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Web3 网络和其他 DAO 的制度经济学 - JoanJiao/TokenEconomyBook_Chinese GitHub Wiki

制度经济学（Institutional economics）研究正式或非正式制度 - 如程序、惯例、安排、传统和习俗 - 在社会经济背景下的作用。自互联网出现以来，已经形成了许多分布式互联网部落，如社交媒体平台、电子商务平台或知识平台。Web3 网络引入了一种基于互联网的新型制度基础设施，使分布式互联网部落能够以更自主的方式自我组织和协调，由目的驱动的代币引导，并通过机器可执行协议来执行。它们通常被称为去中心化自治组织 (DAO)。

区块链网络和类似的分布式账本可以破坏传统的治理^1 结构，并挑战当前社会组织方式的形式。它们可以 (i) 通过提供透明度来减少组织的委托代理困境； (ii) 使用原生代币激励网络参与者，从而去中介化并降低管理成本，以及 (iii) 用主动和自动化机制取代当前法律体系的被动程序安全性，使潜在的违约成本高昂，因此不可行。Web3 网络通常在互联网上提供更加分布式和自发的协调，这些人员和机构之间甚至可能彼此不认识或不信任。协调结构被称为去中心化自治组织（DAO）。

DAO 解决了一个古老的治理问题，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将其称为“委托人-代理人困境”，当一个组织的代理人有权代表委托人或影响委托人（另一个委托人）做出决定时，就会出现这种问题 组织中的个人或实体，例如代表股东行事的经理或代表公民行事的政治家。在这种情况下，当一个人承担比平时更多的风险时，就会出现道德风险，因为其他人承担了这些风险的成本。更一般地说，当代理人为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委托人的利益行事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因为委托人无法完全控制代理人的行为。当存在潜在的信息不对称时，这种困境通常会增加。

比特币网络可以被认为是第一个真正的去中心化和自治组织，由比特币协议协调，任何人都可以自由采用。比特币网络提供了一个没有银行和银行经理的货币操作系统，并且自 2009 年创建第一个区块以来一直保持抗攻击和容错性。没有中央实体控制网络，这意味着只要人们继续参与网络，只有全球停电才能关闭比特币。治理规则与网络代币相关联，旨在通过已被证明是执行网络服务的有效动力的激励机制来引导网络节点的行为（了解更多：第 1 部分 - 区块链和其他分布式账本，第 4 部分 - 目的驱动的代币）。

随着以太坊网络的出现，DAO 的概念将技术栈从区块链协议提升到智能合约。在需要具有抗攻击共识协议的区块链网络来创建 DAO 之前，智能合约使 DAO 的创建变得易于编程，通常只需要几行代码，并且无需设置自己的区块链基础设施。DAO 的应用案例从简单到复杂。复杂性取决于利益相关者的数量，以及该组织内由智能合约管理的流程的数量和复杂性。代币治理规则激励和引导参与者网络，用自主执行的代码取代对自上而下组织的需求。根据 DAO 的目的和治理规则，以及 DAO 利益相关者的自治程度，其应用案例可能类似于公司或国家。使用智能合约作为其运营基础设施的组织可以使用法律制度来保护有形财产，但这种使用次于智能合约可以提供的抢先安全机制。

2016 年的 “TheDAO” 是以太坊网络上如此复杂的智能合约的一个非常早期的例子。TheDAO 的目的是在没有传统基金经理的情况下提供一种自主的基金管理工具。在为期 4 周的代币销售中，TheDAO 针对 ETH 发行了 DAO 代币，筹集了等值于 1.5 亿美元的代币，成为当时最大的代币销售案例。它的想法是，每个 DAO 代币持有者都将成为这个去中心化投资基金的共同所有者，与持有的代币数量成比例，并且可以参与具有比例投票权的投资决策。TheDAO 代币持有者通过多数共识雇佣的分包商可以为 TheDAO 提供专业服务。然而，由于软件中的编程错误，TheDAO 的这一愿景从未成为现实，因为该项目在投入运营之前已经耗尽了大约三分之一的资金。这导致了有争议的以太坊网络硬分叉。一个主要缺点是 TheDAO 的治理规则没有考虑到在不可预见事件的情况下的决策过程（在下一章阅读更多内容：链上与链下治理）。

这个基于智能合约的 DAO 的早期用例表明，比特币网络通过复杂的共识协议解决的问题，建立在数十年的应用和理论研究之上，不能简单地用几行代码来复制。TheDAO 的目的与比特币网络不同，因此需要一种新型的抗攻击转向机制，但 TheDAO 的治理规则仅用了几个月时间就开发出来了，其中大部分是由完全没有治理专业知识的工程师开发的。DAO 的代币治理规则基于对代币持有者行为方式的过度简化的假设：它们没有充分考虑心理现象，例如“搭便车问题”^2 或“有限理性”[^3]等行为经济学领域的问题（阅读更多：第 4 部分 - 目的驱动的代币）。相反，他们的代币治理设计基于这样的假设，即小代币持有者会模仿大代币持有者的行为，因为他们有更多的“利益在其中”（skin in the game），因此他们被认为会花时间做出明智的决策。实际上，大多数小代币持有者根本没有参与任何投票过程，可能希望其他代币持有者能代表他们做出正确的决定。此外，投票过程涉及个人干预，钱包可用性不佳，将许多较小且技术上不太熟练的代币持有者排除在参与投票过程之外。整个事件表明，“去中心化”也是人类行为的问题，因此也受制于行为经济学，而不仅仅是一个数学或技术问题。

我们看到更多具有广泛用途的 DAO 出现在 Web3 之上。较新的 Web3 应用程序专注于提供即插即用的端到端框架来构建 DAO。提供的工具集包括宪法框架、争议解决框架等元素，因此新的 DAO 项目不必从头开始构建所有必要的组织和制度元素。它们降低了建立去中心化组织的技术成本，因此你可以专注于你想要构建的内容（网络的目的）以及你希望如何构建它（网络的治理规则）。许多项目都构建在以太坊网络之上并提供模块化智能合约框架，具有易于使用的用户界面，允许没有技术知识的人创建自己的去中心化组织。此类组织的权力下放程度可根据需要而有所不同。此类项目的代表有 “Aragon”、“Bitnation”、“Colony”、“Commonstack”、“DAOStack”或“MolochDAO”，每个项目的重点、意识形态或进展和成功水平都不同。

DAO vs. 传统组织机构

我们社会的很大一部分都是以自上而下的指挥和控制结构组织起来的。法律体系的作用是确保和执行所有规范我们社会经济互动的机构的合同协议。此类法律框架的代表是 (i) 国家宪法，(ii) 员工与组织之间的雇佣合同，(iii) 组织之间的供应协议、采购协议或销售合同，或 (iv) 不同国家的政府之间的双边或多边协议。经济机构的组织结构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是制度经济学、管理科学和控制论研究的主题。管理一个地理区域成员（也称为公民）的政治机构，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这些则是政治学、经济学，特别是制度经济学、社会学和控制论的研究主题。

公司的演变和“公司理论”：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在他的《公司理论》一书中认为，如果公司能够在内部比外包更有效地生产他们需要的东西——考虑到所有例如搜索、信息获取、讨价还价和商业伙伴关系的监管或在市场上进行双边交易的成本，那么公司就会出现。他的理论解释了从工业革命到 20 世纪后期，通过生产的垂直整合，以及随后跨国公司的兴起，所产生的经济生产的集中。近几十年来，这些 20 世纪高度结构化、集中化和官僚化的组织已经让位于更松散、更扁平的组织形式，例如“合乐制（Holacracy）”，这是由自力更生的单位引导的更自主的组织结构的一个例子。互联网作为一种信息共享技术，极大地促进了这种组织创新，并引发了一场外包革命，以及缩小了公司规模（以员工人数计）。此外，Web2 的出现以较低的交易成本促进了全球做市机制，从而实现了以产消者为中心的新组织形式。然而，仍然有一个强大的中介，一个受信任的第三方——如亚马逊、eBay、Zalando、优步、Airbnb 或类似公司——为两个人通过互联网进行交互提供一个受信任的平台。虽然围绕这些平台的产品和服务越来越分散，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但服务条款始终由这些平台提供商决定，这些平台提供商大多是私营公司，他们控制着所有用户的数据。智能合约有权解除这些平台的中介，引入协调活动的新方式，例如任务分配、协调和监督一群具有共同经济利益但不同地理分布的人。

民族国家的治理和代议制民主：民主是一种治理体系，在该体系中，共享地理区域并受群体集体决策影响的人们同意平等地参与所述决策过程。个人应该如何参与决策的问题一直是许多辩论和冲突的根源，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直接民主是一种人们直接决定所有政策举措的民主形式。然而，群体越大，群体成员就越难参与到每一个决策过程中，原因有很多，比如协调成本高、每个人的心理交易成本高等。结果，集中式的机构和官僚组织结构围绕着现代的代议制民主国家出现了。在这种代议制中，民选代表代表一个国家的所有合格成员，即主权者进行治理。两种系统各有优缺点，具体取决于所管理群体的规模和类型。最近的政治历史表明，公众对既定的政治治理体系高度觉醒，政治学家将其称为“后民主”。它的特点是越来越偏远的统治精英和公民都越来越多地要求在决策中夺回自己的位置。全球化效应，如自由贸易、更便宜、更快捷的运输和互联网，都进一步削弱了一个民族国家规范其公民生活的权力。解决这种幻想的一个建议是“流动民主”，这是一种新型民主治理方式，选民以更灵活的方式委派投票权，允许在委派权力和委派时间框架上有所区别。这是一种协作决策的方式，它不依赖于选举产生的代表，而是依赖于部分或暂时的投票授权。虽然“流动民主”可能为已建立的民主制度的一些问题提供解决方案，但这是一种不可行的治理方式，因为我们目前的结构主要是基于（i）国家法律孤岛，这是前互联网和前全球化时代的残留，以及（ii）纸质投票系统的主导地位。

去中心化自治组织涉及一组根据自主执行的开源软件协议相互交互的人，在没有双边协议的情况下。区块链协议和/或智能合约代码形式化了 DAO 的治理规则，规范所有网络参与者的行为。DAO 提供了在互联网上围绕特定的经济、政治或社会目的建立更流动的去中心化组织的可能性。它们为可能生活在不同地理区域、说不同语言，受制于不同司法管辖区的彼此不认识或不信任的个人和机构提供了一个操作系统。流动民主的元素可以应用于协议级别（委托证明或工作证明矿池）和智能合约级别，其运营成本低于我们今天生活的“链下”世界。执行网络任务可以获得网络代币奖励。代币也可用于行使投票权。一旦部署起来，一个完全去中心化的自治组织就会独立于其创建者，不能由一个实体来控制，只能由组织参与者的多数共识控制。[^4] 确切的多数规则在共识协议或编码的智能合约中定义，并且因应用场景而有所不同。DAO 具有解决全球协调问题的潜力，例如国际供应链的不透明性和缺乏可执行性的全球政策制定。这可能是联合国许多组织已经在研究智能合约应用的原因之一，例如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项目署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DAO 是开源的，因此也是透明的，如果设计得当，也不会发生腐败。该组织的所有交易都由区块链网络记录和维护。代码升级提案可以由网络中的任何人提出，并由相关网络参与者的多数共识投票通过。因此，DAO 可以被视为分布式生物群落或分布式互联网部落，它们生活在互联网上并自主存在，但也严重依赖专家个人或较小的组织来执行某些无法被自动化取代的任务。但是，我想说的是，不存在完全去中心化和自治的组织。根据治理规则，有不同程度的去中心化。此外，虽然网络在地理上可能是分布式的，有许多独立但平等的网络参与者，但写在智能合约或区块链协议中的治理规则将始终是中心化的点并失去直接的自治权。DAO 在架构上可以是去中心化的（独立的参与者运行不同的节点），在地理上也可以是去中心化的（受不同的管辖），但它们在逻辑上是围绕协议而集中的。如何在必要时升级协议的问题通常会委托给一组专家，他们了解代码的技术法律复杂性，因此代表了集中化的点（了解更多：第 2 部分 - 链上与链下治理）。

Web3 网络和基于智能合约的 DAO 是由三个相互依赖的网络组成的复杂系统：(i) 计算机网络，(ii) 人员网络，(iii) 代币流网络。它们是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动态适应性的社会经济网络。动态是指由于其人工代理设置的操作（发送代币或使用其他网络服务、贡献代码或分叉到另一个网络）而导致网络的持续状态变化。自适应意味着 DAO 参与者不断适应他们是网络的一部分，因为个体参与者和整个网络之间存在反馈循环。个人行为会影响系统，因此，系统作为一个整体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复杂系统与其他（不太复杂的）系统的不同之处在于，系统级别的行为不能轻易地从单个网络参与者引起的本地状态变化中得出或预测。

系统论是与“控制论（cybernetics）”相关的众多工具之一，“控制论”是一门研究生物、机器和组织的自治系统的跨学科科学领域。“控制论”一词源于希腊语，可以翻译为“引领（steer）、导航或掌舵（govern the ship）”。引领是指建立目标，而不是告诉系统该做什么。这些目标可以是个人的（个人的愿望和需要），也可以是公共的（关于集体政策的社会共识）。在政治学领域中，自我引导和共同引导系统通常被称为民主。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将控制论称为一门学科，它还可以帮助经济学家将市场理解为“自组织或自生成系统的复杂现象”，并使用控制论反馈机制进行经济模式预测。他将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概念解释为对控制论中反馈机制运行的预期。

DAO 的制度经济学

制度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子集，它与政治学、社会学或历史学相交叉，研究正式或非正式制度在社会经济背景下的作用。“制度”代表一套规则或合同，这些规则或合同能够实现社会互动，例如程序、惯例、安排、传统或习俗。它们通常嵌入不同相互依赖层的设置中：自然、文化和法律规则集。机构还可以看作引导和激励群体中个人行为的实体。制度经济学家古斯塔夫·冯·施莫勒 (Gustav von Schmoller) 说：“对组织和制度的研究，对于社会身体的知识而言，就如同解剖学对于身体的意义。”

不同的制度经济学流派对他们认为的制度有不同的定义。早期的社会团体是社区，例如部落、氏族、家庭。随着技术和社会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和更大地理区域的治理变得可行，新的社会机构出现了，最突出的是民族国家和公司。

自互联网出现以来，已经形成了许多分布式互联网部落，例如社交媒体平台和其他平台。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区块链网络引入了一种新型的基于互联网的机构基础设施，由机器可执行协议管理。因此，去中心化的自治组织可以被视为 Web3 的新社会有机体。它们代表了带有所有网络活动的实时数据的社会经济网络，但与 Web2 不同的是，这些数据对所有人都是公开的，不受单个实体的控制。Web3 使我们能够以几乎实时且可公开验证的方式记录和分析新机构的出现。鉴于数据科学的进步，这允许新的数据驱动的协调机制，并启用具有几乎实时反馈循环的新的超国家治理形式。未来几年将揭示机器强制经济机制（machine-enforced economic mechanisms）的影响，以及智能合约对法律合约和集体社会经济指导机制演变的影响。

在其制度结构中，Web3 网络更像民族国家，而不是公司。区块链协议可以与一个民族国家的宪法和管辖法律相媲美。网络中的自治参与者是网络的主权者，因此受制于网络构成、区块链协议或智能合约代码。例如，工作量证明网络的货币政策在协议中进行了定义，并规范了网络代币的铸造环境。协议中还定义了财政政策，并规定了交易费用。利益相关者可以随时选择加入和退出，决定成为社区的活跃成员并参与代码的开发，或者在代码升级时决定代码更改。

民族国家类似于许可网络，而不是无许可网络。在大多数国家，只有上述民族国家的公民才有特权成为网络的一部分，或者换句话说，在该国家生活和工作。非公民可能会获得进入该国或在该国工作的临时许可。虽然您可以通过移民或移民的方式选择加入和退出，但这种选择通常会带来高昂的个人和经济成本，并且需要时间。民族国家主要通过抑制作用来引导其公民的行为：当你违反法律时，你必须支付罚款或入狱。税收可以被视为公民为获得政府服务而支付的网络交易成本。在某些情况下，国家政府制定税收减免和补贴作为积极激励措施，以“推动”其公民采取特定行为。税收政策是一个国家财政政策的一部分，它与中央银行的政策一起决定货币政策，旨在引导网络参与者进行某些经济行为。

DAO 中的货币和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是指对一国货币的货币供应量的管理，如诱导利率，由中央银行、货币局和其他相关监管机构制定并实施，以实现通货膨胀、消费、经济增长和流动性等宏观经济目标。大多数央行的主要目标是在降低失业率的同时管理通胀。在这些情况下，目标通常是实现经济增长，或至少实现以国内生产总值（GDP）衡量的稳定，以保持低失业率和稳定的汇率。大多数中央银行使用以下工具的组合来调节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i）公开市场操作，^5（ii）准备金要求，^6（iii）汇率干预，（iv）短期利率。

区块链网络的代币供应政策可以看作是区块链网络的“货币政策”。该代币供应策略在协议中定义，并确定本地网络代币的供应和可用性。正如各国的货币政策可能因国家而异，区块链网络和其他 DAO 的代币供应政策也可能会有很大差异，从而引入了一个新的应用研究和开发领域。代币供应可以从一开始就固定，就像比特币网络的情况一样，也也可以是未定义的，就像以太坊网络的情况一样。

例如，比特币的代币供应在协议中受到监管，并且是在协议实施和部署之前定义的。每次矿工发现一个新区块时，都会创建新的 BTC。第一个 BTC 于 2009 年在创世区块中创建。每个区块产生的 BTC 数量每 210,000 个区块或大约每 4 年减少 50%。因此，比特币代币的数量被限制在略低于 2100 万比特币。最后一个 BTC 估计将在 2140 年开采，届时区块奖励将降至 1 聪（Satoshi） 以下，这是 BTC 的最小面额。尽管区块奖励减少，矿工仍然会受到激励去维护网络，因为他们可以为确保交易而收取费用。改变比特币网络的货币政策需要网络参与者的多数共识，这是可能的，但也不太可能。代币通胀由每年新铸造的代币数量减去被烧毁的代币数量决定。如果协议带有固定的代币供应，考虑到沉没的代币，当需求超过新代币的供应时，这就可能会导致本地代币的通货紧缩。[^7]

以太坊的代币供应不是预先定义的，而是由网络的利益相关者共同管理：(i) 开发人员，(ii) 全节点，(iii) 矿工和其他网络参与者。以太坊代币销售的初始贡献者在创世区块中分配了 6000 万 ETH。另外 1200 万个 ETH 分配给了早期贡献者和以太坊基金会。由于共识协议的变化，区块奖励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影响发行率的一个事件是 2016 年的“Homestead 分叉”。出块时间减少，导致发行率暂时上升。2017 年，一种机制被激活，增加了挖掘区块的难度，从而减慢了区块的速度并减少了新铸造的代币的发行。它被称为“难度炸弹”[^8] 或“以太坊冰河时代”。同年晚些时候，“拜占庭分叉”发布，区块奖励从 5 ETH 减少到 3 ETH。最近的下降是在 2019 年从 3 ETH 下降到 2 ETH。

根据治理规则的类型，在系统中拥有大量股份的代币持有者可能会影响市场需求或影响代币的价格，从而影响该代币的汇率，他们充当了“准”中央银行。在代币持有者彼此不认识或不信任的网络中，协调行动可能难以实施，因为这需要主要代币持有者串通协调购买或出售代币以操纵市场并引导内部代币经济。如果网络代币的大量股份由一个单一的代币持有者持有，或者由彼此认识的有限数量的代币持有者持有，则通过协调行动将更容易进行引导。在许多早期代币销售之后，这一直是一个大问题（了解更多：第 2 部分 - 代币销售）。

财政政策是指利用政府支出和税收政策来影响宏观经济状况。税收是引导经济活动的重要财政政策工具，同时为政府支出提供资金，这是另一种财政政策工具。政府可以将资金用于补贴、转移支付，包括福利项目、公共工程项目和政府工资。虽然较高的税收会降低个体行为者的自主权，但政府支出可以激励受益人花费资金，并可用于定向经济增长。

在公共和未经许可的区块链网络中，财政政策可以通过人们必须为网络交易支付的“交易成本”水平来反映。这可能与国家政府征收的增值税相提并论，只是在公共区块链的情况下，征税者是验证交易并因其网络服务而获得奖励的自主节点。在权益证明设置中，“财政政策”机制反映在协议变量中，例如 (i) 质押、(ii) 归属期和 (i) 根据联合曲线机制填充或耗尽的储备池。 [^ 9]

本节概要

自互联网出现以来，已经形成了大量分布式互联网部落，最终形成了今天的社交媒体平台。DAO 代表由机器可执行协议管理的动态网络。他们承诺在互不认识或互不信任的用户之间通过互联网进行更加分散和自发的协调。

Web3 网络提供了一个公共治理基础设施，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组织现有的委托代理困境和随后的道德风险。他们的原生代币提供了一种新的激励形式，可以在没有第三方的情况下自动调整利益。比特币网络可以被视为此类第一个去中心化自治组织。

当组织的代理人有权代表或影响组织中的委托人、其他人或实体做出决定时，就会出现委托代理困境。例如代表股东行事的经理或代表公民行事的政治家。当一个人承担的风险比他们通常承担的风险多时，就会发生道德风险，因为其他人承担了这些风险的成本。

DAO 可以通过智能合约进行固化。用例从简单到复杂。复杂性取决于利益相关者的数量，以及该组织内流程的数量和复杂性。根据目的和治理规则，DAO 组织可能类似于公司或国家。

Web3 协议可与民族国家的宪法和管辖法律相媲美。与区块链网络类似，民族国家也有一个代码，即宪法，它是公开的、开源的，但法律不能自我执行。

在其制度结构中，公共和未经许可的区块链网络更像是国家，而不是公司。网络中的自治参与者是网络的主权者，因此受制于网络构成、区块链协议或智能合约代码。该网络的货币政策在协议中定义，并规定了网络代币的铸造环境。协议中还定义了财政政策，并规定了交易费用。

网络代币的货币政策确定了这些代币的供应和可用性。这些货币政策或“代币供应”可能因网络而异。

章节引用和延伸阅读

• Bevir, Mark: “治理：一个非常简短的介绍（Governance: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 Buterin, Vitalik: “DAO、DAC、DA 等：不完全术语指南（DAOs, DACs, DAs and More: An Incomplete Terminology Guide）”, May 6, 2014: https://blog.ethereum.org/2014/05/06/daos-dacs-das-and-more-an-incomplete-terminology-guide/ Caplan, Bryan: “From Friedman to Wittman: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cago Political Economy”, Econ Journal Watch, Issue 2(1) Pages 1-21. 2005

• Chavance, Bernard: “制度经济学（Institutional Economics）,” Routledge Frontiers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9, http://ipaa.ir/files/site1/pages/0415449111%20-%20Institutional%20Economics.pdf

• Chappelow, Jim: "货币政策（Monetary Policy）", Investopedia: https://www.investopedia.com/terms/m/monetarypolicy.asp (accessed Nov 12, 2018).

• Coase, Ronald: “公司的性质（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Blackwell Publishing, 386–405, 1937

• Crouch, C.: “应对后民主主义（Coping with Post-democracy）”, Fabian Society, 2000

• Dahlman Carl J.: “外部性问题（The Problem of Externality）”,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2 (1): 141–162, 1979

• Downs Anthony: “民主政治行动的经济学理论（An Economic Theory of Political Action in a Democrac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65 (2): 135–150, 2014

• Eisenhardt, K.M.; Graebner, M.E; “案例理论构建：机遇与挑战（Theory building from case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0, 25-32, 2007

• Eisenhardt, Kathleen: “代理理论：评估和审查。（Agency Theory: An Assessment and Review.）”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4(1), 57–74, 1989

• Empson, L.: “我与“他人”的关系：跨越研究实践鸿沟的身份之旅（My affair with the ‘other:’ Identity journeys across the research–practice divide）,” Journal of Management Inquiry, 22, 229-248.

• EthHub Contributors: "货币政策（Monetary Policy）", Ethhub: http://ethhub.eth.link/ethereum-basics/monetary-policy/ (retrieved Feb 2 2019)

• Fierlbeck, Katherine: “全球化的民主：权力、合法性和民主思想的解释（Globalizing Democracy: Power, Legitimacy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democratic ideas）,”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8

• Ford Brian: “代议制民主（Delegative Democracy）,” 2002, retrieved from: http://www.brynosaurus.com/deleg/deleg.pdf

• Ford Bryan: “重新审视代议制民主（Delegative Democracy Revisited）,” Nov 16 2014, retrieved from: http://bford.github.io/2014/11/16/deleg.html

• Friedman, Milton: “经济稳定的货币和财政框架（A Monetary and Fiscal Framework for Economic Stabi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38 (3): 245–264. 1948

• Friedman, Milton: “货币稳定计划（A Program for Monetary Stability）”.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1960

• George, G., Haas, M.R. & Pentland, A.: “大数据与管理（Big Data and Management）,”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7, 321-326. 2014

• Giddens, A.: “社会构成（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 Hayek, Friedrich: “法律、立法和自由：第 1 卷：规则和秩序。（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 Volume 1: Rules and Order.）” London: Routledge. p. 37. 1998

• Hayek, Friedrich: “哲学、政治和经济学研究（Studies in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 London: Routledge. p. 26. 1967

• Hayek, Friedrich: "作为发现程序的竞争（Competition as a discovery procedur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Austrian Economics. 5: 12. 2002

• Hayek, Friedrich: “法律、立法和自由：第 3 卷：自由人民的政治秩序（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 Volume 3: the Political Order of a Free People.）” London: Routledge. p. 158. 1998

• Jensen, Michael & Meckling William: “公司理论：管理行为、代理成本和所有权结构（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3(4): 305–360, 1976

• Kim, Christine: “以太坊区块链遭受‘难度炸弹’效应（Ethereum’s Blockchain Is Once Again Feeling the ‘Difficulty Bomb’ Effect）”, Feb 14, 2019: https://www.coindesk.com/ethereum-blockchain-feeling-the-difficulty-bomb-effect

• Hamilton, W.: “经济理论的制度方法（The institutional approach to economic theor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1), March: 309–18, 1919

• Hamilton, W.: “机构（Institution）”, in E. Seligman and A. Johnson (eds), 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 8, New York, Macmillan (repr. in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1(2), December, 1932

• Hamilton, David: “为什么制度经济学不是制度经济学？（Why is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not institutional?）“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Vol. 21. no. 3. July 1962. pp. 309–17.

• Heckscher, C.; Donnellon, A. (Editors): “后官僚组织：组织变革的新视角（The Post-Bureaucratic Organization: New Perspectives on Organizational Change）,” Sage Publications. 1994

• Hurwicz, Leonid; Reiter, Stanley: “设计经济机制（Designing Economic Mechanisms）”, Cambridge University, 2006

• Jacobides., M. G.: “组织结构的固有局限性和等级制度的未实现作用：近战的教训（The inherent limits of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the unfulfilled role of hierarchy: Lessons from a near-war）”, Organization Science, 18, 3, 455-477, 2007

• Matsusaka, J.G.: “直接民主有效（Direct democracy works）,”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 185-206. 2005

• Nelson, Edward: “米尔顿弗里德曼和美国货币史：1961-2006（Milton Friedman and U.S. Monetary History: 1961–2006）,“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Review (89 (3)): 171. 2007

• O‘Donnell Guillermo: “为什么法治很重要（Why the rule of law matters）,” in Larry Diamond & Leonardo Morlino, Assessing the quality of democrac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5

• Olpinski Maciej, 2016, May 5, “为什么我不再将以太坊解释为‘世界计算机’？（Why I no longer explain Ethereum as a ‘World Computer’）”, Medium Blog Post. https://medium.com/@maciejolpinski/why-i-no-longer-explain-ether-eum-as-a-world-computer-5adf7220b3eb#.smx6d7vm2

• Olpinski, Maciej: “用十点向非技术人员解释 DAO（Explaining DAOs to a non-technical person in 10 points）”, Apr 13, 2016: https://medium.com/@maciejolpinski/explaining-daos-to-a-non-technical-person-in-10-points-9a9618e718e8

• Olpinski Maciej, 2016, Nov 2, “在以太坊上构建‘经济网络版 Google’（Building ‘Google For The Economic Web’ on The Ethereum Blockchain）”, Medium Blog Post. Blockchain.https://blog.userfeeds.io/building-google-for-the-economic-web-on-the-ethereum-blockchain-de27cb3d23b#.ski5jhoye

• Paulin, A.: “通过流动民主到可持续的非官僚政府（Through liquid democracy to sustainable non-bureaucratic government）,”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for E-Democracy and Open Government, 205-217. 2014

• Roberts, Jeff John; Rapp, Nicholas: “新研究称近 400 万比特币永远丢失（Nearly 4 Million Bitcoins Lost Forever, New Study Says）”, November 25, 2017, retrieved from: https://fortune.com/2017/11/25/lost-bitcoins/

• Sharma, Rakesh: “什么是以太坊的“难度炸弹？（What Is Ethereum‘s ‘Difficulty Bomb’?）”, Invesopedia, Aug 10, 2018: https://www.investopedia.com/news/what-ethereums-difficulty-bomb/

• Toffler, A.: “产消者的崛起：第三波浪潮（The rise of the prosumer: The third wave）,”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84

• Veblen, T.: “为什么经济学不是进化科学（Why is Economics Not an Evolutionary Scienc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 1898

• Virtanen, Akseli; Bryan, Dick; Lee, Benjamin; Wosnitzer, Robert: “经济学回到加密经济学（Economics Back in Cryptoeconomics）,” Sep 11 2018, retrieved from: https://medium.com/econaut/economics-back-into-cryptoeconomics-20471f5ceeea

• Voshmgir, Shermin: “用区块链和智能合约扰乱治理（Disrupting governance with blockchains and smart contracts）”, Journal for Strategic Change, Special Issue: The Future of Money and Further Applications of the Blockchain, Volume 26, Issue 5, September 2017, Pages 499-509.

• Walch, Angela: “比特币区块链作为金融市场基础设施：操作风险的考虑（The Bitcoin Blockchain as Financial Market Infrastructure: A Consideration of Operational Risk.）” New York University Journal of Legislation and Public Policy, 18: 837. 2015

• Walch, Angela: “我们信任的代码 (Rs)：软件开发人员作为公共区块链的受托人（In Code (Rs) We Trust: Software Developers as Fiduciaries in Public Blockchains）,” 2019

• Werbach, Kevin. 2018. “信任，但要验证：为什么区块链需要法律。（Trust, but verify: Why the blockchain needs the law.）” Berkeley Tech. LJ, 33: 487

• Weber Max, 1948, 社会学论文集（Essays in Sociology）, translated, 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H. H. Gerth and C. W. Mill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Weber Max, 1978/1922, “经济与社会（Economy and Society）”, edited by 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Walton H. Hamilton (1919). “经济理论的制度方法（The Institutional Approach to Economic Theor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1), Supplement, pp. 309–18. Reprinted in R. Albelda, C. Gunn, and W. Waller (1987), Alternatives to Economic Orthodoxy: A Reader in Political Economy, pp. 204-12.

• Wiener, Norbert: “动物和机器中的控制论或控制与通信（Cybernetics or 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Animal and the Machine）,” Vol. 25, MIT press,1965.

• Williamson, Oliver: “组织经济学：交易成本法（The Economics of Organization: The Transaction Cost Approach）,”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7(3). 1981

• Wuisman, Iris; Mannan, Morshed; De Filippi, Primavera; Wray, Christopher; Rae-Looi, Vienna; Cubillos Vélez, Angela; Orgad, Liav: “现在代码自己运行：区块链技术的链上和链下治理（Now the Code Runs Itself: On-Chain and Off-Chain Governance of Blockchain Technologies）” Topoi,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Philosophy, ISSN 0167-7411. Topoi DOI 10.1007/s11245-018-9626-5, pp 1–11, 2018

• Zargham, Michael: “网络时代和控制论的重生（The age of networks and the rebirth of cybernetics）,” Web3 Summit 2019, Sep 13, 2019,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yNvoYuSFII&t=369s

• Zargham, Michael; Shorish,Jamsheed; Paruch, Krzysztof: "从曲线联合到配置空间（From Curved Bonding to Configuration Space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Cryptoeconomics, working paper series, retrieved from: https://epub.wu.ac.at/7385/1/zargham_shorish_paruch.pdf

• Aragon: https://aragon.org/

• Bitnation: https://tse.bitnation.co/

• Colony: https://colony.io/

• Commonstack: https://commonsstack.org/

• DAOStack: https://daostack.io/

• MolochDAO: https://www.molochdao.com/

脚注

[^3]: 行为经济学假设个人和机构的理性是“有限的”，并且他们 90% 的决定是基于心理捷径或“经验法则”。 特别是在压力和高度不确定的情况下，人们倾向于依靠轶事证据和刻板印象来帮助他们更快地理解和应对事件。

[^4]: 然而，在奥地利等一些国家，法律文献中存在将 DAO 视为民法伙伴关系的趋势，即根据 §§ 1175 ABGB 的“Gesellschaften bürgerlichen Rechts (GesBR)”。 民法合伙是为实现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的个人或企业的协会。 虽然建议签订书面合作协议，但这不是强制性的。 所有合伙人以其私人资产对合营企业产生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即使有人将 DAO 归类为 GesBR，许多未解决的问题（例如，团结责任）仍然存在。

[^7]: 据估计，由于人们无法访问他们的私钥，迄今为止发行的大约 370 万个 BTC 已经永远丢失。

[^8]: 难度炸弹是“以太坊冰河时代”的一种机制，在此期间，以太坊协议将从工作量证明（允许矿工通过相互竞争以找到哈希值来赚取 ETH）过渡到权益证明，其中奖励取决于你所拥有的代币数量或者你已质押的代币。难度炸弹是一段代码，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让在以太坊区块链上挖掘区块的难度级别以指数方式提高，从而抑制矿工，并促进向 PoS 的过渡。随着难度级别的提高，矿工将发现获得 ETH 变得更加困难；否则，他们可能会分叉以太坊网络以继续赚取挖矿奖励。