就想逃避这件事，赶紧忘掉。我的父母很担心我，但我也担心他们。” 直到弦子经历这一切的4年后，这种体制性的沉默才在2018年第一次真正受到冲击。 许多曾经遭受性侵或性骚扰的女性开始站出来讲出自己的故事。她们面对的不仅是曾经伤害过她们的人，还有这种体制性的沉默和体制性的沉默中包含的权力结构和社会意识。
弦子用一篇长文章讲述了自己的遭遇。朋友把她的文章转发到微博上。在微博上成为热点之后不久，这篇文章消失了。 不久之后，转发文章的朋友和弦子本人，都收到了起诉书。朱军控告她们侵害了自己的名誉权。
事情发生之后，弦子总会想起林奕含自杀的事情。最近她突然意识到，“林奕含不是因为敌人，才离开这个世界，而是你发现你信赖的世界坍塌了之后，才会离开世界。但我不愿意分开，不想割舍在意的东西，哪怕会伤害到你”。 朱军从来没有就这件事情面对过媒体。其实，如果不是这次起诉，弦子也许不会站出来直面媒体和公众。 如今，为维护自己和朋友的权利而战斗，她必须站出来。现在，弦子做好了坚持下去的准备。对所有性骚扰和性侵受害者来说，下定决心走法律程序，都是最艰难的。那意味着她们必须一次又一次地暴露自己的创伤。 在弦子看来，自己的做法不是勇敢，而是应该这么做。“更多时候我觉得我收到了安慰和鼓励，会让我觉得没有那么孤单。但对于很多没有站出来的受害者而言，时间是最能帮助她们的。我不会劝她们忘记，因为你没办法和她们说去忘记，那就相互倾听，相互帮助。”
如今，弦子尽力维护自己的生活方式。尽可能集中精力完成剧本，读书，和朋友相处，依旧在为案件奔波。她说，不管是输，还是赢，今年、明年一定会有一个结果。 “我希望输是因为我没准备好，而不是这个体制不允许你赢。如果有一天输掉了，我会跟大家说，是我脑子比较笨。”
事件发生后，弦子常常因为其他受害者的经历而落泪。 记者采访弦子的一晚，她正因为刚刚写完一篇长微博表达对林奕含和性侵受害者的理解和观点而流泪，情绪也变得容易波动。采访前，昏暗的室内采访灯亮起，光直直照在她的身上，弦子哭了起来。她说这光让她感到冰冷，不安全，难以应付。
弦子觉得自己是一个幸存者。这件事情给了她一个机会，让她和很多人联系在了一起。 而她想要做的只是让人们正视一个幸存者的尊严。
弦子和麦烧合影。从事件开始到现在，麦烧都是弦子的陪伴者。 朋友们始终支持她。我们正遇上一家杂志社为麦烧和弦子拍照片。 麦烧一袭黑衣，站在弦子身后。麦烧比较严肃，但拍摄中总有些笑场的时候。 姑娘们笑很开心，现场的气氛突然变得很明亮。
第3855期
摄影 | 于维华 剪辑 | Lucius
撰文 | 小石头 编辑 | 夏天
承制 | 篝火故事
出品 | 腾讯新闻
2020年12月2日下午1:30，在弦子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控告朱军性骚扰两年后，她终于开庭了。即使她和朱军都申请了公开审理，法院依然拒绝公开庭审。而直至目前，朱军本人到庭的要求依然得不到回应。
现在是下午五点半，仍有几十个人举着“弦子加油”“必胜”“我们陪你等一个答案”等标语在法院门口等待，等待弦子出来。我们都是这件事存在过的证明，两年后我们仍然记得这件事，仍然在乎一个正义的结果。弦子说：“我们一起站在了历史的同一端，再也不会分开了。”
▲2020年12月2日法院门口声援弦子的人群
以下是2019年弦子接受青春报采访的文章。
司法上的斗争
在庭前会议的前一天晚上，弦子坐在家里的电视机前看《天龙八部》，武侠世界快意恩仇，让弦子感到安全温暖，这是风暴来临前属于弦子的短暂宁静。
“我觉得我就像《倚天屠龙记》里的赵敏，就是——我偏要勉强。”
2018年7月26日凌晨5点17分，弦子在朋友圈发布长文曝光2014年在央视《艺术人生》节目组实习期间曾被朱军猥亵，随着麦烧同学将这一长文转发到微博，各大V的转发引燃舆论，弦子原本平静的生活被打破。在此之前，弦子和麦烧从未有过交流，但从此刻起，他们成为了一起面对风暴的战友。
2018年9月25日，朱军以“侵犯名誉权”为由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麦烧、弦子分别作为第二和第三被告。当天弦子以“侵犯人格权”为由向朱军提起反诉， 并向法院提交两份申请：申请朱军本人出庭，申请法院向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收集2014年朱军性骚扰案的全部材料和证据。两个案件同时进行。
这一天，弦子发布微博：“还是有点生气，这里是弦子，大家好，开始准备战斗吧”，并配上了一张笑着站在树下的自拍。她与麦烧希望通过法律途径还原事实真相。“我想知道，在这个国家，如果一个男的在未经一个女孩子同意的情况下摸她，他会不会承担法律后果。如果不会，我也要法律来告诉我这件事。”
这意味着，女性权益、司法公正、权力运行机制的讨论将给出法律维度的答案。
▲弦子发布微博时配上了一张笑着站在树下的自拍
2018年8月27日，全国人大会议宣布，针对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性骚扰问题，民法典将对性骚扰做出规定，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行动或者利用从属关系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人可以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用人单位应当在工作场所采取合理的预防、投诉、处置等措施，预防和制止性骚扰行为。弦子在当天发布微博:“如今走在阳光下，我们并不是受到折辱而无法保护自己的一位了，是多么可贵的自由！”
10月25日，朱军名誉权的案子在北京市海淀法院进行非公开证据交换。长达2个小时的庭前会议，双方递交了证据及证据目录，然而朱军并没有出现。
12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新增“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民事案由，2019年1月1日起生效。在这之前，遭到性骚扰的女性只能以人格权名义起诉。现在遭到性骚扰的女性可以更有效地诉诸法律手段维权。
2019年1月18日，进行了弦子起诉朱军人格权案的庭前会议，海淀法院驳回了被告朱军方要求中止审理或者将此案与名誉权案合并审理的要求，弦子拿到了四年前报案的卷宗，并向法院提交了将本案案由改为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并要求对双方进行测谎的两份申请。
目前，弦子正在等待法院的开庭通知。“我希望赢。我想证明五年前那件事真实发生过。如果我失败了，我会认为是因为我脑子太笨拖累了大家，我希望所有的女孩不要因为我的失败而沮丧，我完全愿意做一个先行者，为你们的胜利探探路。如果我赢了，我的赢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是之前所有那些站在法庭上的女孩，用她们的输、她们的血和她们的泪换来的，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成功，这是她们期盼的成功。”
房思琪式的强暴
“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是房思琪式的强暴。”
弦子每次被公安机关问询，被记者采访，都要把她那段想遗忘的、让她痛苦的回忆再翻出来一遍。
在弦子被朱军猥亵的第二天，她的编导课老师在确认她没受到实质性伤害后，立刻向央视领导打电话说“小姑娘没事”，并对她展开苦口婆心的劝说，希望弦子不要坚持报警，因为这件事影响巨大，已经对她的事业产生毁灭性打击。“我真的超难接受来自上位者的‘事情不大’‘伤害不严重’，对这些字眼有阴影。你并不是我，有什么资格说事情严重不严重，伤害大不大呢？”，弦子说。
派出所的警察此后也规劝弦子，“朱军作为央视春晚主持人对这个社会有巨大的正面影响力”，“你是一个女孩子，这件事被别人知道、被媒体利用，最后会伤害到你”，“你的父母都是公职人员，这件事情闹大对他们工作也很不利”。
一位昔日的好友拒绝出庭为她作证，“我没有时间”，“我不愿意”，“我不想回头再看国内这些破事了”。当年在笔录里中评价她“风评不好”，而这个评价可能会让弦子在法庭上遭遇莫须有的羞辱。另一位弦子多年没有联络的熟人，在法庭上再度相见，却已经成为了朱军的证人。
在庭前会议时，朱军方的律师质疑弦子是否患有妄想症。弦子为此被她的律师要求去北大六院做一个精神鉴定。那天她对着医生哭了，“一想到要去北大六院挂号，进去和医生说‘我是被朱军性骚扰的那个女生，我现在想做个鉴定，鉴定一下我的精神状态’，我就觉得这是全世界最痛苦的事情。”医生告诉她：“四年前你已经被伤害一次了，这一次就不要再被伤害了。”
后来她会做噩梦梦到推开一扇病房的门。一条黑色的走廊，然后要去推开那扇门。
她被网络舆论要求维持一种“完美受害者形象”，只要弦子在微博发布与朱军案无关的言论就会掉粉。弦子试图揭掉自己身上“女权主义者”的标签。因为她害怕自己被作为绝对的女权主义者而注视，然后被这种注视规训，有一天会为了女权主义、为了保留住这种注视而伤害自己的主体性。
“不同”让人们孤独，让人们不得不彼此聚拢，在这个拉扯中，所谓的差异消灭了人们的一部分自我，这是偏见造成的遗憾。弦子想保护自己作为个体的独立性，她作为metoo一员，会常常提醒自己不要轻易被裹挟。“我只想要行动，用我作为人的感受而行动，不想是被认为是因为某些标签而行动，我不是因为我追随某些主义做这些事，而是因为我是一个自由的人，我是一位女性而做这些事。”
弦子后来发现，最让她感到“房思琪式强暴”的是，在我们所生活的社会，性是耻辱的事情，女性和性联系在一起，更是耻辱中的耻辱。所有被伤害的女孩，因为自己和圣洁之间的落差，因为自己和无性社会的格格不入，因为自己曾在一个淫秽的故事里占据了一个角色，就被划分成了异类。人们会觉得你是一个跟普通人不太一样的人，是一个有区别的人。
“那我们又该如何走到光天化日下说，这些是我们的经历，我们虽然经历了这些，但我们依然是纯洁的呢？”已发生的从此无法被记载，历史只存在于她们或他们的泪水中。
这件事情像一条一直蛰伏在阴暗角落里的毒蛇，在生活中很多不经意的瞬间窜出来咬人一口。
她坦言，即使官司打赢，受害者也不是赢家，灯光落下后，留给她们的，是他人即使伸出援手也无法解决的千疮百孔的生活。“希望赢吗？我们更希望它从未发生。”
权力的影子
就在弦子发长文曝光的一周后，弦子接到威胁电话，对方对她的个人信息了如指掌，“你还折不折腾，再折腾信不信我去你老家找你妈！”
“你声音大点再说一遍我好报警。”弦子回应。
弦子对于所受到的威胁并不恐惧，弦子认为，人本身会对权力有一个想象，然后这个想象会吓到自己，但我们面对的可能是一个不太存在的权力。
在《沉默的羔羊》这本书中，女主角如果不去拯救那些会遭遇剥皮的女孩子，脑子里就会响起羔羊的尖叫声。“我觉得自己既是羔羊，又是一个可以拯救别人的人。如果不这么做，脑海中羔羊的尖叫就不会停止。如果不站出来，我会愧疚。”
弦子认为自己没有放弃和“权力”抗争的理由与资格。
尤其是当她发现她的不幸相对于别人来说反而变成了一种幸运的时候。
2014年事发后，她的电影史任课老师认为，朱军这一行为表现出来他很熟练，他一定是个惯犯，如果不去报警的话可能还会有女生遭遇不幸。
弦子在这位老师和一位律师的陪同下报了案，并进行了抽血、提取指纹、做笔录、调取监控录像、收取证人证词等工作。她是少数几个事发后立刻报案且警方予以立案的当事人，再加上朱军的公众人物身份，这让她得到了格外多的关注，这很幸运，也很不公平，很多女孩被性侵无人关注，但她得到了这么多关注，尤其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伤害她的人的身份，这种不幸中的幸运折磨着她。
她在一家影视公司做编剧，工作时间比较灵活，可以较好地在处理官司的同时进行工作。有一次弦子需要工作到一半请假出来和律师开会，见完律师又要赶回去开剧本会，来回横跨三十公里需要三个小时。
这只是她诉讼阶段中非常琐碎寻常的一件小事，但这令弦子想到，需要朝九晚五的职业女性在通过司法维护自己权益时又该如何应对这些困难，女性在职场获得认可本就相对困难，该以怎样的心情和领导说：“我现在要和性侵我的人打官司所以我要请假。”
弦子身边也有女孩因为心理状态被学校要求休学，有女孩为了应诉需要长期请假不得不辞掉工作。
她们被生活留在了原地。
▲弦子的生活照
弦子曾经与一位记者进行长达几个小时的探讨朱军为什么会这么做，两人最后达成共识：这是一个被权力惯坏的人。他不觉得这个事是伤害，也确信自己不会受到惩罚，就像我们小时候会用开水浇蚂蚁、踩死虫子一样。“但我始终认为朱军并不是一个真正拥有权力的人。他把他所在单位的权力自认为是他个人的权力，朱军只是一个沉浸在权力之中，然后对自己产生了误解的人。他所拥有的权力，不过是权力的影子而已。”
痛苦应被记录
弦子的微博开通之后，每天会收到 30 多条关于性骚扰的倾诉，弦子会耐心地听她们的倾诉，也会力所能及的帮助其他受害者。弦子和她男朋友陪从杭州赶到北京报案的罗丝（太湖迷笛音乐节性侵事件当事人）跑派出所，并且让罗丝住在了他们的家里。“我去帮助其他女孩实际上是我们互相帮助、互相陪伴的过程，会慢慢化解掉那些阴影、伤害。Metoo就好像是从一个点跳到另外一个点，但它中间没有网去托着，我愿意去做那个网。”
女性跟女性之间很快缔结起了联盟。有人会在私信里跟弦子说今天天气很好，然后发照片给弦子看。很多人在很困难的情况下还是在发声，很多女生愿意信任弦子，这些都让弦子相信，柔软是有力量的。“性侵的人是想摧毁你，他们享受的就是把你摧毁的过程，所以活下去就是赢，过得好就是赢，在慢慢地变好就是一种胜利。”
这件事也让弦子发现她原来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有偏差，世界上还有很多其他的痛苦，“很多人的痛苦比我的痛苦重要得多”，大环境是一环扣一环的，并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也没有任何一个人的权利权益可以摘出来单独奋斗。如果想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要去关注所有人。“你不可能说没有言论自由的时候女性权益得到保护，女性权益没有得到保护的时候说司法公正，司法不公正的时候谈言论自由。本质上它们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就是公民权利，就是自由。你不可能把这些事都分开，然后说我就做我这摊事。这个社会的各个环节都是相互影响的，每个环节的意义都大于某个群体。”
林奕含生前的一次采访里，她一再说明，害怕人们从父权、体制、结构的角度去思考，“在谈结构时，一个一个的房思琪，是不是就从大网子漏下去了？所以为什么我要写思琪的事，甚至细到有点恶心、情色变态。我要用非常细的工笔，去刻画他们之间很恶心色情很不伦的。大家都看到统计数字，所以我不想谈结构，大家都忘了，那是一个一个人。”弦子真正在意的是，希望metoo更多的去关注个体，弱者与强者拥有同等的权利。性侵是一个强权对弱者的侵害。尊重每一个个体的存在，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执法机构对个体经历的轻蔑，高校的不重视，不觉得亲一下摸一下的伤害有多大，本质上都是对个体的忽视。
▲me too人物
弦子的母亲给她讲过一个故事，她母亲年轻的时候在公交公司上班，公司里有一个很漂亮的女孩，有一天一个流氓过来用很大的声音说你跟我睡觉睡得舒不舒服啊？其实根本没这回事，但是因为这句话被很多人听到，那个女孩嫁不出去了，她最后只能跟那个流氓结婚。那个女孩的人生就因为这一句话被毁了。
这个故事让弦子意识到，每一个年轻人都会有自己的痛苦。“他们的经历会记得吗？有人跟我说过，你不要把你被性侵过这件事说出来，它不是一件好事。所以有的时候我会想，难道我的痛苦就什么都不是了吗？如果我遗忘了它，如果我不说出来，它好像就不存在了。就像“陶崇园们”一样，会不会有一天因为他们去世了，没有人记载就没有人记得他们的痛苦，就消失在历史里。我无法接受这些痛苦就这么消失了。我想让我的痛苦被记录下来。”
弦子觉得，让社会意识到“房思琪式的强暴”确实存在，一定是有意义的。只要能帮助到一个人，跟一个人沟通，就是有意义的。
弦子小时候看过一个故事：一个小孩在海边拯救一群搁浅的小鱼，路过的人说这件事没有意义、没人会在乎这件事，但那个小孩说：“这条小鱼在乎。”
秦姝文 | 采访
秦姝文 | 撰文
吕永洁 刘书煊 | 编辑
左懋林 ｜排版
图片源于网络、弦子
文 | spark、七茗
从2018年7月26日选择在朋友圈曝光央视著名主持人朱军性骚扰，到走上法律诉讼程序如今即将迎来该案开庭，弦子已经走过了两年四个月零五天。
过去两年间，弦子为了开庭做了很多准备。为了寻找尽可能完备的证据，她不得不一遍又一遍重新「回到」2014年，那是弦子去派出所报警的时间节点。她在脑中一遍遍回忆当时，并尽可能多与该事件有联系的人发生关联，以期从中找寻可能存在的蛛丝马迹。
她也曾数次徘徊在法院门口，一遍遍要求法院尽快开庭。两年后，她终于等来了这一刻。
很长一段时间里，她见不到关键的卷宗，2018年的第一次庭前会议，朱军的代理律师否认了那间化妆室里发生的一切，甚至声称弦子有妄想症。后来，她去北医六院做精神鉴定，查出抑郁焦虑的状态但明确排除了妄想症。
去年1月的第二次庭前会议，法院终于调出了卷宗。弦子和对方没什么交流，双方都忙着抄这份2014年的记录。也是在这段时间，她提出申请将案由从「人格权纠纷案」，改为一个月前新设立的「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
从曝光到现在，当事人朱军只是发来一份关于名誉权的律师函。直到开庭的前一天，她依然得不到朱军本人是否到庭的消息。她在微博喊话，「希望法院至少通知朱军到庭，双方当天质证，是对法律尊严的基本尊重。」
弦子希望朱军不要「逃避」，在等待开庭的两年时间里，她也想过自己可能会败诉，她担心自己不够努力辜负大家的期望。律师告诉她，这个案子最大的意义可能在于过程，但我们所有人都要争取到一个最好的结果。
弦子诉朱军性骚扰案将于2020年12月2日在海淀区人民法院开庭。以下是在开庭前日和弦子的对话：
呼吁朱军出庭：另一方不出来质证，是一件很荒唐的事
Q：为了明天周三的开庭，做了哪些准备？
弦子：我们做了很多准备，包括通知所有证人到庭，组织他们来北京。我们有8个证人，包括当时陪同我去派出所报警的大学老师、老师的律师朋友，还有和我一起实习的朋友、同学。
这段时间我要重新回顾整个案件，阅读2014年报案时的材料，准备向法院提交的材料。上周五，我们还到法院调阅了上次庭前会议的记录。我的律师也一直在尝试联系法院，我们反复要求，希望能传唤朱军本人到庭。
Q：为什么特别希望朱军能够到庭？
弦子：因为从诉讼到现在，他都从来没有出现过。在开庭前，我们有过两次庭前会议，一次是2018年10月25日，一次是2019年1月18日，他都没有到过庭，只有他的律师出席。不管是朱军作为原告还是朱军作为被告，他从来没有出现过。
Q：他如果不出现的话，你是什么感受？
弦子：我可能会觉得很荒谬，性骚扰发生在一个封闭空间，涉及双方两个人，如果另一方不出来质证的话，这是一件很荒唐的事。
朱军找律师代表他出庭，但律师在2014年时并不认识他，也不知道当时的环境是什么样、具体发生了什么事。律师甚至在这件事之前连央视大楼都没有进去过，你找律师去分析2014年时在那个房间里发生了什么，这是很可笑的。
Q：他的律师是什么态度？
弦子：朱军律师在第一次庭前会议提交的所有证据完全否认朱军和我本人曾经呆在一个地方，还说我有妄想症。第二次庭前会议我们互相没有跟对方说什么，都在努力的抄卷宗，因为当时把2014年的卷宗调取出来了。他向法院申请终止审理我起诉朱军性骚扰的案件，但是法院否决了。
Q：对方说你有妄想症，你如何应对？
弦子：我的律师让我去做了一个精神鉴定。2019年1月，我去北大六院做了检查，当时鉴定结果是我有抑郁焦虑的状态，但明确否认有妄想症。
申请公开审理被法院驳回，年底接到开庭通知很意外
Q：朱军此前起诉你侵犯名誉权但被法院暂停，原因是什么？
弦子：法院解释说名誉权这个案子，核心事实取决于性骚扰的案子有没有发生，所以我起诉朱军性骚扰的案子要先行审理。
Q：为何要求法院公开审理？
弦子：对于我来说，公开审理能让庭审过程更加公平公开，能让很多女生看到开庭时会发生什么事情。我希望大家可以把我的案子当作一次演习。你看了之后，如果你也遇到这样的情况，再打这样的官司，可能会觉得自己更有心理准备。
Q：但法院拒绝了公开审理？
弦子：2018年第一次庭前会议时，法院就告知我们不公开审理。第二次庭前会议后，我们还坚持申请公开审理，但法院一直没有同意，没有给我们理由。
Q：从起诉到现在已经两年了，想过会等待这么长时间吗？
弦子：这是我没有预料到的。正常的民事诉讼程序一般是立案6个月内审结，如果因为特殊情况再延期一次是12个月内审结，正常情况下很少有一个案子两年后才开庭。
Q：这期间你和法院有过哪些沟通？
弦子：我们去海淀法院催过两次。去年，我们请窗口的工作人员帮我们联系书记员、法官催促开庭，当时法院说条件还不适合开庭。今年五月，我们又去催过一次，因为疫情我们没有传票进不去法院，在外面打电话问法官什么时候能开庭，那时候法官告诉过我，说快开庭了。
Q：等待的过程中你是什么感受？
弦子：一种情绪是着急，为什么还不开庭。另一种情绪是，原本做好了要拖好几年才能开庭的心理准备，但是没想到在年底接到开庭通知，没有人想到这时会开庭。我很意外，又觉得好像还没有准备好。
「得让自己活在2014年寻找证据」
Q：过去两年等待开庭压力大吗？
弦子：它来自于各种各样的地方。很多关注和支持，会让你有很强的压力。最终有一天我们都会拿到结果，你会想在这个过程中为了这个结果有没有付出所有的努力，你会害怕是不是会辜负了大家的期望。
我们一直到第二次庭前会议的时候才看到当时报案的卷宗。没有办法看到卷宗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自己去找证据。
有非常长的一段时间，我得不停找证据，得让自己活在2014年，得让自己沉浸在2014年的状态里找各种蛛丝马迹。其实就相当于你又沉浸在你最不好的时间。
Q：要开庭了，会觉得更焦虑吗？
弦子：对，我很焦虑，我现在就有。我两年时间都没有犯过肠胃炎，但这两天我肠胃炎犯了，没有办法吃东西，只能喝粥吃面条、鸡蛋。
第一次庭前会议时，朱军的律师会羞辱你，这可能也是他们的目的。他们还是比较成功的，让我产生畏惧心理。马上要开庭了，我会想上一次我接受的是人身羞辱，这次出庭，我可能要接受荡妇羞辱。虽然我知道我必须得去面对，但我还是紧张。我的父母这次也要出庭，我也很怕他们在法庭上贬损我的父母。
Q：明天要开庭了，你对最终结果有预期吗？
弦子：我们只能说尽了全力。我的律师跟我说过，让我不要在意结果，这个事情最大的意义可能在于过程，我们一起去做这件事情而且共同经历了什么。但这个案子它有这么重大的意义，我们所有人都希望能争取一个最好的结果。我现在也不去想结果，因为开庭之前想结果，其实什么都预料不到。
Q：你觉得结果对你来说重要吗？
弦子：重要，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当然希望自己可以赢。
Q：想过输吗？
弦子：想过，我想过输了之后要怎么安慰自己，输了之后怎么跟自己做心理建设。我还是两手准备，赢肯定就是喜悦。但是我会想，如果输了的话，自己情绪上会不会受到很大的打击，自己要先给自己打一下预防针。
Q：如果万一输了，你要怎么安慰你自己？
弦子：万一输了，我觉得这个案子本身的过程也是有意义的。2018年末，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首次成为独立案由，在这以前没有那么多这类的官司。司法环境对性骚扰案件的重视程度，以及受害者可以在其中得到的程序正义其实是不充分的。
我觉得我们做这个事情，不管是要求朱军本人到庭，还是要求公开审理，都希望能对可能有同样遭遇的女生有一点帮助。我们应该为她们去做什么，去探讨什么。我们要求朱军本人到庭，可能最直接的意义并不是我们真的能在明天看到朱军，但是起码我们要告诉大家，程序正义中应该有什么，这其实也是一种意义。
持续关注女性议题，对性别暴力认识更深刻
Q：有没想过因为曝光这个事情获得这么多关注？
弦子：没有，当时我发朋友圈曝光这件事，是因为看到一个姐姐写了她的经历。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希望我的经历让姐姐看到，有人因为她的经历也愿意这样说出来。大概早上五点多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朋友圈里很多人转。我也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大反响。
Q：你怎么看这么多网友支持你？
弦子：可能还是因为大家在其中有共情。我觉得很多时候人的共情并不单单是因为性别，也并不一定是经历过性骚扰，或是经历过性别暴力，而是因为大家可能在某一个瞬间，都感到自己作为一个弱者有过不能发声，不能得到公平对待的时候。
大家其实都有寻求正义、寻求发声，哪怕只是寻求安慰的一点点希望，所以他们会在网上找到我。从某个方面来讲，这只是一个性骚扰案件，但这也是个体遭遇不公的一件事情。
不管从哪个维度，从性别，从这样的经历，从大家想要发声、想要得到公平的愿望来说，都会有很多不同的人，从你的经历，从你的发声，哪怕只是在微博上看到你还生活得好好的，还能继续生活下去，他们都会觉得这是一个安慰。
Q：你在微博上近两年一直非常关注女性议题，为什么？
弦子：因为女性议题反映出来的问题非常多，女性也因为性别在社会上处于弱势地位，反映出一种权力结构下的不平等。
不管她是在媒体，还是在高校还是在任何一家工作单位，性暴力不仅是因为环境封闭，因为没有人才会发生，它往往会涉及权力结构关系的不平等。
从女性遭遇的性暴力当中可以看到司法程序的不完善，看到权力结构的不平等，看到非常多的问题。相对来说，性别议题在当下的环境中也比较有讨论的空间。
Q：关注女性议题与你自身的遭遇有关联吗？
弦子：有的时候我是主动选择，有的时候是被动的双向选择。这个事情让我有这样的转变，但很多时候是对方找到你需要帮助，她们需要经验。
Q：现在回过头来看，你怎么评价曝光这件事对你人生产生的影响？
弦子：我只能说，这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发生的事情都是我们被迫选择的。后续的遭遇我只能说，我们还是努力从困难中寻找意义。在有了影响力和一些关注后，我们也努力让自己去做一些好的事情。不管是疫情时期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还是帮助一些涉及性别暴力的个案，我们努力从不好的经历里去找自己能做的事情，也是让自己遭遇的那些困难有一点意义。
Q：走过这两年，你觉得自己有了哪些变化？
弦子：可能是心理上变成一个更坚强的人了，对，变成一个更坚强的人。对于性别暴力、权力结构不平等问题，会有更深的认识。
我在微博上接触了各种各样的个案，不局限于性别暴力，也不局限于女性。我在不同的个案中尝试去看到个体，去理解个体的处境，去支持个体的选择。这个可能对我来说是一个好的改变。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我有了一些助人的经验，不管是去传播这些个案，还是去跟当事人沟通，我觉得很多经验是我去做了之后才会有的，这也是非常宝贵的经验。
Q：有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吗？
弦子：比如说身体上会有各种各样不好的影响吧。在网上投入的精力太多，其实会伤害到你的身体和情绪。
Q：平时会怎么调节？
弦子：我们有一个比较紧密的朋友群体，大家都关注性别议题，或希望做出一些倡议和改变。有一些朋友跟我在一起，会形成安全空间，让你有负面情绪的时候可以倾诉，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解决办法。有时候个案推进比较顺利，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安慰。
（2020年12月3日 原文已被屏蔽）
朱军性骚扰事件经过：
2014年的时候，我读大三，我们当时的老师是《艺术人生》的制片人，每年都会带着学生去央视实习，当时我实习的作业是拍摄实习过程的一个纪录片。实习前期一直没和朱军说过话，只是见过。
事发地点是央视老楼，当天我们另外一个实习生按照惯例要去化妆室给朱军送水果零食，他就跟我说：“你要不要跟我一块去，这样我就可以把你介绍给朱军，我们一块说话的时候你就可以把你那个纪录片的采访就做了。” 然后我就去了，当时化妆室内一共3个人，我和另外一个实习生还有朱军，刚进去说了几句话，那个实习生手机就接到一个信息要去拿iPad（台词本），然后他出去的时候我也跟他一块走了，快走到门口时实习生突然回头说：“你就陪老师聊一下。”然后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拒绝，就答应他留在化妆室了。
当时化妆室的门是虚掩着的，然后我就坐下来，朱军就主动问我你是不是XX老师带过来的？我回答是，他又说他跟XX老师认识很多年了，然后紧接着就问我要不要留在央视，我回答说我不想，因为当时特别不喜欢央视。然后朱军又问我你想干嘛，我说我想考研，他又问你想考哪个学校呢，我回答说我想考XX吧，然后他又说他认识XX的一个XXX校长，他们当年是一块在北京奋斗的，关系特别好。我没吭声，然后他又问我去没去过央视的新楼（大裤衩），我说我没有去过，他说央视新楼那边有很多好的餐厅，有机会带你去，我当时就觉得很奇怪，然后他紧接着就把我的手给拉过去了，要给我看手相，我就很不舒服的把手抽了回来，他又问我是哪人，我说武汉人，他说你这辈子都不会靠近水，我当是第一反应是武汉人怎么可能不靠近水，然后他就接着说他看手相看到了什么。说完就突然的拽我靠向他身体，我一直扶着椅子扶手没被拽起来，然后朱军就把他的手伸进我的裙底，因为裙子比较长而且没有弹性，朱军伸到膝盖往上一点的位置后，手就伸不进去了。然后他就一只手拽我，另外一只手隔着衣服在摸我的身体，上半身就是下半身那种。然后他就说我很早就注意到你了，说罢就用两只手扣住我的脑袋强吻了我一下，整个过程可能就5分钟左右。然后嘉宾阎维文就敲门进来了，然后朱军就跟他打招呼，我趁机就走了。
事发后报警：
事件发生后我就回学校了，给几个朋友打电话讲述了事情经过，大家都劝我不要声张。第二天，因为不知道怎么请假我就又去了央视，一进央视老楼就感觉很不舒服，因为前一天的事让我有些压抑，然后我就给我们学校另外一个和我关系比较好的老师打电话，向她述说了整个事件的经过，她听完电话就哭了，她当时建议我立刻报警，说朱军这个行为表现出来他很熟练，他一定是个惯犯，如果你不去报警的话可能还会有女生遭遇不幸。
和老师沟通完挂了电话我就打了110，110一直跟我反复确认是不是央视那个主持人朱军，我说是，110就跟我说你可以去XXX派出所那报警。我去了XXX派出所做完笔录，警察就来到央视的案发化妆室调查取证，在化妆室提取了一些东西并调取了监控录像，并拿走了我案发当天穿的那件衣服，并从我身上、头发、脖子等地方提取了指纹和DNA，然后还抽血了。当晚警察把监控录像调出来之后，我在刚出那个化妆间的时候，低着头然后下意识的用我的手背抹了一下嘴。
事件对我的影响：
这个事件之后一直没有结果，对我本身影响不大，但父母知道后很介意这个事，印象最深刻的是每年春节都在奶奶家过，看春晚的时候父母一看到朱军就说赶紧换台，至于为什么换台又难以启齿，没办法和亲戚解释，这个事情让我觉得很愧疚。
我期待的结果：
我希望更多的受害者会站出来，我也希望朱军能尽快起诉，让司法程序能够更快的介入，我们可以法庭上见，我跟我的律师要走的司法程序也不会停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